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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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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在线免费观看视频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的异母弟。咸丰元年(1851年)奕訢即位,封奕訢为恭亲王。是晚清诸王中见识才干都首屈一指的人物。同治年间曾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其亲王爵“世袭罔替”,也因权势过大,终遭慈禧疑忌而被罢黜,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84)被重新起用,14年后病殁,享年67岁。注60于岱岩、路地主编:《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注61这次访谈,是由王楚云先生替我联系的,特此致谢。注62启骧是雍正帝九世孙,原在建筑部门和基建工程兵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名人传记》(2004年3月版)曾以《“皇室”入党第一人》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回想起自己入党的曲折经历,启骧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一辈子投身在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也百炼成钢了!’”启骧如今以“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著称于世。所谓“皇室入党第一人”,显然有误。事实上,早于启骧入党的爱新觉罗皇室远远不止毓蕴兄妹两人。个别媒体宣传时的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又按,毓蕴本人口述所谓解放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只有她与其兄两人的说法也不准确,本书中另一被访人毓旗的祖父,系端华后人,不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入党,还是共产党在河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见下面第四篇毓旗的口述:《没写入书中的历史》)。而笔者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采访的毓臻,也是40年代就去了延安,她的哥哥比她去得更早并早已入党。但毓蕴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爱新觉罗宗室到清末时已经是一个为数庞大的人群,近代以来停修《玉牒》,人数就更难统计,除了来往比较密切的皇族小圈子之外,对于其他人的情况确实很难尽知。注63这里说的“服中生子”一事,指的是溥佑之母即载滢的侧福晋生子时,正赶上载滢之父亦即恭亲王的丧事。所以不得不将溥佑过继出去。因此皇族《玉牒》中只记载滢三子而未载溥佑。单士元作《恭王府沿革考略》时所附的恭亲王世系表即无溥佑的名字(见1938年《辅仁学志》)。有关溥佑的这一段经历,郭招金《末代皇帝的子孙》一书中收有他对溥佑之子毓君彦(君彦是字,名毓崟,即毓蕴之兄)的专访《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据该文后面的记载,说此文作于1987年春,距今已经20年。此后到2002年再有采访毓崟的文章,虽也提到毓崟是溥佑的儿子,却只说他“从小在恭王府长大”,其余经历则只字不提了。参见杨葆山:《末代皇族中的共产党员——访退休干部爱新觉罗·毓崟》(《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又按,毓崟是1960年入党的,晚于其妹毓蕴。注64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溥伟之弟。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早年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继于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史。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自号西山逸士、旧王孙。潜心钻研文艺,尤其是中国画的学习。复迁西山颐和园,专攻经史小学。抗日战争期间,靠卖画度日,曾任中国画评议。1949年迁台湾,以书画自给。注65恭忠亲王奕病逝于1898年,溥佑出生于1899年。按照清代制度,在守孝三年内出生者,无法呈报宗人府备案。溥佑于10岁时过继清太祖哲嗣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的后人。注66这里指的就是郭招金文《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访恭亲王曾孙毓君彦》,参见上文注释。注67《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文中称,溥佑出生后在恭王府养了10年才被过继出去,过继的那家是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一支的后人,但是第多少代后裔已经搞不清楚了。当时这家确实只有一个老祖母,家在城北鼓楼附近。冯其利先生也给我讲述过这段故事,他说人称溥佑为“黑三爷”,并说此事现在饶余敏郡王的后人已经几乎无人知道了。注68对于毓蕴老所述溥佑这段经历,其兄毓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过继以后很自由,没有恭王府内那么多规矩,念书也没那么严格”而已。见《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182页。但毓崟也承认,溥佑在学问上很一般,远远比不上他的哥哥溥儒和弟弟溥僡。注69毓蕴的哥哥毓崟对于在恭王府的那段生活有着与毓蕴颇为不同的感受,《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中记:“虽说是过继出去的人,但恭王府上下对他一家仍很热情。他在府内可以和小孩到处玩,留下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183页)注70溥伟将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是在1926年,溥心畬31岁,毓蕴应该是8岁。据《恭王府中曾有一个“黑户口”》记毓崟的说法,其母逝世于1937年,毓崟和毓蕴兄妹便是在此年重新回到恭王府的。(183—184页)但毓蕴说她母亲在她16岁时去世,如果以虚岁计,应该是死于1933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不详。注71五爷指道光的第五子奕誴,封为惇(dūn)恪(kè)亲王,他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的哥哥。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可参见本书后文何秉钧的口述。注72启骧,字腾伯,生于1935年。清雍正帝第九代孙。毕业于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后在北京城市建设学院学习。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师职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聘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传承人。其作品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国内外广为珍藏。注73引自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3页。注74MarkElliott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也是清史与满族史,与我相同。我为毓旗先生做访谈时,他恰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听说后便兴冲冲地跟随前往。注75《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谳上,罪皆凌迟。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按载垣为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四世孙,康熙帝之裔,属近支宗室,排在载字辈。端华属远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郑亲王爵为“世袭罔替”八大铁帽之一。注76《清史稿》对肃顺的评价:“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注77事实上,按照清人习惯,对于宗室,本来也并不在前面冠以“爱新觉罗”,清代皇族也并不自称为“爱新觉罗·某某”。清代旗人有“称名不举姓”之说,姓,满语称哈拉(hala),可作“氏族”解,人们互相打招呼时会问“您什么哈拉”,即属于哪个氏族之义,但如果竟直将氏族道出来,却不符合习惯。对此,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曾称:“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版)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的了。注78清宗室爵位,在清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5年)确定为九等,入关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又厘定为十二等,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亲王、郡王嫡福晋(即嫡妻)所生子,年满20岁,由宗人府请旨考试,亲王子可封世子,郡王子可封长子,以待袭爵。注79宗人府,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注80诰命:指清代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封赠的文书。注81端华死后,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奉旨赏还郑亲王世爵,由承志承袭。注82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拳乱”系指义和团运动,为扑灭这场运动,英、法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北京城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注83辛亥革命后,清帝同意退位,并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优待条件,内容有三,一款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二款为《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三款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里提到的,当系第二款中的第三条,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所谓皇族私产,应该亦包括皇室在京畿以及关外的旗地庄园。但这些条款最终未能落实。参见本书首篇对金启孮的访谈录。注84毓旗在这里有口误,实际上讲的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事。原文如下:“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注85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等处留学,回国后即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提倡“识字、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的“贫、愚、弱、私”四大痼疾,首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重庆北碚以及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等国推进平民教育。其中的定县试验十年(1926—1936),是晏氏“平民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到1935年,“平教会”工作人员已达500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与统计工作,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且较为完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平教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中止,此后晏阳初南下,在重庆等地仍继续推行他的实验。直至1950年移居美国。参见张高:《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10月14日。按,当时从事这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实地调查的代表人物及组织除晏阳初之外,还有梁漱溟(实验区在山东省邹平)、陶行知(南京晓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昆山徐公桥),以及燕京大学(北平清河)等。注86高蠡暴动:1932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高阳、蠡县地区策划的一场农民暴动。暴动在蠡县宋家庄发起,收缴反动武装枪支,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和游击队十大纲领,斗地主,砸盐店,并在高阳县北辛庄成立了高蠡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拥有300余人,120多支枪。后被安国驻军白凤翔部包围,队伍被打散,17人牺牲,9人被捕。坚持5天的高蠡暴动失败。注87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也引起党内外人士的怀疑与忧虑。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会议,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呈递“意见书”,批评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错误,毛却认为他是向党进攻,对他展开批判,由于黄、张、周等人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对彭德怀信中内容的赞同,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不但党外不同政见者被打击,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也迭遭清洗,全国经济冒进错误日益严重。毓旗的姥爷应当就是在此次反右倾运动中被牵连的。注88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发生于河北省保定以北清风店地区的一场战役。1947年秋,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保定以北地区向当地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坐镇北平的蒋介石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所部第7师及第16军第22师1个团北上保定,被包围在清风店,经过激战,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7师主力及第22师1个团被全歼,罗历戎被俘。毓旗此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恐怕有误,应为第3军而非第6军。注89头发胡同,位于西城宣武门内,东口直达宣内大街,西口是南沟沿(今佟麟阁路)。注90冯其利先生在《清代王爷坟》中对郑王坟所做的实地考察,与毓旗这里所叙大致不差,但更详细些。据冯先生说,郑王坟的范围是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2顷24亩3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9位王爷。郑亲王端华之墓位于西衙门。又,冯先生还谈到,郑王坟的坟户有24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还有高、孟、宫等姓,亦与毓旗的叙述基本相符。详见《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6—29页。注91世袭罔替,清代爵位世袭多有代数限制,大多每过一代便降一等。但有八家可以不限代永准承袭,称为“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到清中后期,乾隆帝将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帝将恭亲王奕訢,光绪帝将醇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也封为“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便有了十二家铁帽子王。注92毓旗这里所述,

                      ,当务之急是如何运用月眼来窥视这个风水全局。”长舒一口气,我喃喃自语道。“亦凡,你在说什么?”听到我的自语声,晖儿在一旁转过身来,“风水全局?难道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简要浅显地将我与了然之间的对话转述了一遍,晖儿的眉头也不禁锁了起来:“照这么说来,城市之中应该还有更大的危机?会是什么呢?既然月眼可以看到全局,那你可以找出方法来试一下。”“月眼之术,虽然我知道月眼的原理方法,但实行起来难如登天啊。”眼前闪动着书稿中的内容,那成片的文字纠集成了一个偌大的“难”字。月眼之术,即是于月圆之日的正时,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正五行位上,以面南背北的方向去观测北斗七星的排布,综合五处北斗星辰位绘出天罡五行图,依据五行图的指向找出地面的“月眼”,而后在“月眼”位置上建起一座三十丈的堪舆台观测五方,结合五方的角度不同分别风水格局,最终确定全局风水。“以农历计算,每月的十五、十六两天都是月圆之日。两天时间应该可以完成天罡五行图,但要在‘月眼’上建起三十丈的堪舆台那就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说明月眼之术的原理后,我郁郁地说道,“历史上只有汉代的东方朔和唐代的袁天罡做到过,可那是集结了汉唐盛世的力量才办到的。”“我找一下相关的天文资料,看看能不能结合天文数据用程序推算。”晖儿思考着答道,“如果天文数据的误差在万分之一的话,我就可以准确地查明‘月眼’的位置,提前思考堪舆台的替代方案。”看着晖儿全力地查询着数据,心中不由一阵暖意,虽然她没有明白,风水格局的变化玄妙不是单靠过往天文数据可以正确推测的,但那种理解和支持却是我此时最为需要的。走到阳台上,我点起一支烟,茫然地望着星点闪耀的夜空,试图从深邃的黑色中寻求那遥不可及的答案。一个橄榄型的发光体在天空中缓缓进入了眼帘,极目望去,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艇,艇身上赫然标注着“祥麟集团”。那是我执行下的创意,对祥麟集团的一个品牌深入。当然,也只有祥麟集团才有如此大的手笔可以吸纳执行,毕竟那飞艇的费用不是一般的贵。当飞艇自楼宇上空掠过时,我的脑中忽地闪现了一个念头。对,飞艇,罗志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飞艇只要不干扰正常空中航线,其余的我都可以解决。”罗志云颔首应道。“那就有劳罗总了。”借着罗志云之前的邀请,在祥麟集团本部和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末尾我提出了想在飞艇上观测的要求。“换作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的要求荒诞之极。”深吸一口烟,罗志云不无感叹地说道,“但那件事之后,我在能力范围内可以答应你任何的要求,哪怕听起来有多么的古怪离奇。”“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想象来理解的。”故弄玄虚中我的话语竟也带着几分感慨,“罗总可以理解,又肯伸手相帮,实在是感激不尽。”“呵呵,这不算什么。”罗志云大笑着挥了挥手,继而又低声说道,“自从那件事解决之后,我家里不但安宁平静,最近在生意上也是强势上扬。上周我被公司任命为集团总经理,我女儿也考进了重点大学,就连我那个无所事事的老婆居然也中了彩票大奖,这一切可都是拜你所赐啊。”“命数运势自有天理,并不是我一个凡人能够左右得了的。”罗志云似乎夸大了我的作用,他全家的运势其实只是得益于别墅的财星格局。“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罗志云会心地笑道,“那就按今天谈好的办吧。”……当日晚上,我便找来了林岳和S,聚在家中再次开起了小会。“什么?!还有个大个儿的没解决?!”在解释说明了全局情况之后,林岳大呼小叫地惊道,“我说老凡,这东西有完没完?折腾下去没个底,我可不是九条命的猫啊!”“就你命值钱!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索性了结个干净。”S横着丹凤眼瞪向林岳,“留在最后的往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货色,不灭了它,大家一起完蛋。”“我可是十代单传,家里还靠指望……”这家伙总喜欢拿这个借口出来,真不知道这位高等教育下的现代医生是怎么个思想逻辑。“十代单传?你再啰唆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你单个传不下去?!”S不耐烦地呲牙道。面对着“凶相毕露”的S,林岳只能乖乖地安静了下来,一脸委屈地坐在S的身边,有趣的是,他的双手竟已不自觉地放在了双腿之间。观星绘图方面由林岳、S和我负责,十五那天我和S一组,十六那天就由林岳和S一组,因为那时我必须留在飞艇上等待月眼的位置数据,而晖儿则负责接收五处观测点传回的数据,并排列组合出天罡五行图。