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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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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黄色彩漫手机版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

                      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

                      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

                      ,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背叛我、羞辱我……”卡伦频频抽咽,努力调整情绪,“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信任的人。我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使得你……让你不能再治疗我,这点我能明白。真的。可是,如果没有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只是好害怕失去你。”好一场考验!我想,卡伦首次有机会感受到何谓“信任”。难怪她吓坏了。在此同时,我和卡伦的治疗关系可能因某些改变而产生变化:我应征了三所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的职位,有的在城里,有的在郊区。我不管接下哪份工作都能继续卡伦的治疗,但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在哪一区落脚,我担心如此变动会扰乱她的情绪。我不知道我的面试结果将对卡伦造成何种影响,但除非我有了周密的计划,否则我不会泄露半点口风。根据她的遗失时间的病史与童年受虐经历,我汇总得到一个假设:卡伦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但究竟是哪个人格来见我,目前我并不清楚)。治疗期间,卡伦偶尔会提到其他受虐孩童,我怀疑他们可能都是她的分裂人格,各自拥有独立经历,但在卡伦的记忆中,她把他们都当成别人。又或者,这些记忆只是受虐或性受虐儿童衍生的某种想象(极具想象力的幻想),但受虐者本身却认知其为真实事件?尽管我理解这些故事很可能全是她捏造出来的(但我无法理解她如何想出如此性变态的情节?),但她在录音带中极具说服力的陈述方式仍深深影响了我的判断。虽然叙述过程令她极不自在,她还是竭尽所能描述记忆中的一切。我告诉卡伦,我听了录音带,也了解她受创的严重性。我并未要求她详加描述任一特定事件,因为我不想让她以为我对某一受虐事件特别有兴趣,并借此催促她提供更多细节。在这关键时刻,我最不想做的就是直接告诉她该往哪儿走。我总是希望她能领头带路,自己决定方向。不幸的是,卡伦给我这盒录音带后就一直想自杀。我们每两天通一次电话,每周见面治疗一次,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如何进行危机处理这两件事情上。有一天,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录音带上说的全是真的,那么也许她不止计划自杀,也打算杀我灭口——她曾受过警告:不得泄密。“你有想过必须连我也一起杀掉吗?”某次治疗时,我问卡伦。她似乎吓了一大跳,好像做坏事被逮到了。“有人警告过我,如果我把秘密告诉别人,就得把那人给杀了。我还记得他们曾经教我怎么做,”卡伦浑身发抖,极度恐惧,“这让我害怕对别人提起这件事,想都不敢想。”她停下来,然后又继续,“我从来没有真的……我是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常常想,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我真的说出来了——那么我会自杀。反正我原本就该死。”“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提醒她,“尽管这些感觉仍然鲜明,像刚发生过一样,但它们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叫你必须杀掉我,杀死你自己,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好让这些恐怖的秘密活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但是,你把秘密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承担你的秘密,并不会让你遭遇危险。”卡伦弯下身子,低头掩面哭泣,长久以来无法说出口的重担,此刻终于卸下来了。第二部分身第9章克莱尔的信时间是1993年10月初,厚厚的云雾覆盖整座城市,遮蔽了视线,于是湖滨大道的车流与几艘停在门罗港上下飘动的船只全都看不见了。卡伦意兴阑珊地出现,直接走向椅子,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察觉有事不对劲,但她等了好几分钟才开口说话。有些时候,我必须等很久才能盼到一句话。若在这时出手帮她,反倒可能害她偏离原本令她挣扎的主题。看神情,卡伦似乎有话想告诉我;她开口,又突然陷入沉默,望向窗外。最后,她终于说话了:“我一直在……发作……我都说这是‘转换’。”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两眼仍盯着窗外。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继续往下说。“我常想不起来某些时段发生过什么事……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月都有,长短不一,”她再次停顿,“比方说……我不记得我曾经跟我丈夫有过性关系。”卡伦羞红了脸,但表情困惑,“我知道一定有。孩子都生两个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卡伦终于转头看我,“我几乎没有性的感觉。”“发生‘转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很高兴她终于提起这件事了。但我必须让她以自己的步调,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说。“唔,我的时间不见了。我记得,刚开始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很虚弱,接下来就什么都记不得了,待我回过神,我会很累,全身仿佛被抽干一样,等这种感觉过去,我就恢复正常了。大概是这样。”我想,卡伦经历的正是“分离”或“神游”状态——两者只是名称不同,实际上都是类似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而她也不会记得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问题是,在卡伦毫无记忆的这段时间内,她做了什么?我很惊讶她很少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种状况肯定让她苦恼又迷惑。但我认为,她必须信任我到某种程度,才可能把秘密说出来。卡伦自己对“转换”一事似乎也不甚了解,至少不比她告诉我的多多少。然而,她却有办法通过其他特殊方式,告诉我更多她自己并不知道的过去。到了11月,卡伦开始间接地透露她不为人知的内在生命。她在一封日期为1993年11月7日的信上,记述了一场梦境。我在跟你通电话。我们决定找一天带我妈一起来。走进电梯,我开始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这些人也跟我一起进了你的办公室。你开门让我和我妈进去,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让这群人也进了办公室,却不跟他们说话?然后,你开始跟我妈说话,但我记不得半个字——因为我忙着(简直忙昏头了)注意屋里的其他人。有个男孩站在你旁边,对我妈吐舌头,有个女孩窝在你腿上,渐渐睡着了。两个10来岁的孩子吵着谁要先跟你说话,还有个小宝宝蜷曲在办公桌旁。一个女人骂我妈是婊子,一个女人坐在你的办公桌上,嘲弄我妈说的每一句话,还有一个女人在打扫、整理你的办公室。这次治疗感觉乱哄哄的。但是听他们说话时,我觉得自己早就认识这些人了。你的镇静令我吃惊,你竟然完全不受他们的吵闹干扰。我不记得这个梦最后是怎么结束的,但是,当我从梦里醒来,我觉得好安详,我甚至咯咯笑了起来。“当你回忆起这个梦,”我问,“你会想到什么?”卡伦耸耸肩说不知道,但她觉得这些人很好玩,而且感觉一点都不陌生。“我认为,屋里的人代表不同面的你,还有你对我和你母亲不同的感觉。”我怀疑,当卡伦“遗失时间”或发生“转换”时,她会以另一个人格出现。我不太想告诉卡伦我真正的想法——梦里出现的人代表她的不同人格,以及,我为她下的诊断是“多重人格障碍”;但我认为这一天就快到了,因为卡伦自己在治疗时提起这些影像和她的“伙伴们”。她正推着我们前进。隔天,我收到一封信。邮戳日期是1993年11月5日——卡伦做梦前两天,而我收到信的日期是11月7日。信封上的寄件地址是卡伦家的地址,信纸是普通三孔活页纸,内容以铅笔写就。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克莱尔。我7岁。我住在卡伦里面,可是我一直都在听你说话。我想跟你说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说。我跟詹姆斯、莎拉一起玩游戏,也会唱歌。我不想死。你可以帮我绑鞋带吗?克莱尔我并未立刻打电话给卡伦,同她讨论。我等了好几天,整日苦思该如何向她提起这件事。卡伦有办法一次消化这么多信息吗?毕竟她每天都想自杀,状况已极为严重。我担心这是否已超过卡伦能承受的程度,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克莱尔,卡伦还有多少不同的人格?我必须把焦点集中在卡伦身上,注意她的反应、她的问题、她的行为举止,还有她的安全。我搜集多重人格障碍的资料已有好一段时间,论文、专题研究、教科书、会议摘要等无一放过,几乎摆满一整个书架。在这些数据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是弗兰克·W·普特南医生所写的《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1]。书中写道,引发多重人格障碍最普遍的原因是童年遭受性虐待,其中以施虐过程残暴,施虐者以物体、捆绑、烧伤、割伤等方式凌辱受虐者,或逼迫其参与“黑弥撒”[2]者为主。这些描述符合卡伦的状况。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也常表现自杀与自残倾向,另外还有头痛、晕眩,以及无知觉、失去听觉等歇斯底里症状。在卡伦的个案中,双腿曾经受缚、受鞭打部位出现莫名疼痛也属症状之一。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及症状,各路作者们几乎是英雄所见略同。普特南在书中记述,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不会轻易表现症状,因为他们害怕被贴上“疯子”的标签,但其中一名人格可能挺身而出,借由写信等各种方法与治疗者联系。另外他还提到很重要的一点:若不同人格之间提出要求或疑问,尽可能不要为任何一方保守秘密。克莱尔的信即是所谓的秘密。卡伦再度踏进诊所时,我已准备好让她看那封信了。我决定在治疗咨询一开始就切入重点,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处理信件的问题。“我一直在想你之前曾告诉我,你脑袋里会出现不同声音,”我说,“尤其是晚上上床前特别严重。还有上次你提到好几个人跟你一起来我办公室的那个梦。我在想,你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我们并未意识到的状况?”我尽可能小心翼翼提起这个话题,但卡伦似乎渐渐明白事有蹊跷。她看起来很不自在,忧心忡忡,但我仍硬着头皮说下去。“我收到一封信,想拿给你看。”卡伦僵住,神情惊恐。“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小心地把信和信封递给她。卡伦读信,再看看信封上的地址;她的脸越来越苍白,闪过一抹恶心作呕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快昏倒了。“这封信或许是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长久以来困扰你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试图让她知道,我是真心想跟她一起面对、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思考了好一阵子,我认为你得的是一种叫‘多重人格障碍’的问题,”我说。既然我说了,她也别无选择,只得明明白白听我说个清楚。“根据你遗失时间的经历,还有你压根儿不记得自己曾写过这封信——你的表情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好了,现在该我闭上嘴,换卡伦上场了。卡伦在发抖,她看着大门,似乎随时准备夺门而出。她的脸色苍白,闪过好几种情绪——困惑、恐惧、屈服。慢慢地,她开始放松,原本惊慌、恶心的神情转为悲伤与接受。“我没料到会是这样,我没有心理准备,”终于,她轻声开口。“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帮你准备好面对答案,”我说,“但我认为这封信是个明显征兆,显示部分的你想公开这种状况。”“我了解,”卡伦说。我再次坐好,等待。“过去我总以为这些声音是我想象中的朋友,”她停下来,然后更轻更柔地说道,“有时候,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我不太确定她这句话的意思。“你听过这个病名吗?你看过《心魔劫》这部电影吗?”“没看过,但我听过片名。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向避开这种类型的电影。”卡伦一副感觉自己被剖开、暴露在众人前的模样。她扭过头望向窗外,我看不见她的脸;良久之后,她转回来看着我,苦恼且心灰意冷。“你能帮助我吗?”卡伦终于问道,“还是我已经没救了?”“我非常想尽一切力量帮你,”我设法清楚、直截了当地表明我的心意。卡伦闭上眼睛,大大吐出一口气。“每个人都有几种不同的性格面向。但是在你身上,这些性格各自独立,分属不同部分的你,而且他们并未完全意识到彼此存在。”卡伦认真思索我的话,然后抬头看我。“我总觉得纳闷,为什么我常常没有感觉?”“也许某些事件或线索能解释这种状况。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个部分,”我说。我想尽可能常用“我们”、“一起”这些字眼,强化卡伦“她有我这个伙伴”、“我会坚定支持她”的印象。“我很高兴我们能讨论这件事,”她柔柔地说。咨询时间结束,但我仍担心这次谈话对她造成的冲击。“你可以自己回家吗?”“我想应该可以。”我请她晚上打电话给我。我担心——超过我平常担心她的程度——她会再度伤害自己。她茫然、颤抖地离开。希望一切渐入佳境,我想。※※※※自克莱尔的信曝光以来,卡伦似乎更加意识到其他部分的自己,傍晚和夜间尤其明显。卡伦说她偶尔能察觉不同部分的她会用不同方式来扮演她的角色。她能感觉到意念转换的瞬间,现在她甚至偶尔能旁观自己如何行事。她说除了想伤害自己的那个部分之外,这种感觉其实不会太吓人。昨晚,她听见(或感觉到)一个男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叫她不要再跟我说话,否则她会受到伤害。当她开始生气——这很少见——她听见同一个声音教她如何生气。每到晚上,她会听见许多声音七嘴八舌讨论当天的事件,其中有些她甚至毫无印象;这种讨论似乎是让“大家”同步更新信息的方法。