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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人搞黄视频在线免费观看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半下午时,又进来三个被从对面房子里赶出来的盲人。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是在酒店里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和把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间,外面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和下达命令的吼叫,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宿舍里的盲人全都把脸转向门口,等待着。他们看不见,但知道几分钟之内将有事发生。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紧挨着丈夫,小声说,必然这样,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他紧握她的手,小声说,你不要离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喊叫声小了,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他们你碰我,我撞你,挤在过道里,几个人迷失了方向,走进其他宿舍,但大部分人还是磕磕绊绊,相互拉扯着排成一串,或者零星地散开,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一副落入水中就要被淹死的样子,终于他们乱糟糟地涌进这间宿舍,酷似被一台卷扬机从外面甩进屋来。有几个人跌倒了,被踩在脚下。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里,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当,仿佛一条船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而这里的停泊地就是一张床。有人表示不满,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让后边的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医生从屋子最里边大声说,还有别的宿舍,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一间间屋子,一扇扇关着的门,一道道走廊,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只得艰难地找到进来时通过的屋门,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第二批盲人,就是那五个人,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栖身之处,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一刻钟以后,除了哭泣声叹息声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现在,所有的床都占满了。下午正在结束,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这时候扩音器里又传来那生硬的声音。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和住宿者必须遵守的规矩,注意,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等等。扩音器里话音刚落,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我们被关起来了;全都会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里,这事新鲜,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许还能完全治好。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这里有一个,有他在。他绝不会说这种话。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只有手是不够的,医生治病必须用药,用药片,麻醉剂,化合物,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得到它们的希望。甚至没有一双眼睛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有多少次,无须再仔细检查,凭这些外部症候就能确诊,或者判断黏膜和色素的色度,可能性极高,就是这种病,你跑不了。现在旁边的床都占满了,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察觉到,自从最后一批盲人来了以后,气氛变得沉重紧张,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一个星期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暗暗自问,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仍然被关在里面。我猜在食物供应上不会出现困难,当然也不能肯定,例如,我怀疑外面的人是否能及时知道我们这里一共多少人,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还能用多长时间,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包括各种废物,只要大便池堵塞,只这一项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他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最好就这样,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他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装在箱子里,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在哪里刮呢,在哪里,不能在这宿舍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当然妻子会给我刮,但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发现,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感到诧异。在淋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的上帝,我们多么需要眼睛,需要看,需要看见,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站在镜子前面,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可以说,我的脸在那里,亮的地方不属于我。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连面包渣也没有;为了表示善意,药店伙计设法缓和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可能还会送来吧。不会了。天完全黑了。外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随后安静下来,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看看情况怎么样,是我,她说,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臀部以下全都肿了,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比原来大了许多,里边有紫色血污,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甜腥的臭味。您感觉怎么样,医生的妻子问;谢谢您来看我;告诉我,您感觉怎么样;不好;疼吗;疼,也不疼;说清楚一点;我觉得疼,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说不清楚,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躺在这里看着我的腿疼;这是因为发烧;是吗;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医生的妻子把手从他的前额上拿开,正转身要走,晚安二字也还没说出口,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拽,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我知道太太您看得见,他的声音非常低。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颤抖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您弄错了,您从哪里冒出这么个想法呢,我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不见;太太,您别想骗我,我清楚地知道您看得见,不过,请您放心,我不对任何人说;睡吧,睡吧;您不相信我;我相信;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我已经说过,相信您;那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明天再谈,现在睡觉吧;好吧,明天,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我是这样想,或者是发烧让我这样想的。医生的妻子回到丈夫身旁,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会是坏死吗;时间这么短,我看不大可能;无论如何,情况很糟糕;我们在这里,医生故意提高声音,让别人听见,我们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病人从左边十四号床上说,医生先生,谁也不会来捆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仿佛想让黑暗,一种真正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变成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它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撒在一张张床上,因为距离太远,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四十个人正在睡觉或者拼命想睡着,有几个人在梦中长吁短叹,喁喁低语,也许在梦中看见了梦想的东西,也许在说,如果这是一场梦,那么我不想醒过来。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忘了上弦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只有医生的妻子的手表还在走。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前面,偷车贼慢慢用臂肘支撑起上身。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那里只有疼痛,除了疼痛,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膝关节早已僵硬。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任凭它耷拉到床外,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这时候,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向四面八方狂奔,随即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养活它们的火山口。他双手撑在床垫上,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艰难地喘着气,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似乎难以支撑。几分钟之后,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必须把它拖在后面。一阵晕眩感袭来,难以抑制的颤抖传遍全身,寒冷和发烧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战。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经过一张又一张床,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拖着那条伤腿,活像拖着个口袋。没有人发现他,也没有人问,这时候了您到哪里去呀;如果有人问,他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去撒尿,就这样说,他最不愿意发现医生的妻子叫他,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不能对她撒谎,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如实告诉她,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应当去的不是别人,是我,他们看到我伤势如此严重,就会把我塞进救护车送往医院,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然后他们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彻底治好,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如果他们患了阑尾炎,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做完以后才杀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死去,对于我,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我不在乎。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咬紧牙关,没有呻吟,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失去平衡的时候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数床的时候出了错,本以为还有一张,结果却没有了。他倒在地上,在确信没有任何人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他继续往前爬,到了天井,停下来,想了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是在门口喊呢,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扶着它肯定能到大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要是从这里喊,请求帮助,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但是,之前有床作牢固的依靠尚且备受折磨,如今只有一根没有系紧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出路了。几分钟以后,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爬着往前走,他想,在绳子下面爬,不时抬起手摸一摸,看是不是走对了,这和偷汽车一样,总会有办法。突然,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竟然偷一个可怜的瞎子的汽车,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争辩说,不是因为偷了汽车,而是由于陪他回家,这才是我犯的大错。良知不肯听他诡辩,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盲人是神圣的,不能偷盲人的东西;从技术上说,我没有偷他的汽车,汽车没有在他口袋里,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被告辩解道;不要再狡辩了,良知咕咕哝哝地说,去你该去的地方。凌晨的冷空气使他脸上感到清爽。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他想。他好像发现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他已到了外面的平台,很快就能到台阶上,这会是最麻烦的,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他举起手,确信绳子还在才继续向前。正如预先估计的那样,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有那条伤腿,帮不了任何忙,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身处两层台阶中间,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身子翻向一侧,但那条该死的腿却死死拖住他。疼痛立即袭来,像锯子在锯,像钻头在钻,像锤子在敲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忍住了,没有喊出声来。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趴着,脸伏在地上。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他冷得打了个寒战,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整个伤口挨着地面,他想,这样会感染的,愚蠢的想法,从宿舍开始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好,没关系,在伤口感染以前他们就会给我治疗,他又想到这一点,为的是让自己放心。他侧过身子,以便抓到绳子,但没有马上找到。他忘记了,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但直觉使他以为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后来,经过思考,他辨清了方向,坐起身来,慢慢挪动,直到臀部碰到了第一层台阶,抬起手摸到粗糙的绳子时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他随即发现了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与地面摩擦的方法,坐在地上,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像从前的下肢残废的人那样以两只胳膊作拐杖一点一点挪动。不错,是向后走,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拉总比推省力。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也有利于挪动。至于绳子,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没有走丢的危险。他暗暗问自己,离大门还有多远呢,这和用脚走路不同,当然,用两只脚就更好了,现在退着挪,每次只能挪半步甚至更少。一时间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转过头去看还有多少路,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他问自己,嗯,要是白天他们早看见我了,还有,只吃过一次早饭,是许多小时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思维敏捷准确,符合逻辑,反而吃了一惊,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他一定敢发誓说,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想着想着,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包着的铁皮上。已经到了。因为怕挨冻躲进了岗亭里的哨兵,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里边发出来的,可能是树枝摇动,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拂着铁栏杆。又一声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是碰撞声,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士兵慌了,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岗亭里走出来,朝大门方向瞭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声音又响了,这一次更大,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大门上的铁皮,他想。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因为想到,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无论有没有原因。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慢慢地,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

