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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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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免费无码V看片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注161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注162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注163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注164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注165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注166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注167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注168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注169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注170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注171《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注172《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注173《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注174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注175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奕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注176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注177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注178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i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注179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注180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注181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注182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注183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1840—1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才知道它的器形。祭祀铜鼓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祭祀铜鼓祭祀铜鼓内景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战争贮贝器战争贮贝器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王鲁湘:都打赤脚。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李家山二次发掘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女性贵族的身影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张新宁:这座69号

                      的疑问此刻早已雪亮一片,偌大的一个火炉型阵法变成了土性,这一点小小的改动竟无意间破解了精妙的风水布局。土性入侵,火生土相,土生金相,原本克制金性虚灵的火阵成了培养它的温床!十四、飞花思考S的话语,不由得令我如坐针毡。阵形的变化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只凶猛的金性虚灵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但为什么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呢?难道是那位神秘高人早已将之收伏了吗?“奇怪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为了掩饰先前拍马未遂的尴尬,林岳岔开了话题,“深秋一过枫叶应该都掉的差不多了吧?”“可能是山势阻住了冷空气的关系,这里的温度是比外围高些。”我随口答道。“哈哈,你们两个伪自然家。”S在一旁取笑道,“这里的树都不是枫树,我同学说过以前这里的树都是绿叶,最近才发现变红的,有人估计是因为地下的矿藏造成的。”见我俩一脸茫然的样子,S又道:“不信跟我来,去后面看看。”跟着S翻过山坡,眼前的红色树林在坡道的凹陷处显出了一根明显的红绿分界线,原来这里生长的是绿色常青乔木。无奈的笑了笑,转头返回来路,这种自然现象却也神奇,但此刻更让我关注是那只金性虚灵的去向。回头无意的抬眼间,红色树林尽收眼底,怎么是这样的布局!我紧走几步,环视四周,又一路返回绿色树林的边界。“也算暂时告一段落了……”在一番探视后,我斜倚在一棵树边,重重地舒了一口气。“老凡,又有新发现?”林岳机灵地凑了过来,“这树林子有啥玄妙不成?”“嗯,这树林是被人动过手脚了。树林的边界在山坡上是圆形,直直地延伸到了这里,和那些绿色的树林交界的地方呈一条直线。”我望着山坡上晃动的红叶缓声道,“头圆身直,木星之象,顶生红叶呈火相。木克土生火,火又克金,这个燧木取火阵正好克制了金性虚灵。”“玄妙吗?唔,听你说的也还算可以吧。”林岳咧嘴道,“那就是说咱们不用费劲了?”“嗯,看情况这里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也省了我们不少事……”话未说完,S的叫声从一侧传来,两人循声望去,只见她扶着树干揉摸右脚,似乎是扭到了脚踝。“这丫头还真毛躁。”我摇头走了过去,幸亏身边有个林岳,虽然这个医生基本不会让人联想到他的职业。就在抬脚间,鞋底似乎踏上了了一根尖锐的物体,我不及收脚,下意识间脚底聚起了一块金属片,隔在了那物体的上方。低头细看,草丛中露出一根尖锐的刺状物,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芒,那光芒中含着一抹蓝色。循迹往四周望去,草丛中竟三五为数地星散遍布着这种金属刺!脑中闪过一阵不祥的感觉,我正要提醒林岳小心的时候,几片紫色的花瓣自眼前飘落。满山的树木都不曾开有如此淡雅的花朵,那这飞花又是从何而来?鼻间忽然传来一股宛若幽兰的花香,柔和得令人如沐温泉般舒适,周身遍布着一种说不出的酥软轻松,强烈的睡意不容抗拒地将我的意识封闭了起来。恍惚间,一声轻微的叹息传来,一片大震随即而至,身体仿佛飘入一层松软的云雾之中。……嗯,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还在山坡上?意识恢复的一刹那,似乎只有大脑在做着反应,躯体完全不听指挥地瘫软着。眼睛,睁不开啊!四周没有风的拂动,这是哪里?我……我怎么了?歌声,还有音乐声,不对,好像是有人在击打什么乐器,金属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豪迈激壮的歌声竟将这首原本悲怆的古词演绎出了一种踌躇满志的雄心,好一首《满江红》!身体在这一刻尽数恢复,我睁开双眼翻身坐起,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是个不大的空间,笼罩在一层灰色的雾霭中,身下是松软的土地,微微的亮光自头顶的某处照射下来,在地上投下了星点的光斑。循着歌声望去,在我身边的不远处,一个背影盘膝而坐,左手拿着一件长形的东西,右手则有节奏地在上面敲打着,发出金石般的声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歌声嘎然而止,浑厚的声音响起,“世事苍茫,变幻无常,岳武穆若是存活于现世,就不会愚忠到底引来杀身之祸,你说呢?”这仿佛感叹般的话语显然是对我说的,虽然有些惊讶,却不由自主地回道:“如果是按现在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去做,应该是这样。”“哦?多数人?”那声音继续问道,“那你是属于多数人呢还是所谓的少数人?”“像多数人一样的活着,遵循着少数人坚持的标准。”略带嘲弄意味的话语激起了内心的好胜心,我站起身朗声道。“哈哈……”那声音大笑不止,笑声在四周激荡着竟有些震耳的感觉,“这么说来,你自诩为君子咯?”“抱歉,我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我笑了笑,淡然答道,“因为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那声音似乎一愣,半晌没有言语,盘膝而坐的背影渐渐站起,转身向我走来。在星点的亮光下,一个清瘦却彪悍的青年人站在了面前,那张秀气得带着一丝阴冷的脸凑近着,细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狐疑。良久,自他的口中重重地吐出了三个字:“你很好。”一时间我有些啼笑皆非,先前的问答和现在的评价活脱脱地是一个古龙版的武侠场景,面前这青年人究竟是谁?这里又是什么地方?“不用想,也不必想。”那青年狡黠地笑了,修长的身体轻微地抽动着,“有时候不知道比知道要来得安乐,虽然会不明就里,但至少没那么累。”眼前这个青年说话间似乎总有着禅机般的寓意,但浑身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邪,尤其是当他靠近的时候,我的身体仿佛被一层阴冷的寒流包裹着,冰冷且窒息。那青年说完竟又自顾走到一边盘膝坐下,我发现他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根硕长的金属锥,锥体上遍布着花纹,材质似乎是黄铜的。而他的穿着打扮却无法辨识,除去面部和那一头长发外,全身都被一种奇异的朦胧包围着。“我并没有兴趣去打探和追问你。”这个古怪的青年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离开此地,因为还要去找两个朋友。”“你随时可以离开。”青年看了我一眼,摇头道,“既然你不是小人也不是君子,那我没道理硬留下你。”正想询问出口,耳畔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呼唤声,是晖儿的声音!和林岳出发前我嘱咐晖儿将停在市美术馆的车开到冶金仓库附近,看来是她找到了这里。“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身后歌声再度响起,但却距离甚远,回头间竟发现整个空间扭曲不堪地消失在黑暗中,一片突如其来的光芒顿时笼罩了我。……“亦凡!”呼唤声很近,就在身前不远处。我费力地在光芒中适应着视线,晖儿那惊喜的面容跃入眼中。这里是……医院?!四周的白色和那股消毒水的气味再度证实了判断,躺在病床上浑身酸软脱力的我,此刻正被晖儿、林岳和S围着。“你们……我怎么会在医院?”脑中前后混乱的感觉已完全抑制了思考。“那天赶到冶金仓库,到处都是乱石和泥土,问了旁边的工人才知道是仓库崩塌了。”晖儿的眼睛里布着血丝,看上去没睡好的样子,“我急得到处找人,混乱中又没人认识,后来看到你们三个被人抬出来,我还以为……”晖儿的声音有些哽咽,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一股歉意油然而生,我只顾着自己在外不知所谓地“替天行道”,却忽略了给晖儿带来的压力和担忧。“晖儿一直守着你,怎么劝都不回去。”S在一旁道,看她脚上的绷带,我忽然想起了草丛中的金属尖刺,那一抹蓝色分明是含有砷化物的迹象。“你也够能睡的,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正要出声询问S的脚伤,林岳在一旁突然开口了,“害我们一堆人守着你,担心加着急的。”“什么?我在这里昏迷了一天一夜?!”我一时惊讶不已,那年青人难道是梦境?“你那个超炫的能力差点害死你!”林岳走去关了房门,一脸严肃的说道,“本来你身上没有什么伤,只是晕了过去,但生命迹象却一直很微弱。主治医生想给你输液注射,但是针头一碰到你的皮肤就全部弯曲,根本扎不进去。”“呵呵,估计是驭金的能力在我昏迷时产生的下意识保护。”我苦笑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没有料到,“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闻到一股花香就昏睡过去了。”“你也是闻到了花香?是不是还看到了一些紫色的花瓣?”S兴奋地接道,“我和小林子也是在这之后昏睡过去的。”“我们处的位置正好是坍塌的边缘位置,没有被卷进泥石堆里。”林岳摸着脸上的纱布,一脸后怕道,“听说发现我们的时候,三个人都是卡在塌陷边缘的树干上。”“九死一生。”我听着心中也不禁微微发凉,看来我们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带着护士走了进来,身旁的三人立即让开。在一番检查和探视后,那医生惊讶的看了看我:“你年纪不大,功夫练的倒是很深。看来医学上的确是无法对你们这些气功修炼者作出合理的解释,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一席莫名的话语把我打入了云雾之中,看着林岳在后面杀鸡抹脖地做着手势,我只能含笑点头地作谦虚默认状。“肯定是你小子在那里编排什么乱七八糟的谎!”送走医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抓过林岳,恶声道,“什么气功修炼者、功夫高深的?!”“大哥,不这么吹你叫我怎么替你圆场啊?”林岳苦这脸道,“你那会儿一付刀枪不入的架势,是人看到都会犯晕,我不给你编个硬气功的谎,恐怕这会你早躺进实验室了。”“是啊,亦凡,你别怪林岳,不是他机灵的话,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晖儿轻声劝道。“得,算我错怪你了。”想来也对,我借台阶放开了林岳,忽然想起S的伤势,“S脚上的伤怎么样了?当时记得你好像是被什么刺伤了。”“嗯,是被山上的金属残片扎伤的。”S晃了晃扎着绷带的脚,满不在乎地说道,“一点皮外伤,医生检查后打了破伤风针,这两天都好的差不多了。”看S鲜活精神的样子,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也许是我多虑了,金属尖刺或许是无毒的。可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草丛中?而那些紫色的花瓣又是从何而来呢?“刚才主治医生检查下来没什么问题,我去帮你办个出院手续。”林岳冲S挤了挤眼,两人做贼似的立即开溜。“老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两人的举动加上晖儿在一旁欲言又止的神情,看来在这段时间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嗯,亦凡,你先答应我别生气。”晖儿担忧地看着我说道。“呵呵,我不生气,你说吧。”“昨天你们公司的副总来电话,说你……被辞退了。”“辞退?!理由是什么?”似乎无法用言语形容此刻的心情,辞退,也就是被除名,以我的能力及表现不应该会遭受如此的待遇。“说你短期内连续病假,对公司员工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公司开会决定辞退……”晖儿的声音低了下去。“呵呵,也好,也好,辞退了也好。”我怒极反笑,“使用价值是一个员工的存在价值,短期内我失去了使用价值,那就是多余了。”“亦凡,别这样……”晖儿轻轻地握住我的胳膊,“还有一件事,罗志云也来过电话,想聘请你去祥麟集团就职。”“哦?”罗志云此举应该是对上次彭候事件的报答,知恩图报在这个社会却也难能可贵。……回到家中,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萌然而生,连日来一直忙碌着工作和虚灵事件,已很长时间没有和晖儿在一起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了,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补偿机会。晚上,晖儿烧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那些菜式都是我爱吃的。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晖儿的脸上满是欣慰。像往常熟悉的那样,饭后晖儿在书房放上了两杯热果汁,两人各自在电脑上浏览了起来。“滴滴滴”,一阵呼叫声响起,原来是了然在通讯软件上呼叫。“上次你说的风水格局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败的很惨啊?”了然的话语依旧严苛。“呵呵,经过和你的探讨,我得益不少,这次侥幸全数摆平了。”看似客套,但这却是我的由衷之言,如果不是了然之前的资料和指点,恐怕我和林岳早就丧命在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中了。“哦,也算孺子可教了。你手头有什么比较玄妙的风水格局可以拿出来切磋一下,最近我比较空,闲得发慌。”了然的口气有些老气横秋,有时我甚至会假想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嗯,前些日子看到两个风水局,布的很是精妙……”我简要地把冶金仓库的布局和那些红叶树木的布局描述了一下。“不求甚解!这叫什么精妙?!扯淡!”了然似乎很是恼火,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脾气和说话方式,但也不免有些摸不着头脑。“斗煞聚火,它的关键在于形!你觉得斗内入土则破,火生土相,土生金相?无稽之谈!!!照你的理解,火本就生土相,那斗内加不加土不都一样生金吗?!土生金,为金之脉本,固而实之,加了土就更能稳固局内的金!”了然连珠炮似第打了一串文字过来。“是,我忽略了五行相生即相克的阴脉原理。”了然的话的确有理,五行中相生的也可以相克,而相克的也可以相生,就像两仪的阴阳鱼,阴极则阳盛,阳极则阴盛。“还有那个故作聪明的家伙,布个什么燧木取火的格局,木克土,弄得固金不稳,木生火相,引得斗火外泄。这搞得金固不住,火聚不了,简直是乱弹琴!”了然继续发着火,不过似乎他的脾气比往日要好了很多,换作以往,他早就下线走人了。“看来这风水五行变换的奥妙我还是没有参透,今后很多地方还要请您多多治教才是。”我生怕了然会下线,打上了一句奉承话。“别来这么些俗套的东西,我问你,燧木取火局的周围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没有?”了然突然问起问题来。“有,角金物遍布。”我如实答道。“金气外泄,角金护主。嗯,看来还是有人用活局解了围。不过那块地方应该受不了三局并入的,估计是毁了吧?”单从风水五行的安排变化便可以得知结果,我越来越佩服了然这方面的造诣了。“是的,落陷之势,尽毁。”“嗯,看来你所遇到的五个局都没什么危害了,也算你狗屎运。”了然的结语并不中听,但却让我很是欣慰,毕竟这些天来的危险和忙碌终得尘埃落定。就在我放下心中的石头,想和了然解解我那个奇异的梦时,屏幕上又蹦出了一派话语,那内容几乎令我当场崩溃:“你所说的五个风水局,东木绕柔,南火星点,西金角斗,北水育含,中土低掘。嘿嘿,如此形态生动的布局,恐怕你接下来就要对付一个五局联形的大局咯。”十五、月眼造化弄人,了然此刻便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句古语的寓意。虽然潜意识下并不相信之前的事件就此可以了结,但惯有的人类惰性使得我安然于息事宁人的心态中。了然的话则正中痛处,一并揪出了我心中沉埋的疑问。“您的意思是,这五个风水局原本就是一个大局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五个小局破尽之时也就是整个大局的开启之日?”沉默半晌,我小心地发去一个询问。“从单体而言是以五行相克的原理去克制每个方位的风水。但这个布局定五行,安四方,守其根本,五个局之间又是按照五行相生的原理在彼此呼应着。如果不是有个更大的局在这之下的话,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了然反问式的语句完全解释了答案。“那照您看来,这大局又是如何的呢?”急切之下我只究根源了。“又忘记是哪本劳什子书上说过的了:‘纵观堪舆玄妙,当推月眼之术。’能看清楚就看清楚,看不清楚就糊涂着过吧,至少不累。不过,我累,走人了。”了然下线了。看着灰暗下去的头像,我一时有些呆愣,他的言语之间竟如当日梦境中青年人的口吻,知道又如何?浑浑噩噩的固然沉沦,但总比清楚明了的时候要来得轻松,我也许不该如此执著。“……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突然发笑,这是我说的,没错,即便现在考虑的是关乎整座城市安危的大局,但相较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晖儿和我的朋友们,行若君子,而实似小人。“无所谓