“这种感觉就像,”她试着解释给我听,“我上床睡觉,换其他人出来活动。甚至连白天的例行家务——像煮晚餐、打扫、开车送小孩上学——感觉也很陌生,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其他部分的我’替我完成的。我知道这些事我已经做过好几千次,但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曾真正做过这些事情。”卡伦讲得很快,身体前倾,指手画脚,跟我分享这一切似乎令她颇为宽心。“你还感觉到什么吗?”“我可以同时看书、看电视、听音乐——不同的我可以各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活动。”她停下来,表情变得有些悲伤。“有时候,我觉得以前告诉你的那些虐待事件其实不曾发生过。我可以把记忆告诉你,但与这些记忆相关的感觉却不属于我,属于其他部分的我。”卡伦望着窗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最近你觉得怎么样?”她回过头说,“最近我常常觉得腿很痛,但我认为应该不是真的有问题。”她停下来,头偏向一边,仿佛正在听人说话。“我脑袋里的婴儿哭声消失了。”“婴儿的声音?你听见几种不同的声音?”“我想大概有6种吧。”“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试图掩盖我的恼怒。但失败了。“我怕你会觉得我疯了,怕你会放弃我。”她抱歉地抬抬肩膀,怯懦地微笑。6种声音。谁的声音?我纳闷。早在专业训练初期,我曾见过为数不多的几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卡伦是我自己遇到的第一个。我意识到我有多兴奋(我竟能遇到这种病患),但我必须自我克制,集中精神,继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她,否则我很可能搞砸整个治疗过程。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并不打算改变做法。我不会因为她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就偏离标准精神治疗技术。话说回来,这些声音说了些什么?6个!真的只有6个吗?※※※※有一天,卡伦问我万一她在咨询时发生遗失时间的事情,让我看见,并且和不同的她说话,届时我会怎么办?卡伦为此踌躇不定。尽管我不确定我会怎么做,但这种可能性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坦白说,我也有点害怕,因为我并不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读过多重人格障碍的相关资料,也上过催眠课,然而我不曾在这类个案中用过催眠术。卡伦温顺、有礼又勤恳,总是带着歉意,但其他人格是否也如此安静受制,我没半点把握。到目前为止,每次我都遵照一套名为“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的标准技术为卡伦进行治疗。这套技术将我放在“接受者”的位置——无论卡伦提到什么我都照单全收,不能指引她朝任何特定方向联想。因此她说的每一件事发自内心,我也能借此接近导致她痛苦的潜意识中心。如果让病人随心所欲,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能下意识地描绘出自我治愈的最佳途径。我觉得这是我们之所以能成功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然而,借由催眠方式与卡伦体内的“其他人”对谈,则将我带进一个全新的领域。下次见面时,卡伦给我几张纸,上头列出

                      》,不是他妈的百科全书!”他被控有罪,而她仅仅结识他六个月,不过他已经明白她有多绝望。然而,他接受了大本的《圣经》,并且要她把书和鞋放在写了他的名字和编号的桌上。他要她写下来,仿佛她难以记住五个排在一起的数字似的。她还买了火腿三明治(他在信上写着他们可以在探监区吃上一顿野餐式的午饭),但他紧张激动得要命,吃不下去了。别的探监人似乎与被探视的囚犯过了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在一起打闹,蜷在他们父亲的怀里,玩弄着他们的面颊、头发、手指。女人和姑娘们触摸着男人,低声悄语,放声大笑。她们都是常客——与长途汽车司机、狱警和咖啡车的售货员都很熟悉。囚犯们高兴得目光也柔和了。他们注意到了一切,对一切都大发议论:小男孩们拿给他们的装在棕色大信封里的成绩单,小女孩们头发上的扁平便帽,女人们外衣的样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不在场的亲友们的详细情况,对家中的新事务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西尼卡看来,他们似乎都男人气概十足——在掌握探监活动上个个像领袖人物,管的事情从坐在什么地方、纸包放在哪儿,到医疗建议和要寄来的书籍。他们从来闭口不谈狱中的生活,而且对身边的狱警熟视无睹。或许他们脑子里想着阿提卡(古希腊中东部一地区,此处指坚定的信念。)。她想,也许在监狱里待得日子久了,艾迪也会这样。不再像自被传讯以来第一次探监时那样愤愤不平,仿佛是个牺牲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本《圣经》太大,让他发窘。三明治上是芥末酱而不是蛋黄酱。他一点不想听她在一所学校的咖啡室找到新工作的事。只有索菲和伯纳德让他感兴趣:它们的饭食。晚上她让它们出去吗?它们需要好好地长跑锻炼。只有在它们外出时才用得上口套。她在探监大厅离开了艾迪·特托尔。她答应了他四件事。寄给他狗的照片。把立体声音响卖掉。让他母亲兑换掉储蓄债券。给律师打电话。寄、卖、让、打,这是她得以记住这些事的方法。西尼卡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绊了一下,单膝跪倒在地。一名狱警走过来,把她扶起。“留心啦,你瞧,小姐。”“对不起。谢谢。”“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想到穿那玩意儿走路呢,我想不出。”“大概是为了让你们看着觉得好吧。”她微笑着说。“在哪儿?荷兰吗?”他开心地大笑,露出了两排金牙。西尼卡调整了一下她的背包带,问他:“韦奇塔离这儿多远?”“那要看你怎么去了。坐小汽车,要用——噢,十或十二小时吧,乘长途车要长些。”“噢。”“你有家人在韦奇塔?”“是的。不。嗯,我男朋友的家在那儿。我打算去看望一下他母亲。”那狱警摘下帽子捋了捋他的平头。“那很好啊,”他说,“韦奇塔有美味烧烤,你一定要尝尝。”在韦奇塔的什么地方大概是有美味烧烤,可不在特托尔太太的家里。她家是严格吃素食的。在她的餐桌上绝对没有长冠子、长羽毛、长鳞壳的东西。七种主食和七种蔬菜——每天换吃其中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就这样过一辈子。她计划要做的事——不,她不会为别人把她丈夫留给她的储蓄债券兑换成现金,更不用说那个开车轧过一个小孩还撇下不管的人,哪怕那人是她的独子。“噢,不,特托尔太太。他不知道那是小孩。艾迪原以为那是个……是个……”“什么?”特托尔太太问道,“他以为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他怎么对我说的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艾迪爱孩子。他真的挺爱的。他心眼真的挺好。他要我给他带去一本《圣经》呢。”“这会儿他已经把书卖掉了。”西尼卡把目光移向别处。电视屏幕闪着亮光。画面上,一些面容严肃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彼此讲着谎话。“小姑娘,你认识他还不足一个生长季节呢。我可是认识了他一辈子。”“是的,女士。”“你以为我打算让他把我送进济贫院,好让一个滑头律师过富裕日子吗?”“不,女士。”“你在电视上见过水门事件中的那些律师吗?”“没有,女士。见过,女士。”“那就好。再别提这件事了。你想不想吃些晚饭?”主食是小麦面包,蔬菜是羽衣甘蓝。靠浓烈的冰茶把这顿饭送下肚子。特托尔太太没有提供床让西尼卡过夜,于是她就在韦奇塔夜晚柔和的空气中沿着静静的街道走去。她这趟出来没有辞去工作,但校长说得很清楚:这么快就缺席不是一个新雇员的优点。说不定她已经被解雇了。也许特托尔太太会让她给她的室友打电话,弄清有没有电话说“不必再受累回来了”。西尼卡转回身,重新踏上台阶。她在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了抽泣声。是孤助无援的母亲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声音这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哭得出来。西尼卡退了回来,然后走到窗前,用左手按住胸口让心跳慢下来。她一直保持着这姿势——想象着小小的红色心瓣不停震颤着,尽量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一路跑下砖砌的台阶,上了便道,绕过肮脏的街道,然后是碎石路,然后是水泥路,一直跑到长途汽车站。只是在叉开双腿坐到塑料长凳上时,她才屈服于那一直响彻耳鼓的哭声。特托尔太太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他人,便不再顾及理智和气度,放声尖号,如同她从来不吃的禽鸟鱼畜似的——就像幼仔被抓走之后的母狼、母鲸、鸥鸟。她双手抓着头发,脸上湿漉漉的,嘴巴大张着。西尼卡感到气短口干,便赶紧从那哭声中逃了出来。她快步沿着或宽阔或狭窄的街道走着,在接近城里的商业区时才放慢脚步。走进车站之后,她从售货机里买了花生仁和姜汁水,但当即就后悔了,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甜东西而不是咸的。她张开双膝,叠着脚踝,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把花生仁和姜汁水装进袋中。终于,她从极度惊恐中镇定了下来,而受伤女人的尖叫也在过往车辆的声音中听不清了。夜幕降临了,车站却像早晨高峰时段那样拥挤。太阳西下时,温暖的九月白天还没有凉下来。候车室凝滞的空气和户外的空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旅客和他们的同伴都很平静,对旅途或告别不感兴趣。大多数儿童在大人的膝头、在行李和座位上睡觉,没睡觉的孩子起劲地搅扰别人。大人们手指夹着票,从脖子上抹着汗,拍着婴儿,互相低语。士兵们和恋人们查看着玻璃后面贴着的时刻表。四个头戴绒线帽的十多岁男孩在售货机附近轻声唱着歌。一个身穿灰色司机制服的男人溜达着,像是在找他的乘客。一个坐着轮椅的英俊男人优雅地转动轮椅进了门,只是设计得不方便的门让他稍稍有些气恼。西尼卡的车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才出发,所以她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一场错过的电影:《冲突》、《驱魔人》、《骗中骗》都是热门的选择,但没有艾迪的手臂搂着她的肩头看电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想起他的处境和她磕磕绊绊的帮忙,西尼卡沉沉地叹了口气,但不必担心会落泪。她从来没哭过,即使发现吉恩那封靠在盒子上的信的时候,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她在两个收养她的家庭里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也许还得到了疼爱,但她心里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两位母亲的认可,而是因为她乖乖地接受训斥,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拿什么,而且从来不哭。她正用吸管咕噜噜地喝着姜汁水,那个司机站到她跟前,满脸堆笑。“打扰了,小姐。我可以和你说一会儿话吗?”“当然。没问题。说吧。”西尼卡往一边挪了挪,给他在长凳上腾出地方,但是他没有落座。“我奉命向你提供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既复杂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话。”西尼卡开口想说:既复杂又轻而易举?他的眼睛是云灰色的,而制服上的纽扣像古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噢,不啦。谢谢,我是路过这里,”她说,“我的车两小时之后就开了。”“我明白。不过那工作不会用很多时间。也许你可以跟我的雇主——她就在外边——谈谈,她会给你说清楚的。当然,除非你急着要去哪儿?”“她?”“是的。福克斯太太。走这边。只消一会儿。”离车站入口几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明亮的街灯下抖动着。司机打开门,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转过头来冲着西尼卡。“你好,我叫诺玛。诺玛·基恩·福克斯。我在寻求帮助。”她没有伸出手,但她的笑容让西尼卡以为她想握手,“我能和你谈谈吗?”她穿的白色亚麻布上衣是无袖的,领口很低。她的米黄色裙子很长。她放下叠着的腿时,西尼卡看到了鲜亮的凉鞋和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香槟色的头发掠到耳后,没戴耳环。“什么样的帮助?”西尼卡问道。“到车里来,我好解释。隔着敞开的车门谈话挺别扭的。”西尼卡迟疑着。福克斯太太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还富有温情。“没事,亲爱的。要是你不愿意,可以不接受这工作。”“我没说我不接受。”“那好。来吧。车里边要凉快些。”车门的响声轻而深沉,而福克斯太太的殷勤礼数让人无法拒绝。她说,是些私密事。当然,绝不违法,只是隐私。你会打字吗?会一点?我要找一个不是这一带的人。我希望五百美元就够了。对一个真正聪慧的姑娘,我还可以再多付些。就算你决定不做这项工作,大卫会用车把你送回汽车站。这时西尼卡才意识到小轿车早已开动了。车里的灯还亮着。空气很凉爽。车子像在飘动。诺玛继续说,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只是狭隘闭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生活。我丈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们也不相信,因为我来自东部。我一回到那儿,他们就说“韦奇塔”?就是那种口气。可我喜爱这地方。你是哪里人?我想就是嘛。这儿的人不穿这样的牛仔裤。他们其实应该穿,我是说,要是有翘屁股的话。就像你一样。是啊。我儿子在莱斯。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不过只在列昂——他是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事完成。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结婚了吗?唉,我要做的事只要是个聪明女子都能做。你不涂口红吧,涂吗?好的。你的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可爱。我告诉大卫,请找一个聪明姑娘。不要农家女。不要挤奶妇。他挺棒的。他找到了你。去我们那地方出城还要走一段路。不,谢谢你。我消化不了花生。噢,亲爱的,你准是饿了。我们会有一顿挺好的晚饭,到时候我就给你解释我要做的事。只要你照要求去做,真的很简单。那是件私密工作,所以我宁可雇一个陌生人而不要本地人。那是你的真睫毛吗?好极了。大卫?你知道玛蒂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好了一顿地道的晚餐?我希望没有鱼,你喜欢鱼吗?堪萨斯的鲑鱼美味极了。我想有些炸鸡,妙极了。