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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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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黄片在线电影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

                      究的修订本最近已经发表。见邓尔麟:《嘉定忠臣》;又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研究这个问题同样还可以引用《东堂轶札》,见《明清史料汇编》第十六卷,第1137—1172页。朱子素的《嘉定县乙酉纪事》和他的《嘉定屠城纪略》大致相同,但后者有更多的关于征服平定的材料。关于嘉定抵抗运动的一般情况,见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1、86—87页;《明史》,第3114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3—284页;《嘉定忠臣》,第282—28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1—27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1页。?同上书,第1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293页;《嘉定忠臣》,第284—289页。?同上书,第273页;《嘉定忠臣》,第29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4页。这发生在8月9日。?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9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97—301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2—2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3—194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36—45、63—66、85—93、145—15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页。?同上书,第15—17页,第87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99—109、13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29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27、35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19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11—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9—300页。?李成栋起先派浦峤去嘉定,但是结果表明在葛隆—外冈军事联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无法接管这座城市。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6—12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310—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0—301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0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9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132页。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当时以这样的笔法来描绘太湖:“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你道有多大?东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带三州。哪三州?苏州、湖州、常州。东南诸水皆归。一名震泽、一名县区、一名笠泽,一名五湖……吴人只称作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现出没于波涛之间。”见冯梦龙:《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页。这个出问题的地区在太湖的东南角。长白荡在陈墓外面。此时成了土匪活动中心的泖湖位于太湖和松江之间。明代地图比现代地图给出了更为清楚的界限,标明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许多河道和一些从太湖流向松江的小湖。?他们的船建造得像是竹条制成的翼面。这种高度机动船在今天的湖上仍可看到,一天便可驶出300浬。在秋天,船手们夜里上岸,躲进树林,准备突然出来进行抢劫。在浙江太湖南面尤其是这样。在多山的长兴县(湖州府),居民们完全以劫掠为生。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第109—110页。?顾公燮:《销复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又见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2页。1659年的宜兴地方志第六卷中的一份材料记载说,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由于掌握了秘密的功法而敢于在大白天里进行抢劫。一个当地的军官想抓住他们,他们两人“旋转火矛”,将其打倒在地。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7页。陆世钥得到了另一个叫沈自柄的秀才的帮助。?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吴易被史可法选入幕府。他的名字有时被误写成吴杨。顾沅:《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明史》,第33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2页。?土国宝可能是大同人,尽管后来清朝的史学家昭梿说他是投降了洪承畴的太湖土匪。昭梿还说,土国宝后来想联系郑氏家族进行起义。不过,清当局风闻此事后,故意切断了他部队的供给。当土国宝因此想从苏州逃跑时,他被抓获归案,他的妻子在钟楼上吊自杀。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18页;还可参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9页。顺便说一句,土国宝把16世纪拙政园的花园(今位于苏州市博物馆后)变成了总兵的住宅。董春:《中国的花园》,第234—238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7—229页。?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4页。松江抵抗运动的史料来自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32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0—244、365—366页;《明史》,第3113页;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957—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0—1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以及查继佐:《国寿录》,第76页。?陈子龙离开南京朝廷后,在1644年的10月至11月间回到了松江,料理家族墓基的建造,到1645年初完工。