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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人妻裙子猛烈进入HD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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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人妻裙子猛烈进入HD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

                      们后面会怎样?”“李守信那里目标明显,虽然动作起来比较便利,但很费时。”韩笑接过茶杯,“井字楼改动起来不太容易,要破解只怕失败居多,不过他们肯定会去尝试。”“想法不错,也很有逻辑,可你却低估了这些人。”莫曹嗅了嗅杯中的茶水,“我对他们倒是信心十足,风爷也是。”“师父,我觉得完全不必这么大费周章。”韩笑品了口茶,疑惑道,“和他们直接摊牌,以咱们的实力……”“所以你是徒弟,我是师父。”莫曹眉毛一挑,眼中的目光犀利起来,“你最近变得好奇了很多。”韩笑脸上一僵,很快又恢复了笑容,无言地冲着莫曹一欠身,似乎在表达自己的歉意。“好了,去做你的事吧。”莫曹起身走道韩笑面前,“别让他们在李守信那里耽搁太久。”韩笑默然点头,转身便要离去,左肩却被莫曹轻轻地搭住。“陈子浩急功近利,的确该死,但不该由你来决定。”莫曹的脸上掠过一片春风般的笑容,“记住我的话,女人不适合你。”韩笑脸颊的肌肉微微一颤,腮骨鼓了起来,停顿了数秒后用力点了下头,转身快步走出房门。“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话。”莫曹望着消失在门口的韩笑,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大厦中,另一间屋内。韩笑快步走入,反手带上房门,脚下突地一个趔趄,身子歪倒在了沙发上,口中剧烈地喘息起来。停滞片刻,他艰难地脱下警服,一把撕开左肩的衬衣,颤抖着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将药水倾在了肩头上。三个手指粗细的凹痕赫然出现在白皙的肌肤上,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焦臭的气味……二十四、生桩恶行李守信,男,五十三岁,籍贯不明,其自称为旅美华人,上世纪国内房价大规模浮动时,他低买高卖承建发包,不多久便在地产界小有名气。近年来他在该市投资建造了好几个中高档居民小区,并由自己亲自参与小区的布局设计。以上便是晖儿通过网络查找到的相关资料,那些布设了转煞治气格局的小区正是这位李守信先生公司旗下的物业。不难肯定,这位老兄一定是迷信上了这种险恶的手法,并以此为自己谋取利益。只不过,每建造出售完一个小区后,他必定会在三年内转让出去。也许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后果,为了不致引火烧身,赚了一票便直接走人,把烂摊子丢给那些想捡便宜的人去收拾。按大家商议下来的策略,当务之急便是先解决这些转煞治气格局。虽然目前发作的迹象还不是太明显,但照那天查探下来的结果也足以让人担忧了,煞气爆发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周,最少可能只有三天。眼下只有尽快找出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并采用相应的方法将其解除,争取在煞气完全爆发前将一切悄无声息地摆平。七个小区,只靠六个人的力量能及时完成吗?我不知道……要想制造出足以符合转煞治气格局的煞气,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就必须达到一定凶险程度,可作为煞源的东西却没有一定的限制,这对我们的搜索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即便在煞位上顺着煞气感应找到确切地点,也不能立即判定哪样东西就是煞源。如果每个煞位上埋藏的煞源都不一样,只怕就要更费手脚了。更何况,这一切还要避过小区中不住游荡的安保人员。“找你们经理来!”耿婆满脸威严地看着面前的工作人员道。此刻的耿婆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深色唐装,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梳起一个光华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翠绿的玉簪,一副玳瑁边的眼镜架在了鼻梁上,手中的紫檀拐杖在地上敲得笃笃作响。“对不起,对不起,让您久等了。”长着一张马脸的男子殷勤地迎上,“我是这里的经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买房!”耿婆顿了顿手中的拐杖道,“这里不是售楼处吗?”“是,是,是……”耿婆的气质打扮显然是起到了效果,马脸不住点头道,“只不过,我们都已售完了。”“售完了?!”耿婆哼了一声,冲我道,“儿子,你和他谈。”S扶着气呼呼的耿婆坐在了沙发上,马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大脾气的老太太估计来头不会太小。“你们应该还有剩余的单元没有出售吧?”我微微一笑,从手包中拿出一张楼盘介绍来,“我母亲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想购置两套最好的复式单元。”这个小区落成不到一年,外表看来似乎已全部出售,但事实上还有十套左右的单元被开发商囤积起来。这是房地产界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在兴旺地段的热销楼盘往往都会被藏起少数精品单元,只待日后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坐地起价,炒他个不亦乐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先挑这个小区着手的原因之一。“呵呵,先生您说笑了。”马脸打着哈哈道,“我们上个月就公布了销售状况,真的已经售完了。”“你这里的售价最高多少?”晖儿眉尖一挑,冷冷道。“目前最高的一个单元是每平米一万。”马脸的腰杆似乎直了不少,脸上满是自豪的表情。“那好,只要你还能找出适合的新单元,我以每平米两万的价格买下。”我笑眯眯地回道。“这……”马脸看了看我,不由迟疑了起来,他这里的复式房上下足有两百平米,这也就是四百万的价格,若真要买下两套便是八百万,坐地赚了四百万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是一千万自带信汇,如果没问题,我们看房后便可成交。”我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那是从陈子浩身上找到的,原本属于言家五虎的报酬。“几位请,请……”马脸眼中发出了异样的光芒,挺直的腰杆瞬间弯了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人?我冲晖儿会心地一笑。……“老凡那边咋还没消息?”林岳拉了拉领口那紧绷的领带,“这天真热……”莫炎瞥了他一眼,抬手打开了车内的空调,开门下车,靠在车边沉思起来。“怪人……”林岳嘀咕了一句,伸手调节了一下空调出风口,惬意地吹了起来。“呜”,林岳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房子不错,环境也不错。”我点点头,转身对着耿婆恭敬道,“您老有什么意见吗?”“等罗大师他们到了再说。”耿婆眯着眼,拍了拍身边的晖儿和S,“你俩陪我到小区里走走。”“大师?”马脸费解地看着耿婆离去的背影,转脸怔怔地看着我。“我母亲很相信风水,所以这次特意请来一位大师。”我宽慰道,“只要看下来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就立即签合同。”“风水……哦,对,对,是要看看。”马脸恍然道,“我们这里的风水肯定好,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总裁风水造诣很深,这里的布局可都是他亲点的。”“呵呵,是吗?”我笑着点起一支烟,“那就好。”……“灵龟纳气,格局不错。”林岳收起罗盘,四下看了看,“不过,你们这里好像有煞气啊。”“煞气?罗大师,这话可不能乱说。”马脸惊愕道,“我们这里可是……”“再好的格局也会有煞气存在,多少而已。”林岳打断了他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主顾出钱,你们得利,做人要知足。”“呃~~大师请指点。”马脸被林岳的架势给唬住了,连忙应承道。“格局的煞位图画好了没有?”林岳拿腔拿调地冲着莫炎道。莫炎冷着脸递过笔记本电脑,上面是一幅小区布局图,七个红色标记清晰可见。“那就麻烦你带我去看看这几个煞位。”林岳悠然道。……小区中,绿茵小路上,两名中年女子正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慢步而行。“他们能找到吗?”S担心道,“都这么久了。”“放心吧,你画的那图很精确。”晖儿安慰道,“有莫大哥在,找煞源应该不难。”耿婆突地止住了脚步,两眼眯缝着看向一处楼房,停了一会,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原来是这样。”阳光下飘过一层淡淡的水雾,雾气间隐约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玄,玄啊~~”林岳皱着眉头道,一旁的马脸诚惶诚恐地看着他的脸色,生怕这到手的肥羊会有什么意外。在马脸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查探了四处地下停车处和两处假山,莫炎一直留意着周围的环境,鼻子略略抽动着,脸上的寒意愈发浓重了起来。这几处的煞气的确很重,但却很统一,从听风能力的反应来看,似乎是一些瘦小的人形,隐藏在水泥柱内,感觉缥缈不定没有太多的实质感,只是那种别样的怨气让我不由有些微微发寒。“你们这儿死过人。”林岳严肃的样子倒真有些气势,“而且不止一个。”我发现他的手指间落下了两片细小的草叶,在昏暗的地下车库中微微发出一丝萤光,但很快便被他用脚踏住。洞冥草,传说中那种可见鬼物的植物,其实它类似于化学中的PH试纸。当然,它测试的不是酸碱度,而是怨戾阴气。“这……不会,不会……”马脸心里没底起来,一边否定着林岳的说法,一边开始转悠起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不承认也罢,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林岳哼了一声,转身作势要走。“罗大师,这……施工的时候好像是有人摔下来过,至于死没死我也不清楚。”看马脸紧张道,他的后颈不知什么时候粘上了一片心形的草叶。镇心草,其叶如心,其味如兰,敷于风池可令人心惊,所问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金钱诱惑当前,气势高调的“大师”坐镇,加上原本心虚的感觉,这个马脸已经落入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心理战术中。何况,他后颈的镇心草叶会让人产生慌乱感,那是林岳动的手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解。”林岳话锋一转,装模做样地拿出一叠黄纸递给莫炎。黄纸被贴在了水泥柱上,莫炎双掌错动,拉出一道淡色灵火,顺着柱子一捋而下,柱子中传出微微的爆裂声。我清晰地听到一阵怨尤的哭泣声渐渐弱了下来,那水泥柱中的身影在灵火的掠动中倏然消失,身周原本有些阴寒的温度也升高了不少。单掌一拍,黄纸呼地燃烧了起来,莫炎转身冲林岳点点头,离开了水泥柱边。“高人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我佯装惊叹,手下鼓起掌来,“大师,这样就解决了吗?”“这不过是其中一处罢了。”林岳摆摆手,正色道,“刚才我们看过的地方都要如法炮制一遍,方能化解这里的煞气。”一旁的马脸虽然无法看到和听到我所见的情景,但莫炎那凭空燃火的手法和周围迅速改变的温度足以让他心惊不已,连连点头之下当即带着我们奔往其余煞位。……夕阳斜照,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飞驰在宽阔的道路上。“哈哈,那小子吓的都快傻了。”林岳拉去脖子上的领带,大声笑道。“装神弄鬼你第一,也没看你去当演员。”S笑骂道。“这里是解决了,不过后面还有六个小区。”晖儿担心道,“如果每个都这么处理,只怕时间上会来不及。”“只要我们接着再去几个小区,自然就会有人帮我们处理的。”我笑了笑,随手点上一支烟,“接下来真正要头痛的,倒是那三个阳宅阴局的井字楼。”在处理完煞源之后,林岳信口胡诌地和马脸忽悠了一会儿,带着莫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区。有了“大师”的明示,我们自然也不再逗留,假意惋惜了几句便告辞而去,留下那个垂头丧气的马脸在那里怔怔发呆。高调出场,一掷千金,带着御用风水师四处购房,这样的举动势必会传入那个李守信的耳中,所谓做贼心虚,惊动之下对方一定会想法处理掉那些隐藏的煞源,以免事发东窗。如此一来,我们便省去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这就是我和耿婆事先商定的“敲山震虎”。在此之前,我对这计划尚有疑虑,但现在却已是自信满满,对于身家颇丰的李守信而言,他最害怕便是无法享受现有的万贯家财。因为他所布下的煞源一旦被人揭发,其后果足以让他锒铛入狱。“打生桩,愚昧无知的家伙。”莫炎冷冷地冒了一句,扳转方向盘,车子拐上另一条大道。古往今来,一些宏大的建筑物都被作为社会文明和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虽然古代的建筑技术不及现代先进,但仍有不少伟大建筑物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化奇迹。这当中除了依靠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不惜工本的人力物力支持外,相传还有匪夷所思的恐怖方法来协助施工,名为“打生桩”。在源远流长的建筑历史中,先后出现不少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紫禁城等,而“打生桩”则是建造业中隐蔽流传的一项恶俗,其方法基本要点便是在建筑工程动工前,牺牲活人来镇邪。关于“打生桩”最典范的传说,是秦代建造万里长城时,据说所有被强制征召的工人在完工之后都被活活埋在了长城墙脚之下,目的是令其灵魂和长城合为一体,保护长城永不倒下。而这个习俗也传至日本,并称之为“人柱”,方法大抵相同,就是在建筑时将人活埋入支撑全座建筑物的主力梁柱内。相传这种做法的起源于建桥时的祭祀手段,先要找来一对童男童女,把男童活埋在桥头的桥墩内,而女童则活葬在桥尾的桥墩中,当桥建成后,他们就会成为了该桥的守护神,保佑该桥永不倒塌。一些愚昧迷信的建造业者认为,建筑工程施工称之为动土,亦意味着翻动地下的泥土,不免会骚扰并触怒久居于那里的邪灵,于是便会阻挠工程进行,轻则令建造期间频生意外,重则令建筑物倒塌,所以“打生桩”这个残忍的习俗便悄然隐蔽地在某些建筑中出现了。在迷信这种做法的人群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打下第一桩之前先要择定吉日吉时,找一小童以钢筋自顶门活活钉死,浇注上水泥,埋在工地上的一个吉位内,并由法师举行动土拜祭仪式,他们相信这样能确保日后工地平安及工程进度顺利。传闻香港一些战前的建筑物,也是以这方法建成,早前在何文田的一个建筑地盘中掘出的儿童骸骨,据说就是昔日的“生桩”。有时候愚昧和迷信往往会蒙蔽人们的心智,一面活活害死那些无辜的孩子,一面却又指望他们死后能保佑建筑的安宁稳定,这种奇思怪想的理论只怕是没有多少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而李守信就正是采用了这种残忍的方法,但他却比那些愚昧者略懂一些风水常识,将所谓的“生桩”作为了布局中的“煞源”。“先别生气,等这事完了,咱们找那个李守信好好乐乐去。”林岳破天荒地安慰起莫炎来。车子停在了旅店门口,莫炎看了林岳一眼,右手伸向他的面前:“一言为定。”……警局内,会客室。“这……这太令人发指了!”一名佩戴着高级警衔的男子拍案而起,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一些七寸照片,照片里是几根碎裂的水泥柱特写,残乱的碎块中露出半截干瘪的孩童尸身。“马上通知所有警员,紧急集合!”那男子高声命令道,身边的警员敬了个礼,一阵风地消失在门外的走廊上。“这只是其中一处的证据样本。”坐在桌子对面的年轻警官说道,“要取证他承建的所有建筑,只怕需要不少时间。”“韩笑同志,谢谢你的提醒和配合。”那男子上前握住年轻警官的手道,“取证上不必担心,我们警局的效率是一流的!”“张局,您客气了。”年轻警官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二十五、棺井葬屋计划进行后的第三天,李守信方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如法炮制地转战了两个小区,每到一处都给那里的销售管理人员留下了高调的印象。按理这样的信息会很快地传达到李守信的耳朵里,以常理推算,他应该开始着手处理小区的煞源了。但奇怪的是,不论我们从何种途径都窥觑不到对方的行动,就连李守信本人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莫非是我们高估了他,这家伙见事情败露便卷着家财逃之夭夭了?“再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林岳瞥着车窗外的楼宇道,“就冲那些打了蔫儿的植物,不出三天,煞气一准儿发作。”“已经出事了。”莫炎冷漠地盯着远处道,“难怪找不到李守信。”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几辆警车呼啸着冲进了小区…………“也许是谣传。”我滚动着网页道,“现在的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轻易不可信。”“论坛发帖的人自称是李守信公司的职员,专程上来爆料。”晖儿沉思道,“点击回复率极高,一小时内被设为头条,似乎不像是谣言。”“城市新闻网也开始相关转载了。”S在电脑上飞快地操作着,“十分钟后电视台有专访。”查找李守信相关信息的时候,晖儿无意间在城市的房地产论坛上看到了一则爆料帖,说是李守信涉嫌