                      来名医扁鹊为赵鞅看病。扁鹊出来,对家臣们说:“你们不要慌,他的血脉很正常,不会有什么危险。”家臣们都将信将疑。扁鹊说:“以往秦穆公也得过这样的病,昏睡七天七夜才醒。他醒来的那天,告诉大臣说,他是到天帝那里去了,感觉很快乐。之所以耽搁了那么久,主要是天帝留他做客。天帝还告诉他,晋国将有大乱,五代都不得安宁。大臣写下这些话,将它收藏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秦谶(chèn)’。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不用我多说。如今你们的主人的病和秦穆公一样,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醒来之后,他一定有话说。”过了两天,赵鞅果然醒来。他告诉家臣:“我去了天帝那里,与诸神游于天庭,听到仙乐飘飘,都是在人间没有听过的,非常动听,令我心旌神摇,兴奋不已。这时有一头熊冒出来欲要袭击我,天帝交给我一副弓箭,我一箭便将熊射死;又有一头罴(pí,棕熊)出来,我又一箭射死了罴!天帝十分高兴,赏给我两个竹箱子,还带着两只小箱子。我看见有个孩子站在天帝身边,天帝又送给我一只狄狗,说等我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狄狗给他。天帝还说,晋国也不长久了,就快要灭亡了,他思念虞舜的功勋,在恰当的时候会把舜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我的子孙。”家臣将赵鞅的话记录下来,藏在府中。过了几天,赵鞅出门,有人挡在路中间,要求面见赵鞅。赵鞅一看,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但又记不起是在哪见过。那人要赵鞅屏退左右,说:“您见天帝的时候,我就在天帝身边站着啊!”赵鞅仔细一想,确实是有这么个人,赶紧问:“您来这里是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那个人说:“您还记不记得,天帝让您射熊罴,您把它们都射死了?”赵鞅说:“记得。”那人说:“晋国将有大难,天帝让您灭掉两位卿,他们的祖先就是熊和罴。那个小孩就是您的儿子,狄狗是代王的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定占有代国。至于那两个箱子,意味着您的后代将会进行改革,穿着胡人服装,吞并狄人建立的两个国家。”那个人就是本书第一章说到的姑布子卿。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将姑布子卿的话一一应验。到了公元前311年,也就是秦惠王去世那年,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处女在他面前边弹边唱:“美人荧荧兮,颜若苕(tiáo)之荣。命乎命乎,曾我无嬴!”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美貌的女子光彩照人,有如盛开的紫云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什么花儿都比不上我嬴氏漂亮!赵武灵王醒来后,对这个梦念念不忘,多次在喝酒的时候向人提起,而且将那女子的模样描述得活灵活现。大夫吴广听说后,托人将自己的女儿娃嬴送进宫。赵武灵王一看娃嬴,脱口而出:“正是她!”于是将她收于后宫,不久便立为王后,也就是惠后。据司马迁介绍,娃嬴就是当年天帝许给赵氏家族的孟姚。这种说法究竟有何根据,估计连司马迁也说不清。因为这个传说,赵武灵王后来废除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惠后的儿子赵何,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赵武灵王心中,对赵章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公元前295年春节,群臣进宫朝觐赵惠文王,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坐在朝堂上听政,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众人。只见长子赵章身材高大,与自己相似,却要向北面叩拜,向弟弟俯首称臣,样子十分委屈。赵武灵王不觉心生同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子里。何不将赵国一分为二,就让赵章在代地称王呢?出现这样的想法,说明赵武灵王一代枭雄,却又不过是个家长里短的老头儿。古往今来,分家可以,分国却是闻所未闻。心疼一个儿子就将国家一分为二,如果心疼十个儿子,难道就将国家一分为十吗?赵武灵王把这事儿跟肥义说了,肥义大吃一惊。赵章桀骜不驯,已经有人给肥义打过预防针了,现在赵武灵王还要扩大赵章的权力,分裂赵国,这到底是要唱哪出啊!他明确表示反对。赵武灵王也不着急,说:“你先想想,这事我也仅仅是有个想法,还没有最终下决心。”春节过后,赵武灵王就带着赵惠文王前往沙丘(今河北省平乡)游览。他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小儿子好好说说,让小儿子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小儿子现在是赵国的主人,如果他不同意,事情就不太好办。赵武灵王没有想到,他这边为赵章想方设法争取权力,赵章却已经急不可耐,正在和田不礼商议要发动政变,杀死赵惠文王。当时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在沙丘都有行宫,没住在一起。有一天,赵武灵王正在寝宫中看书,突然听到外面喧闹,刚想叫内侍出去看,只见田不礼顶盔贯甲,带着一群武士闯了进来。赵武灵王大怒,将书甩到地上,喝道:“田不礼,你这是想干什么?”田不礼一直走到赵武灵王面前,单膝跪下,说:“启禀主父,城里发生了叛乱,安阳君担心主父的安全,特命下臣前来护驾。”“叛乱?”赵武灵王吃了一惊,“谁敢叛乱?”“大王。”“胡说,大王怎么会叛乱?”“大王即位已经四年,早就不甘受主父制约,所以叛乱。”田不礼说着,人已经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这个地方已经由安阳君的人保护起来了,请主父放心。”赵武灵王怒道:“我要他保护什么?你赶快带走你的人,我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田不礼头也不回地说:“不行,您不能出去,外面有危险。”随着宫门被缓缓关上,赵武灵王孤零零一个人呆坐在地上,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赵国的主父,已经被儿子囚禁了。与此同时,一名使者来到赵惠文王宫中,宣召他去主父宫中谈点国家大事。赵惠文王刚要出发,高信拦住了他,说:“相国早有交代,如果主父宣召大王,必须先通知相国。”赵惠文王说:“为什么?”高信犹豫了一下,说:“相国认为安阳君怀有谋逆之心,担心大王的安危。”赵惠文王想了想,说:“那好吧。”于是派人通知肥义。肥义过来后,对赵惠文王说:“让老臣陪大王一起去见主父吧。”肥义和赵惠文王同坐一辆马车,来到主父行宫门前。肥义说:“请大王在车上稍等片刻,老臣先进去向主父请安。”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驾车的高信。高信握了握腰间的佩刀,又看了看跟随他来的几十名骑士,朝肥义点了点头,意思是您放心,大王就交给我了。看着肥义拖着老迈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进行宫,赵惠文王的眼睛突然湿润。这位赵肃侯时代留下的老臣,曾经坚定地站在赵武灵王身前,为推行胡服骑射而甘当铺路石,现在又为了维护他的安全而甘为前驱,以身试险,叫他如何不感动?可是事情真的有那么危险吗?赵章平日里虽然狂妄自大,在主父面前却总是毕恭毕敬,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难道敢挟持主父?这行宫,从外面看起来还是一如往日的平静,落日的余晖洒在宫墙上,温暖而宁静,看不出任何阴谋的气息。但愿是肥义多心了。赵惠文王正这么想,肥义就又出现了。肥义还是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肥义虽然叫肥义,身形却十分消瘦,一阵微风便将他花白的胡须吹起。他只走了两步,颓然倒地,背上赫然插着几支箭,鲜血已经将整个背部染红。赵惠文王觉得喉咙干涩,刚想出声,一支长箭从宫中射出,稳稳地钉在车辕上。紧接着从宫门冒出一群黑衣武士,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马车冲过来。高信二话不说,打马便走。他带来的数十名骑士显然训练有素,有一半人自动拦在宫门口,与黑衣武士杀成一片;另外一半则紧跟在马车后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保护圈。赵惠文王回到他自己的行宫,立刻命令集结军队,交由高信带领,向赵章发动反攻。公子成和李兑在邯郸闻知政变,也率领军队赶来,还调集四周各县的地方部队前来护驾。赵章的党羽很快被打散,只剩下他和田不礼带着一些人还坚守在主父行宫。眼看行宫的大门就要被撞开,赵章情急之下,竟然冲进赵武灵王的寝宫,一把抱住赵武灵王的大腿,号啕大哭起来。“你这是怎么啦?”赵武灵王问道。“父亲!”赵章带着哭腔喊道,“大王要杀我,大王要杀我!”“不会吧?”赵武灵王神色木然地说,“刚刚不是你叫田不礼带人包围了这里吗?是你想杀你弟弟吧?”“啊!不是,不是这样。”赵章一个劲否认。“你这又是何苦呢?其实我已经跟相国商量,要把赵国的一半划给你,让你在代地称王,可你……”赵武灵王说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父亲!”赵章只是大哭,“您一定要救我,不要让大王杀了我,我是您的儿子啊!”“可是,如果你得手了的话,你会不杀你弟弟呢?只怕连我这把老骨头都不会放过吧!”赵章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看着赵武灵王,摇头说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对您下手?我只是想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才是赵国的太子,我又没犯什么错,父亲您为什么就要剥夺我的地位,让弟弟后来居上呢?”赵武灵王默然不语。这时,门外传来田不礼临死前的一声惨叫。公子成和李兑带着人走进来,看到赵武灵王在这儿,赶紧退后几步,说:“安阳君叛乱,下臣特意赶来救驾。”赵章吓得浑身发抖。赵武灵王思索了片刻,问道:“叛党都剿灭了吗?”公子成说:“都剿灭了……除了安阳君。”赵武灵王说:“那就好。安阳君该怎么处理,由我亲自来决定。你们先退下吧。”公子成作了个揖,就想退出。李兑暗中踩住他的脚,不让他走。公子成蓦然省悟,说道:“请主父将安阳君交给下臣。”赵武灵王说:“你说什么?”公子成说:“主父早已经将国政交给大王处理,下臣要将安阳君带到大王面前,接受大王的审判。”赵武灵王气不打一处来:“我如果不交呢?”公子成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说着他挥挥手,带人退出了寝宫。《史记》记载,赵章最终在赵武灵王的行宫中被杀。此后公子成被封为相国,号称安平君。李兑也不错,被封为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至于赵武灵王,他的结局只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赵章被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因为安阳君的缘故,我们包围了主父。按照赵国的法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两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主父行宫彻底包围起来。而且将宫女和内侍全部赶走,只剩赵武灵王一个人待在宫里,想出又出不来,又得不到食物,只好掏鸟巢里的雏鸟出来生吃。这样围了三个月之久,再派人进去打探的时候,赵武灵王已经不知道饿死多久了。赵武灵王这个人,历史上评价很高,关键是胡服骑射这件事很让人佩服。真正的改革,从来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把戏,而是大刀阔斧地向旧制度、旧习俗挑战。如果拘泥于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什么邪路不可走,那就不用谈改革。要知道,历史是在不断进步,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见了官老爷不用下跪,还可以时不时对政府发发牢骚,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看来,已经是走在邪路上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灵”这个谥号,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赵武灵王的一生。谥法: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赵武灵王一生东征西讨,武功赫赫,把赵国打造成了一个足与齐、秦抗衡的强国,却在处理家务事上优柔寡断,毫无章法,以至于父子二人都不得好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岂不痛乎!”【上兵伐谋:把问题丢给对手】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文公率领晋国三军从绛都出发,按计划讨伐曹国,以牵制楚国军队,救援齐、宋两国。晋国人再一次采用假道伐虢的手段,派使者到卫国请求借道。卫成公当然清楚晋国人的意图,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同意晋国的要求,让晋军从卫国通过,等晋军消灭曹国后,回师途中再顺手消灭卫国,易于反掌,今日的卫、曹两国就是当年的虞、虢两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如果不同意晋国的要求,晋文公正好借题发挥,给卫国扣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派兵攻打。卫成公权衡再三,决定不答应晋国的要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晋文公立刻改变进军路线,迂回到卫国南部渡过黄河,将主攻方向放到卫国,只派少量部队袭扰曹国,以防止曹军在晋军身后搞破坏。晋军气势如虹,几天之内便攻下了五鹿。对于晋文公来说,五鹿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想当年,他从翟国出发,流亡到卫国,被卫文公拒之城外,饥肠辘辘之时,在五鹿的田野里向农民乞讨饭食,农民毫不客气扔给他一块泥巴,狐偃马上跪下说:“这是上天赐给您国土!”没想到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晋文公果然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五鹿。野史记载,在感激狐偃之余,晋文公甚至没忘记找到当年向他扔泥巴的农民表示感谢。自古富贵宽容,穷酸刻薄,能够善待昔日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同年二月,中军元帅郤(xì)谷因病在五鹿去世,先轸由下军副帅调任中军元帅,胥臣臼季接任下军副帅。《左传》强调,进行上述人事调整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人的德行。三月,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举行会晤,结成了同盟。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卫成公再也坐不住了,派人跑到敛盂请求和谈,遭到晋文公的拒绝。“寡人先礼后兵,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却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求和,不觉得晚了点么?”他一边剔着指甲,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看都不看使者一眼,“回去告诉你们的国君,洗干净脖子,等着寡人来取他的头颅。”晋文公这样做,并非为了吓唬卫国人,而是另有深虑。卫国正好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北边是狄人部落,南边则有宋、郑两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必须先征服卫国;想联合齐国,也必须通过卫国;想控制中原的心脏——郑国,也必须先控制卫国。换而言之,晋文公如果想称霸天下,卫国就是门户,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太轻易答应卫国人的和平请求,则卫国人得之愈易,愈不加珍惜,势必朝三暮四,与晋国貌合神离。因此,必须要给卫国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卫国人从心理上彻底臣服于晋国。你想战便战,想和便和,没那么容易。卫成公急了,战又战不过,降又降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主动投靠楚国。而楚成王也正想利用卫国来牵制晋国。收到卫成公的求援信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请同盟的鲁国自东方出兵西进,楚军则自南方北上,兵分两路救援卫国。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听到卫成公投靠楚国的消息,卫国首都的居民(国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晋国同宗同种,既是近亲,又是近邻,必须亲善。在一小撮人的撺掇下,国人们居然以下犯上,群起而攻之,将卫成公驱逐到襄牛去居住,并且推举代表前往五鹿向晋文公再度请求和谈。与此同时,楚军的救援部队遭到晋、齐、秦联军的阻拦,不能继续北上;而鲁国派公子买率军进入卫国,也因卫国的政变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鲁僖公突然害怕起来,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晋国很有可能在这次中原混战中获得胜利。若果真那样,为了救援卫国而得罪晋国,实在是得不偿失。但部队已经派出去,现在下令收回的话,楚成王又肯定很不高兴。如何是好呢?任何看似进退两难的问题都难不倒缺德的人。鲁僖公很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军队撤了回来,以示不与晋国为敌;又杀了公子买,派人将人头送给楚成王,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救援任务,擅自回师,寡君十分恼怒,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杀了公子买,拿他的人头来向您请罪!”《春秋》记述此事:“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公子买奉命保卫卫国,没有完成任务,被刺杀。这个说法与鲁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史官的笔毒见于一个“刺”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来可以大大方方用个“杀”字。然而鲁僖公要公子买死,名不正言不顺,实为陷害忠良,滥杀无辜,但又不能明说,因此用个古怪的“刺”字,留待后人去猜想。我想说的是,一个缺德的领导背后,总有一批倒霉到随时准备背黑锅的下属