我们这儿有喂得极好的家禽——它们比大多数人类吃得都好。不,别扔掉。给我吧。谁知道呢?可能会派得上用场。西尼卡在随后的三周里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和讲排场的诺玛在一起,食物精美得让人不好意思去吃。诺玛用许多亲密的字眼叫她,但一次都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前门从来不锁,她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走。她没必要待在那里:从骄傲自得转向遭受难堪的羞辱,从享受娇宠变为被耍弄,从享用涂上鱼子酱的果子馅饼到吃劣质食品。但痛苦烘托了愉悦,成了它的镶边。羞辱使得屈服变得深沉、敏感。而且持久。当列昂·福克斯打电话说他马上回来时,诺玛给了她那五百美元和一些衣物,其中包括一件开司米披肩。按照约定,大卫驱车把她送到汽车站,他的纽扣在阳光中格外耀眼。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西尼卡在韦奇塔闲逛了几小时,在一个咖啡馆中稍停,又在市立公园中小憩。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在监狱附近找一份工作,待在他身边吗?那就意味着要听他的话,为没有兑换他母亲的储蓄债券向他道歉。回芝加哥去吗?恢复她结识艾迪之前的生活吗?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工作。临时的住所。偷吃食品。艾迪·特托尔让她过了六个月的安定日子,如今他已经离开了。也许她该继续向前走?那司机为诺玛找到了她,就像抓住了一个漂泊的小动物。不,还不止于此。只不过像个你想和它玩一会儿的宠物——只玩一会儿——而不想久养。不是爱。不给它起名字。只是喂它,和它玩儿,然后便把它送回它自己的栖息地。她有五百美元,除去艾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许她应该这么过下去。西尼卡还没想好怎么做就看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一辆运水泥的平板拖车。她被发现的时候,司机拽住她的衣服,又是查问,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还夹杂着温和的调情。西尼卡起初一语不发,然后突然说要去卫生间。“我得去。憋不住了。”她说。那司机叹了口气,放掉了她,还在背后最后一次大声警告了她。后来,她搭了几次车,可是她不喜欢冒险搭车时不得不接受的搭讪。她只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与世隔绝,藏身在悄然无语的货物中间——没人知道她躲在那里。后来她发现自己待在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上的一堆空筐子当中,又跳下来跟随一个没穿外衣的女人,那是她第一次迅速做出有主张的事。那抽泣——还是傻笑——的女人现在已经走了。雪也停了。楼下,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西尼卡?西尼卡?来吧,宝贝。我们在等着你哪。”迪万“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那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你们不配有爱,无论你们曾经忍受过什么不幸。你们不配有爱,即使有人冤枉了你们。你们不配有爱,因为你们只想要爱。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是对上帝感兴趣的,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有兴趣,只赐福给那些理解并分享那种兴趣的人。“举行婚姻圣礼而又没准备走那段路程或不肯弄清上帝真爱的男女,不可能兴旺发达。他们可以像知更鸟或鸥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彼此依恋,做生活伴侣。但是,如果他们回避这强有力的进程,到了人人都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受审判的时刻,他们的依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保佑纯粹和圣洁的人。阿门。”伴随着普立安牧师的话语,一些“阿门”声很响亮,另一些人却吞吞吐吐,有些人则根本就没张嘴。安娜心想,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是谁。普立安责备的是谁呢?他的话是针对年轻人,要他们约束自己自私的生命吗?要不就是针对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们放任年轻人心神不宁、四处滋事,他们早在大炉灶上出现那只拳头之前就招他怨恨了。她想,最可能的是,他在用他所热爱的长期而广泛的卫理公会的教育来压倒理查德。是一块砸碎他同事传达的神谕的石头。神谕则如永久的内心引擎,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吼叫着,震颤着,推动你去做你自己和他的工作——但若是闲置了,锈蚀了,就会和一个冻坏的离合器一样,无法激励灵魂了。她想,大概

                      日本黄色彩漫手机版。“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日本黄色彩漫手机版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应该找句客套话来收尾的——诸如天气很热,到晚上大概会舒坦些啦——只是他那神情显得对她的描述很感兴趣。他的工装裤很干净且刚刚熨过。他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上面。他的小臂肌肉圆鼓鼓的,使得她要重新考虑从他的面容得到的印象:他像是营养不良。“你见过那样的蝴蝶吗?”他摇了摇头,但显然认真思考起她的问题,因为他蹲在了她面前。“别让我耽搁了你赶路。只不过……唉,我的天,这景色太妙了。”他表示有同感地微笑着,并向她刚才指着的地方看去。后来他站起身,掸了掸裤子后面——虽说他并没有坐到草地上——开口问道:“我穿过这里可以吧?”“当然。随时都行。现在这儿没人住。这宅子原来的主人输掉了房子。这房子挺好的,是吧?我们在考虑也许不时地住一住。我丈夫……”她明知道自己在唠叨,可他好像诚心诚意地仔细听着每一个字眼儿。她终于闭上了嘴——为自己傻乎乎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再也说不下去了——便又一次请他随时都可以抄这条近路。他谢了她就离开了院子,步子很快地在树木间走着。多薇目送着他的身影融进笼罩在宅院外的一片阴影中。她再也没见到那样的柿色翅膀。然而他倒是回来了。先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来往一次。多薇总是忘记问斯图亚特或是别的人他可能是什么人。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当鲁比来了亲友时,他们通常不像人们过去那样出席礼拜仪式并被介绍给教众。她没法问他的年龄,但估计至少要比她年轻二十岁,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对他的来访保守秘密。事实上,每次他来时,她都要说废话。那些她不懂的事情留存在她脑子里。高兴的事,烦恼的事,与世界大事无关的事。不管她说什么,他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出于无法解释的理由,她鬼使神差地知道,一旦问起他的姓名,他就不会再来了。有一次,她给了他一片涂了苹果酱的面包,他吃光了。她越来越频繁地找理由待在圣马太街。倒不是希望见到或寻找他,而是满足于知道他曾经来过或将会来到这里——闲聊一会儿,吃点东西,在燥热的午后喝上一些凉水。她唯一担心的是别人会提起他,和他结伴,或者宣称早就和他有交情了。没人。他似乎只是她的。因此,在卡尔瓦里山与年轻人争论的那天晚上,多薇把钥匙插进这座不能赎回的住宅的锁孔。她为斯图亚特非锁门不可而心烦,又因会议不愉快的转折而不安。她希望坐下来喝上一杯热茶,读些诗或几段圣歌,把思绪集中到让每个人都气愤的事情上来,因为说不定她的朋友会在一早经过。他要是真来了,她就问问他的意见。但她已决定不喝茶也不读诗了,做过祈祷之后便爬上了床,可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妨碍了她入睡:撇开放弃财富不谈,一个有钱人能是好人吗?她也要问问她的朋友这个问题。如今,后院终于可爱多了,至少足以接待他了。他第一次来时,那里还是一团乱,没人过问,垃圾遍地——成了猫、蛇、走失的鸡的家园——只有珊瑚色的翅膀还值得一看。她只好亲自动手来整理。K.D.找出种种难以想象的借口推托不干。何况这种活计是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比莉·狄利亚曾经是她的帮手。她原来只想过让那些小伙子出手帮忙,所以比莉的热心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不过也有些不对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没人见过那姑娘,而她母亲帕特·贝斯特则对一切问题都封了口。多薇心想,还为镇上对她父亲的态度生气呢。虽说比莉·狄利亚没有到会,但她的观点是清楚的。她还是个长着深玫瑰色皮肤和棕色头发的古怪任性小姑娘的时候,就对什么事情都撅嘴——只对花园的事情除外。多薇很想念她,而且不知道比莉·狄利亚对改变大炉灶的铭文是怎么想的。“当心他皱起的眉毛”?“是他皱起的眉毛”?她认为,“他皱起的眉毛”对任何年龄的人或任何一代人都足够了。对那句话加以说明,具体化或确定,都是无益的。唯一需要确定的,都已发生了。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得问问她的朋友。然后再告诉索恩。与此同时,那种抓挠的声音消失了,而在睡眠的临界点,她知道了罐装豌豆照样挺好的。斯图亚特放下窗户,还吐了口唾沫。他挺小心的,防止风把唾沫再吹回脸上。“对我宽容一些。”这是那些年轻的傻瓜当真要在大炉灶上涂的标语。就像他的外甥K.D.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建起这座镇子付出了什么,他们受到保护以防备什么,他们不必面对的羞辱又是什么。斯图亚特像往常一样,一回到通向他的牧场的县级公路就把车子开到最快。他仔细琢磨着“当心”和“是”之间的区别,以及若是老爷爷,会如何解释这种区别。他本人其实倒无所谓。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该或不该加以改变,而是米斯纳牧师通过怂恿这一想法得到了什么。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心想米斯纳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傻瓜。愚蠢,甚至可能危险。他想不出这一代人——米斯纳和K.D.这一代——该不该被牺牲掉以成全下一代。曾重孙一代可以加以培养和磨炼,就像他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这一代做过的那样。当年没有休息,也没有宽容。期望高并得到实现。没有谁比那些优秀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回想起他哥哥埃尔德·摩根从利物浦回到新泽西在一个港口上岸的前前后后。那地方叫霍伯肯。时间在一九一九年。上火车之前哥哥在纽约市周围遛了一圈。他看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争论。埃尔德说,从她的服装他猜她是个街头妓女,自然流露出对她职业的轻蔑。起初他觉得自己与那两个叫嚷的男人有一种关联。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在那女人脸上打了一拳。她倒了下去。也就在那一刻,那画面的色彩从日常样子猛地转换成了黑白色。埃尔德说,他口中发干。两个白种男人转身走开,撇下失去知觉的黑人女子趴在便道上。埃尔德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白人改了主意,又回来朝她的肚子踢去。埃尔德浑然不知自己在跑,直到他到那跟前把那男人拉开。整整十个月,他一直在奔跑和战斗,仍然没法摆脱自发的暴力倾向。埃尔德一拳击中那白人的下巴,接着又连续出拳,直到第二个白人向他打来。没分出胜负。都鼻青眼肿了。那女人始终躺在便道上,这时一小群人吵嚷着叫警察,埃尔德吓坏了,赶紧跑开,就这样一路穿着军大衣返回了俄克拉荷马,唯恐有个军官会看到他那身撕扯过的军装。后来他妻子苏珊娜给他洗净、熨平和修补那身军装时,他要她拆掉缝线,让上衣口袋悬着、衬衫领子保持着破口、纽扣耷拉着或是缺失。但要保持血迹是太迟了,于是他把血污的手帕和两枚奖章一起塞进裤兜。从此他再也无法从脑子里清除那白人的拳头打在黑人妇女脸上的情景了。不管他对她所操的职业有何想法,他一直惦记着她,为她祈祷终生。苏珊娜挑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但摩根家的男人们胜利了。埃尔德照他的要求被埋葬了:身穿军装,扯破的口子显而易见。他没有原谅自己抛开那女人跑掉,也不指望上帝会为此对他高抬贵手。而且他做好了准备,等候他质问事情的始末。斯图亚特喜欢这个故事,不过,他知道这事起因于保护一名妓女并为她祈祷,又感到不自在。他对白人没什么好感,但他能明白他们的想法,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冲动,仿佛那一拳是他自己击出的。斯图亚特停好车,进了住宅。他并不希望屋里的床铺上没有多薇,并且又一次想弄明白她为何如此频繁地留在镇上。这是徒劳的,他拿她没办法。他看到了那两条牧羊犬,牵着它们去看人们靠双手能够把活计干得多么漂亮。他们都是当地人,他认识他们的父亲和妻子;他们参加同一个或邻近教堂的活动,而且和他一样对那种“对我宽容一些”的念头反感。他的苦涩感又一次油然生起。他要是有儿子,他们一定会是体现正直的优秀楷模,会笑话米斯纳有关成年人的观念:顶嘴,改铭文——仿佛词句的魔力与成为男人所应有的阳刚之气相关似的。斯图亚特拴好狗,打开了马厩。他喜欢在凌晨四点骑上“夜间”,四下转一转,直到天明。他酷爱在草原上遛马,一切都那么宽广开阔。他给“夜间”备好鞍,如同往常每一次都有新鲜的奇妙感:在自己的土地上,你绝不可能有像老爷爷和老爹,以及所有那七十九个人离开俄克拉荷马州菲尔立后会有的那种失落感。他们徒步前进,彻底地失落了,而且还愤懑不平。但除去孩子们的脚的状况,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应该算是健康的。不过孕妇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休息。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的妻子塞列斯特,他的祖母明迪小姐,以及他自己的母亲贝克都带着孩子。看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姐妹或女儿失去了曾经一直呵护着她们、伴随着她们成长的住所,真是一种耻辱。羞辱比怨恨尤甚,它威胁着要折断他们的骨头。斯图亚特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给他讲的故事的全部细节,不必费事就可以想象出那种耻辱。就拿多薇来说吧,每次流产之前,都用手按着后腰,眯起眼睛看着肚子,总是那样看肚子里的胎儿。若是某个衣冠楚楚、夸大其辞的男人对她说“从这儿走开”,而他,斯图亚特却对此人无能为力,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即使在目前,在一九七三年,骑着“夜间”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任风吹着马鬃,一想到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他仍想开枪打人。七十九个人。