我详细地向林岳和S解释了北斗星辰位的观测方法,并现场考证演示了一番,在确信两人完全理解之后,大家便分头准备了起来。十五这天不巧是个阴天,我和S今天必须完成三个正五行位的星象观测。车子停下后,S跳出车外,拿出望远镜对着天空观察了一会,一脸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云,在地面上几乎无法辨识出天空中的星辰位置。“按星空分布图来看,北斗的位置应该是在北天空的这个位置。”S指着笔记本的屏幕说道,“但现在完全看不到,今天还要观测三个点,这怎么来得及啊。”抬头望了望北天空的位置,云层并不十分厚密,但却足以阻挡住视线。难道就要功败垂成?一股夜风吹来,空中的云层似乎有些飘动,一抹月光透了下来,S在一旁不知做什么地呼呼喘着气。“你干嘛呢?”回头望见S正鼓着腮帮子大口的呼吸着,我不禁好奇倒。“鼓风,让风把云吹散掉,北斗星就出来了。”S眨眼道,“既然起风了,就意念想着风能吹走云,心诚则灵么,反正也没别的办法。”“鼓风?呵呵,你还真能想。”如果被林岳看到S此刻的样子,估计那小子会呆看上半天,平日豪爽英气的女孩也有着可爱动人的一面。不过,幸好我不是林岳,而且也没有呆掉,一片银光闪动,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螺旋桨。“王亦凡,你……你神了啊~~”S望着在我面前凭空聚成的螺旋桨,满脸的惊讶状。“呵呵,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鼓风的活就由我来做吧。”话语间,螺旋桨飞入了半空,在意念的催动下飞速转动起来,一股强大的气流在空中骤然而起,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开了一个缺口。“好像力量不足啊,能再加大力度吗?”S看着若隐若现的北斗星说道。催动如此巨大的金属螺旋桨升入高空并飞速转动,远比我想象要困难许多,在极限之下也只能达到现在的效果。思索片刻,空中的螺旋桨微颤了一下,在意识的控制中桨片上多出了七道长风印!“长风绵绵,云动九天。”在低吟声中,一股强大的旋动气流蓬然而生,霎时间空中的云层破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北斗星清晰地在眼前闪耀着。S用数码相机将星辰位图拍摄下来,立即输入了电脑进行处理。稍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发给了留守家中的晖儿。如法炮制之下,我和S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三个观测点的星辰图。在路上,S特意查询了明日的气象预报,很幸运,是晴天。十六日的夜晚,天空中万里无云,在罗志云的安排下,我踏上了飞艇。自空中鸟瞰整座城市,万千灯火的照耀显出一片繁荣,宁静祥和的感觉不由让我沉醉于夜景之中。信号声传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文件,一幅圆形的星空分布图呈现在了屏幕之上。我事先绘制了一张天罡五行图的图模,星空分布图的透明图层下衬着全市地图,而晖儿则已根据五处位置的标注将北斗星辰图一一对应地排列在了上面。全图的圆形框体上,按照十二地支分别标注了刻度,卯位定东方,在旋转了整个图层后一个精确的天罡五行月眼推算图阵便跃然眼前了。迅速地找出五个北斗星辰图的聚汇点,分别应对向十二地支的标尺,每个聚汇点与相关的地支点连线,交错纵横地在全图上遍布开来,当再次串连起连线交点的时候,一个汇总标点出现在了地图上。我立即将图形传回晖儿,不一会便收到了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那便是“月眼”的位置。飞艇依照着坐标的位置缓缓推进着,在估算的时间前到达了“月眼”,渐渐地降到了堪舆台所需的高度。这是城市靠近东南的位置,自所在的高度望去,各处地势尽收眼底。东面是城市靠江的一侧,蜿蜒而下的江水在内凹的江岸边凸现一道支流直入城市中心。“水龙探穴,生木聚旺”这本是个聚财生旺的水龙探穴局。但从现在的角度望去,注入的支流盘缠蛇形,在与江流交界处仿佛一个张开巨口的凶蛇。水龙探穴局里竟暗藏着盘蛇斗龙局,虽然盘蛇势弱,却根基甚稳,堪堪抵住了水龙的咽喉。南面是城市的开阔处,一路向外延伸,城市的边缘处如鸟翼般地分展突起延展开来。“青鸟展翼,催火脉兴”这应该是个人脉鼎盛的青鸟展翼局。不过,在青鸟的翅翼位置遍布着成片的多层建筑,参差杈丫地好似一片密集的荆棘。青鸟展翼局隐含着刺荆困凤局,纵然青鸟振翅千里,怎奈荆棘刺扰,竟是无法展翼挥动。西面便是山脉连绵的重工业区了,雄起的主峰一侧陡然直下,另一侧则桓展平伏围绕着城市的边缘。“猛虎伏户,守金固镇”把守着一脉重地的猛虎伏户局可御敌固本。可是当日塌陷的冶金仓库却不偏不倚地在山脉腹地形成了一个“V”形的豁口,宛如两支锋利的牛角。猛虎伏户局便毁在了这金牛伤虎局下,猛虎虽勇腹部却是最弱,两支牛角死死地顶入了腹部,早是败局已定。北面遍布公寓楼宇属于城市的住宅区,近郊农地边小山浑然圆起,山边盘延着一条河流。“玄武息卧,纳水安邦”城市水脉自此回入中心,玄武息卧局以龟阻水,以蛇引流,真正一个节流固阵的好局。只是在河流与小山之间铺就的近郊公路生生将龟蛇分开,而小山的周围遍布的谷仓则有如一群仓鼠将其团团围住。玄武本为龟蛇之相,龟蛇分隔,群鼠攻击着只能防守的龟,而可攻击的蛇却无法守望相助,龟蛇分破局尽数冲杀了原本的优势。望向城市中部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市美术馆。当日在地下被困苦战的情景历历在目,虽说在那里遭遇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但其间的风水局势却是五方中最好的。中部的地势平坦而缓和,几条主干道汇聚集中在其间形成了一个收拢双手的巨人形态。“盘古聚神,万世不息”传世兴旺的盘古聚神局布在了城市的中心。然而正是市美术馆那尖突的造型恰恰刺穿了巨人的咽喉部位,配合着中央绿地那隆起的造型,酷似一只自土下拱起的野猪正用獠牙狠狠地咬住了巨人的喉咙,这鬼使神差的封豨噬神局破除了如此奇妙的风水格局。“东方水蛇弱势且形如尾,南方鸟翼掠荆风从虎,西方凶牛势强爪角锐,北方群鼠怒激毛如猬,中地封豨卧噬彘身固。”我按照书稿风水格局篇的推算将眼前的局相罗列了出来,这便是城市大局风水的初描。这五项格局似乎拼凑起了一个奇异的整体,似曾相识却又有些不真,蛇、虎、牛、鼠、猪这五种动物的形态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在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到此月眼之术已经完成,飞艇即刻回航将我送回了地面。既然一时间无法看破整个格局的玄妙之处,倒不如回到家里和晖儿他们一同猜解。在听完了我的介绍讲解之后,四人不约而同地俯身细看着天罡五行图,地支标位与北斗星辰图的交集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奥妙,自交集形成的线状图形看去倒像是什么有意识的形状。“对了,我想起来了,这线状图像我的生日星座——人马座。”S突然兴奋地叫道。“嗯,人马座,我们城市下面卧着一只半人马的怪物。”林岳咂了咂嘴,怪声说道,“如果我们城市的名字叫雅典,那我一定相信你的判断。”“你找抽啊?!别在那里说怪话,有本事你找出答案来。”S愤愤道。“亦凡,之前的北斗星辰图是按什么方向观测的?”晖儿看着图轻轻地问道。“面南背北观测的,怎么了?”难道晖儿觉得应该是看图的方位?“我在想,观测是以南方为标尺,那这幅图是否也应以南为标尺呢?”晖儿轻轻地转动着图片道。以南为首?那么……我望着调整过的图形,对照了一下刚才的风水格局初描语句。假设南方是一个头部,就变成了虎头,“水蛇势弱形似尾”……“彘身”……“毛如猬”……“凶牛势强爪角锐”。虎头蛇尾,野猪的身体,刺猬似的毛发,牛腿而利爪……这东西简直是天下最恶心的怪物了!一个形象在我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是它!怎么会是它?!所谓的大局竟然会是这只上古怪物!十六、溯凶中华文化渊远流长,而神话传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璀璨明珠。在这些奇异而神妙的传说中,大多都已被人们所熟知,甚至考证和发掘。但也有许多的传说至今仍无法证实,除去一些臆断和推测的外更多的是无稽之谈。上古传说便是一个典型的特例,传说中出现的人物及鸟兽诡异而奇特,在这其中尤以上古四凶最是显著,近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颇为关注。根据我的描述,S在纸上快速地绘制起来,大约一支烟的功夫一幅颇具神韵的素描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只虎头猪身牛腿蛇尾的怪物,健壮的四肢上长着锐利的长爪,一对肉翅附合在身体的两侧。在灯光下看去几欲脱纸而出,扑噬众人。现在不知该觉得庆幸还是郁闷,因为眼前那张图所画出的正是上古四凶中最为神秘的一员——凶兽穷奇!“这东西好奇怪,怎么长得虎头蛇尾的?”S端详着自己的作品,不由哂然失笑,“难道这句成语是描述它的吗?”“近代解释‘虎头蛇尾’一词的出处是元·康进之《李逵负棘》第二折:‘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林岳似乎查觉了什么,满脸严肃的表情与平时判若两人,“但在古籍上还有另外一说:‘食人自首而始,所食嗟嗟,食之不尽。’说的就是这个家伙吃人的习惯,所以用它的形态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有始无终。”“切,切,牵强附会。”S不信地摇头道,“说的跟真的似的,你知道它是什么?”“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穷奇!”林岳的眉毛又成了四条,对于S的质疑他不以为忤,只是略有所思地望向我,“老凡,从大局看出的东西就是这只穷奇?”“是的,虽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事实。”我叹了一声,如果S和晖儿也知道其中的典故,恐怕就不会那么泰然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形形色色的东西很多,其中有四只上古的怪物被并称为‘上古四凶’。”对着迷惑的S和晖儿,我缓缓解释道,“这上古四凶分别是:饕餮、梼杌、穷奇、浑沌,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恶势力的霸者。”“那林岳为什么说穷奇是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呢?”晖儿直入主题地问道。“还有,上古四凶是不是一起出现的?会不会有其他三凶在附近呢?”S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他三只也在的话,我们就直接抹脖子算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废话?”林岳满是不快地说道,S并没有恶言相向,而是识趣地闭上了嘴。“上古四凶只是古人对它们的集合称呼,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四凶并不是出现在一个时代,而且彼此间没有联袂出现的。但穷奇比较特别,它是只集神、兽、人于一身的怪物。”我继续解释着,“《淮南子·地形训》中称之为北方天神,似老虎且骑着青龙;《山海经·西次四经》说它长得象牛,而《山海经·海内北经》却说它长得像虎,且有翅膀;《神异经》中描述它能听懂人说话,遇到争吵就吃掉有理的一方,经常咬掉忠诚之人的鼻子,却送给凶人礼物以资鼓励;而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着:‘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可以这么说,穷奇是凶兽,但同时也兼有神格,更具有人的智慧。”林岳接着说道,“要对付这么个家伙,能不棘手吗?”屋内一片寂静,四人都沉浸在苦思之中。晖儿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的思考方式被彻底改变了!”我默不作声。“我必须改变做事的方式。我知道好多各式各样、我以前不知道的小事情,但我却还没完整接收她所有的记忆!比方说,我去买凯瑟琳单子上的某样东西,我很清楚它摆在哪家店的哪个地方,但我却不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模样。还有,我在衣柜里找到用塑料袋套起来的衣服,上头标着‘凯瑟琳’。早上我几乎是不打扮的。我受不了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我的长相应该不是这样;凯瑟琳不是笨重壮硕型的,但我觉得我真的好胖。凯瑟琳也把账单逐一分类,弄得井井有条,好像她即将离开人世。”“她做事非常有条理。”“对。你知道吗,跟其他人融合开始令我有点沮丧了。”“为什么?”“我在消失。随着每一次融合,我变得越来越不像我自己。这次我很明显地注意到了。”“我懂你的意思。你得到的越来越多,却越变越不一样,不像你。”“对。感觉好奇怪。”※※※※“我已经很少出来了,”霍尔顿说。“你在里头怎么打发时间?”“维持日常生活,跟其他人说话,确定大家平安无事。詹森仍犹豫要不要融合,他想做自己。詹森想创造点作品给你,但他没有时间,因为跟凯瑟琳融合耗掉卡伦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凯瑟琳融合后,这里起了很大的改变。卡伦很紧张,压力很大——这次融合是目前为止历时最长的一次——但她处理得非常好。等凯瑟琳融合完成,下一个该轮到朱莉安了。自从凯瑟琳融入之后,卡伦也越来越有自信了。”“真高兴听你这么说,”我说。“等詹森有时间画画,凯瑟琳造成的冲击也平息之后,应该就是融合朱莉安的最佳时机了。”“听来还不错,”霍尔顿说。※※※※时间是1997年5月初,公园再次一片翠绿;春天的空气微寒,清风越过湖面、轻轻吹送过来。卡伦身穿薄夹克,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坐下来,挺直腰杆,上身微微前倾,斜倚着扶手;这姿势有凯瑟琳的影子。“我不确定凯瑟琳是否真的觉得我有能力,”卡伦说,“我担心我会辜负她的期望。”“怎么说?”“她的电话簿写得满满的!我该怎么办?一个一个打电话,然后说‘哈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去探望凯瑟琳的朋友,克里斯蒂娜,凯瑟琳帮她一起照顾临终的母亲。我知道怎么去她家。我走进屋子里,看见那位老太太,但我想不起任何曾经有过的对话。我代凯瑟琳去找杰里米神父,感觉也很怪。我以前就认得他,但现在我跟他的相处模式完全不一样。我认得凯瑟琳朋友的长相,却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以及我们之间的互动或对话。我已经取得她的情绪和影像记忆,但谈话与声音记忆才刚开始输入。这个礼拜,我脱口而出‘坦白说’这3个字——这是凯瑟琳才会用的词汇,我根本不曾说过。我的脑袋浮现许许多多字句,但我却很不习惯使用它们。”“你似乎还没完全取得凯瑟琳这个身份的所有权。”“对,正好相反。”“这么说来,我想你可能还需要好几个礼拜解决这件事。”※※※※进入催眠状态后,说话轻声细语、有着少女纤细气质的朱莉安现身。她告诉我,她很气卡伦不多写一点与凯瑟琳融合的记录。她把手伸进卡伦的皮包,掏出几张纸给我;她还说她得通知我一声:詹森拿到他的画具了。※※※※与凯瑟琳融合1997年4月15日,礼拜二,凯瑟琳融入我了。这次融合可说是最累人的一次。我一到家,问题就开始了:我找到好多计划表、笔记和各种指示,到处都是;我只不过简单浏览一遍,情绪就开始低落。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接替凯瑟琳的工作吧。第一天,我累坏了。隔天我待在家里没出去,因为精明的凯瑟琳没替我安排任何约会或工作。那天,我接收到许多凯瑟琳的记忆:她极度迷恋有条有理的生活方式。现在,我喜欢准时赴约,凡事作计划,但以前我只要一紧张,一觉得仓促,就会遗失时间。凯瑟琳早就计划好自己的融合了。她把一大堆文件、物品整理好,用塑料袋包起来。虽然她留给我各式文件记录,我发现我很难维系跟“新朋友”的关系。他们都是凯瑟琳的朋友,我觉得我不适合继续与他们交往。我觉得我好像悄悄钻进别人的人生,并且背叛了这些人,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当时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慢慢调整适应,渐渐的,我发现我能跟上凯瑟琳的进度了。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她不断把她自己、她的人生交付给我。我会尽力承担这些责任,尽可能坚持下去。我发现,我还真的蛮喜欢她的某些喜好和朋友。※※※※“哈罗!好久没跟你说话了!”先不论这是哪一部分的卡伦,她的心情一定很不错。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话说得飞快,一边动嘴巴、一边环顾屋里的环境。“嗯,”我支吾其词,“最近过得好吗?”我的行为与某个时候的卡伦如出一辙——她遇见某人,对方认识她,她却对此人毫无印象。“我很好呀!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我得说,我对其他人很失望。他们很难过。我自己就从来不觉得难过。新闻说机场的飞机失火,大家都很生气,但我说‘干吗这么小题大做?没事,没事的。就算真的有事,也不关我们的事呀!’他们每个人都闷闷不乐的,只有我会陪莎拉一起做好玩的事。”“你很有精神,神采奕奕!”我决定灌点迷汤,“等你融合了,这种特质一定可以帮大伙儿很多忙,而他们也会非常感激你的。”“嗯,在男人方面,我确实可以帮帮卡伦。刚嫁给乔希的时候,我们处得还不错。”哦,我想她是卡伦2。“我爱他爱了好一阵子。可惜他没办法适应我们的系统。但我不怪他,真的。如果我融合了,我会帮助卡伦拥有健康的浪漫关系。”“你还不确定要不要融合?”我问。“别开玩笑了!真扫兴!不过,这儿也没什么人能跟我说话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想死了。现在她希望她不会死。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大进步呀!”※※※※“我几天前就开始画了,”詹森说,“不过大概还要一两个礼拜才会完成。我想让你看看我们的房间。砖墙已经拆掉了,那些墙都是我砌的。以前我们各自拥有独立的房间,现在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大房间里;不过,每个人还是有属于自己的角落。还有,最近我在考虑融合。”“这样很好,詹森。正好我也想多了解你。你几岁?”“11岁,不过我觉得应该再大一点。大家都不把我当小孩看。凯瑟琳不会像照顾其他孩子那样照顾我。或许因为我是黑人。有时候,我担心那些小孩会对我有成见。但我好想念他们。”“我好期待看到你的作品。”※※※※“这里还有一些跟凯瑟琳有关的事,”卡伦递给我四张笔记纸,“真不可思议!凯瑟琳做了好多事,我还在继续发现中。”她给我一张名片。其实这只是张简单的卡片,不过却连卡伦的中间名都印出来了。凯瑟琳就是这么贴心。卡片上还有她的地址和联络电话;不但方便老朋友联络,认识新朋友时也一样派得上用场。“我找到她买给我儿子的毕业礼服。我不记得自己曾做过这样的事。”“还有呢?”“有人说我变得很差劲,讨人厌。”“恭喜你!”我立刻响应。卡伦试着挤出笑容,旋即摇摇头。“这是好事吗?”卡伦不明白,“我的弟媳常打电话指使我,叫我帮她买这个买那个,一句招呼都不打,但现在我不会接到这种电话了。我告诉我弟弟,如果他要来我家,态度给我好一点,跟我打电话时口气也好一点。我们全家都不正常。我真不明白,以前我身上的其他人怎么可能应付这一切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大多没办法应付,”我说,“他们只是忍耐。”看得出来,卡伦新生的自信与魄力稍为削弱了些。“桑迪只能顺着你妈,”我继续说,“她很不舒服,很痛苦,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有些人格只想伤害你,因为受虐令他们愤怒。现在的你日趋完整,你可以善用其他人赋予你的经验和力量,开始改变应付的方式,用其他方法面对你身边这些不正常的人。你的家人一定会抗拒变化,因为他们比较喜欢以前那个任他们索取、不在乎自己伤得多重的你。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融入你,你也变得更坚强;历尽千辛万苦,你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我确实更坚强了,我甚至拒绝帮我丈夫跑腿买香烟。我既不自责,也不觉得有罪恶感。”“真有趣。虽然这次融入你的人是凯瑟琳,但我在你身上看见好多迈尔斯的个性。”“凯瑟琳融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其他人也变得更坚强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4章朱莉安与卡伦3“整个礼拜天都是我在外面。不过你可别告诉卡伦,她会气死!”现在我能分辨卡伦2的语气了。“我跑去看成人用品的宣传展——情趣用品、按摩棒、色情录像带,好好玩哟!过去有一阵子,我还蛮喜欢这些玩意儿的。后来我和一帮高中死党办了一场性爱派对,还找了脱衣舞男来哦!他是警察呢!另外还有情趣用品店的老板娘,她把她的‘宝贝儿’全都带来给在场的女士们看。晚上我留下来看公牛队比赛。那警察或许会让卡伦很不舒服,不过我无法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不曾被虐待过。等我融合以后,我想我会很乐意把记忆送给卡伦,只是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呢!至少,等我融入她,她就不会这么无趣啦!”我心想:卡伦“现在”就已过得很“精彩”,用不着等到以后了。※※※※“我准备好进行融合了,”朱莉安以她一贯的呢哝软语说道。“我很冷静,我想卡伦应该会需要我的冷静。她把自己弄得太忙、太紧张了,以致没办法好好记下心里的感觉。我想我可以帮助她,以前负责写日记的可是我哦!”※※※※“我想念转换人格的日子,”卡伦皱着眉头,下巴靠在手背上。“有时我希望自己能多遗失一点时间。一直待在外面让我觉得好累。”“你现在还会遗失时间吗?”“嗯,几乎都在晚上。我只能接受,别无选择。比方说,晚上11点我在看电视;但是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是清晨5点了。电视还在播,门口出现报纸……然后我开始一天的生活。”“今天是预定融合朱莉安的日子。”“我知道,我准备好了。”卡伦完全提不起劲。我无法想象这些内在改变究竟让她承受多大的负担,但是除了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小心引导她进入内心深处。第一个现身的是詹森。“我一直在画画。我们的每一张图都是我画的。”我想起他画的心灵之屋。“我融合以后,卡伦也会画画吗?”“应该会吧,不过看起来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到时候就不只你一个人在画了。画画不只靠你的个人技巧,大家的想法也很重要。”“那我想在融合之前先把一些东西画出来。”“我明白了。你先继续完成吧。朱莉安在吗?”詹森退回,换朱莉安现身。“朱莉安,我该怎么向卡伦描述你,以及你存在的目的?”“嗯,我生于1970年,出生时13岁。当时卡伦11岁,她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角色。我成长至15岁,这也是我现在的岁数。我没长大多少。卡伦从11岁起开始记录受虐过程。我生来就是为了担任这个团体的记录者。我写下好多父亲做过的事。祖母有个旧五斗橱,我会把我的笔记放进去藏起来。几年后,母亲发现这些笔记,把它们全给扔了。”“我懂了。真是好大的损失。你对融合有任何疑虑吗?”“只有一件事令我困扰:我还没彻底完成我想做的事。我想把融合过程写下来,证明它真的发生过。”“或许等你融合后,卡伦可以取得你的记忆,这样你就能重建部分过程了。