在把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继母埋葬之后,陈子龙举家搬至距省会西北几里地远的津浦县附近。那时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他病重的祖母、妻子、他的三个妾和几个儿子。艾维四:《陈子龙》,第133—134页。?何炳棣:《进身之阶》,第232—2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第二十八卷,第13—24页。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和江南家族的迁徙,见前“论”第二十二卷,第1—15页。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上法,江南地区从东晋(317—419)以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想的合法性。罗杰斯:《淝水之战之谜》,第5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24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当时有一传闻,说史可法从扬州逃了出来,在太湖统率着一支军队。另外的传闻说,刘泽清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南进以帮助江南。所有这些传闻都是假的。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0—271页。?李待问是1643年的进士,也是董其昌的挚友。查继佐:《国寿录》,第57页。沈犹龙(1616年的进士)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担任过福建和江西的巡抚,并在黄斌卿的帮助下平定了张普薇起义。郑芝龙向他投降后,他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和兵部右侍郎。尽管弘光政权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他拒绝接受。《明史》,第3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7—28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但是陈子龙的传记并没有赞扬他有这样的领导作用。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明史》,第31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黄家瑞为1634年进士,以后出任淮阳巡抚。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8—9页。?8月1日松江的这场抵抗运动,不论是一个预谋的叛乱,还是简单地发泄报复,它很快地失去了控制,是无疑的。人们指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南明政权时期做过史可法的军事顾问和负责军需官员。在南明军队败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军中,甚至可能接受这些军队将领们的命令。比如,杨文驄在他率军南进之前可能在苏州见过吴易。不过,局势十分混乱,以致于这几个推选出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和什么时候协调行动。这部分地因为他们很少知道清军在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像侯峒曾所说:“吾等不知敌军所在。神灵保佑,只有待敌而动,所谓骑虎难下矣。”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2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82、276—27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根据他的本传,陈子龙本人联络了在嘉兴的前吏部尚书徐石麒、嘉定的侯峒曾、黄淳耀、钱默和蒋若来,昆山知县杨永言、黄南阳和朱天麟,以及江阴、休宁、平湖、太仓和长州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甚至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前,荆本彻就已是南方防守战略的有力支持者了。他反对史可法北进收复首都的战略,建议将南方变成南明复兴的基地。在崇明岛,一个不太有名的明义阳王投奔了他,他是由最初在苏州投靠杨文驄的太监李国辅带到这里来的。荆本彻也得到商船专家沈廷扬的支持。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6—277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尽管吴志葵从来没有真正占领上海,但是荆本彻抢劫了这个城市周围的乡村。?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黄蜚是一个边地人,也是一名军士,他被辽阳著名的将军黄龙收为养子。在黄龙被满人杀死在辽东旅顺后,黄蜚接替了他的领导权。南明时期,史可法派黄蜚去南京南面的芜湖接受黄得功的指挥,他们因同姓而互称兄弟。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0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2页。?《明史》,第3113页;又见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5—36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根据一份记载,黄蜚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他认为他在江阴城没有个人的关系。另一份可相印证的记载说,吴志葵带着镣铐被带到了城墙下,喊话要抵抗者投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254页。不过,一些人认为,黄蜚在春申浦战斗中被杀害了。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1页。吴淞百姓投降了李成栋,在当地的武举冯嘉猷的带领下把武器交给了占领军。李成栋把这座城交给旗人徐贞甫。不久,徐贞甫的统治就遇到了吴之潘的挑战,他是当地的一个武装首领,曾经逃往崇明岛,后来又带着4000多人和100艘战船杀了回来。不过,吴淞百姓对这支海盗式的船队没有给予丝毫的援助。他们后来被抓获,在一次受百姓欢迎的公审后被处死。?自称楚朝、建号元神的崇明头领荆本彻邀请冒险家潘复担任上海的头领。他杀死了清朝知县陶涣,抢劫了这座县城。这时他想拉拢一些居民参加他的队伍以支持松江复兴明朝,但遭到了拒绝。松江抵抗运动失败之后,潘复逃往上海,参加了海盗“麻子顾三”的队伍。后来他投降了清朝。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3页。?《南明史料》,第4—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及其《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7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3页;“万补”,第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陈子龙扮装成和尚逃出了城。那时他的祖母已经90岁了。金泽位于江南与浙江交界处的清浦县西36里外。陶庄位于嘉兴县西北36里。?南京陷落之后,南明复明分子的主要希望是以河南鲁王为核心建立另一个政权,鲁王曾经是史可法最先选择的对象。不过,在1645年7月1日他成为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时,已经受到了博洛指挥下的多铎旗军的围攻。因为知道没有取胜的希望,鲁王未经抵抗便投降了,杭州落入清人之手。复明分子于是又转向唐王,他被郑鸿逵从杭州护送到福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27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8页。他的儿子夏完淳1646年在鲁王处任职。他后因与主张在海岛上建立朝廷的人意见不一而辞职。在1647年对乡绅复明分子的大搜捕中,夏完淳(年仅18岁)被捕遇害。?