他们的全部家产都绑在背上或顶在头上。年轻的都轮换着穿鞋。停下来只是为了歇口气、睡一觉和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甘蔗渣、树叶和带糠麸的杂碎粮食煮成粥或做成饼,有时打点野味,有时加点蒲公英之类的绿草。梦中想的是屋顶、鱼、饭、糖浆。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梦想的是带纽扣的干净衣服和有两只袖子的衬衫。他们走成一列: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走在前头,老爷爷当时已经瘸了,被人用一块板子抬着,跟在队尾。离开菲尔立之后,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也不想遇见什么人,以免那些人对他们讲什么或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他们躲着车队,尽量靠近松林和溪床,一路向西北趱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理由,只是想到离菲尔立最远的地方去。第三天夜里,老爷爷叫醒他的儿子列克特,示意他起来。他沉重地撑着两根木棍,从宿营地走开去,悄声说:“你,随我来。”列克特回去拿了他的帽子,便跟上他父亲缓慢而艰难的脚步。他惊讶地想,老人家可能打算在半夜到镇子里去,要不就是找一处农场,那里的山丘中有黑糊糊的土屋。可是老爷爷把他带进松林深处,此处的松脂气味起初十分宜人,不久就让他头痛了。夜空被繁星点缀得通明,新月反倒黯然失色,似是一片闪亮的羽毛。老爷爷站住脚,吃力地呻吟着跪了下去。“我的天父,”他说,“撒迦利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先知,曾劝犹太人重建圣殿,《旧约》中有《撒迦利亚书》。此处老人有这样一个名字,寓有深意。)在这儿。”随后的几秒钟他一语不发,接着便开始哼着发出列克特从未听过的最甜美、最凄楚的声音。列克特跪到老爷爷的身边,父子俩就这样整整跪了一夜。他不敢碰老爷爷,也不敢打扰他那哼哼唧唧的祈祷,可是他没法一直跪着,就向后跪坐着,缓解一下膝盖的疼痛。又过了一会儿,他干脆坐到了地上,手中拿着帽子,低着头,竭力恭听着,清醒着,理解着。最后,他仰卧到地上,观看着树顶的串串星光。那令人心碎的乐声吞噬了他,他觉得自己从地上飘起几英寸。他后来发誓说,他没有睡着,一整夜都在倾听和观察。他身处松树的包围之中,与其说看着不如说感觉到天空在地平线上退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声响之大如同一个巨人在走路。老爷爷始终纹丝不动,也没停止哼唱,这时却一下子沉默了。列克特坐起身,四下打量。脚步声像是雷鸣,他却判断不出来自何方。天光逐渐扩展,他已经能辨出树干的影子了。父子俩同时看到了他。一个小人儿,身材之矮与脚步声极不相称。他正从他们身边走开,身穿一套黑色西装,右手食指钩着上衣搭在肩头。他的衬衫在宽宽的吊裤带之间闪着白光。老爷爷没撑拐杖也没哼上一声就站了起来。父子俩一起眼瞅着那人从天空最白的部分走出去。他一度站住脚扭回身来看他们,但他们看不到他的面貌。他重新迈步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他左手提着一个小包。“快去,”老爷爷说,“把人集合起来。”“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列克特说。“快去!”列克特跑开了。大家都起身后,列克特领他们来到他和老爷爷待了一夜的地方。他们看到他就在那儿,站得比树还直,拐杖抛在一边,背对着升起的太阳,周围看不到走动的人,但洗涤过撒迦利亚面孔的平和散布到他们的精神中,让他们感到了宁静。“他和我们在一起,”撒迦利亚说,“他在引路。”从那时起,行程有了目标,连最轻微的怨言都没有了。那个行走的人不时地出现:在河畔,在山顶,靠着石头。只有一次,有个人鼓起勇气问老爷爷还会走多久。“这是上帝安排的时间,”他答道,“你不能开始,也不能结束。还有,他不会替你做你的工作,所以,昂首挺胸地迈步走吧。”就算那响亮的脚步声还在继续,他们也没有听到。没人看到那个行走的人,除了撒迦利亚,有时则是个孩子。列克特也再没见到他——直到行程结束。直到二十九天之后。在听到警告他们走开的枪声之后,在田间的一些黑人妇女给了他们吃的之后,在两个牛仔夺走他们的枪支之后——所有这些都动摇不了他们坚定的平和心绪——列克特和他父亲都看到了他。当时已是九月份了。别的旅行者都会小心翼翼地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因为没有目的地,而且冬天即将到来。不过,即使他们忐忑不安,也没有表露出来。列克特躺在高高的草丛中,等着一个粗陋的夹子弹起——他希望是野兔、土拨鼠,甚至是金花鼠——这时就在前方,越过草丛中的一处岔口,他看到了那行走的人站在那里四下张望。随后那人蹲了下去,打开他的包,在里面摸索着。列克特盯了一会儿,然后便在草丛中向回爬,接着跳起来跑回营地,老爷爷刚刚吃完一顿冰冷的早点。列克特描述了他见到的情景,父子俩就朝设夹子的地方走去。那个行走的人还在那儿,把一些东西从包里取出来,又把别的东西放回去。就在他们的盯视之下,那人开始退去。当他彻底消失时,他们又听到了那种脚步声,重重地走向他们无法确定的方向:时而在背后,时而忽左忽右。也许是在头上吧?后来便突然静了下来。列克特向前爬去。老爷爷也在爬,想瞧瞧那行走的人留下了什么。他们还没爬出三码远,就听到了草丛中窸窣的声响。夹子那里,诱饵和拉线都没动,却有一只珍珠鸡。是只雄的,正扑腾着漂亮的羽毛拍打绳套。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便离开那儿,走到他们认为那行走的人抛撒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的地点。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草中的一处凹地。老爷爷俯身下去碰了碰,又把一只手压在按平的草地上,闭上了眼睛。“这儿,”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当然啦,那儿不是。反正还不是。那地方属于印第安领地中的一个家庭,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谈判和在土地上的劳作,最后才算不费分文地交割清楚。从植物繁茂之处来到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他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天空笼罩着大地,看到野草直长到他们的臀部,真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在父辈们看来,这象征着奢侈——丰饶的灵魂和无边的自由,而且没有敌人可以藏身的险恶密林。这里的自由不是你指望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或乡村舞会那种娱乐,也不是大人老爷的残羹剩饭。这里的自由是由大自然主持的一种考验,人类每日都得经历。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通过了道道考验,就能成为人中主宰。或许撒迦利亚不想再吃一次架在棍子上的烤野兔或冷的野牛肉,或许他被白人从办公室排挤出来之后拒绝了由有色人种建立的家园,所以他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身子,两指在地上画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口中发出一种来自地下般的声音:“灵火引魂诀。”地上的阴阳鱼图案飞速转动起来,环状火焰呼地飙升,三股暗色气流缓缓自被困的搬头尸脚下冒出,快速涌入图案中。搬头尸的抖动一波高过一波,靠近莫炎的那两个肌肉已经开始剥落,项上的头颅更是摇摇欲坠。瘦小男子的情况比他俩稍好些,但脸上的青筋也已发紫暴起。难怪方才莫炎一直不动,原来早已布下了引魂的灵火诀,但发动需要时间,因此才一再拖延。可明明知道引魂诀需要时间,却为何不早些发动呢?一声嘶叫,瘦小男子哇地呕出一滩淡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地后竟似有生命般地直冲火环,所到之处紫色火焰立即熄灭,愈发之势下,阴阳鱼图案也被这淡金色液体吞噬而尽。莫炎身子猛震,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几个倒翻向后闪去。噗地闷响,眼前顿时腾起一片淡金色的雾气,围炉堆砌的石块在雾气中如冰块般融化。“想不到世上还有比我阴狠的角色。”瘦小男子抹了抹嘴,两具体无完肤的搬头尸已闪在了他的身旁。“承蒙夸奖。”莫炎冷冷地回道,手下一放一招,数道黑色火焰飙射过去。瘦小男子喷出一口涎沫,堪堪抵住火焰的攻势,掌中一翻飞出几支黑色竹签,直射莫炎周身。手上的牛筋绳已被晖儿解开,我正要上前帮忙,两具搬头尸却鬼魅般地闪到面前,张开大口,喷出一片红丝。看来它们要拼命玩真格的了,脚下一块金属圆盘托起了身形,我避开面部腾身迎去,鬼丝全数打在了苦聪蛛衣上。说也奇怪,这鬼丝竟是牢牢地粘在苦聪蛛衣上,心下一喜,催动圆盘飞速转动,那些鬼丝便团团缠绕起来,只一会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偌大的红丝线轴。啪啪,红丝似乎已被绞尽,两具搬头尸摇晃着站立不稳。蛛衣里衬起了一层金属薄片,猛撑之下我自蛛衣丝团中脱身而出。挥手间数道钩链飞卷着将两具搬头尸绞碎,尸块中两条黑色蚕虫扭动着身体渐渐僵直。莫炎那边的战局似乎有些不利,瘦小男子口中的淡金涎液与灵火势均力敌,但他双手间不住放出竹签、短箭和暗镖,而且每件器物上都是沾染着灰暗的黑色,显然是沾有剧毒的。一块金属板立在莫炎面前,飞射的暗器撞落了一地,那淡金涎液不断喷在上面像是具有腐蚀性,很快就溶出了一个大洞,我忙不迭地补上一层黄土方才稳固了战局。一旁喘息的莫炎似乎有些体力透支,看来引魂诀被破令他大伤元气。瘦小男子发现同伴已被我分尸,攻势随即停了下来,双臂一振掷出两个火药球将横在面前的屏障轰倒。“两位果然高人。”瘦小男子笑得有些暧昧,“能这么快放倒我那些不成器的手下。”“现在说这些基本就是废话。”我冷然答道,暗中向晖儿和S示意架着老田躲开。“嘿嘿,说的也是。”瘦小男子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龙脉不是你们能碰的,识趣的话立刻回去,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哈哈……”我一阵狂笑,心下却对龙脉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们的厉害吧?”原本是我随口一诈,那瘦小男子却愣了一下,满面狐疑地对我们打量了起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像你这种炮灰根本不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我继续套词道,“让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家伙在这里拖延时间,你家主子早就溜之大吉了。”瘦小男子脸上一展,满面奸笑地冲我咧了咧嘴:“风头里说话也有闪到舌头的时候。”这下轮到我愣神了,难道刚才的话语中露出了破绽?莫炎暗暗碰了我一下,口中低声道:“你攻它头部。”话语未落,数道条形火焰灵蛇般窜向瘦小男子,火焰的颜色竟是混杂了绿、紫、黑、红四色。莫炎这次的攻击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眼前的这个瘦小男子需要如此严阵以待吗?心下虽有疑问,手中却是不停,几层金属细网空降到了瘦小男子的头上,锯齿钩链也蛇般盘向他的头颅。瘦小男子不躲不闪,张口又是一口淡金涎液喷出,这次喷出的涎液却不似之前那样集中,而是散射成了雾状,金属细网在雾状涎液中瞬间溶解,就连加粗的锯齿钩链也被烧灼出了无数凹痕。四色火焰在雾状涎液前忽地闪让开来,自两侧绕向瘦小男子的背部。一阵烟火似地闪动,眼前猛地炸开大片火光,瘦小男子的身躯在火焰中突然爆开!心中本是一松,但很快又迅速收紧,遍地焦黑的碎片中,那瘦小男子的头颅正完好无损地冲着我们咧嘴大笑。更为骇人的是,头颅下部竟伸出了六只粗大的节肢长足!节肢交错移动,尖锐的足趾摩擦在竹条铺就的地板上,响起一阵令人发怵的悉窣声,整个头颅就像是一只超大型的蜘蛛快速地向我们扑来。此行一路而来,虽然经历的诡异恐怖已令我们的神经几乎免疫,但眼前这只东西实在是叫人消受不起。我下意识地牵动锯齿钩链,脚下却不由得一阵酸软,小腿微微颤抖了起来。锯齿钩链迅速交叉,上下错动地企图将那头颅切碎。但长了六条节肢的头颅灵敏地超出了想象,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频频躲过攻击。跑动中,一支利剑般的尖刺自头颅后部笔直竖起,慢慢弯向正前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推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双手一合,突地一招“灵火灭神诀”,只是这次他却无法喝出口诀来了。鲜红的火焰骤然烧向头颅,那东西躲闪不及被火舌燎了个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臭迅速弥漫在空气中,头颅立刻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叫。刺鼻呛人的烟雾散去,那头颅在火舌的袭击下无法保持原有的灵敏,正撞上锯齿钩链的封锁,喀喇几声便碎裂开来。胜利在望的高峰我已不敢再攀爬,可即便有了心理准备,面对的事实还是将我重重地打击了一回。碎开的头颅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虫不断嘶叫着继续冲来。如果说之前的事件将我的知识领域完全拓展了,那现在的事件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彻底扭曲了。那只巴掌大小的怪虫有着一个乌龟般的外壳,六只节肢长足锐利如刺,尖锐分节的长尾弯曲向前,那样子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活化石生物——鲎,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节尾却像蝎子。“饬金人面蝎!”莫炎的声音竟然颤抖了起来,语声中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只饬金人面蝎已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尽快解决它,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锯齿钩链在饬金人面蝎的勾尾袭击下早已断成了残条,接着飞去的半月弯刀也迅速溶解在它喷出的淡金涎液中。黄土包裹、铁板围剿,我几乎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招数却被饬金人面蝎一一化解。慌乱间,我瞥了一眼莫炎,他竟呆滞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面前的饬金人面蝎吓傻了似的。晖儿和S大声呼喊间,饬金人面蝎已迫近面前,背壳上赫然是一张扭曲的鬼脸,脸部那黑洞似的嘴中不断涌动着淡金色的涎液。反正也是一死,我横下心来,抛出七张落雷印纸,心中默念落雷诀,数道金属细柱将我和饬金人面蝎围了起来。这是天罡七印中最狠绝也是最无奈的一招,施术者以落雷印法将雷电引入金属器物布局的阵中,以狂雷锐金之势把阵内的一切销毁干净,自然作为施术者的我也是在劫难逃。雷声隐隐正待发动,全神贯注在阵法上的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正抓向我的腰际……十二、疑云魅影腰下一紧,一双血手自身后箍了上来,急急回首却发现是莫炎!尚不及反应便被他拦腰抱起,一个仰腰后甩,生生将我抛出了阵外。落地生痛,我顾不得身上的摔伤,爬起身来想继续冲进阵内,却看见屋角的蜘蛛已悄然将饬金人面蝎围在了当中,屋顶上垂下十多道蛛丝,硕大的狼蛛在空中纠缠着迅速织起了一张大网。“王亦凡果然猜错了。”