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离开,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等一下,我们很快就会让你进来。”“好。”卡伦口中的朱莉安有一头金红色长发,还有一对很绿、很绿的眸子。她很年轻,有着少女的青春气息。我把朱莉安的背景告诉卡伦,还有她想写下自己故事的愿望。“朱莉安坐在我右边,眼眶微湿,”卡伦说,“她握着我的手,有点犹豫。我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告诉我,她把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放在记忆里了。”卡伦停下来。“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许你可以帮帮她。”“我伸手环抱她。她亲吻我的脸颊……拥抱我。她向你道别。她说谢谢你。她说,你会知道她还在这里,没有走远。”“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她的心,”卡伦继续,“我听见你在纸上写字的声音,好大声。小房间好明亮。她完全进来了,不在小房间里了。我感觉她在我心里。”我引领卡伦回到办公室。她在发抖,视线变得很模糊。与朱莉安融合似乎令她感到惊讶,她深深影响她。“或许你该写下来,”我建议卡伦。1997年7月11日与朱莉安融合1997年6月17日,我和朱莉安融合。这似乎是最复杂的一次融合。朱莉安带给我极大的冲击,使我在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办法提笔写下来。朱莉安融入后,我开始真正感到完整;我终于接受其他人已经融入我的事实。融合后第一天,我开始想起一页又一页、日记般的记忆。我必须趁我还记得的时候赶快写下来。然而,我不可能将这么多年的日记重写一遍,所以我只写了一部分。书写过程中,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觉我的人生再真实不过了。虽然朱莉安只有15岁,但她在这个内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写日记。她把所有的记忆分门别类处理好,等我准备好之后,再帮助我填补记忆之间的空白。我的人生拼图终于再次组合起来,这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的畅快。最近这几个礼拜,我都在哀悼失去的童年。由于失去的片段逐渐拼凑成完整的记忆,我开始忘记每一个内在人格的特征了(至少已融合的部分是真的忘了)。这让我感觉很糟。他们帮助我这么多,我应该要永远记得他们才对呀!可是不知怎么着,朱莉安一融入我,让我想起她的日记之后,其他人存在的目的就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好伤心,我甚至希望他们不曾融入我。我真的记得他们所有的遭遇,但就是想不起来哪个人做了哪些事。我怎么能忘记他们38年来的恩情?失落感彻底压垮了我。我挣扎,想弄清楚我究竟是谁。也许,等我完全融合,我就能开始变成我自己;但现在,我只能试着不去改变外在——尽管我的内在已完全不同了。我曾想过:融合完成后,我可能会突然变成另一种人,既然如此,我又何苦不接受每次融合造成的改变,让我慢慢变成“自己”呢?我到底是谁?!朱莉安的融合留给我许多疑问。我感觉到证明一切的需要,所以我接受了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然而从现实来看,也许我根本无法证明任何一件事,因为这些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我知道朱莉安不会写下谎言骗我,但我确实必须放手,放下想找到那些人、那些地方的强烈欲望。卡伦交给我好几张笔记。那是她根据朱莉安的记忆而重写的日记。她说,像这样的日记至少有好几十本,只可惜都被扔掉了。我看她写的第一页。午夜:在祖父母家,睡不着凌晨1:05:保安公司打电话来,说出了点状况。卡伦没睡,祖父叫醒她;他问:“想不想出去兜风?”卡伦别无选择,只好跟他走。(召唤爱丽丝、迈尔斯和卡尔现身保护)凌晨1:40:抵达化学工厂(中途停车买冰淇淋),乘电梯下楼。施虐者已等候多时。凌晨1:55:仪式开始。克莱尔现身。凌晨2:16:克莱尔退场,迈尔斯现身。凌晨3:20:迈尔斯退场,卡尔现身。凌晨3:50:卡尔退场。卡尔消除记忆。凌晨3:55:爱丽丝现身,于黑暗房间梳洗清理,准备回家。凌晨4:15:爱丽丝退场,卡伦现身。凌晨4:20:卡伦回家。凌晨4:35:卡伦入睡。清晨6:45:卡伦睡醒,爱丽丝现身吃早餐。早上7:15:爱丽丝退场,西德尼现身看早晨卡通节目。早上9:00:西德尼退场,卡伦现身。下午1:00:卡伦严重头疼,凯瑟琳请求内部协助;克莱尔自愿现身,承受痛苦。下午2:20:克莱尔退场,卡伦的母亲出门工作。下午2:30:凯瑟琳现身,整理家务,照顾卡伦的弟弟,做晚餐。下午4:30:

                      app在线免费观看视频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子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一个月来伸夫总是板着面孔,但这是由于偷看咲子的内裤而自责,并非对她怀有怨恨,其实心里十分希望恢复先前那种年轻人式的爽朗交谈。那部电影描写的是大学生跟学画的年轻女子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成为热门话题。伸夫着迷地望着那个场面想道:不过,如果自己跟咲子也那样做的话,鼻子压扁或许会像猪脸一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想象如此煞风景深感惊讶。观影结束两人去咖啡馆喝过茶后,咲子提议“走走吧”。从市中心到家有两公里以上距离,但因为咲子已经迈步前行,伸夫就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时间已过九点钟,离开繁华街道之后来往行人骤然减少,只有深秋的晚风拂过宽阔的夜路。咲子继续着刚才在咖啡馆谈起的话题。“如果是伸夫君的话,会厌恶女人有那样的过去吗?”在电影中,那位漂亮的美术大学女生被曝曾为生活卖过身,男生因此而深受打击。“不过,那个女生是真心喜欢那个男生吧?先不说过去怎样,我觉得眼前的感情更加重要啊!”“你真的这样想?”咲子向伸夫确认,看到伸夫点头后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其实不是处女啊!”伸夫立刻停下脚步,而咲子却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他因为工作常去我家,比我年龄大很多……”这本来是极为重要的坦白,但咲子的嗓音却意外的干脆。“你喜欢那个人吗?”“不,怎么会喜欢呢?”“为什么会跟不喜欢的人?”“可能是因为受到诱惑了吧……”伸夫脑海中浮现出咲子那罩衫领口露出的丰满。“不过我也不好,有点儿想反抗父母……”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事情?难道是因为看到电影中接吻的场面而情绪高涨?或者只有两人走夜路促使她忆起过去的事情?伸夫搞不懂女人的心思,于是默不作声。“我也是为了离开那个人来札幌的!”咲子一吐为快似的说道。“……”“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啦?”两人径直走过漫长的围墙边,来到儿童公园密林前时咲子突然回过头来。“哎,吻我吧!”咲子闭眼站在伸夫面前,十米远处的路灯光线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路面上。伸夫在一瞬间想起了纯子,随即像受到秋风催促般吻了咲子的嘴唇。咲子立刻洩出压低的呻吟声,同时紧紧地拥抱伸夫。可是还没过一分钟,咲子就静静地离开了伸夫。“谢谢你……”咲子怎么会这样说?伸夫觉得没有理由让自己所亲吻的女子道谢,并继续跟咲子并肩前行。从接吻的地点到家用不了十分钟,两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前行,进家后用平常的语调向出迎的母亲说“我们回来了”,然后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片刻,咲子就换上家居便服下楼来到客厅,表情中丝毫没有几分钟前接过吻的痕迹。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北国的短暂秋季就结束了。其间伸夫没跟咲子一起外出过,表面看去两人的状态毫无变化。或许如果伸夫主动邀约,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但是,伸夫现在害怕跟咲子发展得更深,而咲子也像是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一如既往的开朗活泼。伸夫看到咲子一如既往便放了心,却也感到意犹未尽。十一月对于住在北国的居民来说是最为郁闷的季节。刚刚有过两三天秋高气爽的日子,紧接着就天降冷雨,还不时地飘起雪花。这种天气持续数日之后,就在人们已经作好迎接冬季的心理准备时,碧空如洗又令人留恋金秋。在人们以为冬季未到的瞬间,雪花再次打碎了他们的天真。每当冷森森的碧空与晦暗的雨夹雪交替出现时,伸夫心中就会产生动摇,逃往南国的念头愈加强烈。“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大雪天一到就来不及了。”伸夫在烦恼中告诫自己。不过,这种动摇和烦恼也只到十二月初为止。腊月过去一半,落雪已经冻结,伸夫的心绪从动摇转为放弃,不久便安定下来了。“雪这么大,南下的公路和铁路肯定都已经被阻断。从现在起到融雪季节来临只能死等了。”他这样说服自己,反倒得以平心静气了。伸夫受到咲子引诱就是在落雪成冰季节的某日下午。那天适逢休息日,父母外出参加亲戚的一周年忌日活动,家里只留下伸夫和咲子两人。在连续飘雪的日子里似乎会发生某种隐秘故事——伸夫心怀这种预感在自己房间里听广播时房门敲响,咲子出现了。“你在干什么呢?”咲子稀罕地穿了件紧身裙,上身是前襟敞开的宽松红毛衣。“上二楼去吧……”措手不及的伸夫还没反应,咲子不等答话就先自离开。她的背影充满了确信,认定伸夫当然会来。伸夫感到自己的欲望已被看穿而一时困惑不已,但立刻像被牵引似的跟了上去。与三个月前伸夫偷看咲子的内裤时相同,楼下无人寂静无声。虽说完全没有必要,可伸夫还是蹑手蹑脚地上楼并拨开了隔扇门,只见咲子背对门口站在窗边。“雪下得好大呀!”“啊……”伸夫发出沙哑嗓音点了点头,然后跟咲子并肩站在一起。咲子极为自然地把上身依偎过来,伸夫像要支撑咲子般把嘴唇贴了过去。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瞒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跟咲子接吻——这种意念使伸夫的欲望逐渐高涨起来。在长吻间歇时,伸夫的裆间勃然怒张,从裤子外面也显而易见。伸夫慌忙撤身遮掩,咲子喃喃细语。“伸夫君,不必介意啦!”“……”“如果我可以的话,不必介意啦!”伸夫感到这声音仿佛来自上天的启示。“你等一下啊!”咲子说完迅速从壁柜里拉出被褥并铺在窗边。伸夫看得发呆,咲子就在他面前脱掉毛衣和裙子,身上只剩一件衬裙了。“来……”在大雪铺天盖地的午后昏暗房间里,咲子只穿内衣坐在被窝中,毫无戒备的身姿在伸夫眼里俨如圣洁的女神。伸夫一边想“就在这种地方”一边脱下衬衫、甩掉裤子。然后,伸夫像梦游患者般凑了过去。咲子伸开双臂迎接他,然后把他的那个东西引向自己的下体。伸夫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欲望的驱使下向前猛冲。不过,他在进入咲子下体的瞬间,大脑中掠过了一个念头——我将由此成为一个男子。这个过程与以前在书中读到的和想象的简短得多,令伸夫感到不够尽兴。这就是大人们执着追求的、美妙销魂令人憧憬的好事吗?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仅仅是这个吗?他在回顾那个过程时却意外地感到无聊乏味,似乎特别单纯而幼稚。不过,在交合之后,咲子的嗓音变得比以往任何声音都无限甜美和温柔。“冷吗?”因为过于激动,伸夫躺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咲子为他肩头盖上一条毛毯,随即披散着头发凑到伸夫面前。伸夫的视线越过咲子的黑发望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再次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男子了。自己由此而成为一名男子——他在心中告诉自己,就像达成一件可以向伙伴们炫耀的壮举,同时也感到做下一件淫乱可耻的事情。就在伸夫心神不定的时候,咲子对他窃窃私语。“我喜欢你啊!”随着热烈的呼气,咲子依偎在伸夫身旁。伸夫感受着咲子肌肤的温热,终于醒悟到自己现在也最喜欢咲子,她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抱紧我……”咲子更加紧贴伸夫,仿佛受到吸引,伸夫也紧紧地拥抱咲子柔软的身体。他在轻微的倦怠感中想到——从今往后,山野和街道都会被皑皑白雪覆盖。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首发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漫游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踞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头颅;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却始终吹不尽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序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据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第一篇秦国崛起第1章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的一天,咸阳宫中格外喜庆。秦王嬴政换上了正装,喜气洋洋,用最隆重的九宾礼(由九位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迎接即将到来的两位使者(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两一位使者带来了秦王嬴政梦寐以求的觐见大礼。但是,喜庆十足的场面最后竟然大煞风景,瞬间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一出著名的悲剧。那么,是哪一国的使者来访让秦王如此高兴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觐见大礼?为什么这场喜庆大典最终演变成一出悲剧呢?又是谁导演了这出悲剧?督亢图穷匕首见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向秦王嬴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闻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wū,乌)期的人头。这卷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gāng,刚,今河北固安涿—州一带)地图。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不兴奋?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下。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秦王嬴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在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嬴政来说,干系甚大。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秦王嬴政能不心花怒放吗?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车引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地图是一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展开。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正在兴致勃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因此,毒性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嬴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慌乱之中的秦王嬴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来。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主从腰间抽剑的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这种危急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主在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面。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队一样,整齐有力。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

                      三个男人用一个女人,她们受得了。他们又笑起来,问这里有多少女人的那个盲人下达命令说,你们吃完饭就去找我们,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要是你们明天还想吃饭,想让你们的男人们吃你们奶的话。这些话他们在每个宿舍都说,但现在说起来仍然像发明了这句话的时候那样开心。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跺脚,用粗粗的棍子在地上敲打着,其中一个突然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闹月经,我们可不想要,留着下次再去,没有一个闹月经的,医生的妻子从容地说;那好,你们准备准备吧,不要耽搁时间,我们等着呢。说完,三个人转身走了。宿舍里一片寂静。过了一分钟,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再也不能吃了,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我咽不下去;我也一样,吃不下去,失眠的女人说;我也吃不下去,那个不知是何人的女人说;我已经吃完了,酒店女佣说;我也吃完了,诊所女接待员说;我要吐在头一个靠近我的人的脸上,戴墨镜的姑娘说。所有女人都站起来,虽然浑身颤抖,但没有一个动摇。这时,医生的妻子说,我在前面走。第一个失明者拉起毯子,捂住脑袋,仿佛这对他这个失明的人还有什么用处似的。医生把妻子拉到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飞快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他还能做什么呢,至于其他男人,他们对任何一个即将离去的女人都没有做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去那样做,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们说,心甘情愿忍受的耻辱是双重的耻辱。戴墨镜的姑娘站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之后依次是酒店女佣,诊所女接待员,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最后是失眠的女人,这些女人排成一支怪诞可笑的队伍,臭气熏天,衣衫褴褛,面目肮脏,看到她们,禽兽也不可能有强烈的性欲,也不可能模糊诸感官中最灵敏的嗅觉,甚至有神学家说,当然不是原话,要在地狱勉强活下去,需克服的最大困难是那里的气味。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这些女人各自把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开始慢慢地往前走。她们都赤着脚,因为不想在即将经受的折磨和痛苦中丢掉鞋子。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朝门口走去,大概是想知道世界还在不在。酒店女佣感到一阵冷风吹来,大吃一惊,我们不能出去,外边有士兵;失眠的女人说,那样更好,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会死去,我们所有人本来早就该死了;我们,诊所女接待员问道;我们,不,这里所有的女人,至少我们将拥有失明的最佳理由,自从被送到这里来以后,她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医生的妻子说,走吧,只有必定要死的人才会死,死神选中谁并不事先通知。她们穿过通往左侧的那扇门,钻进一个个长长的走廊,之前两个宿舍的女人们如果愿意会告诉她们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但那些女人都像挨了打的牲畜一样蜷缩在床上,男人们不敢碰她们一下,甚至不敢走近,否则她们立刻会大喊大叫起来。到了最后一道走廊,医生的妻子看见最里边像往常一样有个盲人站岗,他大概听到了拖拖拉拉的脚步声,报告说,她们已经来了,她们已经来了。屋里传出喊叫声笑声和马一样的嘶叫声。有四个盲人赶紧把堵住门口的床挪开,快,姑娘们,进来,进来吧,我们都像公马一样等急了,把你们那玩意儿装得满满的,其中一个人说。盲人们把她们团团围住,伸出手想摸她们,但立即又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原来是他们的首领,就是有手枪的那个盲人,他大喊了一声,我先挑,这你们已经知道。所有那些男人的眼睛都在焦急地寻找女人们,有几个偷偷伸出贪婪的手,如果摸到了其中一个,就知道朝什么地方看了。女人们站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像列队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盲人首领拿着手枪走过来,动作轻快敏捷,仿佛他那两只眼睛能看见。他把闲着的那只手放在第一个,即失眠的女人身上,摸摸前面,摸摸后面,摸摸臀部,摸摸乳房,摸摸两腿中间。失眠的女人大声喊叫起来,首领把她推开,婊子,你不行。接着摸下一个,就是不知是何人的瞎眼女人,现在他已经把手枪塞进裤子口袋里,用双手摸,嘿,这女人还算不错;他马上又摸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然后是诊所女接待员,然后是酒店女佣,这一次大声欢呼起来,小伙子们,这些娘儿们都挺好啊。几个盲人一边大声号叫,一边跺脚,快干吧,我们等不及了;安静,有手枪的人说,让我先把其他的女人看一遍;摸到戴墨镜的姑娘时他吹了声口哨,哎呀,我们的好运气来了,这么好的牲畜我们这里还没有见过呢。这时他已兴奋不已,摸到医生的妻子时又吹了声口哨,这个是个成熟的女人,不过看样子也很有滋味。他把最后这两个女人拉到自己身边,几乎是滴着口水说,这两个我留下,用完以后交给你们。说完他把她们拉到宿舍最里边,那里简直像足够供应一团人的食物贮藏室,堆放着无数食物。