                      夫妻免费无码V看片。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究的修订本最近已经发表。见邓尔麟:《嘉定忠臣》;又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研究这个问题同样还可以引用《东堂轶札》,见《明清史料汇编》第十六卷,第1137—1172页。朱子素的《嘉定县乙酉纪事》和他的《嘉定屠城纪略》大致相同,但后者有更多的关于征服平定的材料。关于嘉定抵抗运动的一般情况,见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1、86—87页;《明史》,第3114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3—284页;《嘉定忠臣》,第282—28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1—27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1页。?同上书,第1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293页;《嘉定忠臣》,第284—289页。?同上书,第273页;《嘉定忠臣》,第29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4页。这发生在8月9日。?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9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97—301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2—2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3—194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36—45、63—66、85—93、145—15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页。?同上书,第15—17页,第87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99—109、13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29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27、35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19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11—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9—300页。?李成栋起先派浦峤去嘉定,但是结果表明在葛隆—外冈军事联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无法接管这座城市。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6—12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310—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0—301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0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9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132页。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当时以这样的笔法来描绘太湖:“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你道有多大?东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带三州。哪三州?苏州、湖州、常州。东南诸水皆归。一名震泽、一名县区、一名笠泽,一名五湖……吴人只称作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现出没于波涛之间。”见冯梦龙:《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页。这个出问题的地区在太湖的东南角。长白荡在陈墓外面。此时成了土匪活动中心的泖湖位于太湖和松江之间。明代地图比现代地图给出了更为清楚的界限,标明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许多河道和一些从太湖流向松江的小湖。?他们的船建造得像是竹条制成的翼面。这种高度机动船在今天的湖上仍可看到,一天便可驶出300浬。在秋天,船手们夜里上岸,躲进树林,准备突然出来进行抢劫。在浙江太湖南面尤其是这样。在多山的长兴县(湖州府),居民们完全以劫掠为生。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第109—110页。?顾公燮:《销复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又见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2页。1659年的宜兴地方志第六卷中的一份材料记载说,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由于掌握了秘密的功法而敢于在大白天里进行抢劫。一个当地的军官想抓住他们,他们两人“旋转火矛”,将其打倒在地。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7页。陆世钥得到了另一个叫沈自柄的秀才的帮助。?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吴易被史可法选入幕府。他的名字有时被误写成吴杨。顾沅:《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明史》,第33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2页。?土国宝可能是大同人,尽管后来清朝的史学家昭梿说他是投降了洪承畴的太湖土匪。昭梿还说,土国宝后来想联系郑氏家族进行起义。不过,清当局风闻此事后,故意切断了他部队的供给。当土国宝因此想从苏州逃跑时,他被抓获归案,他的妻子在钟楼上吊自杀。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18页;还可参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9页。顺便说一句,土国宝把16世纪拙政园的花园(今位于苏州市博物馆后)变成了总兵的住宅。董春:《中国的花园》,第234—238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7—229页。?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4页。松江抵抗运动的史料来自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32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0—244、365—366页;《明史》,第3113页;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957—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0—1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以及查继佐:《国寿录》,第76页。?陈子龙离开南京朝廷后,在1644年的10月至11月间回到了松江,料理家族墓基的建造,到1645年初完工。在把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继母埋葬之后,陈子龙举家搬至距省会西北几里地远的津浦县附近。那时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他病重的祖母、妻子、他的三个妾和几个儿子。艾维四:《陈子龙》,第133—134页。?何炳棣:《进身之阶》,第232—2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第二十八卷,第13—24页。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和江南家族的迁徙,见前“论”第二十二卷,第1—15页。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上法,江南地区从东晋(317—419)以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想的合法性。罗杰斯:《淝水之战之谜》,第5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24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当时有一传闻,说史可法从扬州逃了出来,在太湖统率着一支军队。另外的传闻说,刘泽清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南进以帮助江南。所有这些传闻都是假的。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0—271页。?李待问是1643年的进士,也是董其昌的挚友。查继佐:《国寿录》,第57页。沈犹龙(1616年的进士)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担任过福建和江西的巡抚,并在黄斌卿的帮助下平定了张普薇起义。郑芝龙向他投降后,他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和兵部右侍郎。尽管弘光政权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他拒绝接受。《明史》,第3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7—28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但是陈子龙的传记并没有赞扬他有这样的领导作用。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明史》,第31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黄家瑞为1634年进士,以后出任淮阳巡抚。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8—9页。?8月1日松江的这场抵抗运动,不论是一个预谋的叛乱,还是简单地发泄报复,它很快地失去了控制,是无疑的。人们指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南明政权时期做过史可法的军事顾问和负责军需官员。在南明军队败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军中,甚至可能接受这些军队将领们的命令。比如,杨文驄在他率军南进之前可能在苏州见过吴易。不过,局势十分混乱,以致于这几个推选出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和什么时候协调行动。这部分地因为他们很少知道清军在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像侯峒曾所说:“吾等不知敌军所在。神灵保佑,只有待敌而动,所谓骑虎难下矣。”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2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82、276—27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根据他的本传,陈子龙本人联络了在嘉兴的前吏部尚书徐石麒、嘉定的侯峒曾、黄淳耀、钱默和蒋若来,昆山知县杨永言、黄南阳和朱天麟,以及江阴、休宁、平湖、太仓和长州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甚至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前,荆本彻就已是南方防守战略的有力支持者了。他反对史可法北进收复首都的战略,建议将南方变成南明复兴的基地。在崇明岛,一个不太有名的明义阳王投奔了他,他是由最初在苏州投靠杨文驄的太监李国辅带到这里来的。荆本彻也得到商船专家沈廷扬的支持。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6—277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尽管吴志葵从来没有真正占领上海,但是荆本彻抢劫了这个城市周围的乡村。?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黄蜚是一个边地人,也是一名军士,他被辽阳著名的将军黄龙收为养子。在黄龙被满人杀死在辽东旅顺后,黄蜚接替了他的领导权。南明时期,史可法派黄蜚去南京南面的芜湖接受黄得功的指挥,他们因同姓而互称兄弟。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0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2页。?《明史》,第3113页;又见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5—36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根据一份记载,黄蜚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他认为他在江阴城没有个人的关系。另一份可相印证的记载说,吴志葵带着镣铐被带到了城墙下,喊话要抵抗者投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254页。不过,一些人认为,黄蜚在春申浦战斗中被杀害了。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1页。吴淞百姓投降了李成栋,在当地的武举冯嘉猷的带领下把武器交给了占领军。李成栋把这座城交给旗人徐贞甫。不久,徐贞甫的统治就遇到了吴之潘的挑战,他是当地的一个武装首领,曾经逃往崇明岛,后来又带着4000多人和100艘战船杀了回来。不过,吴淞百姓对这支海盗式的船队没有给予丝毫的援助。他们后来被抓获,在一次受百姓欢迎的公审后被处死。?自称楚朝、建号元神的崇明头领荆本彻邀请冒险家潘复担任上海的头领。他杀死了清朝知县陶涣,抢劫了这座县城。这时他想拉拢一些居民参加他的队伍以支持松江复兴明朝,但遭到了拒绝。松江抵抗运动失败之后,潘复逃往上海,参加了海盗“麻子顾三”的队伍。后来他投降了清朝。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3页。?《南明史料》,第4—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及其《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7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3页;“万补”,第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陈子龙扮装成和尚逃出了城。那时他的祖母已经90岁了。金泽位于江南与浙江交界处的清浦县西36里外。陶庄位于嘉兴县西北36里。?南京陷落之后,南明复明分子的主要希望是以河南鲁王为核心建立另一个政权,鲁王曾经是史可法最先选择的对象。不过,在1645年7月1日他成为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时,已经受到了博洛指挥下的多铎旗军的围攻。因为知道没有取胜的希望,鲁王未经抵抗便投降了,杭州落入清人之手。复明分子于是又转向唐王,他被郑鸿逵从杭州护送到福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27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8页。他的儿子夏完淳1646年在鲁王处任职。他后因与主张在海岛上建立朝廷的人意见不一而辞职。在1647年对乡绅复明分子的大搜捕中,夏完淳(年仅18岁)被捕遇害。?关于江阴防守及其后来的失败,见魏斐德:《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侯世禄曾起而响应松江的起义。不过,吴志葵嫉恨侯承祖,因而没有与之合作。同样,在松江失败以后,侯承祖下决心在松江南面的金山建立一个根据地。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0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0页(第一五三卷,第20页)。?这个城的居民背叛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他们引导李成栋的部队从水路进入金山城。侯氏父子宁死不屈。“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食禄二百八十年”,据说这位世袭的参将这样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2页。?在定海,荆本彻又与黄斌卿发生了冲突,黄斌卿最后杀死了他,并且把他的部队收编到自己的水军中来。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2页。多铎早在1645年8月14日就报告说,江南和浙江各省已被征服。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8页。?开元,俗姓熊,又称正志,他是明朝进士,在明朝灭亡之前做过给事中。在江南征服以后,他举行削发仪式,成为弘株和尚的朋友,并在苏州西面的灵岩山的华山招收门徒。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关于三峰和尚和其他佛教徒隐居的事例,见同上书,第一七四卷,第7页;第一六八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1页。?万寿祺的家有几千顷耕地、花园和其他财产。他的宅院可与王侯相比。《皇明遗民传》第二卷。?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27页。“年少”是万寿祺的字。?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3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的亚瑟·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皇帝久病,长期服用中药,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课题组为了进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参考了《中国医药报》2004年12月29日第7版报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该患者长期超量服用牛黄解毒丸),二者对比之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发砷含量的66倍。换言之,光绪皇帝也不应该是慢性砷中毒,光绪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中药而可能产生的发砷含量过高,可以排除,因为数据对不上。