                      解开人妻裙子猛烈进入HD,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手指插进双鬓和后脑勺稀稀落落的白发里,僵挺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要留住思绪,或者相反,阻止大脑继续思考。他听见女人们进来了,知道她们从哪里来,知道她们刚才在干什么,知道她们那时赤条条的,知道这一切并非由于他突然恢复了视力,像其他老人那样蹑手蹑脚地去偷看某个女人洗澡,而这回是三个女人,他早已失明,现在依然失明,只是走到厨房门口,听见了她们在阳台上说的话,听见了笑声雨声和水声,呼吸到了带肥皂味的空气,然后回到了他的沙发上,正在想世界上还存在生活,正在问这生活是否还有他的一份。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已经洗过了,现在轮到男人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还下雨吗;下,还在下,阳台上的盆里有水;这样的话,我想到洗手间去洗,在澡盆里洗,说这个词的时候好像在出示他的年龄证书,好像在说,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说澡盆而不说浴缸,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不想把洗手间弄脏,保证不把水溅到地上,我是说,尽量这样做;既然这样,我把盆端到洗手间里去;我帮你端;我自己端得动;我还没有残废,一定要做点事;好,来吧。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把几乎满满一桶水往屋里拖;抓住这里,她拉着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攥住桶的那一边;好,他们把桶提起来;幸亏你来帮助,我一个人还提不动呢;有一个谚语,你听说过吗;什么谚语;老人干活不多,但轻视他的人是疯子;那个谚语不是这样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把孩子两个字换成了老人,把讨厌两个字换成了轻视,不过,所有谚语都一样,要想继续流传下去,又保持原来的意思,必须随着时间加以修改;你是位哲学家;过奖了,我只不过是个老头子。他们把桶里的水倒进浴缸,后来医生的妻子想起来还有一块没用过的香皂,便打开抽屉,把香皂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手里,你会浑身散发香气,比我们还香,随便用吧,不用担心,我们会缺食物,但不会缺香皂,大概附近的超市里还多着呢;谢谢;必须小心,不要滑倒,如果需要,我去叫我丈夫来帮你;不用,我愿意自己洗;随便吧,注意,伸出手来,这是刮脸刀和须刷,要想刮胡子的话就用吧;谢谢。医生的妻子出去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脱下分配衣服时穿上的那件睡袍,小心谨慎地走进浴缸。水很凉,也很少,不到一拃深,三个女人笑着在水龙头似的雨水下冲洗和他这样用脚搅动这个可怜的小水洼有天壤之别。他跪在浴缸底,深深吸了一口气,两手捧起水,第一捧浇在前胸上,他几乎停止了呼吸,然后他很快把全身浇湿,为的是来不及打寒战,接着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香皂,用力搓肩膀,四肢,胸部,腹部,阴部和大腿根,我比畜生还脏,他想,后来又往大腿甚至有一层泥的脚上打上香皂。他没有马上冲洗,他要让香皂沫在身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完全发挥作用,去除泥污,这时他说,我应当洗洗头,他把手举到脑后,解开眼罩的扣,你也该洗个澡了,扣子解开了,眼罩掉进水里,现在他感到身子暖和了,先把头发浇湿,然后打上香皂,现在他浑身泡沫,成了白色眼疾患者眼里一片广袤的白色中的白色泡沫人,谁也看不见他,但是,如果他这样想,那就错了,这时候他感到有两只手摸了摸他的脊背,又从他的胳膊以及胸部收集起泡沫,慢慢抹到他的背上,仿佛此人看不见自己干的活,但干得非常认真。老人本想问一声,你是谁呀,但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老人打了个寒战,这次不是因为感到冷,那两只手还在轻轻地为他搓洗,那女人没有说,我是医生的妻子,或者,我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或者,我是戴墨镜的姑娘,洗完以后,两只手离开了,在寂静中老人只听见洗手间的门轻轻关上的声音,现在这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跪在浴缸里,浑身不停地颤抖,仿佛在乞求上苍的仁慈和怜悯。她是谁呢,老人心里暗想,理智告诉他,只能是医生的妻子,她看得见,她一直在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食物吃,现在又悄悄地关心我,毫不奇怪,这是理智告诉他的,但他不相信理智。他还在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由于寒冷。他从浴缸底部摸到眼罩,用力揉搓了一阵,拧干,套在头上,有了眼罩他觉得不像原来那样一丝不挂了。他擦干身子,带着一股香气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当中有个刮过脸干干净净的男子汉了,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遗憾地说,真可惜,你的背还没有洗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心里想,我刚才没有相信理智看来是对了。食物所剩无几,他们给了斜眼小男孩,其他人必须等待再找来食物后才能吃。家里只贮存着几个水果罐头,一些水果干,白糖,吃剩的饼干,烤面包片,把这些和其他能保存的食品凑到一起,以备不时之需,但食物必须每天去找,如果命运不济,出去的人空手而归,那么就每人分两块饼干,一小勺水果罐头。有草莓的和桃子的,不知道你们都爱吃什么,还可以要三瓣核桃和一杯水,但不知道这奢华生活还能维持多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她也想去找食物,三个人不算多,虽然其中两个是盲人,但可以拿东西,还有,她家离这里不太远,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去看看,是不是被占用了,占用者是不是熟人,比方说哪个楼里的邻居有亲戚从乡下来了,家里住不下,瘟疫袭击了村庄,逃到这里来躲避,人们都知道城里条件总会好一些。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走了,洗过的衣服要等天气好了才能晾干。天仍然阴沉沉的,但看样子不会再下雨。垃圾被雨水冲走了,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街道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宽阔的柏油路面一段段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但愿能继续下雨,不停地下,在这种状况中,最倒霉的莫过于出太阳,医生的妻子说,我们这里腐烂和恶臭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我们洗过澡,所以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气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丈夫虽然怀疑自己因为洗凉水澡患了感冒,但还是同意妻子刚才说的话。街上,一群群盲人利用雨停的间隙出来寻找食物和满足排泄的需要,虽然吃得少,喝得少,但排泄还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条狗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刨刨垃圾堆,其中一条嘴里叼着只淹死的大老鼠,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最近几场雨大得出奇,这个善于游泳的动物在很不利的地方被洪水堵住,无计可施。舔泪水的狗没有加入旧时的伙伴们的队伍,而是独自猎取食物,看来它决心已定,但又不肯等人们喂养,嘴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那些垃圾山里埋着难以想象的宝物,只要肯找,肯刨,就能找到。一旦机会出现,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也要在记忆中找,在记忆中刨,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四个转角,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那里的转角不只四个,而是指他们居住的街道,四个街角将成为他们的坐标,盲人们关心的不是哪边东哪边西,哪边南哪边北,他们只想让触觉灵敏的手告诉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从前,盲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往往拄一根白色手杖,不停地在地上和墙上敲打,这声音是一种密码,凭着它辨认路线,但现在不同,所有人都失明了,这种手杖淹没在一片嗒嗒声中,几乎毫无用处,还有,周围白茫茫一片,盲人甚至会怀疑手中是否拿着什么东西。而说到狗,尽人皆知,它们除了我们称之为本能的东西之外还有其他辨别方向的手段,当然,它们眼睛近视,不大相信视力,但鼻子长在眼睛前面,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以防万一,舔泪水的狗在主要地标都抬起一条后腿,如果某一天迷了路,微风会负责把它领回家里。他们一边走,医生的妻子一边往街道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设法补充少得可怜的食品贮备。那些老式食品店还没有被洗劫一空,只是因为库房里还有些菜豆或者鹰嘴豆,这些豆科食物煮起来颇费时间,而时间就是水,时间就是燃料,所以直至现在豆类声誉还如此不佳。医生的妻子对谚语并无特别的癖好,不过这古老学问中的某些东西大概早已刻在脑子里,她带来的塑料袋中有两个装满了菜豆和鹰嘴豆就是证明。保存无用的东西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祖母对她这样说过,并且,浸泡豆类的水也能用来煮,煮后就不再是水,而成了汤。有时候并非一切都消失净尽,总会留下一些可供利用,这种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既然现在离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原来居住的街道还很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带着装满菜豆鹰嘴豆和其他拣到的东西的塑料袋呢,这样的问题只能出自一生从未经历过匮乏日子的人之口。医生妻子的祖母说过,即使是块石头也要拿回家,老人只是没有想到补充一句,就是拿着它绕地球一周也在所不辞,这正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壮举,绕最远的路往家里走。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医生的妻子有眼睛,马上告诉了他;他说,我是在这里失明的,就在有红绿灯的路口;现在我们正好在那个路口;就是这里吗;对,正是这里;我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关在汽车里,什么也看不见,外边的人们大声吼叫,我歇斯底里地喊叫说,我失明了,后来那个人来了,才把我送回家里;可怜的人,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他再也不会偷汽车了;我们多么难以接受总有一天要死的想法呀,医生的妻子说,所以我们总是设法为死者开脱,仿佛是提前请求别人在轮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原谅我们;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梦,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好像梦见我失明了;我在家里等你回去的时候也这样想过,丈夫说。离开了遭遇那场祸事的十字路口,他们沿着几条迷宫似的窄小街道前行,医生的妻子不熟悉这些地方,但第一个失明者没有迷路,为大家指明方向,医生的妻子说出街道名称,他就说,往左拐,往右拐,最后他说,这就是我们那条街,我们的楼房在左侧,差不多在街的中间;门牌号多少,医生的妻子问;他想不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并非我想不起来,而是我头脑里的东西全被清除干净了,他说,这是个凶兆,连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知道,梦境取代了记忆,我们该在哪里停下来呢。事情并不严重,接着往前走吧,幸亏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她报出了门牌号,这样就免得使用第一个失明者建议的方法,他自以为是地说靠触觉也能认出自己所住楼房的门,仿佛他手里拿着根神奇的魔术师的小棍,点一下,出来金属,再点一下,出来木头,点三下或者四下,一个完整的画面出来了,毫无疑问,就是这里。医生的妻子领着他们走进去;第几层,她问;三层,第一个失明者回答,他的记忆力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衰弱,忘了一些事,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些事还记得,比如他想起了失明以后从这扇门进去的时候,后来偷了他汽车的那个人曾问他,您住第几层,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是乘电梯上去,而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楼梯既黑暗又光芒耀眼,只有没有失明的人才需要电,需要阳光或者一截蜡烛,现在医生的妻子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楼梯里的半明半暗,半路上,往上爬的人碰到了两个往下走的女人,她们是上层的盲人,也许就是第三层的,但谁也没有问一声,确实,邻居们都不像原来的邻居了。门关着。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我来,第一个失明者说。