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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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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久久亚洲av成人无码精品网站。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尽管有人说,对耿精忠的叛乱之罪宜慎重处置(康熙帝不许杰书惩治这位藩将,因为他不想阻止其他叛军将领投降),但朝廷对范承谟之死不能不问。范承谟的贴身仆人中有个幸存者,名叫徐鼎,他设法从火堆中取回了范承谟被烧焦的遗体,将其带到北京,并在北京公布了这位清朝忠臣写在牢房墙上的诗文。正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之时,范承谟殉国的消息传开了,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范承谟英勇就义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人们普遍期待着为范承谟举行葬礼,其中主要的代言人是著名戏剧家李渔。李渔(范承谟的挚友)在悼词中鲜明地强调了范承谟为拯救清室而进行道义上的反抗的重要性。由于范氏家族是所有源于关东的辽阳大族中的巨族,又因为其父范文程在帮助多尔衮“承天运”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范承谟的态度便决定了其他许多汉族旗人的反应。李渔强调说,如果他加入了耿精忠的叛乱,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关东的其他大族也会反叛,而清室便会灭亡。确实,这是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忠臣,一个当然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齐名的忠臣。因此,李渔最后说,在他的灵柩之下应放置两个而不是一个人的牌位,一个是范承谟本人,另一个是宋朝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不久以后,康熙帝赐给这位大清忠臣谥号:“忠贞”,并追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在此后的几年中,康熙帝还不断提起范承谟的贡献,并常因想起他的殉难而感动不已。1682年,当三藩终于被决定性地击溃,不再需要谨慎从事之时,康熙帝亲自下令将杀害范承谟的凶手耿精忠处以极刑。但眼下的情况是这样的。1676年耿精忠投降时,他这一重新归顺清朝的举动肯定使广西叛将孙延龄大为犹豫。耿精忠的背叛显然得到了宽恕,他也能得到宽恕吗?不管孙延龄实际上是否这样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反正吴三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背后的这个同盟者正在发生动摇。因此,1677年秋,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孙延龄以为吴世琮要取道广西去进攻广东,因为那年1月广东的尚之信向安亲王岳乐(江西清军的统帅)投降了。但当孙延龄到桂林城外迎接吴世琮时,却被当场拿下,并被斩首,广西遂被吴世琮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吴世琮接管桂林时,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中的幸存者仍被关在牢中,孙延龄一直没杀马雄镇以备将来万一需要投降时用他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吴世琮没有这种打算,但他确实意识到,这位有名的旗人、清朝著名总督的儿子、其妇女曾全部为明朝殉难的辽阳世家的后裔,若能倒向吴三桂一边,那么其他汉官就会步其后尘。因此,他想逼迫马雄镇降“周”,但再三遭到马雄镇的拒绝。最后,吴世琮改变了策略。1677年11月6日,他邀请马雄镇和他的两个幼子参加精心安排的盛宴。以厚礼相待,酒过三巡之后,吴世琮恭恭敬敬地恳请马巡抚加入他们的正义事业。在后来出现的描写这一著名事件的剧本中,马雄镇重申了他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王朝的忠诚。既而他又愤怒地转向吴世琮,斥骂其祖父吴三桂是这样一个奸臣: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结皇亲,贪他滟滟杯;恋君王,不若圆圆妓。吴世琮受到如此污辱,立即撕下了尊敬与爱慕的假面孔,气急败坏地命其手下将马雄镇和他的儿子带出去,关进一座铁匠作坊里。在他和两个孩子及其九名仆人被从巡抚署衙押至铁匠作坊的路上,马雄镇仍不停地斥骂吴氏家族卑鄙的叛逆行径。他们来到作坊后,卫兵告诉马雄镇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随后,他们抓住了两个孩子,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威胁马雄镇说,如若不降,就杀了他的儿子。马雄镇拒绝玷污自己和家族的荣誉,但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惨遭杀戮。他把身体转向一边,仍坚持认为吴三桂及其军队不过是杀人犯和土匪。不一会儿,吴世琮的人便把他儿子的血淋淋的头颅扔在他脚下。马雄镇浑身颤抖,既而用双手抓住两颗人头,突然向那群士兵冲去。士兵们举刀便刺,马雄镇向后退去,趁被刺倒下之前向他的皇上行礼、祈祷,一遍又一遍,直至死去。终年44岁。最后,那九位目睹了这场屠杀又不得不强压怒火的仆人,被挨个问及是否愿意投降。他们一个个表示拒绝,遂被全部杀死,无一幸免。杀了马雄镇,对吴三桂毫无帮助。至1677年4月22日,岳乐从江西西部的“周”军手中夺取了吉安,并开始对吴三桂湖南老巢的防线进行刺探。这位已经65岁的藩将,亲自部署防守,随着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对前线阵地一个个进行巡视。1678年3月23日,几乎表现为一种垂死的挣扎——吴三桂即位了,自命为周朝皇帝,定年号为昭武。有人认为,陈圆圆此时和他在一起,她的容貌虽有些衰老,但仍相当漂亮。1678年夏,这位周朝皇帝撤至衡州,打算在此稳住阵脚。但到秋天,他染上了痢疾,身体十分虚弱。最后,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死去。据说,陈圆圆立下誓言,出家为尼了。吴三桂之孙吴世璠继承了皇位,但这个周政权没能延续多久。尽管这位年轻的洪化皇帝在1679年3月24日衡州陷落后向南远逃至贵州,但1679年11月初,康熙帝命图海指挥西北的清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1680年2月,攻陷了成都。一个月后,重庆也落入了清军手中。1680年10月,康熙帝命赍塔率另一支远征军从广西攻入云南;随后他宣布云南境内所有被吴三桂非法强占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由于当地名流站到了清朝一边,两路清军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于1681年4月到达了云南省会城下。1681年12月7日,吴世璠在其祖父起兵反清近八年之后,于昆明城内自杀身亡。三藩之乱遂宣告结束。当时,康熙帝也知道了吴氏杀害马雄镇的情形。同范承谟之死一样,马雄镇以身殉国,也受到了高度赞扬与褒奖。也同前者一样,在清朝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战胜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时候,马雄镇的殉难象征着又一新的和持久的对清朝皇帝统治的支持。结果,马雄镇之死竟比平定三藩的胜利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他的死,以及当时的形势,满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征服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马雄镇的曾祖父马重德毕竟曾是明朝大臣,他对明朝的忠诚和马雄镇对清朝的忠诚同样坚贞。这不仅是由于当桂林事件的细节在北京已广为人知之时,朝廷才了解到,马氏家族的殉难者比那铁匠作坊中的12人要多得多;而且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悲剧甚至比那12人的殉难更引人注意。就在1677年11月6日那天晚上,马雄镇及其两个幼子的死讯,被带回桂林监狱中仍关着马氏其他成员的潮湿的牢房。牢中马家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马氏族谱中自豪地记载着的1621年那悲壮的一天。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当时马家的妇女,包括42名家眷和女仆,在马与进被后金俘获后在辽阳集体自杀。而今,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又目睹了同样的场面。首先,马世济之妻董夫人试图悬梁自尽。绳子断了,她掉了下来摔破了脸,但她又再次结好绳索,并且成功了。随后,马世济之妾苗氏、马雄镇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二姐和五姐,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每当一个人死后,李夫人便把尸首取下,为其穿好葬衣,用被子盖上。然后,他又目睹了18个女仆自杀。自杀从当天晚上至次日早晨一直在进行。24名妇女全部死后,李夫人面向北,行九叩礼,最后也悬梁自尽了。两个男仆流着眼泪,取下她的尸首,并获准将所有的尸体运到外面火化。他们把骨灰安放在附近的广福寺中。这种逐渐进入高潮的连续自杀的悲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惊,并顿生敬畏之情。马家38位成员的殉难甚至比范承谟之死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些在三藩之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站在清廷一边的人们的忠诚。于是,清廷对马氏家族大加褒奖。1680年,康熙帝举行隆重仪式,赐已故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并赐谥“文毅”。幸存的长子马世济被赐与1669年康熙帝赐给其父的那件龙袍,并授大理寺少卿。1682年8月15日,李夫人也因“深报朝恩”被赐诰命。也在这一年,三藩被彻底消灭之后,清廷特意在广西为马雄镇立祠,以宣扬忠于清朝的思想。马家成员自杀殉国的事迹激励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创作了一部题为《桂林霜》的戏剧。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甚广。其中一部分颂扬了马家的美德。在最后一段中,那些辽阳女子在来世又得以同桂林英烈重聚,并对他们唱道:六十年人家可怜,六十年人家又传。但剧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这位剧作家在《桂林霜》中说道:“古史忠良有万千,国史忠良后媲前。”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多年来,对汉族同盟者的依赖曾是清朝的致命弱点。他们多次看到某些汉族同盟者的变易无常,以及(恰恰因为满族人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姜瓖一类冒险家、或打起明朝或汉族其他王朝之旗号的吴三桂一类军事将领面前的脆弱和动摇。因此,对三藩的战争是同那些认为满族需要他们超过他们需要满族的叛逆者的最后较量。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主要因为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康熙帝及其大臣才认识到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当然,他们是对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在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进其军事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中国则缺乏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并且,尽管清朝于18世纪建立了军机处,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财政手段。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1835年,对中国的形象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学者式赞美的托克维尔写道:游客告诉我们,中国人安宁但不幸福,有工业但不进步,稳定但不强大,有物质性的秩序但无公共道德。由于这些,社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但不是很好。我想,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制的最佳模式。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不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耗尽,帝国的秩序已无法恢复了。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久久久亚洲av成人无码精品网站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增崇像(察世怡提供)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说你们家那房子是“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注255奎:这都是事实。这房子不是一块儿买的修好的,是一块儿一块儿后凑的,这就是那书上说的不成局势。比较有格局点儿的是我三祖父住的地儿,三祖父住的地儿现在大伙儿一个劲儿说索家花园索家花园,实际上不是花园。注256那院儿是三卷的连房,我三祖父住正房东头,我六叔住正房西侧,厢房是我那八叔,还有我堂兄弟姐妹们。现在愣(“一定要”之意)标明是索家花园。要如果说花园,是那边有一个大杂院,那也不是花园,要勉强说叫花园还说得过去,从前哪,那不是我祖父的时代了,可能还往上,曾祖高祖啊,那时候有一个大厅,有个石船,有个小河,从我一直就没瞧见河,那就是都填了。从现在拆平的那院到船屋,门都用砖砌死了,通通走18号,就这一个号,分家以后才有19、20、21、22号,这是大概。绮园现在是35号。定:绮园就是后来卖给包家的是吧?注257奎:卖给人我知道,卖前是给宫内修钟的和照相的西洋人暂住。后来卖给包家我不记得了。那不是一个太好的房子,就一个石船,有一点裙房,没什么的,包家如果是大角儿的话,不可能买我们这种不成格局的房啊。秦老胡同35号大门,注意左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面所写的就是“绮园花园”(定宜庄摄于2006年)定:他们家后来没落了以后买的。奎:那我就说不上来了。民国了,我六叔,就是我三祖父的儿子,在华比银行做事,注258也不知怎么就负责这账房,也是股东,结果做一笔买卖赔了,破产了。后来就抵债还账,就卖房,我祖父帮我六叔呢,就说我那房也给你们卖了还账得了,所以老哥儿四个的房子就全卖了抵债了。卖给谁我现在说不清,有一段说是卖给马连良了,是不是马连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破产就全完了。后来我祖父在东边又盖了两所房,一所就给了十一叔注259了。定:你们家除了您这一支儿,还有别的支儿吗?奎:那几支就完了。那几支房卖了,等于破产了,不在这儿住了。十一叔原来在这儿,做买卖也赔了,解放后搬走了,搬到朝阳门小街,后来又搬走了,搬到和平里去了。定:您祖父增崇赶上辛亥革命了是吧?那他怎么样了呢?奎:他没怎么样,就辞官不做了,就回家来了。定:那他都干什么呀?奎:就在家,在天津一闷儿,等于是隐居了。就这个大伙儿也有说好的也有骂的,说好的就说我祖父是为国,很早就辞官了,辞官的时候清朝还有皇上呢。骂的呢,骂的是三家儿,我们家、那桐家,还有庆王家,说国难当头这三家儿买了房子买了地到天津藏起来了(众笑)。听说原来天津地贱,后来涨的价。夏天到北京来,冬天搬到天津去。定:清朝亡了以后您祖父还活着吗?奎:我二十了结婚了我祖父还活着呢。我出生的年代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旧习俗依然占上风,在大宅门中更是丝毫依旧,家中一切事也依然自然听我祖父的,父亲叔叔都无发言权。我父亲就悉听祖父指使。我祖父身体很好,一直自己办理家事,一直到后来80多岁依然。例如走亲戚,哪家有喜庆事,由祖父母决定谁去,是自己去还是叫我父亲母亲去。有堂客来往的,母亲走之前也得先到公婆前告别,回来时也得汇报。此外经常要请安,晚上婆婆让休息才可以回自己屋。所以有些人说满人规矩太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满人家。定:您祖父哪年去世的?奎:1944年。定:您祖母是谁家嫁过来的?存耆家人,从右至左:增崇、孙奎垣、孙媳张寿英、妻耿佳氏(察世怡提供)奎:我四个祖母呢。不是一块儿的,都是一个死了再续一个。头一个祖母我说不上来了,二一个祖母是喜塔腊氏,也是大家族了,所以我父亲的姥姥家跟张寿崇母亲的姥姥家是一家儿。注260第三个太太还是喜塔腊氏,是姐妹,先娶的是姐姐,后娶的是妹妹,生我一姑姑。第四个祖母是耿佳氏,有我的时候已经是耿佳氏了。耿佳氏无儿无女。定:您父亲是……奎:是第二个太太生的。我父亲是姐姐(生的),我那个姑姑是妹妹生的。一个二的一个三的。第四个没有生。