女人们无一例外都在喊叫,殴打声,打耳光的声音和命令声响成一片,住口,你们这帮婊子,全都一样,非号叫一通不可;使劲,她马上就安静下来;你们等着瞧吧,轮到我的时候她们就要求饶了;你快干呀,我一分钟也忍不住了。失眠的女人被一个胖子压在身下,拼命地号着,其他四个女人被男人们团团围住,他们已经把裤子脱下来,互相推搡着,活像一群鬣狗在争夺一个骨架。医生的妻子被拽到床边,她站在那里,用痉挛的双手紧紧拉着铁床的床头,看着有手枪的盲人揪起戴墨镜的姑娘的裙子撕开,手握着阴茎对准姑娘的阴户,用力往里扎,她听见几声吼叫,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戴墨镜的姑娘一声不吭,只是把头往一边歪着,眼睛盯着另一个女人的方向,张开嘴就吐了,有手枪的家伙并没有发现是怎么回事,呕吐出的污秽气味只有与空气里其他东西的气味不同时人们才能发现,最后,那家伙抖作一团,像头猪似的喘着粗气猛地用了三次力,仿佛在打进三根桩子一样。现在他干完了。戴墨镜的姑娘静静地哭着,有手枪的盲人抽出还滴着液体的阴茎,伸出胳膊去拉医生的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不要忌妒,我马上就照顾你,然后又提高声音说,喂,小伙子们,可以来取这个了,不过你们要好好对待她,说不定我还要她呢。半打盲人从两排床中间的夹道连滚带爬地涌过来,抓住戴墨镜的姑娘,几乎是把她拖走的,我先要,我是头一个,他们一齐喊着。有手枪的盲人坐在床上,软绵绵的阴茎搭在床垫边,裤子堆在脚踝。你给我跪下,跪在我两腿中间,他说。医生的妻子跪下了。给我嘬,他说;不,她说;要么你给我嘬,要么我揍你,你还带不走食物,他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东西咬下来吗,她问;你可以试一试,我两只手都在你的脖子上,没等你给我咬出血来我就把你掐死了,他回答,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了;我认出你的脸来了;你是瞎子,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是看不见;那为什么你说认出我的脸来了;因为这样的声音只能有这样的脸;给我嘬,少废话;不;你要么给我嘬,要么你的宿舍连一个面包渣都得不到,你去告诉他们,他们吃不到东西是因为你拒绝给我嘬,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那里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弯下腰,用右手两个手指的指尖捏住男人黏糊糊的阴茎,抬高一点,左手去扶地面时却碰到了他的裤子,感到了手枪那坚硬冰冷的金属;我可以杀了他,她想;不,裤子堆在了脚踝,不可能抽出口袋里的手枪,现在杀不死他,她想。她头往前一伸,张开嘴,闭上眼,免得看见,开始嘬起来。盲人歹徒们放女人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失眠的女人不得不由女伴们抬出去,而她们自己也几乎走不动了。一连几个小时,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践,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不过总算给她留下了一条命。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用食物给你们付费,告诉你们那些不中用的男人,让他们来取食,告别的时候,有手枪的盲人嘲弄说。随后他又卑鄙地补充了一句,姑娘们,再见,回去准备下一场吧。其他盲人们也都异口同声,大致重复了首领的话,再见,一些人说娘儿们,一些人说婊子们,但从他们缺乏自信的声音里可以发现他们都累得有气无力了。女人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话也不说,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边那个人的手,而不是像来的时候那样扶着前边那个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们当中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手拉着手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问,有些动作,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有时甚至费尽心机也解释不清。她们穿过天井以后,医生的妻子朝外面望了望,士兵们还在那里,另外还停着一辆小卡车,大概是向各检疫隔离地点分发食物的汽车。就在这个时候,失眠的女人两条腿瘫到了地上,确切地说像是两条腿突然被砍断了,心脏也瘫了,它刚刚开始收缩但还没有来得及收缩完就停止了跳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睡不着觉了,现在让她睡吧,我们不要吵醒她。她死了,医生的妻子说,声音毫无生气,一个活人嘴里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像死人一样。她把死者抱起来,死者的身体像是突然散了架,两腿间血迹斑斑,腹部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地咬出的牙印。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写照,她想。是所有这些女人的身体的写照,在她所受的屈辱和我们的痛苦之间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我们暂且还活着。我们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先抬到宿舍去,以后再掩埋,医生的妻子说。男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只有第一个失明者发现女人们来了又用毯子把脑袋蒙起来,斜眼小男孩还在睡觉。医生的妻子无须一张一张地数床便毫不犹豫地把失眠的女人放到原来的床上。其他人可能感到奇怪,但她并不在意,因为这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最熟悉宿舍的各个角落。她死了,她重复说;发生了什么事,医生问道;但妻子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包含的可能只是表面的意义,即她怎么死的,但也可能是,他们怎样对待你们了,而无论对前者或者后者都不该回答。她死了,就这么简单,至于怎么死的,这无关紧要,只有笨蛋才问怎么死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两个字,死了。我们已经不是从这里出去时的那些女人,那些女人要说的话我们已经不能说了,至于她们,她们无名无姓,仍然存在,仅此而已。你们去取食物吧,医生的妻子说。偶然,厄运,幸运,命运,或者其他确切表达这个意思的名称,都充满了名副其实的嘲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选中其中两个女人的丈夫代表本宿舍去拿食物,而谁也不曾想到,刚刚有人为这些食物付了账。本可以由其他男人去,比如单身汉们,他们与此事无涉,无须保护夫妻的体面,但却偏偏选中了这两个人,可以肯定,现在他们不会愿意不顾羞耻地伸出手向强奸了他们妻子的歹徒们乞食。第一个失明者说话了,每个字都透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医生说;我和你一起去,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不会多,但也够重的;运自己吃的面包,我还有力气;最重的往往是别人的面包;我没有权利抱怨,承受别人的面包的重量就算为我的食物付费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不是想象这番对话,对话到此为止了,而是想象对话的人们,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好像能看到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可能,只要他们每个人在记忆中竭力搜索,白光闪闪的世界里就能冒出说这些话的那张嘴,以此为中心渐渐辐射,两个人的脸庞会渐渐显现,其中一个是位老汉,另一个年岁小一些,既然能这样看到对方,就不应当称其为盲人。他们走了,就像第一个失明者满怀义愤振振有词说的那样,去取蒙受羞辱的酬劳。医生的妻子对其他女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知道她想去干什么,但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她想找一个桶,或者能代替桶的其他东西,装满水,即便是浑水臭水,把失眠的女人洗干净,洗净她身上自己的血迹和别人的污迹,把她干干净净地交还给大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既然灵魂的纯洁已无暇顾及,也许肉体的干净还有点意义。一些盲人躺在食堂的长桌上。一个污水池上面的水龙头没有关好,流下一股细线一样的水流。医生的妻子环顾四周,看有没有桶或者其他容器,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个盲人好像发现有人,感到奇怪,问了一声,谁在那里。她没有回答,知道不会受到善待,谁也不会说,你想找水吗,如果是为了给一个死去的女人洗澡,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吧。地上胡乱放着些塑料袋,是用来盛食物的,有的还挺大。她想,大概都是破的,后来又想,两三个一起用,一个个套起来,水就流不走多少了。她立即开始行动。盲人们从桌上下来,七嘴八舌地问,谁在那里,听到流水声他们更加惊慌,朝那个方向走去。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一张桌子改变方向,又推了推,使他们无法靠近,然后回去继续用塑料袋接水,水流得太慢,她急得用力拧水龙头的开关,水像是挣脱了压力,猛地喷出来,把她淋成了落汤鸡。盲人们吓得赶紧后退,以为水管破裂,直到流出的水淹没了他们的脚,他们更觉得刚才想得对,他们不会想到有陌生人进来放水,而那女人也明白,水太多太重,会拿不动。她在袋口打了个结,背起袋子,竭尽全力往外跑。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带着食物走进宿舍,他们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七个女人都赤条条的,失眠的女人躺在床上,她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净过,另一个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为女伴们洗澡,最后又给自己洗。12第四天,歹徒们又出现了。他们是来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去服淫役的,但在第一个宿舍门口停留了一会儿,问这里的女人们经过那一夜放荡的侵犯以后是不是已经恢复过来,先生们,那一夜过得不错呀,其中一个人舔着嘴唇大声说;另一个也说,这七个女人顶十四个,当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不顶用,但是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几乎察觉不出来,你们这帮家伙要是真正的男人算是运气不错;最好他们没有足够的男子汉气魄,那样女人们就更愿意去了。宿舍最里边的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已经不够七个人了;有人逃走了吗,那伙人当中一个笑着问;没有逃走,死了;活见鬼,这样的话下次你们必须多干活了;损失不大,她不大顶用,医生的妻子说。来传达命令的盲人们糊涂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觉得刚才听到的话有点放肆,其中一个甚至认为,原来这些女人都是骚货,太不尊重死去的女人,竟然用这种语言说她,只因为她乳房太小,臀部不够丰满。医生的妻子看了看他们,见他们站在门口,一个个像玩具人似的摇晃着身体,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她才好。她认出了他们,她被这三个人蹂躏过。最后,他们当中一个人用棍子敲敲地面说,我们走吧。一边敲击一边嚷嚷,闪开,闪开,我们来了。他们渐渐走远了,一阵寂静之后,传来模模糊糊的嘈杂声,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正在接受晚饭后前去报到的命令。又响起棍子敲击地面的声音,闪开,闪开,三个盲人的身影经过,又消失了。医生的妻子刚刚在给斜眼小男孩讲故事,这时她抬起胳膊,把剪刀从钉子上拿下来,没有发出一点响动。她对小男孩说,以后我接着给你讲这个冒险故事。宿舍里没有任何人问她为什么以那么轻蔑的口气提到失眠的女人。过了一会儿,她脱下鞋子,走到丈夫身边说,我不会耽搁,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她走到门口,在那里停下来等着。十分钟后,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出来了,一共十五个。有人在啼哭。她们没有排成一队,而是分成几伙,用绳子相互连接在一起,看样子是把毯子撕开做成的绳子。她们刚刚走过,医生的妻子便跟了上去。她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人在后面跟着。这些女人知道什么事在等待着她们,遭受凌辱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实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app在线免费观看视频中哪位神佛促使我默下了一本天书?心下疑惑,眼睛却不断地蚕食着纸张上的文字,在全数通看之后我和晖儿再度茫然对视了起来。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稿啊?!从开篇文字来看《闻风拾水录》的记载内容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前,行文意思之间似乎说明了它一直是延续相传的,有些篇章语句甚至可以看得出是经过不同朝代的人整理重排而成的,但究竟是怎样传承却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说明。书中大致说的是一些传说中的珍奇鸟兽、山魈灵怪的习性和彼此的关系,还有些是有关五行相生相克及关乎风水的原理解释,其间夹杂着几个写在方框里的篆字,像是图章之类的东西。通篇之乎者也的文字简洁间透露着某种神秘的寓意,若非自幼古文功底扎实,恐怕很难得知其间的奥妙,但即便如此却也令我看得头晕目眩。“这……这是什么书稿啊?”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语下意识迸出,对视间大脑还沉浸在方才的恍惚之中。“亦凡,这是你写的啊。”晖儿茫然而惊异地说道,“一小时不到的功夫,你足足写了几十页,难道这些文字你自己都不知道?”“几十页文字……”这疑问几乎在大脑中第一时间产生,可答案却不是我这个“作者”能够提供的,“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东西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亦凡,别急,先冷静一下。”晖儿一脸不忍地抱住了我,“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相信,都能接受。”说什么?现在能说什么呢?难道是……我深吸一口气,缓声地将在S家见到的恐怖情景和医院的诡异事件向晖儿讲述起来。看着她脸色间的变幻和微颤的身体,几番不忍中还是继续了下来,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自口中消失,两人又是一阵无语。“黑色的小蛇会不会就是首尾相连的一行行文字?”晖儿突地问道。“也许是的,至少现在看来可以这样理解。”思维渐渐被晖儿的话语带动了,“那方形的物体现在想来或许就是书本之类的东西。”“太诡异了,梦中所见的天书,内容全部都是强行灌输在你大脑中的。”晖儿难以置信间又有些感叹,“就像计算机加密储存的数据,输入导出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现在这会,脑子里的那些文字的记忆非常深刻,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似的,之前却一点都没有。”“这也太玄妙了……”晖儿身体忽然一震,脸色倏然苍白,“那你看到S身上的怪物也是……”“但愿那不是真的……”也许是太过注意自身状况的关系,我俩完全忽略了S身上那条诡异的怪物,“可这么诡异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镜子!那面镜子后来你放在哪里了?”晖儿望着我若有所思地问道,“送你去医院以后,S和我一直等到早上才放心离开。去她家拿包的时候,那面镜子没有了,我们还找过一阵。”“不记得了,好像在发病的时候那镜子就消失了似的。”回忆中的片断有些模糊,“记得之前是拿在手上的,掉落下来的话也只会在我们坐的地方。”“镜子和信……”晖儿像是想起了什么,“亦凡,那信和镜子会不会和这些事情有关系?”“不管是不是有关系,你我都无从着手求证。”轻叹间心情凝重了起来,“至少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值得担心的倒是S。”……“看样子还是活蹦乱跳的,害我们那天白担心。”S的语调还是那么冲人,不过声音却比往常低了十六度。“亦凡的同学医术很不错的,这回也亏得是他帮忙。”晖儿笑道,“S你的脸色比上次差了很多,身体不舒服可别硬撑啊。”脸色差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此刻的脸色绝对可以和S匹敌——因为那张狰狞得足以杀人的面孔正嘲弄地在我身侧晃动。自望见S第一眼,一种跌入冰窟般的寒冷便牢牢地裹住了身体,无论如何刻意回避,那只怪物却还是映在了眼底。如果不是事先潜在的心理准备,只怕当场便会惊呼出声。跟着晖儿走进屋子,我一直保持着散涣的眼神,以此逃避那个恐怖且令人作呕的影像,心中茫然的盘算着不知答案的疑问。除去以耳朵听力因病有些障碍来搪塞S的好奇之外,我几乎沉默到完全隐藏了自己的存在。S依旧像往常一般坐在我和晖儿之间,虽然显得有些精神不振却也和晖儿谈得起劲。那蛇身依然如当日那样盘附在她的身上,虽然不像镜后透出的影像那样清晰,但也足以令我完全分辨出它的存在。竭力地伪装下,一付视而不见的表情浮现在了脸上,可心中的颤栗却始终挥散不去,况且那只怪物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停地晃动着头部扭曲着身体对我一再探视,那诡异的眼神和恐怖的脸部形成了天下最为残酷的刑罚。“老婆,S的身体不好,还是让她多休息吧。”既然眼前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日所见非虚,留在这里也未必能找到解决之道,还是寻个借口早些离开这里,更何况我也无法继续忍耐那令人作呕的骇人怪物了。“切,你这家伙来了就一言不发,我和你老婆聊得起劲呢。”S不满道,话语间那怪物的头颅摆动了一下,一段身躯已盘上了S的脖颈,头晕的表情立即出现在她的脸上。“S,没事吧?你还是多休息休息,我们也不打搅了。”晖儿关切地说道,对方则无奈地点了点头。离开S家,颤栗阴寒的感觉渐渐退却,大脑中漫无目的地搜索着各种正统教育下的常识条目,苍白无力地想寻找出某个解决的方法,但这一切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答案。“应蚺,木旺金虚,人首蛇身,面如妇人,乌睛利齿,喜食人脑髓,夜半辄呼人名,应之,附于人身,当下无恙,七日后,子时现形,开脑吸髓,虽深室密椟,不能藏也。”伴着脑中闪现的文字,我轻声地诵读出来。“亦凡,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晖儿在一旁莫名道,“你一直不出声我都不敢问你怎么了。”“S身上的怪物,是应蚺。”我答非所问道。“什么?应蚺……”晖儿望了望我凝重的表情,回过神来,“你是说你看见了……上回那条蛇一样的怪物?!”记忆里刚才那段文字是《闻风拾水录》中的一段记载,这段对应蚺的描述正好印证了在S家的所见所闻。虽然不知大脑中是怎么跳出这个记忆残片的,但却有了一种溺水者抓到了绳索的感觉,或许就此真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是的,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确实看到之前的那个怪物。”将车驶进车库停下,我正色地说道,“而且刚才那段文字应该就是对这个怪物的描述,仔细翻阅一下那本书稿,也许可以找出对付它的办法。”……“呵呵,那明天给你带来。拜拜~~”晖儿挂上电话,一脸恐惧地冲我点了点头。刚才的电话是我让晖儿打给S的,假说家里有人送来些调制好的风味猪脑,问她要不要尝鲜。“从来不吃动物内脏的S听到电话后是不是口水直流似的?”我问晖儿。“嗯,她非常的感兴趣,像是最好马上送去似的。”晖儿担忧的说道。“那东西最喜欢吃脑髓,S估计就是受它的影响,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我看了看手中的书稿,“‘七日后,子时现形。’这么算来的话,明晚子时就是它袭击S的时候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S吗……”晖儿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办法?办法不是没有,可怎么去做就很成问题了,我暗暗叹了一口气。自进门后便翻阅了整篇书稿,很快找到了刚才所说的关于应蚺的文字描述,与先前的记忆完全吻合,而至于它的天敌则是——金翅天龙。“金翅天龙,金盛火败,有翅能飞,长三寸三分,遇蛇虫飞于颅上,吸其脑髓而食,故克之。”我连拍几下额头,烦躁道,“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揣摩这段说明了,但还是找不出方法。古代把蜈蚣叫作天龙,这金翅天龙应该是种有翅膀的金色大蜈蚣,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根本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呢?”“亦凡,你别急,我们再想想。”晖儿劝道。“算了,我去找找林岳,中医学上蜈蚣的药理名称也叫‘天龙’,这小子学医都学成精了,也许他会知道点什么。”我无奈的做了个手势,这下可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林岳已经睡的迷迷糊糊了,在电话里简短说明了两句之後,我便驱车前往他的宿舍,原本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哐哐哐……”在门被砸倒之前,林岳一脸睡意的应门出来了。“你老兄是不是用飞的啊?这么快?!”看来这小子接了电话之後又睡过去了。“得,别站这里,进屋说!”我连推带搡地把林岳“塞进”他的房间。“王亦凡,你最近是不是撞上什么了?上回莫名其妙的犯病,差点死过去,害得我鞍前马后的帮你抽液针灸,忙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回又大半夜的跑来和我说要找什么‘金翅天龙’?我说你没事儿吧你?”林岳听我说明来意后,眉毛立即又变成了四条。“去你的乌鸦嘴,谁有工夫和你瞎掰呢?”我根本没心情陪他耍贫,“反正告诉你,靠这东西救命呢,要是知道就快说,不知道的话我立马闪人。”