                      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与侧福晋所生的五子载沣继承醇亲王封号,载沣的长子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2人确实都比这位第五子惇亲王更受重用。注184黄带子,清朝的宗室均在身上系黄带子以示与他人的区别。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后者俗称红带子。注185冯玉祥逼宫,指的是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一事。注186和硕亲王是清朝宗室的第一等爵,并非专属代善一支,和硕礼亲王才是代善被封(清崇德元年,1636年)的爵位,是清代铁帽子王之首。所以何先生祖父改姓和(何)是相当随意的。注187清代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是佐领,佐领下设骁骑校(原称分得拨什库),每佐领一人,正六品。注188“八佾舞于庭”出自《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8人,八佾八列64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189吴晓邦(1906—1995),中国舞蹈家。1906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太仓,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是当今中国舞坛公认的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代表作有《丑表功》《思凡》《饥火》《罂粟花》《虎爷》等。1949年以后曾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搜集整理中国传统舞蹈的多种资料,先后对江西傩舞、山东曲阜孔庙祭祀乐舞等开展深入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第一次对古曲和舞蹈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带领他的学生们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一批具有学术意义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却在30年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仿唐乐舞》等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精神上的继承和延伸。注190据光绪《大清会典》卷25,以“祀分三等、斋戒、陈玉帛、荐牲、用乐、佾舞、祝版、祭器、祭品”9项来分述,佾舞方面并没有提到群祀,而在用乐上明确指明群庙不设悬,乐由乐部和声署预备,曰“庆神欢”。可知这并不是专门奏哀乐用的。注191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注192安双成,锡伯族学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满汉大词典》和《汉满大辞典》主编。注193北京话,指双胞胎。注194张莉珊,又名张寿蓉,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子绍曾的女儿,嫁给庆王奕劻的孙子。按奕劻的长子名载振,载振有2子,长子名溥钟,溥钟之子就是毓定,即张莉珊的丈夫。详见本书下面“宅门儿”中张寿蓉(即张莉珊)的口述。注195即今鼓楼西大街149号。原为清醇亲王宅内,依例改建的醇亲王祠,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1914年改祀关羽、岳飞,遂称关岳庙。1939年重修庙宇,改称武庙。新中国成立后,因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曾在关岳庙原址上,现作为西藏驻京办事处。注196旧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333页)。注197“一贯道”与先天道、天理教等,都是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其名始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取自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奉罗教主神无生老母,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一贯道”曾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和打击。10月10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2月20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1951年2月21日,中共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8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3年以上徒刑。”至此,一贯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台湾却有所发展。注198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比汉语数目字简单易学,比汉语大写数字更为简便易行,故能长时间在民间流行。现在在港澳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在我国南方农村有些地方,在年长的会计人员中,也仍有人在使用这种数码。苏州码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注199这里也感谢为我推荐并多次联系秉钧先生的安双成老师和他的夫人。同时感谢帮助我完成这篇访谈的张莉女士。注200张莉珊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那桐不姓爱新觉罗,并非皇族,张莉珊所谓皇族,当指她嫁过去的庆亲王家。参见下篇张莉珊与其弟张寿崇的口述。注201爱新觉罗家族初入关时并没有按照辈分命名的习惯,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乾隆时定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祺”。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注202善耆确有一弟叫善旌(第4子),为副都统、镇国将军,在《爱新觉罗族谱》甲册1699页上。注203燕守平,男,1941年生于江苏,徐州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20世纪70年代以《杜鹃山》一剧的伴奏成功享誉全国。燕守平的妻子马小曼是京剧旦角演员,马连良之女。注204怀塔布(?—1900),清末大臣。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历任大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注205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0页。注206中堂是宰相的别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仅为大臣的荣典,习惯上仍称授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拜相,都称为中堂。注207那家花园今已经不存,对此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一个星期后,我们虽没有搬出,购房单位已经开始兴工建设。回家后,全家就投入到搬家的准备之中。院内的租户和亲属纷纷搬走,大批的名贵花木及百余只花盆廉价卖给了颐和园。原在家中管理花木的刘师傅也被安排到颐和园管理花木。交房的期限为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收拾东西,一方面要处理家具。很多木器家具或就地拍卖,或存放到闲置的房里(2008年年底,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提到慈禧赐给那桐的紫檀木镶嵌象牙万字不到头的大条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搬家忙乱中流向民间的)。同时,等西堂子胡同三号院的租户迁出后,再抓紧时间安排那里的房屋修缮。紧张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1950年5月22日,我们举家迁入西堂子胡同三号,从此结束了在‘那园’的生活。这一天祖母哭了……”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未公开出版),2011年版,21—23页。注208引自《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09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王谢堂前”,此次因重在叙述宅门生活,故未将蒋家姐妹的口述收入本书,而是放在另一部即旗人妇女的口述《胡同里的姑奶奶》中。注210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的社会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页。注211主要参照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和何丽:《寿崇张老政协工作四十年》,载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1998年版。注21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章嘉的记载仅有如下几句:“章嘉,原任厩长,其孙法尔萨原任牧长,元孙常英现系生员……以上俱系世居叶赫地方,系来归年分无考之人。”(卷22,乾隆九年内府刻汉文本,叶24下)注213裕禄,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仓,裕禄自杀。注214这里说的三家,指那桐一家、裕禄一家和庆王奕劻一家。清代将皇族女儿均称为格格,四格格是庆王奕劻之女,深得慈禧太后宠爱,慈禧命她长年在宫中陪伴自己。据说奕劻以支庶而能晋封亲王,发迹就从四格格受宠开始。四格格的丈夫是裕禄的第九子,当时皆呼她为熙九太太,张寿蓉姐弟呼她为九姥姥,确实是差两辈。注215据《那桐日记》记,那桐的第一个夫人赵氏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同年十月,那桐“定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原任六库郎中祥霭亭先生之孙女、继三老爷之女为继室。”(66页)注216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那桐长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即崇厚)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可知这些家族相互间作媒通婚的关系。注217据《那桐日记》,那桐的第三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许字成竹铭之子钟山。”(435页)成竹铭即成允,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布政使,他是清朝远支宗室即觉罗,所以这里说那桐之女嫁给了皇族也是对的。注218这里指的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室改组的皇族内阁中,奕劻任总理大臣,那桐任协理大臣之事。注219铁良,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光绪朝曾去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注220杨儒,汉军正红旗人,字子通,同治举人。历任驻美兼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俄、奥、荷三国公使等职。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东北,翌年1月杨儒出任全权大使赴俄谈判,谈判中俄人提出侵占东北条款,他不受逼迫,拒不签字。1902年死于俄国任所。注221张家姐弟之父绍曾,是那桐的独子,乳名宝儿。曾在中国银行任职,为盐业银行第一任董事。据《那桐日记》光绪十八年(1893年)八月廿六日:“今日午正一刻内人生一男,大小人均平安,母亲命乳名宝格;”廿八日:“宝儿三朝,贺客甚多。”(92、93页)注222张寿崇有文章记述:“民国初年,我祖父那桐在天津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路176号)购地数亩建一德式楼房,全家移入,息影津门,但每年春夏仍多回北京居住。”(见张寿崇:《那家花园往事琐谈》,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25—226页)注223引自《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24这里指的是巴金(1904—2005)的小说,即《家》《春》《秋》。注225奕劻于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时年80岁。奕劻生6子,第三、四、六子早殁,载振为长子,系大侧福晋合佳氏所生。凭借奕劻权势,他14岁就被赏给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6岁时任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到法、比、美、日等国进行访问,有《英轺日记》4册12卷传世(一说为别人代笔)。归国后历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显职。民国六年大总统黎元洪代替已经逊位的清室下令命载振承袭庆亲王之爵,世袭罔替。注226载振有三子:长子溥钟、次子溥锐、三子溥铨。那桐的第五女、第六女即分别嫁给了溥钟与溥锐,那桐的孙女即张寿蓉又嫁给了溥钟之子毓定。这就是所谓的“姑做婆”。注227溥仪逊位后庆王携眷避居天津,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该住宅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璧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120多间。1949年1月被军管会接管,后来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参见溥铨:《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201—216页。注228老北京婚俗,新娘起轿后要派新娘的兄弟二人随行于花轿两旁,称为扶轿杆儿。注229张寿蓉的二姐嫁的就是增崇之孙奎垣,详见下篇奎垣的口述。注230卓王,即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卓哩克图亲王,什锦花园是卓王色旺端多布的在京府邸。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是色旺端多布之子。注231世续,字伯轩,生于咸丰三年(1835年),内务府满洲正黄旗人,索勒豁金氏。光绪举人。曾任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命留京办事。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辛亥革命时首赞清帝逊位,并参与磋商优待条件。注232岳潜斋的女儿名岳维珍,详见后文刘汝舟口述。注233据张寿崇先生解释,这个“贫”并非贫穷的意思,而是指“不大气”“抠抠唆唆”,当时也称为“民气”。注234《那桐日记》中多次提到茂如、子言,如记子言,第6页:“午后箴嫂、明大姑奶奶、子言兄嫂来”、第7页:“子言兄来,未得晤”等。记茂如,如87页:“约古香、茂如、锡侯同饭”、270页:“茂如处出分四十金”“茂如处送圣”等。注235即上篇张寿蓉口述提到的姓邓的夫人。注23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张。注237这里所说的大侄女,指的是那桐的堂弟那晋之子绍荫的孙女。其父名张润帘。按,张寿椿在这篇口述中谈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军进入幽州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燕云已经被洗白白了,至于西京,金国收了钱,却根本没还。赖账是小事,快乐最重要。宋朝把西京先放过一边,第一时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先是对有功人员的封赏。全体参与光复燕云行动的干部里,除了刘延庆之外都升官。如身临前线的蔡攸,升为少师;坐镇后方的宰相王黼由少师进位太傅,赏玉带;四方奔走的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最大的一份功劳留给了伟大的武装太监童贯。宋神宗有言,“复燕云者王。”这句话是有效的,哪怕这个人是太监,也必须兑现。童贯先封为豫国公,紧接着升为广阳郡王。郡王,在亲王之下,是次一档的王爵。但一来王爵仅亲、郡两级,二来宋朝立国近一百七十年以来,太监封王者仅此一例,无论从哪方面讲,童贯都登峰造极,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他的计划完成了,他真的通过联金灭辽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最高峰。接下来是赵佶的盛宴。时间凝固在公元1123年的四五月份之间,当时赵佶踌躇满志,他回望历史,仿佛看到了从太祖赵匡胤以来,直到他的兄长宋哲宗赵煦,宋朝所有的列祖列宗,他们终生努力的,他们无奈叹息的,那些始终像是梦幻泡影一样的事情,他都完成了。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这些功绩他都做到了,连带着他史无前例的丹青文采,这样的人物不要说是宋朝,环顾汉人三千年历史,谁能与他比肩?!斯人斯事,必须铭刻碑石,传之万代。精心准备了四个月之后,赵佶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记此盛事。到这里,燕云战役告一段落,我们也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了。总结无非是经过、结果两方面。说经过,相信每个人都看得抑郁,宋朝什么都输光了,从国力到西军,从钱财到脸面,前所未有的丢人!但是,国家事务是政治,政治永远都只看结果。结果好,一切都好。所以,我们具体看结局问题。结局是宋朝联金灭辽大获成功,不管燕云十六州是不是全体收回,至少辽国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从此宋、金两国成了邻居,其亲密的程度比之前的宋、辽还要紧点。宋、辽两国之间有白沟界河,河两岸各有足够广阔的无人带,双方不驻军不设防不修战备,足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宋、金不一样,燕云十六州,宋得其六,金国得九,目前还有一个自治待定。如此参差不齐犬牙交错拧在了一起,哪一方想挑事,立即就会擦枪走火。而且,辽国再不好,也是南北两院共治,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给汉人同等身份地位的异族国家,在国家性格上基本汉化,一百多年的老邻居,安稳妥帖,实在是找不出第二家。反观金国才刚刚开化,哪懂什么礼仪,甚至在最初的反抗精神下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还能残存下来多少的良知还不一定。强大的武力,加上未知的性格,实在是太凶险了。所以联金灭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论调,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它被认为是正解。真的吗?