莫炎此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样的主子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饬金人面蝎嘶嘶作声,口中一阵翻涌,淡金涎液立刻喷出。空中狼蛛立刻抛下数层厚的蛛网,迎头遮住了它的大口,将淡金涎液一并盖了下去。莫炎口中嘘声急促,地下的狼蛛纷纷涌上,无数的蛛丝将饬金人面蝎裹了个密不透风。屋顶的狼蛛也逐个落下,蹲伏在丝团上张开口器,往里不住地吐注着什么。丝团急剧抖动,饬金人面蝎的节尾突然穿出,几只狼蛛猝不及防,被节尾蜇中,当场翻落毙命。莫炎的嘘声已尖锐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剩余的狼蛛继续裹起饬金人面蝎,蜂拥着上前吐注着。我这才看清,这些狼蛛所吐的是一种黄色的粘液,依稀记得那应该是狼蛛特有的消化液,其腐蚀程度堪比鲨鱼的胃液。噗地一声,丝团完全爆开,大量的淡金涎液四散开来,满地的狼蛛顷刻被烧得肢残体破。若不是急忙用黄土包裹保护,只怕我和莫炎也难逃此下场。饬金人面蝎气势汹汹伏在那里,身上的硬壳已残碎了多处,六条节肢也断去两条,那蝎子般倒竖的节尾早是摇摇欲坠。莫炎一阵猛咳,嘴里喷出大口的鲜血,但这次他已不是在施放什么灵火诀,而是内伤吐血了。我一手扶着莫炎,眼睛紧张地盯着饬金人面蝎,那家伙一付豁出去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走来,身上的裂口不住往外流淌着淡金涎液,喀喇声中坚硬的外壳开始逐渐贲裂。“它想爆体……”莫炎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下来,这只只能以怪物来称呼的饬金人面蝎竟然是想要同归于尽,但面对着它我却已是黔驴技穷了。“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凄柔的歌声,饬金人面蝎在歌声中行进突地一滞,竟向着歌声的来处转了过去。此刻唱歌的不是别人,而是正扶着老田的晖儿,这柔和却凄凉的音律似乎曾在哪里听过,却不复记忆。嗯?晖儿身边的S去那里了?!砰砰枪声响起,饬金人面蝎身中两枪,整个身体顿时裂出一道大缝,S躲在不远处的屋角,正端起第二把猎枪。饬金人面蝎中枪恼怒,身下动作反而快了许多,但毕竟身体残破,还未爬行几步便又中了两枪,这下它的身体完全断了开来,无力的足尾不停颤动着,身上的淡金涎液也开始渐渐褪色。S并未作罢,又端起了老田的铜炮子猎枪,轰地一片火光,那只令我和莫炎头痛不已的饬金人面蝎在这原始的火药武器下化作了一堆烂酱。小心地确定并无危险后,我将莫炎扶到竹床边靠好。晖儿和S也扶过刚刚苏醒的老田,两人的脸上早已是满头大汗,S的头发更是像水中漂过一般。莫炎挣扎着望了一眼地上的烂酱,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晖儿,口中微弱地问道:“刚才是什么歌?”晖儿拂了下额头的湿发,轻声说道:“越人歌。”莫炎低叹一声,对我说道:“你我拼尽全力,却比不上晖儿和公孙急中生智……”语声渐弱,脑袋歪斜地垂在了我的臂上。心中一惊,伸手摸了下他的颈部动脉,好在还有脉搏,看来只是受伤虚脱。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我取出一块老参片,塞进了他的口中,临出发前林岳死活要我带着的东西,这会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会功夫,莫炎便又恢复了意识,但已虚弱得无法开口。为防再有意外来袭,休整片刻后众人便收拾好东西,连夜离开了竹楼。离开时,老田放了一把火,说是要烧尽那些东西的残渣以防日后生变。心下赞同中我在竹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火土墙,一则阻挡火势不至被人查觉,二则防止引发山林大火。夜路难行,莫炎基本是靠着四人的轮流架扶才勉强得以行进,疲惫不堪的一行人翻过山坡后便已瘫软在地了。“王……王亦凡……”S喘的几乎断气,“你……能不能……变个车子什么的……”我一脸苦笑,要知道驭金操土虽然用的是精神力量,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就现在的体力而言,别说聚出成形的东西,就是放上一堆金属弹子和泥球我也无法让它们滚动起来。老田却是五人中显得最轻松的一个,虽然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但行动间的硬朗迅速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看了看疲惫的我们,他转身钻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不多会便捧回了一堆藤蔓,撸去杂叶熟练地编织起来。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看样子似乎有了办法,晖儿和S凑近帮忙打起了下手。“女伢子,刚才你唱的是越人歌哈?”老田向晖儿问道,手下不停地交织着,“那时候你咋想起来唱这个咯,有啥道道不?”“我只是想到了‘四面楚歌’的典故。”晖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亦凡拾水的时候,我和S讨论到一个疑点……”原来那时晖儿和S对刑天猎首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对付少昊之子时,我曾用到“遁神聚魂局”,其中对“三长两短”的解释让S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于是她便翻查了欧冶子的一些资料,并搜集了欧冶子所铸宝剑的图片。刑天猎首剑的发现让S有些似曾相识,和晖儿商议的时候她从电脑中找出鱼肠、胜邪的图片,两人惊讶的发现刑天猎首剑的造型竟与这两把越国传世名剑十分的相似。加上之前出现的越人鬼丝和我曾提及的庄蹻王滇,她们更是怀疑刑天营实质上是越人的精英部队。但这样的猜想毕竟太过突兀,单凭外形相似就加以断定未必有些武断,两人只是互相讨论了一下便内部消化了。激战时,两人一边照顾昏迷的老田,一边暗自着急,眼前的形势令她俩完全插不上手。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晖儿冒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之前的设想成立,饬金人面蝎的意识中必定残留着越人的思维。效法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用“越人歌”这首古朴的歌曲吸引饬金人面蝎的注意,再由S三枪轮换攻击,即便不能杀死饬金人面蝎,至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机会。没想到这大胆一试倒成了救命的良药,她俩发难之时正碰上我和莫炎落败,一举成功灭除了饬金人面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S脑袋上冒着问号道,“你怎么会唱‘越人歌’的呢?”“呵呵,这应该感谢冯导的那部电影。”晖儿冲我眨了眨眼,“喜剧导演难得拍场严肃戏,却教会了我这首救命歌。”闻言我不由一阵哂然,那部片子叫好叫骂的都有,但现在看来却是要感激一下了。“好聪明的女伢子哈。”老田手中一拉,一张宽大柔韧的藤架就此完工了,“不过那只鬼蝎子不怕两位兄弟的法术,却倒在咯你们枪下,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哈。”老田和我扶起地上的莫炎,小心地让他躺在了藤架上面,一人背起一角的藤条,莫炎便呈四十五度地斜靠在了藤架上。走动几步,拖动藤架,行动间竟是省力了许多,只要注意避开突起的山石,躺在上面的莫炎是不会有太大的颠簸的。“枪弹为金,弹药为火。”莫炎躺在藤架上幽幽道,“金、火相克却逆生。”“那只饬金人面蝎是土金混合的怪物?!”我闻言就是一惊。“鬼丝蚕为火、盾鞭蝎为土、金蚕蛊为金。”莫炎咳嗽了两下,“咳咳,火炼金入土……”“少阳冲金,中阴调停,是故水火不得侵,刀兵不能伤,聚散金汁液,摧坚于无形。”我接上话头。这饬金人面蝎居然是依照逆五行中的少阳中阴法培养成的怪物,不但继承了鬼丝蚕的柔韧、盾鞭蝎的阴毒、金蚕蛊的霸道,还能依靠三行的相冲相克自行制造无坚不摧的淡金涎液,那帮搬头尸身后的主子究竟是何方高人?“莫炎,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话间已接近山下村落,我和老田放下藤架稍事休息。“云南之行有蹊跷……”从受伤起莫炎就一直在叹气。“找你拔龙角找茔地的富商是什么人?”我满腹的疑问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你怎么又偏偏选上了这么个龙脉?”“咳咳,那人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资金直接打到我账上。”莫炎咳嗽着掏出一部手机。接过手机,我差点栽个跟斗,这么个出土文物似的莫炎居然用的是NokiaN93?!“你认识了然?!”在他指点下翻看邮件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这老狐狸是筑壤一派的高手。”莫炎的话令我更为吃惊,“这条龙脉就是他给我的资料。”“难道了然是在给你下套?!”我狐疑道。“不可能,他虽然是老狐狸,咳……”莫炎又是一阵猛咳,“但绝不会害我。”这下我彻底晕了,饲虚的莫炎,筑壤的了然,一团迷雾的龙脉,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可不管怎样,现在却必须走下去,一来S身上的山鬼巫时间有限,二来如

                      伙子们则塑造新的店主形象,并给其面具涂上新漆。妇女们做玩具娃娃,孩子们则绘制彩色的圣诞晚餐,主要是甜食——糕、饼、糖果条、水果——的图片,因为烤火鸡对小小的手指来说画着太难了。小家伙们把铃铛和松树涂成银色之后,帕特丽莎本人就要在图画顶上的环里穿线了。东方之星是归哈珀负责的。他每年都要检查和修正,确保星星的角都是尖尖的,而且要在深色幕布做成的天空中亮得恰到好处。帕特丽莎设想着老内森·杜波列斯会再次发表开场白。他是个和蔼亲切的人,可是讲话往往不得要领。教堂的节目要更正式些——布道,合唱和儿童唱诗,以及为那些没有结巴、没有哭泣、没有僵住地背诗的孩子发奖——但以耶稣诞生为主题的学校演出是全镇都要投入的,是早在教堂建成之前就有的保留节目。与近年来不同,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份温暖而多风。天空如同歌舞女郎般色彩缤纷:从单调的灰白色晨光变成绚丽的晚霞。空气中有一股矿石气味,是从天地初创时爆发的火山和不停地经受风吹而迅速冷却的熔岩上飘荡而来的。风吹刷着冰冷的石头,然后又刻蚀着,最后将其粉碎成猎犬钟爱的石块。同样的风曾吹起沙伊安和阿拉巴霍部落印第安人的绺绺头发,也把束束长毛从美洲野牛的肩上拂开,告诉每头牛另一个同类就在近旁。帕特丽莎注意到那种矿石气味整整一天了,这时她给纸花分完类,装饰好,便抬头观看歌舞女郎般的天空反复变化。后来变化停止了,只有晚霞后丁香花形的淡紫色余晖。她父亲早就上床了,他在晚餐桌上大谈了一通他计划中的加油站,最后说累了。鹰牌石油公司鼓励了他——和大型石油公司谈话是没用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提供贷款表现出兴趣,条件是他要说服别人把地卖给他。这样问题就在于选址了。在安娜店铺的对面吗?地点很好,可是圣救世主教堂也许不这么想。那就再往北?挨着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那里会有很多顾客——人们不用再为了加油跑上九十英里或者在住处存上几箱汽油。道路呢?从鲁比铺的街道向南北两边延伸与县级公路相接的两条土路,这方面是可以做些文章。不过,争取当地居民同意申请修路时可能会有问题——老年人会大动干戈的。他们喜欢远离县级公路,只让迷路的人和有见识的人接近。“不过,好好想想吧,帕特丽莎,要好好想想。我能修汽车、发动机,出售轮胎、电池、风扇皮带,还可以卖苏打汽水。安娜不经营的东西。没理由惹她生气的。”帕特丽莎点点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的点子一向都不错。他当兽医的经历(是非法的——他没有执照——可又有谁知道或者愿意跑上一百英里路程去帮威斯顿·普尔猛拽卡在母马腹中的驹子呢?),他的屠宰生意(带给他一套屠宰的本领——剥皮、宰割、剔骨并冷藏),当然还有急救和殡葬活动。因为他曾想过当一名医生,而且学习过,他从事的多数行当都与在病者或死者身上开刀有关。开加油站的主意还是她记忆中第一次与开刀无涉的提议(尽管他在谈到拆卸引擎时眼睛确实闪着光)。她本希望他是个医生,上过医学院。机遇在于她母亲要活到今天。也许不成。也许狄利亚去世时他会外出到麦哈里去而不是进殡葬学校。帕特爬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决定将晚上余下的时间用到她的历史项目上,或者确切地说,曾经是个历史项目,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起初这项目是赠给鲁比居民的一份礼物——家谱汇集,十五个家族的家谱。像是倒置的树,树干伸向半空,树枝向四下蔓延。当这些家谱树完成之后,她开始给支系加上附录,注明谁与谁的关系种种,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属什么教派。她还从她学生们的自传作文中搜集一些更细微的线索。(“托马斯·布莱克霍斯之妻密西·瑞沃斯出生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她的姓名似乎暗示了……”)再无其他了。家长们抱怨孩子们像长舌妇似的,净跟人泄露些可以视为隐私甚至秘密的情况。后来,她的大部分笔记来自和人们的谈话,以及查看《圣经》和阅读教堂记事。当她要求看看信件和婚书时,事情就有点失控了。妇女们眯起眼睛,还笑着提出给她再加些咖啡。看不见的门纷纷关闭,谈话转到了天气上。但她并不想也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了。家谱还需要在细处作些订正——生死、婚嫁——但她对附录的兴趣随着笔记的进展而增强了,随之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客观评述。这个项目除了她自己谁也看不懂。已经写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个带句点的小写m,即婚配,成了一个玩笑,一个变幻,一次违法,让她沮丧得直咬拇指指甲。那些像她母亲一样有名无姓的女人是什么人呢?塞列斯特,奥利夫,索柔,伊芙琳,潘西。那些姓氏很普通的女人呢?布朗,史密斯,瑞沃斯,斯通,琼斯。一些妇女的身份依托于她们所嫁的男人——如果婚姻有效,就会成为一个摩根,一个弗拉德,一个布莱克霍斯,一个普尔,一个弗利特伍德。多薇曾让她把摩根家的《圣经》拿去了几个星期,但她在翻阅了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二十分钟之后,便认定了需要进一步发展新支系,以精确记录这十五家鲁比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先祖来自黑文,再上溯则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本来是闲暇时间的自愿行为,变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对邻家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时,就会贯穿着一种极坏的感觉,就像花粉沾在皮肤上。在布道坛上、学校教室里和典礼讲话中详细阐述的镇子故事的官方版,具有强烈的公共生命力。要添加脚注、指出漏洞和疑问,都需要敏锐的想象力和不懈的思考,往往与口头流传的历史彼此相左。帕特本想在文献中找到可能的证据来与故事相互印证,或者在证据不足之处加上她个人的诠释——她认为虽然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有洞察力,因为只有她才具备所需要的情感距离。只有她才能揣摩出,为什么从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中通过伊坦·布莱克霍斯的名字会拉出一条线,在摩根家书中隐藏在撒迦利亚名字旁边的浓墨点又是什么含义。她父亲跟她讲过一些事情,但又拒绝讲另一些事情。