“唉,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居然误交你这么个损友,害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啊~~”林岳一脸苦相的打开笔记本电脑,从包里拿出一个移动硬盘接上,灰头土脸的检索起来。我点上一支烟,拉过凳子坐在一边,作监工状。“金翅天龙……这东西有点玄乎,几百年都没人问津的东西。”林岳一边嘀咕一边在键盘上敲打着,“靠,这里上百G的资料与之相关的还不到千分之一。”“废话真多,你小子查出来没有?”心急的时候我就跟个包工头似的,这一点公司的下属估计比林岳更能体会。“这不正在查嘛?着什么急啊你。啊……有了,金翅天龙!”“怎么说?!”我一脑袋差点撞进液晶屏,“有没有说怎么找它?!”“小心点,这可是新买的电脑!”林岳一付守财奴的嘴脸,在确定电脑没有任何损伤后半死不活的说道,“别看了,都是梵文,你看了也白搭。”“啊?!”眼前呈现的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天城文,面对这印欧语系的老祖宗,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了,“你小子还真能搜集,找一堆看不懂的资料做摆设啊?!”“我说的是你看了白搭,可没说我看了也白搭啊。”林岳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招牌式的坏笑。三、灵灭如果现在就把拳头砸在这张满是坏笑的脸上的话,估计今晚的唯一希望也要破灭了,所以只能强压怒火,用温柔的可以杀人的语气和林岳打起商量来。“梵文这么复杂你也能懂,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啊。”这话连自己听着都言不由衷,“那能不能快点翻译一下,看看有没有方法找到金翅天龙?”“我看看,嗯,这段文字是天竺的一位高僧笔录的,很清楚的介绍了金翅天龙的习性、药理作用……”“先别理你的老本行,看看有没有说捕捉的方法。”看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我不由着急地打断了林岳的话,S的生命还有不到二十三个小时了!“怕了你了,这上面的确有说捕捉和使用的方法,不过翻译起来有些拗口。”林岳拿出纸笔,“我帮你誊在纸上自己看吧。”也不知道是方法的描述原本就很简单还是林岳的梵文功底确实了得,十分钟后林岳就交出了功课:“取活鸡一只,开膛,不放血。取盒子一个,盒子的材料需不入五行,左右各打九个孔。把鸡放进盒内,黎明前埋在极阴之处。鸡鸣之后取出,即可捕捉到金翅天龙。”我暗暗咬牙,这小子翻译的还真绝,药方不像药方,菜谱不像菜谱。算了,反正可以看懂,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就先告辞了,改天请你吃饭!”我揣好纸条,便要离开。“哎,等我穿件衣服。”林岳打开柜子拿出件防寒大衣,顺手又翻出一副手套。“干嘛?你也要出去?”我一时没回过神,这小子难道要跟着一起去?“靠,你老兄要抓的可是蜈蚣啊,大半夜的又要收集材料又要找地方的,多少也得有个人帮帮手。”林岳瞪着眼跟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你总不见得带着老婆去干这变态活儿吧?!”“你小子,关键时侯还挺够朋友的嘛。”我锤了林岳一下,心里仿佛轻松了许多。“没办法,交友不慎啊,上了贼船咯。”林岳感叹地摇摇头,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鞋盒大小的黑盒子,“那段文字末尾有句标注我没写上:‘有缘者得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几率大,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和这传说有缘还是没缘。”“管什么有缘没缘的,试试看吧。”我看见林岳又拿出一把电烙铁插在了插座上,“咦?你拿烙铁干嘛?要走就别磨蹭啊!”“急糊涂了了吧你。”林岳拿着发烫的烙铁在黑盒子上比划着说道,“盒子的材料要不入五行,这进口皮带的礼品盒正好管用,不过得先打好洞。”听到这话才恍然大悟,这小子果然细心,这黑盒子是有机玻璃制成的礼品盒,正好符合不入五行的要求,而且用电烙铁在盒子上烫洞的话也是又快又稳,我不由得对林岳暗暗佩服。“行了,咱们下楼吧。”不一会林岳便完成了任务,用报纸包好了盒子,顺手打开房门,两人一路小跑下楼。“去哪儿?”坐进车子,林岳劈头问道。“顺道先去城北我家附近的菜市场,现在三点左右,那里的鸡贩子应该是开始杀鸡的时候了。”我一边盘算一边说道,“然后从城北到城外九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旁边有条河,应该可以找到所谓的极阴之地。”“嘿嘿,行啊你,这会儿条理倒是挺清晰的。”我苦笑了一下,林岳连夸人的话都显得那么损。我们从鸡贩子手里买下了一只个头不大的童子鸡,刚好可以放进那个原本不大的盒子里。三倍的价格使得鸡贩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话,麻利地将鸡活杀开膛,几乎没浪费什么血就丢进了盒子。飞速行驶下,很快到了目的地。车停在了小山北侧的一棵松树下,我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从后备箱拿出一把防陷铲,拉上林岳迅速地向山脚下的一处跑去。目标是山脚下的一处凹壁,前些年和晖儿在一次野炊时无意发现的。这是由于复杂的地壳运动造成的一处凹痕,仿佛两只人手一般的山壁形成了一个恰好容纳四五个成年人的空间。凹壁的上层有树木遮盖,周围被山岩隔离,阳光很难照射进来,可谓阴森之极。“前面还说你老兄条理清晰,怎么转眼就糊涂了?”刚要下铲挖土,却被林岳拉住了,“这个位置应该不是极阴位,我们去那边。”半信半疑地跟着走到凹壁的外侧,林岳看了看边上的河水,又拉起我的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走到两棵槐树之间,跺了跺脚说道:“就在这里挖。”山北,水南,槐树……该死,我立马在林岳所指的位置挖掘起来,心中一阵懊恼。“山之北为阴,水之南亦为阴,槐为阴木,三阴汇聚即为极阴之地。”《闻风拾水录》中的五行风水格局曾经提到过这类识别方法,可在忙乱间却没有回忆起这重要的片断,差点挑错地方。不过,林岳这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想到这里不禁望了望一旁正在收拾盒子的林岳。“别看我,我可不懂什么风水学说。”林岳笑嘻嘻地做了个怪样,“中医采药的时候必须熟悉药物的生长环境和地理位置,极阴之地的说法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看来当初没报考医科大学,损失的还不仅仅是一点点啊。我一阵无语,低头猛挖,不一会,一个足以容纳盒子的浅坑便挖好了。看了看时间,三点三十六分,马上就要到黎明了。我和林岳小心地将盒子放入坑里,盖上浮土。为了不惊动可能出现的金翅天龙,同时也为了御寒,两人躲进了停在附近的车上,焦急地等待着。在一阵极度的黑暗后,东方闪现出一丝曙光,我几乎是在听到鸡鸣的同时跳出了车子,冲向掩埋的地方,迅速地挖出了盒子。“我看看,我看看。”林岳一边轻声说着一边从我手中拿过了盒子,从两侧的孔洞中向盒内望去,但很快就失望的摇了摇头,“看来我是无缘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抓到。”一阵山风吹过,不由得心头一凉,但仅存的侥幸心理促使我不甘心地从林岳的手中拿过了盒子。就在并不抱什么希望的张望下,依稀自孔洞中看到几只浑身金色的多足昆虫在盒内缓缓爬行,那背部似乎还隐隐地贴着象蝉翼似的翅!一阵激动,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眼花后,便迅速地将盒子用报纸包好,起身走向汽车。“喂,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了,可能谁也不曾受过这样严格的隔离,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我熟悉你的声音,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医生,眼科医生;昨天我让你看过病,听得出是你的声音;对,您呢,您是谁;我得了结膜炎,估计还没有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结膜炎就无关紧要了;和你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不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孩子;昨天我为一个斜视的小男孩做过检查,是你吗,医生问;是我,先生,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医生又问道,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是我,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呢,请说一说您是谁,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对,对,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但医生不肯放过,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医生先生,不是,我不是他;您是怎样失明的;在街上;请说详细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的,但没有说出口,何必呢,问了也没有用,不论他如何回答,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反正谁也出不去。他抬起手,颤抖着伸向妻子,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那紧闭的嘴,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好像能看见却又看不见,着实吓人。也会轮到我的,她想,也许就在此刻,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也许醒来就失明了,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她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他们都坐在床上,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仿佛是来度周末。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相距很近,只隔着一张空床,并且面对面坐着,但彼此并不知道。医生说,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姑娘问;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这间离大门最近,医生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于是姑娘说,最好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毕竟您是位医生;一个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但是您有权威。医生的妻子笑了,她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我倒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眼下我们共六个人,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我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还有,就算他们服从,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规矩;这么说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出于好意,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理,那我们每个人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说,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现在就让他完蛋,他大声吼着,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效果,因为他气势汹汹用手指指着的是个无辜的床头柜。请冷静些,医生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是我心眼不那么好,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您是谁,医生问道,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错,您是把我送回家了,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偷了我的汽车;胡说,我什么也没有偷;偷了,先生,您偷了;就算有人偷了您的汽车,那也不是我,我好心帮您,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再说,您说我偷车有什么证据,我倒想看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医生的妻子说,汽车在外边,我们在这里面,你们还是和解为好,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第一个失明者说,先生们,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不能跟这个混账东西在一起住,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瞎了,活该,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他一只手抓起箱子,为了不绊倒,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步,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他问,不过,即使有人回答他也不会听见,因为有个人连胳膊带腿一齐扑到他身上,原来是偷车贼说到做到,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就在这个时候,斜眼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就拉着丈夫沿夹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她拉着丈夫的手,让他拽住其中一个,自己拽住看起来更易制服的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们分开了。你们俩太愚蠢了,医生训斥说,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那么继续打下去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完全靠自己,指望外面来救,休想,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他偷了我的汽车,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他挨的打比对手多;算啦,现在有没有都一样,医生的妻子说,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您也不能用它了;是这样,但汽车是我的呀,让那个贼偷走了,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医生先生倒挺精明,对,先生,说得对,偷车贼说。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太用力,似乎他已经明白,愤怒,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汽车也不能让眼睛盲而复明。但是,偷车贼威胁说,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那你就完全错了,不错,我偷了你的汽车,汽车是我偷的,可是你偷了我的眼睛,让我瞎了,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称得上是贼;算了,医生不满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谁也不要再抱怨,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偷车贼轻蔑地说;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妻子可以领您去,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我改变主意了,愿意留在这个宿舍。偷车贼讥讽道,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人待在什么地方,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住口,医生忍不住喊道;噢,你这个小医生,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你该知道,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你不能给我下命令;我不是给您下命令,而是告诉您,让那个人安生安生;那好吧,好吧,可是,你也小心点儿,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惹的,对朋友,我比谁都好,对仇人,很少有人比得上我。偷车贼做了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找到刚才坐的床,把箱子推到床下边,然后大声说,我要睡觉了,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人们,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你也上床去吧,在这边,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虽然心中使用的词汇各不相同,但都在想,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呀,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看那里有没有便盆,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当然,他们看不见,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掩盖,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不让女人们听见,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这时候说话了,他妈的,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呀;嘴里干净点,这里有个孩子,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可是,亲爱的姑娘,那你就找个地方吧,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医生的妻子说,也许我能找到厕所,记得好像闻到过气味;我跟你一起去,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医生说,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偷车贼心里想,但没有敢说出口,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使他那玩意儿稍稍勃起,这倒让他吃了一惊,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降低。还好,他想,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都丢光,在众多死伤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人们没有给他多少时间,因为医生说话了,我们排成一队,我妻子在前面,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第一个失明的人说,我可不跟那个人走在一起,他显然是指偷了他汽车的人。不是因为互相寻找就是因为互相躲避,他们挤在窄窄的过道里难以动弹,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队终于排好了,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的姑娘,她拉着斜眼小男孩,再后面是只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接着是医生,排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队伍前进得非常慢,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仿佛在寻找路上的什么坚固的支撑物,比如墙壁或门框。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偷车贼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摸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径直往前,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姑娘晃动身子,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这时候,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他大吃一惊,疼得发出一声号叫。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回头问道;是我绊了一下,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偷车贼手指上沾着鲜血,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想表明这次攻击后果有多么严重,我被扎伤了,这臭女人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你呢,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姑娘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微微一笑,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这里没有双氧水,没有碘酒,没有止血剂,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什么也没有。