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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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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永久精品国产无损音乐,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跨越韩、魏攻打齐国。其实,他是想通过伐齐之战扩大自己的封地。这是魏冉走向自己人生对立面的第一步。范雏在秦国等待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关注着秦国政坛的一举一动,穰侯为谋取私利而攻打齐国的计划,给了范雎提出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的机会。范雎在秦国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范雎刚入秦时并没有形成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因为当时他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东西。但是,在遭受秦昭襄王冷遇的一年里,范雎认真研究了秦国的战略,终于从穰侯魏冉的行动中悟出了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思想。范雎的上书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关注,他下令立即召见范雎。范雎通过王稽举荐,等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而范雎这次一上书,秦昭襄王立即召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换句话说,范雎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让秦昭襄王如此动心呢?范雎在上书中先做了两层铺垫一:第一,识别宝物极其困难。范雎在上书中举天下闻名的和氏璧为例,说明像和氏璧这样的天下宝物,开始都不被世人所认知,可见,识别宝物极其困难。所以,君王不重视的东西未必不是宝物。这是以物喻人,暗示自己是人才。第二,如不用我,不必久留。范雎已经在秦国等了一年多,但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召见他。所以,他在上书中公开提出:大王要是认为我的话可行,那你就用我;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可行,长期留我也没有用(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这两层铺垫,为范雎面见秦昭襄王打下了基础。但是,范雎也是一位非常懂得读者心理的人,他只扼要地点出国君和列侯的关系,并不讲透;而且,还甩了一个包袱:我有一些非常重要而机密的话不能写在信上(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只能面见大王时讲。如果我讲的没有用,我愿意立即接受死刑(一语无效,请伏斧质)。这些话说得若明若暗、欲言又止、神龙见首不见尾,秦昭襄王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范雎说的是什么,但又不知道范雎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才立即召见了他。秦昭襄王先向推荐范雎的王稽道了歉,然后用专车迎接范雎(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范雎乘专车到了秦宫,他假装不知道这是内宫的通道,闷着头就往里走。恰巧秦昭襄王从里面出来,宦官发怒,驱赶范雎,呵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喊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秦昭襄王走过来,听到范雎和宦官吵架,便上前迎接范雎说:我早就应该向您请教了。正好遇上攻打义渠的事非常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总算把义渠的事处理完,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秦昭襄王呵退了左右的侍从,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等了一会,秦昭襄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又说:“嗯嗯。”连问三次,范雎每次都是只嗯嗯,不回答。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打算赐教我了吗?范雎说:我只是个寄居在异国他乡的臣子,和大王的交情很生疏。我要讲的又都是辅佐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和大王的亲人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想尽我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怎么想。这就是大王连问我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我并不是害怕,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被处死,但是我绝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我死也值得。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之后,天下人看见我尽忠而死,不敢再到秦国来(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说哪里话!秦国偏处一隅,我本人无能,先生光临此地,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是上天的恩赐啊。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范雎听了后举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地势险要,雄师百万。凭着秦国力量制伏诸侯,如同猎狗抓捕瘸腿的兔子那样容易。秦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穰侯不愿竭尽忠心为秦国出谋划策。大王也有失误之处。秦昭襄王接着问:我想听听我的失误在哪儿。范雎答道: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今属山东泰安),这绝不是个好计谋。出兵少对齐国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出兵多则又会损伤秦国的力量。大王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派兵协同秦国征伐。韩、魏两国是真的亲秦,您要越过他们的国家去进攻齐国,合适吗?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远交而近攻)。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弃近而攻远,显然太荒谬了。秦昭襄王说:我早就想拉拢魏国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请问怎么才能拉拢魏国?范雎回答:先说好话再送厚礼,不行就割让土地收买,再不行就发兵攻打。于是,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客卿,和他一起商议军国大事(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范雎在秦国熬了一年多、费尽心机才得到秦王的召见,秦王一见就采纳了范雎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穰侯魏冉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略。秦昭襄王是魏冉强行所立,魏冉又是秦昭襄主的舅舅,魏冉辅政三十多年,功勋卓著,因此,秦昭襄王和魏冉的关系始终不错。但是,魏冉的功劳也引发了秦昭襄王的猜忌,这是王权和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这才使秦昭襄王决定重用范雎。在获得秦昭襄王信任、重用之后,范雎又对秦昭襄王说:我过去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什么秦王。此时,穰侯做秦国的相国,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流率兵为将,他们都有自己的封邑,加上宣太后的宠爱,个个家中财富超过国库(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秦昭襄王听了范雎这番话,如梦方醒,于是废了太后,把攘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任命范雎为相国。秦昭襄主把应地(今河南宝丰南)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强公室,杜私门”,非常有名。秦昭襄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利用范雎,废了太后、穰侯魏冉等人,将大权全部收归己有,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范雎的贡献有两条:一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的战略路线,二是强化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特别是第一条,贡献极大。“远交而近攻”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是外交与军事的有机结合。范雎不但提出了这一总体战略,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是胁迫和秦国接壤又处于天下中枢的韩、魏两国执行亲秦政策,然后利用韩、魏两国的亲秦威逼楚国、赵国,迫使它们屈服。其次是恫吓齐国。各国都被征服之后,再放手进攻和秦国接壤的韩、魏两国。在韩、魏两国之中,应当先攻取韩国,因为韩国和秦国的国界是犬牙交错。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强,它是基于地缘关系之上的一个由近到远的具体战略,因此,它可以看做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具体规划;同时,它也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相互结合的战略方案。秦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韩、魏两国亲秦,再利用韩、魏胁迫赵、楚。这一战略使军事、外交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总之,“远交而近攻”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思想非常完备的阶段,接下来只剩具体的实施了。《史记》中还说,范雎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即顿饭的恩德也一定偿还,瞪瞪眼睛的仇怨也要报复。他分发家里的财产,以此报答所有因为他的事情遭受困苦的人。当年救范雎的郑安平,昭襄王让他作了将军,王稽则作了河东郡太守,并且昭襄王允许他三年内不必向上汇报施政情况。须贾因秦国要攻打魏国,至秦求见张禄,此时尚不知张禄就是范雎。范雎设计将其进行了一番羞辱,数落他的过错,并打发他回去,要魏国送魏齐的人头来,否则兵发大梁。魏齐被迫四处奔逃,最后无奈自杀。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他在穰侯、范雎的先后辅佐下,有力地打击了六国的有生力量,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明显。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他的太子来说,等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的长子没有等到继位就死去了。那么,他死后,秦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继位的新君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吗?第9章异人奇缘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次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太子宝座的?王孙落魄邯郸城上轻下慢无礼遇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主孙。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一: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他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而且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也正因为地位的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是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为了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是泄愤的最佳首选。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派往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待为上宾。