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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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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妇无码乱子成人精品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金沙遗址博物馆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数量众多的象牙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金沙遗址象牙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奇特的乌木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金沙遗址乌木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黄金面具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金沙遗址黄金面具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本身的“画像”呢?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黄金冠带金沙遗址黄金冠带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手套。”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看得出来。”“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好主意,真的。”“就这会儿,我在生气。”“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注释[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3]芭芭拉·皮姆(Barbara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David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6]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7]出自《马太福音》13:12。[8]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9]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Forsyte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1873—1954)。[16]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世事变化再多,也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1][1]原文为法语。第二章比亚乔·布纳科齐这一天十分忙碌。虽然疲惫,但作为一个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上床之前还是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内容很简洁:“城邦[1]派了一个人去伊莫拉见公爵。”也许他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使节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公爵是切萨雷·博尔贾。对比亚乔来说,这一天不仅忙碌,而且漫长。因为他黎明时分就出了家门。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甥皮埃罗·贾科米尼,小伙子骑在一匹壮实的马驹上。马基雅维里已经答应带皮埃罗一道出使伊莫拉。今天是一五〇二年十月六日,凑巧刚好是皮埃罗十八岁生日。在这一天初次离家去闯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才,有着与年龄相比高高的身量和一副令人愉快的好脾气。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他一直由舅父负责教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书法漂亮,写文章也很得体,无论是用意大利文还是拉丁文。由于热烈仰慕古罗马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劝导,小伙子对于古罗马的历史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马基雅维里一直坚信,古往今来,人们丝毫没有改变,有着相同的喜恶。所以如果环境相同,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通过牢记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某种情况的,后世的人也许能更有效、更谨慎地行事。当前比亚乔在政府里面做事,在马基雅维里手下担任着一个普通的职务。比亚乔和他姐姐都希望,皮埃罗日后也能够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使。马基雅维里这次出使伊莫拉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皮埃罗学习一些人情世故。比亚乔也知道,小伙子也不可能有比马基雅维里更好的导师了。事情就这样在匆忙之间定下了,那刚好是马基雅维里被授予国书和通行证的前一天。马基雅维里为人友善,对朋友十分讲义气,所以当比亚乔请求他带皮埃罗一起随行时,马基雅维里一口答应了。但是小伙子的母亲,虽然明白机会难得,却有一些不放心。小伙子从未远离过她,现在就出去闯世界,也好像太年轻了一些。此外,他还是一个好孩子,她担心马基雅维里会把他带坏了。因为马基雅维里出了名地喜欢寻欢作乐和放荡不羁。这还不算,他还丝毫不以为羞,他还会将他与那些城里女人和路边旅店的女仆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地讲述出来,叙述之露骨会使任何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脸红。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十分风趣地叙述这一切,令人恼怒之余,又忍俊不禁。比亚乔于是开始劝他的姐姐。“亲爱的弗兰切斯卡,尼科洛现今已经结了婚,他会改变他那些放浪的习惯的。他的妻子玛丽埃塔是个好女人,她也爱他。你以为他会在外面花钱去搞一些在家里他不费一分钱就能到手的东西吗?”她反驳道,“一个像尼科洛那样喜欢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他就更加不会了。”比亚乔觉得她说得有些道理,但是他并不想认可这一点。他耸了耸肩膀。“皮埃罗已经十八岁了。如果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纯洁的话,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外甥,你还是个处男吗?”“是的。”皮埃罗答道,其神态是如此安详诚实,任何一个相信这个回答的人都应该受到原谅。“我对我的儿子是再了解不过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我不赞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亚乔说道,“你就该放心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对他事业会有帮助的人,孩子如果有头脑的话,他可以从尼科洛那里学习不少日后对他极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切斯卡不满地看了她兄弟一眼。“那个家伙让你鬼迷心窍了。他想怎么摆布你都行。但是他对你又如何呢?他利用你,嘲弄你。他凭什么在衙门里比你高一头?你难道就甘心做他的手下?”比亚乔与马基雅维里同龄,都是三十三岁。但是比亚乔娶了知名学者马希利奥·费奇诺的女儿,而马希利奥又受到了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的保护。在那个年代,靠真才实学能谋个一官半职,而有关系也行。比亚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有着一张圆脸,气色红润,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一副绝好的脾气。他诚实勤勉,有自知之明而无妒忌之心,对他所处的平凡职位颇为知足。他喜欢过好日子,有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对力所不及的东西不抱奢望,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快乐的人。虽然他不是绝顶聪明,但他也不笨。如果不是这样,马基雅维里也不会和他做伙伴。“尼科洛是当今执政团里最有头脑的人了。”比亚乔说道。“废话。”弗兰切斯卡反驳他道。(执政团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委员会,自从八年前驱逐美第奇以来,一直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他对于人和事的了解就是那些年龄长他一倍的人都望尘莫及。姐姐,请相信我,他前途远大,而且他也不会抛弃朋友。”“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一旦你对他而言没有用了,他会将你弃之如敝履。”比亚乔大笑起来。“姐姐,你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你的主意才对他这么刻薄?尽管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还是对男人挺有吸引力的。”“谅他也不敢对一个体面的女人耍坏心眼,我清楚他的德性。执政团不顾众人的愤慨,让坏女人在城里大摇大摆出风头,简直是丢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乐,能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你得记住,就算是讲下流故事,也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就凭这点你就相信他聪明盖世?”比亚乔又大笑。“不,当然不止这些。他出使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外交公函篇篇堪称范文,就是执政团中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弗兰切斯卡执拗地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皮埃罗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年轻人那样,一言不发。他对于舅父和母亲为他预先设定好的,在政府里面谋个职位的前景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出外旅行倒是挺对他的胃口。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舅父那些经历过世面而得来的智慧,终于战胜了母亲那些焦虑性的担忧。