他们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里边没有人,第一个失明者说,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耽误这么长时间无须诧异,在屋子最里边的盲人听到有人敲门也不能跑过来应门;谁呀,需要什么东西吗,从屋里出来的男人问,他表情严肃,显得颇有教养,平易近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们原来住在这所房子里;啊,那人惊叹了一声,接着问道,有别人和您在一起吗;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一位女友;我怎么能知道这房子是您的呢;这很容易,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告诉您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对方沉默了几秒钟以后才说,进来吧。医生的妻子故意留在后面,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谁也不需要人带领。那盲人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出去寻找食物了,也许我应当用她们二字,不过我不相信这样说一定正确,他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尽管我本应当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医生的妻子问;她们是指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那么您还说本应当知道是否该用阴性的她们呢;我是作家,作家应当知道该用哪个词。第一个失明者感到受宠若惊,想想看,一位作家住在我家里,他随即产生了一个疑问,问对方的名字是否显得没有教养呢,他也许听说过这个作家,甚至可能曾读过他写的书呢,他还在好奇心和谨慎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妻子直截了当把问题提出来了,您叫什么名字;盲人们无须有姓名,我只是我说话的声音,其他都无关紧要;可是,您写过书,书上都有您的名字呀,医生的妻子说;现在谁也不能看那些书了,所以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第一个失明者觉得谈话的内容离他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远,便问道,您是怎样来我家住的呢;就像许多已经不住在原来地方的人一样,我回到家里,发现家被一些人占了,他们不肯听我讲理,可以说我们是被人家推下楼梯的;您的家离这里远吗;不远;后来您又去设法要过房子吗,医生的妻子问,现在人们常常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后来我又试过两次,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吗,对;那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之后打算怎么办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像他们对待您一样,把我们赶走吗;我年岁大了,没有力气那样干,即便年轻有力气,我也不相信能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一位作家到头来在生活中也养成了写作所需要的忍受力和耐心;这么说,您要把房子留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那么办了;我看您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医生的妻子已经猜到了作家怎样回答;您和您的妻子,还有与你们一起来的女友,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猜是这样,对吧;对,完全正确,就住在她家,离这里远吗;不能说很远;那么,如果您允许,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说吧;我们仍然像目前这样,现在我们两人都有家可住,我继续注意我的房子那边的变化,如果有一天发现房子腾空了,我立即搬过去,先生您也同样,定期到这里来看看,如果发现房子腾空了,就搬回来;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个主意;我也没有指望您会喜欢,但我怀疑您会更喜欢除此之外唯一的另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此时此刻你们收回属于你们的房子;可是,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们到外面去住;不行,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插嘴说,就像现在这样吧,以后再说;我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作家说;什么办法,第一个失明者问;我们作为客人住在这里,这所房子不小,住得下我们所有人;不,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仍然维持现状吧,我们住在这位女友家里,我无须问你是不是同意了,她对医生的妻子说;我也无须回答你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作家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一直等着你们来要这所房子;在众人都失明的情况下,最顺理成章的做法是满足现状,医生的妻子说;自从瘟疫开始以来,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三天前刚刚从监禁地出来;啊,你们是被关进隔离检疫区的吧;对;很苦吧;说得太轻了;令人毛骨悚然;先生是位作家,正如刚才所说,作家必须善用各种词汇,所以应当知道形容词对我们来说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作家应当相信,杀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无须再说什么毛骨悚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词汇太多了;我是说我们的感情太少了;或者是我们还有感情,但已经不再用词汇表达它;所以我们丧失了感情;我想请你们说说在隔离检疫区是怎样活过来的;为什么;我是作家;必须在那里边住过才能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暗杀时代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纯情陈璧君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解开人妻裙子猛烈进入HD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不会吧!”“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我能来过周末吗?”“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现在不行。”“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我害怕呢。”“啊,这话至少坦白。”“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你不会理解的,简娜。”“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又有一次:“你在做什么,简娜?”“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这速度够可以的嘛。”“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发生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我和薇拉·罗杰斯。”“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不,我不是。”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是的。”“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20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脸上却依旧笑着:“师父的话很有哲理,韩笑不会忘记。”“他们在雪山上布了十二煞,这事情可是头痛得紧了!”陈子浩一脸愁云道,“观形不观煞,观煞不观形,风水十二煞形煞兼备,再加上他们四个……”“三爷,以您的年纪应该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吧?”莫曹关切地笑道,“土破形,火破煞,再强的风水格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道理是对。”陈子浩脸红了一下,“不过,那老家伙的弱水三千……”“弱水三千来,我只一瓢饮。”莫曹优哉地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小莫,有时候真摸不透你。”陈子浩干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饲虚一派里千年难得的奇才,但也未免太轻敌了点。”“轻敌是因为敌人太轻了,风水十二煞是一种搏命的招数。”莫曹晃动着手中的茶水笑道,“如果心里有底,你会用吗?”三十、浴血定龙凌晨两点十分,丑时。莫炎再次打开手机,WAP浏览器上显示出一排新闻标题,当头的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玉龙再发大规模地震,居民迁徙中井然有序”。莫炎眉尖一挑,立刻将手机递给了我。“晖儿五天前做的手脚,弄到现在才出新闻。”我无奈地摇摇头。雪山一战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为了不至牵连影响附近的人们,晖儿依计潜入当地地震预测中心的网络,给丽江玉龙区域制造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地震。“大家只要撑到今天的午时,龙脉就会永远的留在玉龙雪山。”老田的身体不容乐观,连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您真要一个人去扇子陡?”我心中闪过一阵不安,“还是挑个人陪您去吧。”“人多了反而坏事。”老田抓起包袱背在了肩上,“午时一过我保证下来。”“这是我调好的中药。”林岳破天荒地言简意赅起来,“您老带在身边,提神强精的。”老田看了看他手中的药丸,和蔼的笑了笑:“这是好东西,对我却是毒药。”林岳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片阴郁,但很快便恢复了以往那玩世不恭的笑容。“您要的舜帝铜锥。”我递过少昊之子的那把铜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接过铜锥,老田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掠了一遍,“再见。”沉沉的一句道别,老田迈动步伐向着山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那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也是定固龙脉的关键所在。“老田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林岳的声音带着一丝痛楚,“连药性最温和的补神丹都成了毒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寅时。山坡上,陈子浩和韩笑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下,莫曹倚在树边的大石上,自斟自饮着。韩笑一直很注意莫曹手里的茶壶,因为那里面始终能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一啸山河动,神威撼九州。”莫曹放下手中的茶具,缓缓起身道,“是时候上山游历一下了。”寅时,据说此刻的老虎是最凶猛的时候,缓步上山的莫曹此刻正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那样子像极了一只正在巡视自己领地的猛虎。陈子浩紧跟其后,鹰钩鼻子间歇地抽动着,一双眼睛精光四射,远远看去像似一条正在搜寻猎物的豺狗。韩笑肩头一晃,双脚飘然离地,身子飘忽了起来。正在他准备遁形纵向山巅的时候,一只手掌却按在了他的肩头,强大但却并不霸道的力量迫使他自空中落了下来。“知道我和三爷为什么不用遁术吗?”莫曹背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说道,“五行遁术最容易成为风水十二煞的煞引。”韩笑愕然点头,自己刚才的行为的确过于鲁莽了,但却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似乎有什么人暗中在对他指示着什么。对于风水十二煞的厉害他只是一知半解,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能从困冲煞中以遁术化形逃走,其实是因为老田暗中放了他一马。三人眼前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前两排大树分列左右,中间留出一道十米左右的空隙,乍一看去像是一座大门竖立面前。隐约中,一股焦躁之气袭来,令人心潮翻涌,跃跃欲试。“刺面煞,老人家的兵法造诣的确高深。”莫曹一脸叹服道,“用兵者,切忌贸进险地。未经交锋而先攻其心,这招实在是妙啊。”刺面煞,门窗前突见陡峭山坡即犯刺面煞,煞气主犯过激冲动之忌,易急躁,多犯险。“可惜,他错估了时间。”陈子浩阴笑着将双掌击入地下,“寅时属木,克了土形地势。”茂盛的树木无风自动了起来,山坡上的土地悄然变动地面上出现了几排不规则的崎岖凹道,整个山坡不再陡峭,整齐的树木因急剧生长而变得参差不齐。“土养木而木克土,浅显的道理反而容易忽略啊。”三人举步前行中,陈子浩自得道,“看来这些人也不过尔尔,若是用巨石摆煞的话,倒是要费上一番手脚了。”莫曹笑了笑,没有作答,脚步忽地慢了下来。韩笑动了动鼻子,翻手拿出一张白纸,几下叠成一只鳄鱼的样子,抛在了地上。两只被脚步惊动的山鼠蹿出草丛,慌乱地向山上逃去,一阵微微的波浪声响传来,地面上浮动起一股阴寒的气息,那两只山鼠脚下打滑了起来,明明正向上奔跑,可身子却飞快地向山下移去,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山坡边缘。韩笑点起一支烟,抖手将火柴弹了出去,火柴巧妙地落入了那只纸叠的鳄鱼口中,一片火光之后浑身火红的巨鳄出现在面前。巨鳄张了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满地的阴寒气息尽数涌入它的嘴中。呼地一声,巨鳄自燃了起来,火焰中发出一片水雾蒸发的声响,伴着火光,莫曹等人从容地走过了这片地域,一旁的山崖边金沙江水正发出汹涌的拍岸声。割脚煞,《在山龙语类论》曰:“割脚水,水贴穴前,扣脚行也。”煞气主犯滞留停运之忌,劳无功,行不利。“我只在战略上轻敌,你们却是在战术上轻敌,不要和我比。”……清晨四点三十分,寅时。玉龙雪山第二峰上。莫炎稳稳地将最后一团灵火拍入岩石中,林岳摇了摇头,冲着我直撇嘴。“这么改我看不是个事儿,老田交代过这里是关键的一煞。”林岳捏着下巴道,“说是自行参详,但没交待你们可以乱改。”“十二煞的五行配合被很多因素制约着,这里是关键,所以才要细致考虑。”我望了望山下道,“他们已经破了刺面、割脚、孤峰和困冲四煞,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捏你的下巴就该掉了!”S冲着林岳叫道,“过来帮把手,这块石头真碍事。”“嗳,你那只小猫不是挺能干的吗?让它帮着顶啊。”林岳翻了个白眼,“再不就打个电话给110,叫警察叔叔帮忙,我这会正忙着验收呢。”林岳的话里透着一丝醋意,其实这小子那晚听到了我和老田的对话,韩笑和S的接触大大地刺激了他。“你小子验的哪门子收啊?!去帮S搬石头,别在边上瞎掺和。”我对着林岳笑骂道,这小子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瞟着赌气搬石头的S。“你那点男性的自尊趁早丢到金沙江里去。”我推了一把正在发呆的林岳,低声说道。林岳摇摇头,看了看满头大汗的S,立刻涎着脸跑去帮忙,S自然是赌气不理,但不知他贫了些什么,没多久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起来。