队伍已经散了,医生问,伤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腿上,你没看见吗,那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我绊了一下,我没有过错,姑娘又说了一遍,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混账东西摸我,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现在紧要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可哪里有水呀,偷车贼问;厨房里,厨房里有水,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其他人在这里等着,不会耽搁很长时间;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医生的妻子知道,应当先往右拐,再往左拐,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走到尽头就是厨房。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走错了,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叹了一声,啊,我想起来了,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不能再耽误时间,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水是温的,有股臭味,仿佛在水管里腐烂了,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偷车贼还是立刻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现在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医生的妻子问。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大概曾用来当抹布,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她装作摸索的样子说;可是,医生先生,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血不停地流,劳驾了,帮帮我吧,请原谅我没教养,刚才对你那样,偷车贼伤心地说;我们这不正在帮助你吗,正在想办法,医生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别的办法,把背心脱下来。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这样他就没有背心穿了,不过还是脱了下来。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把他的大腿紧紧包扎起来,并且用背心上边的吊带草草打了个结。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但她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佯装瞎子已经让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按照常理,本应由医生,虽然只是个眼科医生,来为他包扎伤口,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斜眼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小男孩脚下有一摊尿,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相互寻找,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她不想再排在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队伍终于又排好了,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偷车贼拖着伤腿,瘸得更厉害了。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伤口疼痛难忍,好像心脏搬了家,搬到了被鞋跟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小男孩的手,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因为这时候医生使劲吸了吸气说,这里有股尿味;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对呀,真的有股气味。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因为离厕所还很远,而又必须装作像盲人一样,不能挑明尿骚味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来到厕所,本来不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同意小男孩头一个进去,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儿挤进去了,里边是集体小便池,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大便池也一样。女人们留在门口,据说她们忍受能力比男人强,但一切都有限度,所以过了一会儿医生的妻子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倒是可以等;我也一样,医生的妻子说。一阵沉默之后,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和大家一样,突然间看不见了;在家里吗;不是,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刚出去不久;感到疼了吗;疼倒是没觉得,一睁开眼睛就瞎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我失明了;好运气;谁好运气;你丈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样,我也算有运气;是啊,有运气;您结婚了吗;没有,依我看从今往后再没有人结婚了;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盲人世界,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斜眼男孩是头一个从厕所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去。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袜子脱下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第一次没有摸到,第二次也没有摸到,第三次才抓住男孩那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不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他们当中一个人问,你们在哪里呢;这时医生的妻子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后来才有个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全都在这里吗,医生的妻子问道;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他大便呢,丈夫回答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七十五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五卷,第5页。?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金之俊最终被鳌拜等辅臣免职,因为他的儿子与侄子都被列入了1661年奏销案的名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79—85页。?除1646年制订推行的“大计”制外,顺治还于1653年规定对京城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察”。吕元驄:《翰林院》,第55—57页。?皇帝已于1652年10月6日罢去55名主管财物库的宦官;同年11月2日,工部的113名宦官也被免职。郑天挺:《探微集》,第9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7页。?同上。六个月后,宦官机构中又增加了第十四个衙门。郑天挺:《探微集》,第94、104—105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3页。1653年8月26日,御史图赖上章说,淫雨不止,京师大水,都与建立宦官衙门有关。他认为皇帝既然已有一群奴仆作为亲随,就不再需要宦官了。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道:“衙门虽设,全由管事满臣掌之,宦员无权。”郑天挺:《探微集》,第97页。但是,顺治坚信宦官可由正规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这却被证明是不对的。不到30年时间,康熙皇帝虽然与某些宦官交情不错,却称他们“无异于最下贱之虫蚁”。他不得不因他的仆从在卫兵进屋时还高卧不起,而对他们予以训诫,到了1724年,又不得不下诏禁止穷困潦倒的旗人净身入投宦官衙门。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第12—13页。?同上书,第3页。十三衙门在紫禁城的西面,位于西华门内的皇城中,今明清档案馆的新建筑就在此地。虽然当时它还不像在清朝盛时那样,有庞大的机构(1662年,即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有官402人;1722年,939人;1796年,1623人)但它在顺治朝,作为一个平衡宦官各衙门间关系的控制机构的作用,被估计过低了。普雷斯顿·M·托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尤其是第21—30页对清代宦官衙门做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1655年7月31日,皇帝令工部竖起一尊铁碑,碑上刻写着魏忠贤一类宦官与外廷官交结的手法,并传称日后犯者将严惩不贷。1656年4月14日,顺治还废罢了一个六个月前才置立的专掌玺印的特殊宦官机构。掌管玺印之责移交给了正式的文官。郑天挺:《探微集》,第97—98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3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8—99页。?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凯斯勒的数据与此不同。他声称在1651年,所有总督及22名巡抚中的17名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8页。?据凯斯勒所说,从1644至1722年,80%的督抚为旗人,其中多数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8—189页。?总督平均任期的长短,也因其是否为旗人而有所变化。有清一朝,汉军旗人任总督者平均以三年半为一任,而一般汉官则仅为两年八个月。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2—123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页。?同上书,第12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64页。?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88—89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73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21页。关于永历政权内讧问题,见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07—114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3—124页。洪承畴所统率的军队既有汉人,又有满人。这支军队后由洛讬与多尼统领。最重要的汉将之一是降清的张勇,他并不是旗人。张勇是南京政权灭亡时率部径赴九江向阿济格投降的,时年仅30岁,被授为游击将军,派往西北。在1648年镇压白帽回民起义时骁勇善战,颇著时誉,屡受褒奖。1658年,归洪承畴麾下。1661年平定云南后,担任此省的提督。两年后,开赴甘肃,戍守西北边境,抵御厄鲁特蒙古人。三藩之乱期间,他不顾足上有伤行走不便,为国守边尽忠。张勇的忠贞,实际上是清朝最终获胜的一个关键。后来噶尔丹驱动青海蒙古与西番土著回人东犯甘肃边境,被张勇击退了,清廷因此封他为侯。《贰臣传》第二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67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94—196、201—20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页。永历皇帝的逃亡路线,与后来的缅甸公路大致相合。1659年3月,永历皇帝及随从646人于八莫上船,沿伊洛瓦底河至缅甸都城阿瓦。余人陆行,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遭到了屠戮。永历皇帝自己于6月底抵达阿瓦。缅人得到了清廷文书,令其拘执永历皇帝,遂于王宫河对岸设营以置之。后猛白取代其兄自立为缅甸国王,便把永历随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掉了,已患气喘病的永历帝被留了一条活命,但处境极为凄惨,只有四个家庭成员、几个宦官、一个跛足文官以及百余幸免于难的妇幼陪伴着他。斯特鲁弗:《南明》,第125—128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8页。关于洪承畴的安民政策,见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196—198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6—20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60页。甚至那不愿宽恕“贰臣”,并暗示了洪承畴某些“过失”的乾隆皇帝,也称这位著名的满族人的合作者为“大贤”。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9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8页。李定国于1662年8月初,在云南与老挝的边境地区病逝。肖尔:《南明政权》,第210页。?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app在线免费观看视频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644年夏,陈子龙及其周围的人曾确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坚持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今者人情泄沓,不异升平,从无有哭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臣瞻拜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对江南百姓是否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地方自卫系统,心中颇有疑虑。以一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此种理论被后来的王夫之充分发挥)为依据,陈子龙认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当地百姓主要聚居在集镇,难以同近邻发展互相关系。此外,由于南方的农活十分繁重,百姓无暇习武,事实上也没有马匹、兵器或骑马操练的余力。他承认局势的发展会迫使江南缙绅组建乡兵,但又担心这些乡兵会像以往那样退化为治安组织。陈子龙的结论是:“故曰,欲为江南兴乡兵者,妄也。”但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使人们息息相通,有较强的村社传统。人们聚居在不同于血亲组织的村庄中,从而形成了很强的互助和村防习惯。此外,他们习惯骑马,极容易组织起自卫的乡兵。陈子龙希望,一旦弘光帝答应出师北伐,拥有乡兵的北方豪杰便会受到鼓舞,起而支持南京政权。这也是其他主张北伐者的希望。敢于直言的湖南籍官员,刘宗周的弟子章正宸也曾就此问题上疏弘光帝。他认为,一旦皇帝离京北征,很多“营寨相连”的豪杰便会群起响应,协助收复中原。可见,陈子龙等人对发动各类地方领袖支持和积极参预收复失地寄予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地方领袖正是在明朝末年、朝廷日趋衰落之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的。早在1643年就曾上疏崇祯帝建议在全国组建乡兵的举人何刚认为,唤起地方领袖可使南明政府充分利用早已遍布全国的乡兵组织。如今正渴望加入弘光政权的何刚,呼吁勤俭治国,以便使政府有财力酬劳地方豪杰,并为其部属提供军饷和赏金,以此赢得这些亡命之徒对北伐的支持。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谋者决策,廉明者理财,勇猛者御敌。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豪杰皆授命疆场,而盗魁亦鲜矣。如果皇上愿意承认这些地主豪杰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他们做恶的能力便会被引导转向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将被改造成义士而不再作盗魁。或许通过战场上的伤亡还可减少这些盗贼的数量。这样,南明政权就可利用混乱的局势使地方豪强为自己而不是为敌人所用。何刚关于动员乡兵的建议,集中反映了陈子龙及其他几社成员治国主张中的自利原则。史可法提出的将江北建成北伐前线的战略,也带有合理自利的特征。他认为,江北荒地应以军屯形式加以开发,屯田军民以百夫屯、千夫屯为单位,选豪杰为百夫长和千夫长,负责具体实施。为了保卫自己开垦的土地,这些屯民将组成抗击入侵者的坚固防线,并有助于收复失地。然而,这种将决心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缙绅当作南明政府的最可靠的同盟的主张,遭到刘宗周等更急于求成者的摒弃。这些人抱有更激进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皇上御驾亲征,百姓就会自发地响应。刘宗周还将皇帝亲征所蕴含的恢宏气度与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投机与自私作了区别。从策略上看,此时作这种区别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既损害了朝中有志收复失地者的事业,又几乎使刘宗周本人丧命。刘泽清被这位思想家的自以为是所激怒,遂上疏参劾刘宗周。他见皇上没有立刻作出反映,便再次上表警告说:若不正式革除刘宗周的左都御史之职,他便辞去南明政府的官职。当高杰和刘良佐起来响应后,马士英也对刘宗周提出弹劾,说这位思想家要求御驾亲征,是想危害皇上的性命。随后,勋臣镇将们又把攻击目标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他们指责姜曰广“谋逆社稷”。10月9日,姜曰广辞职还乡。次日,即10月10日,刘宗周也离开了南京政府,这一次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与刘宗周离职以及接踵而来的对阮大铖的任命同时,还有一系列辞职与参劾事件。陈子龙辞去了兵部之职,返回松江老家。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10条当斩之罪。对立的双方,又重新开始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倾向刘宗周的士大夫此时公开宣称自己是崇祯朝“正人君子”的继承者,并断言他们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与东林党或复社的关系密切,东林书院的创建人顾宪成之侄顾杲的被捕,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对立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党则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弘光帝的忠臣与追求私利的投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声称,忠于皇上的人正在保护弘光帝的利益,使其免遭狂热的东林党人的损害。因为弘光帝的父亲曾在政治上反对过东林党人,所以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正在伺机报复。追求私利的投机者则只是在口头上大讲忠君,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北京陷落后曾投降李自成。阮大铖上任不久便对一些曾反对他复出的人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

                      顺案

