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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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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国产亚洲第一区二区三区。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晓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明代中期已逐渐失传。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女真人既看不懂,又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时,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传教士通过满文“四书”、“五经”翻译到西方。因此,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4.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组成狩猎小组,每十人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意为首领),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员,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实际上是二十四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它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家庭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成为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成了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5.促进满族形成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满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发诏谕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续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诸人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到今天已发展成千万人的大民族。其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6.建立后金政权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子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又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天命元年(1616)到宣统三年(1911),共历二百九十六年。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7.丰富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四十四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17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努尔哈赤统率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战、乌碣岩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开铁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精彩之笔。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人、据险设伏、巧用疑兵、用计行间等,都能熟练应用并加以发挥,史称他“用兵如神”,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8.制定抚蒙政策自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朝徐达和戚继光为巩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但都不能完全解决边患。明代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观猎、赈济、朝围、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部民的联系与辖治。特别是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相互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代中央政权(除元朝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新。中国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到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这种抚民固边政策,其初始者就是努尔哈赤。9.推进社会改革努尔哈赤在其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而后,他又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八贝勒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努尔哈赤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缩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10.决策迁都沈阳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诸臣反对。其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宅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对此,努尔哈赤说:“沈阳乃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而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流,伐木顺流而下,用来造宫室、烧柴,都不可胜用。时而出去打猎,山上兽多,河中水族,也可捕而取之。朕筹划此事已经成熟了,你们不要再考虑了。”可见,努尔哈赤是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从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的。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并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满洲民国富”。三、努尔哈赤成功之谜努尔哈赤经过十二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他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一位教练经过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取得世界大赛的金牌,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六个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主有次。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更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无疑是他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了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祖父、父亲的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了王者的征服之路。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实现了“四合”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己合。首先是天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天,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女真东面的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度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在了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同时,努尔哈赤在战争中还善于利用天时。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得天时。当时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原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了胜利。再说地利。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水环绕、气候温湿、土地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二百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是深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是大的地利。