那么,光绪皇帝头发内那么高的“发砷含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课题组紧接着,化验了光绪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残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很明显,光绪皇帝头发的砷含量,与他的头皮、脊椎骨、内衣残片等物体的砷含量,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头发的高砷含量,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进而,课题组经过反复研讨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质疑:既然光绪皇帝的身体砒霜中毒,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内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较高呢?这个问题很刁钻,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不容回避。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各种可能:1.光绪皇帝右手抚胸而死,并且死后甚至下葬后仍保持了这个姿势。2.光绪皇帝内衣穿着欠整齐,右袖直接接触胸部。3.光绪皇帝内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经腐烂、灭失。4.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经被盗,尸体被摆弄过。5.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以来,北京城乡一带发生过好几次强地震,棺木内部所有东西位置都随着地面震动而发生过位移…………读者还可以推测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内衣残片、头发上面的砷,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观的来源的。既然棺木的内部四周,都没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却偏偏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头发、内衣……对于这一点,最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几乎可以断定的解释,就是:光绪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因此,课题组得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该份尸检报告的出台过程和检测数据来看,其依据和理由,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这份报告,全名叫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是一份公开材料,各位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其进行查阅。目前学界有多名学者否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观点,但是其争鸣观点却纷纷回避这份尸检报告而另觅途径,从清代的宫廷医疗记录、宫内人士的回忆录、逻辑推理等方面入手,我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推论得多么合理,最终仍然无法忽视这份尸检报告,因为,这是科学的数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是用现代科学化验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证明力,自然远远超过那些宫廷诊脉笔记、耳闻、回忆和逻辑推理。也就是说,反对者无论怎样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终都必须要合理解释这份《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无法回避的,是必须直面的科学数据。那么,是谁下砒霜毒死了光绪皇帝呢?是慈禧太后吗?那也不一定。不少读者也许会认为,在堂堂紫禁城里面,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根本没有人敢对光绪皇帝下手。我认为,这种“想当然”、“有罪推定”的猜测,无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历史上,胆敢谋害极权统治者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随手举例如下: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陈德,一个人持刀闯进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谋刺嘉庆皇帝。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剑弓箭,直接杀进紫禁城,刀锋直指嘉庆皇帝。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为、谭嗣同,合伙谋刺当时的极权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些,还远远不是仅有的例子,读者有心要找的话,还有许多。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后之外没人敢杀光绪皇帝”这种猜测,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实是坐井观天式的主观臆测,而这种主观的态度,是一个严谨的读书人所应努力戒除的学风。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结论。无论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都必须举出充分的、能够形成基本证据链条的人证、物证、书证或者其他确凿的证据,否则,那就只能算是猜测,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叫作“合理推测”,而不能叫作“定论”。综上所述,我认为:1.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对而言最为靠谱的说法。2.至于慈禧太后是不是凶手,定论为时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本案至今扑朔迷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一个刺客开枪击中,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是谁谋杀了宋教仁?本案至今有两个说法一说袁世凯,二说陈其美。我拟从案发当年上海各界媒体对案件侦查和审判的报道入手,尝试重读本案,并提出严谨、稳妥的看法,也借此抛砖引玉,向各位请教。我们先来看看本案侦查和审判的关键过程和细节:宋教仁被刺之后,国民党人带了一个名叫“王阿法”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并继而协助巡捕房抓捕了刺杀宋教仁案的指使人应夔丞。由于当时庭审是公开的,记者记录下来了以下的庭审记录,收录在邵力子、杨千里、叶楚伧、朱宗良、徐血儿所编著,由民立报馆于1913年出版发行的《宋渔父》第一集:“……前晚,由国民党某君偕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法,向(上海公共捕房)卜总巡报称:一星期前因售字画至小西门外应桂馨(应夔丞)处,应出一照片,云谋办照上之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因无此能力,未曾允许,当即照片交还……卜总巡乃亲率五十号西探……至迎春坊李妓处,将应拘获,带回收押……佩克律师复诘称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抑或第二次?王阿法称是第二次……(应夔丞)又向王阿法诘称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阿法答称:第二次至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向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伊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此种供词应请堂上注意……”依据这份庭审记录,王阿法说一个名叫“应夔丞”的人,曾经指使他刺杀宋教仁,未果。王阿法的上述证言,虽然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不排除口误或者记忆错误。王阿法到国民党处报案,也并非一定不合理。国民党当时也对社会开出了悬赏价格,而且赏金颇高。抓捕了血案指使人应夔丞之后,巡捕房又带队去了应夔丞的家中,将本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抓捕归案。对此,《宋渔父》这本史料,是这样记录的:“……应夔丞既获,随即抄其家屋,凡来访者皆被拘……见有一短身着新服者……果为行刺先生之凶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武就捕后,一一供认不讳,亲自签字……”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之后,留下了初审口供。《中华民报》3月29日对案件的调查跟进报道如下:“……29日中华民报载,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一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系陈玉生,除已侦获,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兹又研诘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冯岳君者,亦是应夔丞指使行刺同谋之人,现因该三犯均系案中要犯,未便任令远飏,故由卜总巡前日致函公廨关献员,请速出票协同缉拿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三犯,务获解讯等因,昨经关献员准即照办云……”《中华民报》的这份报道显示:武士英很明确地供出了以下的行刺指使人——应夔丞(应桂馨)、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又名冯玉山)。我们再看《民立报》于1913年3月26日的报道:“……26日下午5时,法捕房解凶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领事聂献员与英界会审员关炯之及城内审判庭王庆瑜列坐会审。闻凶犯武士英供自称吴福铭,山西人,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行刺前一日(19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识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当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吾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陈说这人于中国有害,所以毅然决然答应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同陈到六野旅馆,开一间房,到行刺的那日(20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的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一名×××,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买票,在外面看风,票遂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扑地在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去,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言:‘如今好了,我们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桂馨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做得好,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去读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至此间,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但是我只得三十元云云……’”可见,在这份庭审记录中,武士英对其作案过程,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3月27日,《民立报》进一步报道:“……武士英被捕之时,已经供认应桂馨所指使:我白天尚不晓得要干这事……”再后续的审讯当中,武士英进而对公众宣称“我是上了应夔丞的当”。应夔丞是谁?此人曾经是国民党人陈其美的部下,当时是北洋政府属下的江苏巡查总长,同时也兼任一个名叫“共进会”组织的头目。史料《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章节《凶徒丑迹记》,对应夔丞的背景,有如下的描述:“……应桂馨,字夔丞,年四十九岁,浙江宁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20号,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庇护著名流氓范高头者,即此人,光复之际,沪军都督府曾利用之为间谍科科长,以为羁縻之计,寻至南京总统府充庶务员,因滥用公款被逐,南北统一后,入京运动总统府,任之为长江侦探科长……后陈君(陈其美)致函中山谓此人不可靠,遂令至下关兵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应夔丞,原本是革命党的人,但是后来暗地里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成为了北洋政府的人,并且陈其美暗中对此人不满,不愿意重用他。应夔丞还不是本案的最高指使人。还有更高的指使人——北洋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我们来看看应夔丞和洪述祖之间关于谋害宋教仁的秘密电报,是怎样被截获的。以下是史料《宋渔父》的记载:“……程都督本预约于26日会同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报局保存,乃26日下午,英总巡卜罗斯君及陈英士(陈其美)诸君均到电报局照办……应桂馨家中所得证据甚多,而最关紧要者则暗杀案发现之电信是也,其关于此案之电报各信,无非应夔丞与洪述记(洪述祖)之件,故洪述记送为此案之要犯……其人凶恶阴险……”由此可知,应夔丞事前和洪述祖的来往电报,事后被陈其美和巡捕房查获了。我们来看看被截获的一些关键电报,它们被刊于《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版,《民立报》那时向公众公开了这些电报:“3月14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寒电):‘梁山匪魁(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3月18日,洪述祖回电应夔丞:‘川密。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3月20日,宋教仁被刺。)3月21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川密,号电谅悉,匪魁(宋教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夔。’”这些电报很清楚地显示是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洪述祖,指使应夔丞安排谋杀了宋教仁。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谋杀宋教仁呢?对此,史料《宋渔父》收录的《凶手丑迹记》的推测是,洪述祖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司——赵秉钧、袁世凯:“……(洪)此次挟资南来,系为解散欢迎国会权,杀机遂起,而我宋先生首当其冲,伤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实欲借是以媚其主耳……”综合上述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以下的故事版本,也许是至今而言比较稳妥的一个版本:1.应夔丞是陈其美的人,但是暗地里接受了北洋政府秘书洪述祖的招募。2.应夔丞得知洪述祖有心谋杀宋教仁,于是,应夔丞主动向洪述祖提出刺杀宋教仁的提议,目的为获取丰厚的报酬。3.征得洪述祖首肯之后,应夔丞派出陈玉生等属下,指使武士英杀死了宋教仁。4.案发后,国民党人偕同报案人王阿法,到巡捕房举报,及时抓捕了应夔丞、武士英。5.陈其美一行人搜出应夔丞和洪述祖的电报,列为呈堂证供,由于洪述祖为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因此本案的嫌疑人直接指向了北洋政府的第一首脑袁世凯。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案发之后,陈其美为何很快知道应夔丞是指使人?果真是出自王阿法的举报吗?不一定。不能排除有以下可能:王阿法是个虚假线人。陈其美不但对本案一直知情,而且直接牵涉在内。但是,这仅仅是猜想,也有一些间接的相关线索,可是至今仍然没有确凿和直接的证据。当然,也正是因此,陈其美也逃不掉嫌疑——宋教仁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是宋教仁和孙中山、陈其美一伙,长期以来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就是说陈其美出于内斗暗杀了宋教仁,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此,我出于十分严谨的角度,尝试对案件各个涉案当事人作出暂时的定性如下:1.袁世凯: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2.赵秉钧: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3.洪述祖: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主凶。4.应夔丞: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同谋。5.武士英:受应夔丞、陈玉生指派,充当直接杀手。6.陈其美: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也就是说,从目前所能查到的确凿证据看来,我只能得出以下确定的结论:是应夔丞为讨好洪述祖而谋杀了宋教仁。1919年,洪述祖被北洋政府逮捕并且执行死刑,这个处理,应该说是妥当的。而至于洪述祖是不是袁世凯、陈其美的替罪羊,则都是在间接证据基础上所作出的推论,虽然其推论也不乏合理之处,但是,毕竟那只是推论,仍然算不上是铁案一桩。这是我对宋案的严格定性,这也是一个权宜的定性。我认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当下,目前的这个定性,暂时而言是比较稳妥的。当然,我也只是依据可靠史料进行的推理,本文也绝非一份判决书。我也希望借本文以抛砖引玉。希望这起罗生门,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那么皇姑屯事件,果真是苏联特工嫁祸日本人的阴谋吗……时间穿越到1928年6月4日清晨。此前,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躲避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乘坐火车专列,从北京赶回沈阳。此刻,清晨5点30分,列车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厢突然遭到炸药爆破,瞬时,列车车厢被颠覆,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并于当日死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姑屯事件”。是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炸死了张作霖?关于谋杀张作霖的凶手,民间有传统的“河本大作说”,也有新奇的“苏