但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秦国也是强国。这是因为赵国一向作为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又不停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是如何的不值一提。秦国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秦国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往异国或他国派往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满足。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异人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心目中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是没有受到礼遇。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份。如果说他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缘,那么落魄的异人恰在此时遇上了人生的第二个奇缘。召不韦贩贱卖贵秦王孙奇货可居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自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就是阳翟(dí,敌,今河南禹县一带)昌不韦。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象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能够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他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最大,N倍。当然,一项一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他要把他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就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有可能进入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和政治非常接近。《史记》里记载了两个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政治家下海经商能够成功吗?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反过来,一个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虽然经商与从政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的是什么?靠三个要素: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靠这三个要素。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个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作为一个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安国君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也就是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聪颖”,能文能武。传说,道光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这虽是一个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皇六子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文才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而奕詝却只有一点仁孝。又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染重病,一天,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以决定太子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示孺慕之诚而已。”他们兄弟俩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结果,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于是将奕詝定为太子。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总之,普遍认为,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无论德行、文武才能,都是道光诸皇子中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咸丰皇帝的第二个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逃离了皇都北京。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抵抗,而是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却在大敌入侵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老婆儿子、王公大臣逃之夭夭,还美其名曰“巡狩”。他逃到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呢?史载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在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咸丰帝是个没有国君使命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帝的第三个错就是错定了顾命大臣。在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五十年!雄才大略的人物主政可以把国家民族引向强大,而昏庸无能的人主政则会把国家民族引向弱小衰败。治政者的选择不可不慎啊!【点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反思将是永远的。它既暴露了清政府及一些投降派官僚、贵族们的奴颜媚骨,昏庸无能的政府是国家民族的大害,又显示了一些爱国大臣、将领们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是摧不毁的。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行径,又向人们昭示出了西方文明在畸形中发展的事实。当一百五十年后英国米字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无论英王储的讲话是多么冠冕堂皇,但他心底的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第十四章魏源与《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东方古老的睡狮,开启了中国自商周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睁开眼睛发现了天朝之外更加强大的世界。魏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生于一地主官僚家庭,十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破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由于他刻苦勤奋,十五岁便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起,魏源就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世界。1840年九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同时也详谈了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代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1841年八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城边的码头上,迎来了因中英战事被道光皇帝革职罢官、即将发配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人员从澳门的书籍和报刊上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如果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这便实现了我的夙愿。”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激动地说:“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夙愿,我将尽快把它写出来,不负你的嘱托。”林则徐走了以后,魏源更加广泛地收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决心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集大成式的世界史地著作。1842年八月,听到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魏源非常气愤,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843年初,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海国图志》初稿为五十卷本。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以夷攻夷”就是联合其他的国家,打击外国侵略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来战胜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抗英斗争的亲身经历,魏源认为,这些西方侵略者超出中国的长处有三个:一是有行驶如飞的战舰;二是有打得远、杀伤力强的大炮;三是有严谨的练兵方法。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鸦片战争那样的失败,必须要有制造武器的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请来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加强国防。《海国图志》还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细、准确的著作,书中以巨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国历史和地理概况,收录了各种地图七十七幅,分地球全图、各大洲图和各国地图,对地球全貌、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都有详尽介绍。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含义,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落后”向“先进”的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天朝”的不足了;而康熙时期的学习则是一种“平等”的技巧学习,是学习一种“异技”而非“长技”。如此学习自然不会引起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魏源的充满“忧患”意识的学习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警醒了。这从魏源自己改革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魏源主张变法,要求革新。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但鸦片战争以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粟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集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提倡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起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点评】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海国图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国图志》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被日本维新志士翻译成各种版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源的改革思想,虽然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微弱呼声,也有称赞西方民主共和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没有跨出皇朝专制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重振国威。