                      自6月下旬以来,顺案就一直在策划之中。6月22日,从北方逃来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顺又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试图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⑧○電孑書wWW.TXt8○.CοM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顺的人实行大赦。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李自成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顺。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顺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高杰和刘泽清都没有坚守北方的岗位,而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清政府。在“顺案”爆发期间,周钟极大地损害了复社在明朝忠臣心目中的形象。周钟是1643年科举榜眼,复社领袖。他曾担任过李自成的顾问,并答应帮助李自成征服江南。周钟和其从兄周镳都为阮大铖所仇视。阮大铖因他们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而怀恨在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周镳——他嫉妒并疏远周钟——公布了其从弟周钟在北方叛明降顺的内情。周镳的一个门徒透露了周钟所写的那道不光彩的“劝进表”的内容,其中还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周镳本人还私下印了两种记述北京陷落时状况的书(《国寿录》和《燕中纪事》)。其中详细描述了他那位从弟卑躬屈节的丑行,包括他对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的奴颜媚态。我们简直无法描述南直隶的士大夫在得知周钟变节行为时是多么震惊,他们“远近切齿”。周钟的密友嘉定籍哲学家黄淳耀听到此事后立刻病倒了:天哪!难道周钟竟能如此丧尽天良?他如何能做出此等事情?我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我希望我交友不慎的教训能使其他人在交友时引以为戒,周钟作为大臣的行为将会使未来的大臣们引以为训。人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曾在科举中荣登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上。在传统的观念中,获得最高级科举出身的人,理所当然应为其皇上献身。宋朝的伟大爱国者文天祥不就是状元吗?周钟失节不仅被看作是对明朝的背叛,而且还被许多士大夫视为对儒家信仰的背叛。因此,周钟的背叛,为那些嫉恨自视清高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的人提供了绝妙的例证,他们以此来揭露所谓“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虚伪。此外,由于周钟的两位伯父被指斥为宦官魏忠贤的党徒,周钟本人的变节行为便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提供了良机,使他们可以巧妙地将“逆案”与“顺案”联系在一起。1644年7月13日,马士英上疏要求处死周钟。他对弘光帝说: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驰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此后不久,周钟和周镳相继被捕入狱,并很快地被处决。随着“从贼官”被一一认定,对周钟的逮捕揭开了一场大清洗的序幕。1644年10月14日,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随着搜捕的进展,宦官控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令人畏惧的东厂打手又来到南京,重操旧业。正直的士大夫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激烈党争如今又全面爆发了。顾锡畴(高弘图辞职后他继任礼部尚书)等“爱国之士”又重新使用起17世纪30年代的政治术语,称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为“阉党”,借翻旧账以自卫。例如,这位曾亲身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大臣,坚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对温体仁的封谥。这个问题虽一度转移了朝廷对“顺案”的注意力,但似乎也证明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论断,即“正人君子”正在重新挑起危害甚大的党争。阮大铖甚至感到完全有必要针对“正人君子”集团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

                      政治迫害

                      阮大铖开始编制黑名单时,对其政敌的迫害也进入了新阶段。由于马士英和阮大铖对东林党抱有明显的偏见,因此,他们开始招纳过去与魏忠贤有牵连的人作为支持者。而这些人被鼓动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一旦正人君子们重新上台,他们自己会因过去与魏忠贤的交往而遭到贬斥。比如郭如阇、周昌晋,特别是杨维垣,在公众眼中都与从前的“逆党”有关,而如今都在马士英手下任职。这无疑将使冲突更加残酷。杨维垣在1624年吏部之争时便是阮大铖的密友,现在他又力劝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1645年初,一位自称大悲的疯和尚为阮大铖一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654年1月12日,南京西城兵马司得报说,西华门外有一个和尚自称是亲王。一名官员奉命前去调查,将此和尚逮捕,带入南京,由京师提督戎政忻诚伯赵之龙率手下官员审讯。在审讯者看来,这个和尚无疑是个疯子,他自称法号大悲。是定王,并说,1642年先帝为防不测而派他南下。审讯中,大悲和尚几次改变自己的封号,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最后,他向审讯者提到两位南京政府官员的姓名,其中之一是钱谦益。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悲不过是个发狂的和尚,他自称亲王的行径是可怜的,可以不加追究。但阮大铖和杨维垣却抓住大悲提到钱谦益(他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试图编造一起阴谋支持潞王谋反篡权的案件。于是,他们令一名亲信参加了审讯,夸大了大悲的口供。使之牵连到143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声望和地位的人。但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便上疏抨击了这一针对他的而又不堪一击的指控。这样一来,此事便公开化了。这就迫使阮大铖寻求马士英对此案的支持。马士英浏览了供词,意识到这项指控根本不能使公众信服。相反,只能使其同党显得滑稽可笑。他看出这个可怜的和尚不能用来作为发动清洗的借口。遂于3月27日下令将大悲处决,并拒绝支持对那143人的指控。尽管如此,阮大铖仍继续对复社成员进行报复,特别是对那些曾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人或公开反对他复出的人。《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凶凶的缧绁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有些人遭受打击,不得不更名换姓躲藏起来,其余的则全部逃出南京,或到左良玉军中避难,或到扬州作史可法的幕僚。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一位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经常与他一起饮酒)警告他说,阮大铖打算逮捕他。作为阮大铖发泄私愤之对象的其他官员,干脆在被革职之前就离开了朝廷。即使被授予官职,他们也断然拒绝。有才干的人中,有些拒绝任职,有些则因与马士英和阮大铖不和而得不到任用。例如:前广西巡抚方震孺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是行家,尤其擅长发动乡绅和乡兵。也许是因为曾受到史可法的举荐,也许是因为曾遭受过魏忠贤的迫害,并几乎被拷打致死,方震孺受到猜忌。尽管他愿意出力“勤王”,却遭到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排斥。因此,方震孺所具有的地方管理才干无法得到发挥。但如果说1645年1月以后,南京政权中所有的官员都是马士英或阮大铖的亲戚朋友,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一部分相当出色的官员留在朝中,在马士英弃职逃走后的最后日子里,就是他们主持朝政。其中三位主要大臣是赵之龙、王铎和钱谦益。赵之龙并不是马士英的亲信,由于他处事公正,得到朝中许多官员的敬重。这些官员担心朝政走向某一极端,因而希望有一位温和甚至妥协的大臣。王铎是著名的书法家(162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640年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后丁忧告假还乡。期满后,原定到北京任礼部尚书,因李自成攻陷京师而未成行。1644年6月,出任南京政权的礼部尚书,继而兼任大学士。王铎转任吏部尚书后,钱谦益接任礼部尚书。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故有必要指出,尽管马士英与阮大铖打击正人君子,但仍有不少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留在南京朝中。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有才干的中立者在朝中担任要职,其中包括杨鹗、丁启睿、高倬、朱大典和练国事。

                      南京政府的困境

                      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兵力
                      高杰4万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抽动起来,裂帛声中黑影被撕成无数的碎片飞散而去。细看间,那草叶的边缘遍布着细小的硬齿,像极了一根根柔韧的锯片。“我的鲁班锯草味道不错吧?”我跳下车子,正听到林岳得意的话语。“是什么东西?”顶着风沙,我翻动了下被狴犴扯碎的黑色东西。碎裂的黑色长袍下裹着残缺的肢体,像是被风干的人类尸身残块,一旁散落着一些木块碎片,似乎是这些东西身上掉落的。“吼~~”威猛的咆哮传来,身躯涨大如巨虎般的狴犴站在山谷的出口处,凶猛彪悍的气势似乎正面对着什么强敌。……山谷尽头,扩张喇叭形谷口向两边侧伸,形成了一个双月环抱的宽阔地域,周围隆起的山势恰好使之成为了一处绝佳的两兵交锋之地,这里应该就是古战场的正地所在。无数黑色长袍乌云般的布满了整个战场,在狂风卷动中发出猎猎的声响,弯刀的寒光有如乌云中的闪电不住闪现,扑面而来的戾气杀意几乎将我们扼杀在了当场。十六、墨者非攻“唐天宝十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擒胡王斩首阙下,群胡怨忿不已,遂领众番集结大食,共谋反唐。是年春,大食王遣精锐三百,乔装入关,欲结朝中乱党以谋内应,事败,被歼关中。”……狂风扯动的黑色长袍连成一片,黑压压地在面前铺开,完全无法分辨那究竟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一股难以名状的压迫感油然而生,手心中渐渐渗出了汗水。“这……是什么东西?!”林岳皱眉道,“好像很眼熟啊。”“这群家伙像是古代大食的打扮。”耿婆的声音自背后传来,晖儿和S不知何时也已站在了我们身后。大食是我国古代对中亚阿拉伯国家的称呼,源于古波斯的悠久民族,古代波斯帝国一度曾称霸欧亚非大陆,其精悍的军队和巧妙的战术至今常为军史界所称道。低沉的号角响起,浑厚悠长的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荡,那些雕像似的黑色身影整齐地移动起来。随着间隙的增大,一群头裹黑色布巾,身着黑色长袍,面遮黑布的身影落入了眼帘。我有些吃惊,方才对我造成极大压迫感的竟然只有百十余人,也许是密集排列后宽大的黑袍给人造成的视觉假象所带来的效果。但即便如此,那种压迫感却依旧没有消失。“双十阵列,老婆子还不算眼花,是大食黑魆兵。”耿婆一拍我和林岳,反手抽出小玉槌,“我们迎上去,要是被困在谷里,只怕就没命了。”大食黑魆兵属于轻步兵,古代大食的轻步兵单兵配备锋利的波斯弯刀和直木弓,行进迅速,冲锋前以排箭攻击敌方,近身时以弯刀斩杀,强而有效的战斗力在中亚一带称霸多年。不过,这些黑魆兵与普通轻步兵不同,隶属精锐禁军编制,以十人队为基础组合,攻防得体,全军配合战术类似于我国易理兵法中的某些精要理论,在唐朝时期曾大败突袭大食的盛唐军队,其战斗实力可见一斑。他们的阵势完全是将我们当作了捕杀目标,可这些数百年前的古董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脑中思索但脚下不停,众人随着耿婆快步冲出谷口,狴犴一马当先地冲在头前,威猛的气势直逼黑魆兵的阵脚。号角声连响三下,黑魆兵的阵形突地散了开来,整齐地分作了十队,一阵黑袍抖动间五队黑魆兵快速将我们围住,另外五队则附在外围,两道五边形的包围圈中传来弓弦的响动。“小心排箭!”耿婆高喝一声,玉槌在地下划出四道半弧。飞蝗般的箭矢随声而来,我和林岳还未动手,只见耿婆玉槌一摆,横空带出一片水滴,地下的半弧随即涌出白色寒雾,空中凝结起无数细小冰粒。咯啦声响不断,箭矢撞在冰粒间竟无法穿透,扭曲地卡在了半空,一时间周围完全被箭矢所包围,我们像是待在了一个白色的仙人柱中。号角再起,第一道五边形包围圈立刻变动,每边队伍以中间兵卒推进,左右两侧雁行排开,迅速形成一个五星阵形,雪亮的弯刀齐声出鞘,迎着狂风发出嗡嗡地响声。五队黑魆兵并没有直接攻击,手中弯刀互相磕碰,外围阵形也相继改变,如法炮制地磕碰着弯刀。起初只是发出清越的金属脆响,随着磕碰速度的加剧,响声骤然大起,隐隐挟着风雷之势。“轰!”上百名黑魆兵突地同时将弯刀斩向地面,暴雷声卷动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直奔冰粒壁垒而来。狴犴大吼一声,长尾猛地一旋,在周围带起一阵疾风,林岳双手猛按,十二棵苍柏瞬间围立。空气凝结了数秒,轻轻爆开,微风拂面的感觉几乎令人产生错觉。圈外的狂风依旧大作着,圈内却已和风习习,强烈的反差中耿婆布下的冰粒壁垒悉数落下,化作水滴渗入了黄土。十二棵苍柏数段断开,轰然倒地,切口平滑整齐,却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砍斫痕迹。“金风雷杀!”耿婆眉毛一挑,“老婆子轻敌了,没想到是墨家的人到了。”“墨家?墨者非攻,兼爱天下的墨子?”我惊疑道。“墨者机巧,专于五行,奇门异阵,遁甲成兵。”耿婆笑了笑,“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回可是一场硬仗!”黑魆兵一击得手外围阵形立即退开,内围五星阵形围着我们迅速跑动起来,整齐的步伐使得队形毫不改变。跑动中左手握刀,尖刃冲外,右手扳住刀身蓄势用力。阵形一顿,破空声骤起,反弹的弯刀上奇异地飞出弯月形飞刃,袭向众人。我集中心念横空拦截飞刃,凶猛而来的攻击在叮当互碰之下全数瓦解。旋身一挥,飞刃自地下再起,从各个角度反攻了回去。那些黑魆兵并不慌张,队形倏然一变,内圈蹲下,抬刀上磕,外圈赶上落刀砍斫,任由我攻击的角度多么刁钻,在黑魆兵整齐有序的攻守下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的阵法挺厉害嘛。”林岳嘻嘻一笑,“那试试我的招数。”说着两手在地上一抹,一圈绿色波动开去,黑魆兵的脚下出现了无数湿滑的苔藓。歪扭几下,黑魆兵摔倒一片,我立刻挥起一批圆锯飞斫过去。“还是损招管用吧?”林岳得意道,但很快笑容便凝结在了脸上。倒地的黑魆兵席地而坐,弯刀竖在了胸前,其余黑魆兵则站在了他们的肩上,上下挥刀将圆锯挡开。挡过攻势,坐在地下的黑魆兵翻身躺倒,任由同伴站在自己身上,一片刀光急速飞舞,地下的湿滑苔藓顷刻削平。“阵法变化的奥妙就是配合,你俩奈何不了他们。”耿婆沉声道,“也好,就让墨家的人见识一下奇正六爻。”狴犴列在阵前,我和林岳各居左右,晖儿和S反顾后部两腰,耿婆立在正中。所谓奇正六爻即是以奇门遁甲的三奇循环配合六仪六甲,听来似乎有些晦涩,但在耿婆的诠释指挥下却并不复杂。随着狴犴的一声狂啸,地下蓬然扬起一圈厚重的灰土,瞬时间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黑魆兵阵形一顿,肃立静观,按兵不动以防我们有诈。借着灰土的掩护,晖儿与S转到了狴犴两侧,我和林岳则换到她俩原有的位置上,耿婆脚下轻划,双手捻诀,再度与晖儿她们配合施展“六仪遁甲”。S丹凤眼圆睁,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两手顺时针划动,在身前形成一道黑色气圈,随即左掌平端,右手握拳,拳掌击打中高喝一声:“灭!”雷声隐隐,气圈中闪出数个颤动的球形闪电,直扑黑魆兵阵形。晖儿双手柔若无骨地在胸前摆动起优美的曲线,双掌翻动中,掌根对抵,十指虚拢如莲花,快速旋动中清叱一声:“化!”四周的狂风陡然一停,继而分作两道互错的风带,呼啸不已地压向黑魆兵。风雷声中,黑魆兵的阵形终于土崩瓦解,狂雷炸得残肢四处飞散,烈风中撕裂的黑影漫天飘舞。然而这一战并未将黑魆兵尽数消灭,听风在脑中形成的景象告诉我,在狂雷烈风袭击的瞬间,黑魆兵的阵形突然化整为零,十来个黑魆兵挺身迎上球形闪电,将其引爆,而剩余的黑魆兵则翻起身上的黑袍互抱成团,围做一个巨大的黑色壁垒,烈风只撕裂了那些黑袍和外围的黑魆兵。灰土散去时,一群怪异的东西出现在面前,那样子有些像干尸,但身上的肌肉却似弹性依旧,如果不是拿着弯刀,我很难将它们与之前的黑魆兵联想到一起。更为诡异的是,在这群干尸的背后都嵌着一个木质的圆形东西,既不像盾牌也不像护甲,八根竹制的细条紧紧扣在了肌肉上。狴犴摆动长尾,吸气张口间一股狂风直奔黑魆兵而去。“风雷已去,五行顿生!”耿婆一声低喝,手中玉槌凌空劈下,这一槌敲在坚硬的黄土地上竟完全没入,数目惊人的细小水珠陡然出现,如枪弹般直射黑魆兵。借助狴犴的狂风,疾速飞射的水珠自四面八方包围攻击,避无可避的黑魆兵被打得满身是孔,朽木似的身体不住断开翻倒。林岳乐不可支地打了两个喷嚏,黑魆兵阵中长出了几棵枝干光滑的大树,那些树木长出后不断地开裂,流出大量气味刺鼻的液体,似乎是某种易燃物质。我微微一笑,十来个长满尖刺的圆球凭空而出,只要它们在黑魆兵阵中碰撞开来,一场熊熊大火便可彻底地结束战斗。“呼……”圆球疯狂地砸出,锐利的尖刺带起一阵撕裂空气的声音,在它们的面前没有人会泰然自若。这一点,连林岳也不例外。“我靠!老凡你丫吃错药啦?!”圆球落在了林岳的脚下,两棵坚实的大树遍体鳞伤地倒在了一边。脑中混乱不已,就在挥出圆球的那一刹那,背部肌肉隐隐有些刺痛,随即拉紧,一股酸麻热胀的感觉自背后传来,整个四肢百骸无比舒畅,似乎体内蕴含了无穷的力量,想要爆发开来。但我的动作却着魔似的改变了,变得让我难以想象……“你的背上……”晖儿惊声提醒,却被我挥手带起的一片刀刃阻断,林岳返身击出一根圆木,立即被无以计数的刀刃钉满。“木甲机关!”耿婆脸上闪过一丝惊异的表情,反手拉开S,四人与我直直面对。这是怎么回事?慌乱急躁的情绪立刻堵满大脑,我想开口问话,但嘴里发出的却是野兽般的低吼。背后咯地一声轻响,我猛一弯腰,双掌狠狠拍在地上,抖动间地面突起无数尖锐的金属利刺,似乎想将眼前众人活活钉穿。林岳反应灵敏地荡出四根藤蔓,脚下木桩托起四人,在藤蔓的帮助下躲过一劫。我心中一松,两手却直直插入了泥土中,双臂奋然发力,遍布尖刺的黄土竟像地毯般地被我掀动起来,疯狂挥动下卷向空中悬吊的众人。“横空惊雷破万山!”耿婆大喝一声,翻手掷下两个黑色石球,手中玉槌直射而出,撞在石球上蓬然爆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伴随着无数电蛇闪动,黄土粉碎落下,金属尖刺亦被熔为废铁。咯,背后一紧,刺痛中左侧一根经脉猛地一热。我双手抱拳,狂吼着砸向地面,一片大浪般的泥土平地扑起,毫不留情地将空中的众人牢牢裹住,化作一个巨大的泥球凶狠地拍向地面。泥球表面疯长起无数的藤蔓,迅速包裹着外围,撞击到地面时,泥球已然变成了藤球,起伏弹动了几下后倏然裂开,晖儿等人所幸安然无恙。视野中泛起了微微的粉色,我的双眼此刻已布满血丝,圆睁之下眼角几乎迸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着我的身体,难道是想要我手刃妻子和好友吗?!“老凡,对不住了……”林岳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忍,双脚急急连跺数下,泥土内隐隐传来一阵涌动声。“不要用你的缘木能力攻他!”耿婆冲林岳喝了一声,后者半信半疑地停了下来,这一喝一停的数秒内,几乎酿成了弥天大祸。咯,咯,咯,连续三声轻响,莫名的力量充满全身,我直直站立不动,一片银白自脚下无限延伸,阳光从逐渐退去的乌云中落下,整个古战场发出一阵雪亮的光芒。是金属,整个地面被金属完全覆盖了!这……这是我的能力吗?!金克木,也许是那东西改变了我身上能力的自然反应,在林岳的缘木能力诱发下,驭金能力疯狂甦醒,厚重的金属抑制了任何可能长出植物的土壤,林岳此刻如果可以自保,那便是我的福音了。“好小子,能力底蕴这么足……”耿婆惊叹一声,脚下快速走动,轻盈的步伐竟在坚硬的金属表面落下了不浅的脚印,那格局图案赫然是奇门水泽卦局。随着耿婆踏下最后一个脚印,金属表面开始波动扭曲了起来,耿婆略带气喘地翻手划破掌心,满是鲜血的手掌击在了卦局正中。波,波,几声连响,金属被数道水柱击穿,喷出的水柱顷刻在我身周形成了一层厚重的雾气,那雾气似乎带着黏稠,渐渐困住了我四肢和身体的行动。“快杀了我!”我心中默念道,如果任由我这样疯狂下去,只怕所有人都会死在我的手下,现在的能力发展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透过水雾间,我看到晖儿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她没有作声,眼神中充满了悲哀和不舍,我……我该这样死去吗?一连串的咯咯声爆豆般地响了起来,身体中的力量膨胀到了极限,周围的水雾仿佛受到了什么压力,渐渐退让开去,耿婆一声低咳,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嘴角竟已溢出血来。哗啦……地面的金属碎裂成无数的细小碎片,极为壮观地漂浮在整个古战场中,所有人都沉没在了这片金属的海洋中,只要碎片在我的意念下稍稍加速,面前的人们便不会在世间留下任何成形的东西。不知是心中的悲愤还是背后那东西的作用,我仰头狂啸起来,原始野性的呼啸下金属海洋波动起一阵涟漪。晖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要我亲手杀死你和朋友们?!为什么!!!背部猛然一震,咯啦声连连爆响,金属碎片终于动了起来。我完全绝望,无助地闭上了眼睛,这也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若是无法面对却又无力挽回时,人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避,哪怕只是自欺欺人……大脑旋晕着,浑身已没有任何的力气,伴随着金属碎片的脆响声,我倒在了地上,朦胧中眼前闪过那些亲切的面容,晖儿、林岳、S、耿婆…………山谷边的小路上,一个黑瘦男子悄然潜行着,走出不远,回头望了望,口中低叹了一声,似乎遗憾不已。“很不甘心是吧?”淡淡的语声飘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能做得干净漂亮。”那黑瘦男子一凛,身子僵直不动了,他的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满面微笑的人,那笑容亲切得像是三月的春风。春风很快便熔化了黑瘦男子,地上留下了一滩淡淡的痕迹,狂风带过的沙土迅速覆盖了上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风继续呼啸着,那人却毫不费力地迎风而去,悠然舒缓的脚步完全是一派赏景野游的意境,甚至连一个衣角都不曾被吹起。“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人能成长到什么地步。”那人俯瞰着古战场,幽幽叹道,“不过,这个答案只怕连风爷也不知道。”古战场中大片残缺的尸体铺陈在地上,四周遍布着无数的金属碎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令人不禁眼花缭乱。如果适应了那眩目的光芒,你应该可以依稀看到隐隐晃动着的人影。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也许只是一个,其余的只是你眼中的光斑在作祟……十七、湘西赶尸小时候常常会梦到这样的情景,自己在柔如白棉的云端间奔跑玩耍,累了便躺在云絮中,仰面看着清澈的蓝天,心情舒畅不已。我记得那云絮特别柔软,贴在肌肤上的感觉有如丝缎,轻飘飘地悬在空中那感觉美妙之极。不,这不是儿时的梦境,刚才我还疯狂地攻击着我的晖儿和朋友们,脑中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漫天的金属碎片闪着寒光,涌动着绞向他们……身子猛地一颤,双眼生涩地睁开,并不刺眼的光芒却令得我眩目不已,几经努力后方才适应。眼前出现一张奇异的面孔,扁圆的脸上布满了黄色的绒毛,睁大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极为严肃。这是什么生物,难道是死亡后见到的东西吗?我死了?还是……那张面孔晃动了一下,发出呜呜的低叫,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总算醒了。”一个显得有些年长的声音传入耳中。“亦凡,你感觉怎么样?”这是晖儿的声音,她不是……眼前的面孔倏地消失了,耿婆和晖儿探过脸来,活生生的表情和面容完全打消了我的疑惑,可是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得了,全搞定了,让大猫下来吧。”林岳探过头来,S伸手从我身上抱走了那张毛茸茸的面孔,混乱的脑中这才反应过来,那严肃的表情是狴犴常有的面容啊。“老凡,你丫够狠,等你恢复了我一定好好揍你一顿。”林岳满脸坏笑道,“差点把我们都给灭了