                      夫妻免费无码V看片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哦?”荀林父陷入沉思。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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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夫妻免费无码V看片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知道;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既不能知道一切,也不能亲历一切,他必须问,必须想象;也许有一天我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我正在写,您失明了,怎样写书呢;盲人也能写作;这就是说您曾有时间学会盲文;我不懂盲文;那么您怎么写作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现在让你们看看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一分钟以后,拿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也看不见,作家说;那么您怎么写得了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她看着那张纸,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她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有时候两行字摞在了一起;靠触觉,作家笑着回答,其实并不难,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然后就可以写了;可是,您看不见,第一个失明者说;对盲人作家来说,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但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为此,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写到头以后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距,再接着写下去,非常方便;我发现有些行与行重叠在一起了,医生的妻子轻轻从他手中拿过那张纸,对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看得见;看得见,恢复了视力吗,怎样恢复的,什么时候恢复的,作家激动地问道;我估计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视力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这意味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没有别的办法;隔离检疫区里有多少人呢;大约三百个;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从流行病刚开始时,我刚才说过,三天前我们才出来;我想我是第一个失明的,第一个失明者说;那里的情形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又是这个词,医生的妻子说;请原谅,我突然觉得,我们失明之后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我是指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关于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应当说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事只能靠询问了;所以我才问您;我会回答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某一天。医生的妻子摸了摸那张纸说,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以及您写的东西,您不会介意吧;哪里的话,请跟我来;我们也可以去吗,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这是你们的家,作家说,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借着窗户里漾进的微弱光线能够看到,左边有几张白纸,右边是写了字的纸,其中一张写了一半。油灯旁边有两支新圆珠笔。就在这里,作家说。医生的妻子问,我可以看看吗,不等对方回答,她便拿起写了字的纸,大约二十来页,她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扫过歪歪扭扭忽上忽下的字行,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镌刻在失明中的词语;作家说过,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这些书稿是他临时住一住留下的痕迹。医生的妻子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作家伸出两只手,摸到她的手,慢慢拉到自己唇边,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他说,这句话出人意料,寓意难明,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回到家里,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嘴。晚上,她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给大家读了几页,当然她会这样做。斜眼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16过了两天,医生说,我想知道诊所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诊所没有用处,我也没有用处,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器械应当留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来到;你什么时候想去我们就去,妻子说,现在去也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下吗,戴墨镜的姑娘说,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回去了,只是想尽尽义务,我们也一块儿到你家里去,医生的妻子说。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已经知道能遇到什么情况,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虽然原因不同,而斜眼小男孩还没有回忆起原来所住街道的名称。天放晴了,看起来雨已止住,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它的温度了。如果暑气逼来,不知道我们怎样活下去,医生说,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死去的动物,也许还有死人,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每栋楼房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都应当有个组织;有个政府,妻子说;是组织,人体就是个有组织的系统,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人就活着,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那么,一个盲人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活下去呢;只有组织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你说得对,也许对,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不再有任何用处;多亏有你的眼睛我们才活到今天,戴墨镜的姑娘说;即使我失明,我们今天也会活着,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医生说;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我们会因为疾病,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我是说,因为失明症和癌症,因为失明症和结核病,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病症会因人而异,但现在正置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无法逃避死亡,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医生的妻子说;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如此真实,那怎么可能呢,医生说;我不敢肯定,妻子说;我也一样,戴墨镜的姑娘说。他们无须砸门,顺利地把门打开了,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留在了家里。这里是候诊室,医生的妻子说;我到这里来过,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仍然在做梦,但不知道是梦见我梦见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却到这诊所来,梦想治疗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眼部炎症;隔离检疫不是梦境,医生的妻子说;说得对,不是,正如我们曾遭受凌辱不是梦境一样;我用匕首杀死了一个男人也不是梦境;把我领到诊室去吧,我自己也能去,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医生说。门开着。医生的妻子说,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满地都是纸,病历柜的抽屉被拿走了;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不肯费时间查找;可能吧;器械呢;看样子还好;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医生说。他伸出两只胳膊,独自朝前走去,摸摸镜片匣,摸摸检眼镜,摸摸办公桌,后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就这样,医生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您的病无可救药,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那我就告诉您,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人们常说,耐心有益于视力,他们说得对;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妻子说;请原谅,也请你原谅,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是继续活下去,妻子说,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仿佛生命也失明了,不知道走向何方,也许就是这样,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任凭我们处置,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也失明了似的,戴墨镜的姑娘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担心你像正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既不知道谁传讯你,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医生说;时间正在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水源正在干枯,食物成了毒药,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医生的妻子说;第二个呢,戴墨镜的姑娘问;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失明了,睁不开,医生说;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我想看见,戴墨镜的姑娘说;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好啦,我们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医生说。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大广场,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正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第一眼看去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演讲的人面向听众,情绪激昂,满脸通红,而听众们聚精会神地面向演讲者。他们在宣告世界末日到来,灵魂因忏悔得救,创世第七日的景象,天使降临,星体撞击,太阳湮灭,部落的精神,曼德拉草的汁液,猛虎的脂膏,星空的美德,风的纪律,月亮的芳香,黑暗的辩护,符咒的威力,脚后跟的印记,玫瑰的十字架,水的纯净,黑猫的血,阴影的睡眠,海潮的暴乱,食人肉的逻辑,无痛阉割,神圣的文身,自愿失明,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要组织起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也许在别的广场会谈吧,丈夫回答说。他们继续往前,没有走多远,医生的妻子说,这里路上的死人比往常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正在达到极限,时间到了尽头,水分已经耗光,疾病有增无减,正如你说的那样,食物成了毒药,丈夫说;说不定我的父母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在他们身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这是人类的习惯,古已有之,在死人旁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医生的妻子说。这是戴墨镜的姑娘原来居住的街道,现在显得更加荒凉,楼门前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后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幸亏舔泪水的狗今天不想跟着出来,否则,他们必须阻止它去啃那尚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医生的妻子说;谁,在哪里,丈夫问;就在这里,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闻得见气味吧;可怜的老太太,戴墨镜的姑娘说,她从不出门,怎么到街上来了呢;也许她发现死神正在逼近,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住了,医生说;而现在我们进不了家门了,我没有钥匙;说不定你父母亲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你呢,医生说;我想不会;你想得对,医生的妻子说,钥匙在这里。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半张着,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想不会,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可是,我双目失明,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不知道她是不是真那样想的,把钥匙还给我,让我能进家;确实,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自如产生了怀疑,觉得不大正常,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我看不清楚,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昏头昏脑,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个固执的念头,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现在我们只知道,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医生的妻子拿起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然后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把她丢在这里吗;在街上无法掩埋,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还有后院呢;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上,然后沿救生梯抬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抬得动吗,戴墨镜的姑娘问;问题不在于抬得动还是抬不动,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里;不能这样,医生说,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抬。