这要延伸一下才能求证。比如说,不联金了,不灭辽了。那么宋朝做什么,不外乎两种。一,坐山观虎斗。这样的话,任由金国把辽国灭了,燕云十六州变成金国的属地。这样好吗?以金国实力,一马平川地冲下来,宋朝拿什么抵挡?只怕死得更快更难看。有人会说,宋朝一直置身事外,和金国没宿怨,金国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打过来呢?……这话不予置评,实在是没常识没知识甚至没脑子。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只存在着吞并与反吞并,打压与反打压,就连宋、辽之间,也是在澶渊大战之后互相无可奈何才结的友好同盟。想让金国只因为宋朝跟它没旧仇,就放过这样一块可口美味的肥肉,简直是痴人说梦。二,辽既然打不过金,宋朝又不想和金为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思前想后,只有一种办法,即助辽灭金。集合两国兵力,把最精锐的西军派到辽国境内去,把金国这个灭世之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里。这样好不好呢?先不要说宋、辽合兵能不能搞定完颜阿骨打,就算战力足够,谁能在事先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所以,综上所述,结局都和已经出现的现实一样,宋、金之间绝无和平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抢先出手,不惜一切代价把燕云得到?这样还可以巩固哪怕残缺的北方防线,为未来的大战做前期准备。以上做法,有前例证明是理智的。三国时蜀汉伐魏,诸葛亮自己都说,以弱伐强,难保必胜。但“伐亦亡,不伐亦亡,何若伐之”。只要努力,总归是有希望的,而坐以待毙,就死定了!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赵佶的行为才有可理解的思路,不然的话,实在是让人觉得他蠢得可笑、疯得可怜。在这一年的八月,《复燕云碑》树立之后,宋朝做了两件事。一,招降张觉。张觉何许人也?此人大有来头,他是辽国的进士,战前任燕云十六州里平州的节度副使。本来身为二把手,他无足轻重。但是战争爆发前,他的上司平州节度使萧谛里猪头症发作,对百姓态度粗暴,结果群众的力量很震撼,一拥而上,把萧谛里砍了。张觉接班,成了大领导。他在两次宋辽战争、一次辽金战争中非常理智保持观望,一方面静等结果,一方面扩充实力,达到了五万军队,一千匹战马的实力。他的平州,就是前面提到的燕云十六州里宋六金九,一州独立的那个存在。区区一州之地,夹在两国之间,谁都看得出来他实在是前途暗淡,但是张觉本人居然活得很滋润,在八月之前,无论是宋还是金,都没答理他。为什么呢?在金国来说,他只是个小跳蚤,有太多的更加重要的事得去办。比如追捕天祚帝,比如……金军从燕云撤退时掠走的那些燕云佳丽。那是一批此前女真人从来没见过的美女。与她们相比,别说深山老林里生活的女真妇女,就连辽国的贵妇们也是黯然失色。她们是燕云人,是与宋接壤,时尚温柔典雅漂亮,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空前的美人。女真人着迷了,完颜阿骨打带头迷了进去,他无法自拔越陷越深,直到精尽而亡,死在了从燕云回老家的路上。伟大的完颜阿骨打就是这样死的。这可不是我乱讲的,他因为这个得病,迅速病死,是金国的官方史书记载的,不信的人去翻《金太祖武元皇帝本纪》。阿骨打死了,他的死和他的崛起一样迅速、突然、震撼。关于他的一生,很多史书归纳成两个字——完美。完颜阿骨打在不到十年之间,算无遗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联宋灭辽,底定大业。他不仅是军事上的大天才,更是杰出的政治家,非常伟大。说得都对,但不完全。完颜阿骨打之所以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也是英雄,更动人心魄的是他的反抗精神。与之相比,他后来坐拥天下最强兵力所向披靡,的确很威风,但也没什么。历史强者谁没有横扫一切的时候?而他在冰封千里的松花江上,在头鱼宴上面对辽国皇帝的淫威保持了尊严的时候,才更让人佩服。这一点,哪怕是街头混混,都会伸出大拇指,叫一声爷们。抛开这些,完颜阿骨打还迅速创立了金国的军制,创造了女真人的文字,这些都对女真人的未来极其重要。他一生的功绩可以归纳成两句话:他没有亲手灭亡辽国,但已经彻底奠定了胜局;他没有完成金国的建立,但已经铺好了道路。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向一个封建文明国家迈进,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好了,上边说的貌似已经很全部了。但我仔细想了想,还没有。完颜阿骨打的一生是为女真人奉献的一生,除了生前,哪怕是死,也死得时机适当。在公元1123年的八月份以后,如果他还活着,历史一定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该发生的事哪怕发生了,也不会那样残暴得丑陋。他是开国的皇帝,这种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强大中饱含着恢弘、凶狠里保持着人性。他们杀人,杀很多的人,他们抢夺,抢最好的土地、最美的女人,可不惹人恨。因为他们的心里,或多或少的,都充满着阳光、充满着不屈,他们是反抗者,是梦想者,是建设者。而他们的继任者是不同的,一世祖和二世祖的区别很明显,看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就全明白了,不看全盘的总结,只看行事作风。南唐李后主在赵匡胤的手下活得有起码的尊严,在赵光义的手下,生命、女人哪一点都保证不了。回到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这时死,一个时代终结了,随着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任,女真人变得残忍刻毒、贪得无厌,本应是个伟大的新兴民族,结果变成了一群只知破坏不懂建设的抢劫团伙。这是后话,在当时宋朝只能根据形势,做出适合眼前局势的决定。局势一,完颜阿骨打死了;局势二,宋、金两国在燕云十六州里犬牙交错。那么决定只能是——趁此时机,尽量多地侵吞燕云区域。得到燕云,才有生命线。招降张觉提到了日程上,非常巧,这时金国帮了宋朝一把。完颜吴乞买继位,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防守,各条战线都急剧收缩,在燕云方面,他下令辽国的降臣、燕地居民,都迁徙到东北,到女真人的老家,眼皮子底下生活。这样可以迅速集中财富,不经过时间的衍变,硬生生地在边远的东北制造出一个繁华昌盛的女真国度,同时也把各殖民区的活力全部抽走,让他们想反叛搞事也没办法。想得周全,如果真能达到的话,的确会从根子上一劳永逸。从这时起,完颜吴乞买走上了历史舞台,上面的这个办法是他一生坚守的建国之本。他不要辽国的模式,不想复制出燕云十六州胡汉交融制造出来的繁华,他要的是一家独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女真人建国的内核,只有一个字——抢。把能看到的好东西都抢到身边来,抢不到的就全毁了,也不给别人留下。燕云居民们上路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在刀枪的逼迫下向寒冷边远贫瘠的东北迁徙。这时,他们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的希望,那就是张觉。他们会路过张觉所在的平州,也许那里会带来变数。变数真的发生了,张觉公开和金国决裂,一边派人去西方寻找耶律延禧的儿子们,一边向宋朝求援。他声称,只要宋朝出兵帮助他,他可以献出平州。消息传来,赵佶很兴奋。对宋朝来说,终极目标是得到完整的燕云十六州,现在有送上门来的,为什么不要?他立即派人去和张觉洽谈,不仅如此,还向金国派出了使臣。这一回,宋朝的要求是,把山后九州都还给宋朝!这个要求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也是后来不敢想象的,但在当时宋朝做出来了,而金国居然没有愤怒、没有拒绝。为什么呢,只因为完颜阿骨打死了。宋朝任命宦官谭稹为两河燕云府宣抚使,全权负责收回山后九州。他上任之后,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今河北蔚县)的守将都向宋朝投降,加上平州,宋朝迅速地收回了四州之地。在此期间,宋朝做了第二件事。招降张觉之外,赵佶招降耶律延禧。耶律延禧……辽国的皇帝,貌似他是当时最大的丧家之犬,被金国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死定了的角色。宋朝招降他有什么用?从前翻史书,第一眼看到这里时,我也很疑惑,宋朝在西军大败,明知金军强到不可抵敌的情况下,还招惹这样的烫手山芋做什么?纯粹找死嘛,但是综合上面罗列出来的局势和进程之后,招降这个过气皇帝的原因就很清楚了。赵佶要趁热打铁,对其余的燕云各州下手。这时燕云各州的守将基本上都是原辽国的人,正在彷徨无助,面临马上要被集体迁移的命运,如果宋朝及时伸手拉一把,再打出耶律延禧的亲情牌,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例外,都会向宋朝投降。如此一来,燕云十六州就都得手了。招降耶律延禧的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宋朝动用各种关系各个渠道向西边找人。当然,这个活儿难度太大了,从概率上讲,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耶律延禧是当时号称消失得最彻底的人,金国动用了精锐部队长年驻守西方,在深山老林里拉网式搜索都挖不出来他,宋朝一边找还得一边遮人耳目,拿什么成功?但是事在人为,世间事只有不敢想的,没有做不到的,就像宋朝对金国龇牙,索要燕云十六州一样,谁看都是往虎口里伸脑袋,除了死得加倍难看之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结果是,当年的十一月份,金国割让了朔(已被宋占领)、武(今山西神池)两州给宋朝。第十八章欢呼,灭亡耶律延禧,这位曾经的东亚老大,一不小心又成了世界的焦点。宋、金两国各用渠道,不遗余力地寻找他,可惜都找不着。唯一找到他的人,是耶律大石。这首先是他藏的地点太隐蔽了,夹山,在史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夹山在沙漠之北,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到达,他国所不能至。”看来这是契丹人祖辈打猎探险留下来的一块世外桃源,具体地点一直流传在辽国皇室之中。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燕云地区逃走的辽军能准确地寻找到耶律延禧。这时的耶律延禧很神奇,他不像是位亡国之君,反而显得斗志昂扬神采焕发。他好运连连,先是得到了好消息,完颜阿骨打死了;另一方面得到了援军,阴山室韦谟葛失部落给了他足足五万多人的部队。室韦,是蒙古族的前身,他们的强悍地球人都知道。这两样综合起来,让耶律延禧觉得复国有望,可以反击了。就在这时,耶律大石找到了他。时机明显不对,耶律延禧手握重兵,又有了皇帝的尊严。一见面,他就对耶律大石严厉质问:“我在,你们怎么敢立耶律淳?”这是在问罪,罪名比蓄意谋反都重,是已经谋反。耶律大石很平静,他说:“你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就算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不算便宜敌人,难道不比只知逃命强吗?”耶律延禧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亡国之君就是与众不同,没话说了不等于没事可做,对于燕云地区曾经出过辽国的皇帝这件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必须杀个人。杀掉耶律淳的老婆!于是,那位在宋军攻进幽州内城都冷静坚定,主持打退刘延庆的女士,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还不算完,耶律大石也有别的任务执行。命令,耶律大石率军攻击金军。这个命令其实也有点靠谱,当时金国的政策是收缩,为了确立新领导的权威,各占区的大佬们都往老家赶,向完颜吴乞买表忠心,这其中就有主持原辽西京区域军务的完颜宗翰,也就是粘罕。粘罕走了,辽军正好乘虚作战。想法不错,按说也应该像宋朝一样得着些好处,但要命的是他们遇到的人不对。这次粘罕虽然走了,但是金军里还有个更牛的人物,这人叫完颜娄室。按战绩排名,他在金军第一代战将里面遥遥领先,号称“常胜”,其实,另一个头衔才更准确——皇帝收割机。此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抓皇帝不止一个,不管是现任的曾经的未来的,只要叫他盯上了,全都跑不了。于是,耶律大石悲剧了,他被生擒活捉。这种时刻,一般的正面人物应该只有一个命运了,自杀,或者被杀,只有死才能化被动成正面典型。可是耶律大石不一样,这个人忠于的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他的民族。死,太简单了,在整个民族都面临灭亡时,真正有勇气的人要活下去,要找到绝境中的那缕阳光。耶律大石投降了,他文武全才相貌堂堂,到哪里都让人喜欢。金国人不仅饶了他,还给了他官位,又给他重新配置了一个妻子,按照当时的投降标准来说,是非常到位的规格了。对此,耶律大石很感动,主动要求为金国工作。金国正中下怀,正不知道耶律延禧躲在哪儿呢,大石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带着金军去抓耶律延禧。很好,这也正中耶律大石下怀,他料定会有这个任务,借此机会,他成功逃出了金军的手掌。自由之后,他回到夹山大本营。他变了,不再是耶律延禧的忠实臣子,他对这个颠三倒四莫名其妙的皇帝彻底厌恶了,为了契丹种族,他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离开眼前的一切。他带着两百铁骑北上,三天之后过黑水(今内蒙古艾卜盖河),再向西北,到达可敦城。之后,他的生命是史诗级的,他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在面积上与辽国全盛时期都不相上下的庞大帝国。有此根基之后,他回来了,哪怕有了皇帝宝座、富贵的生活,他仍旧要与金国一决高下。耶律大石

                      成年人搞黄视频在线免费观看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才知道它的器形。祭祀铜鼓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祭祀铜鼓祭祀铜鼓内景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战争贮贝器战争贮贝器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王鲁湘:都打赤脚。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李家山二次发掘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女性贵族的身影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张新宁:这座69号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老凡,你干嘛?!”林岳紧追上来,当他觉察到我脸上的喜悦时,不由一脸的狐疑,“难不成你看到盒子里有金翅天龙了?!”“嗯,嗯。”一时间被喜悦占据了整个大脑,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靠,忙活了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轻轻松松的当了回有缘人。”林岳撇了撇嘴,沮丧地钻进了车里。兴奋之余,我向林岳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缘由,这家伙跟听新闻似的问长问短八卦了半天,并自告奋勇地要求晚上一起去S家除去那只应蚺。不过,在去之前必须送他回宿舍去补觉,于是只好绕了个圈把他送回了宿舍,顺手把S家的地址抄了给他。回到家里,简要地向晖儿描述了一遍经过,晖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印下了无数个唇印。但当给晖儿看盒子中的金翅天龙时,她却象林岳一样失望不已。“也许真的是有缘人才能看到。”晖儿叹道,“就象你那天看到S身上的奇怪现象一样,不是我没注意,而是根本看不到。”“呵呵,这东西也够邪门的,在我眼里就是活生生的,但你和林岳却看不到。”我感叹道,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几乎颠覆了三十年来所有的知识观念,“不过,不管怎样,S有救了!”……一阵充足的补充性睡眠后,精神恢复得异常迅速。熟睡酣眠的时候,晖儿已经和S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去她家的时间。出发前半小时,我再次用电话赶走了林岳的美梦。半个小时后,一行三人已站在了S的公寓前。“乖乖,在这城市里呆了快十年了,倒还真没注意这片还有这么个建筑。”林岳看着公寓的外表,满身寒颤的说道,“跟个鬼屋似的,挑在这里住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鸟。”“古人有云:‘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所好亦异’。”晖儿在淡淡地说道,“好鸟同志,您先请进吧。”林岳被说的一顿语塞,白眼乱翻,冲我一个劲的摇头:“你这个老婆被你调教的可算是牙尖嘴利,连之乎者也都能用来损人,佩服佩服。”“呵呵,要不要我老婆给你也介绍个?”我幸灾乐祸的笑道,“看看你能调教个什么样的出来。”“得了吧,寡人我是身在群芳中而不为一花折腰。”“臭美吧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你就该哭死了。”说笑间,我们已来到了S家的门前,使劲揿了半天门铃才等到她开门。那无精打采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令得晖儿不断的向我摇头。“这是林岳,我的高中同学,市中医院的神医,上次我发病就是他妙手回春的。”在客厅坐定后,我向S介绍道,“下午他正好来我家做客,就自作主张请他一起过来了,一则大家认识认识,二则顺便帮你看看头晕的毛病。”“哦,麻烦你了,林医生。”此刻的S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连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但奇怪的是她身上那如影随形的怪物却有如蒸发一般完全消失了。“呵呵,叫我林岳好了。”林岳一脸善良的笑道,我几乎能看到他头上那闪耀的光环了,“大家都算是朋友,称呼上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林岳借口给S把脉,将S诓进了隔壁房间,晖儿则机灵地站到了房间的门口,一边装作探视的样子一边把风。我迅速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溜进了S的卧室,将盒子放在了松软宽大的枕头下面。随后溜出卧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凑到门边隐蔽地向晖儿和林岳做了个“OK”的手势。晖儿顺势靠在了我的身上,身体微微的颤抖着,我伸手扶住她的双肩,慢慢地使她平静下来。林岳则诡异的冲我笑了笑,继续甩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那里滔滔不绝。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S的气色愈发萎靡,在客厅里的挂钟敲过十一下后,晖儿将S扶上了床。“S,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哦。”晖儿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房门。我向林岳使了个眼色,揿灭灯,三人重重地走近大门,将门用力打开又用力地关上。三人偷偷地走回卧室的门前,自微开的门缝间向屋内观察。客厅里夜光挂钟的数字在黑暗中闪烁,时间已慢慢地指向十一点二十分。子时,这个古代的计时以现代换算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23:20到1:20,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蚺现身的时候了。“咝~~”耳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仔细往屋内望去,只见S安静地躺在床上,但身上的被子却不住的翻动,渐渐地,自被中游出一条身泛青光的小蛇,若不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几乎很难查觉它的出现。竭力遏制住狂跳不已的心脏,轻轻地碰了碰身边的晖儿和林岳,示意他们注意那蛇,可两人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难道是眼花了?我又仔细地看去,那条青蛇见风暴涨,只一会的功夫便有如水桶般粗细,身上那指甲盖大小的青色鳞片在床头夜灯的照耀下闪动着着妖异的绿光,丑陋的蛇头不断地扭曲变形起来,象雪块似慢慢地融成了椭圆形,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头颅的模样,随着头颅的成型,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猛然浮现在眼前!身边的晖儿猛地抬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从胳膊上传来的力度和痛感,能感受到晖儿此刻心中的恐惧,她应该也已看到了应蚺。林岳的身体因呼吸的加剧微微地颤抖着,不知怎地却有种兴奋多于恐惧的感觉。