第十五章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金田起义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远祖据说是从江西先迁到潮州,后来,因不堪富豪的侮辱和压迫,洪家又从潮州迁居嘉庆州(今梅县),到曾祖父洪英纶,又由嘉州迁居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为人正直,母亲王氏,早年病故,他有两个哥哥,名仁发、仁达,一个姐姐,名辛英,还有一个妹妹,名宣娇。由于家境贫寒,父兄都靠种田为生,洪秀全七岁那年,被送入私塾读书。由于聪明过人,不几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有几位私塾师傅自愿免收学费,以资鼓励;他的亲族也主动捐赠衣服,给予支持;父亲洪镜扬自然更加爱怜少子,不顾家境贫困艰难,勉力支持洪秀全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洪秀全刻苦勤奋,博览群书,从十六岁开始,多次去广州应试,却屡屡名落孙山。1843年,洪秀全重整旗鼓,再次去广州应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异常沉重,从此,洪秀全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求功名的梦想,对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洪秀全犹豫不决、迷茫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明朝服装的西方传教士,正带着一名翻译在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叫“讲街书”。第二天,他又在那条街上遇到了这二人,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这本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不要崇拜其他邪神,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国等等。这些思想给洪秀全很大的启发,他不禁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世界,那么世道就会安宁平和。一天,他把一桶干净的泉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洪秀全就这样成了一个狂热虔诚的布道者,他每到一处,便大肆宣传鼓动,说:“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奉天父之命特地来解救你们的。天父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们信奉上帝,将来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愿你们都能改恶从善,弃旧迎新,那么太平之日就不远了。”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加入到信上帝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得粉碎,并且把众多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族人及卫道士的强烈攻击。1844年四月,他们迫于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去广西传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但收效不大。后来,冯云山来到地势险要、人民受苦最深的桂平县紫荆山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并在那里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则回到广东花县,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这两本书中,他把自己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通俗化了。这些思想后来对农民影响很大。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找冯云山,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在冯云山的积极努力下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于是,他俩又共同制订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1847年十二月,他们率领众人捣毁了当地穷凶极恶的甘王神像,从而声威大震,名传四方。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见有了群众基础和威信,便在暗地里开始积极筹划举行起义。这时,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的两大对立营垒——正善与邪恶,他大力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同打击邪神。他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神话,说洪秀全在1837年生病时上过天,并且还见到了天父,天父上帝亲手交给他一把宝剑和一方大印,他是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此次他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斩除邪恶,伸张大义,替天行道,开太平世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起义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时机渐趋成熟,拜上帝会这时已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为领导核心的团体,他们精诚团结,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850年七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务必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结,到这年年底,他们的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一天,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筹划举行起义,不料有人告密,官府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兵包围了洪秀全等人,杨秀清于是率众援救,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起义军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迎主之战”。接着,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又率领贵州兵向金田村发动猛攻,哪知太平军早有准备,其在金田村外围布置了大量伏兵,还把清兵必经的蔡村江木桥完全拆毁,彻底截断其退路。1851年1月,当伊克坦布率领官兵路经此地时,突然杀声四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似神兵天降,官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伊克坦布一见大势不妙,正想逃跑,被太平军一下子围住,当场斩首。这样,太平军又取得了蔡村江大捷。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增长了太平军的士气,太平军也更加壮大了。1851年一月十一日,正好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全体会众正式在金田村宣布举行起义,定国号“太平天国”。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二、永安封王和定都天京金田村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条令,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起义军众志成城,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进入桂平。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为了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以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面对清军的围攻,太平军英勇奋战,1851年2月,在排岭大败向荣所部。3月,太平军进入武宣县东乡扎营。在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五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对太平军朝廷进行围攻。九月,太平军在平南宫村同清军的战斗中,击溃清军大部,取得空前胜利。随后,太平军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永安州。这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并制定了各种制度。十二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时间,清军三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太平军因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令突围,太平军在突围中,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也被杀得只剩数十名残兵,躲在深涧内才免一死。永安突围成功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亚洲永久精品国产无损音乐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不知道。”“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苏秦赶紧谢恩。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燕王哙说:“为什么?”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

                      个动词,说患者看到的是绝对的黑暗。那位盲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仍然保留同样的动词,他看到的是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中。一种白色的黑蒙,这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医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看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沮丧地摇摇头,环顾一下四周。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恍恍惚惚记得她曾来到身边,待了一会儿,轻轻吻了吻他的头发,我去睡觉了,她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现在屋里寂静无声,书还散乱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这时他突然感到害怕,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失明,而且事先已经知道。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情是在一分钟以后发生的,当时他正把书籍收到一起,准备往书架上放。他先是发现看不见自己的手,接着就知道自己失明了。戴墨镜的姑娘患的病不严重,不过是轻度的结膜炎,用点医生开的局部外用药几天就可治愈。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摘眼镜,医生对她说。这句风趣的话已经说了多年,甚至可以设想眼科医生们说了一代又一代,但每次都有效果,医生笑着说,病人笑着听,这一次更没有白说,因为姑娘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并且知道怎样展示它们。出于天生的厌世或者对生活过度的绝望,任何了解这个女人生活细节的平庸的怀疑论者都会转弯抹角地说,她美丽的微笑不过是她所操职业的花招而已,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因为它,这里指的是她的微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然如此,当然小女孩这个词已经过时,那时候她的未来还是个谜,而试图解开这个谜的好奇心尚未降生。好,简而言之,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女人划入所谓妓女的类别,但是,考虑到这里描写的时代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不论是夜间的还是白天的,不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社会关系,其复杂性要求人们避免仓促决断的倾向,可惜,由于过分自负,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这个毛病。