狴犴卧在一块岩石上,严肃地看着他俩,伸了个懒腰跳下地慢慢走开,从身边经过时冲我地摇了摇头,那张猫脸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表情。……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卯时。林间有一排为游客特设的公厕,山上条件不便,因此这里的公厕并不怎么考究,山风飘拂中隐隐带着浓重的异味。“呃……”挺着鹰钩鼻四处嗅探的陈子浩猛地吸入一口恶气,险些呕吐出来。“厕所化粪池不会这么大味道。”韩笑忍着恶心道,“师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这味道里混合了数十种恶臭植物的味道。”莫曹摇头笑道,“布荫的林岳最喜欢搞怪作弄,应该是出自他的杰作。”一片幽然的火焰自莫曹脚下蔓延开来,飞速地涌向公厕背后,腾然间火光一盛,转而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恶臭的气味全然消失,晨风中飘动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煞,世间恶臭污秽之气所成,煞气主犯身虚体疲之忌,食无味,人无力。驱除味煞的最好办法是用桃花香味,而莫曹放出的灵火正是用桃花炼制的——“桃火”。“这小子专捡我们敏感的东西折腾。”陈子浩掏出一支鼻烟狠狠地吸了两下。韩笑掐灭了几乎燃尽的烟头,点上一支纸烟,但没几口便吸得只剩烟蒂了,他再次点燃一支纸烟,却依旧吸得很猛。陈子浩不住地往鼻内吸着鼻烟,脸色渐渐有些苍白,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口角落下一条晶亮的涎液。“啪……啪……”纸烟和鼻烟相继落地,莫曹的身形只是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依旧站在原地。“污秽中宫?看来天才并不止我一个。”莫曹丢给他俩一种黑色的药丸,“小小一个公厕也能摆出独阴煞来。”独阴煞,凡面对开阔的污秽场所(如公厕、垃圾场、废物堆等)且污秽大量集中于中心部位即犯独阴煞,煞气主犯精气低迷之忌,嗜瘾癖,伤肝肾。韩笑和陈子浩在服下药丸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才感到一股阴毒绵绵的煞气扑面涌来。“原来如此,居然是用我的灵火作为独阴煞的煞引,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莫曹抚掌笑道。说罢他转身道:“韩笑,独阴煞惧神光,今天我就考考你的长进。”“独阴煞惧神光?”韩笑脸上泛起了调皮的笑容,只见他双手快速翻动了几下,突地将那东西弹向了空中。那是一个纸折的人形,韩笑的顶门窜起一道火光直射人形,空中顿时闪现出一派温和祥瑞的光彩来,那人形竟幻化作一尊巨大的孔雀明王像。“唵!”韩笑口中沉声喝道。“唵……”空中的孔雀明王像在喝声中缓缓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洪钟般的颂声。“嘛!”韩笑继续喝道。“嘛……”孔雀明王像的颂声比之前又高了一度。“呢……叭……咪……哞……”一人一像的声音渐渐同步,那颂声赫然竟是……“六字大明咒!”陈子浩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风水堪舆与道家结缘甚广,却因禁忌太多的缘故很少与佛家有所牵涉,韩笑竟然突出奇招,也难怪陈子浩会如此反应。“顶门遁化三味真火,以虚灵和元神之气冒充大明王神格。”莫曹的脸上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韩笑,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光华大亮之后,孔雀明王像倏然消失,面前公厕中不断涌来的阴毒煞气也销声匿迹了。“小莫,你是让他故意做给我看的!”陈子浩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暗地里教这小子一些独门秘技,然后指点破煞方法,摆显出来让我难堪!”“三爷,您这话说重了吧?”莫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股杀意,脸上依旧亲切地笑着。“重?重你奶奶个熊!”陈子浩咆哮着挥动双手,双掌不断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地面的泥土一阵翻滚中,魑魅魍魉、饕餮、九婴、夔兽,陈子浩疯狂地用五行幻兽术招出了九只怪物,将莫曹师徒围在了当中。“你们师徒俩总在风爷面前抢我的功劳,屡屡受到重用赏识!”陈子浩的面容在狂怒中扭曲了起来,“从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别忘了,当年茶马古道……”“三爷,您老人家是不是想念家父了?”莫曹拦住了陈子浩的话头,威慑地说道,“人老了的确比较容易怀旧。”韩笑此刻正调皮地笑着,笑容极为璨烂,两颊因激动而有些微微泛红,双手急挥间数十支纸烟飚射向围在身边的怪物。蓬然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照射在莫曹的脸上,将他那温和的面容映得无比诡异。“我这就送您去和家父叙叙旧。”莫曹恭敬地欠身道。……上午七点五十分,辰时。我走出洞口望了望山下,此刻的山间一片平静,除了山风带来的声响外,甚至听不到一声鸟叫。一个多小时前,山下的某处映出了强大的灵火光芒,当时莫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怨毒。我不用猜都知道那强大的力量是来自莫曹,那股深入骨髓的压迫感令我紧张得想要呕吐。“我等得都快长毛了。”林岳猴急到,“下面那三个家伙还没翘辫子?”“没死,但废了一个。”莫炎蹲在地上说道,“是陈子浩。”他起身时,地面上一个小脑袋闪了一下便消失了,看来是派了虚兽探听。“就这么守着最后一煞吗?”晖儿担忧地问道,“孤注一掷会让成功的概率缩小。”“老田再三关照,我们必须守在最后一煞。”我肯定地说道,“包括这只狴犴。”狴犴抬头望了望我,跳出S的怀抱,四处上蹿下跳了起来,行动中竟奇迹般地在坚硬的石壁间钻进钻出。“这小猫抽风呢?”林岳莫名地看着狴犴道。“它在吸收地气。”莫炎冷冷道,“狴犴化身需要大量的地气。”……上午九点整,辰时。莫曹悠然地望着主峰扇子陡,脚下的步伐变得不紧不慢起来。“师父……”韩笑似乎想问什么,却被莫曹抬手制止了。“别担心陈子浩,他只是被我折断了四肢骨骼封了气脉,不会那么容易死的。”莫曹微笑着说道,“公厕边上的变电房居然放了孤阳煞,我承认自己有些轻敌了。”孤阳煞,纯阳的物件及格局(如变电站、加油站)所造成的煞气,主犯狂怒凶杀之忌,易暴虐,多杀戮。陈子浩和韩笑的异状便是被孤阳煞的煞气影响所致,连莫曹也不禁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他及时查觉,只怕不但陈子浩老命不保,甚至韩笑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莫曹回头望了望来路:“加上孤阳煞之后的枪煞、镰刀煞、天斩煞,风水十二煞我们已破了十煞,剩下两煞应该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二十分钟后就是巳时。”韩笑看着手表道,“我们只怕要来不及了。”“不急,马上就能省去一煞了。”莫曹微笑着仰望天边,一片乌云涌动着扑向一处山峰。……上午九点三十分,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乌云夹杂着冰雹袭击了第三峰,我们精心布设的第十一煞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莫曹带着韩笑行进飞速地直逼第二峰,这里便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煞。白虎煞,居位右方出现刨挖动土而带来的煞气,主犯血光大凶之忌,现刀兵,多横死。第二峰唯一的山道上,右边的山壁被刨出了一个虎口般的大洞。早已幻化成巨虎大小的狴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远处,那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正渐渐地接近这里。“待会儿老凡一吼,你俩就只管往外挖土。”林岳关照着洞内的晖儿和S,“自己个儿小心点,有啥不对劲的就骑上狴犴先走。”我抚了下晖儿的脸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笑了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出洞,转身和S在洞内做好了准备。莫炎的眼神比满山的白雪还要冰冷,双手燃起的灵火淡得出奇,透明的颜色几乎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上午十点十分,巳时。莫曹师徒在距离洞口二十米处停下了脚步,我和林岳、莫炎三人并排站立,恰好阻住了并不宽敞的山道。“感谢各位准备的节目,这一路上很有趣。”莫曹微笑地欠了欠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丫就别扯淡了。”林岳笑骂道,“省点儿力气开打吧。”莫曹笑着摇了摇头,举步走来,完全没有将我们三人放在眼里。林岳见状把嘴一咧,跺了跺脚,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韩笑调皮地笑了笑,也跺了跺脚,往地下丢了个烟头。一股大震传来,地下冲出一道火光,无数刺球般的植物燃烧着自火光中迸出,化作一片飞灰飘散在莫曹师徒面前。莫炎冷冷地抬起双手,一蓬火焰猛地扑向莫曹,火焰是透明的,只能凭空气扭曲折光才能分辨。莫曹脸上掠过一片惊异的神情,背在身后的双手快速挥出,一片怪色火焰在面前交织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种火焰僵持在一段距离之内。食人花、吸血藤、绞人树、针球草,多得夸张的植物疯狂地攻向韩笑。林岳唬着脸不断制造着这些攻击性植物,嘴里念念叨叨地像似在咒骂,面对韩笑,这小子似乎有点分外眼红的意味。四十九个小土台悄然地出现在山道上,土台上各有一道金属制成的弱水印,七个小北斗汇聚而成的大北斗正好将莫曹师徒围在了正中。“悠悠长流我自归!”我高喝着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制水壶,将壶内的水倒在了地上。“滔滔白浪几人回!”地面的流水四散分布开去,渐渐流入了天罡弱水印阵。“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喝声高起间,林岳和莫炎返身跳出战团,莫曹师徒身周的天罡弱水印阵中泛起滚滚洪流,水波解开人妻裙子猛烈进入HD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作:拇指与中指对捻,凌空轻点了一下。“我这朋友有些嘴碎,请多原谅。”我上前一步道,“不过,您下手也未免太狠了点。”耿婆比划的方位正是我们站位的伤门位,虽然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但可以肯定她用的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术法。“田然那个老家伙教出你们这样的徒弟,也真够丢人的。”耿婆满脸不屑地说道。“靠,真够黑的。”林岳从地上跳了起来,手中捻着一支金针,“曲池穴能乱扎针吗?!”“哦?”耿婆的眼中露出一丝讶异,双手又开始动作起来。“林岳!”我招呼一声,面前扬起一片金属细网,一连串细细的响声传来,地上落下了无数细小的金针。“乖乖,还来~~”林岳的身边盘着一些错落的树枝,那上面也星散地插着一些细针。这个耿婆果然不善,从刚才那怪异的隔空施针手法来看,刘德柱老婆身上的逆门拾骨很有可能是她的杰作。“听风驭金,布荫缘木?!”耿婆似乎发现了什么。嗯?她怎么会知道我和林岳的来历?!我和林岳互递了一个眼神,身子挡在了晖儿和S的前面。“虽然不同门,但也算是同宗了。”耿婆脸上稍显平静了些,“刚才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省得田然那家伙说我欺负小辈。”“您和老田是……”晖儿试探地问道。“那老家伙和我算是同门。”耿婆对老田有什么仇恨似的。“您也是筑壤一派的传人?”我和林岳不由有些怀疑,这一切变化得实在突然,虽然耿婆表现出的修为与老田有些类似之处,但她的话却无从佐证。“田然给了你弱水铜壶,应该也教过你弱水三千诀吧?”耿婆查觉了我们的疑虑,“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别在腰间的铜制水壶的确是老田在玉龙雪山交给我的,为了对抗莫曹的朱雀他也教授了我弱水三千诀,这口诀是配合着铜壶使用的,而且是筑壤一派密不外传的术法。不过……耿婆抬了抬右手,四指弯曲依次重叠,拇指紧贴在四指上,冲我微微一笑,没有多言。“之前所遇到的事件太过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处处当心。”晖儿见我露出了肯定的神色,便柔声向耿婆说道,“对您老有所冒犯,请不要见怪。”“怎么?田然出了什么事情了?!”耿婆从兜里掏出一个玉件,在地上随意画了几下,手指轻巧地点着画好的图案,不一会便僵在了那里,眼中滚滚的泪水落了下来。“他有什么话留下吗?”耿婆木然地问道。“这些说来话长,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进屋细说吧。”我渐渐有些明白耿婆和老田的关系了。耿婆点点头,转身走向小屋,原本轻巧的步履此刻显得有些蹒跚,晖儿和S乖巧地上前搀扶着她,众人一并走进屋中。……“饲虚一派的那个忤逆小子!”耿婆恨恨道,在座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她身上隐隐涌动的杀气。我简要的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和耿婆做了个交待,并且显著地将幕后的那个神秘力量突出描述了一遍,虽然这其中大多是我和老田当日的揣测分析。耿婆的情绪很激动,这和她的火暴脾气倒是十分吻合,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她对那个神秘力量的看法却十分独到。“你说田然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是不是?”耿婆问道,“记不记得,这些痕迹都在什么地方?”“起先只看到前胸、后背、掌心和头顶近额处的痕迹。”林岳回忆道,“后来我脱了他的鞋子,才发现脚心上也有。”“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有这么大能耐。”耿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八门转魄凶格,没有筑壤一派的嫡传是参透不了的。”“老田是被自己门派的人所杀吗?”我惊疑道,“凶手难道不是莫曹?!”“不是门内人干的,我们这四派近年来凋零得所剩无几了。”耿婆叹道,“更何况八门转魄凶格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禁术,我们的祖辈早就封禁了。”“既然是禁术,那您老怎么会懂?”S不由好奇地问道。“好奇呗,当年就是太沉迷奇门遁甲的这些个数术,结果犯了禁……”耿婆的神情有些落寞……原来耿婆当年偷学了禁术,被派内长辈发现后,便要废了她的一身修为,作为一派传人的田然以死相保,这才改为逐出门派。耿婆比田然大了六岁,两人之间却早已互生爱意。耿婆被逐出筑壤一派后,田然便断了和她的联系,无论耿婆如何想方设法地找他,田然总是避而不见。渐渐地,耿婆觉得田然对她已经变心,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他大婚的喜讯。耿婆不顾一切地赶了过去,在婚堂上要田然表态。田然淡淡地告诉她婚事已定不容更改,只当是这辈子欠她的。悲愤中对耿婆新娘下了重手,却不料田然用身体挡在了新娘和耿婆之间,几记毒辣的攻击全数打在了他的身上。“后来我才知道,是长辈们的安排,作为传人的他也不可能和我这个被驱逐的人结婚。”耿婆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感情中,“可我还是恨他,为什么他不直接和我说清楚?!”“也许是因为老田对您的感情太深了。”晖儿低声道。“也许……”耿婆望着方才的玉件,眼泪再次泉涌而出。那是老田年轻时佩戴的东西,他们的定情信物。……“常五根老婆的事我有所耳闻,是个外来的木匠下的厌胜术。”耿婆点头道。“您老没帮他们?”林岳奇怪道,“这对您来说可是小菜一碟了吧?”“天道轮回,我帮不过来。”耿婆回答的非常干脆,“那人也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木匠。”……“刘德柱和他老婆都会死。”耿婆断言道,“最近村里怪事很多,九宫八神都是凶格,应该有高手在附近。”“高手?会不会是害死老田的人?”我对村子里的事件早有怀疑,“难道说这一切是冲着我们来的吗?”“你说过,那个混蛋小子的徒弟让你去文成刘基墓。”耿婆眼中满是深意地说道,“知道刘基是谁吗?”“刘伯温,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之一。”