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比亚乔就来叫他。比亚乔步行,皮埃罗骑着他的马驹,走了一段不长的路,来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家门口。[1]指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三章马匹已经到了门口。一匹是为马基雅维里预备的,另外两匹是为随行的仆人准备的。皮埃罗把他的马驹交给其中一个仆人看管,跟着他的舅舅进了房子。马基雅维里正在等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简单地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现在让我们出发吧,”他说道。玛丽埃塔流泪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并无出众的姿色。不过马基雅维里娶她也不是为了她的姿色。他就在眼下这一年娶了她,是因为他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而且她来自一个出名的家庭,并且给他带来了一笔嫁妆,这笔嫁妆对于像马基雅维里这样地位和收入的人来说是相当不错了。“亲爱的,别难过,”他说道,“你知道我只会离开很短的时间。”“但是你不应该走,”她抽泣着,然后她转向比亚乔,“他不适合长途跋涉,他正病着呢。”“尼科洛,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比亚乔问道。“老毛病。肠胃有些不太正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把玛丽埃塔搂在怀里。“再见,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常给我写信。”“我一定经常写。”他微笑着说。当他微笑的时候他脸上常有的那种嘲讽的神情不见了,他的表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使你能明白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相当爱他。他吻了吻她,并拍了拍她的脸颊。“别发愁,亲爱的。比亚乔会照顾你的。”皮埃罗进了屋之后就只是在门边上站着。没有人注意到他。虽说他舅舅是马基雅维里最亲密的朋友,皮埃罗很少见到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也就只和他说过几句话而已。皮埃罗抓住机会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从此将成为他主人的人。马基雅维里中等个子,但是因为他很瘦,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他脑袋不大,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他黑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子长,嘴唇薄,当他紧闭着嘴不说话时,他的嘴就变成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一条线。他面色病黄,安静之时流露出警觉、机智、严厉和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与之耍花招的人。也许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皮埃罗不太自然的注视,他迅速地,带有疑问地看了皮埃罗一眼。“这就是皮埃罗?”他问比亚乔。“他母亲希望你能好好管教他,确保他不会惹是生非。”马基雅维里微微地笑了一下。“通过观察我的错误所带来的那些不幸的结果,他毫无疑问将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勤勉的劳动是一条康庄大道,通向现世的成功和天堂的幸福。”他们出发了。他们骑着马匹走过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到了城门口。当他们上了大路后,就让马匹小跑起来。他们的路还长,所以得让马儿省着点劲。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在前面并排着走,两个仆人在后面跟着。四个人都带了武器。尽管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处于和平的状态,但是乡村并不太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劫掠的士兵,而到了那个时候,旅行者所携带的通行证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马基雅维里没怎么开口说话。皮埃罗虽然不是天性害羞,还是有些害怕马基雅维里那张冷峻阴沉的面孔和紧锁着的双眉,心想还是等马基雅维里先开口为宜。那天上午,虽然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还算不差。皮埃罗兴致也很高昂。对皮埃罗来说,能踏上这样一段探险的旅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浑身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熟妇无码乱子成人精品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熟妇无码乱子成人精品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

                      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

                      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准,对着那幽灵射出一排子弹。听到震耳欲聋的扫射声,看守精神病院和被关盲人的士兵们几乎都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甚至没来得及穿好衣服。中士已经开始指挥,出了什么鬼事;一个瞎子,一个瞎子,哨兵结结巴巴地说;在哪里;在那里,哨兵用枪筒指了指大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士兵们已经准备好,手持步枪,排队等候命令。打开探照灯,中士下达命令。一个士兵爬到汽车上。几秒钟以后,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大门和建筑物的周围。你这个笨蛋,一个人都没有,中士说,他正要再说上几句军营里的俏皮话,却看见大门下边一摊黑色液体在强烈的探照灯照耀下正朝四面扩散。你把他结果了,他说。然后,他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便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但眼睛都还盯着那摊在人行道的小石子间流动的黑色血污。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中士问;肯定死了,一排子弹正打在他脸上,士兵回答说,现在他因为出色地表演了好枪法而暗自高兴。这时,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喊起来,中士先生,中士先生,您看那边。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在探照灯的白光下,站着一伙盲人,一共有十多个。不要往前走,中士吼叫一声,如果再迈一步,把你们通通打死。在对面建筑物的窗口,一些被枪声惊醒的人正透过玻璃惊恐地朝这边张望。这时中士喊道,那边过来四个人把尸体抬回去。因为盲人们既看不见又不能数人数,于是六个人开始往前走。我说的是四个人,中士歇斯底里地咆哮。盲人们互相摸了又摸,两个人留下了。其余四个人开始沿着绳子前行。6我们必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医生说。此时已是上午,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尸体弄到里面的围栅旁边,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他。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脸和头颅被打烂,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她也知道在整栋大楼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只找到一根铁棍。铁棍也许有用,但不足以刨坑。受传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全都关着,她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要么试图掩饰已经失明,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不该绊倒的时候绊倒了都会被识破。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一个伪装办法,现在妻子可以说了,我们能不能请求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好主意,我们试试吧;大家都同意,对呀,是个好主意;只有戴墨镜的姑娘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一言不发,这时,她要说的一切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这全是我的过错,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能给她带来安慰,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我们都能预想到它的一切后果并认真加以考虑,先是眼前的后果,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接着是可能的后果,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即使开始做了,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假设以一种整饬均衡的形式,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而无从证实也无法表示祝贺或请求原谅的永无止境的日子。有人会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或许吧,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需要埋葬。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出于良心的痛苦,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一个士兵便大声喊,站住。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即使是强硬的恐吓,他朝空中开了一枪。他们吓了一跳,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躲进天井的阴影里。之后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而在必要时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她说,需要一把铁锹。