确实,他们把尸体抬起来了,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倒不是因为太沉,她原来就不重,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费周折,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不出我所料,我父母没有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终于到了门口,人人筋疲力尽,但还要穿过房间,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负重更轻了,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所以转弯方便得多,只是必须小心,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否则她就真的会粉身碎骨,痛苦不堪不说,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最近的几场雨让野草猛长,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欢蹦乱跳的兔子不缺少新鲜食物,母鸡依然到处觅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人们坐在地上,力气用尽,气喘吁吁,死尸躺在他们旁边,像他们一样休息,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她的安全,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兔子鼻子颤抖着,只是出于好奇,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的喙,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医生的妻子说,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她还想到了把兔笼的门打开,不想让兔子们饿死;完全可以肯定,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医生说。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把手擦干净,她的手太脏了,这是她本人的过错,在抬死尸的时候,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类事。医生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铁锹,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现在这些曾由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在掩埋之后,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医生的妻子上了楼,到戴墨镜的姑娘家里去找干净床单,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但兔子只吃青草。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铁锹,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既有锄头又有铁锹。这事我来干,她说,地很潮湿,挖起来不难,你们休息休息吧。她选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请不要以为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它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以逃避锄头的攻击,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人数不多,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土地固然松软,但不要忘记,一锄头下去,难免碰到藏在里面的小石块,发出响声。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她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义词。盲人们大吃一惊,赶紧躲进屋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出这个词来,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如果在那些说教中加上螳螂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医生问,你为什么说再生呢,是对谁说的;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我吃了一惊,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为什么用那个词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随口就喊出来了;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布道;对,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喙的布道词,好了,现在来帮帮忙吧,在这里,对了,抓住她的两只脚,我抬她这一边,小心,不要滑到坟坑里去,对,就这样,慢慢往下放,再往下,再往下,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好,现在好了。她用锄头把坟坑填平踩实,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动作娴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把四象定为阵主,搞得阵法完全自主运行,根本就不管是不是虚灵!”“切,老凡,你该不是有了挫败感才那么歇斯底里吧?”林岳嬉笑道,“不过说真的,你身上还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啊?这聚金成形的力量还真牛逼啊!”“没你想得那么复杂,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这能力!”其实自己也觉得奇怪,这能力是何时获得的,又是从何而来呢?“管那么多干嘛?反正你……妈呀,又来咯~~”林岳大呼小叫地跳脚起来,我惊觉四周的十字形空间竟完全扭曲了起来,不多时便形成了一个四方空间。突起的巨木、飞掠的树枝、狰狞的“木兽”自四方慢慢逼近,看来阵法已经自行将剩余的树木凝成了新一轮的攻击。“好吧,那就只有放手一搏了!”我低喝道,一摆手中的战刀,半月刀轮再次疾转,银色的刀轮在身周不断扩张。那四象并未急于攻击,只是静静地守住各自的方位。黑暗中突然闪起一道青绿色的光芒,在刀轮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北斗阵形。光芒中,七根数人难以抱合的木柱平地而起,各自散放着耀眼的绿光。原本安静的四象此刻躁动起来,伴着光芒的剧盛直冲入北斗阵形中瞬间消失了。拉近林岳,两人背靠着站立在一起,刀轮在意识的控制下飞速扩张。北斗阵形中突地一阵爆裂,七根巨木均裂作四段飞入半空,断木在绿光中渐渐幻化开来,形成了二十八只形态各异的鸟兽,咆嚎呼啸着在四周聚起了球形的包围圈。“搞笑了,四只变出这么多来,我们来的不是动物园吧?”在刀轮的保护下,林岳还能谈笑风生,但他的声音也不由得有些打抖,“那些是什么东西?该不会全是阵里的虚灵吧?”亢金龙、角木獬、井木犴……几个熟悉的动物形态跃入眼帘,这些兽形曾在一些典籍资料上见过,想不到今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是它们到齐的话,那这个阵形岂不就是……“我收回刚才对布阵前辈的评价。”无故而出的话语把林岳说得一愣,“他老人家不是混蛋,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忿恨中杀心大盛,我猛挥双手,满地尘土一阵飞扬,地面浮起无数银色弹丸,面前的半月弯刀也在旋转中随即化散开来。意识的控制下弹丸在空中狂转不已,逐渐聚成了二十八个浑圆的盾牌,那盾牌的边上布满了尖锐的弯刀,宛如锋利的狼牙闪着寒光。“带刀的盾!老凡,你玩狠的啊?!”林岳见到这些盾牌失声道,“能不能先给我造个大个的盾牌,免得殃及无辜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这根本就不是围困虚灵的印阵!”愤怒和怨念烧红了我的眼睛,全然不顾林岳的问话,“既然是杀戮修道者的阵法,那就和我的狼牙刀盾阵一见高低吧!”十三、阵义四象、北斗、二十八宿,很难有人会把这三者之间关联起来考虑,当初看到与了然交流的资料时,我也纳闷了半天,后来在他的指点提醒下方才领悟。从风水的排布看,这是用以设局控制他人运势的“煞阵”。四象暗含两仪,定天地而控其根本;北斗主凶吉,祸福生死多以七数为界;二十八宿则循道五行,限制着每月每日的变化发展。如果将北斗阵形结合五行定作克制阵内人的五行命格,配合着四象的控制和二十八宿的变幻,那此人的命数一定被搅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直到被整得家破人亡为止。了然曾提到过,这阵法在玄学鼎盛的过去,是专门用以杀戮收服修道者的斗法阵形,由于阴毒险恶过甚,会折损道行,因此很少有人去运用。之后便随着玄学风水主流的消沉,这个阵法被一些心术不正的堪舆者引用篡改,逐渐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在面对的正是这种阵法,从发动的效果来看应该就是一脉正宗。林岳的炉铲和我的锐金印阵均属于金性,而木性为阵法的根本属性,因此金性的物体和行为自然就受到了这个庞大的阵形的反击。作为阵法的本身来说,其中的天罡参木印阵是守护封印原本处于此地的土性虚灵,四象与二十八宿则是预防一些修道者窥觑这里的防卫手段。阵法一旦发动是敌我不分的,且异常险恶,也正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作风激怒了我。狼牙刀盾飞旋着在空中布开了一个球形的防御,二十八宿的形态不断变化着角度发起攻击,坚实的爪牙、翅膀和尾巴轮番击打在金属盾体上,发出恍如洪钟般的巨大响声。频繁的攻击并没有对狼牙刀盾造成损伤,自地下提取的多种金属聚合体造就了它们坚不可摧的特性。轸水蚓、翼火蛇、壁水蝓等凭借着自身体形的特殊,意图从空隙攻击入内,却因木性的关系被飞转的刀刃斩得粉碎,化作一堆碎块掉落在地下。激战中,球形屏障忽地膨胀开来。离得较近的二十八宿见缝隙增大,顿时冲入。一阵喀嚓声响中,数只被绞落在地,缝隙中倏然飞出数十个巴掌大小的轮锯,飞速盘旋着在二十八宿阵中横割开来。狼牙刀盾原本光滑的盾面上枝丫地生出了许多带着倒钩的尖刺,疾转下有如露着利齿的狼群,紧跟轮锯扑入阵中。二十八宿一时间阵脚大乱,在夹杂攻击下已有半数被绞碎击落。狼牙刀盾一击得手,并不追赶,腾地缩紧阵形全速回防,只留下那数十个轮锯在二十八宿阵中左冲右突。“呼呼”几声,四段粗大得难以想象的木柱横空飞来,阵中旋起了四个硕大的“木轮”,在仅存的二十八宿前形成了一个防护盾。笃笃声响成一片,横扫阵中的轮锯深深地嵌在了木柱之上。木柱旋动得更快了,挟着风雷之势直冲狼牙刀盾的防护圈。“找死!”恼怒中我喝骂一声,催动轮锯继续攻击,但卡在木柱上的轮锯竟如生根一般纹丝不动。轰地大震传来,盾阵的防卫在撞击下一片松散,木柱趁着盾阵尚未聚拢,有意识地将分散的狼牙刀盾逼向四处。“老凡,它们用的是敲壳吃乌龟的战术!”林岳注视着战团,大声呼道,“那些木头野兽估计要趁火打劫了。”“战术分析不错,不过你要想当乌龟别拉上我。”林岳的分析的确有理,虽然用词实在是令人皱眉不已。狼牙刀盾在木柱的牵制下已渐渐无法保护我和林岳的安全,它们的旋转切割攻击对于这些巨无霸级的木柱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虎视眈眈的二十八宿已全数集结在盾阵最薄弱处,前锋位置上的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咆哮着跃跃欲试,只等缺口大开便一拥而上将我俩扑杀当场。“其势昭彰,汹涌而至,刚猛之处,阴柔化之。”了然曾如是说过,风水格局中,对于这个险恶凶猛的阵势可以用阴阳并济的两仪之法化解。脑中灵光闪过,风水阵形既然是遵照斗法阵形而来,那阵法的本质也就相同!木柱一顿,面前的刀盾全然消失,就连卡在柱身的轮锯也不知去向,阵法中心的两人已毫无防御地曝露在二十八宿的面前。林岳见状挥刀正欲格挡即将到来的攻击,我一把拉住他的身形,眼光直射空中那张牙舞爪的二十八宿。无数道微弱的光线在身边飞速闪动起来,嗤嗤的破空声回荡着整个空间,二十八宿已扑到了面前,那锋利的爪牙距离我俩的头顶已不足数寸。“喀嚓……哗啦……扑!”杂乱的声响不断响起,在身周的地面上散落下了大量的木块碎片。抬头望去,空中的二十八宿连带那四根巨大的木柱早已不知所踪。窸窣声中,黑暗中飞出大量的坚韧的金属细丝,噼啪地将地上散落的木块再度勒割成碎片。“金属丝?!老凡,有你的!”林岳看着眼前的景象喜形于色道,“这招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别给我戴高帽子,投机取巧罢了。”听辨多时,终于确定了阵中没有剩余的威胁。我方才发现,浑身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如果慢了半拍,估计变成这样的就是你我了。”“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看玄幻小说都没那么过瘾。”好像刚才大呼小叫的人不是他似的,林岳一付兴奋有余的样子,“不过,咱们怎么离开这里啊?”“出口是死门,刚才打斗的时候似乎已经移位了。不过,那边的坑似乎有点蹊跷。”面前的金属细丝化作数个螺旋叶片微微地扇动着,辨着空气的流动我俩来到阵中心不远的一个坑前。这是一个直径大约一米半的坑,深度不到两米。在坑壁的一侧有另外一个孔道斜斜通向地下的某处。从空气流动的感应判断,那孔道相当深远。会不会是土性虚灵逃遁的出路?思考片刻,我招呼着一旁东张西望的林岳,拉他进入孔道。入口处仅容一人匍匐爬过,但行进不远后空间便扩大到一人多高。又走出了十多米后,面前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球形土室。“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林岳惊讶道。“看来是有人或什么东西从外部挖掘了这个通道,将困在阵中的土性虚灵引入了这个土室,然后消灭了它。”我打量着四周说道。“怎么说?你怎么不认为是土性虚灵自己挖的通道?”林岳好奇道,“再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土性虚灵的葬身之地?”“泥土翻动的方向与我们过来的地方相反,这就证明了是从外挖进来的。”我捻了下壁上的泥土,“这个土室的泥土是新挖的,但表层上却有着一层绿色的不知名植物,明显是后期布上的。”“嗯?我看看。”林岳上前抹了一把,用电筒照射观察了一下,“是一种少见的蕨类植物,木克土,这里曾经布过木性的某种阵法?”“应该是这样,植物上凝结了少量的水珠,我碰到的时候可以觉察到杀气和一些模糊的场景,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感觉很像是一场激烈的争斗。”“拾水”的力量也并不是无所不知,水就像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如果载体太少,所能储存的信息就更少,“取阵形薄弱处挖掘,引虚灵到这里布阵收伏,看来是个高手!”走出土室,一路沿着地道前行,大约半小时后便看到了刺眼的光亮自头顶斜斜地射来。面前出现一个上升的坡道,两人终于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地面世界。“这什么地方?”潺潺的流水声自耳边传来,林岳眯着眼适应着地面的阳光。“是城北的植物园。”熟悉的环境不由让我想起和晖儿恋爱时的情景,在地下行走并没有多久,出口竟然已是远离美术馆数十公里的植物园。“老凡,你看看时间,我的表好像坏了。”林岳望着手上的卡西欧表奇怪道,“进壁炉的时候是十一点零五分,怎么现在才十一点四十分?!”“你的表没坏。”看着头顶的太阳,我指了指一旁巨大的花钟道,“现在就是十一点四十分,那阵法把时间凝固了。”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我俩对视着笑了起来,凶险过后的感觉格外地轻松,如果不是两人想泥猴一般的造型,此刻倒是可以找人帮忙合影留念一下。……“胡来!简直他妈的愚蠢!”林岳一反常态的暴躁道,“她以为她是谁?!神奇公主西瑞?!我和老凡都差点挂了,她就这么一个人去不是白给吗?!”“别急啊,S没你想的那么乱来的,她只是去探消息。”晖儿耐心地劝道。回家换下脏乱的衣服,林岳在客厅里眉飞色舞地和晖儿描述着适才的场面,在她惊疑的表情中我在手中凝出了一个狼牙刀盾,随即又让它消失在面前。惊喜之余晖儿却说出了一个让林岳暴跳如雷的消息——S半小时前来电,她正独自一人在城西冶金仓库探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电话中传来机械的回复声,林岳别有意味地望着我,眼神中似乎比平日多了些什么。“冶金仓库那里是手机盲区,我们这就赶去看看。”我拍了一下林岳,搭在他肩头的手掌用力捏了捏。低声交待了晖儿几句,我拉上林岳出门叫了辆出租直奔城西而去。……随着蜿蜒起伏的山脉映入眼帘,车子渐渐驶近了城西工业区。这是城市重工业的集中地,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脉,出于就近取材加工的考虑,本市的冶金厂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仓库。仓库延用了早期废弃的防空掩体,这个在山腹内部开凿而成的掩体大约有数十万平米的空间,里面堆放的都是半成品和成品的金属锭块。“金似覆釜兼仄月,是武星”,山脉处于西金位,山形风水显示其五行亦属金,武星观照则必有凶猛之物,但山上从未出现过大于黄鼠狼的食肉动物。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篇的记载来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只凶猛异常的金性虚灵。一路上林岳还是啰哩啰嗦的东问西问,但与平日不同,这些问题都是关于金性虚灵的特性和我准备的计划。就在我被他烦得还剩半条命的时候,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王亦凡,你们在哪里,快到城西冶金仓库来!”S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急促的语调听不出是兴奋还是恐惧。“我们马上就到仓库了,你人在哪里?!”我生怕断线,急速说道。“快到了?那我……”电话突然挂断,林岳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迅速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要求司机加速到一百六十码。仓库入口前除了警卫和稀落进出的工人外,根本没有S的影子,我和林岳交替着拨打S的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下只能找人询问,试图打听S的下落,但偌大的地域范围使我俩一筹莫展。“喂~~我在这里~~”呼唤传来,声音发自仓库顶上的山坡,那是S的声音!林岳条件反射般地撒腿朝山坡上奔去。换作平日或许我会和林岳一样飞奔上去,但腿上的箭伤还没有愈合,只能拄着手杖慢慢地沿小路缓行。不过,这未必是件坏事,在路上借着拂来的山风,我早已将山坡上的状况探查清楚,看来我俩是虚惊了一场。“……手机没电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我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清楚吗?”两人的身影尚未出现,咄咄逼人的话语早已传了过来,看来林岳心急口快,又惹恼了S。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场景实在是有趣得紧,林岳一脸无辜地靠在树干上正被S滔滔不绝地轰炸着,在山风的撩动下,数片绯红的树叶在两人的身边飞舞。记得日剧爱情片经常有类似的场景,但这两位主角的表现却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剧目——《三娘教子》。“原来是手机没电,我们还以为你遇上危险了。”我笑着走上前给林岳解围道,“不过话说回来,S你怎么跑这个山坡上来了?”“我上来透透气,仓库里闷死了。”S环视着周围说道,“这里的视野不错,还有一片红枫林,感觉舒畅了很多。”“嗯?你去过冶金仓库里面了?!”我和林岳异口同声道,按之前市美术馆的状况,冶金仓库很可能也被神秘高手捷足先登了,S既然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冶金仓库,那就应该看到过什么。S并没有爽快地让我俩一解心头的疑问,而是从背包中拿出了她那台形影不离的小型笔记本电脑。在鼠标的轻点下,一个3D模拟地图出现在我俩面前。“冶金仓库是垂直山壁开凿的,直线进入山腹,在中心区域折转掉头平行向外开凿,从剖面图看是一个倒着的‘V’字形。”S一边演示变换着图形角度,一边仔细讲解道,“这座山的后部延续山脉是很多金属矿脉的集中点,但所有的矿脉到了仓库这部分便全部中断。”