我颔首道,“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水堪舆家。”“刘基最精通的是奇门遁甲。”耿婆望着手上的玉件道,“而且他也是我们派内的旁系。”“您是说,这些事情有联系?”我隐隐觉得事情的内幕开始复杂了起来。“他们要找的应该是刘基生前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耿婆头也不抬地说道,“你这个傻小子……”照耿婆的分析,韩笑他们是为了找寻这本记载着奇门遁甲精髓的古书。从时间上推测,村里发生怪事的时候,韩笑恰好在城里布局陷害我入狱。耿婆让晖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时间段内,城市附近的县市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他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耿婆道,“而是顺道带了一个研究队。”……“我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了!”“老凡,咋啦?想通了啥道道?”“浙江文成县,去拜访一下刘老前辈。”……耿婆带上门,领着我们抄小道走了五里路,一家农贸货运站出现在眼前。简朴的办公室内,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犷汉子笑脸相迎,耿婆跟他说了几句,那汉子立刻招呼来一辆双人座的厢式货车,爽快地把钥匙交给了我。“嘿,您老还真有路子。”林岳瞅着车子咂嘴道,“大几万的车就这么送您了?”耿婆没搭理林岳,自顾上了车,四平八稳地坐在了后排座上。“您这是……”我有些不解道。“我有二十多年没好好走动了。”招呼晖儿和S上车后,耿婆悠然地说道,“老婆子也出去见见世面。”……“您老帮过那个大胡子吧?”林岳一路不死心地八卦道,“要不咋这么爽快地给您车呢?”“他一家五口翻车在山沟里,碰巧我采药经过顺手救了他们。”耿婆闭着眼睛道。……文成县,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追赠太师,溢文成,为明开国元勋。无论之前在史书典籍上看到的记载有多么的神奇,刘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刘伯温”的名字或传说的范畴内。我也包含在了这大多数人之中,直到亲眼看到这座诚意伯墓。诚意伯墓大约有八百多平米的范围,墓前有石碑一方,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站在墓前环视四周,附近的九支小山脉延伸至此,宛如九条自各方而来的神龙,在墓葬风水中,这种山势被称为“九龙朝会”。墓前,离我站立处不远,有块形似墨砚的地块,正中隆起一个小小的土丘,乍一看去仿佛一颗半露在地面的龙珠。“龙珠”和九只“山龙”恰好结成了一处气脉汇集的穴,而诚意伯墓的位置正处于穴眼。不过很奇怪,以刘基的身份地位,在明朝应该算是位极人臣了,但这墓穴前既无石兽也无石像,更是没有那些王侯将相墓前常见的石条石板围砌。“这刘基也够惨的,帮着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算得上劳苦功高了。”林岳摇头道,“到头来被朱皇帝疑神疑鬼不说,死了也没个像样的排场。”“呵呵,傻小子,这话让刘基听到,非骂你个不学无术不可。”耿婆笑骂道。“刘基是风水大家,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用意吧?”晖儿思索道。“丫头说的对,当年刘基的两个儿子弄了个三进三圈坟墓图,就被他一把撕碎了。”耿婆娓娓道来,“他说,墓字上草下土,若用石铺,怎么生草?古人造字,大有讲究,人不能靠造坟墓立牌坊流芳百世。”石砌封土,事实上是对地气的一种封阻,这在很多王侯将相的墓葬里屡见不鲜。作为一个深谙风水奇门的堪舆大家,且不论刘基生前的是非功过,单就其墓葬格局的独到之处便可见一斑。不过,刘基的墓穴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便被无良盗墓的贼群光顾过了,虽然他下葬时并没有陪葬什么珠宝玉器,但名声在外的刘伯温毕竟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聪明的刘基很清楚自己死后容易成为这些盗墓恶徒的目标,所以他自然有他的办法。……“这里有三个墓穴?!”我难以相信,无论我的听风还是林岳的遁木入地,都确确实实地探明地下只有一个墓穴,更何况“九龙朝会”争“龙珠”的这个穴眼并不大,怎么可能再在别处开穴安葬呢?“听话听半边,凡事都这么曲解你俩怎么能有长进?!”耿婆板着脸道,“三奇掩衬,怎么就理解成三个墓穴呢?!”三奇,奇门遁甲中将乙,丙,丁称为三奇,代表着天空中的日、月、星。白天我们看不见月亮与星辰,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只因阳光的强烈遮掩了它们,加之地月转动的关系而已。夜间月圆明朗的时候,很多星辰也会不见,道理依然。之前被我认作“龙珠”的土丘事实上是个障眼法的骗局。夏山之麓海拔近一千一百四十米左右,山势地形的变化较大,那块墨砚形的地块恰好利用了一个视觉误差,使人误以为其中的土丘就是九条山龙争的“龙珠”,却不知道真正的“龙珠”是刘基的这个坟山。我绕过墓前,约步丈量,在北面的一处位置停了下来。“山龙汇集,七步结穴。”风水格局篇上曾如是记载,我忽地明白诚意伯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坐西向东,原来作为墓前龙珠案砂的假坟正好位于南面,两侧的笔架山峰恰好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案砂格局。“看来还算孺子可教。”耿婆看着我站立的位置,不住点头道,“三奇掩衬,真假难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清楚。”我沉思道,“为什么这里感觉不到刘基的墓室存在呢?”“三奇环衬是墓葬中的奇门假穴法,很容易被虚布的格局影响。”耿婆用手在地面上叩了两下,“所以就要用沉土实葬,让墓穴与地脉完整结合起来。”沉土实葬,便是将棺椁完全封埋,不建造中空的墓室,这种葬法多为民间一般百姓所用,而富贵王侯之流往往不会如此。“整了半天在这儿啊。”林岳蹲在地上望着我脚下的土地,一脸无奈道,“这个刘基还真会折腾。”“我们应该是来晚了。”S抹了抹地上的土说道,“这里有二次挖掘的痕迹。”耿婆一愣,附身捻起地上的浮土,放在鼻间闻了闻,又用舌尖尝了下味道,眉头立刻竖了起来。“这帮家伙还是老把式。”耿婆有些气恼,转而向S问道,“丫头,你怎么看出来的?”“这里是高山,土质中参杂了很多细小的碎石。”S捻起一把泥土道,“建筑挖掘中很容易将原本留在地下的这些细小碎石翻到表面上来。”泥土中果然夹杂着一些细小的碎石,而周围其他地域的浮土里却没有。“三天前有个摄制组来这里取过景。”晖儿在一边的电脑上飞速操作着,“从时间记录来看很可能是他们动的手脚。”晖儿在城市论坛中找到了一些网友发布的信息,有人还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群人不知在忙碌着什么,照片的边角处一个斜靠在在导演椅上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照片太小无法仔细分辨。“可以把这块放大处理一下吗?”我向晖儿问道。“位图放大失真比较厉害,我用图像动态补偿试试。”晖儿继续忙碌着。照片的局部被放大了,处理后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那人的面目却已经可以分辨。“陈子浩!”照片上的人正是陈子浩,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那书的样式很像古代的线装书籍……四、穿水煞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大脑还处于成就感带来的兴奋状态时,却突然发现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已变得毫无价值。这是一种挫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时间上陈子浩早已占据优势,而且他手下肯定不止一个奇门遁甲方面的高手,但却依旧有些不甘,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好胜心在作祟吧。作为明初风水堪舆大家,筑壤一派的旁系高手,一个奇门遁甲的资深学者,刘基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中记录了大量奇门遁甲与风水堪舆精妙见解。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刘基在征战沙场上将奇门遁甲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绝大多数的功劳要归属于这位神奇的辅佐者。可莫曹和他背后的神秘力量又想从刘基身上得到什么呢?……晖儿一直在电脑上忙碌着,通过她的“网络足迹”理论,一切信息都具有相关性和联动性,只要将其留存在网络中的“足迹”按适当的条件进行排列重组,一条清晰的信息脉络便可跃然纸上了。“附近的植物上没留下什么信息。”林岳从一棵树后晃了出来,“这帮家伙真有两把刷子。”不但是林岳,我找遍了附近的水流水源,拾水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耿婆一直在地上画着什么,一脸沉思的样子使我们不敢上前打搅,她应该正在用奇门遁甲中的某种数术推算着什么。林岳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S身边,嬉皮笑脸地冲着狴犴嘀咕着什么。狴犴不耐烦地看了看林岳,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最后索性原地趴下,呼呼地睡了起来。“靠,我见过嚣张的,可这么嚣张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岳恼火道。“你和它嘀咕啥呢?”我好奇地问道。“也没啥,就和它打个商量。”林岳叹气道,“让它帮着闻闻味儿,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切,你就会瞎来,你当狴犴是警犬啊?!”S在一旁不满道。“没办法,臭脸大哥又不在。”林岳一脸无奈道,“我只能拿它凑数咯。”莫炎,如果他在的话,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若论追踪,只怕没人能和他比。可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的邮件,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吗?……文成县,一家油站边。“没错,这帮家伙朝西南面的公路去了。”林岳钻入车内道。根据晖儿在网上找到的信息线索,林岳在四处打探了一下,由于陈子浩他们的张扬风格,很快便找到了下落。原来他们下山后在文成县内仅逗留了两天,之后便驱车离开。“应该感谢那些在当地网络论坛上发八卦帖的网友。”我不禁笑道,“不是他们的话,还真找不出这些人。”耿婆的确是在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推算,她断定那些人是沿公路向西南方向出城的。为了确保万一,林岳在出城的加油站打听了一下,果然吻合。“他们开的是两辆黑色路虎。”林岳一路摇头道,“咱们这辆小卡车可赶不上他们的速度。”……“他们早上十点左右在这里吃的早饭,朝着南边的小路走的。”S从饭店老板折了回来。“南边的小路?!哎哟喂,这下我的屁股要遭殃了……”林岳顿时怪叫道。……泥泞颠簸的小路蜿蜒曲形,厢式货车在行驶中不住弹动着,臀部在坚硬的座椅摩擦下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胃里的食物也开始不停地翻动。耿婆稳稳地坐在后排座椅上,显得若无

                        的意思并不是她不懂他说的那番话,她是想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为朋友的经济窘况着急,不帮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米努斯为什么不能保住他买下的房子呢?但索恩并不想把问题解释清楚,她只是紧盯着他的脸。那张面孔光溜溜的,时隔二十六年依旧很英俊,眼下更因为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当天早晨射猎成功让他心平气和,事情恢复了常态。咖啡颜色正,不冷不热恰到好处。这天吃饭的时候,除去脑袋的鹌鹑肉将消失在他嘴里。只要天气允许,迪肯·摩根每天都要开着他那锃亮的黑色轿车跑上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他从位于圣约翰街的住宅出发,向右转上中央大街,经过圣路加、圣马可和圣马太几条街,然后利落地停在银行门前。这段路程不等吸完一支烟就可步行走完,他却偏要驾车,看起来是犯傻,但对他来说,这种姿态的分量足以抵消傻气。他的车很大,他在车里无论做什么都是重要而值得评论的:他是如何亲自洗车和上蜡的——从来不让K.D.和公司里的年轻人碰一下;他是如何在车里嚼烟而不吸烟的;他如何从不靠在车上,而如果你和他谈话,站得离车很近,他就用手指甲摩挲着引擎盖,刮掉只有他才看得见的污渍,并用手帕掸掉看不见的脏点。他和朋友们嘲笑着自己的虚荣,因为他深知他们为他的弱点开心同时也对他心怀敬畏: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积聚财富的神奇手段,他的远见卓识,他毫无遗漏的记忆力。而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早期他办的一件事。四十二年前,他曾在老爹摩根的福特T型汽车靠近后窗处争得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向他母亲和小妹鲁比挥手告别。家里其余的人——老爹,波莱亚叔叔,他大哥埃尔德和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靠着两大筐食物紧紧挤坐在车里。那段路程他们得走好几天,也许两个星期。老爹说这是第二次长途旅行。波莱亚叔叔笑着说是最后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当时黑文还在挣扎着复苏。老爹开车带着他兄弟波莱亚和长子埃尔德,跑遍全州甚至越出州界,去考察、评判和鉴定别的黑人城镇。他们计划到俄克拉荷马州外去两处,州内去五处:波雷、朗斯顿城、兰蒂斯维尔、塔夫特、克利尔乌尤、蒙德·贝龙、尼克狄马斯。后来他们只去了四处。老爹、波莱亚叔叔和埃尔德大哥没完没了地说起那次出行,讲他们怎样和教士、药店主、干货店主、医生、报纸出版人、教师、银行家斗智和争论。他们讨论着疟疾,酒宴账单,白人移民的威胁,与克里克自由民相关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的辅助药剂的可信度,高中教育的可行性,技术培训的必要,建州的后果,住房和白人暴力,散漫性和组织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他们站在玉米地头,走在棉垄之间。他们参观印刷店、演讲班、宗教仪式、锯木场;他们观察灌溉方法和贮藏系统。他们主要看的是土地、住宅、道路。十一年以后,塔尔萨被炸毁,老爹、波莱亚和埃尔德参观过的好几座镇子都完蛋了。但最奇怪的是,一九三二年黑文居然繁荣起来了。衰败之势没有触及它:个人存款数额巨大,老爹摩根的银行没有风险(一来因为白人银行家将他拒之门外,二来因为股份认购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各家族共渡难关,确保没有谁缺钱。棉花歉收了吗?种高粱的便将其收益与种棉花的分享。粮仓烧了吗?伐木工就肯定会趁天黑让木材在某一特定地点“偶然”滚下车,让他们搬走。猪拱了邻家的庄稼地吗?邻家就会得到大家的资助且一定能拿到猪肉火腿。一个人在劈木柴时不小心伤了手,马上就会有新棉绳包扎伤口,然后才去作第二次洁净的包扎。一八九○年他们走向俄克拉荷马的途中是遭世人冷拒的,但黑文的居民彼此间总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需要或短缺,一定随叫随到。摩根家的人不容许有谁对别的黑人城镇的失败兴灾乐祸——一八九○年的四处碰壁如同子弹嵌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只是议论议论上帝审判的奇迹,并决定带上年轻的双胞胎作第二次巡游,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沿途所见有时是一无所有,有时是满目哀伤,而迪克对一切都牢记在心。一些城镇像是奴隶居住区,振兴过又迁徙了。一些城镇陶醉于财富之中。另一些城镇如同在冬眠——把金钱、证件、契约全都藏在没铺过的道路边没漆过的房子里。