大门那里,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军人。是个中士,但不是原先那一个,你们想干什么,他大声说;要一把铁锹或者锄头;这里没有,你们回去吧;我们必须掩埋尸体;不用埋,让他在那里腐烂吧;要是让他腐烂,会污染空气;就让他污染吧,你们好好享用;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能流动到我们这里,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那个中士失明了,已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不消说,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设施规模也较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女人说得有理,中士又考虑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作为预防措施,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已经把整整两大瓶氨水倒在那摊血上,现在蒸发出的气体还让人们泪流不止,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终于,中士宣布,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呢,医生的妻子乘机提醒;食物还没有到;仅我们这一边就有五十多人,我们都在挨饿,你们送的那点食物起不了什么作用;食物的事与军队无关;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过向我们提供食物;你们回到里边去吧,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站在门口;铁锹呢,医生的妻子还喊了一声,但中士已经不见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宿舍里的扩音器响起来,注意,注意;住宿者们兴奋起来,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其实不然,是关于铁锹的事,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不许成群结伙,只来一个人;我去,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医生的妻子说。刚刚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她就看见了铁锹,从摆在地上的样子和距离大门较近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铁锹应该是从外边扔进来的,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医生的妻子想,在哪儿呢,她问;下台阶,我来告诉你怎么走,中士回答说,很好,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朝前走,对,对,站住,稍稍往右,不对,是往左,转得少一些,现在往前走,一直走你就能碰着它,往南,再往南,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往北,往北,过头了,再往南,一直往南,现在向后转,好,现在按我说的做,不要像水车辘轳一样转个不停,好,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你不用担心了,她想,我能直接回去,其实怎么走都行,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总不敢来这里边抓我。她把铁锹扛在肩上,像农夫下地一样径直朝宿舍门口走去,一步也没有走偏。中士先生,您看到了吗,一个士兵叫起来,她好像有眼睛一样;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很,中士十分有把握地说。刨坑颇费力气。地被踩实了,很硬,挖下几指深就遇到树根。他们轮班挖,先是出租车司机,然后是两名警察,接着是第一个失明的人。面对死神,我们最希望看到仇恨能失去力量和毒性。当然,人们常说旧仇难忘,文学作品和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现在,在这深院里,确切地说,并没有仇恨,更谈不上旧仇,是啊,比起偷车贼失却的生命来讲,偷一辆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他这副惨相,无须看见就能知道,这张脸上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挖到三英尺深时就再也掘不动了。倘若死者是个胖子,肚子必然会露在外面,但偷车贼是个瘦子,简直骨瘦如柴,而且这几天一直没有吃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坑足以掩埋两个像他这样的人。没有人为他祈祷。可以给他竖个十字架,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这样说是因为内疚,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死者生前说过对上帝和宗教之类的事是怎么想的,虽然她的主意不无道理,但大家认为还是沉默为好,况且应当考虑到,做一个十字架比表面看来要困难得多,还有,就是竖起来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因为所有失明者都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他们回到了宿舍,除了围栅那边的旷地以外,盲人们在一切常去的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他们只要胳膊往前伸,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摇动,任何地方都能走到,那些最有才干的盲人甚至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前额视力的功能。医生的妻子就是个这样的例子,她能在这让人头痛的房间和走廊里活动,辨别方向,遇到拐弯时能恰好地转身,遇到门时能立即停住脚并且毫不犹豫地开门,无须数床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床前,真是异乎寻常。现在她正坐在丈夫的床上与他交谈,像往常一样声音压得很低,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相互之间总是有话可说,而另一对夫妻则不同,这里指的是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重逢的激情过后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话,因为在他们那里也许现在的悲伤超越了从前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习惯的。而斜眼小男孩一直在不停地说着肚子饿,虽然戴墨镜的姑娘已把自己的那份食物省下来给他吃。他一连几个小时没有打听妈妈了,但可以肯定,等到吃过饭,肉体摆脱了简单而紧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私的躁动之后,他还会想念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还是由于某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反正早饭还没有送来。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医生的妻子偷偷看了看手表,快下午一点了,难怪几个盲人已忍不住胃液的催促,到天井里去等着,那里既有这个宿舍的也有另一个宿舍的人,他们这样做出于两条再好不过的理由,一些人公开说是可以争取时间,另一些人藏在心里的话是谁先到谁就能多吃一点。总共不少于十个盲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外边大门的动静,等候着送来众人期盼的饭盒的士兵们。而对面一排房子里那些受传染者,担心靠近在天井里等着的盲人会突然失明,所以不敢出来,但有几个人正从门缝里朝外窥视,焦急地盼望着轮到他们的时刻。时间慢慢过去。几个盲人等得不耐烦,干脆坐到地上,后来有两三个人回到宿舍去了。不一会儿,传来大门清晰可辨的吱呀声。盲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朝他们判断是大门的方向涌去,你碰我,我绊你,一片混乱,但突然又都感到模模糊糊的不安,停住脚步,紧接着又乱糟糟地向后退,至于为什么,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更无法解释,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清楚地听到在武装人员护卫下来送饭的士兵们的脚步声。夜里那场悲剧产生的印象尚未消除,送食物的士兵们约定,不像原来那样送到各个宿舍门前伸手可及的地方,而是放在天井里。再见,用餐愉快;让那些家伙自己解决吧,士兵们这样说。从外面耀眼的光线下突然进入阴暗的天井,一时间他们没看清那伙盲人。但马上就看见了。随着一声声恐惧的号叫,他们把食物扔在地上,像疯子似的往门外跑。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两个在外面平台上等着的武装人员反应敏捷,堪称典范,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他们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把子弹打了个精光。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身上中了许多枪弹,纯粹是浪费军火,而这一切又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又一个,好像永远倒不完,就像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如果我们仍处于一个士兵需要为自己射出的子弹作出解释的时代,他们会在国旗下发誓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卫,而且还是为了保卫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遭到一伙人数占优势的盲人威胁的手无寸铁的战友。这时他们也立即朝大门方向仓皇撤退,看守的其他士兵哆哆嗦嗦地在一个个铁栅栏间伸出步枪为其掩护,仿佛那些还活着的盲人竟然要报仇雪恨,向他们发动进攻。一个向盲人们开过枪的士兵吓得脸色煞白,他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再到里边去,他确实没有再去,就在同一天傍晚换岗的时候他也成了盲人中的一员,好在他是军队里的人,否则就会去与平民盲人在一起,成为那些侥幸没被他开枪打死的人的伙伴,若果真如此,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置他。中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我们知道,多次这样说过和这样想过的不乏其人,幸亏残存的一点宝贵人性使他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食物放在半路上,由他们来取,我们监视着他们,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举动就立即开火。