尽管人人知道由天后朱诺而得名的婚神星里云雾缭绕,但把这位希腊女神与大气中飘浮的水滴组成的大块云团混为一谈就不对了。无疑,这个女人会为了得到钱而与别人上床,这可能使人不过多思考便把她划入事实上的娼妓之列,但是,如果可以肯定她与愿意跟她上床的人上床时也是愿意的,那么就不该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会让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排除在那个行业之外,当然这里把那个行业视为一个整体。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欢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给她下个定义,那么最后会说,就广义而言,她在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欢娱。离开诊所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摘下眼镜,街上的灯光照得她不舒服,尤其是霓虹灯。她走进一家药店买医生给她开的处方药,接待她的药店伙计说有些人的眼睛不应当用暗色玻璃遮住,她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话本不该说,况且是出自一个药店伙计之口,请想一想,他怎能反对一个姑娘的信条呢,墨镜赋予她的醉人的神秘感足以引起身旁经过的男人们的兴趣,若不是今天有人在等她,她也许会对他们的兴趣投以回报,但现在,她有种种理由希望从幽会中得到好处,物质方面的满足和其他方面的满足。和她相会的男人是老相识,对于她事先说不能摘下眼镜并不在意,其实医生并没有给出这种建议,但那男人甚至觉得这样蛮有趣,标新立异。姑娘在药店门口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个酒店的名字。斜靠在出租车座位上,她已经开始品味,不知道这个词用得是否贴切,已经开始品味性爱的种种感受,从头一次嘴唇贴着嘴唇,到头一次抚摸私处,再到性高潮的一次次爆发,她像被钉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旋转火柱上一样,最后精疲力竭,心满意足。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男伴能够在时间和技术上完全履行义务,那么戴墨镜的姑娘一定会提前双倍报答以后收取的东西。想到这儿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刚刚付了一笔诊费,她暗暗问自己,往常面带笑容地称为公平交换的价格从今天起提高,是否是个好机会呢。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她神态自若地进了酒店,穿过前厅,来到酒吧间。提前到了几分钟,应当等到事先约好的准确时间。她要了一杯清凉饮料,不动声色地喝完,眼睛不看任何人,她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猎取男人的庸俗女人。过了一会儿,她像个在博物馆转了整整一下午要上楼回房间休息的游客一样朝电梯走去。还有谁不知道呢,美德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困难,而罪孽和恶习很受好运垂青,于是她刚刚走到,电梯的门就开了。里边出来两位客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她进了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三一二号房间在等着她,是这个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十分钟后她已经一丝不挂,十五分钟时开始呻吟,十八分钟时毫不掩饰地低声说着做爱说的话,二十分钟时开始失去理智,二十一分钟时感到快活得浑身酥软,二十二分钟时喊了起来,现在,现在,等到重新清醒过来时,她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眼前还一片白呢。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们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不仅粗鲁而且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赢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而且也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来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完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会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由于长时间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因为仅仅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而且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咖啡和烤面包片,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特殊的形势,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说。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亿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我们也可说,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在历史上,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孟子也常称颂伯夷,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称颂伯夷,大意亦与孔子相同。孟子又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他说:“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为汤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则并无表现,并无成功,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舜、禹、汤、伊尹相提并论,同称之为圣人。后来太史公作《史记》,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体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而特创列传一体。但太史公又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他在《伯夷列传》中,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只因孔子称颂了他。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他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并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不能与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云:“伯夷、叔齐虽贤,颜渊虽笃学,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吴太伯民无得而称,孔子却称之为至德。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鲁两生。循此以下,如东汉初年的严光,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汉光武即帝位,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均已攀龙附凤,功成名遂。独严光隐身不见。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访之,久而后得。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这一番故事,虽若有表现,只可说是无表现,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陈抟,居华山修道,恒百余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鹤,时谓其梅妻鹤子。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岳华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还像历历在目,这也真是怪事。又如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大家各显身手。可谓在此时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现者。然亦有无所表现,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如管宁即其一例。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遇轩冕过门,歆废书往观,宁即与割席分坐。魏明帝时,华歆位至太尉,欲逊位让宁,宁终不就。看来歆虽佩服宁,宁终不重视歆。史书称其“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云禹、稷、颜回同道之意。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而华歆又岂得与禹、稷相提并论。要之,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又如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却又不想表现。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肯出许驰驱。他在《出师表》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今且问,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我且举其友作证,一是徐庶,他知诸葛最深,应亦是一有作为人。初事刘备,曹操获其母,庶乃辞备归操。虽仕至御史中丞,然在历史上,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划一策。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又一人如庞德公,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不能屈,隐鹿门山,采药以终。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徐、庞如此,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庞。五我们当知诸葛《出师表》两语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无意求闻达。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真是各时代都有。他们的本领,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即名“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此书亦可有大作用,大影响,至少在阐发史心,宣扬文化传统上,可有大贡献。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又影响到小说。如唐人《虬髯客传》,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又如《水浒传》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是一无表现人物。《水浒传》作者,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相形减色。此种笔法,可谓与太史公《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诸位莫轻忽过。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禹、稷是有表现的人,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这只因时代不同。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孟子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为正是无表现。所以若时代不许可,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一旦时来运转,风云际会,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得有人,还怕历史中断吗?昔范仲淹作《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末后两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有一人说,“德”字不如改作“风”字,范公欣然从之。上面说过,孔子四科,德行为首,而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私人的。风则可以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亦云:“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风,却不说伊尹之风,此何故?