                        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察世怡提供)奎:希贤的爱人就是我爱人的大姑。希贤的弟弟叫立贤,立贤的夫人是我大姨儿……七姑没了,我见过,没出嫁就死了。九姑是嫁给铁良的小儿子,他也行九,在天津。我父亲娶的是定王府的。我母亲是朗贝勒府的五格格,第五个女儿,立贤夫人是大女儿。现在盛传我们这儿是婉容的姥姥家,因为婉容的母亲跟我母亲也是亲姊妹,我的母亲是润麒的五姨。注266定:那么多女儿哪!您母亲是四的?奎:是五,没有四。有个四姨是本家的。定:我记得定王府是乾隆的儿子永璜的府第。奎:对对。我姥爷就是定王,我见过几回,印象不是太深。有学问,做过军机大臣。……定王家是败落了,那时候(王府)就已经不成了,多年失修了。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朝服像(察世怡提供)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便服像(察世怡提供)定:您母亲呢?奎:反正英文也念过,中文也念过,学堂是没上过。一般这么说,我的印象和认识啊,我母亲脑筋非常好,特别清楚。我母亲就是文静。对别人要求不多,自己保守自己的规矩很严。定:那你们家得多少亲戚呀。奎:那时候那个社会,千丝万缕,都联系着。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奎:那是好的,还有咬斥的一面呢。溥仪一倒了,也就完了。定:一家子还咬斥?奎:没法说,那会儿家庭都那样,自古不都是如此么。

                        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

                        海,去了浅草的某家饭馆喝酒。和尚喝般若汤[23]这事儿,大家在落语[24]跟小笑话里都常有耳闻。不过那说的都是酒肉和尚,他们连寺里的经书也不怎么了解。这位在人们眼中身为候补管长的高僧就截然不同了,他不会把自己喝成八先生、熊先生那样,给人拿来当落语里的笑柄。这位前辈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首先就是他那副慈颜,那是世上少有的慈颜中的慈颜。他总是面带浅浅的微笑,就像暖春的轻风,悠然自得。嗓音也是柔柔的,就算喝醉也很少大声嚷嚷。他潇洒地调笑女服务生,灌龙海和按吉喝酒,却不会主动去灌自己。于是这位候补管长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了茶馆[25]的大门。这位候补管长可怜这两个小沙弥——他们没醉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女人,醉了以后谈论得越发热烈了,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女人,开不了悟,真是极其可悲,因此也就萌生了恻隐之心。高僧打算教授他们具体该如何享受女色,如何把握享受女色的度。来了几名艺伎。大家都跟候补管长有着多年交情,众人聊演戏、聊旅行、聊恋人,除了佛经以外什么都聊了。到了深夜,一群人一起在一间茶室里睡得横七竖八。天亮了,大家洗了洗脸,换上和服,候补管长帮女人系好和服带子,动作之熟练让两位小沙弥目瞪口呆。龙海和按吉并不是不感谢候补管长的一番好意。这确实是一番纯粹的好意。他尽量把这两个愚昧的小沙弥引向开悟,而且还故意采用召伎这种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来引导后辈,真是一番苦心。然而两人却无法释然。不知怎的,两人心头总笼罩着一层吹不散的阴云。“我心里怎么就是过不去呢?”按吉问龙海。“何止过不去!简直臭不可闻!”龙海气得浑身直哆嗦。两个人彻底颓丧消沉,在街上失落地游荡了一阵子。两人首先能想到的是:既然都能做到那个份儿上,为什么不干脆堂堂正正跟女人一起睡觉呢?然而问题绝不在这里。按吉认为,和尚即便堂堂正正跟女人睡了觉,也绝不可能就因此朝气蓬勃。这种散不去的奇妙毒气不光是跟不跟女人睡觉的问题,而来源于更根本的东西。和尚们只把女人当成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会守身如玉,只是在守自己的性欲而已。然而,俗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为女人不惜付出生命,做尽一切愚蠢之事,舍弃名誉,舍弃情义,执迷不悟。在高僧所认知的女性里,并没有这种让人爱得发狂的女性。按吉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谁对谁错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他深刻体会到:只要还有沉迷之心,就只能沉迷到底,无可救药。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再看那些没有慈眉善目、没有散发阵阵毒气的人,就发觉这些人很脆弱——他们似乎下一秒就要为女人痴狂,抛弃情义丢掉性命。有那么一天,按吉在学校大门前捡到了一张传单。从那一天起,到报名截止日期为止,按吉都在认真地思考。他渐渐想去朝圣了。按吉想,干脆下定决心,成为横跨沙漠的一分子吧。他觉得只有到了那里,他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存在。他莫名感觉到一种近乎乡愁的、强烈的冲动。报名截止当天,他下定决心去了丸之内大厦。接着他来到了公开课的会场入口。他又犹豫了,在门前来回走了三趟。然而,他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他就转身下了楼梯。因为他在来丸之内大厦的路上,在电车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美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心强烈地悸动了。于是,他觉得想去阿拉伯的那些念头都假得不能再假了。他一边下着丸之内大厦的楼梯,一边为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做了件真实的事情而感到亢奋。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今后,我也得一直这么做下去。”自那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开悟。龙海在正要偷渡去巴黎之前迷上了个女人,于是从此行踪不明,生死不知。[1]指关东大地震,又称关东大震灾。是一场在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上午11时58分,发生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地震灾害,里氏规模高达7.9,又称东京大地震。——译者注[2]卡尔·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3]这里说的“主义人士”是“二战”前期和“二战”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分子。[4]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译者注[5]现在的东京大学,原称日本帝国大学,简称“帝大”。——译者注[6]旧地名,今北海道西南部和安平町北部。——译者注[7]越南语旧时的称呼。——译者注[8]日本传统表演剧目。——译者注[9]能乐剧目《翁》里开头的唱词,语意不详。——译者注[10]指平贺源内,江户中期的人物,多才多艺,身兼诗人、发明家、医生等多职。——译者注[11]今大阪府堺市。——译者注[12]原文写出来是“洒落臭い”,其日语发音和“社乐斋”一词相同。——译者注[13]佛教用语,本意是指慈悲的誓愿。现一般多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成的悲壮的心愿。——译者注[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犹太人。——译者注[15]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之职(首长)。——译者注[16]原本是佛教对高僧长老的敬称,在日本也引申为对天主教枢机的敬称,意义等同于殿下或阁下等对世俗人物的敬称。——译者注[17]原作为《DieWelsseSklauin》,德国作家ElisabethSch?yen著。描写了惨遭国际人口贩卖组织捕获的退役海军少佐之女春满子的故事。——译者注[18]为了打破有些人的执迷,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后用于形容高僧严厉教导和警示修行者。——译者注[19]是日本集体住宅的一种形式,一般为一层(也有两层),各个房间并排挨在一起,共享墙壁,走廊相通,共用厕所等设施。类似于我国当年的筒子楼。——译者注[20]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译者注[21]1钱等于十分之一日元。——译者注[22]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23]和尚称呼酒的隐语。——译者注[24]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25]这里的茶馆指“待合茶屋”,过去曾是召妓女和艺伎的地方。——译者注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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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村子出了一个陆军大佐和一个海军大佐。陆军大佐小野在南方战死,海军大佐佐田在战争结束后回了村子。我就是那个海军大佐。我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村长。碰巧上任村长病死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大家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了。大家说,只要去村公所,坐在村长位子上就行。然而在我印象中,我舅舅当村长的时候,如果有事村公所打杂的就会来接,若非如此,他就会成天在家里下围棋。我把这段回忆讲给了我的助理羽生,跟他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妨试试。他回答说:“您也知道,这仗打完了以后世道完全变样了,哪怕在咱这种小山村,也有像城里那样喜欢到处讲理的人,虽说挺麻烦的,还是烦请您做到每天按时上班。您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在村公所下一整天围棋。”“不,我对围棋什么的都没有兴趣。搞搞园艺,整整田地这点乐趣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一旦确定每天要来上班,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苦事儿了,况且这应该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就这么轻率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村里的小学因为去年起了一场怪火,全都烧没了。幸好新建没多久的初中还没烧干净,就暂时在初中和寺院实施轮流上课,目前好歹还搭了个木板房当校舍,之后就该动工盖真正的校舍了。然而,资金方面却搞不定,没人想当村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可是,没有村长这事儿也没法搞,所以助理和村公所的委员们找到我,说新建学校和资金的问题全都他们自己弄,不用我操心,所以麻烦我来当村长。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头衔也会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事务也都由助理代办。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村长。原来如此,世上这种村长应该不少吧。我也就大笑着当了村长。从我刚上任起,小学的事儿就很成问题。等我实地考察后,才渐渐发现这件事运作起来要比操纵军舰困难得多。在南方战死的陆军大佐小野的女儿原先一直在这所小学当老师,这位女士在村里风评相当差。不过她父亲是她父亲,她是她,尤其他父亲跟我都是军人,我也就没见外。想着谈一谈多半就能相互理解,私底下还很期待与她见面。有一天,她往村公所打了个电话,说有话想当面跟我谈,让我来学校一趟。羽生助理有事出去了,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商量这事的人,正好又该下班了,我就决定去学校看看。冬日傍晚,刮着凛冽的寒风。校工把我领到办公室,有位女性肩披外套,正蹲在火盆边取暖,这人就是她。她看到我,轻轻点头致意。“太无聊了,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值班。又没有别的事可干,烟也抽完了,就捡烟屁股抽,初中办公室的火盆我也翻了个遍,想敲竹杠也没有人可敲,正想着会不会来个笨蛋给我敲,突然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村长,您好吗?村公所有意思吗?”“你捡烟屁股抽?”“对,用旱烟袋抽。”“哈哈,你平常就把旱烟袋挂在腰间呗?”“怎么会,我是从男老师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有烟吗?”我并不讨厌她。原来如此,她跟大家说的一样,没什么礼貌,但是位很直率、很有意思的女性。我从怀里拿出了香烟递给她,她笑着接过去,非常高兴地说:“不出所料,真好骗。可能是我坑他们太多回了,只有其他村子里的人才会给我烟抽。”“你这么喜欢抽烟吗?”“废话。要不还能干些什么?”“看书吧,身为教育者也需要读书。”“小学老师有武力就够了,另外就是要有以物易物的概念吧。付出就该有回报,虽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不过我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东西我基本都可以拿吧。难道烟这玩意还要钱买吗?都跟不要钱似的。”“你拿钱买什么呢?”“我那点儿钱哪够买东西。来,你看看,这就是二十五岁未婚女性穿的衣服!胸口,胳膊,连裙子上都是补丁。胸口和胳膊还是小孩拿小刀割的。我也想穿尼龙袜子,你看,这袜子,比残兵败将的袜子还要寒碜。”“没那么惨,这袜子在这村子里算华丽的了。换条灯笼裤,不穿裙子就用不着袜子了。絣织的衣服开个线,打个补丁倒不显眼,不过你这身衣服穿起来,却跟蝾螈开膛破肚了似的。”“真会说话,这村子里的男人比东京报纸还会耍嘴皮子,尤其是在挑女人毛病的时候。好像这村子里的男人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打倒女人似的。”我跟小野真理子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没过多久,值班的男老师来学校了,我也就准备告辞,可那个男老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宿敌似的冲到我面前,逼问我说:“我们今年就要靠这临时盖的木板房过冬了吗?窗玻璃基本都碎了,您是没看见吗?教室地板也都没铺。等积了雪,教室里就该满是泥泞了。您是要让孩子们在这种地方学习吗?!”他打开门,给我看了看教室内部。我没回答他就走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在这村子里生活,所以跟他人的话题自然也很有限。但没有想到临时校舍连地板都没铺,也不知道窗玻璃大部分都碎了。那男老师对我这个长辈说这种话虽说是有些出格,不过这番质问也没什么错。我打算第二天跟羽生助理谈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应急处理一下。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助理早就在那等着我了。“您昨天去了小学是吧。您跟那女老师做了什么,跟那位堕胎老师?”他怒气冲冲地逼问我。我不知个中缘由,就回道:“这村子不准村长跟女老师说话是吧?”“您还给那人香烟了是吧,一根香烟?”“我看她没烟抽,就给了她一根。”“她一直都没烟抽呀。要不您就一直给她?身为村长,给那个堕胎老师香烟。”“堕胎老师是什么?”“就是堕过胎的老师啊。村里人都这么叫她,没人叫她的名字,连小孩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只要给她根烟抽,她可能就会陪你上床,是比妓女还不如的浪货。因为那人在这村子里当老师,所以小学就是伏魔殿[1]。”“伏魔殿?指的是宫殿吗?魔王是谁呢?”“区区一个原海军大佐的话,连魔王都当不上啊。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干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再没有比他这几句更能侮辱我的话了。没错,我是个连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我被编入了预备军。在这种缺人缺到随便拉个人就上的关键时刻被编入预备军,不就意味着上面认为我非常无能吗?!要是晋升到少将才当的预备军,心里还能好受一些,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我茫然自失,也因为这份奇耻大辱动过自杀的念头。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羽生说道:“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