他走到指挥部,打开麦克风,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苦思冥想在其他类似场合听到过的话,最后才说,军队为不得不用武力镇压一次暴乱行动感到遗憾,这次暴乱导致了极为危险的形势,对此军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过错,现在通知你们,从今天起改为到大楼外面去取食物,如果还像刚才和昨天晚上那样出现企图破坏秩序的情况,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他停顿一下,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才好,结束语肯定是准备过的,但此时他忘得一干二净,只好一再说着,我们没有过错,我们没有过错。大楼里,激烈的枪声在天井有限的空间里产生雷鸣般的回响,造成一片惊慌。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士兵们要冲进各个宿舍,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一番,把盲人们一扫而光,以为是政府改变了主意,决定采取从肉体上集体消灭的方法,于是有人钻到了床底下,有些人仅仅由于害怕一动不动,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最好,健康不佳还不如没有健康,既然注定要死,那就快点死吧。行动最快的是受传染者。枪声一响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但后来枪声平息,他们又鼓起勇气返回屋里,凑到开向天井的门口。他们看见一堆尸体,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河在石板地上缓缓流动,仿佛有生命似的,还有那几盒食物。饥饿催促他们往外走,那里有渴望已久的食物,当然,根据规定那是给盲人们送来的,给受传染者们的随后送到,但现在,让规矩见鬼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并且,先下手为强,历朝历代五湖四海的古人都这么说,而古人在这类事情上绝不愚蠢。不过,饥饿只给了他们前行三步的力量,理智出现了,告诫他们危险正在那些没有生命的躯体上,尤其是在那些血液里等待着鲁莽的人,谁能知道盲人们坏死的肉体正在散发什么蒸气,分泌物和有毒的瘴气呢。他们已经死了,什么事也不会干,一个人说,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别人放心,但这句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不错,盲人们是死了,你们仔细看看,他们一动不动,也不呼吸,但是,谁能说这种白色眼疾不是一种灵魂疾病呢,既然这样,当然这是假设,那么那些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不过,食物摆在那里,不可抵御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胃在陈述它的理由,理由充足,不肯顾及其他,哪怕是对它有利的事。从一个饭盒里流出的白色液体正在慢慢接近那摊血水,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牛奶,牛奶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受传染者当中走出来两个人,两个最勇敢或是最听天由命的人,这两种品质并不总是容易分辨清楚,他们径直朝前走,就在贪婪的手几乎碰到第一个盒子的时候,另一排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几个盲人。想象力能量极大,在这种病态中似乎更是无所不能,因此那两个深入敌阵的人觉得死者们好像突然从地上站起身来,不错,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瞎,但毒性要大得多,因为复仇之心无疑使他们更加激奋。两个人只得小心翼翼地悄悄撤回他们那边的门口,可能盲人们出于悲悯之心和敬重之情会首先处理死者的后事,如果不是如此,也但愿他们因为看不见而丢下一个饭盒,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实际上受传染者人数不多,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请求盲人们这样做,求求你们啦,发发善心,至少给我们留下一小盒,刚刚出了这种事,说不定他们今天不再送食物。盲人就是盲人,当然是摸索着往前走,拖着两只脚,不时绊一跤,但似乎极有组织,知道如何有效地分工,一些人开始踩着黏糊糊的血和牛奶把尸体拉出来往围栅那边搬运,另一些则一个一个地拿起饭盒,士兵们共扔下了八盒。盲人当中有个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同时在各处忙碌,既帮助搬运又指挥男人们,对一个瞎眼的女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熟妇无码乱子成人精品

                      国的利益。教会控制下的城邦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博洛尼亚也会落入我的手中。佛罗伦萨的命运早已注定。到那个时候我会成为全国的霸主,统治包括那不勒斯王国所在的南部,以及米兰和威尼斯所在的北部的广大区域。我会有自己的炮兵部队和维泰利的炮兵部队。我会建立一支就像我的罗马尼阿部队一样干练的部队。法国国王和我之间会分割我们从威尼斯那里得到的战利品。”“阁下,如果所有这些均按你的愿望实现的话,”马基雅维里冷峻地说道,“你所成就的将会是增加法国的实力,这会激起西班牙和法国双方的恐惧和妒嫉。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你碾个粉碎。”“不错。但是凭着我的武装力量和财富,我对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盟友。我站在谁那一边,谁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尽管那样,你还会只是一个获胜一方的诸侯而已。”“告诉我,书记官大人,你曾经出使法国,和法国人打过交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他们是轻浮而不可靠的。如果敌人顶住了他们头一波攻击的凌厉势头,他们就会动摇和丧失勇气。他们不能忍受艰难和困苦,只要不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变得无所用心,以至于可以轻易地利用他们的松懈而打败他们。”“我了解这些。当寒冷的冬天来临,雨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军营中偷偷地溜走。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好任由一个更坚定的对手支配。”“在另一方面,那个国家是丰饶和肥沃的。国王已经将贵族们的力量打垮了,目前很强大。他有些愚蠢,但是身边有一些聪明人在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聪明的顾问跟我们在意大利的顾问一样好。”公爵点了点头。“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看西班牙人的。”“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勇敢,强硬,坚定和贫穷。他们一无所有,因而也就不用担心失去什么。相反,他们有希望夺取任何东西。他们是难以抗拒的敌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必须要携带他们的部队和装备渡海而来。如果哪天我们将他们逐出意大利,那就不难阻止他们再回来。”沉默降临了下来。瓦伦丁诺公爵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思,而马基雅维里则悠闲地看着公爵。公爵的目光是坚定的,并闪光耀着光芒。他的目光似乎穿越一幅由曲折的外交和血腥的战斗所组成的未来景象。公爵仍然沉浸于激动之中,他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和他狡诈的两面派手段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兴奋不已。激动和兴奋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没有什么事业对他来说是太危险的。谁又能知道是怎么样的伟大和光荣的愿景激发了他大胆的想像?他笑了。“有了我的协助,法国人可以将西班牙人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有了我的协助,西班牙人可以将法国人逐出米兰。”“不管您帮助的是谁,那个人会成为意大利及您本人的主子,阁下。”“如果我帮助西班牙人,那么确实会出现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帮助法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将他们逐出过意大利,我们也可以再次将他们赶走。”“他们会等待时机,伺机反扑。”“我会做好准备对付他们的。斐迪南国王那个老狐狸是不会做无益的后悔的。一旦法国人向我进攻,他会抓住这个复仇的机会,向法国进兵。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的儿子。英国人是不会错过一个向他们世代为敌的敌人宣战的机会的。因此法国人恐惧于我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害怕他们的程度。”“但是教皇已经年迈,阁下。他的死亡会带走您一半的部队和您大部分的声誉。”“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吗?我为我父亲一旦死亡而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各种准备。我已经为此做准备。下一个教皇将会由我来选定,他会由我的部队来护卫。不,我不担心教皇的逝世。这不会干扰我的计划。”突然之间公爵从椅子中蹦了出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正是教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她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将意大利统一的地步,她的强大却足以使其他任何人达成统一的局面。意大利如果不能统一,就一定不能富强。”“确实,之所以我们可怜的国家遭受着野蛮民族的蹂躏,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军阀和领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瓦伦丁诺公爵停止了踱步,他那性感的嘴唇变成了一道嘲讽的笑容,目光直视马基雅维里的眼睛。“要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求教于福音书,我的书记官大人。福音书告诉我们恺撒的东西让恺撒来管,上帝的东西由上帝来管。”公爵的意思很直白。马基雅维里惊讶又恐惧地抽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这个人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会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陷于恐慌的一个步骤,马基雅维里不由得对公爵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一个君主应该支持教会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冷静地说道,“因为这会使他的人民诚实和快乐。