关于江阴防守及其后来的失败,见魏斐德:《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侯世禄曾起而响应松江的起义。不过,吴志葵嫉恨侯承祖,因而没有与之合作。同样,在松江失败以后,侯承祖下决心在松江南面的金山建立一个根据地。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0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0页(第一五三卷,第20页)。?这个城的居民背叛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他们引导李成栋的部队从水路进入金山城。侯氏父子宁死不屈。“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食禄二百八十年”,据说这位世袭的参将这样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2页。?在定海,荆本彻又与黄斌卿发生了冲突,黄斌卿最后杀死了他,并且把他的部队收编到自己的水军中来。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2页。多铎早在1645年8月14日就报告说,江南和浙江各省已被征服。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8页。?开元,俗姓熊,又称正志,他是明朝进士,在明朝灭亡之前做过给事中。在江南征服以后,他举行削发仪式,成为弘株和尚的朋友,并在苏州西面的灵岩山的华山招收门徒。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关于三峰和尚和其他佛教徒隐居的事例,见同上书,第一七四卷,第7页;第一六八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1页。?万寿祺的家有几千顷耕地、花园和其他财产。他的宅院可与王侯相比。《皇明遗民传》第二卷。?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27页。“年少”是万寿祺的字。?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3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的亚瑟·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欧美黄片在线电影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才知道它的器形。祭祀铜鼓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祭祀铜鼓祭祀铜鼓内景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战争贮贝器战争贮贝器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王鲁湘:都打赤脚。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李家山二次发掘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女性贵族的身影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张新宁:这座69号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欧美黄片在线电影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暗杀时代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纯情陈璧君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部分的记忆,不过,一想到有人付钱给她父亲只为虐待她,而她母亲又常常向她要钱,还有桑迪认为她必须给母亲钱好让她喜欢她……卡伦可能也不希望变成必须付你钱,你才会喜欢她。”“我能了解她的苦恼。”“我一直很努力和霍尔顿合作,维持这个家。但卡伦真的是没救了,她非常需要帮忙。”“你说的‘卡伦’通常是指哪一个?”“噢,抱歉。我指的是卡伦3,就是一开始被我们选来见你,也是你最常见到的那一个。”“我总觉得好奇。为什么是卡伦3来见我,而不是你?”“我们大家都在卡伦3身上。她应该是最有可能跟你建立良好关系的人。”“你在她身上,所以卡伦是主体啰?”“不是,不是主体——这很难解释,真的,不过这只是她的工作。”“我懂了。”但我不确定我真的懂了。“你能再多描述一点有关你和卡伦的互动给我听吗?”“嗯。每到傍晚,我和霍尔顿会找卡伦说话,趁她入睡之际让部分记忆渗入她的意识里;我们借着这种方式让她知道当天发生过的事。”“她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是我和霍尔顿决定谁出来。我们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一辈子都在保护她。卡伦出来时,我们通常不会去干扰她、打断她,直到她想进来。然后,霍尔顿或是我——通常是霍尔顿——会派某个人出去。有时候,我们俩忙着照顾里面的孩子们,无暇顾及外面的状况,这时桑迪或其他人就会出来。如果派孩子们出去,我们会一直跟孩子们说话,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我没办法睡,”卡伦嘀咕,“晚上我的脑袋里有太多人在说话了!有好多事要安排……一直安排!”“他们在安排什么?”“噢,就是谁隔天要做什么一类的。昨天晚上,我在凌晨2点醒来,结果竟然发现我在打电话订目录上的东西!我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根本没睡!”“那些晚上出现的声音都在说什么?”“每个人报告自己的事:接到哪些电话,约了什么人,赴了哪些约会,负责哪些差事。”“其他人现身时,你有办法参与吗?”“不参与,但我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点像看电影。我坐在后座,不能说话。”※※※※“迈尔斯和我喝了一杯玛格丽塔葡萄酒——迈尔斯想喝,”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卡伦如是说,“可是迈尔斯不能喝酒。酒精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要是换我出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处理。酒精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会让迈尔斯很不舒服,昏昏欲睡。”卡伦指手画脚地飞快说道。“我们聊过吗?”我问。眼前这位感觉起来不怎么熟悉。“聊过,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曾突然出现,代替卡伦来过这里,但你没发现。还有,我比卡伦乐观多了。”我想,这解释了我先前的疑虑:有好几次,我觉得卡伦的精神沮丧已有明显进步,但隔周再见面时却发现严重性不减反增,你该怎么开抗抑郁剂给这样的病人?“我已经出来一整个礼拜了。”她突然转头,研究身后的时钟,这座钟暂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的心情轻快活泼。“您是?”我问。“霍尔顿称我为‘卡伦2’。”“噢,是你啊。为什么选这个礼拜出来?”我问。“这得从滑冰表演说起。我们的座位跟另一家人完全重复,但他们的经理很粗鲁无礼……”卡伦滔滔不绝描述事发过程,极尽详尽之能事。她越说越起劲,眼看就要占去大部分时间,我决定喊暂停。“你看起来精神相当好。”“噢,我没什么问题啊!”她微微转了转头。“跟我聊聊你的事。你是何时诞生的?”“我在卡伦4岁或5岁时出现,我是为了快乐、开心生活而来的。我在21岁那年停止长大,所以现在也是21。当年决定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是我,因为我爸妈实在太坏了。我不想继续忍受下去。”“后来呢?”“我找到一份秘书工作,我和凯瑟琳、安3人一起合作。我的数学很好,凯瑟琳会打字,安负责跟老板交涉。对了,遇见乔希,跟他约会,最后嫁给他的人也是我。我跟他处得很好,他没那么差劲啦。”想结婚的不是卡伦1吗?但卡伦2却说是她的主意。“乔希怎么看待你们的人格转换?”既然我不曾跟卡伦2好好聊过,我决定利用机会打探消息。“有时他会生气,因为他不知道卡伦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偶尔也挺喜欢这样的,因为桑迪和我会帮他做事。还有,就算他很气我们,我们似乎也不会记得。”有趣。同一事实,观点却完全不同。卡伦2的不受拘束和健谈令我喜出望外,因此我决定继续问她问题。