一阵拍动翅膀的“扑扑”声自屋内传来,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十分地清晰,看来金翅天龙要出动了。应蚺仿佛也发现了屋内的异动,原本已伸向S的头警觉地缩了回去,扭动着肥硕的身躯,似乎在找寻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扑扑”声倏然消失了,金翅天龙并没有如所想的一般出现。怎么回事?我努力地向S的枕下望去。糟了,心中一凉,在安放盒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S的枕头是特大号的,盒子完全被封在了宽大的枕头和床垫之间,盒子上的孔洞被遮住,金翅天龙根本感觉不到应蚺的存在!应蚺在一阵搜寻无果后,松懈了下来,安心满意地又将脑袋伸向了熟睡中的S。一个冒险的方法在脑中闪现,我拿起靠在门边的金属画架,一把塞给林岳,一抬脚,大力地踹开了卧室门,大吼一声:“林岳,掩护我!!”应蚺在吼叫声中嘎然停止,猛地扭转过来,恶狠狠地盯住我,肥硕的身躯迅速甩动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向床头冲去,就在手即将触到枕头的时候,脚下一紧,被应蚺的尾部缠住,整个身体顿时被抛向空中,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老凡!!”林岳这小子总算清醒了过来,抄起手中的金属画架,猛扑上前,玩儿命地抽打着应蚺的躯体。应蚺受到攻击,不退反进,肥硕的身躯猛然变细,顿时长了数米,只一卷,便将林岳捆了个严严实实。刚才的一撞着实不轻,浑身的骨头痛得跟散了架一般,硬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扑向枕头,但又被应蚺的尾巴卷住。这次应蚺没有把我抛向天花板,而是慢慢地将头部伸到了面前,那张狰狞无比的面孔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一条乌黑色的蛇芯嘲弄地舔舐着脸颊,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令人几近窒息。“王~~亦~~凡~~”自应蚺口中传来幽幽的呼唤声,那声音如此的亲切柔和,仿佛亲人般的呼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应答。我心中一寒,知道此刻绝不能应答,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不断的在耳边回响着,竟似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就在意志近乎崩溃的时候,应蚺的身躯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尾部一甩,将我抛在了地上,“咝~~”头部高昂着发出一阵令人发怵的声音。“亦凡!!快!!”晖儿的叫声令我猛然清醒,此时她正被应蚺卷起,双手握着一把厨刀,刀身全数扎入了应蚺的身体!我不敢怠慢,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床头,一把掀开了盖在盒子上的枕头。“扑扑扑”几声轻响,自盒子的孔洞中飞出几道金色的光芒,箭也似的射向应蚺的头颅。“咝~~”应蚺发狂般地再次嘶叫了起来,身体抽搐般地甩动着,晖儿和林岳纷纷被抛在了地上。随着应蚺身体疯狂的摆动,床周围的一切都被扫落散开,只见它猛然一摆脑袋,金色光芒竟被甩脱开来,随着一声腐木开裂似的轻响,应蚺的头部融进了一旁厚实的大橱之中。金色光芒在大橱外围绕着飞翔,仿佛一下失去了目标,难道金翅天龙只是对应蚺的脑袋有感应?就在那一愣间,应蚺露在橱外的身躯啪地一甩,不可思议地又长了数米,卷动间有如长眼一般将我们四人全数缠绕了起来。该死!几度挣扎无用下,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暴烈的愤怒,眼见金翅天龙就要得手,却功败垂成,如果自己有能力手刃这条应蚺又何必将赌注全数压在那无头苍蝇一般的金翅天龙身上?刀!挣扎间手中攥到了一把刀。金克木,晖儿方才用厨刀可以刺伤应蚺!我不及细想,手起刀落直斩应蚺,在恶心的血肉爆裂声中,蛇身断成了两截,伴随着抽搐的抖动,四人身上的束缚尽数解开。呼,应蚺的上半截身体自橱柜中浮现,凶恶无比地直扑上前,下意识地双手抬刀格挡,刀身被死死地咬在了它的齿间。一股大力传来,手中的刀几乎脱手飞出,我转双手握住刀柄,意图抽出,却无力对抗。几道金光突然自眼前略过,应蚺再度被袭,但下半身断去却令得它身形迟缓了许多,不一时便被金光尽数钻入头部渐渐软了下来,最后整个身躯有如一滩烂泥般地堆叠在了床上。过了良久,几道金色光芒自应蚺的头部飞出,一眨眼便消失在一旁的盒子里。与此同时,应蚺的身躯象冰雪融化般地慢慢开始融解,只短短的十数秒,便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四、朱印“夸张……”这两个字已经是第N遍出自S的嘴里了,应蚺消失后不久,S便大梦初醒般地坐了起来,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自然是问题多多。在林岳口若悬河地大肆描述了一番之后,她瞪大了眼睛坐在床上,几乎将十个手指完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先别急着听书了,打扫下战场……唉唷……”我刚想坐起身,一阵刺痛自肋下传来,身子一歪整个人竟倒在了地上。“亦凡……”晖儿满脸紧张地过来想扶起我,不想更加剧了我肋下的疼痛。“暂时别动他了。”林岳一脸严肃的说道,顺手在我肋下轻抚了几下,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呲牙咧嘴,“肋骨骨折,至少三根以上,但没有伤及内脏,具体情况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诊。”骨折?!从小到大我连一次骨裂都没碰到过,没想到三十岁的老骨头居然碰了次骨折,还是一次三根以上!我暗暗咬牙,这该死的应蚺,如果不是已经消失的话,我现在就会用尽剩余的力气去鞭尸一番。“别担心,小小的骨折对咱们老凡是没什么妨碍的。”林岳像变脸似的瞬时换上了一付无关痛痒的表情,“打个120,送我们医院去看看,骨科方面那里是全市一流的。”救护车呼啸着把我带离了S家,晖儿一路小心地守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抚着我满是汗水的面颊。如果没有对面坐着的那两个窃窃私语的家伙,那情景一定可以温馨到胜过任何一部感情剧。在林岳和S一路的小声议论中,我被送进了市中医院。林岳看了我的X光片后,兴奋地跑进病房,宣布他的神机妙算绝对灵验,我的确是有四根肋骨轻度骨折,随后一溜烟地又不知所终了。我和晖儿一脸的哭笑不得,也许这个家伙只有在行使医生天职的时候才会变得像个正常人,除此之外实在是不能保证。……早晨的阳光自窗外照射进来,带来了一种暖意。如果不是因为周围那过于洁白的布置和满屋的消毒水味,我的心情一定会格外的舒畅。合上手中的书稿,懒懒地靠在枕头上享受着铺满床头的温暖。今天是入院的第四个星期,林岳也许并没有夸大医院的实力,肋骨的伤势在精心的治疗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若非晖儿和林岳的一再坚持,我恐怕早就申请出院了。不过也好,这次伤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假期,可以脱离开一向执著的工作,安心地修养生息。当然,休息时也并不是完全像猪一般地吃睡,养病期间,我把那本《闻风拾水录》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捕捉金翅天龙时在林岳面前的出丑,抑或是应蚺事件对我的某种刺激,这本有些晦涩难懂的书稿竟成了我废寝忘食的研究对象。“日上三竿,拥被酣睡者,猪也。”我几乎不用抬起眼皮就能“看”到林岳那满脸的坏笑,“老凡啊,你还真能睡,嫂子和小潇来看你了。”“大叔,省省吧!小潇?”S满脸杀气地从门外蹿了进来,“老气横秋酸不溜丢的,S!我叫S!贫嘴大叔先生!”“身体感觉好些吗?”晖儿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边,放下手中的东西,关切地抚了下我的额头。我笑着点了点头,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对身边的那两个乌眼鸡视作无物。“最近公司里很忙?”晖儿稍显消瘦了,脸颊已不如往常般丰润。“嗯,最近有些业务比较麻烦,这几天晚上在家开夜车。”晖儿淡淡地语气让我听着不禁有些心疼。“温存时刻完毕,现在是会议时间。”S的脑袋毫无预兆地在我俩之间出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应蚺并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什么不良的后遗症。林岳关上了病房的门,一脸神秘的对茫然的我挤眼道:“这个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危和你的美好将来。”晖儿嗔怪地白了林岳一眼,轻声说道:“是这样的,这次发生在S家的事情总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应蚺和金翅天龙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会出现……”“夸张的是你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S在一旁急切地抢回过话头,一边从包中拿出她随身的小型笔记本电脑,“看在你救了我的份儿上,我和小林子查了几周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点能帮到你的线索。”小林子?怎么听起来像古代宫廷里某种职业人员的姓名?我忍着笑转脸向林岳望去,这小子面不改色地凑了过来,看来这两人在我住院期间似乎有了一层不太一般的关系。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文件数目并不多。原来S和林岳在这段时间里搜遍了全互联网的相关资料,并且走访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便是他们这几周来的劳动成果。有关应蚺和金翅天龙的古代记载并不多,唯一与之相近的是出自清代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的一段记载,但记载中提到的是一种叫作“应声蛇”的怪蛇,并没有人首蛇身的描述。除此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一些中医药学上对蜈蚣和蛇的类似记载,看得我全无兴趣。之后是十来张图片资料,其中夹杂着的两张地图一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吧?”我指着其中一张图片问道,“红色圆圈标记的应该就是S现在住的位置,看起来格局变化不大嘛。”“眼力不错,这个地图是我从城市规划院的朋友那里要来的。”S转动了一下鼠标的滚轮,出现了一张扫描下来的残页图片,“这张是档案馆里保存的一张民间小报,上面有一篇类似鬼故事的文章,说的就是应蚺害人的事情。”“而地点正好就是你家附近?”我脱口而出,报纸木版插图上所绘的建筑与S的公寓十分神似。“是的,我和S走访了她家附近的住户,询问了一些老人家。”晖儿在一旁说道,“不过据说只是有人看到应蚺,却没有被害,其余的估计是小报上的骇人听闻。”“那这张又是什么图?”随着鼠标的滑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结构草图,确切的说,是一张类似工程基建的图纸,只不过它比一般的图纸范围要广泛的多,似乎是某个地域的地下基建格局。“这个是我一时好奇让S从城市规划院弄来的基础建筑图,是市政公司动迁办前不久勘测绘制的。”半晌没吭声的林岳憋不住了,弯腰在图的中央用手指点了点,“这里是S的公寓位置,这上面标注的全部都是地基和地下管道的位置。”“切,他说可能是地底下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会招来那只应蚺的。”S不屑地撇撇嘴,“害我费了半天功夫弄来这张图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实我倒没什么,就连这次查那么多资料也是为了还你个人情。”“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人情。”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再说了,这些资料和我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林岳笑嘻嘻地凑了上来:“你不觉得就你一个人做了‘有缘之人’有些奇怪吗?我们三个对过口供的,应蚺是你发现的,现身的时候也是你在我们之前就看到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成年人搞黄视频在线免费观看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

                      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

                      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增崇像(察世怡提供)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说你们家那房子是“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注255奎:这都是事实。这房子不是一块儿买的修好的,是一块儿一块儿后凑的,这就是那书上说的不成局势。比较有格局点儿的是我三祖父住的地儿,三祖父住的地儿现在大伙儿一个劲儿说索家花园索家花园,实际上不是花园。注256那院儿是三卷的连房,我三祖父住正房东头,我六叔住正房西侧,厢房是我那八叔,还有我堂兄弟姐妹们。现在愣(“一定要”之意)标明是索家花园。要如果说花园,是那边有一个大杂院,那也不是花园,要勉强说叫花园还说得过去,从前哪,那不是我祖父的时代了,可能还往上,曾祖高祖啊,那时候有一个大厅,有个石船,有个小河,从我一直就没瞧见河,那就是都填了。从现在拆平的那院到船屋,门都用砖砌死了,通通走18号,就这一个号,分家以后才有19、20、21、22号,这是大概。绮园现在是35号。定:绮园就是后来卖给包家的是吧?注257奎:卖给人我知道,卖前是给宫内修钟的和照相的西洋人暂住。后来卖给包家我不记得了。那不是一个太好的房子,就一个石船,有一点裙房,没什么的,包家如果是大角儿的话,不可能买我们这种不成格局的房啊。秦老胡同35号大门,注意左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面所写的就是“绮园花园”(定宜庄摄于2006年)定:他们家后来没落了以后买的。奎:那我就说不上来了。民国了,我六叔,就是我三祖父的儿子,在华比银行做事,注258也不知怎么就负责这账房,也是股东,结果做一笔买卖赔了,破产了。后来就抵债还账,就卖房,我祖父帮我六叔呢,就说我那房也给你们卖了还账得了,所以老哥儿四个的房子就全卖了抵债了。卖给谁我现在说不清,有一段说是卖给马连良了,是不是马连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破产就全完了。后来我祖父在东边又盖了两所房,一所就给了十一叔注259了。定:你们家除了您这一支儿,还有别的支儿吗?奎:那几支就完了。那几支房卖了,等于破产了,不在这儿住了。十一叔原来在这儿,做买卖也赔了,解放后搬走了,搬到朝阳门小街,后来又搬走了,搬到和平里去了。定:您祖父增崇赶上辛亥革命了是吧?那他怎么样了呢?奎:他没怎么样,就辞官不做了,就回家来了。定:那他都干什么呀?奎:就在家,在天津一闷儿,等于是隐居了。就这个大伙儿也有说好的也有骂的,说好的就说我祖父是为国,很早就辞官了,辞官的时候清朝还有皇上呢。骂的呢,骂的是三家儿,我们家、那桐家,还有庆王家,说国难当头这三家儿买了房子买了地到天津藏起来了(众笑)。听说原来天津地贱,后来涨的价。夏天到北京来,冬天搬到天津去。定:清朝亡了以后您祖父还活着吗?奎:我二十了结婚了我祖父还活着呢。我出生的年代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旧习俗依然占上风,在大宅门中更是丝毫依旧,家中一切事也依然自然听我祖父的,父亲叔叔都无发言权。我父亲就悉听祖父指使。我祖父身体很好,一直自己办理家事,一直到后来80多岁依然。例如走亲戚,哪家有喜庆事,由祖父母决定谁去,是自己去还是叫我父亲母亲去。有堂客来往的,母亲走之前也得先到公婆前告别,回来时也得汇报。此外经常要请安,晚上婆婆让休息才可以回自己屋。所以有些人说满人规矩太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满人家。定:您祖父哪年去世的?奎:1944年。定:您祖母是谁家嫁过来的?存耆家人,从右至左:增崇、孙奎垣、孙媳张寿英、妻耿佳氏(察世怡提供)奎:我四个祖母呢。不是一块儿的,都是一个死了再续一个。头一个祖母我说不上来了,二一个祖母是喜塔腊氏,也是大家族了,所以我父亲的姥姥家跟张寿崇母亲的姥姥家是一家儿。注260第三个太太还是喜塔腊氏,是姐妹,先娶的是姐姐,后娶的是妹妹,生我一姑姑。第四个祖母是耿佳氏,有我的时候已经是耿佳氏了。耿佳氏无儿无女。定:您父亲是……奎:是第二个太太生的。我父亲是姐姐(生的),我那个姑姑是妹妹生的。一个二的一个三的。第四个没有生。

                      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察世怡提供)奎:希贤的爱人就是我爱人的大姑。希贤的弟弟叫立贤,立贤的夫人是我大姨儿……七姑没了,我见过,没出嫁就死了。九姑是嫁给铁良的小儿子,他也行九,在天津。我父亲娶的是定王府的。我母亲是朗贝勒府的五格格,第五个女儿,立贤夫人是大女儿。现在盛传我们这儿是婉容的姥姥家,因为婉容的母亲跟我母亲也是亲姊妹,我的母亲是润麒的五姨。注266定:那么多女儿哪!您母亲是四的?奎:是五,没有四。有个四姨是本家的。定:我记得定王府是乾隆的儿子永璜的府第。奎:对对。我姥爷就是定王,我见过几回,印象不是太深。有学问,做过军机大臣。……定王家是败落了,那时候(王府)就已经不成了,多年失修了。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朝服像(察世怡提供)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便服像(察世怡提供)定:您母亲呢?奎:反正英文也念过,中文也念过,学堂是没上过。一般这么说,我的印象和认识啊,我母亲脑筋非常好,特别清楚。我母亲就是文静。对别人要求不多,自己保守自己的规矩很严。定:那你们家得多少亲戚呀。奎:那时候那个社会,千丝万缕,都联系着。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奎:那是好的,还有咬斥的一面呢。溥仪一倒了,也就完了。定:一家子还咬斥?奎:没法说,那会儿家庭都那样,自古不都是如此么。

                      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