要使教会恢复她那不幸丧失的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让她放弃管理世俗世界的那些个负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马基雅维里面对这样一个冷酷和愤世嫉俗的论断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回答。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免掉了要回答公爵的麻烦。“是谁?”公爵因为被突然打扰,不由得发起火来,吼了一嗓子。没人回答。但是门却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基雅维里认出此人是唐·米盖尔,也就是被人称作米盖洛托的那个西班牙人。据说就是此人亲手掐死了比塞利的阿方索,那个美貌又不幸,为卢克莱齐娅所深爱的男孩。米盖洛托是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须发茂盛。长着一双凶狠的眼睛,浓密的眉毛,短粗的鼻子,带着一副冷酷无情的表情。“啊,原来是你。”公爵开口说道,表情立刻和缓下来。“Murieron。”马基雅维里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也没有可能不了解这个阴森的单词的意思。他们都死了。那人继续站在门口,公爵向那人走了过去。他们用西班牙语低声地交谈着,马基雅维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公爵不时问上一两个问题,对方似乎在详细地回答着公爵。公爵不时发出几声轻快的笑声,表示他很满意,也被逗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唐·米盖尔走了,公爵带着笑意,又坐回了他的位置。“维泰洛佐和奥利维洛托已经死了。他们活着时很勇敢,死得却很可耻。奥利维洛托乞求宽恕。他将责任推到维泰洛佐身上,说他是被误导了。”“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如何?”“我会在明天把他们押走。我会关着他们,一直到我收到教皇大人的指示为止。”马基雅维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公爵于是回答了他。“当我逮捕几个流氓的时候,我立刻给教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将渥西尼主教抓起来。帕格洛和他的侄子必须等待他们的惩罚,直到我收到确认说渥西尼红衣主教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博尔贾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好像眉宇间有一片沉重的乌云笼罩。房间静了下来,马基雅维里琢磨着召见已经结束,于是站起身来。但是公爵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重新坐了下来。当公爵再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却很强硬,带着怒气和坚定的决心。“仅仅摧毁那些蹂躏人民的小暴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蛮族手中的猎物;伦巴第受到劫掠,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向人称臣纳贡。我一个人就可以摧毁这些可恶和凶残的野兽。我一个人就可以解放意大利。”“上帝可以作证。意大利一直在祈祷可以有一位解放者,可以将她从桎梏中解救出来。”“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业将会给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带来无比的荣耀,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以无比的福祉。”他将自己紧锁着的双眉之下炯炯的目光转向马基雅维里,似乎他认为自己如炬之目光的力量可以扭转后者的决心:“你如何才可以阻止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跟从我。”马基雅维里严肃地凝视着切萨雷·博尔贾,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意大利从那些糟蹋和劫掠我们的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野蛮人毁坏我们的土地,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残我们的公民。也许你就是上帝捡选出来解放我们国家的那个人。但是你让我付出的代价却是和你一道,摧毁那个生我养我的城邦的自由。”“有没有你的协助佛罗伦萨一样会丧失她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与佛罗伦萨共存亡。”“你说这话像个古罗马人,但却不像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会见到此结束。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口中说了一句平常的敬语。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色演员的公爵,立刻将自己的语气换成了一副亲切友善的调子。“在你走之前,书记官大人,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在伊莫拉的时候你和巴托罗缪·马泰利成了朋友。他帮我办的那一两件事都办得不坏。我需要一个人去一趟蒙彼利埃,去和那边的羊毛商人谈判。然后这个人也可以顺道去巴黎为我办上一些其他的杂事。根据你对巴托罗缪的了解,你觉得我应该派他去吗?”他用平常和轻松的态度说出这番话,好像询问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是马基雅维里明白这番话背后是什么。公爵是在建议让巴托罗缪出一趟远差,从而可以让他离开伊莫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可以确信,公爵掌握了马基雅维里对奥莱莉娅的欲望。马基雅维里的嘴唇抿紧了,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面孔没有流露出任何内心活动。“既然阁下愿意屈尊咨询我的意见,那我就应该说,巴托罗缪在维持伊莫拉人民对阁下统治的满意度这方面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将他派往别处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也许你是对的。他应该留下。”马基雅维里又鞠了一躬,然后退了下去。第三十章皮埃罗和仆人们正在等着他。街道黑暗而空旷。四处还躺着不少死人的尸首,多数被野狗啃得只剩了骨头。大广场上绞刑架上吊着几个抢劫犯,用来警示那些胆敢效尤之徒。他们一行人向小旅馆走去。沉重的大门已经锁上,并且上了横杠。他们敲门之后,里面的人通过窥视口检查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进去了,这个冬夜异常寒冷,马基雅维里很高兴他能够就着厨房的火取一下暖。有一些人在喝着酒,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在玩骰子和纸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长板凳上或地板上睡着了。房东在他主卧室那张睡着他妻子儿女的大床边上放了一张床垫,让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睡在上面。他们两人并排躺下,和衣而卧。皮埃罗经过了早上从法诺赶来的旅途、白天发生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和在公爵宫殿外的漫长等待,早已疲惫不堪,不一会就呼呼大睡了。马基雅维里却毫无睡意,他脑子里想着太多的事情。很明显,公爵十分了解马基雅维里那个流产了的,勾引奥莱莉娅的计划。想到公爵竟然会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利用马基雅维里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去诱使他脱离佛罗伦萨的公务员队伍,马基雅维里感觉到一种苦涩的、来自命运的嘲弄,不由得暗中发笑了。原本马基雅维里认为公爵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公爵竟然会幻想一个有头脑的人可以让自己对女人的欲望干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正经事业,马基雅维里对公爵的才智不由得打了个折扣。女人有的是。唉,当年公爵绑架了威尼斯步兵统领的妻子多萝西·喀拉奇奥罗的时候,威尼斯方面派了使节来要人,公爵问来使威尼斯人是不是觉得他对罗马尼阿的女人如此不感兴趣,以至于要拐骗一些旅途之中的妇女。自从上次和奥莱莉娅道别之后,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她了。如果他现在还想占有她的话,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挫败,而不是由于他对于她的欲望依然炽热,他心里很明白,向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让步会看上去很疯狂。但是他还是很想知道公爵是如何发现他的秘密的。肯定不是从皮埃罗这里,因为他已经审问过他了,基本上判断皮埃罗是诚实的。塞拉菲娜?他一直都很小心,所以她基本上没有可能觉察所进行的一切。卡特琳娜和奥莱莉娅?她们在阴谋中陷得太深,不可能出卖他。尼娜?不会,他们已经搞定了她。猛然间马基雅维里拍了一下前额。他真傻啊!那个坏蛋就像他脸上长着的那个鼻子一样明显,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没能立刻猜出是这个人,简直应该赏自己几个耳光。提莫提欧神甫!他肯定是公爵的走狗。靠着与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家庭的紧密联系,他正可以刺探这位佛罗伦萨使节的行动。通过神甫,公爵肯定完全掌握了他所做的一切,谁来拜访过他,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发了信,并且,佛罗伦萨方面的回信什么时候抵达。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给了马基雅维里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个猜测却清楚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看来,当巴托罗缪安然地在圣·维塔里的骸骨前祈祷的那个夜晚,就在马基雅维里正要敲奥莱莉娅的门的时候,公爵却要召见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阵愤怒涌上了马基雅维里的心头,他恨不得可以掐住那个滑头神甫的脖子。切萨雷·博尔贾,拿自己的心态来揣度马基雅维里,估计让一个人想偷情又偷不着,可以使欲火更盛,因此也更能够被公爵塑造成所需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拒绝再帮助马基雅维里的原因。可以肯定,就是他说服了奥莱莉娅,说什么上帝出手阻止了她犯罪,所以她因此必须洁身自好了。“我不知道,除了我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他还从别人那里收了多少钱。”马基雅维里嘀咕着,彻底忘了这二十五个杜卡特是他从巴托罗缪那里借来的,而巴托罗缪又是从公爵那里拿的钱。