“西山座金开南口,火星头尖而足阔。”从S的地图方向标来看,山体的仓库出口在南,折弯处距离矿脉集中点足有近一公里。V字造型配合山南阳火位恰好组成了一个火克金的尖刀煞,而那大开的V字口则聚集了南方丙丁火,加上山中的金属矿脉被截断在身后,这只金性虚灵几乎是被死死地钉在了山腹中。“上个月这里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仓库的部分石壁轻微开裂。”S继续说道,“不过经过一番修补加固之后,没有什么危险,这边的主管部门也借机对仓库内部休整了一下。”“内部休整?什么意思?”林岳呆呆的问道,“补完再贴点石膏线,弄几个吊顶?”“您真内行!”S把林岳的口头禅丢还给他,“只是给内壁加固了水泥,并用垩土粉刷了。”“垩土?!”我心中一惊,“怎么不是用的特种防水涂料?”“哦,他们说附近垩土矿的矿渣再度提炼加工可以变废为宝,之后拿这里做试验了。”S撇了撇嘴道,“省下的工程款进腰包,还可以申请科研成果,政绩啊~~”“就是,他们一定串通了设计、施工的人,蛇鼠一窝。”林岳连忙点头称是,并不失时机的拍马道,“内幕都打听的这么清楚,你真厉害。”“我同学负责这里的一部分工程,而且我也参与了这次工程的部分设计。”S语音未落,林岳的脸上便露出了被马蹄踢到的表情。方才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呕。莫炎丝毫没有理会她们的不妥,涂抹完毕后喉间继续发出低吼,遁鬣的动作猛地快了起来,面前一阵土块纷飞下现出了一段筑实了的土墙。“呼呼”,我第一次听到莫炎手中的虚火发出燃烧声,平日淡色的火焰此刻却已变成了深邃的绿色,那诡异的色泽将满身浴血的他映得有如地狱恶鬼一般狰狞恐怖。双手盘动间,两团深绿色的火球在遁鬣的体内循环飞舞了起来,脚下一片震动,四周的空间仿佛又增大了许多。十指相扣握在胸口,大拇指并排平指向前,莫炎双手猛一拉开:“灵火破阴诀!”飞舞的火球怦然相撞在一起,大蓬火焰暴涨开来,眼前笼罩起一片深绿色的光芒,奇妙的是周围的景物竟比刚才更为清晰了。遁鬣的身躯往前突了突,一双半透明的前爪叩在了土墙上,土块渐渐剥落,现出一种奇怪的乌色。忽然,遁鬣的双爪收了回来,身躯不断抖动,震动之下我们几乎跌倒。“莫炎,让遁鬣后退,这层墓墙是尸水浇筑的。”我想起阴墓的构造原理立即说道。阳穴阴墓的封口上都会用尸水浇筑一道七尺厚的墓墙,但彼此的作用各不相同。阳穴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地面,受阳气的影响较重,在它封口处的尸水墓墙是用以增加阴气引导生气进入阴墓的。但阴墓的尸水墓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它封口处的尸水与阳穴不同。用来制造尸水的墓工并不是被墓土直接闷死的,而是强行塞住七窍,在尚未断气前用化尸药物活活将其融解成尸水。因此,这些尸水中完全吸收了墓工自身的生气以为阴墓所用,同时也吸收了他们死亡时的怨恨意识。这些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怨毒的墓葬防护,以至于人或动物触及封口便会立即中毒,皮肤溃烂,就连虚灵遇到也一样会被伤及。遁鬣就是被这个伤了前爪,莫炎的灵火破阴诀应该是可以克制阴毒物质,但却也无法完全保证它的安全,要想继续挖开墓墙看来是不可能了。眼前的景物稍许远离了些,遁鬣那双半透明的前爪隐隐布上了一层黑色。莫炎猛地顿足,双手不断搓动,深绿光芒大闪了数次,那黑色终于渐渐消褪而去。“尸水怨毒太重。”莫炎低喘一下,“用驭金试试。”我点点头,意念一阵涌动,墓墙左右的土壤迅速向外翻滚,不多时通道两旁便空出了两个土穴。紧跟着凭空凝起了数根粗大的金属尖锥,锥体上布满了错落的绞齿,旋转中轰然钻进墓墙。乌色的泥土不断飞溅,立刻被边上涌出的黄土迅速包裹起来,层层填入两边的土穴之中。“轰……哗啦……”在尖锥和黄土的钻裂吞噬下,七尺厚的墓墙倒塌了下来。我不敢怠慢,转瞬将尖锥化作斗锹,飞舞着把乌色的墓墙残块清理到两边,用黄土完全封埋了起来。莫炎并没有在意我一气呵成的举动,只是用双眼不断注视着周围,手中凝起的灵火忽涨忽落。突地,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手中灵火飞散挥出,身周的空间感随即消失,几片淡色的物质扑面而来,直直映入了众人的身体。“遁鬣不能再走了。”莫炎望了下黝黑深邃的前方,“附上它的精气,我们步行。”双脚踏在了泥土上,那些淡色物质便是遁鬣的精气,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一层像肥皂泡一般的透明物质包围着。我试着吸一口气,呼吸间没有什么障碍,似乎这个保护层可以提供氧气,和刚才在遁鬣体内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打开射光手电,莫炎大步在前面引路,晖儿与S紧随其后,我则一路小心地在队尾断后。墓墙后面是一段砖砌的墓道,大概一百米左右的样子,四壁的砌砖是云南砖木建筑中常用的那种。墓道铺设得很简朴,除了拼接部分十分整齐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墓道的尽头端坐着一只两人多高石兽,精湛的雕刻与这简朴的墓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石兽——凶兽穷奇!“这里怎么会有穷奇的石像?”晖儿一脸匪夷所思地问道。“大傩十二神兽驱邪,穷奇在其中是专门对付蛊的神兽。”莫炎小心地在石像周围探视着说道。“这是大傩穷奇?”我记得这是历史记载中穷奇唯一的正面形象,“后汉时期的东西怎么跑古滇阴墓来了?”莫炎用手在穷奇的嘴里拨弄了一下,一阵轧轧声响中石像向两旁裂开,地上出现一个方形的入口。“这并不奇怪。”莫炎探了下入口,回头道,“滇王金印也是汉王御赐的。”他说的倒也都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隐约间我总觉得有些莫名的不祥,可一时间又无从想起。脚下跟着队伍进入口,大脑中下意识地警惕了起来。入口往下是一段不太长的阶梯,不消几步便跨到了下层地面。这层的空间并不大,正对入口有两扇高大的暗红色石门,地面铺设着宽大的长条青石,两侧的墙上也完全被青石板所覆盖。和先前墓道所不同的是,墙面和地上遍刻着内容丰富的阳文凸雕。雕刻内容并不难懂,基本是对滇王生平功绩的描述,也有不少征战和降妖伏魔的场面。但雕刻延续到石门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石门前大约半米的范围是完全的一片空白。走到石门前的空白处,莫炎抬手示意大家停下。“这里的味道很奇怪。”他小心地摸了摸地上的一块石板道,“王亦凡,你能听到什么?”“一种奇怪的流动声,但不是水,似乎是很重的什么液体。”在石板上走动时我便发现了这种异常的声响,但却很难辨别出是什么,直到接近石门的时候那声音才清晰可辨。“应该就是了。”莫炎点点头,“一会就看你的了。”话刚说完,他抬脚在空白石板处用力一踩,咕噜声频频响起,那些石板挨个翻了过来,另一面居然是一片与先前风格相同的雕刻。汩汩声四起,脚下的地面开始有规律地震动了起来,面前的石门徐徐下沉,大片银灰色的液体缓重地从石门后流淌出来。是水银!原来莫炎早就闻出味道了,难怪先前会那么说。我心中抱怨了一下,却不敢怠慢,立刻控制起水银的流动来。涌出的水银在控制下渐渐聚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立方体。在石门完全沉下后,立方体已大约占据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地下的青石开始迸出轻碎的喀喇声。我硬生生将聚合的水银立方体分开,示意莫炎他们迅速通过,自己则慢慢地尾随其后走进石门。莫炎左右找了一下,拉动内侧的一个石环,石门再度升起,轰然合上。我不由一泻劲,门外汹涌的水银流撞在门壁上发出一阵大响。“石门里那么多的水银。”晖儿呼了一口气道,“这东西是拿来防盗墓贼的吧。”“水银是有毒金属,又是液态,既可以杀人又可以启动机关。”我疲倦地靠在墙上道,“我们的祖先真有智慧,会那么青睐这种变态金属。”石门里的空间十分狭窄,一堵奇怪的石墙正对门口。墙面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六个石刻的兽头,张开的大口上还残留着些许的银灰色,看来刚才的水银便是这些兽头中流出的。墙体和石门内壁上遍布着一些石刻文字。“哈尼族象形巫文。”莫炎四周看了看道,“阴墓里不该有这东西。”“这巫文是不是用来聚阴的?”念头一闪,我心里不由一阵发怵。莫炎沉重地点了下头,自顾对着石墙思考起来,眼中透出一丝凝重。大量水银配合聚阴的符咒,这种罕见的搭配方法只在先秦时期有过记载。水银古代被称为“流银”,在墓穴风水布局的应用上属于至阴至寒局相。单从表面上看,是用来阻隔阳气冲撞,保证墓内阴气纯正,并固实地下生气。但水下的泥土为阴土,聚魂巫文聚集的是阴魂。水银在阴土阴魂的滋生下蕴含了极重的阴气,再加上阴墓的格局本就属于至阴,这恰恰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墓葬格局——三阴墓局。“公孙和晖儿怕不怕死尸?”莫炎问了一句。“进来前就有心理准备。”晖儿靠近我身边道。“怕,当然怕。”S坦白地说道,“不过我更怕自己变成死尸。”“不怕死尸就好。”莫炎卖关子的习惯实在是讨厌,我有些不耐烦了,刚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他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已趴着四只猫一般大小的动物。“尸獾?”这种背部有着四条交叉黑纹的尸獾是隐藏在墓穴里以死尸为食的虚灵,很多新埋尸体无端变成白骨便是它们的杰作。莫炎没有答话,轻挥了一下手,三只尸獾灵巧地蹿到我们身边,绕着脚下跑动了几圈,一股阴寒的感觉顿时包围了全身。“尸獾的尸气可以彻底掩盖生气。”莫炎看了看我,“我们低估了这个阴墓。”我立刻明白了莫炎的用意,但按他的说话习惯,晖儿和S这时估计已经一头雾水了,于是我便大致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阳穴阴墓的格局可以令阴墓葬者得到充足的地下生气,并以阴气养护,因此阴墓中所葬一切死者的魂魄都会在此间游弋,换句话说阴墓里全是意识极强的鬼魂。正如之前我对晖儿所说的,这里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但三阴墓局的出现却自内部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吸收了大量地下生气的葬者在阴气和聚魂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活尸形态,就像已经干死的细胞在营养液中复苏一般。“不管这里埋的是谁,他已经在滇池下面做了两千年的古滇王了。”五、古滇尸王也许我可以将言语间的骇人收拾得更少些,可这样对晖儿和S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毫无准备的面对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只会横生枝节。两人的脸色现在都已经有些青白了,但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六为阴数……”莫炎对着石墙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那兽头的雕工大开大合,除了可以分辨出不是人头之外,其余的却看不出什么究竟来。“会不会是大傩十二神兽?”我想起先前墓道口的那只大傩穷奇来,大傩十二神兽的记载甚少,《闻风拾水录》的虚灵篇里也只提到过穷奇而已。“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莫炎听了又仔细分辨了一下,“大傩十二神兽里的六阴兽。”“阴数、阴兽,原来这石墙是护墓的阴兽影墙。”我开始后悔刚才贸然闯进这里了,“阴兽影墙都是用来误导盗墓贼和藏放机关的,有它的地方就没有墓室。”“那是汉族的习惯。”莫炎指着一侧道,“这些兽头有古怪。”从他指的方向望去,顶部石壁正对兽头的地方有六个两指粗细的圆形痕迹,似乎是什么机关设置。“应该是机关。”莫炎手上闪出的灵火飘动着没入了四壁和脚下,“附近没有危险。”平息了一下心情,我闭目仔细聆听,四周的环境渐渐清晰起来,兽头的上部各自有个凹洞,而石墙的一角似乎有什么空隙。走过一看,那里的一块石砖上隐约刻着个太阳的标记。我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石砖应手凹陷了进去。石屑微微掉落,顶部缓缓伸出六根石柱,咯咯几声,准确地卡进了兽头的凹洞处。左侧的石壁轰然向内退进数尺,石墙上现出了入口。进了入口,眼前是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如果这里设置了什么机关的话,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确保安全,我和莫炎依旧保持着一头一尾的位置,一边探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小心地前行着,直到大家走出这段九曲十八弯的甬道。踏出甬道,奇异的景象立刻呈现在面前:空旷的长方形墓室里,整齐地队列着上百具身着怪异甲胄的干尸,胯下骑乘干瘪走形的战马,手上长矛不断挥舞,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嗬~~咕~~”队首的一具高大的干尸古怪地呼号了几声,手中长矛直指向我们,它甲胄上的花纹显然与其他干尸不同,似乎是个领队的骑兵长。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不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至少我们三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在它们眼里我们也是干尸。”莫炎低声道,大场面估计他见多了,言语间还是那样波澜不惊。我会意地点了下头,与莫炎一起伸开双手,示意手中并无武器,晖儿与S也战战兢兢地照做着。那骑兵长又是一声呼喝,队伍中两个骑兵驱马跃出,环绕我们跑动了几圈,口中回应了两声呼喝。骑兵长举起长矛,干尸骑兵的队伍闪开一条通道,在它们身后现出一道高大的门墙。莫炎泰然自若地迈入队伍中,目不斜视地向门墙走去,我们三人紧随其后,丝毫不敢左右观望。走入门墙,我暗舒一口气,身边的晖儿和S已是满头冷汗,冲着我苦笑连连。隔着遁鬣的精气层本来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但我相信在走过干尸队伍的时候,她俩一定和我一样,满鼻都是腐臭气味。脚下紧跟莫炎,我们刚刚舒缓的那口气,在门墙另一边又生生地吸回了喉咙里。这间墓室比之前大了数倍,上百具干尸分作三个方阵排列在面前,同样身着那种怪异甲胄,但没有骑马,手中尽是剑盾长矛和弓弩。如法炮制,我像先前那样伸开双手,缓缓向前走去,可还没迈上两步,几支弩箭便钉在了面前。干尸方阵分开两翼,将领模样的干尸呼喝了几声,我们一并摆手示好,却见它似乎在打量什么。一会,它挥动手中铁剑,示意我和莫炎过去,又指了指晖儿和S,口中呼喝声拉长了许多。莫炎看了下晖儿她们,转又望了下我,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古滇步兵是强盗,这传说没错。”他的眼中似乎有些笑意,“这家伙看中公孙和你老婆了。”方阵中走出几个干尸兵卒,其中两个挥舞着手中的长矛驱赶我和莫炎离开,其余的则走向晖儿和S,那扭曲怪异的身形在我眼中显得有些猥琐。“它们找死!”我切齿低吼,怒气直冲上脑,那几具干尸兵卒手中的铁剑呼地脱手飞起,旋转间几颗干枯的头颅纷纷落地。莫炎一声低叹,手头两团灵火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身边干尸兵卒的体内,噗波几声轻爆,两具干尸碎裂在了地上。干尸将领见状发出连连呼喝,中间方阵的干尸兵卒直直冲袭而来,左右两翼方阵则快速分开,自两侧迅速包抄夹击。“小心它们的阵形配合。”莫炎双臂交叉凝出数团灵火,“快速夹击可是它们看家本事。”“速度越快,死的就越快!”先前一击得手,我信心大增,一班干尸不过如此,先前的畏惧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四人背靠背地站立,我和莫炎尽量将晖儿、S夹在中间。一片弩箭密集射来,莫炎双手猛挥,灵火在空中相碰爆裂,飞涨的火焰顿时吞噬了那些箭镞。砰砰地几声枪响,晖儿和S端起斜挎的短柄猎枪,轰向逼近的干尸兵卒,正如莫炎所说的,近距离根本不需要瞄准,几具干尸在枪弹的轰击下头碎身裂。铁剑、长矛不断自干尸兵卒手里脱出,飞旋窜动中头颅、肢体满天散落,就连弓弩上的箭镞也被我激起,频频射入干尸的头部。“嘎~~嗬~~”门墙外传来一阵呼喝,先前的干尸骑兵跃马冲进了墓室,四周的干尸步兵如退潮般涌回,在骑兵整齐的列阵后重新排整了起来。马蹄声顿起,干尸骑兵全队列阵扑来。莫炎双臂大力开阖几下,一片灵火利刃般掠地横扫队中,大量马匹腿脚齐齐折断,成批干尸骑兵被抛向了空中。我急急挥手,地上散落的兵器全数飞起,那些干尸骑兵尚未落地便被铁剑切去了头颅,一部分则被长矛贯穿钉在墓室顶部。挡开一批投掷而来的长矛,莫炎招呼晖儿和S向干尸步兵频频射击,我堪堪对付住飞蝗般射来的弩箭,剩余的干尸阵形前聚起了一层手持大盾的兵卒,后排紧跟的一层兵卒以小盾护头,全阵开始快速推进。我正杀得兴起,看到干尸成队冲来,立刻聚起长矛、铁剑,大片向阵内横扫砍切而去。“当心它们……”莫炎见状向我大喊,声音未完,就见那些兵器像碰上了什么弹性十足的东西,全部弹落开去,几把飞散的铁剑险些砍到了我的身上。晖儿和S举枪一阵连射,几个干尸兵卒应声倒地。她俩的动作已比先前稳健了许多,凝重的表情似乎已习惯了现在的场面。“那是古滇象皮盾和象皮甲。”莫炎挥出几团灵火,落入阵中,“金属兵器会被弹开的。”“哦,还好它们没有象皮头盔。”我牙根发痒似地说道,转手招起一蓬弩箭直射过去。干尸兵卒举盾防护,弩箭却半途分转开来,划着弧线自两侧和后方射向它们的头部。干尸阵形即刻混乱了起来,大批干尸兵卒中箭倒地,失去防护的长矛、弓弩兵卒在莫炎和我的夹击之下不久便化作了满地碎块。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整座墓室里堆满了干尸、残块。众人对视间一阵无言,这场古今大战谈不上惨烈,却也已是激战连连。我扶着有点身软的晖儿,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
                      姓名明官职省籍
                      张凤翔兵部侍郎山东1,5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1,4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1,2
                      左懋第吏科给事中山东
                      成勇南京御史山东
                      叶廷秀兵部主事、尚书山东
                      高有闻尚宝司少卿山东1
                      左懋泰吏部员外郎山东1
                      李化熙总督山东1,4
                      沈迅兵科给事中山东
                      毛九华御史山东
                      黄宗昌御史山东
                      郝纲分守道丞山东1
                      任濬巡抚山东4
                      杨士聪谕德山东
                      耿章光兵部员外郎山东
                      孙昌龄吏部郎中北直隶
                      冯杰给事中北直隶
                      韩四维谕德北直隶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王家祯兵部侍郎北直隶
                      李春蓁御史北直隶
                      张三谟大理寺卿山西
                      王守履工部郎中山西
                      张煊御史山西4
                      张鹏云巡抚山西
                      阴润吏科给事中山西
                      张希夏礼科给事中山西
                      李化龙户科给事中山西
                      张第元太常寺少卿山西
                      陈奇瑜总督山西
                      练国事巡抚河南
                      郑二阳巡抚河南
                      李政修副使河南
                      丁启睿总督河南
                      丁魁楚总督河南