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而后一人有表现?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地位呀,机缘呀,遭遇呀,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德字不如改风字,更见深义。否则有德之人,岂不成为一自了汉,与世无补,又何足贵?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六上面所说,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文学不必全是立言。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此三人,皆为众熟知。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透过文学,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上面说过,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现,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惟在衰乱之世,不得志,失败了,或是无表现,这样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如上三人均是。不但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如宋末郑所南画兰,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他们无事功可表现,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由他们之心志,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故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国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无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昔顾亭林尝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如我们能设身处地,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诸位若有志,不妨来搜罗隐逸,写一部中国贤人传,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自许由、务光、吴太伯、伯夷、叔齐起,从头叙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人或问,我一匹夫,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其实匹夫也好,匹妇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便是此责已尽。从人物来讲历史,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此话亦不错,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诸位今天,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或有人问:你是讲历史的,将来中国前途如何,你该有一看法。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在此乱世,我亦只能说:“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诸为或许又会问,现在时代变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该有一番表现,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中国古人又说“诗言志”,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今天我的讲题是:“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非洲人固不同于埃斯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亚洲永久精品国产无损音乐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不是那么容易。对于周式的分析,逐渐冷静下来的朱全忠认为十分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接受王镕的请和,立即撤军回到本镇。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征服河北后,想要攻取河中之地以制约河东的李克用。为此,他向众将做了个比喻,他认为河中守将占据的太原,就像是一条长蛇,现在自己要斩断长蛇之腰,请众将为他用绳子将其捆住。为了达到战略意图,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领兵三万自氾水渡河,出含山路进攻王珂,朱全忠自己率领中军随后而行。正月二十四日,张存敬大军突然出现在绛州城下,河东军毫无防备,刺史陶建钊出城投降。二十八日,朱全忠又进攻晋州,刺史张行瑜也举城投降。朱全忠占领晋、绛二州等于扼住了河东救援河中之路,于是开始猛攻河中。面对强大的汴州军队,王珂派往河东向李克用求援的告急使者相望于道,而李克用因为汴州军队已经控制晋、绛二州,而无法出兵救援。局势危急之下,王珂只得向李茂贞求援,但李茂贞素无远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二月六日,汴州军队包围河中城,王珂见大势已去,想要逃往京城长安,不料浮桥断裂,流沙堵塞了河道,船只行进困难,他准备只带家族少数人在夜里乘小船逃跑。二月九日,王珂在城楼上竖起白旗,向张存敬投降,朱全忠到来后,将王珂一家迁到大梁,但因忌恨他曾经与李克用结盟,便找个借口让王珂入朝奏事,然后在华州秘密将其杀害。太原失守让李克用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因为朱全忠已经陈兵到家门口,眼见从前的盟友不是被朱全忠灭掉,就是投降了朱全忠,而且自己又无力对抗朱全忠,于是便派人为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和好。朱全忠表面上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但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决定找个机会继续讨伐李克用。天复元年(901年)三月,朱全忠在大梁开始调兵遣将,派时任宿州刺史的氏叔琮领兵五万出兵太行路;魏博都将张文恭出兵滋州新口;葛从周率领兖郓及成德军队出兵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出兵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兵飞狐;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晋、绛州军队出兵阴地,同时从六个方向向李克用发起攻击。汴州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氏叔琮一路大军进展最为快速,接连攻克沁州、泽州,然后向潞州进兵。昭义节度使孟迁举城投降,然后向着李克用的老巢晋阳进军。其他几路大军进展也较为顺利,侯言收附了李克用的大将盖璋,张归厚攻克了辽州,与氏叔琮遥相呼应。四月,氏叔琮兵临晋阳,多次出兵挑战,晋阳城内一片恐慌。李克用亲自登城指挥防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正值雨季,由于连日里阴雨绵绵,用土堆起来的城墙被水一泡,很多地方出现了坍塌,要随时指挥士兵加以修补。可以说,阴雨天气为李克用守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同时也为汴州军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远道而来,其军需供应要仰仗后方的运输,而当时泥泞的道路使粮草运送极为困难,同时因为天气潮湿,汴州军队中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面对如此窘境,朱全忠被迫下令撤兵,而李克用则利用这个机会,出兵收复了很多失地。朱全忠这次六路大军出兵征讨李克用,声势可谓浩大,准备也是十分充分,但最终却败在了老天爷手里,这让朱全忠心有不甘。于是,在次年的三月,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再次对河东发起进攻,当时汴州军队在绛州与李克用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的人马相遇,不过河东兵力与汴州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汴州军队声势浩大,列阵数十里,而河东军队兵力不过数万人,而且是深入敌境孤军奋战。当时周德威领兵迎战,让李嗣昭先行撤退,自己在后边做掩护。氏叔琮、朱友宁领兵随后追击,河东军队因为兵力过少,被汴州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兵仗辎重丢失殆尽,而且这一仗中李克用之子李廷鸾被朱友宁俘获,李克用闻听绛州失守,立即派李存信领兵前去迎战。可是,李存信带领人马在清源与氏叔琮、朱友裕相遇,战败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又乘胜攻陷了慈、汾等州,并于三月十五日包围了晋阳城。氏叔琮将帅府设立在晋祠,并领兵攻打晋阳城的西门,城中守军不多,加上氏叔琮的进攻相当猛烈,一向雄心勃勃的李克用此时信心也开始产生动摇。李克用召集众将商议撤出晋阳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只要他们在,晋阳城就会万无一失。不过,李存信赞成李克用的主张,他认为关东、河北都在朱全忠的控制下,而河东则兵少将寡,如果汴州军队增兵围困,只怕想走也来不及了,不如就此退回北方大漠,伺机东山再起。针对李存信的主张,李嗣源、周德威等将领与他据理力争,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李克用为此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为李克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她认为李存信曾经不过是北方的一个牧羊儿,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李克用曾经寄居漠北,几乎被鞑靼人所害,要不是朝廷器重,不可能再回到中原地区,现在如果逃回漠北则祸福难料,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坚守晋阳城呢?刘夫人的一席话让李克用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继续坚守晋阳城。没过多久,李克用重新整编军队,而且李嗣昭时常利用夜色偷袭汴州军队,搞得汴州士兵防不胜防,此时朱全忠又遇到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氏叔琮再一次撤兵而回。朱全忠接连两次征讨李克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无果,但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李克用已经无法和朱全忠相比。在此后的几年的时间里,李克用不敢与朱全忠刀兵相见,进而使朱全忠得以全力经营关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朱全忠在当时的藩镇中一家独大,使得这个本就野心勃勃的将军,开始有了图谋篡位的想法。第九章流亡岁月宫城之乱在各路藩镇互相征伐,尤其是晋汴激烈角逐的时候,皇帝李晔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他即位之初,可谓是雄心勃勃,为了重振唐威,他先后组织了征讨西蜀、讨伐河东两次削藩行动,然而这两次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征讨西蜀使得朝廷劳师伤财,而且一无所获,藩镇之间的势力进行了重新分配,最终导致王建脱颖而出独霸西川。而讨伐河东,皇帝李晔可谓是引火烧身,不仅使朝廷招致羞辱,而且李克用更加嚣张跋扈,最重要的是朱全忠从中渔翁得利,进而一家独大,不断兼并其他藩镇。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效果不佳,但至少皇帝李晔还可以安稳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但他组织的讨伐凤翔的李茂贞之战,则让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早在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便赶走了杨守亮,占据了山南后,便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镇守兴元(今陕西南郑)。皇帝李晔因为李茂贞过于嚣张跋扈,早就想将其置于偏远地区,现在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李晔求之不得,立即下诏同意了李茂贞的请求,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并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李茂贞出任凤翔节度使。可是李茂贞并不想就此放弃凤翔,他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一切都是宰相的主意,便写信责骂时任宰相的杜让能。皇帝李晔眼见李茂贞公然侮辱宰相,于是发兵征讨李茂贞,可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李茂贞联合靖难节度使王行瑜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而且在李茂贞的逼迫下,皇帝李晔忍痛下诏赐杜让能自尽,这才使得李茂贞和王行瑜撤兵。