尽管如此,一想到公爵为了延揽他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竟然要费上这么大的周折,马基雅维里又不由得有些自鸣得意。想到公爵为他定的身价是如此之高,还是很难觉得不受用的。佛罗伦萨执政团方面认为他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信件时常逗得人们大笑,但是他们从来不对他的判断赋予太多的信任,也从来没有遵从过他的建议。“一个预言家在本国吃不开,但是去外国还是有人识货的。”他感叹道。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根小手指头里面的才智也比执政团里那帮子人所有的头脑中的才智加起来都要多。皮埃罗·索德里尼,那个执政团的首脑,是个软弱,浅薄、可亲的人,公爵所提到的那些个力图避免做错事甚于力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估计就是指皮埃罗·索德里尼。其他一些人,那些他身边的顾问,都是些胆怯的,平庸的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的政策就是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和拖延时间。马基雅维里的直接上级,共和国的部长,是马塞罗·弗吉利奥。他之所以获得今天的职位,是因为他英俊的相貌和出众的演讲天分。马基雅维里向他汇报,但是对于此人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如果他这么一个因为在政府中没有靠山而被派往伊莫拉担任使节的人,一下子被公爵委任为伊莫拉的总督,并成了公爵最受信任的顾问,消息一传到佛罗伦萨,还不知道要让那些愚蠢的家伙们多吃惊呢!马基雅维里没有任何打算接受公爵的聘请,但是在心里把玩一下这个念头,想像一下执政团方面的惊愕之情和他那些敌人的嫉恨,还是让他很开心。而且,伊莫拉也只会是一个起步。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成为意大利的国王,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首相,会成为法国国王面前的昂布瓦斯[1]红衣主教一样的人物。会不会博尔贾就是意大利的救星呢?尽管只是个人野心驱使博尔贾奋发进取,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崇高的,配得上他那蓬勃的精神。他是明智的,精力充沛的。他使得他的人民对他又爱戴又畏惧。他拥有他部队官兵的尊敬和信任。意大利确实被奴役和被侮辱着,但是古代尚武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在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领导下统一起来,意大利人民将能够安居乐业,尽享富足和幸福的生活。让这块饱受折磨的土地享受持久的和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能使一个人获得光荣的吗?但是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强烈地袭上马基雅维里

                      到了一边,夫诸则悠然地望着众人,与我相视间眼神还是那样的温和。这就是当日那只夫诸,莫炎随即又是一挥手,夫诸便消失在眼前。我注意到他的手掌上闪过一团隐隐的火光,那种感觉不像是平日常见的火,想来应该是他饲虚一派的某种能力。“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少昊之子的意思应该是用火分散穷奇的水性,使它吸收的人类土性精气剧涨,以土克水的原理将之化解。”既然形势已定,我便直入主题地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从少昊之子让我观察的方位,穷奇聚集精气元胎的部位应该是在南面它的颈部位置。虽然南为火位,但应该用什么样的火去分散水性我还没有想到。”“莫先生,您是否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晖儿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着,我刚才话语正是想引出莫炎的见解。“你们直接叫我的名字,我不过才四十三,这么称呼显得年纪很大似的。”莫炎摇头道,“穷奇身上的地水是上古水神共工留下的,要想与它对抗的话,只有火神祝融的天火才能办到。”“火神祝融?!”莫炎的话引得我们四人齐声惊呼,这简直是登天之作!这个上古传说中的神袛已距今数千年之久,要想请他老人家出来帮忙只怕大师级的人物出马也未必可行。“莫炎老兄,我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林岳第一个按捺不住了,“您别玩玄的啊!火神祝融可不是咱们养家了的宠物,吹个口哨就蹦出来帮忙的。”“你先听清楚,我并没有说过要请神。”莫炎淡淡的答道,林岳的怪话并没有引起他任何的情绪。“莫炎,你的意思是布局?”以局克局,以局降物,莫炎的说法提示了我,“‘祝融焚天局’的布局方法我看过记载资料,但对局中的主柱还不是很能参悟,你是想用这个局吗?”“少昊之子就是坏在多话,给你这个一触即发的弹簧脑子太多的机会。”莫炎尖锐的言语间不无赞许,“说的没错,是‘祝融焚天局’,局中的主柱说透了并不玄妙,只要把他放进去就可以了。”随着话语,莫炎的手指向了一个人,一个正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人。二十、升解林岳指着自己的鼻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整个脸部表情凝成四个大字——“莫名其妙”。莫炎没有多说什么,双手上下对错地平合于胸前,做了一个拉拔的动作,一股淡淡的火焰凝在了手中。火光闪动中,一只灵巧的白色小猴出现在了他的掌上。莫炎口中嘀咕了几句奇怪的言语,手中的小猴听懂似地点了点头,跳到地下对着众人打量起来。不一会,它眨了眨眼,三蹿两蹦地上了一个人的肩头,抬起前爪指着着那人的脑袋吱哇地叫了几声。“这猴崽子干嘛呢?!”林岳极度不爽地摆下头,小猴则乖巧地立即逃回了莫炎的手中。“金睛白猿,天下异种,其性为风,通晓阴阳,知得古今。”莫炎抚着手中的小猴,悠然道,“王亦凡,你应该知道它的来历和作用,其余的就不必我多说了吧?”这只白色小猴正是上古神兽中的金睛白猿,它与白泽、角瑞同属善类神品中的智囊。白泽对天下虚灵最为熟悉,曾为黄帝作天下神鬼图;角瑞的消息最为灵通,懂得八方语言,一度为五帝纵观天下;而眼前的金睛白猿则最了解阴阳五行,所以曾有“莫笑白猿自修持,尽知藏风得水事。”的说法。“刚才白猿比划了一个上圆下方的木星手势,你们之所以选中林岳,是因为他属木命?”我反问道。“对,简单的说,‘祝融焚天局’需要木命人做主柱,当柴禾。”莫炎干脆地说道。“等等,等等,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没人跟我解释啥的,就这么拿我当干柴去烧那只穷奇了,救命啊~~”林岳在一边号着。“别急,莫炎只是打个比方。”我安慰道,“局中你为主柱,引发祝融真火,继而才能造成焚天的势头。”“引火的柴禾而已,以你那种格相的木命是不会有事的。”莫炎淡淡道,白猿则表情严肃地吱哇了两声表示赞同。晖儿与S在一旁被白猿的样子逗乐了,林岳苦瓜般的脸色转作了无奈,颇有深意地瞪了莫炎一眼,低头默许了这个决定。“先走了,后天午时,城南高尔夫球场会合。”莫炎起身做了个道别的手势走向门口。“呃,你不和我们一起准备布局吗?”我急忙挽留道。“我不懂布局排阵。”莫炎一脸诚恳道,“这个局我是听别人说的。”“不是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立即减轻了他之前话语的份量,似乎有点玩笑开过头的感觉了。“信不信由你,至少那老狐狸不敢骗我……”话音未落,莫炎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王亦凡,这怪人你怎么招惹来的?”S发作道,“神神秘秘的说了几句,变只猴子出来就把林岳当御用柴禾了,到最后还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亦凡,莫炎的话可信度大吗?”晖儿走到我身边,“让林岳到那个局里做主柱,会不会有危险?”“‘祝融焚天局’的主柱不会有危险,这点可以肯定。”我解释道。“得了,都别多说了,不摆平穷奇大伙都玩儿完。那索性就按莫炎那家伙说的办,反正老凡你布局,我这百十来斤就全交给你了。”林岳打断了问答式的对话,一付慷慨就义的架势。“你小子想死还没那么容易。”我笑着给了林岳一下,两人的眼中尽是会意。……城南高尔夫球场,本市最大的一个豪华娱乐场所,来这里练习的人大多是一些富商权贵,平日里并不很热闹,但眼前的样子似乎过于平静了。今天便是与莫炎约定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提前两小时到达了目的地。驶进球场停车区的时,没有工作人员前来招呼,偌大的球场一片死沉,隐隐间我发现四周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感觉。正疑虑间,莫炎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示意我直接将车开进球场,自己则毫不客气地挤进了后座。依照罗盘的指示,我将车停在球场中的一个位置,这里便是布局的正位。“这里怎么死气沉沉的?人都蒸发了?”S跳下车四周张望了一下。“不知道,大概是咱们的莫炎老兄把这里买下来了吧。”林岳帮着我搬出后尾箱里的材料,一边答道。“嘿嘿,是不是你用什么好玩的东西把人都弄没了?”S对着莫炎道,“你养的虚灵很多吧?”“我让魇狸去四处跑了一圈。”莫炎在空气中嗅了嗅,随口道。“身上气味能让人马上进入梦乡的一种虚灵,长得和狸猫差不多。”我看了看身边解释道。“那我们怎么还醒着?”S好奇道。“因为……”我皱着眉头,“它正在我们周围边跑边放屁。”“差不多开始布局吧。”莫炎望了望天上的太阳,打断了对话。飞动的金属圆盘在地上划出了一个偌大的圆圈,圆心正中霍然聚起了一座数米高的尖椎形土堆。莫炎按我的交待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四根粗大的树干,依照方位两根一排地埋在了圆圈的东南、西南两侧。自中心后退七步,我筑起了一个半人高的方形土墩,随着脚下有规律地移动,每相邻七步便出现一个与此相同的土墩,总共七个,排成了一个大大的勺子形状。每个土墩上面各放着一个瓷碗,碗体深深地嵌入土中。一阵翻动,尖椎土堆前沉出了十字排列的五个浅坑,我从一旁的纸箱中拿出五个包裹着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并让他们一人一坑地站好。“现在已经是午时,可以开始了。”扑扑的声响中,五只活杀的公鸡落在了坑里,强烈的阳光照射在鸡血上泛出一阵殷红。一小时后,土坑被掩埋成了五个尖头的小土堆,一切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祝融焚天局,木柱双龙为火神纵横座驾,前有浴血雄鸡呈朱雀拜火,后有土星北斗筑底以腾升火势,正中火星尖屯则固主柱冲发极阳。全局布置完毕后,需要在午时吸收正阳之气,激发浴血雄鸡的朱雀拜火的小局,之后便是等待下一个时刻的来临。“心宿,古人称之为‘大火’,东方青龙之心,木龙火心取之不祥。”莫炎突然冒出一句,一行人等正吃着带来的便当,听到他的言语不由得都愣了一下。“心宿是开局的三火之一,会有什么问题吗?”我咽下口中的食物道。“只是想起别人说的话而已。”莫炎望了望林岳,便不再说话。……沉寂中,时间缓缓地移动着,漫天的星斗终于取代了太阳,闪动着布满了整个天空。“等土墩上的七盏灯全亮,我就把手里的油灯点着,面向正前。”林岳第三次重复了这句话,我点点头无声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别搞气氛,我又不是去死。”他咧嘴一笑,转身站上土堆,做了个OK的手势。土墩上的瓷碗内盛满了煤油,在晖儿和S的移动中粗大的灯芯逐个被点亮了,当最后一个土墩上亮起火光时,林岳的手中的油灯也冒起了一簇火苗。“你去左翼,我管右翼,一会可能不太平,我们俩当回保镖。”莫炎低声对我说道,说话间我们分别在两侧站立,静静地等待着局势的变化。天空中传来某种异动,一颗红色的星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渐渐地在我眼中聚出一道夺目的细线直射林岳手中的油灯,那火苗猛然灼升半尺,嗤嗤有声地晃动起来。