在其中一座繁华的镇子里,他和斯图亚特看到十九位黑人女士排列在镇政厅的台阶上。她们穿的夏季衣裙的质料,其轻飘和精致是他们哥俩从未见过的。大多数衣裙都是白色的,但有两件是柠檬黄,一件是橙红。她们都戴着浅色的斜纹呢小帽,粉红和灰蓝的:那样的帽子把人的目光吸引到戴帽人明亮的大眼睛上。她们的腰身比她们的颈项粗不了多少。她们笑啊逗啊,俏皮地引着一个摄影师从一块黑布下探出头来又钻回去。在成功地摆好姿势拍照之后,众女士分散成几小伙,伴随着轻柔的笑声弯下了她们的蜂腰,彼此挽着胳膊走着。一个给另一个调整着胸针,一个和另一个交换着手袋。穿着瘦小皮鞋的娇巧的脚转动着,踮扭着。她们如凝脂般的皮肤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让迪克透不过气来。有几个岁数小的横穿街道,走过栏杆,离他和斯图亚特坐的地方这么近,近极了。她们正在去不远的一家餐馆的路上。迪克听到了低沉的歌声,声音中充满了愉悦和神秘的信息,同时一阵马鞭草气味飘来。兄弟俩甚至没有交换眼色,一言未发便一致跳下了栏杆。当他们在地上扭斗,撕坏裤子和衬衫时,那些黑人女士转过身来看。迪克和斯图亚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笑容,随后老爹中断了谈话,走下门廊,揪住两个儿子的裤腰拽起他们,拖到门廊上用手杖打了他们的屁股。即使此刻,马鞭草的清香依然绕鼻可闻;即使此刻,那夏天的衣裙、阳光下闪亮的凝脂似的皮肤仍使他激动。当年他和斯图亚特若是不从栏杆上跳下来,就会失声痛哭。因此,在那次出行的种种生动细节——悲哀、固执、狡猾、财富——之中,迪克记忆里那十九位夏季女士的形象和摄影师镜头中的是不同的。他的记忆是柔和的,永恒的。在卡尔瓦里山开会之后的那个上午,迪克对他打鸟的数量和成绩非常满意,高兴得没有睡觉也不感到疲乏,便决定先去检查大炉灶,然后再去银行开门。因此他在中央大街上没有向右转而是向左转,驱车驶过西侧的学校、爱斯杂货店、弗利特家具及器械店,以及东侧的几栋住宅。到了之后,他转了一圈。除去几个没扔进垃圾桶的苏打水罐子和一些纸,那地方再没别的东西。没有拳头。没有闲散的人。他应该和现在爱斯杂货店的老板安娜·弗拉德说一下——让她清理人们在她那里购物后乱丢的罐子和废物。这是她父亲爱斯过去常做的。他就像在自家厨房似的清理店铺的里里外外,要是你听凭他去干,他会一直扫净整条马路,直到对面。迪克驶回中央大街,注意到米斯纳停在安娜店前的那辆破旧福特车。他能听到左边的远处学生们在集体朗诵一首诗,他也曾死记硬背过那首诗,只不过他只听一次邓巴(指保尔·邓巴(PaulDunbar,1872-1906),美国黑人小说家,诗人。)的诗就得完全和永远记住。他和斯图亚特入伍时,有许多东西要学——从如何系军队领带到如何打背包。正和他们在黑文的学校上学时一样,他们一直是理解力和记忆力最好的。但在军队里学的事情没有一件比得上在家时学到的。家里,他们坐在火光照亮的地板上,听战争故事,听伟大的移民故事——那些达成目标和没达成目标的人的故事,听智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迷惑,听深沉和永恒的爱的故事。这一切都在他们所拥有的一本书(指《圣经》。)里。那本书是黑皮封面,上面有烫金字母,纸页比新树叶、比花瓣都薄。书脊顶部磨成了一条条的网纹,页角被手指摸得直破到封皮。那些有力的词句起初令人费解,继而变得亲切,他们越听就越觉得有分量、有宁静之美,最后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词句。迪克沿中央大街继续向北行驶,这条大街及各条侧街在他看来一如过去那样令人满意。静谧的白色和黄色住房里充满了勤快劳作的气息,里面是干着有意义活计的出色黑人妇女,不多不少整齐排列的橱柜,洗净熨平得尽美尽善的亚麻布衣物,调好味道随时可以烧烤的肉食。这样的情景如果遭到K.D.或懒散的年轻人干扰,他就要骂他们了。离黑文初创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他祖父会嘲笑现在这种安逸——用手头的现金购置产业,而不是靠多年劳作来换取。他会为他的孙子们感到难堪:他们一周只工作五天十二小时,而不像当初黑文人只是为了求生存就得一天干上十八到二十小时;他们为了欢愉而打鹌鹑,而不是为了在餐桌上毫无愧色地面对妻子和八个孩子。他那双冷漠浑浊的眼睛会面对大炉灶而眯起。那处会议地点再不会用来报告已做过或需要做的事情,报告疾病、生死,以及周遭所有的情况。曾经目睹受洗者步入神圣生活的大炉灶,如今只观望着懒惰的青年。萨金特家的两个男孩,普尔家的三个,西赖特家的两个,比彻姆家的两个,杜波列斯家的孩子——萨特和派阿斯的一对女孩。甚至阿涅特和帕特·贝斯特的独生女也都在那儿闲混。所有这些人本该在什么地方劈剁呀、装罐呀、修补呀、打杂呀。大炉灶的每一块砖都曾听过现场人们共同赞美他的名字时和声一般的美妙声音,如今却只能忍受电台音乐、录音音乐——从安娜的店铺通过蛇一样的黑色电线传到大炉灶的已经死去的音乐。不过,他的祖父也会高兴的。早年间大人孩子晚上聚集起来用石子在石板上划着字母和数字,向识字的人学读书的惯例,如今已被一座学校取代。虽然不如他们在黑文建的那所学校大,但一年中有八个月的上学时间,而且不向州政府要管理费。一分钱都不要。正像老爷爷预言的,如果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工作、祈祷和守卫,就绝不会像道恩斯、列克星敦、萨帕尔帕、甘兹的黑人一样,在一夜之间被赶出城。他们也不会像塔尔萨、诺曼、俄克拉荷马城的死伤者那样,更不消说成为鞭笞、谋杀和纵火大屠杀的牺牲品了。除去这里一条口子那里一道裂缝,鲁比的一切都未受损伤。没必要去思考迁移大炉灶是否是个错误,或它是否需要原来的土壤作为基础,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有益利用。不,不,老爷爷。不,老爹。我们做得对。迪克安下心来,更多的是在力量方面而非信心方面,因为他对索恩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他可以插手抓牢的东西,只有一种动摇不了的挫败感。他分担了她的伤心,相信他感到的失子之痛和她一样真切和彻骨,只不过他比她对此更了解。他像摩根家大多数人一样,是见过阵势的,那可以说是活生生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促使死亡降临到别人头上。他知道尸体并没有倒下,更经常的是飞成一块块的。在那些盒子里运给他们的,在米德尔顿拉下车站月台的,只不过是些拼凑起来的尸块,重量仅及一个十九岁小伙子体重的一半。伊斯塔和斯考特还算是全尸,如果索恩想到了这一点,完全应该庆幸,因为不管尸体缺了什么,终归全都是黑人身体的各部分——那是医务人员的好意和必须竭力遵守的规矩,他们生怕把白人的大腿及脚和黑人的头拼到一起。如果索恩有这类猜疑——噢,天啊。他悔不该在喝咖啡时说漏了嘴,提到罗杰的失败。他根本不想让她对他向罗杰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丝毫念头——先是与斯考特有关,后来与伊斯塔有关:尸体所有的部分都是黑人的吗?意思是,若不是,赶快丢掉那些白皮肤的尸块。罗杰保证说尸体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而那两副讲究的棺木是摩根感激之情的表征和索恩感到安慰的来源。不过,丧子的影响似乎在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积淀。他不相信她吃的药,当然也不相信药的来路。然而,她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像一个好女人那样尽善尽美;她把家收拾得干净利落,处处都做得很出色。事实上,她的宽容超过他素日喜爱的标准,但这很难说是一种抱怨。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索恩承受着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而他则承受着失去所有儿子的打击。由于他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孩子,摩根家已经到达绝嗣的边缘。是啊,还有埃尔德的孩子——那一大群散布在各地,就是不在家,其中一些孩子来鲁比探望一周,还要缩短停留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的宁静他们觉得枯燥,这里的勤劳他们觉得乏味,这里的热情他们觉得无礼。因此,即使把他们想成摩根家族血脉的一支也毫无意义。他和斯图亚特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其证据就是鲁比本身。除去合法的继承人之外,谁还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撒迦利亚和列克特做过的事呢?但由于责任加重了,弄明白K.D.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唯一后继者是个沉重的打击。K.D.是妹妹的儿子,而且是和他们的一个战友生的,那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他。迪克一想到她,胸中就会紧抽,这是一种亲切的感情。鲁比。那个可爱、守规矩又爱笑的女孩是他和斯图亚特终生加以保护的人。在那次行程中,她害了病,眼看要好了,可很快又犯了。当病情严重到非认真求医不可的地步时,真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带她去丹比,再赶到米德尔顿。没有病房肯接受有色人种。没有正规医生肯接待他们。她的病情失去了控制,待到他们到达第二家医院时她已经毫无知觉。当护士忙着找医生来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在候诊室的板凳上躺着死去了。兄弟俩听说那护士在设法联系一名兽医,便抱起死去的妹妹,晃着膀子一路回家了。鲁比被埋葬了,没使用过太平间,直接埋进了斯图亚特牧场一块风景秀美的地方,也就是在当时,那笔生意成交了。一篇以交易为形式的祈祷,不亚于对上帝的祷告,他似乎施予了尊荣,直到一九六九年伊斯塔和斯考特的遗骸被运回来。在那之后,他们才醒悟,鲁比死后享受的待遇和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或许在一九七○年犯了个错误,阻拦了K.D.和弗利特家的女儿。她当时怀了孕,后来便在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就算她生下了孩子,也没有要。做舅舅的担心弗利特伍德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何况周围还有别的候选姑娘。可是K.D.仍然与一个住在那儿的流浪女厮混,而在女修道院里,通往地狱的门是大开着的。是该告诉他了:妓院的窗上是没有红灯的,那里畅通无阻。迪克在银行门前刹住车,注意到前面有一个坚定的身影。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不过只是仔细地盯着,首先因为她没穿外衣,其次因为他在六年中没见过她迈出家门一步。中央大街是条宽宽的沥青碎石路,从大炉灶起,止于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足有三英里长。其东侧的四条侧街是以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名命名的。当扩建了第五条街时,就称此街为圣彼得街。后来,随着鲁比的拓展,中央大街的西侧也修了马路,尽管这些新辟的马路是东侧各街的延长——位置正好与之相对——毕竟还需要另外的名称。于是东侧的圣约翰街延伸到西侧就成了约翰路口街。圣路加街延长成了路加路口街。这一明智之举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心,尤其是迪克,而且始终都有加盖住房的余地(如果需要资金,便由摩根兄弟银行筹措),因为在原有住房的背后和外围总有一些地段可用。迪克盯着看的那女人似乎正走出彼得路口街,朝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而去。但她并没有在那里止步,而是坚定地朝北走,迪克清楚在那个方向的十七英里内什么都没有。这个根据她本性命名的最可爱的姑娘(此处出现的姑娘名叫斯维蒂,原文为Sweetie,由sweet(甜美,可爱)一词转化而来。),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足不出户,现在在这冷飕飕的十月早晨不穿外衣走出这么远,要做什么呢?汽车后视镜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出了那辆正从南边乡间驶来的红色小卡车。驾车的司机大概是阿伦·普

                        大兵站在山里呆呆地出神。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赤裸裸的争名夺利。他有什么好说的,哪怕他叫韩世忠,也无济于事。每一个白手起家的大人物,在刚起步时都有一本辛酸的血泪史。在这时,岳飞得去种田当保安,韩世忠被白白抢走了功劳。从这一刻起,他真正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太丑恶了,太卑鄙了!但可贵的是,韩世忠却没被现实击倒。他只是长了心眼,以后小心些,并没有随波逐流,变得跟这个世道一样的厚黑无耻。方腊起义失败了,他被押到开封砍头。关于这次起义,还有两点要说的。第一,一直存在一种论调,说方腊的起义是自私的,为了他个人的名利而已,并不是什么受苦受难没法活才反抗。理由是他家里有漆园,远没到吃穿无着被迫选择的程度。我想这实在是无稽之谈,谁规定的只有最低层、最受压迫的人才能代表正义?活见鬼!第二,宋史里说到方腊起义,最后一句是:“方腊作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中逃出,裸体吊死在树林里,百余里之内相望不绝。”太邪恶了,太卑劣了,太恶心了。注意,我说的不是方腊。方腊起义的确杀了很多人,这一点相信让方腊自己说,他也不会否认。但是关于妇女的事,就太无耻了一些。第一,他到底抢了多少女人,吊死之后能变成绵延一百多里,也就是五十多公里,多长的风景线?他就算把那六州五十二县的女人都抢光了带回来,能达到这个数字不?第二,那是一百多里长啊,相信那些受苦受难的妇女们是真的逃出来了。请问,受罪的时候不死,逃出来了反而上吊,这是啥心理呢?并且,最远的都逃出去一百多里路了,才想到死,她不会是恐龙吧,反射神经超长,一个念头星期一产生,到周末了才下达到肢体上!一百多里路,要走多少天才能走完?一百多里路……青溪县到底多大,青溪县的山到底多大?第十六章燕云梦魇童贯很荣耀地回到开封城,他想歇两天了,可是他突然发现,一个更大的战场等着他。在这个战场上,危险真正笼罩了他,就算再多一百万的军队,也没法替他挡灾。皇帝和首相一起恶搞他。仗打赢了,方腊就在开封城里被砍头,这让赵佶很舒爽,嗯,反抗我的都去死!可是生活呢,他的日子里不能少了奇异的石头、艳丽的花朵,它们必须每天换着花样地出现,不然他会无聊寂寞。这个想法和王黼不谋而合,王黼是花石纲的总纲头,花石纲是他比皇帝还要优越的生活的来源保证,他比谁都盼着让花石纲立即恢复。可是,童贯反对。说来童贯也算是六贼中的一个异类。他和所有的权二代、富二代都不一样,也和蔡京不一样。蔡京是看破世事惊破胆,宁愿毁却百年身。他从最厚黑的政治旋涡里爬出来,为了生存改了初衷,变成了一个宁负天下人、不负好前程的坏人。他的本质是胆小鬼,他怕凄凉落魄的日子。所以,他成功之后,总是缩在富贵的天地里,绝不再去见人间的疾苦。童贯不行,他要带兵,要去打仗,他的生命里无时无刻不出现着尸横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状,人间的地狱他见得太多了。他终究不是杀人魔王,没法做到毫不动心。比如这时,他长叹了一声,说:“东南人家的饭锅还没支稳,就又想干这种事了?”说这话时,他很是失望,赵佶和王黼更是难堪,他们都是聪明人,非常清楚童贯这是在骂他们——浅薄的小儿,伤疤才好就忘了疼,还搞花石纲,不怕再次激起江南起义吗?面对难堪,赵佶忍了,童贯劳苦功高,刚刚立了大功,不能驳他面子。但是王黼怒了,老东西,你晕头了吧,俺们是坏人耶,你见过坏人堆里也尊师重道吗?搞他,趁这机会踢开这块绊脚石,越过宋朝恶人榜的前两名。王黼拿了一张纸去见赵佶,上面写着童贯在江南发布的那道诏书。罪己诏,他相信只要赵佶看了这个,自己的目的就会达到。果然,赵佶大怒,既羞又愧更怒,他没忘记当初给童贯的承诺,童贯可以在江南以他的名义发布圣旨,可也不是让你发罪己诏。赵佶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是觉得自己美好到需要天地间最美最奇异的石竹花木来掩映的人,怎么能容忍自己犯了错,还向人认错呢?童贯的形象轰然坍塌,就算再有能力,再忠心也没用了,他让赵佶没法面对,只要见面就会觉得羞辱,这还怎么过日子?王黼满意了,他又成功地拆了一个人,搞倒童贯,他的势力会升得更高,甚至会渗透进军队里,成为集政、军于一体的大佬,这是蔡京都没法比的。可是没等他来得及得意,立即就浑身冷汗。童贯反击了,武装太监不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而且迅速做出了反应。