不过,自此之后,朝廷的政务实际上被凤翔、靖难两个藩镇把持,朝廷事无巨细都得秉承李茂贞和王行瑜的旨意,朝官和宦官们大部分也都依附这两个人。乾宁二年(895年)五月,李茂贞、王行瑜联合韩建带领兵马入京,威逼皇帝李晔册封自己领地,而且杀害宰相韦昭度、李溪,并发兵攻打河中的王珂,李克用闻讯后,率领大军南下,并上疏朝廷以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兴兵犯上、杀害宰相为名,请求兴兵讨伐。同时他也给三镇发出请战表。当时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听说李克用大举南下,自知实力不如河东军,于是各留两千士兵守卫京师长安,急忙领兵退回本镇。不过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行动十分迅速,很快就到达了关中地区,并在朝邑击败了正在进攻河中的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招架不住沙陀骑兵的进攻,放弃了同州(今陕西大荔)逃到长安避难,而且和他弟弟右军指挥使王行实带领士兵在长安西市大肆劫掠。长安城内乱作一团,百姓们纷纷逃窜,王行实入宫奏称同州、华州均已失陷,李克用的沙陀大军已经逼近京城长安,请皇帝李晔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避难。李茂贞和王行瑜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地缘优势,从景福二年(893年)开始把持朝政,并控制了神策军。随着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神策军右军指挥使、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左军指挥使后,中晚唐以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纷纷投到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门下。当时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骆全欢与李茂贞关系密切,骆全欢见王行实请皇帝李晔到邠州避难,便奏请皇帝李晔去凤翔避难。李晔对王行瑜和李茂贞都十分嫉恨,所以哪也不想去。他回复这些奏请他外出避难的人,说已经接到李克用的奏书,河东军队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使沙陀军队真的来到京城长安,自己也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李茂贞、王行瑜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使军心产生动摇。皇帝李晔拒绝外出避难的态度,让李继鹏和骆全欢等人吃了闭门羹。事实上,凤翔和邠宁二镇早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当然不会因为李晔的拒绝而就此罢休。李继鹏和骆全欢密谋采取强制措施将皇帝李晔劫持到凤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和王行实得知消息后,也商议尽快采取行动,两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劫持皇帝的大戏。乾宁二年(895年)七月五日,李继鹏准备再次入宫逼请皇帝李晔避难凤翔,而王行实则抢先一步行动,率领神策军左军攻打右军。当时宫城内鼓噪之声惊天动地,皇帝李晔听说军队发生动乱,赶快登上承天楼,想加以劝解平息干戈。当时捧日都头李筠带领军队在承天楼下负责守卫,李继鹏想趁机劫持皇帝李晔,于是带领凤翔军对李筠发起进攻。一时间承天楼下箭矢飞扬,皇帝李晔差点身中箭矢,幸好左右护卫慌忙将他搀扶至楼下,方才躲过一劫。李筠眼见皇帝陛下形势危急,指挥士兵奋勇抵抗。李继鹏眼见劫持不成,便放火烧毁宫门,皇宫内顿时烟尘滚滚。此时邠宁军在王行实的带领下也来攻打承天楼,皇帝李晔眼见情况万分紧急,忽然想起孙德昭统领的盐州六都兵马还在长安,急忙派人召孙德昭入宫救驾。由于孙德昭人马众多,凤翔、邠宁两军担心抵抗不住,于是慌忙撤回本镇。宫城内经此动乱后,一些不法之徒也趁火打劫,甚至军队也加入了劫掠之列。皇帝李晔和在解了承天楼之围后,和诸王都躲到李筠的军营里避难,不久后护骅都头李居实也赶来救驾,皇帝李晔的心中才稍稍踏实些。当时动乱之后的宫城之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李茂贞和王行瑜要亲自到长安劫持皇帝陛下。皇帝李晔对此信以为真,担心被他们劫持,于是在次日拂晓,命令李筠和李居实带领人马护卫自己,从长安城东南的启夏门向南山方向逃走。听说皇帝陛下出逃,京城百姓几万人随后相随。七月的关中地区骄阳似火,当一行人来到南山谷口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中暑而倒在路边。夜晚,皇帝李晔和随行人员住进了莎城镇,不想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文武百官多半没有随行,朝臣中只有薛王李知柔在皇帝李晔的身边,李晔便让他暂时负责处理中书省的各项事务。七月八日,皇帝李晔又从莎城逃到石门镇,等到安顿下来后,他才知道李茂贞和王行瑜并没有出兵长安,于是便让薛王李知柔和宦官刘光裕返回长安,负责宫城的修缮及守卫工作。然后他派人前往李克用的军中,诏令李克用和王珂一起首先讨伐王行瑜。此时李克用正在指挥军队攻打已经占据华州的韩建,眼看华州城就被攻下,不过朝廷派人向李克用告急,说李茂贞领兵三万已到周至,王行瑜领兵一万已到兴平,想要劫持皇帝李晔,请李克用火速救援。于是李克用解除华州之围,领兵向渭桥挺进。皇帝李晔当时在南山一带滞留十多天,随行的人员犹如惊弓之鸟,时常呼喊邠宁、凤翔军已经到来,搞得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皇帝李晔想尽快返回长安,可又担心被李茂贞等人劫持,于是再次派延王李戒丕催促李克用尽快出兵,并让宦官张承业前去监军。八月五日,李克用的先锋部队在部将李存贞的率领下进驻渭桥,八月九日攻占永寿,又派部将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往石门镇保卫皇帝李晔。两天后,李克用命令李存信、李存审与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联兵攻打王行瑜占领的梨园寨(今陕西泾阳),擒获王行瑜的部将王令陶,将其献到石门镇的李晔行宫。李茂贞见李克用大兵压境,心中产生畏惧,于是将劫持皇帝的罪名推到李继鹏身上,并将其斩首,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宽恕罪行,并派人向李克用求和。面对李茂贞态度的转变,皇帝李晔决定改变策略,暂时赦免李茂贞,首先全力讨伐王行瑜,等除掉王行瑜后,再将枪口转向李茂贞。讨伐靖难皇帝李晔暂时赦免了李茂贞,并安抚他不要想太多,凤翔镇依旧是他的地盘。在安抚住李茂贞之后,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晔下诏削去王行瑜的官爵,任命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蹯为西面招讨使,共同讨伐王行瑜。李克用在做好一切讨伐准备后,首先上表请求皇帝李晔回京,二十七日李晔从石门镇启程回到长安。当时历经战乱之后的长安城,宫室焚毁,满目疮痍,虽然经过李知柔、刘光裕的修缮,情况有所好转,但李晔回京时依旧是一片狼藉。因为宫城损坏严重,李晔不得不暂时住在尚书省,而百官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很多人上朝时居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见京城长安满目疮痍,皇帝李晔十分气愤,再次诏令李克用此次务必要全力剿灭王行瑜。在李晔的催促下,九月初,李克用开始对王行瑜发起猛攻。王行瑜向凤翔的李茂贞求援,李茂贞在看到朝廷出兵征讨王行瑜后,明白下一个目标会是自己,于是发兵屯驻龙泉镇,并亲自带领三万大军在咸阳附近驻扎,准备随时增援王行瑜。针对李茂贞再次出兵,李克用奏请皇帝李晔下诏让李茂贞回归本镇,并削夺其官职,自己则分兵加以讨伐。但李晔却认为李茂贞已经斩了李继鹏,而且自己已经下诏赦免其罪,如果再剥夺其官职和出兵讨伐似乎有些不妥,因此只是下诏让李茂贞返还本镇,并让李克用与其和解。李克用无奈之下只得全力攻打王行瑜,部将史俨在云阳(今陕西泾阳)打败邠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献给朝廷。到了十月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李克用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事,于是让李罕之、李存信等将领对王行瑜发起猛攻。十月三日,李存贞在梨园寨北再次打败邠宁军,斩杀千余人,因此,邠宁军在梨园寨中不敢出战。李存信趁势将梨园寨围得水泄不通,梨园寨被围日久后,寨中粮草断绝,无力再进行抵抗,最终选择了弃寨逃跑,李罕之随后追击,俘获了王行瑜之子王知进和大将李元福,李克用随后进驻梨园。当时驻扎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的王行约、王行实等人听说梨园寨失守,慌忙之中烧城而逃。随着王行瑜的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说过的,李克用奏请朝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靖难节度使,因为当时尚未攻下邠州,苏文建暂留宁州。虽然王行瑜连战连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到底,亲自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龙泉寨。李克用在掌握其动向后,率领大军将其包围,于是,王行瑜再次向李茂贞求援,而李茂贞也很够意思,派兵五千赶来救援,不想在半路上遭到了李罕之的伏击,被迫撤军而走。十一月五日,河东军攻克龙泉寨,王行瑜逃回邠州城内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但读后却有一种无法卸下的沉重感,因为这正是自己灾难深重的生活环境。因此,作者在书中流露出了改良社会的思想。【点评】清末谴责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带有不同程度的救国救民的激情,它对清朝腐朽统治和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评,旨在启发人们改革社会的愿望和行动。同时,它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第二十二章清王朝的终结清王朝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瑗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一、光绪与慈禧同死之谜光绪三十四年(1908)灯节之夜,慈禧率众嫔妃到北海观看焰火,本来年纪已大,劳累过度,又着了风寒,遂染疾病,并有日趋恶化之势。袁世凯、李莲英等见状首先慌了神。他们知道慈禧这个靠山一倒,光绪帝一旦复辟,绝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这些人都希望光绪帝早一天死,竟明目张胆地虐待起皇帝来。往常光绪每顿正餐都须摆上百盘美味佳肴,如今,二三十盘菜肴中,除了几盘新做的以外,其余皆是反复摆放的剩菜,刺鼻的味儿难以下咽。光绪令御前太监王商上奏慈禧,要求改善伙食,慈禧均置之不理,一次破例亲自去瀛台,竟以国家艰难、理应节俭为由将光绪训斥了一顿。此后,李莲英等更加肆无忌惮,不知在饮食中加了什么东西,弄得光绪帝经常便秘,有时两三天不能通便,只好常叫御医光顾。那些御医,似乎与李莲英等串通好了一样,三五分钟把过脉,然后随便开一剂方子应付了事。光绪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对医药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饮食中有人做了手脚,于是索性少吃饭,多吃水果,这样一来,身体又有了一些好转,这使袁世凯、李莲英等人深感意外,于是思谋着更毒的招数。一次,李莲英给慈禧梳头,顺便说了几句谗言,说光绪闻知慈禧病重,十分高兴,经常吟诗作画,习武划船。这些话被李莲英拐弯抹角地一说,使病中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慈禧顿生怒气,反骂道:“不孝逆子,想得倒美!哼,他休想死在我的后头!”李莲英听了这话,心里暗自高兴。不久,光绪的病情便骤然加重,御医张仲元、名医杜钟睃等为光绪看病,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何病症,只好开了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常服药,自然毫无效果。到了十月初十慈禧七十三岁生日这天,宫内宫外,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光绪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然后大摆宴席,十分排场。之后慈禧又到畅音阁大戏台看戏,到南苑湖乘游船。不料乐极生悲,这天夜晚,慈禧又觉身子不适,在原病的基础上又得了痢疾,接连数日,不见好转。十月十七,慈禧虽然病重,却格外关心地问起光绪帝:“皇上近日可好?”李莲英说:“也是怪事,老佛爷一病倒,万岁爷倒见好多了,这两天经常到海事散步,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什么喜事?”慈禧问。“恕奴才用典不当之罪。”李莲英说。慈禧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病倒了,对皇上来说自然是‘喜事’喽!哼,难道我会走在他前头?”李莲英说:“奴才愿去瞧瞧他,照顾一下,或许能使万岁爷更快地康复呢。”次日清晨,李莲英真的来到了瀛台岛,表现出对光绪格外关心的样子,向光绪问寒问暖。光绪感到非常诧异,但转念一想,认为李莲英是怕慈禧死后,自己会收拾他,所以特来献殷勤的,于是收了疑心。过了一会儿,李莲英令小太监给光绪帝端了一杯“西洋茶”服下,就在李莲英走后不久,光绪病情陡然加重,他只觉得腹中隐隐作痛,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忍受,大叫肚子疼。