“你们都在晚上交换信息对吧?怎么操作的呢?”“嗯,这么说吧,聊天是成长的开始!”她用强调的语气开场,然后飞快地说了起来,“霍尔顿管它叫‘说故事时间’。不过呢,我可以在外头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假如我愿意的话,要我待一年也行。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时间。”“你在什么状况下才会想回去呢?”我得趁她换气时赶紧提问题。“假如我觉得很累,没力气,或者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才会换其他人出来。嫁给乔希那天,走红毯的时候,我有点动摇。我心想:这个决定正确吗?其他人也反对我这么做。来到圣坛前,好几个人轮流跑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昏倒3次。但我决定完成仪式,一直待在外面。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他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打你,这又怎么说呢?”我问。“你在说什么?”她问得有些惊讶,“别开玩笑了。”“抱歉,别放在心上。很高兴跟你聊天。”我想卡伦2真的被保护得好好的,不曾受到伤害。※※※※卡伦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不是她一贯的出场方式。我什么也没说,静静等待。卡伦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是霍尔顿,贝尔医生。卡伦没出来。最近压力太大了,卡伦应付不了。我们努力把事情做对,但真的很难。我们没办法睡,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跑出来;现在大伙儿被睡眠不足弄得又是发抖又是恶心头晕的,有些人已开始头痛。我们吃了阿司匹林,但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效。”霍尔顿已分身乏术。卡伦进步有限,因为我们的治疗总是被不断冒出的新危机打断。每个礼拜,我得花好几个小时跟卡伦通电话,听她描述当天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是种压力。我尽可能在哄孩子上床之后才接她电话,但我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子一见我又在通电话,问我对方是谁却一再得到相同答案时,浑身就紧绷起来的反应。“先不管这些麻烦事。最近有人共享时间吗?”我问霍尔顿。“卡伦2允许其他人跟她共享了,但仅限于部分时间。凯瑟琳偶尔也愿意共享,但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了解。”我不想逼他,但我想鼓励他,或者是她,他们,不管是谁都好。“不过,照顾‘连连’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起共享时间。”“噢,那只鸟啊?你们怎么照顾它?说来听听吧。”“嗯,卡伦首先走向那只鸟,然后——就像她在这里做的一样——她退后,让其他人轮流出来几分钟;感觉就像大家接力完成照顾‘连连’的任务,只在身份转换时短暂停顿一下。”“照顾期间,大家会共享时间吗?”“只有一点点,但卡伦会看着一切进行。凯瑟琳和我负责帮助几个小的。”“你们以前有过这种经验吗?我是指共同分担一项工作。”“没有,这是第一次。”“这几天,究竟是什么事让卡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噢,老天,”霍尔顿说,“对卡伦来说,她的生活像个超级大谎言。她必须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偶尔会遇到人走上前来,找她聊天。她压根儿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对方显然跟她很熟,所以她得勉强应付,直到认识此人的人格出现为止。”“该负责的人格没有马上出现吗?”“对。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凯瑟琳和我可能忙着照顾孩子,没注意到该派谁出去。”“看样子,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卡伦。”“她无时无刻不受到照顾,”他说,“我们尽力而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她连睡着时都受到保护:她的噩梦会自动分配给其他人。假如她不小心踢到脚趾头,她只会痛一下子,然后马上有别人出来顶替,承受痛苦。不过,我没办法随时控制换谁出来。如果轮到桑迪或西德尼现身,他们俩总会给我惹一堆麻烦。桑迪很不受控制,常有意外之举;她总是吃个不停。”“就是她害卡伦变胖的?”我问。“对。她当自己是个胖女孩儿。我们有些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女性身体。”“你也很难接受吗?”“嗯,这样说吧:真是该死的,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迈尔斯讨厌化妆,而我没办法穿高跟鞋走路,不过卡伦2看起来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能跟我聊聊卡伦博吗?”“卡伦博诞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同时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个。她只是婴儿,但她父亲却用胶布封她的嘴,让她不能哭叫。他还会用针戳她。这些针孔怎么都会消失的,不会被发现。有次她父亲用针戳那颗肿瘤,结果流了一大堆血,于是他再也不敢这么做了。”霍尔顿垂下头,叹口气,这段恐怖往事并非叹气主因。他叹气纯粹是因为他累坏了。几分钟后,桑迪出现。她靠在椅子上,懒洋洋的,小腹突出,似乎没半点自觉。她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不自在。“据我了解,大家对吃东西和花钱有些意见,”我说。我知道,桑迪听我这么说铁定不高兴,但是我的种种忧虑——卡伦的问题、桑迪扮演的角色、我自以为有能力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还有疲倦——使我不假思索便提出这项指控。“我已经尽量节制了,”她两手一摊,“可是一看到想要的东西,我就想非拥有不可。”她扭过头去不看我。“反正,我也不是真的很在乎。”“可是其他人不想变得这么沉重,这么不灵活,”我说。又是一项错误。我竟然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指责她!我应该闭上嘴巴,好好听桑迪说就行了。“有时候,我甚至不相信真的有其他人存在,”桑迪被惹毛了。“这些‘其他人’令我很不舒服。只要我出来,没人能逼我回去。我想变成唯一的一个。也许我会一直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试图挽回,试着与她结盟,寻求善意。“嗯。我想变成大人。我18岁,但是我想在各方面都继续长大。”“你的几个伙伴也有相同的愿望呢。我已经跟他们说,我会帮助他们,所以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哟。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吗?”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诱惑手段实在令我汗颜,但此时此刻,我急着修补关系,其他一概不重要。桑迪颇为振奋地同意了,然后我又和总是很可爱的西德尼聊了一会儿。接下来,我发现出来跟我说话的是卡伦1。“卡伦没办法让莎拉好好喝母奶,”她说,“这让她想起自己有胸部,还有男人欺负她的事。我没有胸部。我不想要胸部。”10岁大的卡伦1用受伤、反抗的眼神注视我,警告我不准贸然伸出援手。“莎拉问卡伦月经的事,所以我干脆不让卡伦有月经。只要我想要,我就能阻止一切。”“怎么停?”我问她。“我就是有办法。”“还有什么是你能办到的?”“我知道我们就要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想阻止。我用力打我的肚子,不让小孩出生。”“成功了吗?”“没有。现在莎拉也要受伤了。”“谁会欺负莎拉?”“卡伦的爸爸。他以前就试过。那个祖父也会。”“他们都死了,”我打断她说话,“卡伦的父亲、祖父,曾经伤害你的人都死了。”“你骗人。”“是真的。不会有人欺负莎拉了。那些男人都死了。你也再不需要担心胸部和月经了。”“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问凯瑟琳,她会告诉你这全是真的。”