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善于利用这种大的地利,而且在战术上善于利用小的地利。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特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胜利。再次是人和。人和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针锋相对,采取了一个“合”字。他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便是典型的“合”字方针。这里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叶赫老女的事。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可能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完之后并没有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布扬古又把妹妹许给了蒙古喀尔喀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努尔哈赤却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还有一件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人,一箭射到了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带反钩,努尔哈赤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拉着马缰从马上摔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被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努尔哈赤却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于是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了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宥,都可以授官,那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更可以升官了!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调和人际关系,使大家同心协力,在战场上勇敢杀敌。最后是己合。虽有天时、地利、人和,若没有己合,事业也不会成功。己合主要是胸怀开阔,心境豁达,能够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遍布四野,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当时努尔哈赤兵不满一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但他听后却像无事似的打着呼噜睡着了,妻子赶紧把他推醒说:“敌人大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得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努尔哈赤又呼呼地睡去。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然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就是这样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己合,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然而,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到了明朝的书生袁崇焕,从而使他的喜剧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四、宁远兵败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一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随后明朝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关,整治部队,储备粮草,积极防御。他任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由于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后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辞官回家,接替他驻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了消极防御策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但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军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要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安放在城上;将城外的商民、粮草搬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坚壁清野;安排百姓巡逻放哨,运送火药,实行军民联防;他还亲自向官兵下拜,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生死,共患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此时,守城者袁崇焕,四十二岁,进士出身,还从没有指挥过作战,打过仗。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安营,横截山海之间的大路。努尔哈赤先礼后兵,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垛上,箭像倾盆大雨一样射来;悬牌上,矢镞密集得就像刺猬皮。后金兵攻城不下,努尔哈赤命士兵冒死凿城挖洞。袁崇焕迅速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的队伍猛烈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团冲天的火焰腾空而起,后金兵士一下子被炸得血肉横飞,七零八落,留下的也被迫后撤。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一无所知,不知道它的来源、特点、性能和威力。第二天又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继续攻城。袁崇焕登上城墙高处的瞭望台,沉着地监视观察着后金军的行动。直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如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时,也是犯了这个毛病,他跟王安石都是在变法,自然他也把王安石捧上了天。近代学术大家除了梁启超、康有为(他歌颂袁崇焕的动机与梁启超相同)外,就再无大张旗鼓讨伐毛文龙之人了。之所以毛文龙的历史长期被掩盖,从《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屡战屡胜,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屡战屡败,是因为如果清廷把毛文龙的真相都写出来,那就等于告诉世人,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毛文龙的存在而几乎快要灭亡,等毛文龙死后才能绕开关宁锦防线进行远征,最终入关。而如果把毛文龙的事迹抹杀,与此同时拔高袁崇焕,把袁崇焕塑造成能够使明朝避免灭亡的跟岳飞、于谦一样伟大的大英雄,而崇祯却把袁崇焕杀了,等于说是崇祯自毁长城。这样的话,就既可以断了汉人反清复明的念头(因为有宋高宗那样的君主,昏君当道下“我大清”入关替天行道,为袁崇焕平反,可见我们比明朝统治者英明),使其绝望,又可以彻底在历史上抹去清朝开国最黑暗的岁月,从而彰显“我大清”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无比强大的合法性。于是就有了袁崇焕的神话和毛文龙的“罪行”,毛文龙在《满文老档》中出现百次,是该书出现次数最多的汉人,可到了乾隆年间编修的《明史》,却连个列传都没有,足见乾隆对于历史篡改之彻底,而今人若不详查,则定然上当!之所以毛文龙长期被掩盖,还有一个原因,毛文龙镇江大捷中生擒并处斩的人中有三个重要人物: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此三人又是何方神圣呢?佟丰年和佟养真被毛文龙干掉后,佟养真之子佟盛年继承了佟养真的爵位,不久佟盛年改名佟图赖,佟图赖的女儿嫁给了顺治皇帝,顺治跟这个女人一起生了康熙。佟图赖的次子是佟国维,佟国维的儿子正是雍正年间赫赫有名的隆科多。佟国维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康熙,其中一个女儿虽没给康熙生孩子,但康熙最喜欢的却是她,后来宫中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给康熙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交给佟国维的女儿抚养,后来这个孩子在康熙死后继位,年号雍正,而佟国维的女儿则成了太后。由于佟家的赫赫声望和人丁兴旺,朝中与佟家沾亲的人非常多,有“佟半朝”之称。由此可以说,毛文龙杀了康熙的姥爷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佟家数代人为清朝征战沙场,战死者有佟养真、佟丰年、佟松年、佟国纲,这四人有三人是被毛文龙干掉的,就从血缘关系而言,清朝岂能不恨毛文龙,岂能不把毛文龙尽全力抹杀?