被速传而来的御医屈桂庭诊断后,觉得皇上的病情很蹊跷,心里很害怕,担心自己会被卷到这场危机中来,于是草草开了方子,退出了涵元殿。十月二十上午,隆裕皇后来看光绪,但他仅微微睁开眼看了一看,便又昏了过去,似乎已神志不清了。十月二十一晚五时许,光绪驾崩,时年三十八岁。光绪死时,慈禧也病入膏肓,在神志尚清醒时,召见王公大臣,传下一道懿旨诏溥仪继位。十月二十二,慈禧病逝。仅仅相隔一天,手握权杖的中国最高两位统治者相继死去,引起国内外一片震惊,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光绪帝死得不明不白,又成为清宫疑案之一。十一月初九,清王朝为年仅三岁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举行了登基大典。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时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程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走在退朝的路上,议论说:“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他们感到这是大清朝廷的不祥之兆。二、辛亥革命没完没了的失败,无穷无尽的屈辱,人们已经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孙中山发动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分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颁诏宣布“仿行宪政”,先是诸大臣面奏请行宪政,但清廷谕旨:“大权统于朝廷”,“民智未开”,“数年之后,再定期限”。可人们再也等不起了。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同盟会组织民众先后在广东黄冈、安徽安庆、浙江绍兴和广州黄花岗等地起义,但均因势力悬殊等原因失败了。接着,同盟会又决定在湖北武汉发动起义。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其、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孙中山筹措二十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因为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势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于是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照常起义。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十月六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妥而延期。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其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沿下令杀害彭、刘及李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个营兵力,纷纷起义,齐聚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军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沿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的兵船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起义的胜利,十一日晚和十二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不久,武汉三镇便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接着,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十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方举行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由于当年为农历辛亥年,故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三、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方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孙中山与袁世凯秘密协商,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就让位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和孙中山谈妥后,袁世凯觐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袁世凯跪在地上,毕恭毕敬,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搬迁,已无相容之地……”袁世凯的言外之意是请宣统皇帝退位,当时宣统帝溥仪仅是个六岁的孩子,当然不能明白,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心里知晓,眼泪流了出来,她擦了擦眼泪说:“大清天下断送在我们手中,我们愧对祖宗啊!”袁世凯叹了一口气说:“皇太后不要过于伤心,世事变迁,不能由太后一个人承担责任,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袁世凯没说完,隆裕皇太后急忙问:“如若退位,那民国将如何待我们?”袁世凯说:“紫禁城前边的三大殿归民国,皇上、皇太后等一切尊号不变,仍住在乾清门后的宫室,所有皇室财产仍旧归自己所有。这些优待条件鄙臣均已拟定好,请太后过目。”说着,袁世凯从口袋中取出几张纸,递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接过纸,只见上面写着:麦克白作者:莎士比亚内容简介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为国王平叛和抵御入侵立功归来,路遇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将进爵为王,但他并无子嗣能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是有野心的英雄,他在夫人的怂恿下谋杀邓肯,做了国王。为掩人耳目和防止他人夺位,他一步步害死了邓肯的侍卫,害死了班柯,害死了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小孩。恐惧和猜疑使麦克白心里越来越有鬼,也越来越冷酷。麦克白夫人神经失常而自杀,对他也是一大刺激。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麦克白面对邓肯之子和他请来的英格兰援军的围攻,落得袅首的下场。剧中人物邓肯苏格兰国王马尔康道纳本邓肯之子麦克白班柯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德夫列诺克斯洛斯孟提斯安格斯凯士纳斯苏格兰贵族弗里恩斯班柯之子西华德诺森伯兰伯爵,英国军中大将小西华德西华德之子西登麦克白的侍臣麦克德夫的幼子英格兰医生苏格兰医生军曹门房老翁麦克白夫人麦克德夫夫人麦克白夫人的侍女赫卡忒及三女巫贵族、绅士、将领、兵士、刺客、侍从及使者等班柯的鬼魂及其他幽灵等地点苏格兰;英格兰第一幕第一场荒原雷电。三女巫上。女巫甲何时姊妹再相逢,雷电轰轰雨蒙蒙?女巫乙且等烽烟静四陲,败军高奏凯歌回。女巫丙半山夕照尚含辉。女巫甲何处相逢?女巫乙在荒原。女巫丙共同去见麦克白。女巫甲我来了,狸猫精。女巫乙癞蛤蟆叫我了。女巫丙来也。①三女巫(合)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同下。)第二场福累斯附近的营地内号角声。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与一流血之军曹相遇。邓肯那个流血的人是谁?看他的样子,也许可以向我们报告关于叛乱的最近的消息。马尔康这就是那个奋勇苦战帮助我冲出敌人重围的军曹。祝福,勇敢的朋友!把你离开战场以前的战况报告王上。军曹双方还在胜负未决之中;正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彼此扭成一团,显不出他们的本领来。那残暴的麦克唐华德不愧为一个叛徒,因为无数奸恶的天性都丛集于他的一身;他已经征调了西方各岛上的轻重步兵,命运也像娼妓一样,有意向叛徒卖弄风情,助长他的罪恶的气焰。可是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英勇的麦克白——真称得上一声“英勇”——不以命运的喜怒为意,挥舞着他的血腥的宝剑,像个煞星似的一路砍杀过去,直到了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个躬,也不通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邓肯啊,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军曹天有不测风云,从那透露曙光的东方偏卷来了无情的风暴,可怕的雷雨;我们正在兴高彩烈的时候,却又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听着,陛下,听着:当正义凭着勇气的威力正在驱逐敌军向后溃退的时候,挪威国君看见有机可乘,调了一批甲械精良的生力军又向我们开始一次新的猛攻。邓肯我们的将军们,麦克白和班柯有没有因此而气馁?军曹是的,要是麻雀能使怒鹰退却、兔子能把雄狮吓走的话。实实在在地说,他们就像两尊巨炮,满装着双倍火力的炮弹,愈发愈猛,向敌人射击;瞧他们的神气,好像拚着浴血负创,非让尸骸铺满原野,决不罢手——可是我的气力已经不济了,我的伤口需要马上医治。邓肯你的叙述和你的伤口一样,都表现出一个战士的精神。来,把他送到军医那儿去。(侍从扶军曹下。)洛斯上。邓肯谁来啦?马尔康尊贵的洛斯爵士。列诺克斯他的眼睛里露出多么慌张的神色!好像要说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似的。洛斯上帝保佑吾王!邓肯爵士,你从什么地方来?洛斯从费辅来,陛下;挪威的旌旗在那边的天空招展,把一阵寒风-进了我们人民的心里。挪威国君亲自率领了大队人马,靠着那个最奸恶的叛徒考特爵士的帮助,开始了一场惨酷的血战;后来麦克白披甲戴盔,和他势均力敌,刀来枪往,奋勇交锋,方才挫折了他的凶焰;胜利终于属我们所有——邓肯好大的幸运!洛斯现在史威诺,挪威的国王,已经向我们求和了;我们责令他在圣戈姆小岛上缴纳一万块钱充入我们的国库,否则不让他把战死的将士埋葬。邓肯考特爵士再也不能骗取我的信任了,去宣布把他立即处死,他的原来的爵位移赠麦克白。洛斯我就去执行陛下的旨意。邓肯他所失去的,也就是尊贵的麦克白所得到的。(同下。)第三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妹妹,你从哪儿来?女巫乙我刚杀了猪来。女巫丙姊姊,你从哪儿来?女巫甲一个水手的妻子坐在那儿吃栗子,啃呀啃呀啃呀地啃着。“给我吃一点,”我说。“滚开,妖巫!”那个吃鱼吃肉的贱人喊起来了。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坡去了;可是我要坐在一张筛子里追上他去,像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鼠,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吧。女巫乙我助你一阵风。女巫甲感谢你的神通。女巫丙我也助你一阵风。女巫甲刮到西来刮到东。到处狂风吹海立,浪打行船无休息;终朝终夜不得安,骨瘦如柴血色干;一年半载海上漂,气断神疲精力销;他的船儿不会翻,暴风雨里受苦难。瞧我有些什么东西?女巫乙给我看,给我看。女巫甲这是一个在归途覆舟殒命的舵工的拇指。(内鼓声。)女巫丙鼓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为新学制,却也只是由初中生变成高中生而已。然而这次却是女孩们就在眼前,自己要跟她们一起上课了。山中老师告别时曾说“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可眼下根本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只能目瞪口呆地隔空远望女子军团。没过多久,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刚才叽叽喳喳的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新班主任是姓伊藤的英语老师。伸夫以前就上过伊藤老师的课,所以早就熟悉,而女生和来自其他高中的男生当然是初次见面。伊藤老师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从今天起大家在同一个班级学习,要和睦相处,共创优秀班集体。接下来就要安排座位了。原以为排座位要按照姓氏拼音的顺序,可伊藤老师却把男女生按身高排序,然后让个头较矮的同学坐在前边。由于课桌是排成纵向八列的单人桌,所以就从靠走廊这边开始男女交叉排列。自己的邻座是谁?男生和女生都心情紧张地望着对方的行列。那边既有远远望去依然引人注目的可爱女孩,也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女生,还有瘦得撑不起制服的女生和体格高大能当相扑力士的女生。大家从前排向后一个个地列坐,伸夫排在靠走廊这一列的倒数第三个,接着坐在邻桌的是来自市立女子学校名叫中井洋子的女孩。她稍微有些凸脑门,长相不算漂亮,但身材苗条,水手服也很得体。偷眼打量,她脑门凸显可能是因为头发编起拢在脑后的缘故。伸夫窥探对方时,发现对方也在朝这边看,伸夫慌忙避开视线,对方也避开了视线。全班同学座位排定之后,伸夫再次环顾周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座位靠着走廊,只有一侧坐着女生,而其他人却都是两侧都有女生。虽然他感到这样有失公平,但回头看看后边,由于女生较少,后边的男生旁边连一个女生都没有。“倒是比他们强点儿……”伸夫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朝前边看去,只见北田君旁边就坐着刚才那位可爱女孩。