                        ,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第四章换个角度看问题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指引(借着催眠),或许我能运用我的权威抵消部分错误信念。我曾经对好几个分身说过同样的话,但是,看样子他们必须亲耳听到才算数。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在今天的治疗结束前跟西娅说几句话。“卡尔,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所以请你好好听我说。”我的声音平稳、坚定,不带一丝训斥,充满关怀与热诚,但我绝不容许反驳、狡辩。“举行仪式的那些人都死了。他们无法伤害我,也不能再伤害你了。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他们都去世了。”卡尔看起来相当震惊,态度稍微软化。“我必须尽可能了解你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再防着我,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不会有人因此受伤的。你明白吗?”我直视他的双眼。我心里明白,10岁的他还不够坚强,无法直接反抗我。卡尔点点头,半信半疑。“假如你还有疑问,可以跟霍尔顿说,但是你和我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跟你聊天很愉快。现在可以请你先离开,让我跟西娅说话吗?”“好。”我能感觉到卡尔已经开始服从我了。对我来说,控制他和他的暴力念头是很重要的。我坚强、父亲般的举止能让他更有安全感,更像个10岁小男孩。僵硬、不轻易妥协的卡尔突然变成瘦小、温柔的女孩儿。“我做错事了吗?”西娅抬头望着我,立刻又移开视线。“克莱尔要我找你来,看看你好不好。”现在我的语气温和慈祥,像妈妈一样。“我跟宝宝在一起。”“卡伦博吗?”“对。如果我回到里头去,都会把宝宝带在身边。”“这样很好。”我开始烦恼该如何融合那名婴儿。“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诞生的吗?”“我6岁,上一年级。我必须做好所有的事,因为卡伦生病了。我必须代替她上学。卡伦躲在里面快要一年了。老师很喜欢我,但其他小朋友常常取笑我;他们叫我‘科学怪人’”——我看着她,一脸“为什么呢”的表情——“因为我额头上有疤。”“你出生时就有了吗?”“卡伦死掉时出现的——嗯,她只死了几分钟啦,然后他们又把她救回来了。在儿童纪念医院。卡伦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出来接受检验和治疗。我出生的时候,连卡伦在内我们一共有5个人:凯瑟琳、霍尔顿、卡伦博、我。我们有肿瘤,动……动脉瘤(她结结巴巴吐出这个词),然后是我去开刀,做放射治疗和吃药。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因为我的诞生,卡伦才活下来。”“我明白了。谢谢你。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西娅。”我请她回去,要求卡伦回到她的安全小窝;我要她记得催眠时的每一件事,再带她回到办公室。卡伦离开了。我想,今天的经历让我们俩都有些震惊,心烦意乱。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8章桑迪与迈尔斯“卡伦没办法睡觉,”安说。现在是晚上11点,安来电时我正准备上床休息。我几乎每晚都会接到卡伦打来的电话,但这次比平常稍晚。“一个人睡了,就换另一个人起来活动;卡伦快要受不了了,她撑不下去了!”我也是,我心想。“谢谢你,安,我会想办法帮她。还有别的事吗?”我真的好累。“你等一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变了,换成喉音比较重、充满挑衅的声音。“你会跟他们说,对不对?”“卡尔?”“对。假如你告诉他们,我们会被杀掉。”“卡尔,今年是哪一年?”“1965。”“卡尔,现在是1996年9月。大家都死了,我上哪儿去告诉他们?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把你跟我说的告诉别人。”“1996年?你确定吗?”“去看看报纸,或者问问霍尔顿,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讨论。”我以前就跟卡尔说过了,但我怀疑卡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接受。我请卡尔回去休息。“好吧,”他说。既然他们能应需求自动现身,我干脆以催眠治疗的方式与卡伦对话,看看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顾虑,是否有人想跟我说话。另一个声音出现。“我又跟凯瑟琳和安在一起了。”“哈罗!迈尔斯,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最近好不好啊?”“不怎么好。桑迪一直制造问题。凯瑟琳说下一个应该让桑迪跟卡伦融合。”“我知道了,如果这对你们有帮助的话,”我说。我很惊讶他们竟然为桑迪做了决定,但我决定照他们的意见进行。现在是11点40分,我不睡不行了。我请迈尔斯回去,请卡伦出来,我建议大家今天晚上都好好睡觉。当我唤醒她,她很惊讶,不知道自己在跟我通电话。我请她去休息,试着睡一会儿。※※※※隔天晚上,卡伦再度于深夜打电话来。11点30分。“卡伦想进城去看《奥普拉》,”卡尔的声音,“但我阻止她了。万一我们被盯上怎么办?他们会杀我们灭口。”“这些人再也伤害不了你了。”我试着以最具说服力的口吻告诉他,“你跟霍尔顿谈过了吗?”“谈过了,现在是1996年没错。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都骗我。”卡尔说得又快又急,“我听说桑迪要被融合了。会痛吗?”“不会痛,卡尔。你要不要来看桑迪融合的过程?你办得到吗?”“应该可以吧。”“好。到时候你就知道啰。”电话那一端暂时安静下来。然后是不一样的声音。“贝尔医生,我是安。”安的声音清晰,如丝般轻柔。“我担心,万一桑迪融合了,她好吃的习惯会跑到卡伦身上。”“桑迪的习惯确实会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说,“就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不过,融合以后,桑迪的习惯会被削弱、稀释,再也不会像她独立出现时那样完整表现了。”“噢,我懂了,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谢谢你。”入睡之际,这些对话仍在我脑中盘旋。时间已过了午夜。※※※※卡伦给我几张我以前没看过的相片。第一张是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灰褐色、单调死板的小型砖造建筑;她说她在这儿的地下室遭到虐待。接下来是她老家的照片,院子,还有通往她卧房的塑料折叠拉门(她不小心从拉门缝隙窥见双亲的性派对);最后几张是她父亲、母亲、祖父和叔叔的照片。我仔细端详这几张小小黑白快照,试图窥看这些人的灵魂。不行,我办不到。照片中,卡伦的母亲神情愉悦,打扮得漂漂亮亮,迫不及待想拍照;她父亲魁梧强壮,但眼神微微流露傲慢与自大。卡伦的祖父——我以前也看过他的相片——苍白,看不见一丝风趣幽默的秃头男人。卡伦的叔叔没看镜头。听卡伦说了那么多,我某种程度以为这些来自过去的人在老相片中的模样会更……更邪恶、更丑陋;很难想象,这些变态又残忍的人,外表竟如此普通平凡。她母亲是照片中唯一还活着的人。我跟卡伦说,我很高兴她带这些相片给我看,让我更能想象,理解她与我分享的故事。今天是预定融合桑迪的日子。我知道其他人似乎也有紧急事件要处理,因此等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询问是否有人想出来说话。“贝尔医生,我是西娅。”“你有心事,西娅?”“我不想要桑迪消失!”“怎么了?哪儿不对劲吗?”“其他人都不照顾宝宝,这让我很难过。我不想要她走。”“我明白这会让你难过好一阵子,可是现在融合桑迪对大家都好。可能的话,你和宝宝很快也会融合,这样你就不会孤单,再也不会孤立无援了。”“好吧。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这样……只是……好吧……谢谢你。”“西娅,我保证会很快再跟你说说话。现在可以请你先回去吗?”卡伦没了表情。一会儿之后,她的眼神变得狡诈诡谲。“我听到其他人说话……”“卡尔?”“对……我了解更多事情了。今天我不会阻止桑迪融合,但是她病了;我觉得她很紧张。”“谢谢。你还想到哪些事?”“自从我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以后,”他说,“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我一直在寻找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在街上,或者不管我们在哪里,但其实他们早就不在了。以前,我只会在殡仪馆、教堂地下室或卡伦被伤害时出现,我以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房间。”“你长大了好多,好惊人呀,卡尔,”我说。他吸收现实的速度着实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需要解答,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先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的表情再度变成一片空白。“昨天晚上我很不舒服,因为卡伦她妈在我家,”桑迪说。我认得她无助、绝望的态度,还有她瘫倒在椅子上的姿态。“你为什么不舒服?”“她对我大吼大叫,说我不知感激,说我不会做家务,逼我全部重做一遍。”“你一直独自承担这些痛苦,我很了解,不过,等你融入卡伦,你就再也不需要一个人承受了。”桑迪点点头,她怎么可能不同意?她从来不懂得拒绝。“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我该告诉她什么?”桑迪不自在地扭动,很难为情。她试着稳住自己,开始叙述她的故事。“我在卡伦11或12岁时诞生,我出生是为了接替克莱尔的角色。我不喜欢争执,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必须倾听来自所有人——尤其是母亲、父亲和乔希——的苛责和辱骂,但是在别人面前,我会假装一切没事,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常感到沮丧,吃东西可以让我心情变好。我知道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只要换我出来,我就一定得吃。请你告诉卡伦,我很抱歉……”桑迪没再说话,深深陷进椅子里,似乎暗示她已经说完了。“桑迪,可以麻烦你在卡伦房门外等一等吗?”她点头,消失了。我唤卡伦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她照办了。接下来,我请桑迪进来加入我们。“她好胖、好胖,”卡伦说。我转述桑迪方才告诉我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然后我请卡伦描述桑迪的状况。“她说,她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不方便,还有食物的事。她还说,她很抱歉她今天带我妈来我们家,但她希望我妈可以见桑迪最后一眼。”卡伦停下来,专注于与桑迪的内在交流活动。“桑迪准备好了,”她说,“她说,希望她的记忆能帮助我扭转劣势,克服困难。”“你们俩会并肩奋斗的,”我说。好一会儿没人说话。我觉得我该说句话,继续进行下去。“你们准备好合二为一了吗?”“我正握着她的手,”卡伦说,接着她突然皱眉,有点畏缩。“她太快了!”卡伦说,“她比我还急!她想赶快结束!”她没再说话,涨红了脸,仿佛正在承受庞大的重量。“她进来了。”我等待片刻,让卡伦有时间经历一切必需的过程。我不想假装我完全了解——比方说,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将彼此的记忆区隔开来,但融合过程却如此突然且迅速;还有融合结束后,她为什么对声音和光线这么敏感?无论如何,我们的努力最后仍然有了成果。我想,既然每个人格都是瞬间诞生的,他们理应也能瞬间融合。“感觉怎么样?”我问。“很吵。”卡伦蜷缩起来,似乎不太舒服。“胀胀的,头更痛了,恶心想吐。”“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不懂她为什么每个人都帮,每件事都做。她的记忆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她颤抖地说,“我不喜欢她想看见我妈的感觉。不喜欢她想去墓园的感觉。”卡伦瘫在椅子上。“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好。她比我更不喜欢自己。”希望这次融合不会害卡伦过度沮丧,对她造成危险。她正在承受大量的羞辱和痛苦。“我的眼睛好痛!虽然我闭着眼睛,但还是觉得好亮!”“每次融合以后,你的感官都会暂时变得非常敏感。”我提醒她这只是暂时现象。“汽车的声音好吵!”该让她脱离催眠了。我想说几句比较正面的话,让她好过一点。“我想,这次融合对你们俩都有帮助。桑迪得到你的判断力,而你会得到她的热情和乐于助人的个性。”我告诉卡伦她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1996年9月16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桑迪融合1996年9月12日,桑迪融入我。你介绍她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很讨厌这个人。我还没准备好,她就急忙冲进来,甚至还能改变我的主意、我的想法。我们融合后,我变得很敏感、很哀伤。我讨厌她唯唯诺诺、不知道怎么应付别人。她怎么可以这么天真?她怎么可以纵容每一个人占她便宜?我觉得自己又胖又丑,好像瞬间多了一百磅体重。接下来那几天,我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变化。面对我妈、我丈夫、我的朋友汉娜和罗斯时,我再也无法转换身份了。我很生气。因为我不想应付他们。我觉得我好像受到某种处罚;汉娜一直打电话来说我变了——她认为这是坏事。汉娜永远都在占我便宜。罗斯常常偷我家的东西。我试着理解桑迪对我的人生有多重要,然而一想到我做的事、我的反应,我完全看不到她的重要性。我想,等我接收到更多记忆与感受,情况一定会改观。但现在,我只觉得糟透了。我了解,对卡伦来说,与桑迪融合并不容易。桑迪的问题几乎无从补救,基本上就是大量的痛苦、羞辱和绝望。决定融合顺序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事,因此我想让卡伦和她的内在自己决定。他们应该会做出比我更明智的选择;况且,若主导权在他们手上,他们也会更主动、更愿意面对接下来的各种状况。数天后,卡伦复诊。她看起来疲倦又沮丧,弯腰驼背、垂头丧气的。她慢慢走向椅子,沉重地坐下来。“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到这儿来,”她说,“我的四肢严重不协调,开车很紧张。”她顿时红了眼眶。我等待。“桑迪以前一定常常说谎,好博取同情或讨人喜欢。她经常撒谎,文过饰非。她装病博取我妈同情,难怪我妈会用那种态度对她。”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再次等待。“有些食物我并不喜欢,但我还是吃下去。我必须停止吃,告诉自己‘我不喜欢’,我有办法不吃这些东西。”她摇摇头。“乔希一天到晚数落我。我不曾听过他这样骂我。我一定是在他开骂时立刻躲起来,换桑迪出来代替我。”过去卡伦很少提起这些,我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没有人出来帮我,”她继续说道,“没有人在乎。”卡伦把头埋进手掌中,泪水缓缓流下脸庞。“与桑迪融合并不轻松,”我说,“因为她承受太多痛苦了。或许,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讨论讨论,找出对你最好,最能够帮助你的方法。”卡伦明白这是进行催眠治疗的暗示。她点头,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卡伦越来越没用了,”迈尔斯说得很不客气。“因为她受桑迪影响?”我问。我喜欢迈尔斯,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勇气。“我想是吧。她需要帮助。”“你想帮她吗?”他吃惊地望着我,眉宇之间展露着骄傲。他想了想。“我想,如果有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助卡伦,她应该会比较好吧。”于是我们开始讨论他融入卡伦之后可能造成的改变,还有他如何将自己的力量分给卡伦,让她更有骨气,更坚毅。讨论结束后,迈尔斯回去了。“虽然看起来有点混乱,不过目前进行得还不错,”霍尔顿说。“我有点担心桑迪的自杀念头。现在我再也看不见桑迪了,那些完成融合的人只剩下模糊的影像。”“像影子吗?”“对,围绕在卡伦身边的影子。”他停顿一两秒。“我想,融合迈尔斯这个主意挺好的。这样我可以好好照顾其他孩子。”“好,我们下一次就来处理他。”※※※※时间是下午1点,卡伦跟我约的是2点。电话响了,卡伦打来的,声音很小,似乎在发抖。她说她人在天文馆,望着底下的湖水。她想跳下去。她遗失了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幸好我此刻没有别的病人。她说她很努力不要遗失时间,她怕自己会做出恐怖的举动。卡伦已明显失控,我必须赶快找个能帮助她控制自己的人。通过电话,我迅速进行催眠,要求跟霍尔顿说话——显然他并未监控卡伦的状况。我请他赶快接手,带卡伦前来就诊。他向我保证他会的。因为这个电话,卡伦终于得以准时赴约。待卡伦再次进入催眠状态,卡尔立刻跳出来。“我不会让你融合迈尔斯的!”卡尔咆哮,恐惧远多于愤怒。我抬起头,问他原因。“因为我、迈尔斯、爱丽丝——我们必须跟恶魔合作!恶魔在我体内是很强壮的!”我想我必须先治疗卡尔,才可能顺利融合迈尔斯。“你见过这个恶魔吗?”我问。“没有,可是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你如何得知恶魔的消息