                      史人物丛谈》,第116—119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5—26页;《南明》,第73—75、86—88、116—119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孙可望囚禁永历皇帝,是原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南明主要抵抗力量的证据,尤其是在南明末期。顾诚指出:孙可望首先要求与南明联合抗清,而他封王的请求只是前述动机的一个附带事件,因此他提出,大西军并不是一支复明军,而是仍旧忠于张献忠事业的军队。孙可望及其部下仍以帝号称张献忠:太祖高皇帝。在与永历政权联合时期,大西军仍为大西政权修史,并编写“太祖本纪”。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3—154页。?贺王盛与眭本的供词,见两江总督马国柱奏章。据马国柱所奏,贺王盛为明朝进士,其父为明市政使。《南明史料》,第375—377页。?饶经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7页。?《南明史料》,第380页。?饶经供词,见《南明史料》,第377页。应注意这毕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份供词,故饶经可能企图使审讯者相信,他只是由于疏忽而被卷入的,平一统骗他参与了密谋。?董焕奎的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9—380页。如果密谋者得知了南明军队在1652年下半年的进展,最初可能会大受鼓舞。当时李定国重新攻占湖南南部,再次夺取贵州,在广西击败了清朝大军。与此同时,刘文秀挡住了吴三桂的南进之路,除川北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1653至1654年间,为控制广东、广西和湖南,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17页。?《大清一统志》第七十六卷;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张名振曾三次攻入长江口:1653年5月,1654年4月及5月。其部曾切断了大运河漕运,并在金沙岛誓师复明。斯特鲁弗:《南明》,第14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15页。?同上。?褚华:《沪城备考》第六卷。?饶经供词,见前引《南明史料》,第379页。?《南明史料》,第375—376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380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皇帝企图使郑成功投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郑成功(他曾是钱谦益的学生)拒绝了其父郑芝龙要他向清廷投降(像他自己一样)的请求,不过清政府与这位海盗之间的信使交往,已形成一项协议,同意由郑成功完全控制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四州。但顺治皇帝坚持郑成功必须剃发蓄辫,为郑成功所拒绝。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8—439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4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8—141页;《心理与历史上的郑成功》,第7页。据荷兰人说,郑成功的不少兵卒,因不堪忍受他严格的纪律而投降了清朝。见巴达维亚议会1653年5月26日给总督弗伯格的急件,录于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59—460页。?《南明史料》,第273—274页。这些关于江南受到威胁的奏报,恰巧与来自遥远南方广东的求援急报同时到达。1654年初春,李定国进攻广州与雷州;5、6月份,其部又攻罗定、阳春。稍后,此年10月,李定国包围了广州城,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他的省政府,同时切断了城内驻防的尚可喜军队的所有给养供应。李定国明确地希望郑成功能够前来参战,但未能如愿。相反,从南京开来了一支由朱玛喇统率的清朝援军,李定国4万士卒被击溃。1655年3月,他被逐出广西的高州。斯特鲁弗:《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明大事概要》,第26—27页。?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0—551页。不过吕元驄《翰林院》第99—100页对此事解释有误。?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下一代江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意愿(他们中有许多是复明分子的子弟)。陈确(1604—1677)的子弟也参加了科举,他记道:“甲申之后,吾辈出身求试者盖寡,然子裔皆渐就试焉”。戴名世(1653—1713)亦云:“自明室颠亡,东南旧作宦者多以节气,不愿出仕矣。然其家室子弟仍以学为业,求科举功名如旧,多不以为耻。”均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9页。彭之凤(1658年湖南进士)是另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这几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第五十卷,第33页。?吴伟业于是仍任祭酒,纂修《圣训》,并校订《孝经》。直至1657年,因母丧返回江南。实际上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年的科场案的牵连。吴伟业:《吴诗集览》辛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关于科闱案,见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20页。?谈迁:《北游录》,第372页。丁思孔之父丁文盛于1622年降清。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44—3745页。范承谟是范文程的次子。在清廷准许旗人参加科举之前,他任御前侍卫。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15—1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一二一卷,第3页。御前侍卫总共由570名满、蒙、汉军官组成,守卫紫禁城城门及大内的宫殿。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9页。清初,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被选来学习满文,以便为皇帝翻译文件。中选者一般年轻英俊,嗓音悦耳。所有这些特长有助于他们迅速学会满文,易于与皇帝及其他大臣相处。这班学生如此的仪表堂堂,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完成学业,常常会被选来在礼仪庆典中担任司仪。吕元驄:《翰林院》,第66—67页。?1655年秋,总共有18位官员被调出内院,升官一级。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46页。在这一时期,洪承畴之子洪士钦也于1655年中进士二甲,进入官场。因洪士钦已为旗人数年,谙熟满洲法规,顺治下令直接授以知县或主事。洪士钦后来便授官主事。《明清史料》第一册,第55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8页。?冈本跻:《过渡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和道德危机》,第5页。顺治特别倚重浙江籍的“新人”来主持科举。1657年,诸省25员提督学政官中,有10员是浙江人,都是于1649、1652及1655年中进士及第的。法式善:《清秘述闻》。1644至1795年间所任命的189名翰林院高级官员中,有148名(78%)是浙江或江南人氏。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两地书院林立,熟师众多,最具备培训学生科举考试本领的条件。吕元驄:《翰林院》,第15页。?这也不是说顺治皇帝不再倚重其满族的支持者了。与鳌拜摄政时的说法相反,当时顺治十分关心满人的地位。例如在1654至1655年间,许多人抱怨对窝藏逃人者的刑罚过重。1655年4月,皇帝为这些法律条文做辩护,认为必须维持这些条文,否则满人就会失去奴仆。“若然,谁将为我等之奴?我等将何以处?满人之艰辛谁人问之?”凯斯勒:《康熙与清统治的巩固》,第16—17页;参见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6—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五一卷,第6页。刘正宗之弟名叫刘正学,尽管曾经服事于郑成功,但由于刘正宗之故,他仍被委派在清军中供职。另一兄弟刘芳名,官至总兵。与陈名夏一样,因伪造顺治遗诏一事而特别受到谴责的刘正宗,反映了某些明朝后期宫廷的任人挟私的陋习。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5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8—269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朋党》,第18页。顺治去世的18个月前,都御史魏裔介上章弹劾刘正宗和张缙彦。1660年7月7日,魏裔介提醒皇帝注意张缙彦为刘正宗一部诗集所作序言中的一个辞语。其词曰“将明之才”,也可理解为“辅佐明朝之才”,故刘正宗被夺去大学士之职,籍没了一半家产,张缙彦终身流放宁古塔。汤姆·费席尔:《忠明态度与文字狱》,第6—7页;《贰臣传》第八卷。?1655年,闽浙总督以周亮工贪酷,对之加以弹劾。周亮工被遣送回福建受审。当郑成功进攻时,他正在福州狱中。值此危急之际,他被暂时释放出来,负责城防。然而此后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受审。1661年康熙登基大赦时,他仍在狱中。后继任江南江安粮道。1669年,他再次被劾贪贿,次年大赦时被释放。两年后他死了。《贰臣传》第二十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3—174页。与钱谦益一样,周亮工以其保护了前明遗民,特别是保护了成为清初南京诸大师的那几位艺术家,为自己的降清做辩护。由明朝遗民、诗人、画家龚贤于1669年所撰的一篇碑文暗示说,遗民们对周亮工保护了他以前在复社的朋友们十分赞赏。龚贤是周亮工的邻居。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和诗歌》,第564页。?魏裔介一直是他认为承明而来的颓废之风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1654年10月25日,他上奏道:“今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臣数年来在都门见隶卒倡优之徒,服色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5页。魏裔介为天主教徒,这当然是秘密的。他攻击佛寺的腐朽现象,力主恢复创立明朝的洪武皇帝的严法,禁止僧人外出,不许庶民舍子入寺,等等。他抨击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已变得四分五裂了,未能齐心一致。人们醉心于追求私利,传统的制度衰落了。例如乡约制:“乡约六谕之教为虚文,千百中无一人奉行者,欲民之不困于财而兴于礼让也得乎?”因此需要进行一次正规化的大改革,恢复这些礼仪,约束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重新组织社会,复归务农之本,以最终达到安邦治民的目的。“凡一以道同风,使民务于孝悌力田,而国家收富强之用。”同上书第一卷,第26页。?王士祯(1656年河南进士)是另一位“新人”,他既是康熙朝的一个主要大臣,又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659年,他任扬州巡检期间,结识了江苏许多重要的诗人,包括钱谦益与冒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1—832页。?1656年4月18日诏敕,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引。关于御史对陈之遴的弹章,见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页。从“京债”一事,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窥见降清的南方汉人地位之脆弱。稍后,思想家朱之瑜对“京债”做过描述。1657—1658年间,在复明分子将从海上发起一场进攻之前,朱之瑜曾到江南沿海去搜集情报。根据他的报告说,当一位降清者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时,他就竭力寻找一个重要的旗人大臣,付给他一笔钱财。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付款,而是每年都得支付一次,甚至那降清者离京去地方任职后,也是这样。朱之瑜指出:这意味着就像渔人用鸬鹚捕鱼一样,旗人大臣可以利用汉官来“渔民”。也就是说,高级满官通过这种方式,以降清官员为代理人,间接地从百姓头上征敛了一种附加税。朱之瑜:《朱舜水文选》,第57页。关于朱之瑜的南方之行,见欧内斯特·W·克莱门特:《17世纪日本水户的中国难民》。如果皇帝了解“京债”的话,他就又有了一个理由撇开降清的汉人,而任用“新人”了。?1648—1649年间,郑成功占领了大陆上毗邻澳门、金门的那片土地,1650年,占领潮州地区。1652年,他围攻漳州数月,并袭击了清军在福建的基地。他在表面上尽忠于永历政权,却又让鲁王居住于厦门、金门,从1652年直至1662年鲁王去世。1653年,鲁王封他为漳国公。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28页;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6—278页。?据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7页。他卒于1656年1月24日。?《南明史料》,第453—458页。?褚华:《沪城备考》,第1—6页。然而再往南一点,清朝水军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郑成功与清廷之间的谈判破裂后,满清于1655年命宗室济度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郑成功。是年10月,济度抵达福建。七个月后,即1656年5月9日,他率兵船袭击金门。一场风暴阻止了这场战斗,清军的舰船几乎全军覆没。斯特鲁弗:《南明》,第144—145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4页。?中央官员的子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试(举人),而不必回到家乡去。1657年,8名京官子弟的贡生贿赂了14名京城的主考官。其中有1名贡生是大学士王永吉的侄子。这一丑闻被揭发出来后,礼部与吏部的官员进而对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会试也产生了怀疑。调查结果表明,南京的会试并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但应试者一知道考试的结果要被仔细核查,就纷纷匆忙地离开了南京。就众人看来,这似乎正证明了他们做贼心虚。因此当他们的船只沿着大运河航行时,苏州、常熟的士人尾随着他们,叫喊辱骂。这样,在南京考得蛮不错的贡生们,就不得不再考了一次。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6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91—192页;孟森:《心史丛刊》,第33—35页。?杨雍建就是在1660年力主严禁党社的那位御史,故小野和子认为,这场朝议与早些时候的科场丑闻有直接联系。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343页。?同时,杨雍建坚持认为官员的德行比才干重要。他建议任命孝行卓著者为知县或县丞。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9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102页;《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94—9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793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6页。在对南方文人小团体及官员们对它们的庇护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竭力阻止士人与天主教传道士接触,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教徒,将天主教和佛教二者与缙绅阶级的堕落联系了起来。张履祥(1611—1674)在其《劝学》中写道:“近来士大夫多以僧侣为师。江南士人至今妻妾称徒于僧侣之门。自灾乱以来,钱粮甚乏,人虽不能堪,然僧侣聚以布道之处,日见寺观之建。”张履祥把佛教信仰描述成一种彻头彻尾的狂热,它已使江南人士中邪入迷了。对天主教的虔诚也是一样,它在杭州广为传播,外国传教士(他们起初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已使人们抛弃了对祖先的祭典与儒家的礼仪。对张履祥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叛逆行为。官员们既背叛了君主,也背叛了他们的道德职责。他们“为夷人所化”。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2页。清廷在阻止儒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把天主教徒从缙绅们的学友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正如杰内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族人统治下,基督教神父们就不再像利玛窦一样,有机会参加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金沙遗址玉璋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没有?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考古的期望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

                      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成年人搞黄视频在线免费观看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了,可能谁也不曾受过这样严格的隔离,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我熟悉你的声音,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医生,眼科医生;昨天我让你看过病,听得出是你的声音;对,您呢,您是谁;我得了结膜炎,估计还没有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结膜炎就无关紧要了;和你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不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孩子;昨天我为一个斜视的小男孩做过检查,是你吗,医生问;是我,先生,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医生又问道,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是我,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呢,请说一说您是谁,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对,对,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但医生不肯放过,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医生先生,不是,我不是他;您是怎样失明的;在街上;请说详细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的,但没有说出口,何必呢,问了也没有用,不论他如何回答,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反正谁也出不去。他抬起手,颤抖着伸向妻子,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那紧闭的嘴,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好像能看见却又看不见,着实吓人。也会轮到我的,她想,也许就在此刻,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也许醒来就失明了,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她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他们都坐在床上,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仿佛是来度周末。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相距很近,只隔着一张空床,并且面对面坐着,但彼此并不知道。医生说,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姑娘问;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这间离大门最近,医生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于是姑娘说,最好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毕竟您是位医生;一个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但是您有权威。医生的妻子笑了,她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我倒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眼下我们共六个人,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我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还有,就算他们服从,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规矩;这么说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出于好意,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理,那我们每个人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说,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现在就让他完蛋,他大声吼着,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效果,因为他气势汹汹用手指指着的是个无辜的床头柜。