具体的招数史书里没有记载,结果是王黼大惊失色,立即投降。投降?罪己诏的事怎么办,影响怎么消除,皇帝的印象怎么抹去?总得有个说法吧。童贯一概不管,谁挖的坑谁去填,王黼小儿,你去想办法。王黼欲哭无泪,这活儿的难度太高了,谁有记忆清除器借用一下,不然只要皇上记得罪己诏,这事儿总有再翻出来的一天。想来想去,王黼想到了一个利己利童贯也利赵佶的好办法。他先去见赵佶,这样说:“陛下,南方平定了,经济复苏了,花石纲恢复了,辽国快灭亡了,您还要燕云十六州吗?如果想,那么得尽快,别被女真人都抢光了。”赵佶既喜又急,“朕要,一定要燕云十六州。”“好,那么童太尉……”“让他出征。”赵佶搞定了。王黼再去见童贯,“太尉,您英明神武,天下无敌,眼前大好机会,您定下的联金灭辽的计划可以实施了,我作为帝国首相全力支持您!”童贯惊喜,“真的?”“当然,在我的建议下,皇帝已经同意了,由您率军出征。”“好!”童贯满意。王黼也满意,联金灭辽,这事办成了,普天同庆,谁也不会再记着罪己诏这块小阴影;要是办砸了,天塌地陷,更大的麻烦面前没人理会小错处。趁童贯高兴,他又加了一句,“太尉,自古打仗费钱粮,为了支持您顺利北伐,我决定亲自接手财政,希望您能同意。”童贯同意。之后,王黼把枢密院踢到一边,在三省设立经抚房,专门为北伐筹款,命令每一个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缴免夫钱,这一项他刮到六百二十万贯。想了想,他觉得意犹未尽,北伐的时候是要过黄河的,那么顺便把黄河也修一下吧。修黄河利在全国,像淮、浙、江、湖、岭、蜀等地的,和黄河不贴边的男丁们也有责任,太远出不着力是吧,那么出钱。每人至少二十贯,这样他又刮到了一千七百多万贯。综上所述,堪称一份罪己诏引发的血案,联金灭辽达到了王黼、童贯、赵佶共同受益的目的。事实上,宋朝也必须得出兵了,计算时间,这时距离上次金国使者离开开封城已经过去了近十个月,战场瞬息万变,辽、金之间的局势早就天翻地覆了。事情从耶律延禧说起。这位仁兄的心态非常好,上京都危在旦夕,他反而很悠闲。他公开对外界宣称,“我和宋朝是兄弟,和西夏是舅甥,就算辽国丢了,到哪里也还是一世富贵。”说完就干,他把大批的金银珠宝打了包,绑在了两千多匹马上,随时准备跑路。这是一个多么天才的皇帝啊,他想用这种方法显示自己很有底气吗?比他更天才的是他的大臣萧奉先。萧大臣再接再厉,在助金灭辽的工作上做出了决定性的壮举。他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把辽国的军政体系彻底搞垮。耶律延禧有六个儿子,分别是晋王耶律敖鲁斡、梁王耶律雅里、燕王耶律挞鲁、赵王耶律习泥烈、秦王耶律定、许王耶律宁。最杰出的是晋王耶律敖鲁斡。主要的妃子有两个,文妃、元妃。文妃生晋王耶律敖鲁斡,元妃生秦王耶律定。这位元妃还是萧奉先的妹妹。萧奉先在国家都将要保不住的情况下,突然间心血来潮决定搞一次宫廷政变,把外甥推上皇帝的宝座。那么晋王一系就必须去死。达到这个目的,政变的范围就太大了。除去晋王本身的实力外,光是他妈妈文妃的势力就超强。文妃有一姐一妹,姐姐的丈夫是宗室人员耶律挞葛里,妹妹的丈夫叫耶律余覩,是辽国当时数一数二的将军,当时正率军在前线和金国人交战。由此可见,晋王体系是多么完整,由内而外,从政到军,全套的家伙都齐全。相应地说,如果真的摧毁了这一切,辽国的军政实力立即降档。当此国难之时,这么搞纯粹是自杀行为。可萧奉先不管,他的眼里只有自己家里这一小撮人的幸福。为了小家毁大家,这是宋、辽两国的败类们共同的想法。萧奉先一个人干了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等所有人的活,他的业务水平之高,实在是那个时代里最炫目的存在。机会来了。某一天,文妃的姐姐亲情发作,不可遏制。她先是进宫看望了二妹、外甥,之后又想起了三妹,真是好久不见了啊,无论如何要见到。她带着自己的丈夫去前线,她的三妹、三妹夫都在军队里。这样一幕感人的亲情戏落在全辽国人的眼里,都感叹真是大姐比母,爱得深沉啊。落在了萧奉先的眼里,瞬间就变味了。他去向耶律延禧告发,说晋王系发动了政变,文妃的姐姐先去皇宫联络了文妃、晋王,现在去前线联络耶律余覩,只要军权到手,您只好去做太上皇。耶律延禧立即怒了,他不由分说杀了文妃、文妃大姐、姐夫,只留了晋王一条命,并派人去前线召回耶律余覩……耶律余覩蒙了,他招谁惹谁了,正给国家卖命呢,突然间国家要他的命,这都是为什么?当他清醒过来之后,留下的路只剩下了两条:等死,或跑路。跑到哪儿去?身负如此冤屈,还要躲藏一世吗?耶律余覩一怒之下决定投降金国,借金兵的力量来复仇。就这样,完颜阿骨打凭空捡到了宝贝。清朝是倾全国之力,打赢松山之战后才抓到的洪承畴,从此得到了明朝的活地图,进关后无往不胜。而金国人是毫不费力,由萧奉先倒贴一样地捡到了耶律余覩。耶律余覩满腔怨毒,积极工作,上岗没几天就拿下了辽上京,接着在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正月里攻破辽中京,速度之快,让完颜阿骨打都不敢置信。原来朕最好的将军居然是辽国人。耶律延禧慌了,辽中京刚被威胁时,他就彻底南逃,逃到了燕云十六州。接到辽中京陷落的消息之后,没等金军杀过来,他立即起身奔向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他觉得那儿是块野地,是他平时打猎的地方,一来熟,二来远,金国人应该不会再追了。他低估了耶律余覩的愤怒,耶律余覩脚前脚后就追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超猛的金将完颜娄室。完颜娄室的地位相当于辽国的耶律休哥,起兵以来号称“常胜”,是金国的军中之胆。他只是缺了一份完颜阿骨打直系亲属的血脉,不然粘罕、兀术之流都只是他的小跟班。如此杀星莅临,换谁都会想着怎样逃跑吧。萧奉先不,他的大脑结构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居然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解决办法。下面是他和耶律延禧的对话。萧奉先:“陛下,追兵又近了。”耶律延禧:“……※#!§÷$难道我不知道?!”萧奉先:“您知道耶律余覩为什么穷追不舍吗?”耶律延禧:“……※#!§‰※这个不知道。”萧奉先:“这是因为我们中间还有晋王,他是耶律余覩内侄,耶律余覩叛乱之心不死,他是想夺回晋王,另立辽帝,只有这样他才会罢兵。”耶律延禧呆滞。萧奉先:“同理,只有杀了晋王,断了耶律余覩的希望,他才会罢兵!”耶律延禧暴怒,“真的这样吗?全天下人都知道,朕为了辽国什么都可以舍弃。为了救国,为了救民……杀晋王!”晋王就这样死了。以上,就是辽史里赫赫有名的“为国杀子”事件。这件事从构思到发展到结局,无一不是辽国灭亡的浓缩版,耶律延禧和萧奉先紧密配合,真正做到了只要你敢挖坑我就敢跳,只要你敢跳,我就敢再挖坑的良性循环。晋王死了,萧奉先的外甥秦王耶律能终于爬上了辽国皇储的第一顺位,可这有什么用呢,悲愤的耶律余覩有了更大的动力,他无视鸳鸯泊的复杂地形,率军杀了过来,发誓要为两位大姨子、一位连襟、一位外甥报仇。好玩的是,直到这时,耶律延禧仍然没回过味来,他带着萧奉先、耶律能、两千多匹骏马驮着的金银珠宝继续跑路,下一站是辽西京(今山西大同)。他跑,耶律余覩继续追,只要他追,耶律延禧就继续跑。这是上演了无数次的主旋律了,金国人简直是追着耶律延禧跑,跑过哪儿,哪片疆土就到手。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荒诞、愉快的。辽西京也不是终点站,耶律延禧跑到这儿仍然不放心,他想了想,又一次离开城市跑进了森林,这次够狠,选的地点是夹山(今内蒙古武川西南)。这是一片真正的原始森林了,以女真人的原始程度也不敢孤军深入。追击终于告一段落。这时,辽国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只剩下了南京析津府,也就是燕云十六州里的幽州,现在的北京城。在这里辽国有一部分军队,一整套政府领导班子,外加一个王子。该王子是燕王耶律淳,一个非常不得耶律延禧欢心的苦命孩子。在全民族都遭殃的情况下,他被爸爸抛弃了,扔在金国和宋朝的夹缝里,在理论上注定了必死无疑的命运。但就是这个孩子,给辽国留下了仅存的一点点尊严。在公元1122年前后,他的军队不多,只有六七万人。有两个宰相,都是汉人,分别是张琳、李处温。有一位妻子,封号是萧德妃。此外还有一个官场的新人,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合法的皇帝逃进原始森林之后,辽国最富庶最文明的燕云十六州没有想着向敌人投降,而是积极地抵抗。耶律淳被推举为新皇帝,他的就任很仓促,甚至不合法,他的任期也很短,前后不超过三个月,但他在历史里留下非常牛的印迹。为了纪念他,历史把他治理下的燕云十六州称为“北辽”。北辽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女真人,而是世代友好的兄弟之邦宋朝。他就任的时候,正是宋朝扑灭方腊起义,童贯腾出手来准备北上的时段。刚刚好,这两个人碰在了一起。在宋朝一方,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情况好得出乎意料,连之前的失误都能补回来。之前渡海结盟时,赵佶摆了大乌龙,把燕云十六州的地理区域都搞错了,导致金国人只答应了一小半的土地转让。现在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一路狂跑,把金军的主力都引到了蒙古草原的深处,现在燕云十六州附近除了辽军的残余兵力外,几乎是一片真空。只要出兵快,打得狠,管他什么金国不金国,趁机抢到手,以前谈的合同就是一张废纸!宋军带着这种欲望出征,为了必胜,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一说十万)出开封,这里面的成员有西北军、禁军,等到了东北方边界之后,还有原来驻守的边防军,这样最起码可以达到二十万以上的军力。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足以压倒燕云战区的辽军。何况这时辽国人魂不附体,早就被吓垮了。更何况燕云地区主要是汉人,自古以来汉人的向心力都是超强的,他们会主动帮助宋军收复故土。战前分析到这步,赵佶也来了兴致。他从每天忙碌到没有一分钟俗人事务的生活里抽出了几分钟,给童贯批了一个条子,给这次军事行动定性。——童爱卿,我有三点要求:第一,最好的结局是号召汉人恢复故土,我们自动得到燕云全境;第二,让辽国人保持自治也可以,但耶律淳必须纳款称藩,成为宋朝的属臣;第三,实在不行,你可以提军巡边,在边境上等待时机。所谓的时机,说的是等金军主力从草原深处杀回来,那时南北夹击,燕云必破。但是宋朝想得到好处就比较难了,毕竟是火中取栗。于是,童贯很纠结。局势要求速战速决,赵佶却提出了三点要求,每一点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仔细想一下都会变成温吞水。试想,第一,号召汉人。汉人是可以号召的,看赵光义当年远征燕云时,汉人真的举城归降。但那是有几十万强大军力做保证才行,而且年深日久了,一百六十多年以后怎样,是可以预料的吗?第二,让耶律淳纳款称藩。好主意!但这是政治协商好吧,一旦公文往来讨价还价,好几百公里的距离来回折腾,要搞到何年何月?只要搞到两个月以上,金军立即到位。那时啥都晚了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天生富贵吗?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飞腾之兆呢?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三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就是他了——李贤。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四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的政权。二、子胥建都伍子胥画像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在一场政变中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投奔到吴国公子光门下。公子光弑兄夺位,成了吴王阖闾,伍子胥因策划政变有功被封为行人。一日伍子胥对阖闾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上台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阖闾建造一座都城。王卫平: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也就是吴国的都城。据说,伍子胥在建立阖闾大城以前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所谓“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城郭,必须对这个地方的土质、水质详加考察,土质要细腻,水质要清甜,对所处的地理环境、城市生态都有一定的要求。条件完备后,才能建立阖闾大城。调研以后,他就建筑了一个周围四十七里的阖闾大城。一般来讲,这个阖闾大城在现在的苏州。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明确写道:“阖闾元年使伍子胥在姑苏建筑大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另据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寿梦卒,诸樊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千百年来,苏州人一直以苏州是吴国古都而感到骄傲。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感念伍子胥给苏州带来的恩德。徐刚毅39:伍子胥的到来,对吴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最先的表现就是建立城池。王鲁湘: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建一个城池是很重要的吧?徐刚毅:当然很重要。因为王室如果没有城池,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切都是散漫的。王鲁湘: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就凝聚不起来。徐刚毅:而且中国那时候有很多诸侯国,但凡稍强盛一点的,哪个没有国都啊。王鲁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没有一个高大的城池,恐怕也不足以自卫。徐刚毅:除了建都之外,伍子胥还开拓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运河的起源。应该说,中国现存的几条运河,都是伍子胥在吴国开筑的。王鲁湘:后来它发展成为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苏州市就是当年伍子胥建造的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这种观念已经在苏州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它在近代受到了质疑,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撼动着苏州人的骄傲呢?徐良高40:2000年前后,就有学者根据考古的现象,对于所谓吴国的都城在苏州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没有发现相当于先秦时期城市的建筑遗迹。王鲁湘: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是不是有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徐良高:应该在那个时期的遗迹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和常州的交界处,发现并确认了春秋晚期的城墙。根据古城遗址的等级规模、年代布局,有专家初步推断为吴王阖闾的都城。这就对苏州古城的千载定论发起了挑战。春秋吴国的都城到底在苏州还是在无锡,一时间争论不休,而具有都城规模的木渎镇的发现,又是乱上添乱,似乎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当年的“阖闾城”所在地。那么“阖闾城”到底在哪儿?伍子胥当年到底选择在哪里筑城?在更多更扎实的考古新证据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木渎古城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徐良高:我们认为这遗址非常重要,确认它是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是在2010年。