像凯特和安娜这样的女性朋友倒是畅所欲言,不过年长些的妇女,像多薇、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却讲得极少,隐藏得极多。“噢,我想他们兄弟之间有某种不合。”这是索恩在提到她叔祖的名字被勾掉时所说的全部内容。此外再无一言。共有九个完整的大家族经历了最初的行程,他们都是从俄克拉荷马的菲尔立被驱逐和抛弃,出走之后在黑文创建镇子的。他们的姓氏都有传奇色彩:布莱克霍斯、摩根、普尔、弗利特伍德、比彻姆、卡托、弗拉德和两家杜波列斯。连同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总共是七十九或八十一个人(取决于那两个偷得的孩子算不算在内)。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其他家庭的零散人员:一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四个堂表兄弟姐妹;一串姑姑姨妈和姑奶奶姨姥姥,照看着她们死去的兄弟姐妹、侄甥女、侄子外甥的孩子。这些零散人员又共有五十多个,他们的故事在帕特学生们的作文中,在野餐、教堂正餐时的闲聊和往事回忆中,在妇女干杂活和准备做头发时的谈话中,浮现了出来。老奶奶坐在地板上让孙女搔着头皮的时候,喜欢出声地回忆往事。每逢这种时刻,一段段故事就会源源道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他们童年时代盘旋着的缺憾和他们成人后的阴影。奇闻轶事标出了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的空间。趣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一枚戒指,一块怀表,他们睡觉时曾攥在手里——还有对穿戴的描述:原本属于哥哥的太大的鞋子,姨奶奶的围巾,妹妹的缎檐女帽。他们谈论那些孤儿,有男有女,年龄在十二到十六岁之间。孩子们看到了这支跋涉的队伍,就要求参加进来。有两个蹒跚行走的孩子,他们干脆收养了,因为孩子被发现时的那种状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又多了八个人,所以总共大约有一百五十八个人走完那段路程。他们走到菲尔立的郊外时,商妥由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列克特及其两个兄弟普莱阿和谢波德宣布他们的到来,而其他人则和撒迦利亚一起等着,因为当时老爷爷已经瘸得不让人扶着就不能在生人面前挺直站着,而生人的尊重是他的要求,生人的怜悯会让他瘫垮。他的一只脚被射穿了——是谁和为什么开的枪,没人知晓或承认,因为故事的要点似乎是当子弹射到他的脚时,他既没叫出声也没有瘸着走开。正是那脚伤,迫使他留在后面,而由他的朋友和三个儿子替他去搭话。不过,事后证明,那倒是个福分,因为他没有目睹真正的回绝,也没听到和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不相像的人们口口相传的不可信的言辞。后来,人就不再是九家,而是更多了。他们成了由遭遇过的种种艰难困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伙步行者。他们对白人的恐惧虽然强烈,却是抽象的。他们牢记下对那些百般侮辱他们的人的清晰仇恨,那种侮辱难以形诸言语:先是驱逐他们,然后又在驱逐的过程中只给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差的食物。人们想知道的有关黑文或鲁比居民的任何事情,都存在于许许多多遭到冷落的事例的细节中。然而,那些细节中的细节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帕特走到窗前,抬起了窗子。她母亲的墓就在院子边上。风刮得飕飕的,似是要从黑暗的天穹上吹下亮晶晶的星星。百合花丛在屋宅旁窸窣作响。矿石的残味被空气中晚饭的气味盖住了。帕特关上窗户,回到桌边,为她的记录准备另一个条目。四月份结婚的阿涅特和K.D.期待着第二年三月能够有个小孩。或者是娄恩·杜波列斯这么说的,她是应该知道的。娄恩是偷来的婴儿之一。当年费尔里·杜波列斯发现她像块石头似的安静地坐在一间茅屋门外。这个穿得脏兮兮的默不作声的孩子坐着的景象,本可以作为他们沿途所见的又一个孤独的画面而保留,只是那地方的与世隔绝令人难忘。费尔里当年十五岁,有些死心眼。她和密西·瑞沃斯走过去想弄清情况。屋里是死去的母亲,看不见一块面包。密西叹息了一声就吐了口唾沫。费尔里说了句“遭天谴的。原谅我,主”,并把婴儿抱了起来。当她们告诉别人见到的情景时,七个男人便去取铁锨了: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及其两个儿子托马斯和彼得、列克特·摩根、阿奇尔·弗拉德、布鲁德·普尔和内森·杜波列斯的父亲贾弗纳尔。他们挖坟的时候,费尔里给那婴儿喂水泡的糕。普蕾斯·康普顿把她的衬裙扯开,裹起婴儿。福尔顿·贝斯特做了个结实的十字架。撒迦利亚由他的两个儿子谢波德和普莱阿一左一右搀扶着,让那只伤脚靠脚跟撑着,做了一次殡葬祷告。他女儿拉芙英、埃拉和塞拉妮为坟墓采集了一些粉色的欧蓍花。人们认真讨论了该如何安排那孩子——把她安置在哪里——因为男人们似乎坚决不肯在他们自己吃不饱的孩子中间再加上一个饿得要死的婴儿。费尔里与他们力争才把他们说服,而后又为起名字的事与比蒂·卡托争论起来,她再次获胜,命名婴儿为娄恩(原文为Lone,意为“孤独”。),因为他们发现她时她无依无靠。而娄恩至今依旧孑然一身,因为她从未结婚。当把她带大并教会她如何做接生婆的费尔里去世时,娄恩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她,给大家接生,只有眼下阿涅特坚持要到丹比的医院去临产。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娄恩(她仍然相信,正经女人都是在家中生产的,只有酒馆的女人才在医院生产),但她知道,弗利特伍德家的人依旧认定她对斯维蒂和杰夫的孩子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自从弗利特伍德家最后一个残疾婴儿出生以来,她已经为顺利分娩的母亲们接生了三十二个健康的婴儿。因此,除去阿涅特的预产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之外,她别的话一句也不说了。帕特翻阅着摩根家的资料,找到其支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内容:科菲·史密斯〔又名K.D.(如肯塔基·德比)〕娶阿涅特·弗利特伍德为妻她又一次猜想,鲁比·摩根嫁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呢?据说,是她哥哥们的一个战友。可是他是哪里人?他的名字“科菲”和撒迦利亚为竞选副州长而改名之前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他的姓又是随处可见再普通不过的了。他死在欧洲战场,所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连他妻子都对他了解不多。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儿子丝毫不像列兵史密斯。K.D.是布莱克霍斯和摩根血统的一个翻版。在K.D.和阿涅特的条目下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但帕特认为他们可能不需要更多的空白了。如果他们期待的孩子活了下来,肯定是个独生子。阿涅特的母亲只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父亲,他的孩子都有缺陷。何况,摩根家的这些后人也不像前辈那样人丁兴旺了。他们不像——撒迦利亚·摩根(又名老爷爷,即科菲)娶明迪·弗拉德(注:安娜·弗拉德的姑奶奶)为妻他们生了十四个孩子,九个长大成人。帕特的手指划过他们的姓名:普莱阿·摩根、列克特·摩根、谢波德·摩根、埃拉·摩根、拉芙英·摩根、塞拉妮·摩根、伽瓦纳·摩根、奎恩·摩根和斯考特·摩根。沿着用Skip黑色墨水画出的页边向上看去,她早期的一条注释写道:“经过七次生育,他们终于给一个女孩起了一个有掌管一切意义的响亮名字,我敢说他们叫她奎恩妮。”(奎恩一名原文为Queen,有“女王”之意。奎恩妮由奎恩转变而来。)从撒迦利亚的名字下引出并用箭头指出的另一条评论一直延续到那页纸的背面:“他给自己重新起了名。科菲是他的乳名——大概是柯菲的误写。而由于路易斯安那没有一家姓摩根的人或姓摩根的黑文人曾经为白人工作过,他为自己选择的姓大概和他的名字一样,源自他喜欢的某种东西或某处地方。撒迦利亚一名源自施洗者约翰的父亲吗?或者是有过幻象的撒迦利亚?就是那个看到过写满一卷书的诅咒和坐在篮子里的女人的人,那个看到过约书亚的脏衣变成华服的人,那个看到过不听话的后果的人?对不发慈悲或不懂同情的人的惩罚,是把他们分散到所有的民族中,而让乐土无人居住。这一切都极其符合撒迦利亚·摩根:诅咒,被塞进篮子盖上铅盖、藏到房子里的妇女,尤其是分散。分散可能使他备感恐惧。一群人、一个部族或者几个家庭形成的联合体的四分五裂,或者在科菲的实例中,早在居于邦克山之前就相互依存或近为邻居的几家人结成的伙伴关系的分裂。他不难想象他熟悉的人们一旦分裂、被抛到异国他乡的不同地方,彼此如同陌客的可怕后果。他一定是深怕认不出标志着这家人特征的下巴轮廓,那家人特有的眼神或步态。他唯恐在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中看不出自己的影子,唯恐不知道他的祖辈葬于何地或者如果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联系。这就是科菲为自己选了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原因。如果他曾听过某个了不起的教士讲过约书亚加冕的故事,这就是对他最具吸引力之处。他不会给自己起当了国王的约书亚的名字,但在上帝和天使们对那个见证者讲了一些合乎常理的事情之后,科菲明白了一些道理。”当帕特询问斯图亚特他祖父从哪儿得到的姓氏,他哼唧了半天才说,他觉得本来该是摩伊涅,不是摩根。或者是莱莫恩什么的,不过,“一些乡亲叫他黑科菲。我们叫他老爷爷,管我爹叫老爹”,说到这儿算完了。有点像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本人既不是爷爷也不是爹爹,不管加不加什么老字。因为摩根家族衰微了。撒迦利亚(老爷爷)的一个儿子,列克特,和他妻子贝克生了七个孩子,但只有四个成活了:埃尔德、双胞胎迪肯和斯图亚特,还有K.D.的母亲鲁比。埃尔德身后留给他妻子苏珊娜(史密斯)·摩根六个孩子——全都搬出黑文到北方的州去了。撒迦利亚不会满意这种做法的。搬走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分裂”。他的想法没错。十分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家族的人丁就不再兴旺了,尽管生育补助金成倍地增长。钱越多,孩子反倒越少;孩子越少,能分配到的钱就越多。假设你以此

                      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学问,经、史、诗、文、词皆工。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立门庭与依旁门庭”。在艺术上,强调情与景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文兼擅骚、赋、骈、散,不染明代七子摹仿、公安浮滑、竟陵纤仄之习。词芳菲缠绵,风格遒劲,往往冲破音律限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批判了“万法唯心”、“有生于无”以及程朱“理在器先”、“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虚空皆器”、“理在器中”,肯定“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道”,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夫之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点评】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第五章康熙大帝开创盛世康熙曾经对自己怎样管理朝政概述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这是非常真实的,正是因为他一生勤勉,从而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了辉煌的业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被誉为清代最英明的君主,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卓越不凡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岁时,其父顺治帝福临去世,而后他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登基时,由于年幼,祖母太皇太后给他配备了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出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从异姓功臣中选拔了四位辅政大臣,以便相互制约,同时由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进行总裁。这样,康熙即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之初,尚不能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曾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把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以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的人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名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地扰民而疏请停止互换土地的举措。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谋杀。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然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康熙六年(1667),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授引顺治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在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开始亲政,而这时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族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更加飞扬跋扈。康熙同祖母密商后,决定铲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易动手。于是玄烨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嬉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玄烨突然命少年侍卫一拥而上,把鳌拜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行。