“那小子,运气不错嘛!”他这回又感到自己有些吃亏,便把视线转向邻座的女孩。心神不定的不只是伸夫,男生都在羞涩而担心地环顾周围。与此相比,女生们却面不改色,也不知是装腔作势还是满不在乎。全班同学坐好之后,伊藤老师开始按名单依次点名,并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我叫阿部雄一,来自一高,请多关照。”因为开头较为简单,于是大家都照样只介绍自己的姓名。但是,从半截开始,那个可爱女孩站起来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爱好和绰号,教室里响起掌声,气氛就轻松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看样子以后会比预料的进行顺利。不过,这个过程未必单纯。由于学生半数为女孩,所以教室里的气氛当然会发生变化,而且男生的服装和态度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前强装硬汉、故意穿破旧斗篷和秃齿木屐的人,忽然换上大衣和新鞋来学校了。其中还有人身穿时髦的短大衣,脖子上围着可能是跟姐姐借来的红围巾。原先以赤足过冬、以皴裂为荣的男生,这回却脚蹬白袜和运动鞋上学了。显而易见,他们这样做都是因为特别在意新同学中的女生的目光。不过,虽然大半男生都装扮得衣冠楚楚,却仍然有人倒行逆施。主要是隶属于运动部和拉拉队的人,他们的服装破旧不堪,腰间夸耀地吊着像是浸了菜汤的汗巾,走起路来也故意迈着外八字踱方步,硬充好汉似的对女生不屑一顾。这种两极化倾向还体现在对女生的接触方式上,既有轻松攀谈、多方照顾的类型,还有几乎不跟女生说话、貌似对女人毫无兴趣的类型。特别是后者,总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每当女人们发出爽朗的谈笑声就貌似不快地皱起眉头。其实,他们并非真的对女生毫不关心,莫如说他们也许在根本上比软派更加关心。但由于与生俱来的羞怯心理和此前的惯性,他们不能坦率地表示好意,只是闷在心里而坚持寡言少语。伸夫当然不是硬派,但虽说如此倒也不是软派。因为他只是不愿做出被人嘲笑的姿态,所以或许应该称作“心情软派”。但是,在男女同校施行后不久的一天,伸夫藏在课桌下的鞋子不知为何跑到前边女生的位置,并且被那个女生交给了班主任。“这双鞋是谁的?”鞋子被班主任高高举起,女生中响起了笑声。那是一双已经变成红褐色的军靴,虽然在当时并非稀奇之物,但因为老旧走形,看上去穿这鞋的肯定是一双傻大脚。伸夫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鞋,可他没有说出来,而是扭头望着侧面。“是谁呀?没有鞋可就回不了家啦!”听到再次询问,伸夫慢慢地举起了手。女生们一齐回过头来。“是高村的吗?鞋袋呢?”“我忘带了。”“不装袋会弄脏教室,你就放在报纸上吧!”“是!”伸夫点头答应,心里觉得班主任特别可恨。把这种鞋拿到大家面前展示,有这个必要吗?没有鞋确实回不了家,可是放在讲台旁边过后自己去取不就行了吗?虽说如此,那个急着把鞋交给老师的女人究竟是何居心?简直无法理解。如果学校里只有男生的话,肯定不会管这种闲事,只会把鞋放在教室的角落。“所以女人特别可恶……”伸夫心里嘀咕道。不可否认,就因为穿了不合脚的鞋,女人们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此后数日之间,伸夫心神不定、情绪低落。他对自己说,大可不必只因鞋不合脚被笑话而介怀,自己完全可以挺起胸膛表示自己的脚就能穿这么大的鞋。不过,他毕竟没有这种气度。不仅仅是伸夫,所有的男生似乎都在煞费苦心地引起女生注意。虽然有人精心打扮,有人对女生温情脉脉,有人强装硬汉,可目的却完全相同。然而,女孩们的理解方式却是多种多样。尽管有人精心打扮、温情脉脉却遭到反感——那个人好恶心呀!而有人少言寡语、不吭不哈却得到好评——那个人好酷哦!有的男生总是端着架子,见面只说一声“早”,却有女生说他“好可爱”。不过,其中对女生极具感召力的无疑是学习成绩优秀的男生。虽然对于打扮优雅和强装硬汉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头脑聪明的男生总是所有女生憧憬的目标。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桥本君虽然个头较矮,却以端正的相貌和秀才所特具的姿态拥有压倒性的人气。在上物理和数学等选修课时,很多女生都想坐在他的旁边。有些男生冷眼以对那些靠装扮和温情博得女生青睐的人,而对成绩优秀的男生却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如果那个男生并不特别喜欢女性的话,那就简直无可挑剔了。说老实话,伸夫在学习方面不得不甘拜下风。在以前的考试中,虽然偶尔会高高在上,但整体上却仍然靠后。不过,从整个班级来讲,伸夫倒也不算太差。虽然考试成绩好歹都能合格,但这样却不足以胜过桥本君。而且,仅仅是学习成绩优秀还会造成态度生硬的印象,女孩也难以接近。实际上对桥本君心怀好感的女生并不在少数,却几乎无人与他亲切交谈。“那种类型太没劲了!”伸夫虽然对桥本有几分同情,但还是要考虑其他更为理想的类型。“既学习好又有亲和力,还能逗女生发笑,这才是最高境界啊!”然而,实际上伸夫根本不可能扮演那种角色。学习方面暂且不说,对女生展示亲和力已是相当不易,还得说话风趣幽默,这可是难上加难。伸夫本来就连向女人搭话都很难为情,言谈举止也不能轻松自如。他甚至对街坊家的女孩弓子都没说过话,所以即使现在突然想说也不是张口就能来的。伸夫观察整个班级发现,在一般平民区长大、特别是商家的孩子更能自然地接近女人。他们擅于随机搭话,并很快与对方融洽地一起大呼小叫。与之相比,像伸夫这样住在富人区的工薪族子弟则总是慢半拍。在这方面女孩也是一样,商家的女儿就能比较开朗地攀谈。伸夫邻座的中井洋子家在市内最繁华的街道开料理店,因此她在哪儿都不会露怯。第一个向伸夫问“你家是在圆山吗”的人也是中井洋子。从那以后相互就开始熟悉了,可伸夫还是有些不自然。他总是思前想后:自己跟男孩什么话都能说,可对女孩也那样说会不会被笑话?如果太接近女孩的话别人会不会有看法?“我应该再放松一些。”伸夫虽然心里这样想,可是跟女生单独在一起时却依然拘谨。其他男生虽然嘴上不说,但似乎也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他们常常指责那些跟女孩接近的男生,所以从这一点也能推测出来。“那小子是个软派嘛!”他们虽然嘴上这样指责,但心里却非常羡慕。正像软派和硬汉对待女生态度截然不同,在学习方面也会分为两派。一派当然是为了让女孩看到自己学习成绩好而突然开始刻苦用功的群体,虽然其中也有想以用功学习引人注目的,但大半都是稍作准备,只求不在课堂上出丑。在课堂上老师会点名提问,如果此时无言以答、进退两难可就太丢面子了。就算在课间休息时能跟女生逗乐聚集人气,但如果在课堂上成为笑料却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不过,在原本就不擅于学习的同学中,还有从最初就已放弃学业的人。当老师指名提问时他就回答说“不会”,即使老师斥其“真没用”他也还是一声不吭,老师说“站着吧”,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讲台旁边。虽然放弃努力确实不应该,但那种坦诚的态度却相当豪爽。不过,与其说是坦诚豪爽莫如说是破罐破摔。而女生中既有说“像个硬汉”的赞赏者,也有说“好可怜哦”的同情者。这一点说起来也与针对软派的硬汉相同,这毫无疑问就是不擅于学习者倒打一耙的自我表现。另外还有以显示自己体育好来代替学习好的同学。这种类型虽然在课堂上畏畏缩缩,可一到体操课和放学后就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如果当了运动部的明星选手,在女孩中的人气就会急剧上升,并转化为一种动力激励选手们更加发奋。尽管每个人情况不同,但男生都很在意女生的目光,所以刻苦用功、努力表现。二男女同校之后转眼就过了三个月。虽然男生女生最初只是因为感到新鲜而隔空相望,但只过一个月就轻松交谈,异性意识也淡薄了。当女生中出现了“阿富”的绰号时,男生也跟着一起叫。当男生中有人被叫作“大叔”时,女生也使用这个绰号。称呼者和被称呼者感觉都极为自然,并没有特别的异性意识。这或许应该称作年轻的适应能力。在三个月之后,伸夫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女生中也有学习很差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在男女同校的初期,伸夫深信女生全都学习成绩优秀。她们总是使用崭新的笔记本和削得很整齐的铅笔,老师一开始讲课,她们就一字不落似的记笔记,几乎无人交头接耳、左顾右盼。表面看去她们似乎相当认真,学习能力很强。可是,一旦进行测试,成绩靠前的却大都是男生,而女生只有极少一部分。有的女孩也会在老师点名提问时无言以答,有的还会尴尬得要哭出来。“怎么?没想到女的也有学习不好的呀!”伸夫颇感扫兴,同时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不过,这也是男生们的共同感觉。特别是在学习方面,男生往往会对女生过高评价。“女的为什么那么拼命记笔记却学不好呢?”“不会是因为记笔记把精力耗尽了吧?”“其实她们只是死记硬背而已嘛!”“可也不该那么差呀!”男生们议论纷纷,对自己占据了优势而感到自豪。不过,说到学习之外的事情,优越感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例如,女生在课外活动时指出,有很多男生在做值日清扫时偷懒。“既然如此,最好让男生女生分开值日。”有的女生还如此明确点名批评。此外,还有人向在午饭时间之前吃盒饭的“早饭族”发出抱怨。“在课间吃盒饭,教室里到处都是怪味儿,所以应该禁止!”还有人把男生悄悄塞进女生书包里的情书交给老师并发出呼吁。“请不要再搞这种恶作剧了!”这些事情在男生看来没什么大不了,可女生却似乎难以接受。而且,她们提出的诉求从表面上看都无可非议,所以男生们毫无反驳的余地。“女人这东西相当厉害呀!”这种感叹也是男人们的真情实感。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男女生之间重新形成了较为亲近的团团伙伙。座位相距较近是形成小团伙最简单的理由,尽管程度有所区别却都大同小异。当然,其中有的特别亲近,在上课时也会交头接耳或互相借用铅笔和橡皮,看到的人不禁想皱眉咋舌。虽说如此,因为这都是很自然的接近方式,所以别人也没理由挑毛病。另一种极为自然的实例就是通过加入兴趣活动小组相互接近,像排球部和乒乓球部等女生较多,拉近关系的机会似乎更多。特别是在放学后还要训练到很晚,在活动结束时相互慰劳一声“辛苦啦”,这是十分可喜的情景。与此相比,稍显可怜的就是棒球部和足球部,连一个女生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在对外比赛中听到“高志君,加油”的尖叫声,伸夫就羡慕地想“要是我也那么棒该多好”。其他的像合唱部、报刊部、理科研究班等文化相关小组虽然也有相互接近的机会,但由于比较低调所以不像运动部那么显眼。除了这些因座位靠近和通过课外活动相互接近的情况之外,还有因性情相近而亲密的同学。在这种类型中还有秘密活动的实例。例如在课间休息时去不惹人注意的校园角落里晒太阳聊天的二人组。虽然因为都是同班同学又是在屋外而没什么不自然,但两人坐在草丛中的背影却有种“私会勿扰”的氛围。另外,有的男女生会在放学时脱离群体双双离校。伸夫虽然心里觉得那两人关系不错,却无意做进一步的猜测。实际上即使进一步猜测,两人也并非是在做坏事。而且,那坏事到底是什么也无从得知。与这些秘密发展的二人组相反,还有大大方方主动告白的同学。当然,这几乎都只是男生的表现。不过,一旦明确宣告“我喜欢那女生”,其他人也就没了冷嘲热讽的兴致。采取这种方式的同学大都学习不太用功,表面看似坦率大方,其实也是一种破罐破摔的态度。如果干脆明确告白,就可以避免各种臆测,对同一位女生怀有好感的男生也会因此而放弃。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其实男生也相当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会有女生说出自己所喜欢的男生。不过因为是女生,所以不会像男生那样直白。当选修课堂上出现座位变动的机会时,女生就会占据自己心仪男生旁边的座位,然后开始搭话。稍有不懂之处立刻去找该男生询问,不管听懂听不懂都会做出满意的表情点头。而且会为他削铅笔,看到他袖口有褶皱就帮着抚平,照顾得相当周到。在这个过程中,男生也会有所觉察开始难为情,可女生却毫无害羞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女生一旦明确表示喜欢对方就会坦然自若,反倒更加大胆。除此之外,有的同学会悄悄递送情书,相反有的同学则会故意恶作剧。后者表面看去像是厌恶对方,但其实有时是为引起对方关注而故作姿态。其典型实例就是安岛君试探女生左右田亮子的恶作剧。那是在某日下午英语课开始之前,安岛君把一条酷似实物的玩具蛇放进亮子同学的桌斗里。亮子同学完全不知,在伸手取书时大声喊叫起来。“啊——”亮子同学惨叫一声当场倒下。当然,她很快清醒过来,可接着就放声大哭根本无法上课。班主任伊藤老师高高举起玩具蛇扫视教室问“这是谁搞的恶作剧”,过了片刻安岛君站起身来。“是你干的吗?混蛋东西!”老师挥起手中的名册在安岛君头上拍了一下追问。“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可是,安岛君根本无法回答这种问题。有些同学了解安岛君的心思,所以知道他是因为喜欢亮子同学才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伤着人怎么办?快道歉!”安岛君面朝正在低头哭泣的亮子同学默默鞠躬致歉。虽然安岛君未必居心叵测,可女孩只是看见玩具蛇就被吓晕实在令人意外。这种反应未免有些夸张,不过或许也能说明从纯男生生活中过来的感觉差异很大。可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了。“去讲台前面站着!”老师又拍了一下安岛君的脑袋,随即手指前方发出指令。安岛君大模大样痛快地走到讲台旁面向同学们站下。“怎么会干出这种傻事?”老师又申斥了一句,然后转向还在抽泣的亮子同学。“好啦,别害怕!只是个玩具而已。”老师再次恨恨地盯了一眼玩具蛇,随即啪的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亚洲永久精品国产无损音乐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

                      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

                      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亚洲永久精品国产无损音乐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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