请冷静些,医生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是我心眼不那么好,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您是谁,医生问道,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错,您是把我送回家了,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偷了我的汽车;胡说,我什么也没有偷;偷了,先生,您偷了;就算有人偷了您的汽车,那也不是我,我好心帮您,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再说,您说我偷车有什么证据,我倒想看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医生的妻子说,汽车在外边,我们在这里面,你们还是和解为好,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第一个失明者说,先生们,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不能跟这个混账东西在一起住,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瞎了,活该,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他一只手抓起箱子,为了不绊倒,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步,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他问,不过,即使有人回答他也不会听见,因为有个人连胳膊带腿一齐扑到他身上,原来是偷车贼说到做到,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就在这个时候,斜眼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就拉着丈夫沿夹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她拉着丈夫的手,让他拽住其中一个,自己拽住看起来更易制服的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们分开了。你们俩太愚蠢了,医生训斥说,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那么继续打下去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完全靠自己,指望外面来救,休想,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他偷了我的汽车,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他挨的打比对手多;算啦,现在有没有都一样,医生的妻子说,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您也不能用它了;是这样,但汽车是我的呀,让那个贼偷走了,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医生先生倒挺精明,对,先生,说得对,偷车贼说。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太用力,似乎他已经明白,愤怒,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汽车也不能让眼睛盲而复明。但是,偷车贼威胁说,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那你就完全错了,不错,我偷了你的汽车,汽车是我偷的,可是你偷了我的眼睛,让我瞎了,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称得上是贼;算了,医生不满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谁也不要再抱怨,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偷车贼轻蔑地说;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妻子可以领您去,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我改变主意了,愿意留在这个宿舍。偷车贼讥讽道,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人待在什么地方,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住口,医生忍不住喊道;噢,你这个小医生,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你该知道,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你不能给我下命令;我不是给您下命令,而是告诉您,让那个人安生安生;那好吧,好吧,可是,你也小心点儿,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惹的,对朋友,我比谁都好,对仇人,很少有人比得上我。偷车贼做了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找到刚才坐的床,把箱子推到床下边,然后大声说,我要睡觉了,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人们,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你也上床去吧,在这边,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虽然心中使用的词汇各不相同,但都在想,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呀,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看那里有没有便盆,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当然,他们看不见,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掩盖,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不让女人们听见,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这时候说话了,他妈的,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呀;嘴里干净点,这里有个孩子,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可是,亲爱的姑娘,那你就找个地方吧,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医生的妻子说,也许我能找到厕所,记得好像闻到过气味;我跟你一起去,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医生说,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偷车贼心里想,但没有敢说出口,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使他那玩意儿稍稍勃起,这倒让他吃了一惊,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降低。还好,他想,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都丢光,在众多死伤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人们没有给他多少时间,因为医生说话了,我们排成一队,我妻子在前面,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第一个失明的人说,我可不跟那个人走在一起,他显然是指偷了他汽车的人。不是因为互相寻找就是因为互相躲避,他们挤在窄窄的过道里难以动弹,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队终于排好了,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的姑娘,她拉着斜眼小男孩,再后面是只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接着是医生,排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队伍前进得非常慢,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仿佛在寻找路上的什么坚固的支撑物,比如墙壁或门框。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偷车贼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摸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径直往前,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姑娘晃动身子,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这时候,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他大吃一惊,疼得发出一声号叫。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回头问道;是我绊了一下,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偷车贼手指上沾着鲜血,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想表明这次攻击后果有多么严重,我被扎伤了,这臭女人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你呢,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姑娘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微微一笑,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这里没有双氧水,没有碘酒,没有止血剂,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什么也没有。队伍已经散了,医生问,伤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腿上,你没看见吗,那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我绊了一下,我没有过错,姑娘又说了一遍,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混账东西摸我,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现在紧要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可哪里有水呀,偷车贼问;厨房里,厨房里有水,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其他人在这里等着,不会耽搁很长时间;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医生的妻子知道,应当先往右拐,再往左拐,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走到尽头就是厨房。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走错了,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叹了一声,啊,我想起来了,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不能再耽误时间,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水是温的,有股臭味,仿佛在水管里腐烂了,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偷车贼还是立刻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现在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医生的妻子问。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大概曾用来当抹布,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她装作摸索的样子说;可是,医生先生,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血不停地流,劳驾了,帮帮我吧,请原谅我没教养,刚才对你那样,偷车贼伤心地说;我们这不正在帮助你吗,正在想办法,医生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别的办法,把背心脱下来。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这样他就没有背心穿了,不过还是脱了下来。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把他的大腿紧紧包扎起来,并且用背心上边的吊带草草打了个结。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但她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佯装瞎子已经让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按照常理,本应由医生,虽然只是个眼科医生,来为他包扎伤口,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斜眼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小男孩脚下有一摊尿,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相互寻找,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她不想再排在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队伍终于又排好了,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偷车贼拖着伤腿,瘸得更厉害了。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伤口疼痛难忍,好像心脏搬了家,搬到了被鞋跟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小男孩的手,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因为这时候医生使劲吸了吸气说,这里有股尿味;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对呀,真的有股气味。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因为离厕所还很远,而又必须装作像盲人一样,不能挑明尿骚味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来到厕所,本来不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同意小男孩头一个进去,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儿挤进去了,里边是集体小便池,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大便池也一样。女人们留在门口,据说她们忍受能力比男人强,但一切都有限度,所以过了一会儿医生的妻子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倒是可以等;我也一样,医生的妻子说。一阵沉默之后,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和大家一样,突然间看不见了;在家里吗;不是,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刚出去不久;感到疼了吗;疼倒是没觉得,一睁开眼睛就瞎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我失明了;好运气;谁好运气;你丈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样,我也算有运气;是啊,有运气;您结婚了吗;没有,依我看从今往后再没有人结婚了;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盲人世界,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斜眼男孩是头一个从厕所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去。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袜子脱下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第一次没有摸到,第二次也没有摸到,第三次才抓住男孩那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不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他们当中一个人问,你们在哪里呢;这时医生的妻子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后来才有个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全都在这里吗,医生的妻子问道;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他大便呢,丈夫回答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有的尊重!”马丁愤怒地瞪着卡特里娜,然后看着走进厨房的卡伦。卡特里娜仍固执地说,“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找间新的公寓——”“你要去哪里?”马丁对卡伦大吼,突然伸手将她拖向他。卡特里娜扭过头。卡伦因疼痛而扭曲着脸,但她没发出半点声音。“去哪儿?你聋啦?”马丁用力掐她。“去唐娜家,”卡伦说。她父亲放开她。卡伦抬手捂胸,她父亲拍掉她的手。“看看这对姐妹!”马丁说,视线锁定卡伦的胸部。他的两只大手罩住卡伦小小的胸部。卡伦慢慢走在她家与隔壁之间的通道上,缓缓搓揉方才被父亲又抓又捏的地方。走过半条街,来到“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后门;她的朋友唐娜住在这里。唐娜9岁,比卡伦小3岁。车库门开着,唐娜在里头玩洋娃娃。车库很大,可以容纳3辆车,但此刻只停了一辆灵车。唐娜坐在通往尸体防腐室的楼梯上,卡伦走进车库,来到唐娜身边。唐娜有两个娃娃,一大一小。“嗨,”卡伦说,在唐娜身旁坐下。“嗨,”唐娜说,但注意力仍放在娃娃身上。唐娜调整两个娃娃的位置,让大娃娃撑着小娃娃。“贝蒂很难过,”唐娜说,指着小娃娃。卡伦坐在一旁,看唐娜拿大娃娃的手轻抚小娃娃的头。“我们假装她们在喝茶吃饼干好了,”卡伦说。唐娜左右张望,“我好像把茶具放在屋里了。”这时,一辆大型灰色灵车出现在车库门口、倒车,车身部分进入车库。卡伦和唐娜看着3名男子下了车。唐娜的父亲——潘克拉茨先生,他跟卡伦的父亲是朋友;另外两位是潘克拉茨先生的助手,帮他载运遗体。卡伦听见灵车车门砰地甩上,其中一个男人朝她们走来,两手捧着一只鞋盒。唐娜没抬头看,但卡伦谨慎地望着男人。他走过来、蹲下,把盒里的东西给她们看:一只白鸽蜷曲倒在盒子里,呼吸沉重。男人抓起鸽子,伸手递给唐娜,唐娜接过来,小心抱在怀里。鸽子呼吸逐渐平稳,但无法移动。“我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旁边发现这只鸽子,”他说,“它似乎不太想动,可能是受伤了。”他从唐娜手里取回鸽子,向前凑近卡伦,卡伦拍拍它,感觉它柔柔的羽毛和急促微弱的呼吸。“也许我们可以照顾它,”卡伦说,抬头望着男人的脸。她看见男人脸上夹杂快乐与恶毒的表情。男人站起来,看看唐娜的父亲,另一个男人坐在车头,依旧笑个不停,冷眼旁观他们和鸽子的互动。“当然,我们当然可以照顾它,”他笑着说,一边走回车库。“看好!说不定它还能飞哩!”男人将白鸽往空中一拋——拋向卡伦。卡伦一个踉跄。“不要!”卡伦大叫,扑向白鸽,但她来不及接住,它笔直摔落在水泥车道上。“对不起……对不起……”她哭着说,“对不起……我没能接住你。”听见这一幕——卡伦以为自己能接住鸽子却没接到,声音中的痛苦令我动容。我也很难相信这些大男人的幼稚与残酷成性,为了折磨小女孩,竟然对鸽子痛下毒手。我不明白这一点何以令我意外。我知道有人喜欢做这种事,但这种令人震惊的幼稚程度与虐待行为仍使我相当诧异。我再次按下播放键。凌晨1点30分,电话响了。马丁还未就寝,就等这电话打来。