我再次施展最可靠的计谋:孩子们都相信且信赖凯瑟琳和霍尔顿。一旦大多数或所有独立人格再也不受过去的阴影威胁,剩下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伤能否愈合了。※※※※1995年8月初,我们相识的第6个夏天。卡伦说她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点用也没有,”她哀怨地说道,“我只拥有一小部分的人生。”听她这么说,我突然不太确定今天是否该进行催眠。我们越来越不常跟“她”相处了。在这一刻,她仿佛真的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我为自己不像过去那样花时间与她相处向她道歉,但我认为,我们只是暂时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人身上,然而此时此刻,这件事却非做不可。她说她能理解,于是我们一如往常进入催眠阶段。朱莉安首先出现。她向我解释每晚“聚会”的意义。“我们借着聚会告诉大家——特别是卡伦——一天之中发生过哪些事。我已经把昨天的事写下来,准备告诉你,但我忘记带了。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做的:早上,乔希揍卡伦,迈尔斯出来,打回去。乔希去上班之后,大伙儿一起去宠物店;看完店里的鸟儿大概得花15分钟。每次只能有两到三个人共享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看,若要摸就得轮流来。照顾‘连连’也一样,大伙儿得轮流出现。稍晚,乔希回家,卡伦3会在乔希开始揍安的时候出来,出其不意踹他好几脚。然后卡伦3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试图消化这一天的古怪事件,并尝试计算乔希一共揍了卡伦几次,还有哪些人可能遭到殴打。“我趁卡伦晚上睡觉时告诉她这些事,”朱莉安继续,“这样她什么都知道啦。”她停下来,扬起头看看我,“贝尔医生,假如我们全部融合在一起,我会死吗?”这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我从来不曾仔细想过这件事。“不会,”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个会不见了,会死掉,不过,你有可能不再只是你自己,”我再补上一句,“独立、完全分割的自己。”她思索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答她的疑惑,或者是我的疑惑。※※※※9月初,我接到不同人格来电。录音机有一段“霍尔顿女士”的留言,说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莎拉摔断手臂,乔希把账算在卡伦头上。隔天,詹森打来,他说他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失去意识了。迈尔斯跟乔希起争执,乔希掐他脖子。几天后,安现身,把局势稳下来;她出来的时候,乔希比较愿意放他们一马。迈尔斯打来电话说他喉咙痛,他想杀了乔希。他想起以前虐待他们的人会掐他们,阻止他们尖叫。他不敢去警察局,因为乔希说警察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会杀了他。我告诉迈尔斯,乔希只是虚张声势,他跟警察没有半点特殊交情。卡伦应该,也绝对要报警才行。迈尔斯这才松了口气,破涕为笑。克莱尔曾经在一场葬礼上看见躺在棺材中的婴儿。她说,那些男人曾让她穿上白纱裙装,然后把她放进棺材里。克莱尔问我,婴儿是不是那些人杀死的?于是我只好告诉她“死产”的意思。凌晨1点,我接到“爱丽丝·奥弗希尔”的电话。她说她想自杀。她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似乎吓坏了。我说我能帮助她。她知道我同时也在帮助其他人,于是同意让我催眠。催眠后,我请凯瑟琳现身。凯瑟琳向我道歉,对爱丽丝擅自现身感到相当愤怒,她说爱丽丝还没准备好,仍需要妥善保护。挂断电话后,妻子背过身去,握拳用力捶枕头,捶了好几下,仿佛是枕头令她睡不好似的。我清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受来自卡伦还有诸多分身那无路可退、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负担。这阵子,我的婚姻出现许多复杂难题,而卡伦则是另一个难题。下班后,我理应给卡伦多一点限制,这样对我或多或少有点帮助。然而,我害怕这么做会对卡伦造成不良影响——她今生遇到的每个人都令她失望,我不能让她再失望一次。※※※※1995年10月初,我与西娅首度会面。她高举双手遮脸,极度惊恐,一副随时可能被打的模样。“我觉得我们会死,”西娅说。“你在保护自己吗?”我意指她举起的两只手,而非她的开场白。“我怕你会打我。”“怕我打你?”“大家都打我。可是克莱尔说你人很好。我不喜欢医生。”“医生怎么了?”“沃尔什医生讨厌我。他任由他们伤害我。他把我留在医院,然后医院的人也对我做不好的事。那些针啊什么的。”西娅仍以手遮脸。“你还是很怕我会打你吗?”“不怕。”“那你怎么一直挡着脸?”“我不想被你看见我脸上那个又大又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欧美黄片在线电影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我谢谢她愿意与凯瑟琳、迈尔斯合作,也谢谢她为其他人做了一次良好的融合示范。“安正在融入我,”卡伦说,“我不太舒服……她全部进来了……西德尼再也看不到她了……安很冷静……我得到她的某些想法了……我可以感觉到,她很期待外甥女的受洗仪式。”卡伦陷入沉默,我给她一点时间,慢慢接受安。她突然向前靠近。“就这样?”西德尼问道,“没什么大不了嘛!我还以为会很像被吸进吸尘器什么的一样。”“你看见什么了吗?”我问。“安本来很真实,然后突然开始扭曲,像鬼魂一样,然后就听到一声‘噗’,不见了。”“你怎么看这个过程?”“万一我想跟安说话怎么办?以前我们习惯走进每个人的房间,一一跟他们说话;现在有几间房已经没人住了。我要怎么找她?”“现在安是卡伦的一部分了;她还在这里,只是看不见而已。”我尝试解释这无法解释的概念。“你永远都可以找卡伦说话,安会听见的。你愿不愿意告诉卡尔今天看到的事?”西德尼回去了。卡伦说,她觉得很平静,但光线再次变得过分明亮,声音也变得震耳欲聋。这回她离开时,比较不像前几次那样蹒跚、不舒服了。1996年10月20日与安融合1996年10月17日,我与安融合。这次融合并不会令我心烦意乱,但似乎更强烈、更热情;我想,安的记忆将影响我整个人、我的一切。前去你办公室的路上,我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与安融合。我很害怕。因为迈尔斯,因为那些关于撒旦、关于邪恶的记忆。我觉得我好像又给自己找麻烦了。然而,当安开始融入我,我才知道她的记忆跟别人完全相反。安不曾面临棘手的困境,不曾遭受虐待,她甚至从未参与我的身体活动(像是走路、找东西、去某个地方等等)。安的记忆、想法、人生观不断在我内心奔腾活跃;也许下一次我就能清楚说明这种感觉了。●大家都喜欢安。安开朗、机敏、乐于助人。她认为我们能找到你,而且你还相信我们,这真是个奇迹。●安认为我们有某种天赋。神赋予我们自我分裂的能力,让我们帮助自己应付神无法阻止的难题。●安觉得我们并非自愿受虐。她无时无刻不为我们祈祷。●安一直很想把我们的故事公之于世,希望能对其他人有所帮助。●安隐藏我们受虐的证据。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的身份撼动不了施虐者的地位。●安负责处理紧急状况。一旦发生意外状况,安会立刻让卡伦睡着,协调其他人出来接手。●安相信,等我们全部合而为一,再度与神和好,我们将重获自由。※※※※1996年万圣节,卡伦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最近她想起一位警官——伯特警官——自杀的回忆。伯特是经常虐待她的人之一。她想起伯特曾向她道歉,表示他没想到会变得这么离谱,而他再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说他知道自己将受地狱之火焚烧,他很抱歉。他站在壁炉前,举枪对准脑袋,扣下扳机。她还记得他的手在镜子上留下血痕。他的那番话一直在她脑中徘徊不去。催眠后,卡尔出来了。他固执地认为卡伦根本不需要想起这些事。他越来越难为她抵挡不舒服的记忆了。他说,这些记忆是毒药,很邪恶,绝不能让她知道!他急坏了。霍尔顿频频压制卡尔,他不想让卡尔继续伤害大家,也不认为卡尔有继续出现的必要。霍尔顿想安排他融合,但是他太愤怒了。他必须像迈尔斯一样,先冷静下来才行。我向霍尔顿致意,表示我会多花时间跟卡尔相处。我察觉卡尔心底有股深切的悲哀。好吧,不是他就是我,因为我的离婚申请在前一天生效了;但我仍假设这股悲哀部分属于卡尔。于是,我刻意忽略卡尔怒气冲冲的斥责,着重处理悲伤的部分;假如我的方向正确,他会更强烈地亲近我,响应我的同理心。