与此同时局前五个土堆的尖头上也耀出红色的光点,在不足一寸的高度上汇作一道红线连向油灯,那半尺高的火苗又是一蹿,足足涨出一尺的高度。整个圈内一片红光冲天而起,在七星土墩间回旋掠过,围绕一周后向着前方疾射去。不多时,耳畔传来一阵低低的嘶吼声,像闷雷似地在胸腹间轰爆开来,我不由一阵气血翻涌,顿时觉得五脏六腑像错了位一般。“天地人三火汇聚,祝融焚天局引起穷奇的反应了。”莫炎翻手燃起一团淡色火焰,甩手抛入空中,那火焰在半空爆裂成一片火花渐渐散开。深吸一口气,我定神望去,半空中隐隐出现一只巨大而狰狞的虎头,那就是穷奇!它摆动着脑袋不停嘶吼,脸上尽是痛苦和愤怒。“它现在很痛苦,也很愤怒。”我说道,“今天之后,它就可以真正解脱了。”“同情心还是放在完事之后再说,现在反击的力量……”莫炎冷冷的话语被一阵寒气打断了,穷奇头下的位置涌来一股黑蓝色的光芒,避开红光迂回地向着局内攻来。“晖儿,你和S守住局后的七星灯,不要让它们灭掉!”七星灯一灭,局内的祝融天火便会四泄,那时穷奇的地水之气直接攻入局中,水火相交之间我们连骨头都不会留下。喊声中,我迅速在圈外聚成一道半围的土墙,将地水之气堪堪抵挡在了外面。晖儿和S低伏着身子,在土墩间注视着七星灯的火苗,不断地拨弄着灯芯防止熄灭。莫炎也不敢怠慢,抬手转身在土墙上布下了一圈一人高的火焰。那淡色的火焰看似很弱,与墙外的地水之气交碰之间却发出了震耳的嗤喳声,大片的白色烟雾在空气中弥漫着,使人仿佛置身于火山蒸汽之间。穷奇又是一阵大吼,局中的红光在吼声中再度暴盛,但地水之气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反倒更为汹涌地漫延起来。土墙的高度节节攀升,几乎将整个局包围了起来,莫炎的火焰则攀附在土墙上防止溢入的地水之气。即便如此,冷热交加的感觉还是变本加历地向我们袭来,尤其是土堆上的林岳,此刻的脸色已是半边赤红半边青紫。“祝融天火的力量不该这么弱!”莫炎的喊声在一片嘈杂中传来。现在的局势完全不利于我们,难道是遗漏了什么?!环视间瞥见七星灯的火苗,那火势不断上窜,竟超过了林岳手中的主柱油灯。难怪祝融天火如此不敌,原来是土盛火败了!脑中一片通明,一转念四周的土墙顿然消失。“穷奇在和我们玩心理战!”我冲莫炎大吼,“撤掉火焰,别让你的灵火掺杂到祝融天火里!”莫炎毫不犹豫地摆手撤回了灵火,静立在那里注视着圈外咆哮扑来的地水之气。局内的红光猛地大闪数次,竟而暗淡了下来。一阵炙热的感觉蓬然而生,红光竟有种半粘稠的感觉,身周流动着的仿佛是火山中的岩浆。祝融天火!这便是成形了的祝融天火,它蠕动着聚成了一团,在局前渐渐形成了一个硕大的鸟形。隐隐的长鸣中,一只朱雀自局中飞起,在它暗红的双翼挥动下,汹涌而至的地水之气全然化作了飘渺的白雾随风飘散。朱雀在空中盘旋了数圈,长鸣一声,猛然挥翅直冲,化作一道暗红的箭镞飞射向庞大的穷奇。一阵嘶吼轰鸣,空中不断地弥漫起团团白雾,其间隐约夹杂着无数黄色光点自空中飘飞散落向城市的各处。“穷奇吸食的精气已经散落出来,它的本体支撑不了很久。”莫炎说话间有些气喘,刚才的水火互搏耗去他不少的气力。“也许我们高兴的太早了……”就在莫炎话语未落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足以打消胜利喜悦的景象——水牛般大小的穷奇正怨毒地在局前注视着我们!莫炎见状下意识地嗅了嗅,立即甩手打出一个火球,那火球奇妙地悬在半空,发出了淡淡的光芒。光芒下,穷奇的身形更为清晰,头部的虎纹已被灼烧出几处斑痕,一对肉翅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了两块残缺的根骨支在体外。它甩动了两下蛇尾,口中低低地发出了一阵喉音,眼中的怨毒愈加深了。“你比少昊之子预料的要聪明。”莫炎对着穷奇说道,“竟然可以散去土性精气,保住本魂元胎。”听到话语,穷奇张口怒吼了一声,虎扑一下窜入了局中,它的目标不是莫炎和我,竟然是站立在土堆上摇摇欲坠的林岳!未等我反应过来,莫炎已先一步拦住了穷奇,双手开合间身前多出了四只长着利爪的猪形虚兽,口中如狗一般地吠鸣着扑向穷奇。“土兽狸力!”这四只操土阻水的狸力并不是上前扑抓穷奇,而是环绕奔跑着将它逼住。跑动中,狸力那粗大有力的脚爪不住地刨起泥土,很快便潜入了地底,而穷奇的身周则围起了一道土圈。地面一阵波动,穷奇脚下的泥土突地崩溃出一个大坑,四只狸力自地下跃出,飞速地用脚爪将堆起的泥土填入坑中,它们是要活埋穷奇?!“灵火入地诀!”莫炎左手叠在右手背上,五指交相扣拢,大喝一声击向地面。坑中一阵火光闪动,填平的泥土猛然翻动,火光中泥土的颜色尽数化作金黄。看来莫炎是要用灵火造出的土来震杀水性的穷奇,趁着这个空档,我探视向局后,七星灯处的晖儿和S已躲在了土墩后面,两人所幸无恙。转身来到林岳面前,刚想去扶他,却被脚下的大震弄得险些摔倒。空中爆散下无数泥土,坑中的穷奇不知何时跃上了地面,身后的蛇尾暴长数尺,如铁鞭般扫向四只狸力。莫炎不及召回,只见穷奇几个起落瞬间便将周遭的狸力抽断作数块。我不及细想,迅速在穷奇身边筑起了四道土墙,意念狂催中一个方形的壁垒将穷奇死死地禁锢了起来。莫炎翻手一分,手背贴紧地面,掌心向天,双手食指中指收拢,猛地抬起:“灵火飞天诀!”顿时强光四起,我加力收紧黄土,只听砰地一声大响,壁垒如炸弹般爆裂开来。一阵灰土飞扬后,地面上现出了一个放射形的凹坑,那穷奇早已被炸得不知去向。“总算摆平这家伙了。”S拉着晖儿来到近前,兴高采烈地欢呼道。莫炎和我双双瘫坐在地上,疲惫地对视了一下,眼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欣赏和赞许。晖儿在一旁关切地探视着我身上的灼伤,S转身去扶林岳,后者则摇手示意自己没事。就在众人喜悦间,一股阴寒的气息慢慢地在凹坑内聚拢,等我觉察的时候,穷奇竟再度出现在了面前,它的身旁流动着比刚才更为黑蓝的光芒。这家伙是不死之身吗?!疑问中带着懊恼,我站起将晖儿拉向身后,莫炎也机警地翻身跃起,一付如临大敌的架势。“它在聚集地水之气。”莫炎低声道,“没有土性精气的克制,地水之气会更厉害。”“林岳,还得麻烦你撑一会。”我沉声说道,林岳的状况不容乐观,似乎方才的水火相搏中,他被力量的反噬伤了内脏。“死不了~~”身后传来他那玩世不恭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十分的坚定。与莫炎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摆手间在穷奇的身周布下了一道飞火印阵,凹陷的泥土上呈现出七道深深的飞火印。莫炎将双手合拢胸前,食指曲绕在中指之上,指端向前缓缓推出:“灵火烈风诀!”一股夹杂着火焰的疾风扑掠向飞火印阵,飞火印爆闪出七道刺眼的光芒,疾风突转着将光芒散布开去,形成了一蓬灼热的烈焰裹住了穷奇。黑蓝光芒仿佛有生命一般地围绕着穷奇的身侧,抵挡着烈焰的侵袭,张合吞吐的气势竟渐渐占了上风。呼地身后传来一阵灼热,回首望

                      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

                      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熟妇无码乱子成人精品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心被乱棒打出来。梁师成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是太监,这一生都别想有儿子。现在像王黼这样有身份(正牌进士,御史中丞)有相貌(白面金晴,长身玉立)的美男子突然来袭,不由分说叫亲爹,他凭什么不立即晕倒,严重销魂,认王黼亲儿子?亲爹是很给力的,先是给王黼铺设了新的道路,把触须伸进了皇宫内院。这就是蔡京集团力所不及的地方了,这是隐相的专属地区,除了梁师成,没人能伸得进手来。第二步更干脆,在公元1119年时,各方面势力发动,把王黼推上了特进、少宰的位置。少宰,是次相的身份……王黼从谏议大夫到少宰,直接越过了八阶官衔,越过了宋朝官制中必经的考核流程,越过了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当他就职那天,官方还赠送了他一套地处城西的豪华住宅,由教坊乐队做前导,带着全部家具和日用品,簇拥着他搬家。那天,全开封的人见证了王黼的崛起,群情耸动,知道这人飞黄腾达。在远处,蔡京也在看着,他的心里有些失落。他知道,这个人已经跳出了他的手掌,不再是他的亲信,他的小跟班了。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一年之后,他被赵佶罢相,接替他的人就是王黼。王黼,区区一个普通进士,一个没有任何根基任何背景任何成绩的小人物,只靠阿谀奉承过河拆桥,就以空前的速度从校书郎到御史台长官,从御史台长官到宰执,四五年间连跳近二十级,直达国家权力的顶峰宰执首相!这说明什么呢,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该妖孽刚上任时把全国人民也捧了一下,他把蔡京时期的各种不合理政策全推倒,一时间条令清晰依法办事,乌烟瘴气的宋朝上层社会突然间空气清新了。史书里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四方翕然称贤相。”王黼居然是个贤德的宰相……可惜转眼间原形毕露,他看清了局势,眼前大好河山,锦绣社稷,正是大块的肥肉,谁都在咬,为何不去做咬得最狠的那一个呢?王黼,是整个北宋时最大最狠的贪官,其贪欲之盛,贼胆之大,绝对是北宋第一人,甚至是自唐朝以下、截至清朝的第一人。像和坤之流,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他所逊色的,只是东、西两晋时的高门贵族,那些人某天心血来潮想在自己的家里逛一遍,居然得翻越好几座大山才能走完。王黼之贪,动用的是国家机器。他上任之后,把花石纲扩编到整个宋朝全境,像李彦、朱勔在西北、江南两地玩命地折腾找钱,拆房倒屋地翻古玩花木,都是给谁的呢?赵佶?不,是给王黼。他是花石纲的纲主,应奉局的领导人。下面交上来的东西先得经他手,然后才能捧到赵佶的面前。在一次次的转手中,各种珍异宝物十有八九都流入了他和梁师成的私人金库,只有一二分上缴皇宫。以天下奉一人,这个人不是皇帝赵佶,而是宰相王黼。这只是他的来钱渠道之一,严格说来,还属于暗箱操作,出朱勔、李彦之手,入王黼、梁师成之家,是奸贼们的地下活动。另一种方式就彪悍得太多了,等于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王黼敢给国家公务员的职称标价,比如“三千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谁出钱谁当官,只要价格到了,王黼就能让你去上任。这到底是宋朝的江山,还是王氏的社稷?!做人做到这地步,相信也没有什么是王黼所不敢的了。与之相比,童贯实在是个苦力,放着好生活不享受,非得跑到大西北跟一帮炮灰丘八们混日子,离开兵营就觉得心没底儿。蔡京,似乎很有品味,也很奢侈,但是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当年鄙视别人的话,那个“陋”字,正好可以反过来讽刺他自己。蔡京喜欢熏香,每当有客人时,他派人在隔壁房间里燃几炉上好的龙涎香,中间隔以重帘。当香气郁满时突然撤帘,香雾如瀑布一样四面涌进。每每客人目瞪口呆,蔡京轻松一笑,说:“香须如此烧,乃无烟气。”又如蔡京精于美食,喜欢吃的是鹌鹑羹,这道菜每做一次都得杀数百只鹌鹑,因为用的只是鹌鹑的舌头;又如他爱吃蟹黄馒头,一次宴会,花在这种小吃上的钱都达到一千三百余贯。再如蔡京奢侈,住的地方高楼广厦,重檐高翎,可惜的是一到冬天,越高的屋子越冷,蔡奸贼年老体衰,被冻得浑身发抖,实在没办法,只好盖了个低矮小屋,在里边烧足了炭火过冬……这些跟王黼比,只有一个字——陋!王黼在开封城里的住处有两个,一个在相国寺东,一个在城西竹竿巷。想想花石纲是为他操办的,他的家能装修到什么地步?他家里的假山石高达十余丈,合三十多米,也就是现在十多层楼那么高。他家里装饰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螺钿。这是用天然的螺壳、玳瑁等磨薄,刻成花鸟人物等景致,镶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造价极其昂贵。其他的地方,简直是微缩版的艮岳。在这样的府第里,王黼过着浓郁的香艳生活。他在卧室里放了一张榻,用金玉做成屏风,翠绮为幔帐,周围几十个小榻环绕,家里几十个老婆一起陪他快乐。