                        久久久亚洲av成人无码精品网站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

                          拿望远镜一般窥看我。我凭感觉判定此人不是卡伦,所以我决定按兵不动,看看接下来有何发展。确定屋里只有咱们俩之后,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静静盯着我好一会儿,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卡伦不能来。”“这样啊。那么是谁代替卡伦来?”“西德尼。”“噢,西德尼啊。我一直希望能再见到你。”“霍尔顿叫我来的。他要我拿这个给你。”西德尼再次用纸卷抵住一只眼睛,“万花筒!”他把纸卷递给我,脸庞一阵抽搐。我接过来,这是霍尔顿的信。我把信搁下,把注意力放在西德尼身上。“我很高兴你能来。”西德尼瞅我一眼,但肩膀稍微放松了些。“卡伦病了,”他说,“霍尔顿要你看信。现在出来的主要是我、霍尔顿,还有其他男生。”西德尼望向窗外,视线往楼下看,想看看这儿离地面有多远。“刚才你把信递给我的时候,手臂好像不太舒服?”“我的手一直都很痛。卡伦的爸爸逼我偷东西,假如我不照办,他会扭我的手或捶我的手臂。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每次我偷东西,卡伦她爸都会用棍子打我的手指头。”“不是他叫你偷的吗?”“是啊,是他叫我偷的,可是他又为此处罚我。”“你知道卡伦的父亲过世了吗?”西德尼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然后他再度露出怀疑的表情,拉开距离,斜睨着我。“真的,”我说,“大约一年以前,他就罹患癌症过世了。他再也不能伤害你了。现在我很努力想帮助卡伦和霍尔顿,让你们大家赶快好起来。”“你在耍我。”“要不你问霍尔顿。”西德尼的表情突然空白。没多久,他再次看着我。“是真的呀!我都不知道。”“卡伦的父亲似乎害你过了不少苦日子。这些经历赋予你更多的力量与勇气,但也让你十分痛苦。我在想,假如你能和其他人分享你的经历,让他们得到一点你的力量,对你、对他们也许都是帮助。”我决定开始为最终的人格融合打基础,做好准备。西德尼离开后,我摊开他带来的纸卷。霍尔顿的字迹映入眼帘。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尝试把被烧掉的日记重写一遍。但首先,我们得先弄清楚大伙儿的近况。我把这段日子经常出现的人列出来(目前共有17人),并且尽可能多补充一些每个人的背景资料。霍尔顿(我),34岁,我尽可能保护所有的人。自卡伦出生起,我就有记忆了。决定谁该出去、谁该回来的也是我。平常几乎都是我在开车。我有机械天分,修东西、盖房子、粉刷、贴壁纸等统统难不倒我。我非常非常想成为医务辅助人员。另外,我也是里头这群孩子的暂时依靠。我生来是为了当个“完美的儿子”,跟着卡伦的父亲和祖父做事。我几乎无所不能,但却感觉不到疼痛。凯瑟琳同样也是34岁。她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负责安排日常约会。凯瑟琳在我之后没多久诞生,那时卡伦还不满一岁。我们跟卡伦一起长大。凯瑟琳喜欢看书,负责敦促我们准时就医。另外,凯瑟琳也没有痛觉。克莱尔7岁,极度缺乏安全感。最近她很难过,因为她觉得你忘记她了。我试着鼓励她出来跟你说话,但她心灵受创太严重。她常犯头疼,状况很糟。西德尼5岁,经常处于痛苦之中。他想找乐子,开心一点,喜欢给大家惹麻烦。他常害我们陷入既奇怪又尴尬的窘境,然后自己溜掉。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偷东西送给大家。西德尼的手和手指没有感觉。他曾受过极恐怖的虐待。桑迪18岁,算是咱们这儿的头痛人物。当她安安静静欣赏窗外风景,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只要她一醒过来,立刻满脑子自杀计划。她会冲动地猛吃垃圾食物。她悲伤、沮丧,控制欲强。她说她有办法激怒你,让你讨厌我们,放弃我们。卡伦父亲死后,她的状况似乎越来越糟。朱莉13岁,黑发绿眼。她极度痛苦,痛苦到我认为万一换她出来、我们大概只有死路一条。她没办法顺畅呼吸,也不太能走。卡伦博21个月大,不太会说英语,懂一点匈牙利语。她看不见(眼睛上方长了肿瘤)。卡伦博常常哭着叫“痛痛!”她的脚会痛,阴部也会痛。唯有你的声音才能抚慰她,让她安静下来。迈尔斯8岁,最近似乎比较冷静了。他不再讨厌大家,因为他很喜欢你。他希望你喜欢他,所以他不再伤害我们了。不过,他仍然讨厌待在女性躯体里。迈尔斯仍感觉得到过去虐待造成的疼痛。他负责陪詹姆斯和莎拉玩,学校运动会也由他出席。卡尔10岁。日记烧毁一事令他相当愤怒。他写下许多受虐细节,希望往后再也不必谈它,因为换他出来写日记时,卡伦病得最严重。他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最严重,希望我们赶快终结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痛苦。迈尔斯承受不住的时候,就换卡尔接手。爱丽丝8岁,负责管理迈尔斯和卡尔的日常生活,隔离受虐经验。爱丽丝以匈牙利文写诗,但我们没有一个知道她到底在写什么。她觉得天主会原谅我们的出现。她一直很清楚,虐待他人是不对的。西娅6岁。她诞生于1965年,卡伦的双亲对长动脉瘤的卡伦说“希望你死掉”的那一刻。后来卡伦并未如预期死亡,于是西娅代替她度过整整一年半的岁月。这段时间,卡伦并不存在,她进入冬眠般的静止状态,因此这一年半的记忆归西娅所有。卡伦1今年10岁,生于1969年。出生时的年纪是8岁,两年后停止长大,永远停在10岁。卡伦1非常纤细敏感,相当害羞。1979年遇见乔希时,卡伦1觉得自己很孤单,他深深地被她的天真所吸引。她渴望婚姻,最后也真的结婚了。卡伦1怕吵,讨厌圆点图案和小丑,不喜欢椰子和古龙水的气味。她经常头痛,对卡伦的父母充满恨意。朱莉安15岁,精力充沛,总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干我事”的态度。她杂乱无章,没有耐性,经常失约,散漫,没有目标。她喜欢聊天,偶尔会太过头。她想把我们的故事统统告诉你。她诞生于1970年,那年卡伦11岁。詹森11岁,生于1971年(卡伦12岁)。他遮掩身上的咬痕,缠住胸部,想让卡伦变成男儿身。詹森想报复所有伤害我们的人。他特别讨厌年长的男人。他认为这种人一逮到机会就会伤害我们。安16岁。尽管她是最虔诚的教徒,却已彻底失去信心。她不明白世间何以充满这么多的哀伤和苦难。安诞生于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她代替卡伦上天主教学校,成为师长的宠儿。她去教区神父的寓所和办公室帮忙,并且天天上教堂。她无时无刻不以我们其他人为耻,经常向神父忏悔,甚至编造罪行。安总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存在受到惩罚,唯有天主会宽恕我们。卡伦2生于1969年(卡伦10岁),现在21岁。她负责上学,帮凯瑟琳分担秘书工作,接送她的儿子詹姆斯。她从不头疼,也没有痛苦,喜欢与人为伴。能活在世界上令她深感幸运。1985年,卡伦产下女儿莎拉,但克莱尔却突然跑出来歇斯底里地哭闹,搞得大伙儿彻底崩溃。从那时候起,卡伦2便陷入沉睡,暂停活动了。卡伦3目前30岁,于1985年莎拉出生4天后觉醒,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诞生的。她被推举为开始接受治疗的代表。卡伦3告诉你的一切信息都是我们提供给她的。她很沮丧,有自杀念头。她隐约感觉得到我们,但只限于少数几人。卡伦3是你最常见到的人。我放下这叠纸,感觉十分怪异:人类竟能组织化至如此程度。这种思考与运作方式相当另类,却使用无异于一般人的精神工具——大脑。假如我们都在信中描述的情境下长大,说不定也会用卡伦的方式让身体和心灵运转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眼中的彼此各自呈现不同面貌,又该如何构筑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卡伦精密的运作方式令我惊讶。我想,用“坠入爱河”形容今后的治疗方式再贴切不过:他们必须慢慢熟悉同生在卡伦体内的其他人,进而一个拉一个,让大伙儿“同在一条船上”,融合彼此的关系。有个小地方引起我的注意:霍尔顿说他比凯瑟琳早出世,但凯瑟琳的说辞恰恰相反。也许他们之间有某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另外我还发现,他们讲述同一事件时,在细节上也有若干小出入,不过还不到互相矛盾的地步,顶多是看法稍有不同。目前我无须决定要接受哪一方的说法,倘若要求他们对10多年来的每一件事、每个细节都保有精确、完美的记忆,或许有些强人所难。事实上,每每想到卡伦的内在系统竟能协调到如此程度,我总是赞叹不已。这段时间,我们改变原本的治疗模式。目前我只在治疗开始时与卡伦(卡伦3)简短对谈,然后将大量时间投注在催眠上,尽量和其他人交谈。“我感觉很糟,”桑迪说,“很不顺。除了我,大家都怕夜里会有人来找我们……但他们不是真的,只是做梦呀。朱莉、西娅和詹森都不想活了。朱莉安怕卡伦她爸会跑出来伤害我们。”“你可以告诉他们,那只是做噩梦吗?”“他们不听我说,我气死了。我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不令我想起那段日子:五金工具、电线、银制餐具……全部!过去的记忆还在,连我也无法否认。”“背负这样的重担,感觉很糟吧?”我说,“你想展望未来,过去的记忆却紧缠不放。”“是啊,但没有人比朱莉伤得更重了。她不能说,不能走。”“也许我能跟她谈谈……”“等一下,”桑迪退回内在。卡伦陷入座椅,两腿伸直,脚跟抵住地面,双眼微闭。不知怎么着,她的脸有些浮肿,仿佛她不知不觉在我眼前膨胀了起来。“朱莉,你还好吗?”我问道。“我好痛。我的肚子不舒服,”朱莉说。“能动动你的脚吗?”“只能动一点点。”朱莉仿佛被什么东西按住,不能动,奋力挣扎,她微微向外抬起一只脚。“感觉怎么样?”“他们压在我身上,我不能动!我不能呼吸了!”“朱莉,你在做噩梦,那些都是过去的记忆。现在已经没有人伤害你了。”“可是感觉像真的呀!好像他们还在欺负我!”朱莉微微扭曲身体,骚动不安。“所有曾经伤害你的人都不在了,”我说,“过去男人伤害你的感觉会慢慢消失。”我试着做一点暗示,“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重量正逐渐从你的脚上移开。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脚上的负担减轻了。你的脚将会逐渐复原。那些男人都不在了。你再也不用害怕他们了。”“我觉得好一点了,可是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你,相信他们不会再回来了?”“问问大人,尤其是凯瑟琳和霍尔顿。从现在开始,你会感觉越来越好。”“我不知道……”1995年1月22日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过得很不好。我觉得我们病了,所以带大家去妇产科检查。詹森害我们肚子痛得不得了。朱莉痛得最严重,我担心会发生中毒性休克。卡伦在家也遇到不少问题。她的孩子似乎越来越看不起她,我相信这绝对是乔希一天到晚奚落她所造成的。大伙儿越来越不知所措,逐渐失去判断力;我们开始分享彼此的记忆,但是这对我们也造成很大的困扰。凯瑟琳“你还好吗?凯瑟琳?我收到你的短信了。”“不太好。詹森想把自己弄干净,却拿灌洗器把防冻液打进身体里。他希望把这脏器烧掉。朱莉曾有一段时间无法好好呼吸,也不太能走,她非常疲倦。你不在,她的感觉就更糟糕。”“詹森为什么能跑出来对你们做这种事?”我问,“你们如何决定轮到谁出来?”“依状况而定,”凯瑟琳说,“但通常是感觉最强的那个人出来。”“这么说来,詹森的感觉好像非常强烈,”我说,“或许我能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如果你愿意试试看,我们一定会非常感激的,贝尔医生。”“既然如此,你是否能帮我看看詹森愿不愿意出来跟我说话?”“好的。”卡伦闭上眼睛,稍稍改变姿势。她似乎越变越小,也强硬了些,最后差不多已蜷伏在椅子上,随时准备跳起来。她的语气比刚才有力气、有精神,但也绷得更紧。“我想杀了大家。”“詹森?”“嗯。”詹森避开我的视线。“你为什么想杀死大家?”“因为下身受伤,而且很痛。我必须烧掉它,这样就再也没有女生的部分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削弱詹森企图以暴力伤害自己的强烈意志?我想第一步应该是试着与他建立交情。我温和探问,“当时你的身体受伤时有什么感觉?”“每次我跟人家说我的感觉,他们都不相信我。我们永远都必须孤孤单单的,没有人了解我们。”“从来没有人了解过你吗?”我问,试着引起他的注意。“没有,从来都没有。大家都只会伤害别人。”“我知道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而我也不奢望你会马上接受这个想法,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好好了解你呢。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最重要的部分:试着去了解你们。我认为,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忙。”“我能帮你?”詹森相当惊讶,坚硬的外壳稍稍软化了些。“噢,是啊,你可以帮我,”我说。我让他感兴趣了。“你似乎替卡伦承受许多痛苦。我尝试从你们每个人与我分享的片段中,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目前听来,我感觉你知道其中相当重要的几个段落。”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无耻,但我必须想办法建立他的自信,这样他才不会把我当作企图伤害他的人,并且视我为情感的支柱与来源。这么做已接近谄媚,但偶尔有其必要。“你想知道什么?”詹森问我。“嗯,跟我说说你最早的记忆吧?”“噢,简单。卡伦的下面被人伤过。卡伦的下面在流血,胸部也被咬了好几口。我用绷带把她的胸部缠起来,这样她看起来就不会像女孩了。”“你想保护卡伦,不让她受伤?”我得说点什么好铲除詹森心里没有人了解他的念头。一两句简单响应想必有所帮助。“对,但是很难。毕竟我不是一直都在。”“所以,假如你有办法拿掉卡伦的生殖器官,也许她就不会被男人欺负了?”“对!只有女生会被欺负!如果你不是女生,他们就不会烦你了。”“可是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些男人都死了,没有一个还活在世界上,还会像过去那样伤害卡伦,所以你不需要用毁掉她生殖器的方式来保护她,因为到头来,你做的几乎跟那些男人一样呀。”“噢!可是我不想伤害她!我只是想帮她。”“当然,你一定是想帮助她才会这么做,詹森。你只是想拯救卡伦。”“对啊!”我的做法稍嫌激进,但我急于想阻止詹森继续伤害卡伦的身体。我告诉他,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再跟他聊一聊,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很好。2月初,我收到一封信,是卡伦的其他分身经过共同努力轮流写给我的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做噩梦了。我不要你走。你能不能来我家,叫那个恶魔走开?他都在晚上出来,我看见了。你可不可以握住我的手,留下来,这样他就会走开了。谢谢你。爱你的克莱尔贝尔医生:记得我们曾请教你有关安乐死的事吗?你觉得怎么样?这样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桑迪我帮西德尼写信。他要你知道,他想在你家的厨房跟你玩。西德尼说,如果你跟他玩纸牌,他就告诉你他的事情。迈尔斯贝尔医生:人格融合能帮助我们吗?桑迪我们的身体有问题吗?我们有糖尿病还是其他什么毛病?每次轮到我出来,我都病恹恹的。我老是觉得头晕。朱莉嗨,贝尔医生:我们过得还不错。最近我们之中有几个人开始分享记忆,尽管偶尔会造成困扰,但我认为还算有趣。大伙儿一起尝试共同使用卡伦的身体。有时我们会头痛,而且痛很久,有些味道会让我们很不舒服(比方说古龙水),但我们都在努力克服。有好几次,我们差点儿就死了,但上帝仍眷顾着我们。另外,我们也试着讨论、决定死后要不要火化。我觉得我们很快就要死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自从祖母于1985年过世后,我们一直很焦躁,感到不安。安显然,卡伦内在有好多人急着跟我沟通,他们发现写信似乎比较容易。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个性鲜明,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声音,关心的事也各不相同。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他俩与卡伦同步成长),其他人都不再长大,也不长岁数——时间在不同时间点停止了,但他们当下所受的折磨(比方说克莱尔7