这有助于拉近他和我的距离,就像迈尔斯一样。“卡尔,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他看着我,吓了一跳。但态度仍相当谨慎。“我不喜欢有人篡改我的工作成果。”他仍相当抗拒,但与过去相比,程度稍微减轻了些。“我承认你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你们的变化也可能让你非常生气。假如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处理方式,说不定你就能继续保有你的工作噢。”“你在说什么?”他的态度依然谨慎,但也露出兴趣。“卡伦必须一点一滴,慢慢输入这些新的记忆,而非全部吃下来。每次融合之后,她几乎完全招架不住。也许你可以考虑先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先让我知道该怎么开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什么时候让卡伦知道。”“嗯,这个……好吧。”他仍犹豫不决,但部分的他渴望跟我合作,卸下重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这是哪里?”西娅问我。西娅用手遮住脸,掌心朝向我,感觉惊讶,不可思议却又相当迷人。“我的办公室,”我说。“我刚才还在医院里,光线很刺眼。我去医院好多次了。儿童纪念医院、圣安东尼医院、仁慈医院、圣十字医院……”西娅陷入沉思。“你在医院?怎么了?”“噢,我记得我躺在一张桌子上,旁边有好几百个医生正在看一张胶片……我头上长的那块东西。卡伦的爸爸也常用很强的光替我检查,检查这里。”她低头看看自己。“卡伦做直肠检查时会让你想起这件事吗?”“会啊,卡伦检查的时候,医生不会笑。我想我的下面一定受伤了。医生绝对看得出来。”“你以前似乎受到很恐怖的虐待,”我说。“噢,我不会痛,但我总是待在医院里。我生来就是要接受这些检查的。”“你看过很多医生吗?”“对。而且医生都很坏。有个医生每个礼拜六早上都会给我打一针,害我变得很累,没有力气。每次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受伤以后,隔天都会上医院去。医生会替我检查,然后给我打针止痛。”西娅不说话,看着窗外。“我好孤单。里面都没人了。”“你愿意融入卡伦,跟其他人在一起吗?”我问她,让她开始朝这方向思考。“可是我还得照顾宝宝。”似乎已经有人告诉西娅了,所以我想趁此机会问几个我百思不解的问题。“噢,宝宝几岁了?”我问。“不到2岁。她几乎不太能走。”“宝宝是为了什么诞生的?”“她跟霍尔顿还有凯瑟琳同时出生。他们一分为三。只要卡伦一哭,她的爸妈就会使劲摇她、甩她,这些都由卡伦博来承受。卡伦从来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这里没有一个叫卡伦的主体。”“那么,等你们全部融合之后,你们就会变成‘一个’人。你平常怎么打发时间?”“在里面的时候,我常常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要不就常常进出医院。我从来不睡觉。”我希望我能有更多时间好好跟西娅聊天,但今天的诊疗时间快用完了。我请她回去,顺便问问是否有其他人想出来说话。卡伦突然变了一个人。“假如我融合了,卡伦会开始偷东西吗?”西德尼问我。“我想不会的,西德尼。因为还有很多个卡伦不会偷东西呀,他们可以平衡你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你在担心什么,西德尼?”“我的记忆、我的感觉都不太好。万一我融合了,我怕我会伤害大家。”“可是,假如你不融合,他们会少了你的优点——你的幽默感。”他露出笑容。于是我们同意下一次来进行他的融合。霍尔顿短暂出现,告诉我卡尔试图干扰卡伦记录安的回忆。卡伦再次突然改变。“霍尔顿怎么知道是我?”卡尔挑衅地说。卡尔很愤怒,于是我们只好再次讨论他无法控制众人记忆的无力感。送卡尔回家前,我尽可能听他诉苦,理解他的感受。※※※※时间是1996年12月上旬,天气好冷,常常刮风。从我的窗子往外看,天空阴沉沉的,阳光在远处的密歇根湖畔微微露脸。卡伦已拖欠了5000美元的费用了。她无法按时支付账款,也没有能力凑出现金。我向她提起这件事,她一如往常、震惊得无以复加——每次我们讨论到钱,她总是有此反应。我告诉她,眼前只有一个办法:我干脆不再索取费用,免费为她就诊。身为医生,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人们总以为病人和医生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一旦不收取费用,医生可能再也无法以理性、超然的态度为病人服务。就卡伦的个案而言,我必须承认——确实如此。但是从道德、良知来看,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我们已经一起努力8年了,光是建立信任就花了不少时间;我怎能在这个时候拋下她?我告诉她,未来有一天,假如她有能力偿还这些费用,我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先别管钱不钱的了,赶紧继续我们的工作才是。她很感激。我想卡伦和我应该都很高兴,咱们终于解决无法如期支付费用的问题了。我们再次将重点转回融合。这次轮到西德尼。“我出生时4岁,卡伦3岁,”西德尼说。“现在我5岁了。我出现是因为爸想要男孩。我喜欢爸要我喜欢的东西。棒球、跟狗玩、追农场养的鸡——我不在乎弄得脏兮兮的,但卡伦很介意。我会把爸偷的东西藏起来:盒式磁带录音机、手表之类的。他说我在这方面挺行的,我觉得很高兴。爸老是喜欢偷餐厅的银餐具。他说那是我们用小费买的。假如爸说他喜欢某样东西,我就得替他偷——否则他会伤害我们;可是得手之后,他又会为偷窃惩罚我。不过,比起我不愿动手所受到的惩罚,这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西德尼描述父亲惩罚他的各种方法。“我喜欢唬人。有时候我也会捉弄乔希。”“卡伦的丈夫?”“对。爸也常常恶作剧呀,不过他很恶劣。”“你准备好融入卡伦了吗?”我问。“嗯!咱们开始吧!”我引导卡伦进入催眠状态,一步一步指示她让我们进入小房间;然后我介绍西德尼。“西德尼看起来好滑稽哟,”卡伦说,“他想跟我融合。他想直接跳到我身上!”卡伦笑了,似乎觉得很有趣,但夹杂一点点担心。她向后仰,靠在椅背上。“他站在我面前,瞪着我看,一副‘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的样子。”“抱抱他?”我建议。“他正在告诉我什么东西放哪里。西德尼把竖笛藏起来了——我以为是女清洁工偷的,所以把她给开除了!他把它藏在露营用具底下。”卡伦停下来。“继续说,没关系,”我说。“他准备起跑……开始跑了……噢!他跳进来了!”她像西德尼一样往椅子上跳。“我可以感觉他在我身体里移动……噢!老天!我听见我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血正在流动!还有脑子里的血压,好痛!好刺眼!”她停下来,试着喘口气,“不过我不会不舒服,也不觉得有压力。我可以看见一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开车兜风,跟父亲说话……”卡伦稍微放松下来,“我想我不会有事的。”“你可能会接收不少关于你父亲的记忆,到时我们再好好谈谈。”“好。他们好幼稚哦,好像我小时候。西德尼喜欢作弄街坊邻居,他不明白会造成什么后果……他活在小男孩的世界里。”我引导卡伦回到我的办公室。就在这时候,一辆消防车呼啸而过,卡伦痛苦得立刻用手捂住耳朵。我让卡伦再休息一会儿,待她稍微恢复精神,自己搭电梯到楼下的咖啡店。她可以继续待在那儿,直到她准备好开车回家。1996年12月10日与西德尼融合1996年12月5日,西德尼融入我。一到你的办公室,我似乎就已经听见西德尼打算怎么融合了。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我发现我比以往更快地来到安全小窝。西德尼跟在你后面进来。我吓了一跳,因为门已经开了。这门通常是上锁的,很多道锁。西德尼早就准备好了,他看着你,等你允许他行动。然后他退回门边,开始跑步冲向我,最后他奋力一跳——我们融合了。我不记得最先进来的是哪一段记忆,但我把部分列出来给你看。离开你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渴望一些我不曾注意过的东西,像玩具、圣诞装饰之类的。想偷东西的欲望很强烈,但我还有办法控制自己。我爸跟我妈发生争执时,西德尼必须站在我爸那边。每当我爸殴打我妈,西德尼总是在一旁看着。我爸每每替自己辩解,所以西德尼相信是我妈罪有应得。我爸需要钱的时候,西德尼必须去找祖母要钱;如果她拒绝,他会直接偷她皮包里的钱。西德尼会把每年第一次的成绩单藏起来,谎称不见了,然后自行制作其他学期的成绩单,填上A或B,好避免遭父亲鞭打:B打一下,C打两下,D打3下,F打10下。西德尼的记忆还有很多,但我的手很痛,写字更痛。等我比较好了,我会再多写一些。※※※※圣诞节即将到来,因融合西德尼而产生的影响也消退了。