                      停当,立刻叫来四个小伙,“其他人点上明松枝,跟饿进去!”众人应声各自准备了起来,但却没人敢打头阵,杨葛根只是偷偷看着耿婆,脚下没有移动半步。“两个丫头跟着我走。”耿婆笑了笑,“林岳、王亦凡,你俩带着村民进去。”说罢随手拎起一个大酒坛,阔步走向洞内。那个大酒坛少说有三十来斤,耿婆却用一只手轻飘飘地就拎了起来,单手托着显得毫不费力。旁边的村民看得傻了眼,反应过来后便前仆后拥地跟了上来。踏进洞内没几步,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不少村民被呛得满脸的眼泪鼻涕。耿婆手臂一沉,双手托住酒坛两侧,手腕一较劲,酒坛旋转着呼地飞了出去,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与此同时,耿婆反手抓过一个村民手中燃着了的明松枝,抬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射而去,蓬然声响,凭空燎起一片火光,一股夹杂着酒气的清新气味顿时充满了洞内。耿婆干净漂亮的几下手法震慑了在场的村民,洞内的改观更是让他们信心倍增,明松火把晃动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当下大步向洞穴深处走去。洞壁和地下四处散落着不少残缺的骸骨,从骨骼的腐化干枯程度来看已经经历了不少时间,这些应该就是杨葛根所说的被侵华日军杀害抛尸的受害者遗体。不过,随着深入洞穴,骸骨间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肢体碎块,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粘在洞壁上。几个村民赶了进来,手中大大小小地拿来几个酒坛,耿婆笑着接过,如法炮制了一番,内洞的恶臭也消减了不少。这时我才发现,在挥出酒坛的瞬间,耿婆似乎在酒坛中抛入了什么东西。“前面拐弯就是大批的活尸了。”我止住众人道,“大伙在这里停一下,分派好人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被安排在了前面,我和林岳左右压阵,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后督战,其余人等打着数十个火把跟在后面,明松枝条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整个洞穴被火光照得四处通亮。拐过内洞的弯曲处,一片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自弯曲处到洞底大约有二十来米的长度,这里的洞宽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并排行走,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具不同腐化程度的活尸,地上满是四处横流的尸水,如果不是耿婆事先用烈酒处理过,只怕众人早就被尸臭活活熏死了。那些活尸早已查觉了洞内有生人进入,一个个摇摆着在那里蠢蠢欲动着,可却没有像那晚一般扑噬上来,看来应该是耿婆方才在烈酒中动了手脚,这才抑制住了活尸。看见活尸不敢上前,杨葛根心中顿时有了底,一声号令,四个小伙一字排开,手中的喷雾器对着活尸喷洒开来。活尸沾上这些烈酒后,身子变得迟钝了起来,有不少腐化厉害的干脆就倒在了地上。不多久,除去那些新鲜下葬的活尸外,大多数活尸全都僵在了那里,成了正宗的死尸。随着四个喷雾器中的烈酒耗尽,村民们的热情不住高涨,几个小伙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耿婆让人把剩下的几坛烈酒搬到跟前,全部打开泥封,让杨葛根指挥村民撤出山洞。“你留下点把火。”耿婆冲林岳道,“记得把这些尸体烧干净点。”“喷了那么多烈酒,地上还有老大几坛。”林岳苦着脸道,“点起来一准炸飞我,您老这不是要我命吗。”“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向耿婆道,“用金属撞击引出火花,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会用驭金太过招摇了。”耿婆摆摆手,冲林岳又道,“你小子命硬,阎王老子不会收你的,废话少说,我们走了你就动手。”林岳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到酒坛前蹲了下来,托着下巴似乎在考虑怎么下手。耿婆不再多话,带着我们快步向洞外走去,S悄悄地回头望了下林岳,眼神中满是担心。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洞里闪过一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闷响,灼人的热浪呼地自洞口喷出,带起一团弥漫的烟尘。杨葛根早就带着村民躲到了山坡的旁侧,耿婆和我们也站在了距离洞口十米开外的地方,在热浪冲出的那一瞬间,S的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烟尘散去,村民们慢慢围拢了过来,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些焦臭的味道,洞内一片死寂,林岳的身影并没有从中出现。“林岳~~”S站在洞口大声叫道,洞内不断回响着她的喊声,但没有任何的回答。“林岳……他会不会有事……”S有些无助地向耿婆问道,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哭腔。耿婆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洞内,笑了起来,刚要开口回答,却听“呼”地一声,S身旁的狴犴向山坡下的一处蹿了过去。“咳……咳……这死猫……”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影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狴犴正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前爪不住拍打着他的脑袋。“切,我还以为你炸死在里面了呢。”S红着眼眶笑骂道。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正是林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得,竟然会出现在山坡下面。“得,得,甭晦气了,咱还没娶媳妇呢。”林岳用力啐去口里的泥土,满脸无奈道,“哪位行行好,帮忙快把这只抽风的死猫给弄走啊。”狴犴敏捷地跃到他另一个肩头,不依不饶地继续用双爪拍打着他的脑袋,但看它那严肃而专注的样子却又不像在和林岳玩闹,难道林岳的头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快步来到林岳身边,扳住他连连躲闪的脑袋,发现他的头发间散落了许多昆虫的残缺肢体,狴犴拍打林岳的脑袋正是为了除去这些东西。“你别乱动。”我拿出一块手帕,暗地聚出一把金属细梳,从林岳的发间梳下了这些东西。狴犴继续拍打了一会,见他头上完全干净之后,张嘴满意地打了个哈欠,跃下了林岳的肩头。“靠,这都怎么了?”林岳拍着身上的灰尘道,“哦,对了,这洞下头直通山下,好像是有人故意挖出来的。”“你就从那里钻下来的?”S瞪大眼睛道。“嘿嘿,我弄了钻地藤,躲在藤荚里,丢了个烧着的火把过去。”林岳坏笑道,“然后就钻了下来,可没想到下面是空的,结果藤荚碰在了断层上把我给颠了出来。”“我说你怎么会从下面出来呢。”S瞟了林岳一眼,“对了,那条通道里有啥东西吗?”“空的,没啥东西,不过啊……”林岳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起来。晖儿帮着我将手帕上的虫尸拼凑了起来,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虫,有绿豆大小,但奇怪的是,它却没有长脚,背部那黑色甲壳上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花纹,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件长袍。“鬼衣蜮?!”耿婆看着虫尸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叩穴道’里混进了这些虫子。”鬼衣蜮,这东西的外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昆虫,但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生物。这些鬼衣蜮生长在阴暗晦湿的地下水源中,以地下水中的生物为食,每只成形的鬼衣蜮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外壳下是由三到四只“蜮节”组成的,这些“蜮节”连作一体,看来就像一只完整的虫子一般。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来看鬼衣蜮应该只是一种地下昆虫,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恐怖之处。不过,如果动物或人类在饮用汲取地下水时,鬼衣蜮便立刻分解成细小的“蜮节”,通过皮肤及消化系统伺机潜入体内,在内脏和肌体间生存繁殖,由于鬼衣蜮的每个“蜮节”都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所以它们会很快地侵入宿主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通过吸食宿主体内的血液营养而生存。当然,鬼衣蜮绝不是吃光算数的品种,它们合理有力地利用了宿主的身体。通过特殊的分泌物,鬼衣蜮可以控制和刺激宿主的神经系统,驱使宿主行动取食。不过,寄生之后的鬼衣蜮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为了保证自己迅速获得营养,它们会要求宿主直接取食各种血液,动物、人类一概不拘。林岳从“叩穴道”带出的虫尸只是鬼衣蜮的外壳残片,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蜮节”已潜入了人或动物的体内。我们四人听完耿婆的介绍后,都不禁有些茫然,活尸暂时是得到了控制,可却又凭空冒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为了不至引起村民的慌乱,我叫过杨葛根耳语了一通,他点着头回身散去了围观的村民,并安排人手清理山洞中的残局。……村内,姚建国的家中。“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山洞下面原本有条地下暗河。”我思索道,“布下转气叩穴法的那人设法排空了暗河,而这条暗河里却正好生长着这些鬼衣蜮。”“排空地下暗河需要不少人力,就算设计合理也绝对不可能一人完成。”S在电脑上构建了一幅山洞和孔道的三维立体图,“从林岳的描述来看,这个地下河并不小。”“就是,这些人就算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山洞,但离开的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吗?”林岳附和道,“再说了,他们肯定还带着不少的工具啥的,目标肯定不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出来……”晖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寒意,“排空地下河的过程中,他们会与鬼衣蜮有接触,被寄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在排空地下河的时候鬼衣蜮潜入了那些尸体身上。”S思索道。“呵呵,一个丫头对了,一个丫头错了。”耿婆踏进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大布袋子,“被鬼衣蜮寄生的是人,不是尸。”布袋里是一只颈部被撕开的小羊,从伤口来看是被什么东西大力撕扯的结果,但却没有溅出多少血迹,新鲜的尸身内竟然没有残留下一点血液。“鬼衣蜮从不寄生在尸体上,它们喜欢的是活的东西。”耿婆喝了口茶道,“而且,被它们寄生的人有一个特征。”“特征?是不是长着獠牙,皮肤雪白,头发黝黑,眼睛中像闪动着鬼火,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妩媚迷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喜欢养蝙蝠的?”林岳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他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起先都是一愣,细想之下不由哄堂大笑起来。“臭小子,你这张贫嘴不改改,小心讨不着媳妇!”耿婆笑骂道,“那是外国的吸血鬼,欺负老婆子年纪大了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晖儿好奇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被鬼衣蜮寄生的人内脏会退化缩小,不过那颗心却强壮有力。”耿婆轻轻地叩着桌子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听到一阵心跳声,你想都想不到的心跳声。”十二、地河血影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或安枕屋内,耳边突然传来十分清晰的心跳声,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随着心跳声的接近,你的心脏开始以同样的频率共振。惊慌、恐惧、绝望一时间涌上心头,直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这一切便成了尽头。这不是哪部恐怖小说情节,更不是什么恶梦片断,这村子里的失踪者,只怕有大半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耿婆详细地说明了鬼衣蜮及其宿主的特点后,忽然给我带来了一个提示。杨葛根曾说过,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集体失踪,之前养尸茔地事件让我误以为是活尸作祟,但就此看来只怕作案者是另有其“人”。活尸袭击落单行人的确常见,从养尸茔地的格局范围来看,活尸的行动范围仅在养尸茔地的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很难涉足更远处。否则,阴洞内那上百具活尸倾巢出动的话,村里人早就死伤殆尽了。于是,我们仔细勘察了村外出事的那几户人家,现场遗留的痕迹更是证明了我的担心。“活尸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行动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些痕迹。”林岳蹲在地上皱眉道,“咱们查了大半天,既没看到肌体残留物,也没发现尸水的痕迹。”“严肃起来还真像回事儿啊。”S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物件,一边打趣林岳。林岳没有理会她,眉毛一扬,伸手在墙角的一处弄下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会,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凡,瞧瞧这是啥。”林岳坏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道,“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那是一块乌黑的泥灰,整间屋子都是用这种泥灰砌起来的。只不过,这块泥灰的色泽偏黑,捏在手里微微偏软,并有些黏手,仔细看去似乎还夹杂着两根不易察觉的细条状物体。“动脉管?!”我眼睛一亮,“泥灰里渗入了人血。”“确切的说是人的颈部血管,用力撕扯的时候弄出来的。”林岳正色道,“这些东西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动作很灵敏,整个屋子里也只有这一处血迹。”“它们还是进化论的违背者。”刚进门的晖儿望着门框说道,“适应环境和基因突变的结合。”门框上嵌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灰白色,近似三角形,似乎是角质物质,坚硬而富有韧性。拔出后发现,前端呈锐利的尖钩状,放在鼻间可以闻出隐约的血腥味。“媲美猛兽利爪的指甲。”我点点头,“这帮血鬾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血鬾一词,来源于耿婆的叙述,古人在得知鬼衣蜮的存在后不但为它们作了命名,同时也给它们的宿主起了个诡异的名字“血鬾”。既然了解了血鬾的习性,也确定了它们曾经活动的范围,接下来……“杨葛根他们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向晖儿问道。“照你安排的,发动了全村的人,正在葬地那边忙着呢。”晖儿笑了笑。……远远地就能看到浓厚的黑烟从葬地处如柱般升起,一股油脂焚烧时所特有的恶臭顺风飘散,大批的飞鸟惊恐地飞向远处,田埂草丛中不住蹿出一些仓惶逃窜的小动物。“所以说啊,这人就是比动物牛。”林岳让过几只慌不择路的黄鼬,悠然道,“黄鼠狼连自己那么臭的屁都不在乎,可一闻到人的臭味就跟见了鬼似的。”“行了,你就省着点感慨吧。”我笑道,“不戴着这些特制口罩,你小子绝对比它们跑得快。”葬地前停着几台拖拉机,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罐,靠南边挖了个大坑,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黑烟和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几名壮实的汉子戴着大口罩,农用的塑胶手套一直套到了肘弯,他们正用成卷的粗草纸将尸体黏附的腐肉一块一块擦去,清理干净的骨骼被直接塞进粗瓷罐翁中,四个背着喷雾器的汉子则不住地喷洒着混有烈酒的气雾,驱除着空气中的恶臭。旁边放着十来具尚未处理的尸体,身后整块葬地已被掘得土层翻起,一台耕种犁地用的大型拖拉机正拖着一个滚犁架,锲而不舍地反复翻挖着地面。“咳……咳……几位来咧。”一个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从声音分辨出他是杨葛根。“这片地里的尸体全翻出来了,按耿老的吩咐,只留骨头,其余的都烧咧。”杨葛根把我们引到一边,“村里人都支持,么啥闹事地,这出力地出力,出机器地出机器,倒是很配合。”我听着笑了笑,那天耿婆提出要翻挖葬地,清理一切尸体时,大批村民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连声反对,说是惊扰先祖,对过世的人大大不敬。耿婆没有言语,一旁的杨葛根立刻识趣地站出来制止了村民的骚动,这位村长不亏是当地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村民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奏想看着自己地娃被老祖宗拖进坟头?”人类求生的本能是不可抗拒的,眼前那些正在不住忙碌的村民并不是在亵渎自己的先祖,他们只是在消除自己生存发展中的潜在威胁。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或信仰,都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阴洞中的活尸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洞底的旁侧露出一个不大的裂口,那是林岳用钻地藤逃生时留下的痕迹,这里也是曾为地下河的“叩穴道”入口。“我们就这么下去没事吧?”S小心地问道,“耿婆走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小心吗?”“嗐,你怕啥,不是还有我在吗?”林岳咧着嘴,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道,“甭管下面有啥,一律摆平它!”昨天夜里,耿婆悄然离开了村子,去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临走时,交待我务必要将血鬾全数消灭,照她的提示资料,我们决定去那个阴洞下的“叩穴道”探个究竟。叩穴道内并不狭窄,在电筒和火把的照耀下,一条幽深的地下通道蜿蜒钻入山下。从罗盘和S绘制的简图可以看出,它的走向是直通那块葬地的。通道内隐隐还有些湿漉,上半部较为干燥,石壁上残留着大量的藓类植物,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一般会有些生长在阴湿地域的昆虫,但一路行来却完全看不到。下半部应该就是原有的地下河床,一些沉积的泥砂在脚下深浅不一地阻碍着我们的行进,好在并不很深,加上事先问村民借来的长筒雨靴,却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走出不多远,通道的一侧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支道,林岳咧嘴一笑,指了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app在线免费观看视频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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