                      资料来源: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21页。1.这些人也出现在王鳌永所荐官员表中(见前表)。2.先降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3.在北京分别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4.在地方上投降,接受大赦,或在顺治帝进京后被推荐的明朝文官。5.北京陷落后,其领土被占时投降的明朝文官。多尔衮对大多数推荐都接受了。李化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来在1647年被擢为刑部尚书。孙之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谢启光为户部侍郎。任濬也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为刑部尚书。8月24日,谢升受诏陛见,被召入本内三院为宏文院大学士,由此又迁至吏部尚书。多尔衮还采纳了王鳌永“宽免”该省赋税的建议,以此作为对整个山东地主集团的奖励。在1645年,多尔衮又同意了孙之獬的在较长时间内减轻赋税负担的请求。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年和1645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629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因而,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164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了这年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365名,占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1646年各省进士统计
                      省份人数百分比
                      直隶9525%
                      山东9325%
                      河南8723%
                      山西8122%
                      陕西82%
                      浙江41%
                      江南21%
                      福建11%
                      湖广11%
                      辽东11%
                      总计373100%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181页。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

                      夫妻免费无码V看片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好了,”她承认。我对“完全封锁”这事儿极有兴趣,但我得先带她回到先前的话题,强化她抗拒用枪与死亡的念头。“你认为你能和我维持真正互信的关系吗?”我问道,“你真的能信任我,让我聆听并理解你想说的每一句话?”起初她困惑不解,后来似乎有点烦恼。她不回答,但我希望我已再次强化她维持这层关系的可能性了。走出大门时,她回头对我说,“以前,我曾希望你会放弃我。”门缓缓合上,我看着她宽而消沉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我想起她的自杀计划。我知道她随时都可能再次萌生自杀念头,因此我们得毕其功于一役,让她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下次见面时,我问起子弹的事。她承认拥有子弹让她觉得很自在——有了子弹,她随时都能了结自己的性命。“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想很自在?”我问。她好一阵子没说话,对我的提问感到惊讶;因为她从没仔细想过,有人会觉得这个念头很奇怪。“我这一生,大多时候都有自杀的计划,”她说,“9岁或10岁时,我曾计划躺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来。”她冷静地陈述往事,麻木的眼神令我背脊发凉。“仿佛自杀是我人生的唯一解药。”※※※※昨天,卡伦的姑姑打电话给她。祖父生病了,人在医院,她要卡伦去探病,但卡伦害怕看见他。这次通话勾起了卡伦对她八九岁时全家去海边玩的一段回忆。卡伦坐在祖父的别克汽车后座,夹在两个弟弟之间。男孩们越过卡伦,彼此打闹。他们一个6岁,一个8岁,卡伦9岁。男孩越玩越疯,开始推挤卡伦。“不要推我!”她抱怨。“卡伦!坐好!”母亲转过头来呵叱。她左边是正在开车的祖父,右边是父亲。“如果你们再给我惹麻烦,就通通待在车里不准下来。”祖父把车停在北街海滩,后座3个小孩安安静静的。卡伦跟着母亲下车,来到沙滩上。日正当中,天气酷热难耐,沙滩上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母亲摊开席子,祖父摆上躺椅,打开啤酒。她父亲跟着两个弟弟去玩水;小男生跑在前头,父亲则流连于一个个正在晒日光浴的胴体之间,紧盯着一群年轻女人。卡伦慢慢晃进水里,海水逐渐漫上膝盖;水很冷,她掉头折返。途中,她一时兴起,扑通坐在沙滩上开始盖城堡。为了让沙粒保持湿润,黏得更紧,她以手掬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差不多该回家了。祖父走过来,伸手抓住卡伦。她哀伤地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小城市,跟着祖父回去找母亲。来到车上,卡伦爬进后座,两个弟弟也争先恐后挤上来。到了家门口,卡伦滑下后座,但她的两条腿和泳衣上全是沙子。祖父看见卡伦身上和后座的沙,脸倏地变红。“卡伦!你在搞什么!车里全是沙子!”卡伦一愣。她看看母亲,后者转过身、带着弟弟们进屋去。卡伦举步跟着弟弟走。“站住!”祖父吼道,“不要把沙子带进屋子里!”他抓住她的手,拖向后院。半拖半走之间,卡伦试着站稳脚步;但他频频诅咒,用力扯她手臂,带她穿过后院,来到车库。他们管这儿叫“啤酒窖”。他拉开门,将卡伦推进黑暗中。“待在这儿。”她站在车库里,困惑地望着门外。祖父走向后廊,拾起水管,打开水龙头,踱步走向卡伦,嘴里吐出一连串不雅词句。他把水管递给卡伦,向后退一步。“拿去,把自己冲干净!”卡伦颤抖地握住水管,迅速淋向双腿和脚踝。“不是这样!”他抢过水管,大拇指按在出水口,水柱变得强劲四射。“转过去!”他冲她的背和腿,看着她因冷水而僵硬发抖。“躺下来,我要把全部的沙子都冲干净。”卡伦躺在车库灰色的水泥地上,吓得发抖;祖父握着水管一来一回,频频往她身上浇水。他拿水冲她大腿,肚子也溅到了。水冷得令她尖叫,但祖父瞪她的眼神足以令她呆住,立刻安静下来。他将水管放在地上,双手分开她的腿。他把水管头放在她胯间,正准水柱。“不要动,”祖父咆哮。他用手指拉开她的泳衣。“我要把沙子全部冲干净,”他又说了一遍。卡伦紧紧闭上眼睛。他把水管头对准了她的下身,卡伦感觉到痛,体内有一股冷热交错的压力。她想尖叫,但她叫不出声。祖父移开水管头,将泳衣移回原处,然后站起身。“好了,”他说,“都清干净了。咱们去吃点冰淇淋吧。”卡伦摇摇晃晃爬起来,走向汽车。祖父抓住她的手,走在她旁边。他们去了第51街和戴蒙街交叉处的“冰口味”冰淇淋店。回家路上,她坐在前座,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她的香草甜筒。等红灯时,祖父低头看着她。“不准滴下来。”他边说边戳她肋骨。卡伦紧紧抓着甜筒,但祖父又戳她,这次左右开弓。“不准滴下来。”卡伦扭个不停,七手八脚护着她的甜筒,但冰淇淋整个掉在她的大腿上。“看你干的好事!”卡伦感觉冷冷的冰淇淋逐渐在她腿上融化。她看着他,等他打她。他用右手将冰淇淋抹在卡伦腿上、肚子上、大腿之间。卡伦松了口气又觉得恶心。回到家,祖父牵起她的手,领她往后院走去。“咱们又得再清一次了。”他捡起水管说。故事结束,卡伦垂下头哭了起来。我等待她平复情绪。“怎么啦?”我问。“你一定觉得我很恶心,”她说。“为何这么说?”“我觉得好脏,”她说。“我能了解这件事给你的感觉,”我说。卡伦仍在哭。但我并非真的了解,我怎么可能了解?通常,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的响应是尽可能体会、理解当事者的心情。“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次就从今天结束的地方开始吧。”※※※※卡伦湿淋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把皮包夹在腋下,像名美式足球中卫。时间是1991年6月底,从面向公园的窗户望出去,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她朝我迅速点点头,快步移向座位。“过去两个礼拜,我随身携带那些子弹,”她边说边抓起腿上的皮包。“我每次都想把子弹交给你,却没有一次做到。我不确定我今天会不会这样做。”“在我听来,好像部分的你是真的想把子弹给我,否则你不会把它们带来,还特地告诉我,”我说。我得很小心地问,不能太直接,我必须让她觉得,把子弹给我完全是她的主意。卡伦的态度犹豫不决,眼神不时向两旁游移,而我只能等待。最后她垂下视线,手伸进皮包摸出一只塑料盒,里头大约有200枚0.22口径手枪的子弹。她看着弹盒好一阵子,然后把它交给我。我接过弹盒,放在旁边的桌上。“你还有别的东西要给我吗?”我问。她猛然抬头,两眼大睁,接着又低头沉思好一会儿。她再度将手伸进皮包,迟疑了几秒,然后掏出一把有刮胡刀片的折叠小刀。她把刀握在手里,仿佛在回忆什么;几分钟后,她伸出手,将小刀递给我,仿佛她刚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手中。“还有吗?”我问。她没抬头看我,迅速摇了两次头。“我必须确定你手上没有能伤害你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说。“可是,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回答。“你的意思是?”现在大吃一惊的换成我了。“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又说了一遍,好像我第一次没听清楚似的。“我不明白,”我说——她心里显然有事。卡伦低下头,轻声说道,“我父亲曾用各种东西伤害我,”她说。“他喜欢拿东西塞进我身体里,什么都有。”“我懂了。”卡伦没再多说,我也不想逼她说出更多细节。她才刚开始告诉我她曾经历过的恐怖事情,所以我必须做她的最佳听众,不打断她说话,让她畅所欲言。我必须让她感觉到我对她的接纳,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第一部苟且偷生第5章父亲被捕卡伦自觉跟我越来越亲近,但她也因此吓坏了。她越是信任我,长久以来深锁内心的秘密就泄露得越多,有时速度快得超出我们俩的控制。从她在每次就诊之间写给我的字条看来,这些被唤醒的记忆似乎越来越令她困扰。1991年7月24日我很伤心。我想起我的朋友珍妮,还有新朋友塔米。我很嫉妒她们。原因并非她们与医生的关系良好,而是她们的医生会拥抱她们。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生气,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被别人碰了。我经常幻想你会拥抱我。1991年8月1日昨晚,我梦见我在游泳池里溺水了。一只男人的手从水面下托住我的头。他用左手,手指戴着金戒指。这个梦我已做过好多次,但我头一次记得自己看见戒指。1991年8月3日昨天晚上,我不断想起一些童年的生活片段。我想起祖父侵犯我之后,我把染血的内裤藏在某个地方,结果被祖母发现了。那时我大概8岁。我把内裤藏在碎布盒里,祖母问我为何把裤子放进去。她以为我对自己初经来潮感到难为情。只不过事发3年后,我才真的初经来潮。祖母把内裤扔了,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8月5日,卡伦到诊所来,我们讨论她从7月24日到8月3日间写的短信。她在信里描述太多往事,千头万绪,害我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说回来,既然卡伦的治疗计划是靠我俩的互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吧。“我没拥抱你……会让你觉得我不关心你吗?”她点头。她确实如此认为。我说我能理解她何以如此感受,还说,若处于她的状况,多数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这么说或许稍有降贵纡尊之嫌,但借由这番说辞,我试图让她了解:虽然我已察觉她以为我不愿意拥抱她,但事实也许是我想拥抱她,但基于某些原因,目前我还没办法做到。我找不到合理解释“不拥抱不代表关系不好”,“拥抱不具治疗意义”,“拥抱可能破坏别人和我之间的界限”的方法,我怕她会以为我只是找借口不拥抱她。有时我问我自己,卡伦遭遇如此严重的人伦悲剧,给她一个拥抱,一点点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又何妨?但不幸的是,尽管卡伦表明她渴望得到孩童式的拥抱,我却无法确定我的认知是否与她的感受相符?某部分的她很可能将其判定为恶意接触,所以我决定不冒这个险。“我很好奇你祖母发现内裤上有血的反应,”我继续逼她,“我很惊讶你祖母竟然没继续追问下去。这部分她也有错,而且是很明显、很离谱的错误。”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我想让她分辨我和那些共同掩盖她受虐事实的人并不一样。我们也谈到男人从水面下托住她的梦。尽管我怀疑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是我的,但我仍很好奇她怎么看这则梦。“你觉得,水里那只托住你头的手是谁的?”我问。她看看我的左手,身子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她说,扭过头去。“在水里是什么感觉?”“窒息。绝望。”※※※※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需要具备受虐狂和自大狂这两种性情。他们一方面必须被动承受,持续保持无私、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引导病人进入治疗程序,坚持成为病人的情绪中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能将受虐狂扮演得有声有色,却羞于充当自大狂。我可以陪病人坐上一整天,天天如此,设法理解并掌握他们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好啦,也许没这么了不起,但我确实相当着迷于去了解人类心理层次是如何运作的,也很努力钻研。时间是1991年,我执业将近10年了。我发现我的专业能力越来越退步,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就诊。尽管每个病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故事发生的过程几乎全部一模一样,并非每个人都像卡伦这般特别。正如那天我望着川流不息的第95街时的感触:我害怕被困在办公椅上、无止境地聆听病人陈述,直到自己虚弱得再也无法站起来。※※※※1991年11月4日,卡伦告诉我她祖父过世了。她去守灵,却什么也不记得;她大约遗失了6个小时的时间。她说她对祖父的感觉很混乱,因为他偶尔也对她很好。守灵后,她自残的念头增强了,她用某种恐怖的方式伤害自己,极度自我厌恶。听完她自残的具体说明后,我问她,“你认为这些都是祖父过世带来的感觉吗?”“我不确定,”她说,“说不定是这样。”卡伦意兴阑珊,对我的意见似乎没什么反应。“你能想到其他可能原因吗?”卡伦望向窗外,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见我的问题。“贝尔医生,对于我曾要求你拥抱我那件事……我想向你道歉。”她并未看着我,反倒像在自言自语。“我无权要求你这么做。我觉得我需要被拥抱,但我也想过你为什么不愿意拥抱我。好像我心里只在意这件事。渴望碰触令我感觉自己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像孩子一样需要拥抱——安慰而非伤害的接触,只是无关性别的抚慰性的碰触。你是唯一让我有安全感的人。这是我此生头一次打从心底想与人碰触,却没有可能会受伤的念头。也许,我只是需要确认你会一直在这里。”她的自白令我大吃一惊,原因并非她想要拥抱,想从我这儿得到拥抱而向我致歉,而是这番话的含义不仅感人,也十分辛酸。此外,她道歉的时机也令我意外。一般而言,联想是由问题引发的;从她描述如何自虐,再到她为了想被拥抱而向我道歉,其间必定有某种情绪上的连结。难道她自残的念头非因祖父过世而起,乃是源自我不愿拥抱她?两者之间有关连吗?相互关系为何?卡伦似乎相当痛苦且不自在,也许我根本还没完全领会她的困境。她想要我碰触她,却恨自己渴望碰触。如果她的自残起因于想要与我接触,那么,万一我真的拥抱她,她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1992年1月底,某个接近傍晚的午后,大雪覆盖整座公园,街灯照得积雪闪闪发亮。我在等卡伦。这几个礼拜我出门度假,好一阵子没见到她。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今天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题。“我弟妹向警方报案,指控我父亲猥亵我的侄女妮娜,还有我女儿莎拉。”卡伦匆匆进门,连外套都扬了起来。她看起来颇为焦虑,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因为我也许会很高兴:她父亲终于必须为自己的兽行受到惩罚了。“你在担心什么?”我问。“他很快就要出庭受审,然后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她一直问我,我爸以前有没有猥亵我。”卡伦似乎非常害怕。“万一我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有人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割断你的喉咙?”“我爸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他会拿刀贴在我的脖子上,表示他会这样对付我。”她瞪大双眼。“你认为他真的会这么做?”“那当然。”※※※※2月底,卡伦表示警方预定在隔天逮捕她父亲。“我丈夫说,万一莎拉真的出了事,全部都是我的错,”卡伦说,“我从来不让她跟我父亲单独相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干出什么勾当。”卡伦痛苦又绝望。“可是,可能有一两次吧,我把莎拉交给我爸妈照顾。说不定是那时候发生的。”卡伦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我静静坐着,等她继续说下去。多年来我常纳闷,她为何不逃离她的父母,躲得越远越好?她不曾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耸耸肩。卡伦的情绪开始崩溃,眼角泛起泪光。“我丈夫是对的,”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她留在那里的,我怎么可以!”卡伦深陷绝望深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抓住她,把她拉出来。“但你确实注意到不能让她单独跟你父亲在一起呀,”我说,试着鼓励她,“你相信只要有你母亲在场,你父亲不会伤害莎拉的。”“嗯,”卡伦仍无法释怀。“莎拉怎么说?”我问。卡伦稍稍坐直了些。“她说他什么都没做。”“你相信她吗?”我问。“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会这样说,”卡伦虚弱地微笑。“可是,你曾有过的遭遇并未在莎拉身上重演呀,不是吗?”“嗯,”她回答。“你觉得莎拉会跟你说实话吗?”卡伦略显迟疑,我认为她开始爬出那个情绪深渊。“我不知道,”她说,身子不安地移动。“我问她,他有没有威胁她,她说没有。她看起来并不害怕。”“她似乎并未感受到你当时被威胁‘说出去就要割断喉咙’的那种恐惧?”我说。“没有。她没有。”“所以,莎拉很可能不像你或妮娜一样,被你父亲伤害。”卡伦点头。她心情仍然很差,至少比刚才好多了。她仍相当沮丧,但已不再渴望寻死。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诊疗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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