王鲁湘:发掘出土的哪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明这里是春秋时候吴国的都邑呢?徐良高:我们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工作,发现遗址有至少南北两道城墙,北城墙一千多米,南城墙也差不多接近一千米,这个规模相当大。另外,我们发现南城墙有一条河,河道里发现有瓦。瓦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即具有东周时期的特征。这些重要迹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重要程度了。王鲁湘:是一个大城。徐良高:是政治中心,有高等级的人住在这里面。灵岩山位于木渎古镇的北部,站在灵岩山的最高点“读书台”,我们可以看到被群山环抱的木渎盆地。这里河网交错,又与太湖水系相通,的确是一个交通便利、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灵岩山的东边,是现在苏州城的范围,遗址实际是在灵岩山西边的盆地里面。它的西北方向是穹窿山的范围,翻过穹窿山就是太湖。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伍子胥所建的阖闾大城“周围四十七里。”而东汉《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这两本古书的记载基本一致。那么这个数据,与木渎古城遗址相吻合吗?王鲁湘:根据《吴越春秋》等一些文献记载,伍子胥筑的城是个重城,两层的。大城周回有四十里,再加多少多少步;里头还有个小城,是周回八里又加多少多少步。您刚才提到南边的城和北边的城有上千米,这么一说的话,四面一围正好是八里左右吧?徐良高:有人做过一个计算,根据南面、北面城墙的长度,把它封闭起来算面积,跟《吴越春秋》上的记载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苏州城区地势开阔平坦,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把都城建在这里实在不安全,作为军事家的伍子胥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时,会把目光聚焦在木渎古镇吗?王鲁湘:伍子胥是一个军事家,他要给吴国建立一个都城,一定会先从军事上来考量。因为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一个军事设施,其次才具有行政的作用。您从地形、地理上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哪个更适合作为都城?徐良高:在东南这一片,木渎的地形确确实实是非常理想的。木渎盆地周围是非常典型的一圈山,只有大约四个可以往外的关口,而西边隔着山便通到太湖。王鲁湘:非常理想的地形。徐良高:这个地方又毗邻太湖,但是跟太湖又不是直接敞着面对。据文献记载,吴越之间的多次战争也都是在太湖发生。由此你可以看到,它的选址确实是很讲究。三、吴越争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木渎镇确实比苏州城具备明显的军事战略上的优势。战事频发的春秋时期,都城的第一要务是军事防备。因此,阖闾大城从诞生第一天起所担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抵御外敌入侵。而当年在这座城的内外,就发生过很多与战争及军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兵圣孙武的“吴宫教战”。孙子画像伍子胥的好友孙武原是齐国人,相传伍子胥曾向阖闾七次推荐孙武,都被拒绝了。不过阖闾对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却十分欣赏,并问孙武,这些兵法能否用于实战,于是孙武就通过操练宫女,进行对抗演练,诠释演绎了他的《孙子兵法》。王卫平:吴宫教战的故事是这样的:孙武把吴国宫廷里边的180个宫女组成了两个队,分别由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担任队长,组织她们进行军事操练。你想想看,这些宫女一天到晚生活在王宫禁院里边,难得出来见见世面,今天突然要把她们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她们感到非常有趣,嘻嘻哈哈,不听号令。孙武非常生气,三令五申,要按照命令来执行,但是她们还是不听。在此情况下,孙武就严格执行军法,准备砍了吴王两个爱妃的头。她们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所以吴王阖闾就派人向孙武求情,说杀掉她们,自己会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的。这个时候孙武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军队里边治兵,执行军法,国王的命令我也是可以不听的。于是孙武就把两个队长杀掉了。这样一来,那些宫女当然害怕了,一下子就规矩起来了,认认真真地按照孙武的命令进行操练。《孙子演阵教美人战》图这个时候吴王阖闾非常不开心,因为自己最喜欢的二个妃子毕竟被杀掉了。所以当孙武向吴王报告说我这个部队现在训练得很好了,你如果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她们都是愿意的,阖闾就对孙武不理不睬。后来经过伍子胥圆场,向吴王讲述以国事和大局为重的道理,吴王阖闾才转怒为喜,最后就任命孙武担任了吴国的将军。有了伍子胥、孙武这些人,在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上台九年以后,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公元前506年,孙武带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楚国都城郢。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报了杀父之仇。从此吴国消除了来自西方的隐患,国力走向鼎盛。然而,就在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南方的越国却成了他的噩梦,历史上著名的“吴越争霸”就此拉开帷幕,而上演这场争霸的中心舞台,正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徐良高:木渎古城南面的城墙保存得非常好,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城墙中间有一个豁口,这个豁口不像是后来人挖的,有可能是城门。我们去年发掘的时候,就专门在这个豁口做了发掘,结果挖开以后,看到豁口中间有一条河穿过。王鲁湘:也就是那时候的水城门?徐良高:对,水城门。河底的淤泥里面发现了非常典型的春秋晚期的陶器、瓷器,还有铜箭头和瓦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瓦实际上跟古代的高等级建筑有关,所以可以看出,曾有相当等级的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大城,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这样的记载,对应木渎古城发掘出的水城门和建筑瓦片来看,使得人们对这座古城与阖闾大城的关系生出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面对今天的这一段段土丘,人们可能无法想象2500年前的这座城池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在考古学家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座规模巨大,盛极一时的吴国都城。具有政治胆识的阖闾大力搜罗人才,采纳良策,听取民声,并修建城郭,设置守备,积聚粮食。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为称霸诸侯做足了准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为此,他特派专人驻守在宫门口,每当他进出的时候,便会向他高喊“你忘了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回答说“没有忘记”。阖闾死后第二年,勾践主动攻打吴国,在夫椒山被吴军打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与大臣范蠡一起到阖闾大城做了吴王的奴隶。越王勾践剑王卫平:越王勾践他们来到吴国以后,勾践的工作是当吴王夫差的马夫,帮他养马、铡草、喂马,他夫人的工作则是洒扫、织布、洗衣服等。勾践在吴国卑躬屈膝,任劳任怨。即使是这样,伍子胥还是一再建议把勾践杀掉,以绝后患。夫差或许是被勾践的忠诚所感动,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并因为这件事跟伍子胥产生了裂痕。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日夜期盼着回到越国的那一天。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王卫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王夫差生病了,这个病大概生的蛮重的,拖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范蠡就给越王勾践出主意,说你最好去看望一下。勾践就通过伯嚭去求见吴王,正好碰上吴王夫差在大便,他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当伯嚭拿着大便桶出来的时候,他就上前去尝了一下吴王的大小便,然后跑进去向吴王夫差祝贺,说从粪便的味道来看是有一点苦,不过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过不了多久,你这个病就会好转了。这个事情弄的吴王夫差非常感动,于是就下决心把他们放回去了。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经过二十年励精图治,国力有了大大的增强。他还精心挑选了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在迷惑其心的同时,也让夫差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于是,吴王夫差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和北方诸国的争霸上面,不管伍子胥怎样好言相劝,夫差还是一意孤行。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一次与齐国的战争大胜而归之后,君臣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卫平:夫差曾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在出使齐国,就是送战书的时候,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的大臣,这被夫差怀疑为勾结外国,所以夫差就赐子胥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自然感到莫大的冤枉,临死以前和他的家人讲,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上面,好让我看看越军是如何攻进吴国都城的。吴王夫差听了这个话很生气,后来就把他装进皮革里扔在了江水中间。四、废都之后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攻破吴国阖闾大城,一举灭吴雪耻。在此之后,阖闾大城作为吴国国都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假设今天的木渎古城遗址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那么,这座盛极一时的国都,又是如何荒废,并最终成为今天的这一段段残垣断壁的?而现在的苏州城区,又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徐良高:文献记载,越灭了吴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迁都到瑯邪。王鲁湘:迁到山东来?徐良高:迁到苏北、山东这一带。但是后来不行了,它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它也可能是利用了吴国的故城,文献对此记载得不是很清楚。后来楚灭掉越,文献记载春申君的封地就在吴的故墟,不过,后来春申君也很快被废黜了。王鲁湘:再往后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了?徐良高:我们现在在苏州城下面发现好多汉代的城墙,因此可以知道,汉代以后,主要的城市建筑应该是在现在的苏州城下面。1986年,就在距离木渎古城遗址不远的严山,一批采石工人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而其制作之精,规格之高,甚至超过了妇好墓。然而,等级如此之高的玉器,其埋藏地点竟丝毫没有墓葬的结构,埋藏方式也显得十分匆忙而草率。这批显得十分不合理的珍贵玉器,仿佛在预示着一个答案:这里可能经历过重大的历史变革。鹦鹉首拱形玉饰张照根41:玉器的种类非常多,有玉瑗、玉觹、长方形的勒子、虎形佩、鹦鹉首拱形玉饰等等。从雕工、纹饰的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吴国晚期的东西。你看这个鹦鹉首拱形玉饰,做工非常精美。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3年,勾践率军攻到阖闾城下,吴王夫差带着些兵马和财物从灵岩山突围。于是有人猜测,严山窖藏玉器有可能是当年夫差逃亡时留下的。严山玉器窖藏距离木渎不远,它和木渎发掘的古城遗址会有什么联系吗?张照根:玉器埋藏地点与春秋古城遗址相距不太远,大概有五公里,都在这个大型城市聚落群里面。古城的等级和这个玉器埋藏的等级之间应该有必然的联系。苏州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掘的真山大墓和严山窖藏,是迄今为止苏州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而这两座山所处的位置,恰恰在以木渎古城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中。2010年,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对古城遗址周边群山进行了一系列探查,结果不出所料,春秋时期的墓葬在这一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无疑,这将是考古工作者今后工作的重点。虽然目前的证据还无法证明木渎春秋古城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但至少给今人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还仅仅是个开始,在城墙遗址之后,古代都城所特有的宫殿遗址在哪里?贵族们的墓葬在哪里?象征着一个王国最高等级的吴王陵寝又在哪里?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社科院和苏州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能否带来更大的惊喜,能否给《吴越春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

                        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

                        解开人妻裙子猛烈进入HD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

                      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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