                          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久久久亚洲av成人无码精品网站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轩辕后裔?”我眉尖一挑,强行按捺住了心头的惊异。“不错,要追溯根源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听风一派传人。”风钺悠然道。自他的话中我才渐渐明白事情的始末。上古风水派系正是由轩辕黄帝一手创建的,虽然之后分化作了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但主持整个派系大局的却依旧是轩辕一族的后人。然而,人的欲望是非常可怕的,作为四派中的顶尖份子,听风一派渐渐产生了雄起之心,事实上图谋定世三龙南龙气脉的神秘人便是这派的传人,这也是他踏出的第一步。作为定世三龙之一,通过上古藏穴法,南龙气脉蕴藏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家族的运势。而在野心勃勃的听风一派的计划中,所要做的便是将自身的运势与轩辕一族互换。正如之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高人”的精心布局被轩辕一族识破,集合其余三大派系的力量将听风一族禁锢了起来。至此,这个野心计划暂时告一段落。虽然之前的计划被完全粉碎,但自那时起,这个夙愿便根深蒂固地在听风一派中代代流传了下来。岁月如梭,蛰伏的听风一派渐渐得到了轩辕一族和其他派系的谅解,禁锢和监视也随即消除,就在这时一个绝好的机会出现了。作为轩辕传人的夫妇二人带领本族和各派参与了抵御外族的战役,这一战死伤无数,这对夫妇也不幸遇难,遗下一个不足三岁的孩子。听风一派看准了这个机会,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将自己的后代与之交换,在葬礼上示忠,承担起培养“轩辕后人”的重任。而之所以要如此隐密地进行,其原因除了怕剩余三派群起反抗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藏的秘密。“长生不老?!”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惊讶,“你们真的相信这种神话里才有的传说?”“神话往往是有依据的,只是大多数人无力达到,却又无限神往,所以才成为了神话。”风钺微微笑道,“我们一派的祖师便是黄帝手下大将‘风后’,当初大破蚩尤的司南车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个司南斗盘……”我脑中忽地一闪,“就是风后亲手所做的?”“黄帝是个绝世奇才,他综合手下大臣的智慧,结合风水堪舆、奇门遁甲和中医药理,参透出了一套能够真正长生不老的秘诀。”风钺似乎来了兴致,“可惜,他在参透这个秘诀的同时也看透了自然与人生,我不知道这算迂腐还是智慧,只不过他的确是放弃了长生的特权。”南龙气脉、金玉药斧、活尸、葬屋棺井,这时我已完全明白,这一路行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风钺试验求证长生不老的证据。“黄帝虽然没有选择长生,但也不曾毁掉秘诀,而是将它封藏了起来。”风钺继续道,“如果他不是那么相信风后,也许这将会成为轩辕一族永远的秘密。”“你是说风后参与了秘诀的封藏?”面对玄妙的传说故事,我也渐渐进入了角色。“没错,但只是参与制作了封藏品——司南斗盘。”风钺又沏了一盏茶,“而且他得到的只是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至于解密的钥匙则被编入了只有轩辕一族才能看到的书籍中。”《闻风拾水录》?!我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三篇突如其来的书稿,如果风钺所言句句属实,那《闻风拾水录》就一定是那套隐藏着密钥的书籍。“这书籍被黄帝分作三份,以神奇的力量藏入了轩辕铜镜、轩辕息壤和轩辕石中。”风钺的眼神渐渐犀利了起来,“只有继承了正统血脉的轩辕传人才能真正解读到这些文字。”“就算一切如你所说,我是轩辕传人,也解读了这些文字。”心中忽然感到无比的平静,我终于明白了风钺的用意,“可遗憾的是,那个司南斗盘我却依旧无法解密。”“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不急,不急,几千年都等得,又何须在乎多等些时候?”笑声戛然而止,风钺又恢复了方才那亲切谦和的气度:“更何况,尊夫人蕙质兰心,得此佳偶,君复何求?”“如果我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师父;如果我不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自己。”韩笑的脸上再度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不过,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遵循自己的原则办事。”“你身上的案子我已找关系消了。”风钺悠然道,“无后顾之忧,方可全力而为。”“多谢风爷关照。”我冷冷道,“你可算是手眼通天了。”“三天之后,我会约你。”风钺淡淡地笑了笑,站起身道,“到时便是以长生换余生。”“你始终还是没有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莫曹惋惜道,“如果不是在她们身上下了灵火印,也许我从此就不会再见到你了。”世间的机会总是那么稍纵即逝,也许你只是一个回头,它便悄悄地自你身边滑过,再也不会回来。此刻的韩笑应该深深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如果他少一点犹豫,如果他多一点冲动,如果……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的话,他和晖儿、S就不会撞上返回的风钺和莫曹了。“你们师徒情深意厚,我就不必多言了。”风钺温和地看了韩笑一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天内,任何想带走那两位女士的人都将成为我的敌人。”“你再去见那女的一面吧。”莫曹缓缓上前拥抱了韩笑,暖如春风的笑容中隐隐透着别样的意味,“师徒一场,算是我给你的送别礼。”满是亲切的话语中,莫曹的右手轻轻地拍在了韩笑的背脊上。“很抱歉,我不能再带你们走了。”韩笑关上房门,歉意道。“事情真的很巧啊,说带我们走,出门就碰到你师父。”S冷冷道,“谁知道你们玩的什么鬼花样?”晖儿拉了拉S,奇怪地看着韩笑。“从小我的运气就不太好。”他点起一支纸烟,懒懒地笑道,“有生以来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却落到了这么个下场。”身子一震,韩笑的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的表情,通常只有人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才会显露这样的表情。他继续笑着,艰难地将纸烟递向嘴边,狠狠地吸了两口。“我知道……这辈子……你是不可能爱上……我的……”韩笑的声音破碎了起来,半支烟卷悄然自指间落下。在他的身上渐渐浮现出一片扭曲的光影,那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火焰。“韩笑,你的身上……”S和晖儿同时惊呼了起来。“也许只有这样……”韩笑雪人似地融化着,脸上的笑容有如孩子般调皮,“你才……会永远……记得我……”三十、今夕何夕对于压力,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无形的力量往往会阻挠事情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它也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动力。在这个充满了两面性的世上,也许本就不存在“绝对”这个概念。从“品茗阁”回来后的两个小时内,大家都一直保持着沉默,或在思考,或在忙碌,或在牵挂。狴犴蜷在一边,落寞的表情似乎正在自责。林岳慢慢地抱起它,放在膝头,手掌轻柔地抚摸着它的背脊,正如S平日习惯的那样。莫炎斜斜地靠在窗边的墙壁上,右手横在胸前,左手平端着,掌中不断变幻着各色火焰。那色彩由深到浅,最后手中只剩下一团微微扭曲的气团,那是在高温状态下才会呈现的空气扭曲状态。画算了良久,耿婆的面前依旧只有一张不大的白纸,两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她却只用去不到四分之一。那块司南斗盘被放在了一边,虽然它蕴藏的秘密足以逆转人类生死的自然规律,可现在却并没有人再看上它一眼。笔记本电脑旁,我静静地坐着,屏幕上那些莫名的计算公式和天文数字像是在嘲笑着我的无能。对于电脑操作,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程序和数学模型却一筹莫展。还记得临去井字楼的那晚,晖儿曾柔声地说会带给我惊喜。那一刻我俩都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微微叹了一声,我终于关闭了那令人头晕的公式界面,电脑桌面上晖儿那双温柔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我。那是在家中拍下的一幅照片,平时我俩都不上相,但这照片上的表情却显得很自然。晖儿很喜欢,于是便将这张照片作为自己电脑的桌面壁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程序图标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当时我只是想将它自壁纸中间挪开。那是一个以黑白圆点构成的图标,标称上清晰地注明着“司南破解”。难道晖儿已经编制出了司南斗盘的运算程序?!握住鼠标的手指迟疑了数秒,我迅速点开了那个图标,瞬即弹出的提示窗口上闪动着一排文字:“破解成功,生日快乐!”连日的忙碌,连我自己都忽略的生日,晖儿却一直记在心中。她的礼物珍贵无比。“成大事的人欲望都很少,但不是没有。”风钺望着窗外道,“舍去了其他的欲望,才能更好地专注于自己的野心。”“韩笑顽劣,死不足惜。”莫曹恭敬道,脸上的笑容有如例行公事。“也许我对你的要求过高了,或者说你对他的要求过高了。”风钺转过身,缓缓坐进沙发中,“你三十岁那年和他犯过类似的错误,只不过,那时候你补救得很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则势必英雄气短。”莫曹没有坐下,只是垂手站在了一边,“风爷当时的教诲,莫曹永生铭记。”“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长辈,毁了心爱的女人和唯一的徒弟。”风钺示意莫曹坐下,“有时你真的让我觉得可怕,当初我只是看中你身上那种别样的戾气,却想不到你能成长到今天的地步。”“风爷一手栽培才有今天的莫曹,当初不是风爷晓以大义,只怕我还沉浸在俗人的情欲纷争之中。”莫曹坐在沙发上微微欠身道,“回首中华历史,皇图霸业者多是横断情欲,才可成得大事。”“好个‘横断情欲’!”风钺大笑道,眼中闪出凌厉的目光,“那你为的又是何种皇图霸业?”“莫曹只为风爷的皇图霸业倾尽全力,不作他想。”在如刀般锐利的目光下,莫曹微笑依旧道。“以你现在的修为涵养,大可去谋求自己的皇图霸业,又何必屈居人下。”风钺眼中的光芒渐渐淡去,口中轻叹道。“论修为涵养,莫曹不及风爷之万一,对您自伐其身的魄力和意志更是臣服不已。”莫曹坦然道。“自伐其身……真的很难。”风钺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对别人残忍很容易,可又有多少人能对自己残忍呢?”茶几上,蹲坐吃食的金毛猴忽地抬起了头,怔怔地注视着风钺,眼中满是悲哀的神情。“靠,这结果也太复杂了。”林岳瞪着眼道,“一个奇阶幻方就够头痛的了,现在这么一算变四个了!”屏幕上显示着四个三排三列的奇阶幻方数列,我将司南斗盘上得出的数列输入了晖儿制作的程序,在一阵运算之后便得到了这样的输出结果。照理来说,算式演化和分析应该是抽丝剥茧地化繁为简,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会不会是晖儿的程序出现了问题?“灵火九诀源自奇门遁甲。”莫炎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九诀合一便是第十诀。”莫炎的话让我眼前一亮,《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曾有“合则为一,分则各治。”的记载,这种理论在我国许多数术传承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如果司南斗盘的奇阶幻方数列是“合则为一”的话,那通过程序运算所得到的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应该就是“分则各治”。可这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只是单纯的数字,无论我将它们演变为与之相关的任何模式,得到的结果却始终还是一团乱麻。“三阶去五,二阶不生……”耿婆端详着其中一个幻方阵列,口中自语道,“像是奇门卦数,但数字组合又不一样,多了几个,似乎又少了几个。”“‘九金以应肺居皮毛,七火以应心居血脉,五土以应脾居肌肉’,我也看着眼熟。”林岳指着另一个阵列头晕道,“可怎么就不对劲呢?三木一水全倒过来了,脉不脉,脏不脏的。”事实上余下的两个阵列我和莫炎也是一筹莫展,它们看来更像是风水五行格局的数字版,但错落之间,数字的规律标识被有意识地打乱了,看去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细究起来却毫无头绪。“三天为限是否高估了他们?”莫曹缓缓端起茶壶,碧色的茶水注入了风钺面前的杯中。“不可高估,亦不可低估。”风钺望着那恍如碧玉的茶水道,“但最重要的是时间。”金毛猴子自顾自拿起面前的茶杯,慢慢呷了一口,眼睛忽地瞪大,口中不住地吱喳着。风钺见状有些惊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亦是一愣。“气无香,茶清淡,入喉却是回味无穷,蕴含万千气象。”风钺脸上不由得怅然道,“连我这个行尸之躯都能体味到,看来你的茶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在中国古代曾流行着这样一种加密方式,取两张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纸片,画上九宫格,将其中一张挖去指定的三个方格,把它覆在另一张纸片上,透过挖空的方格写下文字,而后旋转覆盖的纸片再写下文字。这样,一份简单的九宫加密文便出现了。要解读这份密文,就必须掌握撰写者使用的那张镂空纸片,而这张纸片便是“密钥”。风钺曾提到过,司南斗盘是由风后制作的封藏品,这位制作者也只是负责封藏了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如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四组奇阶幻方数列是破解了风后的加密手法,那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破解黄帝的加密手法。而解读的密钥应该就在《闻风拾水录》的书稿中。《虚灵》、《藏穴》、《奇门》三篇书稿中各自都有一些深奥晦涩的语句,如果要找寻解读四组奇阶幻方数列的密钥,那么以文字隐喻数字这种晦涩的方式就首先被排除了。既然《闻风拾水录》的书稿只有轩辕传人才能看到,那又何必给自己的后代布下如此重重的障碍呢?与数字最接近,同时提到数字最多的篇章便是《奇门》这一篇,在经过了一天多的排查之后,最终将视线确定在了结篇的一段文字上。“三奇六仪,天地之机。阴阳顺逆,至顺玄微……”我对照着数列道,“如果第一句理解为上三下六,那么‘阴阳顺逆’应该就是遇到阴数顺时针旋转,遇到阳数则逆时针旋转。”“时加六庚,抱木而行……时加六辛,行逢死人……”林岳则死盯着六仪字段,手下不住地画写着,“如果把这些代入到数列里,应该显示的是某些脉象……”“开段两句像总纲。”莫炎端详着手里画好的数列图道,“后面的是详解。”“呵呵,既然有了门道,咱们就好好算算。”耿婆拿出四张画好数列的白纸道,“各司其职,各选其能,看看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花巧。”装潢古朴的房间内。风钺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木方匣,里面满是泛黄的照片和纸张。“自明日起……”风钺望着手中的照片道,“听风一派追寻的秘密将不再是秘密。”照片上一名身着满清官服的男子正搂着一个幼小的男孩,那孩子稚嫩的面容与风钺十分相仿。男子的肩上蹲坐着一只金毛猴子,形容严肃地正视着前方。照片的一角,一条长尾缀在浑圆的金色皮毛上,像似一只幼猴的半个身体。“天盘三奇、地盘九宫、人盘八门、星盘九星、神盘八神……”耿婆看着手里的白纸,低声喃喃道,“天意如此,造化弄人,那风钺是个天才。”“天才?天才是天生的蠢才!”林岳满脸苦相道,“心、肝、脾、肺、肾,阴阳脉象整了一大圈,你们猜猜最后是啥?”“不用猜,应该是尸厥、行尸、洪脉大涨。”我叹道,“你看看我和莫炎的结果。”两张白纸上各列出了一片布局图形,无论是从方位还是格局形态似乎都那么眼熟。“阳宅阴局和棺井?!”林岳彻底崩溃,“没那么邪乎吧?!”“时加六甲,一开一辟,上下交接。时加六乙,往来恍惚,与神俱出。”莫炎也不禁动容,“这是虚灵伪作八神……”无须再次求证,这一切的结果早已说明了问题。事实上,风钺的确是个绝世奇才,他苦心研制出的延寿方法竟与司南斗盘中的长生秘诀不谋而合。可这种方法非但费时费力,而且“不老”所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成为徒具思想的行尸走肉,更何况它需要不断维持,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老”。难怪黄帝会放弃长生的特权,将思想欲望锁入一个不具备任何欲望实施能力的肉体中,这种长生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但关键的是,风钺会相信这是真的吗?“呜……”手机震动着发出一阵低低的鸣响。“王亦凡?”“风钺?”“明天午时三刻,城南越洋仓库,六号门。”“一定准时。”“恭候大驾。”“嘟……”午时原本灼热的日头渐渐黯淡了下来,厚重的黑色云块大军压境,整个天空隐隐给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目前她有办法分辨的不同自我。她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这确实是她写的。卡伦用3张黄色横纹活页纸写下她对这些“他我”的描述,字迹干净整齐,很有条理。克莱尔(7岁,女孩)喜欢玩游戏。不会绑鞋带。喜欢巧克力牛奶。需要拥抱。怕黑。霍尔顿偶尔会安慰她。霍尔顿(34岁,男性)很懂得保护、安慰别人。帮忙藏匿“坏脾气”。负责决策。身材高壮,有男子气概。左撇子。会开车,偶尔打保龄球。凯瑟琳(34岁,女性)个性实际有效率,负责调解纷争。喜欢看书,热爱古典音乐、歌剧。吹竖笛。帮卡伦3安排邀约。卡伦博(21个月大,女婴)爱哭。不会说英文,但能说极有限的匈牙利语。非常痛苦,没精打采,悲伤,不能走路。