但康熙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死罪,只把这个老奸巨猾的权臣终生监禁了起来。随后对遏必隆也革去太师之职,还保留了其公爵位。这样处理,康熙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十四岁,如此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已初步展示了其卓越不凡的政治家风范和谋略。此后,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统一山海,重农治河,提倡文教,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二、康熙对历史的八大贡献纵观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八点:1.削平三藩,巩固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岁的玄烨开始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坐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坐镇福建。这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的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尽全国财力,也不足一藩之需求,到康熙初年,这种财政困难仍未见好转。圈占土地,掠夺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由此,除去鳌拜后,三藩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在这一年,尚可喜上书想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他们也上书告老,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试探朝廷。康熙于是抓住时机,决定三藩倶撤。当时,朝廷上下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认为撤藩将促使三藩反叛,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果然,吴三桂见偷鸡不成,首先公开举起叛旗,耿精忠、尚之信等也纷纷啸众而起。随即,东南西北,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京师又发生地震,太和殿又失火,康熙爱后赫舍里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天灾与人祸,一齐击到青年天子的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了老家乡里。沉着冷静是杰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康熙帝在危急时刻,坚持镇定,心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臣索额图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地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首先下诏削去了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城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进而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镇压吴三桂;一方面又下令停止撤消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以便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便带兵投降了。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渐渐支撑不下去了,最后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后就断了气。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续领兵造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而死。这样,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统一了南方。2.澎湖海战,统一台湾早在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火拼的时候,清廷就派人招抚过郑经,但未成功。不过与此同时,清廷派兵相继收复了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五省主要据点。康熙六年和八年,清廷又派官员赴台招抚,均遭拒绝。郑经企图继续割据独立,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保持藩属关系,结果这些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康熙认为台湾皆闽人,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坚决不许台湾独立。这显示出康熙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三藩之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七府,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区别对待,命前线指挥官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用抚,并对招抚的条件作出重大让步。当招抚再次遭到拒绝后,清廷于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部属,正式提出“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实行厚礼款待,给予高官厚禄等优待政策,结果郑军中的投诚者接踵而来。康熙十九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一人,就率所部两万余人和三百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的水师奠定了基础。随后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郑经病逝,其内部又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害了郑经长子郑克牍,立次子克塽继位,台湾内部政局一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年六月发动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接着,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进军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在如何攻取台湾的方式上,姚启圣与施琅发生了争执,姚启圣主张等候北风,直取台湾,然后再取澎湖,施琅则主张乘南风先取澎湖,夺其门户,台湾不攻自破。双方争执不下,施琅密奏康熙帝,请示给予专征之权,康熙帝知道施琅有海上作战经验,为避免姚、施二人相互掣肘,决定令施琅一人独掌专征台湾的指挥权,令姚启圣负责粮饷。郑克塽得知施琅征台的消息,非常紧张。这时破获了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备情况的密信,知道了清攻台的重点。于是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步兵两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四角山、中心湾、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于中心湾,指挥作战。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各种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官兵两万多人,由铜山直扑澎湖,刘国轩原以为澎湖列岛防御坚固,六月份又是台风多发季节,施琅不会贸然出兵。因此,当十五日清兵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惊慌不已,急令各岛守军严加防御。次日,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郑军列船应战,激战中,双方开始不分胜负,后来落潮时,施琅座船搁浅,郑军乘机集中炮火向施琅座船猛轰,施琅右腿被击伤,清军旗舰遇险,余船合力进前打退围攻,救出施琅。傍晚,清军撤出战斗,退泊西屿头,第二天,施琅总结了昨日海战失败的教训,根据郑军船少、清军船多的特点,制订出五船结为一队、围攻敌一船的“五梅花”战术。十八日,清军攻取了虎井、盘桶屿,随后又以老弱骄兵之计,小船队佯攻澎湖内外堑,以分郑军兵势。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将部队分为三路,命陈蟒率五十艘战船组成左路船队,自己率战船一百三十六艘组成中路船队,直攻娘妈宫炮垒。清将林贤、朱天贵率先冲入敌阵,各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日本黄色彩漫手机版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的政权。二、子胥建都伍子胥画像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在一场政变中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投奔到吴国公子光门下。公子光弑兄夺位,成了吴王阖闾,伍子胥因策划政变有功被封为行人。一日伍子胥对阖闾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上台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阖闾建造一座都城。王卫平: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也就是吴国的都城。据说,伍子胥在建立阖闾大城以前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所谓“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城郭,必须对这个地方的土质、水质详加考察,土质要细腻,水质要清甜,对所处的地理环境、城市生态都有一定的要求。条件完备后,才能建立阖闾大城。调研以后,他就建筑了一个周围四十七里的阖闾大城。一般来讲,这个阖闾大城在现在的苏州。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明确写道:“阖闾元年使伍子胥在姑苏建筑大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另据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寿梦卒,诸樊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千百年来,苏州人一直以苏州是吴国古都而感到骄傲。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感念伍子胥给苏州带来的恩德。徐刚毅39:伍子胥的到来,对吴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最先的表现就是建立城池。王鲁湘: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建一个城池是很重要的吧?徐刚毅:当然很重要。因为王室如果没有城池,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切都是散漫的。王鲁湘: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就凝聚不起来。徐刚毅:而且中国那时候有很多诸侯国,但凡稍强盛一点的,哪个没有国都啊。王鲁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没有一个高大的城池,恐怕也不足以自卫。徐刚毅:除了建都之外,伍子胥还开拓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运河的起源。应该说,中国现存的几条运河,都是伍子胥在吴国开筑的。王鲁湘:后来它发展成为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苏州市就是当年伍子胥建造的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这种观念已经在苏州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它在近代受到了质疑,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撼动着苏州人的骄傲呢?徐良高40:2000年前后,就有学者根据考古的现象,对于所谓吴国的都城在苏州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没有发现相当于先秦时期城市的建筑遗迹。王鲁湘: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是不是有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徐良高:应该在那个时期的遗迹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和常州的交界处,发现并确认了春秋晚期的城墙。根据古城遗址的等级规模、年代布局,有专家初步推断为吴王阖闾的都城。这就对苏州古城的千载定论发起了挑战。春秋吴国的都城到底在苏州还是在无锡,一时间争论不休,而具有都城规模的木渎镇的发现,又是乱上添乱,似乎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当年的“阖闾城”所在地。那么“阖闾城”到底在哪儿?伍子胥当年到底选择在哪里筑城?在更多更扎实的考古新证据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木渎古城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徐良高:我们认为这遗址非常重要,确认它是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是在2010年。王鲁湘:发掘出土的哪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明这里是春秋时候吴国的都邑呢?徐良高:我们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工作,发现遗址有至少南北两道城墙,北城墙一千多米,南城墙也差不多接近一千米,这个规模相当大。另外,我们发现南城墙有一条河,河道里发现有瓦。瓦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即具有东周时期的特征。这些重要迹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重要程度了。