这次消退的速度很快,卡伦不再听见他的声音了。她说现在她多了一些坏习惯:她会偷喝别人的饮料,上完厕所不洗手;她以崭新的眼光看待店里的小东西,为之着迷。她好想偷圣诞装饰。她好爱好爱涂面包用的那种炒牛肉酱。我问她圣诞节有什么计划。她翻翻自己的记事本。我问她能不能借我瞧瞧。记事本的每一条项目字迹都一样(凯瑟琳写的?)。卡伦说她每天早上都会打开来看,确认当天该做哪些事。她说她母亲邀请他们去过圣诞夜。我警告她赴约的可能后果;卡伦同意我的看法,但她想见弟弟们。我与霍尔顿对谈。他说,自从朱莉和桑迪完成融合后,他们的血糖值恢复正常了。他想知道该怎么向洛申医生解释?我建议让卡伦再检查一次,然后让医生自己解释检查结果。我问霍尔顿下一次该选谁?他表示,融合年轻人似乎颇为顺利。他和凯瑟琳应该留到最后再融合。他说,下一个选西娅应该不错,而且她可能会带着卡伦博,詹森似乎也颇有兴趣;他们都在等待通知,等着轮到自己。卡尔仍在犹豫,不太愿意。我问卡尔手腕还好吗?卡伦一直抱怨手痛。“我会痛,”卡尔说,咬牙忍耐着,“但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其他人也一样。”“如果你跟卡伦融合,”我说,“她会拥有你忍耐疼痛的能力。”“假如我跟卡伦融合,我会死掉,”他说,心情沉重。“你不会死的,”我说,“你也不会消失。你会跟其他人结合在一起。”我必须想办法让卡尔接受,他是抗拒程度最强烈的人格。“你的一切,你所有的力量,最后都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可是自从莎拉出生以后,我就没办法带走疼痛了,”卡尔反驳我,“我再也感觉不到卑鄙、恶劣,我很担心。”卡尔看起来很失落,很渺小。他的态度变得不一样,他软化了。“我头一次明白什么是‘送礼物’。我越来越常跟卡伦一起出来了。我甚至还寄圣诞卡给你,贝尔医生。”“你正在改变,卡尔,你长大了。等你融入卡伦,一定会成为卡伦重要的好帮手。祝你圣诞节快乐。”“谢谢。”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0章西娅与卡伦博“假如其他人格都不存在,我要怎么面对他们的朋友?”卡伦问道。现在是1月初,芝加哥冷得快结冰,大地一片雪白。卡伦正在承受人格融合带来的各种效应。我该给她什么建议?“我看见这些人的时候,脑袋里确实有他们的印象,但我没有感觉,”她继续说,“他们让我很不自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维持这么多的人际关系。”“你没躲起来?”我探问。“你说对了。”“现在你可以开始建立你自己对这些朋友的观点了。”“还有,以前我每晚平均睡2到4个钟头,最近差不多是4到6个钟头。过去几个礼拜,我失去好多时间。我在毫无自觉的状况下替女儿粉刷房间。不过老实说,成果看起来还不错啦……”卡伦揉揉额头,笑了。※※※※“我真的被这里的人给惹毛了。大家一点都不团结,不好好相处。”凯瑟琳像个忿忿不平的学者,气得冒烟。“已经融合的部分很好——有问题的是还留在这里的人。他们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詹森一天到晚不按牌理出牌,有一天他竟然心血来潮,跑去粉刷房间!卡尔一直在生气。霍尔顿整天坐在他家,半点事也不做。西娅和宝宝越来越不安,得赶快安排她们融合。”“谁最会惹麻烦?”我问。“詹森、卡尔、卡伦2和爱丽丝。”凯瑟琳退回内在。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可见,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蒋介石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赵新是这样说的:“……1946年3月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7时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内已坐好了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蒋介石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蒋介石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时钟已指到7点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了……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1.天气恶劣。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1.1946年3月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2.1946年3月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3.1946年3月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4.1946年3月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5.1946年3月16日7时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3月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3月17日中午12时零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后记通过可靠的史料,对这些近代史疑案进行探讨,借助这个,我算是和读者一起,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中国近代走了一遭。读者也许会意犹未尽,又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人”和“坏人”两个定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历史事件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有时候也存在着可供争议的空间。无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事件前前后后的基本历史事实,必须要先理清楚,而理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是要耕读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而且是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愿以这本小书,给诸位带来一点点营养,则不枉费我长期伏案的努力。冯学荣2014年10月28日(5)中英在香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商人联合会派梦啻牟率五艘战舰来华,想通过葡萄牙人来进行对中国的贸易。于是舰队来到澳门,到澳门后,葡萄牙人敲诈他们,梦啻牟不给钱,于是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饭菜里下毒,毒死了四十个英军。梦啻牟决定不再通过葡萄牙人转手贸易,而是直接找中国人,他令舰队驶向伶仃洋,然后直插广州。这年七月初一,烈日炎炎下虎门的百姓都在海边榕树下享受着丝丝海风,他们没有料到,大英帝国的海军就要杀到。面对来犯之敌明朝海军严密布防,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国舰队来到沙角,他们发现明军严阵以待,虎门各火炮压弹待发,便声称“风向不顺”,暂时不发动进攻,而是停泊在海边,实质想伺机进攻。第二天晚上明军陈帮基、吴一凤率四十人用即将退役的木船作为火船,准备在深夜二更靠近英舰,进行火攻,谁料火攻前风向突变,明军由顺风转为逆风,火攻无法进行,在此时陈帮基的火船搁浅,结果火攻彻底泡汤了。英军见明军要发动火攻时,个个失魂落魄,纷纷跳船,最后一看火攻没成,这才都回到船上,可见这一股来侵略的英军也毫无大英帝国军队之风。初三上午梦啻牟下令炮击中国炮台,并说:“谁要怕死,军法从事!”结果英勇的明朝海军将士还是将英军击退。初九,梦啻牟派一艘战舰驶入沙角以北,被明军发现后这艘战舰掉头就跑,但还是吃了明军几发炮弹,伤得不轻,此后数日局势趋于缓和;二十四日夜,大英帝国海军又给梦啻牟增派了四艘战舰,九艘英舰突入白沙海面,一齐炮击我军炮台,但我军将士不畏强敌,一炮击中英军旗舰弹药库,使其起火,梦啻牟忙下令撤退。梦啻牟失败后,英国人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又派了一拨人来侵略。