朱莉(13岁,女孩)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腿。畏惧男人,害怕看见血。有人抽烟便无法呼吸。不能走路。坏脾气(年纪不详,男性?)坏脾气讨厌大家。身上总是有割伤、淤伤、刺伤。讨厌窝在女人的身体里。若卡伦3化妆、穿漂亮衣服,坏脾气就会伤害她。经常处罚、欺负别人。若卡伦3说出宗教虐待的事,坏脾气也会处罚她。西德尼(5岁,男孩)喜欢找乐子,偷东西,唬人、骗人。爱哭。常害卡伦2和卡伦3被丈夫找麻烦。受过虐待。桑迪(18岁,女孩)有暴食症的问题。常吃垃圾食物。视力不好,常盯着窗外,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有自杀倾向。爱花钱却无力偿付。常害卡伦3惹上麻烦。安静、忧伤。卡伦1(10岁,女孩)极为敏感,个性害羞。就读圣克里斯托弗天主学校。受虐儿。不想长大。经常剧烈头疼。讨厌父亲和母亲。孤单。害怕噪音。讨厌粗鲁或爱开玩笑的人,讨厌圆点花样,讨厌椰子。总是遮盖自己的胸部。卡伦2(21岁,女性)念过大学,兼职当秘书。嫁给乔希,育有两个小孩:詹姆斯和莎拉。没有痛苦,不会头痛。天生快乐,热爱人群。好妻子。卡伦3(30岁,女性)接受贝尔医生的心理治疗。沮丧,有自杀倾向。经常头痛。莎拉出生后才觉醒。所以来找我的是卡伦3!凭着这几张不起眼的小纸条,许多谜题都解开了。现在,我知道卡伦身上至少有11个可彼此区别的独立人格——有些人称其为“分身”。他们有名字,年纪不同,不仅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每个分身的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此外,由于克莱尔的信,卡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分裂的内在,也越来越熟悉其运作方式,所以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她讨论了。过去4年来——更确切地说,是卡伦这一辈子——这套内在系统一直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持续运作,因此连我也骗过去了。我知道她有“分离”的症状,也知道某些行为表现很可能起因于多重人格障碍,但我们不像现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当时缺乏细节的补充。现在,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内在了。我相当感兴趣,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这很重要,否则卡伦会起戒心,或者她会为了取悦我而继续配合演出。我得保持镇定。无论她如何表现,我都要敞开胸怀接纳她。这真是一趟心灵冒险旅程!1993年12月,卡伦告诉我,她越来越花心思观察其他部分的自我了。她开始转述内在发生的事件给我听。“你的意思是,你看得见他们?”我问。“勉勉强强,”卡伦指着眼前的空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听得见他们说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嗯,克莱尔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卡伦说,“一个叫霍尔顿的在照顾她。如果霍尔顿被克莱尔绊住,他就没法儿开车,只好换另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控制局面,弄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卡伦想了一会儿,眼睛往左上方看。“礼拜一我们一整天都在转换身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碰见一位妇人,我不认识她,但她却很自然地跟我说话,显然已经认识我好多年了。我只能假设她应该是我某个分身的朋友。我们来到一家店,西德尼偷了一件圣诞饰品,凯瑟琳帮他付钱。真是累死人了。”我注意到她常用“我们”而非“我”,似乎现在她比较倾向从“集合体”的角度看待自己。“我体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爱和关注——渴望有人摸摸他们,不带恶意地拥抱他们。”最后这一句听来像是对我的请求,要我“触碰她,拥抱她”,但我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从莎拉与詹姆斯身上体验这种接触与拥抱吗?”我问。“我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克莱尔什么也感觉不到,”卡伦说。她不打算轻易放过我,我想。“你跟你丈夫身体接触时,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丈夫娶的是另一个部分的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得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但我想鼓励她继续观察其他分身的活动。“假如你能多了解其他分身的生活,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我还不太了解他们,”她说,“但我感觉其中几个相当熟悉我身上的所有角色。也许你根本不应该找我谈。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生命里的过客。”尽管卡伦认为她身上有其他更适合跟我对谈的角色,我还是把卡伦3视为治疗对象。然而,我也没有任何依据足以判断卡伦3是不是最具主导性、最原始的人格,因为我只认识卡伦3。※※※※1993年最后一次诊疗时(适逢我休假前),卡伦给我一封霍尔顿写的信。这封信字迹圆润工整,但有些颤抖。我想起霍尔顿是左撇子,所以我猜信是卡伦用左手写的。亲爱的贝尔医生:麻烦你帮我应付这些孩子。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些孩子需要你的程度远大于他们需要我的程度。可能的话,是否能告诉他们你休假时打算做什么?里头真是一团乱。克莱尔哭个不停,西德尼老是偷一些小玩意儿,卡伦2一直在开空头支票,朱莉和卡伦1频频闹自杀,“坏脾气”不断企图说服卡伦3把我们通通给杀了。宝宝在睡觉。凯瑟琳和卡伦2尽可能置身事外、保持镇定。家里的圣诞装饰都是卡伦2弄的,她也把卡伦1和卡伦3买给大家的礼物都包好了。我出来只是为了做决定,开车,试着不让大家惹上麻烦。你能帮我吗?霍尔顿我不确定该怎么回复。我该怎么做?该怎么传达我的回答?我能帮上什么忙?目前我还找不到与卡伦内在人格沟通的直接通道,但照情况看来,我可能必须响应霍尔顿的要求。我把之前搜集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书籍拿出来复习,再度确认我应该直接跟卡伦的分裂人格进行接触,以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我了解理论,但理论不等于实际。目前已揭露的事实令我有些无力招架。但坚持下去似乎是继续挖掘真相、找到途径与霍尔顿沟通的唯一选择。※※※※1994年1月初,卡伦形容枯槁、满脸憔悴地出现了。她冷得发抖,快步走向座椅。她的外套单薄,无法拉拢前襟。我期待地望着她。她知道轮到她上场了。“我有好一大段时间完全空白,”她说,“我可以跟其中几个分身同时出现,尤其是凯瑟琳、桑迪和霍尔顿。亲戚来我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凯瑟琳忙着张罗、招待客人。到了晚上,我会做梦,梦中尽是发生在白天、我遗失时间时的事情。”这也许是进展,我想。但我指指她手臂上的伤口。“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卡伦告诉我,“‘坏脾气’下了最后通牒,叫大家除夕晚上都得死。我想也许跟这件事有关。”有一天,卡伦拿她父亲的病例报告给我看。我回想起她父亲虽已认罪(猥亵卡伦的侄女),但因生病而得到缓刑。报告记录她父亲治疗肝癌(不是结肠癌)的过程,不太乐观。医生认为癌症将夺走他的性命,而且就快了。卡伦仍希望她父亲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抱歉。马丁的健康状况使卡特里娜重新联络往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些曾参与虐待卡伦的暴行。卡伦开始接到怪电话。她很害怕这些人会找上她,因为她把秘密告诉我了。“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问起我娘家的姓,然后大笑挂断电话。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个了。他们吓坏我了。有人威胁我,假如我再继续找你谈,他们就要伤害我。我好害怕。我怕他们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卡伦不自在地移动身体。我怀疑那些曾虐待卡伦的人是否还活着,我猜他们大多都已过世。“你得去找弗莱厄蒂警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我建议道。“好。”卡伦离开办公室,我摇摇头。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将成为另一个让卡伦害怕来找我的理由。※※※※1994年4月20日,我正式担任医疗保险计划[3]医疗部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多年来,我一直想进入医学行政领域,想成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在我担任伊利诺伊州精神医学会主席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大约长我10岁、职场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在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他鼓励我争取这个职务,当他的工作伙伴。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再次回到学校一样;尽管工作本身不涉及精神治疗,却涵盖整个医疗领域。当他首次建议我申请时,我拒绝了。我讨厌医疗保险计划。我只知道,这个医疗保险计划不会付给医生足够的报酬。但他继续跟我沟通,感觉颇有触动。我彻夜思考,明白医疗部副主任应该是个比科主任更好的职位,于是我签字同意了。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后,我的工作并非处理病人个案,而是管理整个医疗系统。归我管辖的病人从100名变成230万人;我不曾见过这200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的工作不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制定提供医疗照顾的相关规定。这份工作带领我迈向职场生涯的下个里程碑。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每星期仅有一天半的就诊时间,只能留下几名病人——卡伦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转走病人确实令我不好受。有些人已跟我认识好些年,虽然我尽可能提早通知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关系确实有失公平。大家都很难过。我会想念我的病人。每天总有个一两次,我和病人会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刻,共同感受到一股强烈、深刻的联系与感动。在这一刻,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适应的感觉,洞悉他们长久以来被教导、被逼迫从事某些行为,进而协助他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相对的,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的好处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最新医疗技术,决定保险可涵盖或补助至何种程度,同时还得检阅各式各样的病例报告。我希望这份新工作能一直刺激我、砥砺我继续学习。※※※※卡伦仍经常毫无预兆地遗失时间。分身们的表现还算称职,大多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她的角色;但这种断断续续的人生令卡伦倍感困扰,因此我想设法跟隐藏在她体内的其他人格说话。教科书中的标准技术是催眠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尝试与病人的分裂人格沟通。我们很难说清楚催眠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催眠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相关医学研究也有上百年历史,但催眠仍无法测量,也没有诊断或测试方法可确认被催眠者正处于催眠状态。磁共振显像及正电子断层造影结果也显示,催眠和闭上眼睛运用想象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研究显示,被催眠者与未被催眠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英文单词“催眠”乃是某法国医生于1820年借希腊文单词“睡眠”创造出来的,但催眠不仅不同于睡眠,甚至跟睡眠完全扯不上关系。研究脑波图可发现,催眠中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指示上,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但也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某个更接近潜意识、平时不易触及的区域。催眠感受性可借心理学测量进行评估,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对催眠感受性更是出名的敏感;换言之,他们极易进入催眠状态。即便如此,为卡伦施行催眠仍令我焦虑;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害怕自己能力不足,不够专业。对病人而言,催眠是天赋;在治疗师眼里,催眠是艺术。催眠也将我长期维持的治疗方向完全倒转过来。从开始到现在,我总是尽可能让卡伦主导谈话内容,不影响也不干扰她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状态或反应。然而,一旦使用催眠,我必须反被动为主动,引领她度过催眠状态,并试图促使她专注于我的说话或暗示。虽然我会尽可能不给予暗示,但与以往的互动模式相比,这种改变仍颇具意义,值得注意。想到这里,我认为是尝试的时候了。我知道卡伦已准备好,我比较担心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提议先练习放松,让卡伦适应放松与回归——更深入内在,与潜意识里的自我接触。引导进入催眠状态较常用的技术是要求被催眠者想象一处安全、自在的环境,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卡伦根据童年记忆选中她的安全基地:位于前廊衣橱后方某块石膏嵌板下的管道间。有一次祖父修水管,从楼梯下打开这块小区域。卡伦说,只要躲在这里,绝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也常把宝贝娃娃、珍爱的玩具全塞进去。日后当我为她施行催眠时,此处就是我要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做得很好的。”1994年4月21日那天,我们开始了。“别担心,咱们可能得试好几次才会成功。”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我相信我能成功催眠卡伦。但我不确定的是:一旦我真的催眠她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在一点,找个舒服的姿势,”我说,“然后把眼睛闭上。”卡伦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放松。我不确定咱们俩谁比较紧张。我猜应该是我。“深呼吸……感觉你的手脚渐渐放松……再是腿和手臂……所有的压力都从你的手指脚趾流出去了……你的肩膀和脖子都放松了,你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观察卡伦的肢体语言,确认她正跟随我的指引,也确定我的指示并未超出她放松自己的能力。我缓慢轻柔地重复这些指令,看着她逐渐瘫软在椅子上。“你感觉自己深深坠入内心深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发现你在那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像是真的……你看得见颜色与纹理,一切都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这里很安全,没有人能伤害你。”我停顿了好一会儿。“你在吗?”卡伦缓缓点头。“我在,”她拖长音调含糊响应,好像在说梦话。“你看见什么了?”我问。“我看见我的两个洋娃娃,‘破烂安’和‘破烂安迪’……”“还有别的吗?”我问。“我的毯子和我的书。”我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以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开始为现在以及往后的催眠设定架构,“可是你的安全基地还有另一扇门。穿过这扇门,我们会见到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你看见门了吗?”“看见了,”卡伦缓缓说道。“你可以形容它的样子吗?”我问。“门很小,上了好多道锁,”她说。上了锁?这个有趣。“如果你愿意,你觉得你有办法把锁打开吗?”卡伦停下来,表情看起来不是很确定。“我想可以吧,”她终于说道。“等你觉得够自在了,尽管上前开锁,看看门外。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一边催眠一边编造情境,但是我得帮卡伦建构一套机制,让她能见到她的其他自我。我坐回椅子,等待卡伦完成这趟必要的任务——但也要她愿意才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我耐心等她把门打开,我的声音必须保持平静、有自信。我仿佛已等待好久好久了。“我往外看了,”卡伦说,然后又停下来。“你看见什么了吗?”“我看到几个人影。”“可以描述给我听吗?”“……不一样……身材不一样……有高有矮……小孩子?”“有几个人?”卡伦不语。她正在数吗?“11个,”她说。“还有呢?”“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男人,他很高,他说他叫霍尔顿。还有小克莱尔跟凯瑟琳。凯瑟琳很瘦,年纪比较大。有个男孩叫‘坏脾气’,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女娃。霍尔顿用手捂住‘坏脾气’的嘴。”我被发生在卡伦身上的事给迷住了。但我也注意到她有些局促不安,微微扭动,好像她越来越不舒服