王鲁湘:是一个大城。徐良高:是政治中心,有高等级的人住在这里面。灵岩山位于木渎古镇的北部,站在灵岩山的最高点“读书台”,我们可以看到被群山环抱的木渎盆地。这里河网交错,又与太湖水系相通,的确是一个交通便利、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灵岩山的东边,是现在苏州城的范围,遗址实际是在灵岩山西边的盆地里面。它的西北方向是穹窿山的范围,翻过穹窿山就是太湖。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伍子胥所建的阖闾大城“周围四十七里。”而东汉《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这两本古书的记载基本一致。那么这个数据,与木渎古城遗址相吻合吗?王鲁湘:根据《吴越春秋》等一些文献记载,伍子胥筑的城是个重城,两层的。大城周回有四十里,再加多少多少步;里头还有个小城,是周回八里又加多少多少步。您刚才提到南边的城和北边的城有上千米,这么一说的话,四面一围正好是八里左右吧?徐良高:有人做过一个计算,根据南面、北面城墙的长度,把它封闭起来算面积,跟《吴越春秋》上的记载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苏州城区地势开阔平坦,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把都城建在这里实在不安全,作为军事家的伍子胥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时,会把目光聚焦在木渎古镇吗?王鲁湘:伍子胥是一个军事家,他要给吴国建立一个都城,一定会先从军事上来考量。因为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一个军事设施,其次才具有行政的作用。您从地形、地理上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哪个更适合作为都城?徐良高:在东南这一片,木渎的地形确确实实是非常理想的。木渎盆地周围是非常典型的一圈山,只有大约四个可以往外的关口,而西边隔着山便通到太湖。王鲁湘:非常理想的地形。徐良高:这个地方又毗邻太湖,但是跟太湖又不是直接敞着面对。据文献记载,吴越之间的多次战争也都是在太湖发生。由此你可以看到,它的选址确实是很讲究。三、吴越争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木渎镇确实比苏州城具备明显的军事战略上的优势。战事频发的春秋时期,都城的第一要务是军事防备。因此,阖闾大城从诞生第一天起所担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抵御外敌入侵。而当年在这座城的内外,就发生过很多与战争及军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兵圣孙武的“吴宫教战”。孙子画像伍子胥的好友孙武原是齐国人,相传伍子胥曾向阖闾七次推荐孙武,都被拒绝了。不过阖闾对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却十分欣赏,并问孙武,这些兵法能否用于实战,于是孙武就通过操练宫女,进行对抗演练,诠释演绎了他的《孙子兵法》。王卫平:吴宫教战的故事是这样的:孙武把吴国宫廷里边的180个宫女组成了两个队,分别由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担任队长,组织她们进行军事操练。你想想看,这些宫女一天到晚生活在王宫禁院里边,难得出来见见世面,今天突然要把她们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她们感到非常有趣,嘻嘻哈哈,不听号令。孙武非常生气,三令五申,要按照命令来执行,但是她们还是不听。在此情况下,孙武就严格执行军法,准备砍了吴王两个爱妃的头。她们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所以吴王阖闾就派人向孙武求情,说杀掉她们,自己会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的。这个时候孙武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军队里边治兵,执行军法,国王的命令我也是可以不听的。于是孙武就把两个队长杀掉了。这样一来,那些宫女当然害怕了,一下子就规矩起来了,认认真真地按照孙武的命令进行操练。《孙子演阵教美人战》图这个时候吴王阖闾非常不开心,因为自己最喜欢的二个妃子毕竟被杀掉了。所以当孙武向吴王报告说我这个部队现在训练得很好了,你如果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她们都是愿意的,阖闾就对孙武不理不睬。后来经过伍子胥圆场,向吴王讲述以国事和大局为重的道理,吴王阖闾才转怒为喜,最后就任命孙武担任了吴国的将军。有了伍子胥、孙武这些人,在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上台九年以后,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公元前506年,孙武带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楚国都城郢。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报了杀父之仇。从此吴国消除了来自西方的隐患,国力走向鼎盛。然而,就在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南方的越国却成了他的噩梦,历史上著名的“吴越争霸”就此拉开帷幕,而上演这场争霸的中心舞台,正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徐良高:木渎古城南面的城墙保存得非常好,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城墙中间有一个豁口,这个豁口不像是后来人挖的,有可能是城门。我们去年发掘的时候,就专门在这个豁口做了发掘,结果挖开以后,看到豁口中间有一条河穿过。王鲁湘:也就是那时候的水城门?徐良高:对,水城门。河底的淤泥里面发现了非常典型的春秋晚期的陶器、瓷器,还有铜箭头和瓦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瓦实际上跟古代的高等级建筑有关,所以可以看出,曾有相当等级的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大城,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这样的记载,对应木渎古城发掘出的水城门和建筑瓦片来看,使得人们对这座古城与阖闾大城的关系生出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面对今天的这一段段土丘,人们可能无法想象2500年前的这座城池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在考古学家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座规模巨大,盛极一时的吴国都城。具有政治胆识的阖闾大力搜罗人才,采纳良策,听取民声,并修建城郭,设置守备,积聚粮食。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为称霸诸侯做足了准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为此,他特派专人驻守在宫门口,每当他进出的时候,便会向他高喊“你忘了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回答说“没有忘记”。阖闾死后第二年,勾践主动攻打吴国,在夫椒山被吴军打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与大臣范蠡一起到阖闾大城做了吴王的奴隶。越王勾践剑王卫平:越王勾践他们来到吴国以后,勾践的工作是当吴王夫差的马夫,帮他养马、铡草、喂马,他夫人的工作则是洒扫、织布、洗衣服等。勾践在吴国卑躬屈膝,任劳任怨。即使是这样,伍子胥还是一再建议把勾践杀掉,以绝后患。夫差或许是被勾践的忠诚所感动,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并因为这件事跟伍子胥产生了裂痕。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日夜期盼着回到越国的那一天。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王卫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王夫差生病了,这个病大概生的蛮重的,拖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范蠡就给越王勾践出主意,说你最好去看望一下。勾践就通过伯嚭去求见吴王,正好碰上吴王夫差在大便,他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当伯嚭拿着大便桶出来的时候,他就上前去尝了一下吴王的大小便,然后跑进去向吴王夫差祝贺,说从粪便的味道来看是有一点苦,不过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过不了多久,你这个病就会好转了。这个事情弄的吴王夫差非常感动,于是就下决心把他们放回去了。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经过二十年励精图治,国力有了大大的增强。他还精心挑选了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在迷惑其心的同时,也让夫差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于是,吴王夫差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和北方诸国的争霸上面,不管伍子胥怎样好言相劝,夫差还是一意孤行。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一次与齐国的战争大胜而归之后,君臣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卫平:夫差曾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在出使齐国,就是送战书的时候,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的大臣,这被夫差怀疑为勾结外国,所以夫差就赐子胥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自然感到莫大的冤枉,临死以前和他的家人讲,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上面,好让我看看越军是如何攻进吴国都城的。吴王夫差听了这个话很生气,后来就把他装进皮革里扔在了江水中间。四、废都之后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攻破吴国阖闾大城,一举灭吴雪耻。在此之后,阖闾大城作为吴国国都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假设今天的木渎古城遗址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那么,这座盛极一时的国都,又是如何荒废,并最终成为今天的这一段段残垣断壁的?而现在的苏州城区,又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徐良高:文献记载,越灭了吴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迁都到瑯邪。王鲁湘:迁到山东来?徐良高:迁到苏北、山东这一带。但是后来不行了,它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它也可能是利用了吴国的故城,文献对此记载得不是很清楚。后来楚灭掉越,文献记载春申君的封地就在吴的故墟,不过,后来春申君也很快被废黜了。王鲁湘:再往后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了?徐良高:我们现在在苏州城下面发现好多汉代的城墙,因此可以知道,汉代以后,主要的城市建筑应该是在现在的苏州城下面。1986年,就在距离木渎古城遗址不远的严山,一批采石工人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而其制作之精,规格之高,甚至超过了妇好墓。然而,等级如此之高的玉器,其埋藏地点竟丝毫没有墓葬的结构,埋藏方式也显得十分匆忙而草率。这批显得十分不合理的珍贵玉器,仿佛在预示着一个答案:这里可能经历过重大的历史变革。鹦鹉首拱形玉饰张照根41:玉器的种类非常多,有玉瑗、玉觹、长方形的勒子、虎形佩、鹦鹉首拱形玉饰等等。从雕工、纹饰的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吴国晚期的东西。你看这个鹦鹉首拱形玉饰,做工非常精美。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3年,勾践率军攻到阖闾城下,吴王夫差带着些兵马和财物从灵岩山突围。于是有人猜测,严山窖藏玉器有可能是当年夫差逃亡时留下的。严山玉器窖藏距离木渎不远,它和木渎发掘的古城遗址会有什么联系吗?张照根:玉器埋藏地点与春秋古城遗址相距不太远,大概有五公里,都在这个大型城市聚落群里面。古城的等级和这个玉器埋藏的等级之间应该有必然的联系。苏州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掘的真山大墓和严山窖藏,是迄今为止苏州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而这两座山所处的位置,恰恰在以木渎古城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中。2010年,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对古城遗址周边群山进行了一系列探查,结果不出所料,春秋时期的墓葬在这一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无疑,这将是考古工作者今后工作的重点。虽然目前的证据还无法证明木渎春秋古城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但至少给今人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还仅仅是个开始,在城墙遗址之后,古代都城所特有的宫殿遗址在哪里?贵族们的墓葬在哪里?象征着一个王国最高等级的吴王陵寝又在哪里?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社科院和苏州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能否带来更大的惊喜,能否给《吴越春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首先来分析美国。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

                      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

                      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日本黄色彩漫手机版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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