他简短应答,表示同意地点点头,然后挂断电话。卡特里娜已经上床睡了。马丁来到卡伦和两个弟弟同住的房间,叫她起床。“穿鞋,我们要出门,”他低语,帮她套上外套。卡伦并未完全清醒,但她任其摆布,毫不抗拒。以前她也经常像这样被叫醒。卡伦如机器人般行走,穿过厨房,穿鞋,穿睡衣和冬天大外套,走在父亲前方没几步,被他催促着向前走。冷风刺着双颊,她心不在焉走下屋后熟悉的阶梯。两人穿过巷子,走近潘克拉茨殡仪馆敞开的车库大门。卡伦来到屋子门口,听见车库门关上的声音。她不情愿地跨上两级台阶,进入屋内。父亲领她继续往前走,她尽可能不睁开眼睛。转过弯,两人开始下楼;越往下走,福尔马林的味道越浓,交谈声也越来越清晰。几支蜡烛微微照亮这个房间,房里已经有五六个男人了。空啤酒罐散落在不锈钢柜台上,在几个塑料瓶之间散落着刀子和软水管带。房间正中央摆了两张不锈钢工作台,用来清洗遗体、沥干、防腐、上妆。马丁带卡伦走向比较近的那张台子,脱掉她的外套。“卡伦,裤子脱掉,”他父亲说,“我们会让你很舒服的。”他冷酷而诡异地对她微笑,将她的外套扔向角落。卡伦很快脱下睡裤,踩在裤子上,腰部以下完全赤裸。她站在工作台旁边,几个男人朝她逼近,目不转睛盯着她瞧。她迅速看他们一眼,看不见仁慈怜悯,于是只好茫然直视前方。卡伦已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聚会。她的心似乎早已飘走,仿佛她根本不在这里。“上去,卡伦,”父亲吩咐她。卡伦爬上工作台,坐在中央。他父亲转向她,解开她睡衣上装的纽扣,从肩膀剥下,扔在外套上。他们开始凌辱卡伦。马丁将一根大头针刺入卡伦腹部又立刻抽出;她痛得喊出声,全身绷紧,但马上回到静止状态,试图掩饰害怕与疼痛。马丁继续拿针刺卡伦,第2下,第3下,卡伦尽可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但每一次针扎仍令她痛得瑟瑟发抖。“想被爱,得先承受痛苦,”马丁说,“你必须感觉疼痛,才能体验爱。不知道痛,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爱。”卡伦全身肌肉绷紧、尽可能维持不动,眼睛也闭得紧紧的。“也许我们该把两个弟弟也带到这儿来,让你看他们受苦,帮助你了解什么是爱?”卡伦瞪大双眼。她忆起上次弟弟们被父亲痛打的情景。他说两兄弟被揍都是她的错,为了她的罪而受罚。太恐怖了。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再让弟弟因为自己不好而受到伤害。她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如此就能保护他们了。她要做弟弟的盾牌,当他们的盔甲。“你该好好感激我们这么爱护你,”马丁说,再次拿起大头针移向她。录音带里的卡伦以踌躇、疲惫、勉强的语气描述这些事件。这些往事似乎令她颇为厌恶、反感(她的声音带着不可否认的悲哀与痛苦),但她还是想办法说出来了。我很惊讶,这种行为竟然会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地区。这些人是谁?卡伦应该不可能像小孩儿做白日梦一样,凭空想象这些画面。他们过于残酷、恶劣,不配当她的父母。录音带至少还有15分钟。现在,孩子们一定已经睡了,在父母慈爱眼神与温暖被褥的怀抱中做着美梦。我很幸运,我的孩子完全不知道世上有此等痛苦创伤。录音带描述的影像、反应、怀疑、恐惧与慌张不安充斥我的思绪。一想到该如何帮助这个深受伤害的女人,我就觉得烦恼又气馁。我们叫这种虐待为“灵魂谋杀”,形容人们如何用这种方式扼杀另一个人的生存意志。卡伦还有救吗?我再次挂上耳机,按下播放键。卡伦看着时钟。母亲已出门上班一小时了,父亲再过几分钟就会到家。她巡视客厅和厨房,确定每一件东西都已收好归位。她来到房间作最后一分钟的检查,确保两个弟弟没把房间搞得一团糟(她半小时前才整理好的)。两个弟弟坐在地板上,把玩他们的绿色塑料小兵;卡伦收拾几件他们拿出来又不玩的玩具,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写作业。她才落座即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她父亲沉重的脚步声,缓缓跨进走廊。“你在啊!”卡伦坐在餐桌边,桌上摆着课本。父亲严厉地瞪着她。“屋里他妈的乱七八糟!你有哪件事做得好?真不知道我们养你干吗,你只会花我们的钱。”卡伦紧靠在餐桌旁,尽可能缩成小小一团。马丁转向冰箱,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盒牛奶。“牛奶过期了!”他说,把牛奶扔进水槽,再回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和一片吃剩的比萨饼。他走向餐具柜,找盘子放比萨饼;先拿了一只盘子,又拿了第二只。“盘子怎么这么脏!”他咆哮着转向卡伦,“给我过来!把盘子洗干净!不准让我看到盘子上有任何一点脏污!”卡伦快步走到水槽边,马丁打开热水水龙头。她动手洗第一只盘子。她父亲站在旁边看她洗,水开始冒热气。他抓住她的手腕。“用热水才洗得干净!”他硬将她的双手按进沸水底下,“继续呀!快洗!”卡伦条件反射地缩回手,赶紧冲洗餐盘;水越来越烫,她拼了命尽可能小心洗,不敢摔破盘子。“什么都要我教!真是的!”卡伦试着控制眼泪、振作精神。她深知自己若胆敢抱怨,下场铁定更糟糕。洗完第二只盘子后,马丁关上水龙头。卡伦的手背红得发亮。马丁低头看看卡伦,卡伦把手藏在背后。“你为什么绑咖啡色腰带?我不是告诉过你,咖啡色是黑鬼的颜色?你是黑鬼的婊子吗?你想被黑鬼强暴吗?”马丁的脸逼近卡伦。卡伦站在父亲面前,不敢说话,不敢移动。“你很不乖。你得受处罚。现在回房上床去!赶快给我睡觉!”凌晨2点,卡伦的母亲下班回家。她上床入睡后,她父亲和祖父来到卡伦房间,叫她起床。父亲拿着她的外套。“走吧,卡伦,我们去吃冰淇淋。”她父亲一边说话,一边将她的手臂塞进外套。卡伦勉强坐起,全身软趴趴的不想醒来,却仍任由他们将外套穿过两只胳膊,盖在睡衣外头。两个男人带着卡伦走下屋后的楼梯,上了祖父的车。约莫10分钟车程,他们来到祖父白天负责督管的化学工厂。在这种夜半时分,不会有人还留在工厂工作。卡伦一路上几乎都闭着眼睛。这条路线她以前也走过好几次了。他们把车停在后门附近,那儿已停了好几辆车。卡伦的祖父用自己的备用钥匙打开后门。屋里光线昏暗,但足够指引他们通往运货电梯的路。他们踩着老木地板向前走,经过几座大染缸——有的开着,有的盖着——几道恶臭难闻的紫色脏污泼溅在缸壁上。3人来到一座通往电梯的大型金属门前:电梯门是上下开合式的,中央突出一条黑色帆布带,像极了吐出的黑舌头。卡伦的祖父按下呼叫键,她听见机械移动的声音——电梯缓缓自地下室升起。祖父抓起黑色帆布带,上下拉开电梯门。门咔啦咔啦发出巨响。金属门后是另一扇从下方开启的金属栅门。马丁弯下腰,捡起栅门的帆布带,用力拉起。3人鱼贯走进又大又黑的电梯。马丁握住卡伦的胳膊,她祖父关上内外两道电梯门,一连串砰砰声响彻整座工厂。电梯缓缓下降。马丁脱掉卡伦的外套,交给他父亲。卡伦被动地站着。他解开卡伦的睡衣上装,从肩上剥下,再扯下她的睡裤,轮流从两只脚底下抽出来。她祖父将外套披回她的肩上,拉拢前襟。3人来到最底层,马丁开门,祖父顺势按下紧急停止键,防止电梯被召回楼上。两个男人走进宽阔的地下空间,一左一右领着卡伦前进。十几支蜡烛照亮房间,房里有10来个人,其中三四个是女人。两个女人赤身裸体。有人大笑,有人大叫,一名男子捉住一名裸体女人,女人尖叫出声。当卡伦被安置在房间正中央,房里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转身面向她。微光中,他们的脸模糊难辨、忽隐忽现,但大多数卡伦都认得。祖父拉开卡伦的外套,扔向一旁,她未着寸缕站在两个男人中间,面对这群部分隐身在烛光中、部分被烛光照亮的人们。“就是她,邪恶的母狗,”祖父大声喝道,“处罚她,除去她灵魂黑暗面的时候到了!她得好好上一课,她必须受到处罚,就是现在!”祖父胁迫卡伦走向房间正中央,马上向后退开,独留她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我们因神的旨意聚集在这里!”他继续说道,“世界乱了。有人挨饿,有人终日鬼混、行尸走肉,到处充斥瘟疫、性病等等的疾病——全都是像她一样的邪恶孩童造成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为了感受人们所受的苦,你必须受罚。拿刀来!”人群中,一名男子上前,递上一把削皮刀。“把手伸出来!”祖父命令卡伦。卡伦半开半闭着双眼,伸出一只手。男人把刀放在她掌中,收拢其手指握住小刀,再用自己的大手包覆她的小手。接着,他开始缓缓施力,握紧她的手。卡伦全身一紧、哭了起来;血滴逐渐覆满刀柄,她顿时停止哭泣。“圣母马利亚也曾对耶稣施与今晚的仪式,”卡伦的祖父继续说道,“在智者降临之前——告诉她,他已为她受罚,为你们的罪而死——必须先完成这个仪式。”祖父对男子点头,后者松开对卡伦的钳制,移走她手中的削皮刀。卡伦垂下手,落在身侧,鲜血从指尖缓缓滴下。祖父继续说,“我们认为你必须受到处罚。只要你还活在世上,你一辈子都必须惩罚自己。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将神的旨意泄露给外人知道,你必须杀死知情者,然后自杀。你没有选择,否则邪恶会永远跟着你。你必须杀死任何胆敢帮助你的人。如果你背叛我们,无论现世或死后,你将注定堕入地狱,永劫不复。”卡伦的祖父瞧瞧马丁,然后看看靠在墙边的长桌。马丁走向那张长方形的大型折叠桌,将其拖往房间正中央。卡伦被带到桌旁,两个男人架住她的胳膊,提起她,让她坐在长桌上。她浑身赤裸地坐着,两眼紧闭。然而,她仍能感觉到一道亮光,听见家用录像机呼噜噜的转动的声音……“早,卡伦。”卡伦走进厨房准备上学,母亲向她打招呼。卡伦一边在餐桌旁坐下,一边梳头发。“你就不会说早安吗?”她母亲斥责道。卡伦呆坐,揉揉额头边。“怎么啦?”母亲问她。“我头痛,”卡伦说,看起来又难过又痛苦。“怎么又来了?”她母亲问道,“你又做了什么下流梦了吗?你怎么老是梦到邪恶的事?你可千万不能把这些坏念头告诉别人呀!”母亲掉头专心照顾炉子。卡伦静静吃她的早餐玉米片。这时她母亲注意到她手上的割伤。“你又把自己给怎么啦?”母亲不高兴地问。卡伦缩了一下,赶紧溜下椅子,抓起书本离开。她的手好痛。她的头好痛。这部分录音让我更深刻了解到,卡伦内心所受的伤害究竟有多深多重。卡伦一段一段、断断续续地描述这些往事,仿佛她正在召唤没有规则的记忆片段,然后用一种就事论事、疲惫的语气描述出来。我想,她在描述事件的当时已将自己的感觉与记忆隔开。然而,她所描述的情境实在极端骇人且充满伤害,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她所描述的是一小群关系紧密、至少稍有组织的成人,其中还有数名女性。他们定期聚会,以精神、肉体双重虐待孩童为乐,行径极其残忍、变态。还有,那些类似宗教语言的话语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我也想知道。每次听卡伦描述她的恐怖往事,“究竟有几分真实?”的问题总不免浮上心头。但卡伦每一次都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娓娓道来——言谈间充满痛苦、沮丧与深深的悲哀。她一点都不想把故事说出来,但她仍冒险说给我听——她认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她的过去,并且可能因为这些事件而放弃治疗她。我知道孩童受虐事件层出不穷,但他们总是与我的个人经验无关,意即,我不曾见过或认识任何经历如此童年并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难道她想欺骗我,试图操纵我,好从我这里得到她想要的?凭着过去四年的相处经验,这个说法不甚合理。至少,我无法想象世上有何种意图值得一个人以如此方式欺骗别人。我猜这也许是试探,好让她了解我的意志是否够坚强,是否能与她并肩熬过不堪、充满伤害、她自认过于病态而无法治疗的过去。然而,若真是如此,她又为何在持续治疗四年后才以如此突兀、震撼的欺骗手段表达她对我的信任?特别是“欺骗”不仅完全不符合她的个性,还可能威胁甚至摧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关系。这一回,时间是1993年11月,卡伦给我看一幅漫画;画中的精神科医生拉下操纵杆,病人立即滑下治疗躺椅,掉进底下的陷阱门。漫画标题写着:下一位请进!你也玩完啦!“这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漫画问她。卡伦不安地扭动,脸上闪过一丝懊悔。她实在够莽撞,竟敢拿这种漫画给我看;但她也早该想到,这次我一定会跟她好好讨论这件事。“我害怕你有一天会觉得受够了,然后对我说‘算了,放弃吧’,”卡伦说,“部分的我认为你不会这样做,但另一部分的我却怕得要命。这些记忆吓死我了,说出来也让我很害怕。家人告诉我,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听过以后也会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吧。”那语调很像晖儿,我不禁有些沉迷地接过了咖啡,但很快一个强烈的感觉告诉我,这女人不对劲。忽地推开那女服务生,我重重地将咖啡放在了桌上,正要出声责问,却发现溢出的咖啡竟将桌面腐蚀出了几个小洞!“你是谁?!”惊怒之下我一把抓住那女人的手臂,高声喝问,但心中却是不住地疑惑,这是梦境,却如此真实,难道我大脑中的潜意识想要告诉我什么?这果然是个梦,那女人只在一眨眼的功夫便如烟雾般散去了,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笑容,那笑容中包含着无限的狡诈和不屑。坐在沙发上呆愣了一会,我无所适从地站了起来,转身间周围的景物恍惚变化,方才还在咖啡吧小憩此刻却已站在了车水马龙的繁华道路上。“吱……”尖锐的刹车声从背后响起,情急下我集中力量将身后逼近的车身阻住,两根金属板牢牢地将车子固定在了地上。“晖儿?!”驾驶座上晖儿正惊讶地望着我,两手不知所措地放开了方向盘,我俩对视片刻,身边的景物忽地一转竟来到了植物园内的草坪上。“亦凡,我刚才差点撞到你……”晖儿坐在草地上茫然道,“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些天很担心你,很怕……可梦里怎么还会……”“梦里?”我一愣,晖儿是我梦中的晖儿,还是我是晖儿梦中的我?难道我们俩……“亦凡,抱着我……”晖儿忽地扑在我怀中,低声抽泣起来,“每次有事我都很担心你,但又不敢说,怕会让你分心,在别人面前我还要装得若无其事……”我心中不禁一酸,想说些什么安慰一下晖儿,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手中只是紧紧地抱着她的腰肢,这香味……是我的晖儿,即便是在梦中我也不会认错。“靠,就知道刺激我,做梦也不放过我。”一阵抱怨声传来,林岳从身边的树上倒吊了下来,一脸怪相地看着我俩。晖儿被他一吓,条件反射地随手一推,林岳没提防她会出手,身子一晃,啪地从树上摔了下来。“嫂子,你也太厉害了。”林岳揉着屁股苦道,“平常那么温柔,怎么到了梦里比S还凶?”“我凶?!”凭空突然多出一只白生生的手狠狠地揪住了林岳的耳朵,S像大变活人似的出现在了林岳背后,圆睁着一双丹凤眼,隐隐有些气喘。“平常还算可以,梦里有危险怎么叫你都不出现。”S一脸不快道,“还好莫炎从边上冒出来,不然我就摔成大饼脸了。”“你打算把我耳朵拧下来炒了啊?!”林岳好不容易挣脱,揉着发红的耳朵道,“我这叫什么梦嘛,一个比一个厉害,求神拜佛只求那个臭脸千万别出现。”“神佛没自己管用。”莫炎的冷脸突地凑在了林岳面前。“唉唷妈呀~~”林岳被吓得一声咋呼,手脚并用地闪到我的身后,“这白天不能说人,夜里不能说鬼,怎么说啥就来啥呀。”“我不是鬼,也不是人。”莫炎冷冷地看着林岳,“你们也一样。”……旅店,晖儿她们三人的房间内。耿婆盘膝而坐,凝神调气间微扣的手指忽然一动,双眼猛然张开。“魇香?!”一股淡淡的香烟正自晖儿和S的床头冉冉飘起,床脚静卧的狴犴双目炯炯地看着耿婆,眼中闪动着焦虑。“明白了。”耿婆冲狴犴微一点头,“你先去,我自会想办法。”狴犴闻言身子一挺,前爪在地上按了一按,身形猛一暴涨,继而迅速缩小,幽然化作一缕淡黄色的气雾隐入了烟气之中。“丫头小子们,千万可别睡过去啊。”耿婆低低叹道……二十二、引梦戮魂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家说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典故:如果你做梦的时候在梦中被杀死,那么你将永远也醒不过来。这一直让儿时的我惶惶不已,尤其在童年那些常见的恶梦中,我竭力逃离各种危险,生怕从此不再醒来。懂事后,渐渐觉得这说法很荒谬,毕竟那只是梦境,又怎会影响到真实的生命呢?不过,事物往往就是如此,看来很荒谬的事情有时却是事实,如果必须要用证据才能说服的话,此刻我已被身处的环境驳斥得体无完肤。三男两女,除去耿婆不在其中外,我们五人竟在睡梦中进入了同一个梦境。莫炎坚定地认为有什么人或是什么力量将我们在沉睡中的意识引入了这个梦境。一个可怕的梦境。……“一切皆有可能。”林岳套了一句广告词,想贫上两句活跃下气氛,却见周围的环境一转众人莫名地进入了一座奇怪的楼宇。“市立中学?!”我和林岳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这所斑驳不已的老式教学楼正是我俩中学就读的市立中学,梦境的景物怎么会切换到了这里?清脆的铃声响起,楼内的走道上蜂拥出大批的学生,嬉笑打闹中周围变得无比热闹起来。初一六班,身边的教室熟悉不已,林岳探头向里望去,却不见一个人影,黑板上写着一排粗大的粉笔字“锄草活动”。“老凡,我没记错的话,这会儿应该是……”林岳的脸上露出了罕有的震惊。“我摔进地下室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脑,在那里有着一处微微隆起的疤痕。“靠,怎偏偏挑了这么个时候?!”林岳担心的看了我一眼,转身冲楼下跑去。晖儿惊讶地看着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拉着S紧跟而去,留下莫炎在那里冷冷地看着我。“这是你最怕的事情?”莫炎的问话向来有些莫名,但这次却让我心如明镜。“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很难忘记。”我点点头,顺着楼道下行。“原来如此。”莫炎自语了一句便不再多问,脚下快步向林岳他们追去。在教学楼的后面是片树林草地,一条数百米的煤渣跑道横穿其间,我们的中学临近市郊,自然环境比市区优越不少,但相对的设施条件便显得有些落后了。地上的草丛疯长得有些过头,许多地方都被杂草覆盖侵扰,我记得那时经常会有班级轮值清理杂草,而这会正好轮到我们班。一群学生正在草丛中热火朝天地割着杂草,用不惯镰刀的小家伙们有时会在手上留下一道细细的伤口,但即便是这样,孩子们还是非常的兴奋,三五成群地扎堆干着。我和林岳费劲地在学生中搜索着两个人影,两个我们最熟悉的人影。“叔叔阿姨,你们找谁?”一个瘦小的男生从眼前的草丛中忽然冒了出来,乌黑的眼珠盯着我们一脸的好奇。“你……”我刚想回答,却忍不住笑了出来,“呵呵,我找你们班的王亦凡。”“哦,你找老凡啊~~”那男生一脸惶然大悟的样子,“我知道他在哪儿,不过……”“不过你个头!”林岳吊着脸从一边冒了出来,“想说就说,想拿好处就没有。”“呀?你咋知道我想啥?”男生眨了眨眼,满脸坏笑道,“想给就给,没好处就不说。”“你是林岳吧?”亲切到让人难以拒绝的声音传来,“我们真的有急事找他,能告诉阿姨王亦凡在哪里吗?”林岳有些愕然,S在男生面前蹲下身,拿出一条手帕擦去男生额头的汗珠。“呃~~这个啊~~”那男生看了看S,脸上不禁一红,“围墙边上,穿运动服的那个就是。”顺着男生所说的方向望去,一个身穿蓝色运动服的身影映入眼帘,那身影十分熟悉,甚至看来有些亲切。“咝~~”手上传来一阵割伤的疼痛,我下意识地将手指放到嘴边,该死的镰刀……嗯?!怎么会这样?方才还在众人身边的我,此刻却靠在了围墙边上,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左手食指被划出了一道细细的伤口,这身衣服,这突然矮小的感觉……我变回了小时候?“老凡~~有几个叔叔阿姨找你~~”瘦小男生招手喊道,喊声未落却身子一顿,那语调竟变作了林岳的口气,“靠,老凡,小心你脚底下!”他叫喊着脚下飞快地奔向我身边,身后跟着晖儿、S和莫炎,林岳呢?难道他也……大脑还未从混乱中清醒,脚下不由自主地向前跨出,心中一个声音突地传来:“那里不能走!”但却太晚了,迈出的脚下突地一软,身体重心向前倾出,面前的草地倏然塌陷,我翻身落了下去。“对,就是那个又黑又臭的废弃地下室,摔下去后昏了许久。”脑海里的声音自语道,“一天一夜啊,没人发现,晚上被老鼠和蛇袭击,差点就死在里面……”莫名的恐惧将我整个扼住,心脏飞快地跳动了起来,喉头拥堵难以呼吸,这是死亡来临前的感觉吗?手腕一紧,一只瘦小的胳膊拉住了我的左手,但因下坠的势头过猛被我带着滑下。“老凡,撑住……”林岳的声音传来,那张熟悉的童年面孔胀得紫红,另一只手正死死地插进土里,扭曲的臂部似乎已经折断。我从恐惧和混乱中惊醒了过来,右手镰刀狠狠挥入身边的泥土,脚下借机蹬住坑壁。“亦凡,小心……”晖儿一声惊叫,两排箭矢贴着我身边射了过去,一阵奇怪的咝咝声络绎不绝。莫炎单手抓住林岳的衣领往后一提,继而挥出一道银色长索卷在我的腰间,振臂间将我向上拖起,可还未拉近多少我的脚踝却似被什么缠住,身子继续下滑。“公孙,把林岳拉走!”莫炎低吼一声,反手将瘦小的林岳甩了出去,S迎上接住,却被撞得一起翻倒在地。晖儿脸色泛青地端着尺弩,换上一轮箭矢,继续向坑中射去。回首一望,满坑尽是大大小小的毒蛇,其中一条浑身斑斓的长蛇正卧在坑底,用细长的尾部卷住了我的脚踝。那不就是小时候在黑暗的地下室里袭击我的毒蛇吗?!将银色长索在腰间围上两圈,手臂绷紧回拉,莫炎手中聚起一团明亮的火光,呼地飙射向坑中的长蛇。那蛇身子奇异的一扭,避开灵火,长尾一紧大力将我向下拉去。“王亦凡,这东西是你造出来的!”莫炎用力拉住长索,大声道。我?难道是我心中埋藏的恐惧?!心念一转间,身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双臂的力量竟似大了许多。拉住长索,我转手一挥,坑下顿时出现三把绞动的金属铡刀,嚓嚓几声轻响,那长蛇瞬时断成了数节。身子一轻,借机翻上地面,我突然发现自己已恢复了成人的模样,方待询问莫炎,却看到S正一脚将怀中的林岳踹去一边。“唉唷~~你轻点儿行不?”林岳揉着痛处道,“我也不是存心想往你怀里钻啊。”……“三香惊门,六灯死门,卦显兑位,阴地横生。”耿婆望着地下划着的图案低语道,“老小子拼命了,竟然摆上引梦戮魂的格局。”手下抽出一把竹签,耿婆翻身跃出窗外,在旅店东侧的空地上摆起了卦盘。“小子丫头们,多撑一会儿。”竹签在地上排成了八个规则的卦象,耿婆抬头看着天上的星辰道,“只要一刻钟,也只有一刻钟。”……地窖里,一个面色阴沉的白发老头正端坐在香烛围成的圈中,只见他突地一翻手,两团闪亮的灵火没入了惊门和死门位,噗地一下,四周香烛的火焰窜起数寸,妖冶地绽放着诡异的光芒。