此情此景传遍京城街头时,不只是年老体衰的蔡哥哥,几乎每一个开封人都对他羡慕嫉妒恨,无法自已。俗话说财不露白,尤其是政府官员,更是忌讳自己的豪华生活曝光。按说王黼应该遮掩着点,最起码得瞒着赵佶,他满院子的花石纲要是被正主看见,还不得鸡飞蛋打瞬间全家充公?不,王黼根本不在乎,他竟然不只一次地把皇帝接到家里,让赵佶亲眼看看他家里都有啥。赵佶也奇怪,他竟然不恨不嫉妒,反而连声惊叹:“好快活的去处!”这是为啥呢,自古以来臣子不能比皇帝过得好,下级一定得保持些低调,王黼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没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原因很简单,在于“友谊”。谁都有私生活的,哪怕是一国之君,也需要些幕后的放松。尤其是像赵佶这样有特殊情趣的高智商皇帝,只有真正地走进了他的私生活,才能在公开的官场上屹立不倒。之前蔡京、童贯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通过书画竹石等高雅品位,成功地融入了赵佶的本色生活里。但与“友谊”相比,蔡京、童贯都要逊色了,他们俩走进的是赵佶私生活里的高雅部分,是琴棋书画。这很有格调,但是在私密感上差太远了,没有真正触及一个人的心底最深处。每个人的心底最深处都有一个恶魔的影子,都想去吃、喝、嫖、赌,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只是身处正常社会里,都得忍住了,不得不装人。在蔡京、童贯面前,赵佶忍住了,他是高雅人;在王黼面前,赵佶可以原形毕露,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去做小买卖。王黼带着一大帮宫里的人,搞了个农贸市场,他当市场管理所的所长,赵佶是买家兼上级,可以在里边自由逛街、买东西、挑刺。某一次,赵佶特意找他的麻烦,要重罚他,王黼立即哭丧着脸求饶,“告尧舜,免一次。”赵佶哈哈大笑,“饶你不得,从重从严。”这还只是一般友谊,更深的是两个公然逃班,从皇帝、宰相的位置上逃跑,悄悄溜出宫里寻欢作乐。每当此时,他们俩换上了平常人的衣服,躲开侍卫,溜到宫墙下边,想法子跳墙出宫。宫墙太高了,是防着职业刺客用的,赵佶怎么能爬得上去?王黼得蹲下身子,给赵佶当人梯。配合中,两人有两句对话流传了下来。赵佶:“耸下来,司马光!”王黼:“伸下来,神宗皇帝!”之后才是成功翻越宫墙,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自由天地里去风流快活,李师师等传说才会上演。综上所述,完全符合了男人之间的终极友谊。这样的牢固程度,能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的票友所能比的吗?所以赵佶一点都不猜忌王黼,因为这是腻友加密友,两人的关系超级瓷实。以上是截至公元1121年,宋朝产生的各个妖孽的简介。这些人用种种手段在各自的领域里敲骨吸髓一样地折磨着宋朝,让宋朝全境的百姓们生不如死。但,他们仍然不是最终极的代表。在他们之后,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才是把宋朝扔进万丈深渊的人。其中一个是北宋灭亡时的群臣之首,他以各种萧奉先式的动作,把北宋搞死;另一个更上层楼,以他终生不懈的努力,把汉人光复河山的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扼杀。前一个人姓李,要在四五年之后出场,接替的就是王黼的位置;后一个,严格地说,他崛起的时刻和完颜阿骨打、耶律大石重合,都在公元1115年。那一年,这个人在宋朝的科考中一举成名。有人说他是当年的状元,有人说不是,史料散佚,这事儿没对证了,但他的才学是无可置疑的,哪怕每一个汉人,每朝每代的汉人都把他恨到了骨头里,也没法否认他的才干能力绝对是亿万人中的杰才。他姓秦,叫秦桧。计算时间,在公元1021年左右,秦桧工作在教育系统里,最初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教授,之后调回京城当太学的学正。眼看着岁月蹉跎,他从政的道路还没有踏上正轨,他的心里很郁闷。妖孽们的简介到此为止,下面要说的是他们的工作结果。综上所述,尽管王宰相的名望最高,李太监的手段最狠,高太尉的脚法最好,杨太监……嗯,死得最早,论工作效果,还是朱二世最好。他所祸害的江南地区,最先受不了了。江南,从赵匡胤时期起,就是最没有社会地位,被剥削得最狠的地区。花石纲就像最后的一根稻草,终于把长江以南压垮了。最先反抗的,不是被压迫得最惨的一个,而是最聪明最冷静的那个人。这人叫方腊,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青溪人。他家里开着一个漆园,算是一个中产阶层。史书里记载,他发动起义时,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而是他觉得机会到了。第十五章青溪县的真相身为江南人,方腊也被剥削得很愤怒,但他一直忍着,没发作(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直到朱二世觉得每个人都是任凭他蹂躏折磨的猪羊,无论怎样都不敢反抗,从而更凶残地蹂躏折磨后,方腊决定反抗了。因为比他惨的人太多了,满世界都堆满了炸药,只需要有人扔进去一颗火星而已。临界点到了,方腊在公元1120年的十月份,把周边的受苦人集合起来,公开的理由是请客吃饭。他杀了很多的牛、很多的猪,在猪肉牛肉的召唤下,所有人都拥了过来。方腊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讲得非常有水平,老实说,翻开历代史书,在最初感化民众一起造反时,没有谁的讲话能超过他,连几年后耶律大石重建辽国时,在西域发表的那次讲话,也没法和他比。讲话分成几部分,第一,试探。方腊问:“现在有一个人家,子弟玩命劳动,辛苦一年才赚来一点糊口的粮食,却全被好吃懒做的父兄抢去。稍微有点怨气,就拳脚相加,打到死也不怜惜。你们说,子弟们甘心吗?”“不甘心!”受苦的人都共鸣了,他们当然知道方腊指的是什么。共鸣之后是理智,方腊有另一番道理。第二部分,国际形势。他说:“父兄挥霍之余,又把钱财拿去交给敌人,仇敌靠我们的钱财更加富有,反过来加倍欺负我们。父兄不说为我们做主,反而驱使子弟为仇敌服劳役。子弟力不能支,责罚随之而至。尽管如此,每年拱手资敌的财物却并不减少。你们心甘情愿吗?”“岂有此理!”民众沸腾了,这正是宋朝的症结所在。钱,百姓千辛万苦挣来的生活之本,就这样白白流失,换来是加倍的痛苦,谁能情愿?!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方腊的讲话进入到真正的主题里。他当众分析了反抗成功的可能性。方腊分析,东南百姓受苦已久,我们揭竿而起,一旬之内,可以集结万人以上。地方官知道了,他们不会马上申奏朝廷,那样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这样只要耽搁两个月,江南必将遍地烽火,不可收拾。朝廷得到报告,也不会马上派兵围剿。他们要召集大臣商议,至少要议论一个月以上。等到调集兵马,越过长江,更得半年的时间。那时起义军早已做大,江南之地尽在掌握中。到这一步,不必动刀动枪,宋朝必将灭亡。因为钱,宋朝每年要给辽国、西夏近百万的岁币,本身还要有千万贯的经费运转,这些钱都是由东南百姓供给的。现在起义军占据东南,宋朝想生存下去,必将转而压榨中原,中原百姓不堪压迫,必将变乱。中原变乱,辽国、西夏也将乘乱而入。到那时,哪怕赵匡胤复生,也没法收拾这烂摊子。起义军划江而治,轻徭薄赋,十年之间宋朝崩溃,江南以富足之财力,稳固之人心,终将混一天下,另建乾坤。综上所述,这个漆园小生意人的话让人信服。首先他把宋朝当时的官场看透了,两个月上报开封,半年发兵江南,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基本上和宋仁宗时代狄青击败侬智高的速度相等。而宋徽宗时代的效率,拿什么和宋仁宗时相比?他更看透了宋朝的立国之本——“钱”。东南动荡,宋朝国本动荡,这个精致的帝国处处要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钱,不能压榨东南必将压榨中原,那时千疮百孔处处漏风,赵宋天下立即崩盘!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方腊的推论。方腊起义,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瞬间传遍江南,响应起义的人数不是“旬日之间可得万众”,而是几天之内达到了十万人。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起义军攻占了青溪、睦州(今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再向北攻占了桐庐(今属浙江)、富阳、杭州。直到杭州城破,东南第一重镇丢失,消息才传进了开封城。果然是两个多月地方官才放弃幻想,承认自己失职。而到了开封之后,王黼继续幻想,想把这事压下去,别去打扰赵佶的享乐心情,也别破坏联金破辽的历史进程。将近过年,方腊的军力已经抵近长江,威胁到宋朝的江北重镇淮南一带,淮南转运使受不了了,以省长的名义向京城告急,消息才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赵佶在百忙之中召见童贯,命他率领十五万西北军、禁军南征平叛。临走前他想了想,给了武装太监一个天大的特权。——“如有急,当以御笔行之。”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汇报,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不仅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么简单了,简直是将在外,和皇帝一样。做完了这些,赵佶又回到艮岳里吟风弄月顾影自怜,当他的道君皇帝。回到童贯,这时他率领十五万人马,这是当时宋朝全国可以动员的军力总和,抛开西北边疆上必备的和西夏对峙的军队之外,宋朝再没有什么家底了。也就是说,童贯已经是宋朝实际上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人离京出征,谁还能、谁还敢和金国的使者谈什么联金灭辽呢?于是,金国人白等了半年,满肚子怨气回老家。童贯在公元1021年的四月渡过了长江,这时距离方腊起义已经过去了半年。半年,这和方腊之前的计算完全吻合,足够他用来改天换地了。童贯发现他面对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简单地说,宋朝的政令不通行,宋朝的税赋没法收,宋朝的军队都散光了,最重要的是百姓再不是宋朝的子民。残酷的现实逼疯了原本老实本分的江南人,他们郁积了几十年的怒火,让他们分外凶狠。史书记载,仅以杭州城为例,他们攻进去之后放火六天,满城搜捕官吏,只要抓到了,立即砍断四肢、挖出脏腑、熬成膏油、乱箭射死,等等,怎么狠怎么来。关于这些历史记载,理所当然夸大了,毕竟后来的元朝政府站在了宋朝政府一边,大家都是有单位的人,要照顾的嘛。但事情肯定是有的,农民起义的根基是怒火,是报复,这个世界亏负了他们,必须得砸烂点什么,才能让他们舒服。针对这一点,童贯按兵不动,没急着杀人。他决定先从心理下手。他以赵佶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书,里面说花石纲的事儿是个误会,这些年的确从江南收购了很多的花木竹石,但都是买的,官方特意拨了专款,下放到各级单位,三令五申要向民间公平买卖。可是没想到出了朱氏父子这样的败类,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不仅害苦了江南百姓,也欺骗了远在开封城里的皇帝。所以,百姓们啊,俺也是受骗的人,和你们一样!现在,皇帝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下令解散应奉局,废除花石纲,朱家满门罢官,由有关部门带回京城受审。在这期间,江南有过激行为的人,官方非常理解,赦免你们无罪。这是一份非常正规的罪己诏,它一下子缓解了江南百姓的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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