                            都是起假誓扯谎的吗?麦克德夫夫人起假誓扯谎的人都是反贼,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起假誓扯谎的都应该绞死吗?麦克德夫夫人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谁去绞死他们呢?麦克德夫夫人那些正人君子。麦克德夫子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麦克德夫夫人嗳哟,上帝保佑你,可怜的猴子!可是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要是他真的死了,您会为他哀哭的;要是您不哭,那是一个好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爸爸了。麦克德夫夫人这小油嘴真会胡说!一使者上。使者祝福您,好夫人!您不认识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久闻夫人的令名,所以特地前来,报告您一个消息。我怕夫人目下有极大的危险,要是您愿意接受一个微贱之人的忠告,那么还是离开此地,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们避一避的好。我这样惊吓着您,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要是有人再要加害于您,那真是太没有人道了,可是这没人道的事儿快要落到您头上了。上天保佑您!我不敢多耽搁时间。(下。)麦克德夫夫人叫我逃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可是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刺客等上。麦克德夫夫人这些是什么人?众刺客你的丈夫呢?麦克德夫夫人我希望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敢露脸的地方。刺客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你胡说,你这蓬头的恶人!刺客什么!你这叛徒的孽种!(刺麦克德夫子。)麦克德夫子他杀死我了,妈妈;您快逃吧!(死。麦克德夫夫人呼“杀了人啦!”下,众刺客追下。)第三场英格兰。王宫前马尔康及麦克德夫上。马尔康让我们找一处没有人踪的树荫,在那里把我们胸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哭个干净吧。麦克德夫我们还是紧握着利剑,像好汉子似的卫护我们被蹂躏的祖国吧。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发出凄厉的回声,就像哀悼苏格兰的命运,替她奏唱挽歌一样。马尔康我相信的事就叫我痛哭,我知道的事就叫我相信;我只要有机会效忠祖国,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您说的话也许是事实。一提起这个暴君的名字,就使我们切齿腐舌。可是他曾经有过正直的名声;您对他也有很好的交情;他也还没有加害于您。我虽然年轻识浅,可是您也许可以利用我向他邀功求赏,把一头柔弱无罪的羔羊向一个愤怒的天神献祭,不失为一件聪明的事。麦克德夫我不是一个奸诈小人。马尔康麦克白却是的。在尊严的王命之下,忠实仁善的人也许不得不背着天良行事。可是我必须请您原谅;您的忠诚的人格决不会因为我用小人之心去测度它而发生变化;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麦克德夫我已经失去我的希望。马尔康也许正是这一点刚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您为什么不告而别,丢下您的妻子儿女,您那些宝贵的骨肉、爱情的坚强的联系,让她们担惊受险呢?请您不要把我的多心引为耻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不这样顾虑。不管我心里怎样想,也许您真是一个忠义的汉子。麦克德夫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奠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戴着你那不义的王冠吧,这是你的已经确定的名分;再会,殿下;即使把这暴君掌握下的全部土地一起给我,再加上富庶的东方,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所猜疑我那样的奸人。马尔康不要生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完全为了不放心您。我想我们的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流泪、流血,每天都有一道新的伤痕加在旧日的疮痍之上;我也想到一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我的权利奋臂而起,就在友好的英格兰这里,也已经有数千义士愿意给我助力;可是虽然这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的统治之下,滋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麦克德夫这新的暴君是谁?马尔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我们的可怜的国家看见了我的无限的暴虐,将会把他当作一头羔羊。麦克德夫踏遍地狱也找不出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马尔康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与其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还是让麦克白统治的好。麦克德夫从人的生理来说,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可是您还不必担心,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我们国内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马尔康除了这一种弱点以外,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麦克德夫这一种贪婪比起少年的情欲来,它的根是更深而更有毒的,我们曾经有许多过去的国王死在它的剑下。可是您不用担心,苏格兰有足够您享用的财富,它都是属于您的;只要有其他的美德,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马尔康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嘿,要是我掌握了大权,我一定要把和谐的甘乳倾入地狱,扰乱世界的和平,破坏地上的统一。麦克德夫啊,苏格兰,苏格兰!马尔康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统治?我正是像我所说那样的人。麦克德夫适宜于统治!不,这样的人是不该让他留在人世的。啊,多难的国家,一个篡位的暴君握着染血的御枚高踞在王座上,你的最合法的嗣君又亲口吐露了他是这样一个可咒诅的人,辱没了他的高贵的血统,那么你几时才能重见天日呢?你的父王是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她朝夕都在屈膝跪求上天的垂怜。再会!你自己供认的这些罪恶,已经把我从苏格兰放逐。啊,我的胸膛,你的希望永远在这儿埋葬了!马尔康麦克德夫,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会有这种勃发的忠义之情,它已经把黑暗的疑虑从我的灵魂上一扫而空,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诚。魔鬼般的麦克白曾经派了许多说客来,想要把我诱进他的罗网,所以我不得不着意提防;可是上帝鉴临在你我二人的中间!从现在起,我委身听从你的指导,并且撤回我刚才对我自己所讲的坏话,我所加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污点,都是我的天性中所没有的。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有背过誓,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不愿把魔鬼出卖给他的同伴,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刚才我对自己的诽谤,是我第一次的说谎。那真诚的我,是准备随时接受你和我的不幸的祖国的命令的。在你还没有到这儿来以前,年老的西华德已经带领了一万个战士,装备齐全,向苏格兰出发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合并在一起;我们堂堂正正的义师,一定可以得胜。您为什么不说话?麦克德夫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使我的喜怒都失去了自主。一医生上。马尔康好,等会儿再说。请问一声,王上出来了吗?医生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马尔康谢谢您的见告,大夫。(医生下。)麦克德夫他说的是什么疾病?马尔康他们都把它叫做瘰疬;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着上天;可是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麦克德夫瞧,谁来啦?马尔康是我们国里的人;可是我还认不出他是谁。洛斯上。麦克德夫我的贤弟,欢迎。马尔康我现在认识他了。好上帝,赶快除去使我们成为陌路之人的那一层隔膜吧!洛斯阿门,殿下。麦克德夫苏格兰还是原来那样子吗?洛斯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麦克德夫啊!太巧妙、也是太真实的描写!马尔康最近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洛斯一小时以前的变故,在叙述者的嘴里就已经变成陈迹了;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麦克德夫我的妻子安好吗?洛斯呃,她很安好。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们呢?洛斯也很安好。麦克德夫那暴君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平静吗?洛斯没有;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平安的。麦克德夫不要吝惜你的言语;究竟怎样?洛斯当我带着沉重的消息、预备到这儿来传报的时候,一路上听见谣传,说是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已经起义;这种谣言照我想起来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暴君的军队在出动。现在是应该出动全力挽救祖国沦夷的时候了;你们要是在苏格兰出现,可以使男人们个个变成兵士,使女人们愿意从她们的困苦之下争取解放而作战。马尔康我们正要回去,让这消息作为他们的安慰吧。友好的英格兰已经借给我们西华德将军和一万兵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里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老练、更优秀的军人。洛斯我希望我也有同样好的消息给你们!可是我所要说的话,是应该把它在荒野里呼喊,不让它钻进人们耳中的。麦克德夫它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和大众有关的呢,还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不幸?洛斯天良未泯的人,对于这件事谁都要觉得像自己身受一样伤心,虽然你是最感到切身之痛的一个。麦克德夫倘然那是与我有关的事,那么不要瞒过我;快让我知道了吧。洛斯但愿你的耳朵不要从此永远憎恨我的舌头,因为它将要让你听见你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惨痛的声音。麦克德夫哼,我猜到了。洛斯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要是我把他们的死状告诉你,那会使你痛不欲生,在他们已经成为被杀害了的驯鹿似的尸体上,再加上了你的。马尔康慈悲的上天!什么,朋友!不要把你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你的额角;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洛斯妻子、孩子、仆人,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麦克德夫我却不得不离开那里!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洛斯我已经说过了。马尔康请宽心吧;让我们用壮烈的复仇做药饵,治疗这一段惨酷的悲痛。麦克德夫他自己没有儿女。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啊,地狱里的恶鸟!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葬送在毒手之下了吗?马尔康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麦克德夫我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可是我不能抹杀我的人类的感情。我怎么能够把我所最珍爱的人置之度外,不去想念他们呢?难道上天看见这一幕惨剧而不对他们抱同情吗?罪恶深重的麦克德夫!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死于非命的。我真该死,他们没有一点罪过,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无情的屠戮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上天给他们安息!马尔康把这一桩仇恨作为磨快你的剑锋的砺石;让哀痛变成愤怒;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麦克德夫啊!我可以一方面让我的眼睛里流着妇人之泪,一方面让我的舌头发出大言壮语。可是,仁慈的上天,求你撤除一切中途的障碍,让我跟这苏格兰的恶魔正面相对,使我的剑能够刺到他的身上;要是我放他逃走了,那么上天饶恕他吧!马尔康这几句话说得很像个汉子。来,我们见国王去;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齐,一切齐备,只待整装出发。麦克白气数将绝,天诛将至;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的。(同下。)第五幕第一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一医生及一侍女上。医生我已经陪着你看守了两夜,可是一点不能证实你的报告。她最后一次晚上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侍女自从王上出征以后,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医生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在这种睡眠不安的情形之下,除了走路和其他动作以外,你有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话?侍女大夫,那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医生你不妨对我说,而且应该对我说。侍女我不能对您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没有一个见证可以证实我的话。麦克白夫人持烛上。侍女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医生她怎么会有那支蜡烛?侍女那就是放在她的床边的;她的寝室里通宵点着灯火,这是她的命令。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医生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麦克白夫人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医生你听见没有?麦克白夫人费辅爵士从前有一个妻子;现在她在哪儿?什么!这两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医生说下去,说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侍女我想她已经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天知道她心里有些什么秘密。麦克白夫人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科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医生这一声叹息多么沉痛!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侍女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医生好,好,好。侍女但愿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夫。医生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可是我知道有些曾经在睡梦中走动的人,都是很虔敬地寿终正寝。麦克白夫人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医生有这等事?麦克白夫人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