……“能不能别让我来这儿啊~~”林岳哭丧着脸道,“这玩笑开大了……”方才还是中学时代的校园,不知怎地转作了一个宽大的空间,一股特别的香味传来,四处不断响起水滴落地的声音。“这好像是公用浴室。”晖儿望了望周围的淋浴水管道。“是我们中医大的公用浴室……”林岳的声音低了下来,眼睛不住地偷瞟着S。隐隐地耳边传来了几个女性的嬉笑声,我这才发现在浴室的一侧还有一道门,似乎是通往另一处的。众人循声走了出去,一片热气蒸腾中,几个全裸的女子出现在面前。林岳不住地缩向我的身后,脑袋却不由自主地探了出来,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些女子身后的一处。那是一道小门,一道进入浴室的小门。“嘿,哥们儿,有热水嘛?”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小门外走进一个男子,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看来是脱了一半准备洗浴的。那些女子都是一惊,纷纷尖叫着捂住羞处,转过身去。那男子愣了一下,傻傻地站在门口,眼睛盯着我们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是误会,那会儿女浴室坏了……”那小子喃喃道,“有人捉弄我,把牌子翻成男浴室,所以……”S瞪着那人满脸阴沉,隐隐咬着牙齿,在她如炬的目光下,那男子慌乱不已。“林岳,你是来找我的吗?”柔媚的声音响起,那群裸女中一名女子渐渐转过身来,姣好的面容衬着近乎完美的身材让人不禁有些心神颤动。我忽地记起林岳曾和我说过一件心病,大学时他曾被人捉弄,在女生使用时段误进了浴室,还恰好撞见大学里暗恋的女生。难道这是林岳心中的恐惧?此刻的林岳已尴尬到极点,那女子却扭动着水蛇般的腰肢迎了上去,眼看那高耸的胸部就要贴近林岳赤裸的上身。“嗖”地风声掠过,一排弩箭钉在了那女子的背后,惨叫声中女子的身体抖动变化,倒地间化作一只青色的动物。S冷冷地盯着林岳,转手换上一轮弩箭,尺弩平端瞄向剩余的女子。此刻,那些裸女已不再羞涩,而是扭动着曼妙的身体将林岳团团围住,依稀的面容竟与方才的女子一般模样。也许是某种愤怒情绪令得她比我们都要清醒,S竟是第一个查觉事情有异的人,如果不是她方才的那一排弩箭,羞愧难当中的林岳只怕是要坏在那只青色的动物手里了。那小子却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满脸为难地避开视线,不去注意身周的那些裸女,眼睛依旧偷偷望着S。“死林岳……”S嘀咕了一声,手下又是一排弩箭射出,但这次却不知怎地,弩箭突然消失在了弥漫的气雾中。“没用的。”莫炎抱着胳膊,一脸冰冷道,“现在是他心里最怕的时候。”心中越怕,那些东西的力量就越强,这个梦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窥视着我们的内心深处。围住林岳的裸女渐渐缩小了包围圈,玉体横陈之下,林岳只是不住地躲避着,完全失去了自主的意识。更要命的是,不管我如何呼喊,他都是充耳不闻,眼睛只是愣愣地盯着S。一道黄影幽然出现,林岳的身边突然人立起一只高大的猛兽,张嘴狂吼中,那周围的裸女全数一震,幻化成一只只青色的动物纷纷颤抖不已。“靠!”林岳陡然惊醒般地看着自己半裸的身体,挥手间身上盖起一蓬宽大的叶片。那黄影冲他低低的呜了一声,转头伏身一跃扑向面前的青色动物。林岳眉头一挑,双手连搓数下,一圈艳丽的花朵在身周绽放开来。那花瓣极为宽大坚硬,边缘上竟是布满了参差的利刺,双手拍动间,花朵猛地脱离开花萼,旋转着四散飞旋而去。黄影见状身子一腾,在空中反折翻出,那些花朵掠过它身下,全部钉在了那些青色的动物身上。一蓬污血冲天而起,青色动物翻倒在地,钉在它们身上的花朵竟依旧飞速转动着,像电锯一般切割着血脉肉体。……月光如银,冷冷地洒在了竹签布成的卦象上。耿婆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瓶子,瓶口倾出的乌色液体隐隐散发出一股腥臭,在竹签中画出了一道阴阳鱼的图案。双掌一翻,黑白两颗石球被击入阴阳鱼的阵眼中,随着耿婆手中的水波晃动,两颗石球隐隐透出了光彩。“冥玉通灵,神透八方!”耿婆低低喝道,面前涌起一片朦朦的白雾…………“莫炎,我是怎么教你的?!”严厉的声音问道,一个满面威严的男子站在莫炎面前,手中正提着一只青色的动物。就在林岳击倒那些动物的瞬间,周边的环境忽地一转,景物变作一座石屋的院落中。地上依旧躺着那些青色的动物,紧接着那名男子便奇妙地出现了。“父亲……”莫炎嘴唇嚅动着吐出两个字,脸侧的腮骨隐隐鼓动起来,似乎正在抑制着某种涌动的情绪。方才出现的黄影便是狴犴,此刻它正立在一边,双眼敌视地望着那男子,口中不住呜呜吼叫,但却没有扑掠而上。这男子应该就是莫炎的父亲莫念非,两人冷冷的眉宇间有着如出一辙地相似,所不同的是,莫念非的眼中隐隐透出一股霸气。我和林岳下意识地双双抢上,伺机便要出手,但莫炎却横手一阻将我们拦下。“这是我的事情。”冷冷的声音中透出一丝激动,“你们别插手。”梦境中出现的是我们心底的症结所在,这一切只能由症结的主人才可解开,但莫炎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可以做到吗?“青惑狐,土性虚兽,妖媚幻形,吸人精气。”莫炎沉声道,“云南山界密林的产物。”“好,既然知道,你刚才为什么不动手?”莫念非冷冷道,“灵火九诀难道都忘记了?!”莫炎没有回答,欠身向莫念非鞠了一躬,脸上渐渐结起了冰霜。“陈子浩,我一定会杀了你!”莫炎的声音已达到冰点,“即便你只是在梦里假冒我父亲。”……地窖中,原本高涨的烛火突

                      “做个好人吧。只消看着我好了。我已经十七天没合眼了。”“去床上行吗?”“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吧。没人看着,我就不想睡。”“在地上?”可是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像个孩子。吉姬站起身,四下张望着厨房,慢慢地吞咽着蛋糕。至少此时此刻这儿没有死人。灵柩车的响声变低了,然后便滑走了。这座贪官豪宅的每一英寸道出的都是恐惧而不是成就。房子的外形活生生像个弹头,曲线在北端聚成一点,那里原先安排的是客厅和餐室。那个贪官大概相信他的追踪者会从北边来,因为一层客厅和餐室的所有窗户都排列得很紧凑,如同瞭望孔。南端的两个房间带有他的设计痕迹:一个超大的厨房和一间供他做富人游戏的房间。从两间屋子都看不到什么室外的景色,但宅邸的两个进口有一个开在厨房。一条游廊从北端绕过弹头的尖端,沿着外墙一直延伸,经主要入口,直抵弹头平直的底部——南端的开放部分。除去几间卧室之外,人们在宅子里看不到日出,也没有观赏日落的最佳点。因此,光线总是会误导人。那人准是预计在他的堡垒里会有很多聚众狂欢的时间:八间卧室,两大间浴室,一间和整个底层面积相同的地下贮藏室。他想让他的客人们尽情享乐,连住多日也不想离开。他在款待客人方面下的功夫和他本人一样既无才智又无情趣——主要靠饮食、纵欲和玩闹。经过两年遮遮掩掩的修建,在他正如自己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的警官逮捕之前,总算召集了一次骄奢淫逸的聚会。在出席他这次空前绝后的聚会的客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后来参与逮捕他的行动的执法官。当这座豪宅以出售的方式捐赠给教会时,四位任教习的修女住了进来,她们一丝不苟地取消了反映他兴致的明显装置,却无法掩盖他的恐惧心理。那封闭式的易守难攻的“后部”,那突出的用来瞭望的“尖端”,那由什么妖魔雕像(那个妖魔造型被修女们当即搬走了)残存的爪子护卫的入口门洞。一扇快要散架的厨房门是留下的唯一容易坏损的遗存。吉姬把有限的食物尽量填满肚子之后,便在宅邸中溜达,此时,那醉酒的女人仍然躺在地板上沉睡。吉姬立刻看出了那些改动:餐室变成了教室;客厅变成了祈祷室;游戏室变成了办公室——还有台球和球棍,但没有了球台。随后她发现了修女们尚未完成的变更痕迹。从过道天花板垂下的枝状大烛台都是裸女造型,缠在藤上的发卷原本是贴到脸上的,已经被除去了。前厅里一层层的绘画中剥落出给可爱小婴儿喂奶的画面。乳头状的门把手。堆在壁橱里的印刷画中,穿着旧时衣服的流浪汉们半裸着,一边喝酒,一边互相逗闹。地下室楼梯下有几尊裸体雕像,其中的一两尊是维纳斯。她甚至还找到了从水池和龙头上拆下来的黄铜制男性生殖器造型,这些东西被扔到了一个盛木屑的箱子里。看来,修女们尽管对那些金属件的露骨很反感,但对其材料还是珍惜的。吉姬摆弄着那些物件,按照设计,转动睾丸便会从阴茎中流出水来。她吸了最后一口大麻烟卷,便把烟头放在游戏室里一个雪花石膏制的阴道里。她想象着,男人们大概挺高兴在这种样式的烟灰缸里掸雪茄,或许把雪茄放在上面,不用看也知道,那燃着的烟头产生的烟灰会慢慢形成一个精巧的形状。她避开那些卧室,因为不知道哪一间是那个死人的,但是当她使用其中一个卫生间时,却看到如厕的行为总会在某一面镜子中映现出来。这些牢固地嵌进墙砖的镜子,大多已被涂上了油漆。低下头去验看撑着浴缸的美人鱼形的支脚,她注意到由地砖围着的一块厚木板上装着把手。她能够伸手够到并且抬起那把手,却推不动厚木板。她突然又感到饥饿难忍,便返回厨房吃东西,并且照那女人要求的去做:做个好人,看着她睡觉——因为那女人如同一个古代因药力产生幻觉的人那样生怕独自醒来。她吃完了通心粉、一些火腿和另一块蛋糕,这时地板上睡着的那女人动了动,坐起了身子。她用双手捧着脸待了一会儿,然后才揉起眼睛来。“感觉好些了吗?”吉姬问她。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了墨镜,戴上。“没有。不过总算歇了一会儿。”“唉,那就是好些了。”那女人站起来。“我想是吧。谢谢你——谢谢你待在这儿。”“没什么。宿醉是挺难受的。我叫吉姬。谁死了?”“一个爱的人。”那女人说,“我有两个,她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噢,对不起,”吉姬说,“他把她运到哪儿去?就是灵柩车里的那个人。”“远着哪。到一个为她命名的湖那儿去。棒极了。是她要这样的。”“这儿还住着谁?这么些吃的东西不是你做的吧,嗯?”那女人在一个深平底锅中放上水,摇摇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吉姬吉姬吉姬吉姬吉姬。这是青蛙叫的声音。你妈给你起的什么名字?”“她吗?她给我起了她自己的名字。”(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那是……”“格蕾丝。”“格蕾丝。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吗?”没有。根本没有。若是曾经有一天早晨,仁慈和好运逃之夭夭,优雅(格蕾丝原文为Grace,意为“优雅”。)本身可能还得保持。然而优雅又从何而来,来得有多快呢?在察觉到和随之跟过去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空间,优雅到底能不能够溜过去呢?是那个把胸部像浅盘里两个烤蛋糕一样献上的沮丧女人,把那男孩眼中的兴奋劲全部吸引过去了。吉姬看着他想尽量不去凝视,然而一次次都失败了。他说他名叫K.D.,说话时一个劲儿欣赏她的脸蛋和胸口衣服的开口处。对方这种劲头是她所期待的,此时在心中浮现并激起快乐——通常都是如此。但她想起一小时之前醒来时看到的那幅画,当即就了无情绪了。吉姬不愿睡在刚刚死过人的二楼,便在由游戏室改装成的办公室里挑了一张皮沙发。由于没有窗户,又指望不上不再有的电灯光,这间屋子倒有利于长时间地沉睡。她一上午都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午后,可屋里仍然昏暗,比她入睡时也亮不了多少。在她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蚀刻版画,前一天她在宅子里四处巡视时竟然没有看到。此刻,借着从过道里透进来的微弱光亮,那幅画隐隐约约地进入了她的视线。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满脸颓丧的表情,一双眼睛透出乞求的神色,伸出的双臂捧着一只浅盘,那是她奉给一位爵爷的贡品。吉姬踮着脚尖走过去,凑近细看那个面孔上似乎写着“我放弃了”的女人是何许人。在镀金画框的一个小嵌板上镌着“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字样。吉姬笑了——铜制的男性生殖器在箱子里,奶头样的布丁却暴露在盘子里——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因此,当她前一天在镇上见到的那个小伙子把汽车停在厨房门附近并按响喇叭时,她对他的兴趣已经到了厌烦的边缘了。她站在门洞里,边吃涂了果酱的面包,边听他说话,并看着他眼中的斗争。他的笑容很可爱,嗓音也很动人。“我在这一带开着车子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儿。我想你或许还没走。”“谁告诉你的?”“一个朋友。呃,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你指的是那个开灵柩车的人?”“噢,唔。说你改了主意,不去火车站了。”“这地方消息传得倒挺快的,尽管别的事都慢慢腾腾。”“我们可以随便走走。想乘车兜兜风吗?你想多快就能多快。”吉姬舔掉拇指和食指上的果酱。她向左边的菜圃看过去,觉得瞅见了远处有金属闪烁,或许是一面镜子的反光,又像是州警的墨镜。“给我一分钟,”她说,“我要换件衣服。”在游戏室里,她穿上了一条黄色的裙子,上身是一件深红色的衬衣。然后她查了一下她的占星表,把她的东西(和几件纪念品)塞进背包,上车后把包扔到后座上。“嗨,”K.D.说,“我们只是兜一小圈。”“好吧,”她答道,“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还会改变主意。”他们在蓝天下行驶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吉姬乘火车或长途汽车时并没有好好观赏过风景。在她看来,外面没什么风景可言。不过坐在英帕拉车里高速行驶,更像是乘DC-10飞机巡航,除去天空再无其他——不可忽视的、专门定制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天空。也说不上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呼吸,而且所有的眼神都意味深长。“这裙子是我见过最短的。”他又绽出了那可爱的笑容。“迷你的,”吉姬说,“在现实世界里,叫作迷你裙。”“穿这种裙子,是不是招人盯着你?”“盯着。开着车追好几英里。造成撞车事故。说话犯傻。”“你一定喜欢这样。想想也是,穿这种短裙的目的就是如此嘛。”“你介绍你的衣服,我会介绍我的。比如说,你在哪儿买的那条裤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没有。听着,你要是想抬杠,就把我拉回去。”“不。不,我不想抬杠,我只想……兜风。”“是吗?开多快?”“告诉过你了,尽我所能。”“开多久?”“你想多久就多久。”“多远?”“一路。”米基说,沙漠中那对情侣挺狂热。他说,你从任何角度看去,他们都背衬着天,动啊,动啊。吉姬想,骗子,不是这片天。这里的天比什么都大,包括一个用托盘盛着她乳房的妇女。玛维斯把车驶进靠近厨房的车道时,刹车踩得太猛,她的包从座位上滑落到了仪表盘下面。坐在园中红椅上的人是全裸的。她看不到那人被帽子遮住的脸,不过知道没戴墨镜。她离开刚刚一个月,后面的三个星期都等不及要回来了。她自忖,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母亲。是康妮。在刹车的吱吱声中,阳光中的人动也不动。只是在她关上凯迪拉克的车门时,那人才坐直身子,把帽子向后一推。玛维斯叫着“康妮!康妮?”,匆匆跑向园子边缘。“你到底是谁?康妮在哪儿?”那赤裸的女孩打了个哈欠,捋了下刘海。“玛维斯?”她问。玛维斯知道人家认识她,至少还跟她说了话,心里松了口气,便压低声音说:“你这副模样在这外面干吗?康妮到哪儿去了?”“什么模样?她在屋里。”“你没穿衣服!”“是啊。那又怎样?你想抽烟吗?”“她们知道吗?”玛维斯的目光瞥向房子。“女士,”吉姬说,“你是在看以前从没见过或你没有的东西呢,还是你是个穿衣癖或什么?”“你来啦。”康妮朝玛维斯大张着手臂走下台阶,“我想念你。”她们拥抱着,玛维斯听到了那女人抵着自己胸口的心跳。“她是谁,康妮?她的衣服呢?”“噢,那是小格蕾丝。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来的。”“去世了?什么时候?”“到今天已经七天了。七天。”“可我带来了东西。全都在车里呢。”“没用了。反正对她是没用了。我的心都碎了,如今你回来了,我有些想做饭了。”“你们一直没吃东西?”玛维斯向吉姬冷冷地扫了一眼。“吃过一点。葬礼食品。不过现在我要做些新鲜饭菜了。”“东西有的是,”吉姬说,“我们简直碰都没碰——”“你把衣服穿上!”“你亲亲我的屁股!”“去穿吧,格蕾丝,”康妮说,“去,像个好姑娘的样子。你穿上衣服,我们照样喜欢你。”“她听说过日光浴吗?”“现在快去。”吉姬走时,轮换着两颊让玛维斯亲吻,十分夸张。“她是从什么石头底下爬出来的?”玛维斯问道。“嘘,”康妮说,“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她的。”玛维斯心想,没门儿。根本没门儿。母亲走了,但康妮还好。我在这儿快三年了,这栋房子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不是她。她们除去没有互相打耳光,什么都做了,最后连耳光也打了。而推迟这一不可避免事情发生的是被遗弃的爱,以及一个穿着过于紧身的衣服的少女敲纱门。“你们得帮帮我,”她说,“非帮不可。我被人强奸了,何况现在都快到八月份了。”只有一部分话是真的。西尼卡有什么东西在玻璃窗上抓抚。又是一声。多薇转过身来俯卧着,每次听到那声响都不肯向窗外看。那不是他。他从不在夜间回来。她故意让脑子去想日常琐事。明天做什么晚饭呢?摘园子里的豌豆没什么意思。用罐头装的就可以了。斯图亚特的嘴里没有一颗味蕾能够分辨出差别来。他的腮帮子里填了二十年的“蓝孩”,先是让他的口味狭窄到只喜欢吃辛辣的,后来干脆一味只吃胡椒了。他们结婚时,多薇就确信自己的烹调手艺满足不了丈夫,人们都知道他比他的双胞胎兄弟迪克挑剔多了。哥俩打仗回来之后,就想吃南方的家乡饭,三年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夸大了猪油使饼干变得比雪还白的可能性和玉米粥中酸涩的奶酪所起的作用。他们退伍回家之后,迪克嘬着猪骨髓,或嘎吱嘎吱地咬碎鸡骨头,心满意足地哼着,可是斯图亚特却记得一切都不一样。难道丁香料不该浸到肉里面,而不只是蘸在外面吗?至于炸鸡块——不该放点儿维达利亚或西班牙洋葱吗?出嫁那天,多薇面朝花卉图案墙纸、背对窗户站着,这样她姐姐索恩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多薇提着她衬裙的褶边,索恩则拽着缝口。衣裙轻微摆动,使得她的腿后直发痒,但她坚持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无论在黑文还是全世界都没有长筒丝袜,但结婚时光着腿显然是对上帝和仪式的大不敬。“我估计他在餐桌边不会满意的。”多薇对她姐姐说。“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他总是夸奖我的烹饪手艺,但随后就建议下次该怎么改进。”“别动,多薇。”“迪克不这么对你吧,嗯?”“不这样。他的挑剔在别处。不过,我要是你,就不担心。只要他在床上满意,饭菜就算不了什么了。”接着她们哈哈大笑起来,索恩不得不把缝口重新弄一遍。如今,一九四九年时隐现的难处已经被烟草解决了。她用的是园中新鲜的豌豆还是罐头装的豌豆已经没有关系了。女修道院的胡椒辣得像地狱之火,成了她做菜不可缺少的调料。种植豌豆的麻烦也就不存在了。在罐头装的豌豆中加一茶匙白糖和一块黄油就挺不错的,因为他在菜上撒的紫黑色胡椒把清淡的口味一扫而光了。晚熟的南瓜就是一例。这些天的夜里,每当多薇·摩根想到她丈夫,想起的几乎总是和他失去的东西相关。他的口味是她惦记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与他(以及所有鲁比人)的看法相反,斯图亚特获得的越多,损失的也就越明显。斯图亚特于一九五八年以最高价出售牛群,而在全州教堂文书的竞选中失败,原因是他公开蔑视在俄克拉荷马城中药房里静坐示威的学生。他甚至还写了一封充满憎恨的信给那些组织学生的妇女。他的立场并未使她吃惊,因为早在十年前他就叫瑟古德·马歇尔(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08-1993),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此前曾任总检察长。)为“具有煽动性的黑人”,为的是后者在诺曼处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种族隔离投诉一事。一九六二年,牧场上钻天然气井达一万英尺,他的腰包由此填满,他们的土地却缩小成一个玩具牧场,而他也损失了作为美景的树木。他过早地谢顶,味蕾也不那么灵敏了。小损失终于造成大难:一九六四年他四十岁的时候,仙女的诅咒成真,夫妻俩获知他们都不会有孩子了。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用他的话说,他已经在马斯科吉的房地产交易中“发财”了,多薇也不必奇怪他现在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损失,因为他已经在有关大炉灶灶口上所写词句的争斗上输给了米斯纳牧师一场。多薇心想,一场争论部分由一些小人物的谈论推动:每家屋门后面调皮或惹麻烦的年轻人。阿涅特从学校回家后不肯下床。哈珀·朱里家的男孩米努斯自越南回来后每个周末都喝得醉醺醺。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不见踪影。杰夫的妻子斯维蒂为没人开的玩笑笑了又笑。K.D.和住在女修道院的那姑娘一起厮混。更不消说其余一些人的顶嘴、板脸和公然挑衅了——他们想把大炉灶命名为“如此这般的地方”,并已经确定上面原先的词句是什么,惹得斯图亚特和迪克勃然大怒。多薇曾经和她姐姐(也是妯娌)谈过这事,也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安娜·弗拉德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成年人搞黄视频在线免费观看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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