商人联合会派五艘“商船”在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下进入南海,威代尔满脸络腮胡子,鹰眼、秃鹫鼻子,这个家伙开始打算占据澳门,可是葡萄牙人怎肯把自己嘴里的肉给别人吃,于是葡萄牙人断然拒绝了英人。威代尔一看,中国那么大,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八月六日他率军闯入珠江,虎门的明军令其停下。威代尔不但没停,反而加速闯过炮台,明军向其开炮,威代尔随即还击。手执长矛大刀,摆弄年久失修、装填慢、瞄准率低的铁炮的明军当然无法挡住英军的炮轰,几小时后,虎门炮台失陷。随后威代尔对虎门一带纵兵抢掠。几天后,虎门炮台被占的消息传到崇祯那,一时朝野震惊,广东衙门更是又羞又恨,小小的几个洋人竟然敢在天朝地面上兴风作浪,这还了得?明朝立即调遣大军将虎门围得像铁桶一般,勒令威代尔退出炮台,并说只要威代尔退出炮台,就可在华贸易。威代尔本来自恃枪炮先进,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但他面对漫山遍野包围他的明军,还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英军只得与大明政府谈判,广东衙门要求英国赔款,英商答应了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两千八百两。威代尔则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明朝在临灭亡前都能让英国人赔款,也可见日薄西山的东方帝国此时还是强于初兴的大英帝国的,而两百年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再碰到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时,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次威代尔看见了广州的繁华,他垂涎欲滴,打算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永久性贸易摊位”,他把这个摊位选在了香港。从此英国人有了盘踞香港的念头,直到二百年后美梦成真。当然,这将是本套书第五册要讲的内容了。(6)西班牙人菲律宾屠华英国侵略虎门两年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人华侨举起了屠刀。这其实早已不是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次刀兵相见了,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年(1574年)说起。1574年西班牙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腓力二世,说:“只要不到六十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征服中国。”157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上书国王,说:“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这项事业要四千到六千人,配备枪、船、炮和弹药,有两千到三千人就能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强国,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个省后便足以征服全国。”桑德在写完这封上书后又派人去中国考察,回来后他又长期计划和思考,最终他改主意了,他觉得六千人太少,应该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再加上五千名日本人和五百名印度人,以及熟悉中国情况的葡萄牙人。他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书,书中说:“由我担任进攻中国的总司令。这次行动不能让中国人减少,人口消失就等于财富消失,因为中华民族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民族。征服中国后我们要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温和的方式,不能在中国进行太多杀戮。征服中国后我们应在中国建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传播天主教,引入西班牙人生活方式,阻止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北方蒙古人和解,打击奥斯曼帝国,建立从中国到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尊敬的国王您在征服中国后还将成为柬埔寨、泰国等中国属国的君主。我们还应让西班牙人与中国女人结婚,培养混血后代,以便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我们的作战目的为:政治上征服中国,成立全球帝国,为万王之王。军事上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向亚洲其他部分发展,继而以中国人力及战争资源支援欧洲本土军力攻略北欧敌人,控制世界。宗教上征服中国,由中国西进,进占巴勒斯坦天主教圣地。经济上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挽救西班牙帝国经济危机。”总之一句话,就是想征服中国。这封计划书在1587年交给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看完后大喜,他正要实行对中国的征服计划时,1588年与英国人在格拉福林进行了海战,此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计划泡汤了。但侵略者就是侵略者,其本性不会改变,尽管无敌舰队覆灭,西班牙依然打算征服中国,1598年西班牙菲律宾省总督德鲁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我发现华侨发明一种制造大炮的工艺技术,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炮,等这批大炮制作好后,我将不失时机地前往中国,向中国人发动进攻。”(布莱尔和罗伯森著《菲律宾群岛1493~1898》)换句话说,西班牙人要用中国人造的大炮打中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报告,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已经无实力进攻中国了。无敌舰队覆灭九年后,1597年西班牙人为争夺香料,派兵与占领魔路加群岛的荷兰人交战,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马特纳斯胁迫华人潘和五率两百五十人充当水手作战,他们让华人日夜不停地驾船,稍不如意就遭鞭打,潘和五说:“造反是死,被他们打死也是死,咱们还不如反了,胜则扬帆归航,败的话死也不晚。”于是他率这两百五十人起义,杀死船上的西班牙人四十名,随后驾船返航,但迷路了,他们把船开到了越南,结果货物全被越南人没收。此事发生后马特纳斯派人与明朝交涉,要求归还战船和惩办凶手,且此时谣传日本要进攻菲律宾,西班牙人怕日本人与菲律宾的华人里应外合,于是还向明朝建议将华

                          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

                          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

                          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

                          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相互不信任缘起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老师与学生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日本的小计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

                          欧美黄片在线电影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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