                            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手套。”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看得出来。”“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好主意,真的。”“就这会儿,我在生气。”“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注释[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3]芭芭拉·皮姆(Barbara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David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6]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7]出自《马太福音》13:12。[8]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9]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Forsyte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1873—1954)。[16]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世事变化再多,也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1][1]原文为法语。第二章比亚乔·布纳科齐这一天十分忙碌。虽然疲惫,但作为一个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上床之前还是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内容很简洁:“城邦[1]派了一个人去伊莫拉见公爵。”也许他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使节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公爵是切萨雷·博尔贾。对比亚乔来说,这一天不仅忙碌,而且漫长。因为他黎明时分就出了家门。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甥皮埃罗·贾科米尼,小伙子骑在一匹壮实的马驹上。马基雅维里已经答应带皮埃罗一道出使伊莫拉。今天是一五〇二年十月六日,凑巧刚好是皮埃罗十八岁生日。在这一天初次离家去闯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才,有着与年龄相比高高的身量和一副令人愉快的好脾气。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他一直由舅父负责教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书法漂亮,写文章也很得体,无论是用意大利文还是拉丁文。由于热烈仰慕古罗马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劝导,小伙子对于古罗马的历史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马基雅维里一直坚信,古往今来,人们丝毫没有改变,有着相同的喜恶。所以如果环境相同,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通过牢记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某种情况的,后世的人也许能更有效、更谨慎地行事。当前比亚乔在政府里面做事,在马基雅维里手下担任着一个普通的职务。比亚乔和他姐姐都希望,皮埃罗日后也能够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使。马基雅维里这次出使伊莫拉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皮埃罗学习一些人情世故。比亚乔也知道,小伙子也不可能有比马基雅维里更好的导师了。事情就这样在匆忙之间定下了,那刚好是马基雅维里被授予国书和通行证的前一天。马基雅维里为人友善,对朋友十分讲义气,所以当比亚乔请求他带皮埃罗一起随行时,马基雅维里一口答应了。但是小伙子的母亲,虽然明白机会难得,却有一些不放心。小伙子从未远离过她,现在就出去闯世界,也好像太年轻了一些。此外,他还是一个好孩子,她担心马基雅维里会把他带坏了。因为马基雅维里出了名地喜欢寻欢作乐和放荡不羁。这还不算,他还丝毫不以为羞,他还会将他与那些城里女人和路边旅店的女仆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地讲述出来,叙述之露骨会使任何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脸红。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十分风趣地叙述这一切,令人恼怒之余,又忍俊不禁。比亚乔于是开始劝他的姐姐。“亲爱的弗兰切斯卡,尼科洛现今已经结了婚,他会改变他那些放浪的习惯的。他的妻子玛丽埃塔是个好女人,她也爱他。你以为他会在外面花钱去搞一些在家里他不费一分钱就能到手的东西吗?”她反驳道,“一个像尼科洛那样喜欢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他就更加不会了。”比亚乔觉得她说得有些道理,但是他并不想认可这一点。他耸了耸肩膀。“皮埃罗已经十八岁了。如果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纯洁的话,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外甥,你还是个处男吗?”“是的。”皮埃罗答道,其神态是如此安详诚实,任何一个相信这个回答的人都应该受到原谅。“我对我的儿子是再了解不过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我不赞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亚乔说道,“你就该放心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对他事业会有帮助的人,孩子如果有头脑的话,他可以从尼科洛那里学习不少日后对他极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切斯卡不满地看了她兄弟一眼。“那个家伙让你鬼迷心窍了。他想怎么摆布你都行。但是他对你又如何呢?他利用你,嘲弄你。他凭什么在衙门里比你高一头?你难道就甘心做他的手下?”比亚乔与马基雅维里同龄,都是三十三岁。但是比亚乔娶了知名学者马希利奥·费奇诺的女儿,而马希利奥又受到了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的保护。在那个年代,靠真才实学能谋个一官半职,而有关系也行。比亚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有着一张圆脸,气色红润,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一副绝好的脾气。他诚实勤勉,有自知之明而无妒忌之心,对他所处的平凡职位颇为知足。他喜欢过好日子,有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对力所不及的东西不抱奢望,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快乐的人。虽然他不是绝顶聪明,但他也不笨。如果不是这样,马基雅维里也不会和他做伙伴。“尼科洛是当今执政团里最有头脑的人了。”比亚乔说道。“废话。”弗兰切斯卡反驳他道。(执政团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委员会,自从八年前驱逐美第奇以来,一直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他对于人和事的了解就是那些年龄长他一倍的人都望尘莫及。姐姐,请相信我,他前途远大,而且他也不会抛弃朋友。”“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一旦你对他而言没有用了,他会将你弃之如敝履。”比亚乔大笑起来。“姐姐,你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你的主意才对他这么刻薄?尽管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还是对男人挺有吸引力的。”“谅他也不敢对一个体面的女人耍坏心眼,我清楚他的德性。执政团不顾众人的愤慨,让坏女人在城里大摇大摆出风头,简直是丢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乐,能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你得记住,就算是讲下流故事,也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就凭这点你就相信他聪明盖世?”比亚乔又大笑。“不,当然不止这些。他出使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外交公函篇篇堪称范文,就是执政团中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弗兰切斯卡执拗地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皮埃罗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年轻人那样,一言不发。他对于舅父和母亲为他预先设定好的,在政府里面谋个职位的前景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出外旅行倒是挺对他的胃口。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舅父那些经历过世面而得来的智慧,终于战胜了母亲那些焦虑性的担忧。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比亚乔就来叫他。比亚乔步行,皮埃罗骑着他的马驹,走了一段不长的路,来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家门口。[1]指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三章马匹已经到了门口。一匹是为马基雅维里预备的,另外两匹是为随行的仆人准备的。皮埃罗把他的马驹交给其中一个仆人看管,跟着他的舅舅进了房子。马基雅维里正在等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简单地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现在让我们出发吧,”他说道。玛丽埃塔流泪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并无出众的姿色。不过马基雅维里娶她也不是为了她的姿色。他就在眼下这一年娶了她,是因为他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而且她来自一个出名的家庭,并且给他带来了一笔嫁妆,这笔嫁妆对于像马基雅维里这样地位和收入的人来说是相当不错了。“亲爱的,别难过,”他说道,“你知道我只会离开很短的时间。”“但是你不应该走,”她抽泣着,然后她转向比亚乔,“他不适合长途跋涉,他正病着呢。”“尼科洛,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比亚乔问道。“老毛病。肠胃有些不太正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把玛丽埃塔搂在怀里。“再见,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常给我写信。”“我一定经常写。”他微笑着说。当他微笑的时候他脸上常有的那种嘲讽的神情不见了,他的表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使你能明白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相当爱他。他吻了吻她,并拍了拍她的脸颊。“别发愁,亲爱的。比亚乔会照顾你的。”皮埃罗进了屋之后就只是在门边上站着。没有人注意到他。虽说他舅舅是马基雅维里最亲密的朋友,皮埃罗很少见到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也就只和他说过几句话而已。皮埃罗抓住机会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从此将成为他主人的人。马基雅维里中等个子,但是因为他很瘦,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他脑袋不大,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他黑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子长,嘴唇薄,当他紧闭着嘴不说话时,他的嘴就变成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一条线。他面色病黄,安静之时流露出警觉、机智、严厉和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与之耍花招的人。也许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皮埃罗不太自然的注视,他迅速地,带有疑问地看了皮埃罗一眼。“这就是皮埃罗?”他问比亚乔。“他母亲希望你能好好管教他,确保他不会惹是生非。”马基雅维里微微地笑了一下。“通过观察我的错误所带来的那些不幸的结果,他毫无疑问将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勤勉的劳动是一条康庄大道,通向现世的成功和天堂的幸福。”他们出发了。他们骑着马匹走过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到了城门口。当他们上了大路后,就让马匹小跑起来。他们的路还长,所以得让马儿省着点劲。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在前面并排着走,两个仆人在后面跟着。四个人都带了武器。尽管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处于和平的状态,但是乡村并不太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劫掠的士兵,而到了那个时候,旅行者所携带的通行证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马基雅维里没怎么开口说话。皮埃罗虽然不是天性害羞,还是有些害怕马基雅维里那张冷峻阴沉的面孔和紧锁着的双眉,心想还是等马基雅维里先开口为宜。那天上午,虽然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还算不差。皮埃罗兴致也很高昂。对皮埃罗来说,能踏上这样一段探险的旅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浑身

                            久久久亚洲av成人无码精品网站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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