第十四章起底袁崇焕毛文龙遇害后三个月,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对部下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地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他率军十万绕道蒙古,以避开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由于这年是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由于是千里远征,长途奔袭,皇太极极为小心,他下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以防被干掉。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突破大安口,京师震动而戒严,崇祯诏令各路兵马进京勤王。在这咱们要为袁崇焕说句话,袁崇焕对后金此举,早已料到。为此,袁崇焕曾向崇祯上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关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绕道攻北京。但是,袁崇焕上疏没有引起崇祯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于是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山海关西两百里),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在蓟州阻挡敌军,自己亲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守三河,保定总兵守密云。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他先派赵率教率军四千在遵化阻截,赵率教率部急驰三昼夜,行三百五十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四千人跟十万人打,结局毫无悬念。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城内潜伏的后金内应放火,里应外合,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部分将领临阵脱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跟妻子张氏一起上吊自尽。后金军破三屯营。而后皇太极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一看,遵化阻截落空,便打算疾驰到遵化以西的蓟州阻截。十一月初十,袁崇焕率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一百四十里。可是,皇太极并没按照袁崇焕估计的方向进军,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袁崇焕于是继续进军,到达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写到这,我真不知道袁崇焕是怎么想的,他难道连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道理都不懂吗?不星夜兼程赶紧到距离北京四十里的通州去阻截敌军,你跑到北京天津之间距离北京一百二十里的河西务干什么?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皇太极得知袁崇焕所部已到达河西务,判断出袁崇焕打算在通州与自己决战,于是皇太极避开袁崇焕,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会上,袁崇焕提出火速赶往北京城下迎战。副总兵周文郁提出:“我大军应该迎敌,不应该入都。圣上没有下旨让我们进京勤王,如果我们贸然回师北京城下,恐怕不妥。而敌人就在通州那一带,我军应先赶到距离通州十五里的张家湾,在那里与敌军作战,这才是万全之策。”袁崇焕说:“周君所言甚是,但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就像在蓟州那样,不跟我们打。君父有急,哪有闲暇他顾?如果能平定这场祸乱,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一百二十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城东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可是袁崇焕不听号令,现在他又擅自率部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怕是死期将至了。就在袁崇焕在华北地区跟皇太极数次碰不上的时候,崇祯免去袁崇焕兵部尚书职务,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派人跟在城外的袁崇焕说:“皇上很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擅自杀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为国效力,若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崇祯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袁崇焕很有问题,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城下。莫不成袁崇焕跟后金真的有密约,在遵化阻截只是意思意思,在蓟州和通州则是跟后金商量好,故意躲着后金?最后到北京城下,养敌自重。果然,就在袁崇焕到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你要说不是袁崇焕为后金带路,怕是不太说得通了。崇祯觉得袁崇焕不靠谱,还好,自己调来进京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率兵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崇祯在城内赶忙召集群臣商议守城对策,此时城内武器不够,有大臣提出:凡进京城九门者,每人带一块大石头,丢在城门里,方许进城,然后运到城上备用。临时造刀剑来不及了,只能准备石头,可见此时北京城防虚弱到什么地步。毕竟,自从1550年鞑靼俺答汗庚戌之变包围北京后,八十年了,北京城下没有进行过战事,自然防御准备不足。说到这,说一下我对北京作为都城的看法,可以说北京在中国古代是不适合做中原王朝的都城的,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旦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可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本书开篇所写的元顺帝就是这样。而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朱棣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明朝衰弱,建都北京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1449年瓦剌也先兵临北京城下,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1511年刘六刘七的叛军围攻北京,1550年庚戌之变,明朝北京城已经是三次被敌军围攻了,这次己巳之变是第四次,此后1636年、1638年、1642年皇太极又有三次打到北京门口,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明朝北京被敌军兵临城下八次,这是历朝历代都城都没有的纪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就说过,建都北京有两大弊端:第一,京师被围的话,各路勤王的军队鞭长莫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第二,北京皇室要想出奔逃难的话,根本无处可逃。北方千里平原,哪都躲不了。不像唐朝,755年安禄山攻陷长安,李隆基逃到四川,880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逃到四川,因为长安距离四川近,四川蜀道之难莫说唐朝,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已经见识了,逃到这里躲几年不成问题。而在明朝,北京一被攻破,崇祯就只能上吊了。黄宗羲只说了建都北京的两大弊端,其实还有两个弊端,那就是水资源和粮食问题。长安有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等作为充足的水源,开封有汴河、金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充足的水源,而北京自始至终都没有充足水源,所以北京居民只能打井来喝水。北京最初都是由各种胡同组成,胡同是元朝时的称呼,蒙古语意为水井,元朝忽必烈就是以水井为单位来划分的北京城各街道名称,可见北京水井之多。此外就是粮食问题,中国主要产粮区是江南,于是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首都越靠北,距离产粮区越远。明朝运输粮食都是靠漕运,总量跟北宋差不多,但运输里程要增加一倍,毕竟从江南到北京的确是到开封距离的两倍。又因为地势的关系,维持北运河的成本远高于南运河,水源不足,要多设闸门以提升水位。总之,北京不适合作为都城,明朝的灭亡就与北京为都城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是我们本书后面才会详谈的,在此就先说到这,别让皇太极等得太久,他们也不能长期远离自己的后方,让他们开始进攻北京吧!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代善、济尔哈朗等人率军五万多人对德胜门下的满桂、侯世禄所部发起进攻,侯世禄所部溃败,满桂率所部与皇太极单挑。城上明朝守军以红夷大炮轰击,但是误伤了许多满桂部下,满桂所部死伤惨重,满桂也被城墙上的火炮击中,退入瓮城休整。与此同时,皇太极派莽古尔泰、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多尔衮、多铎、豪格(皇太极长子)率军四万对广渠门下的袁崇焕发起进攻。袁崇焕以九千关宁铁骑对阵四万八旗铁骑,令祖大寿和王承胤与自己分为三部成品字形对阵,后金军先杀向祖大寿,祖大寿将后金军打退,而后后金军冲向王承胤,王承胤也将敌人打退。最后后金军四万人全力扑向袁崇焕本阵三千人,关宁铁骑显示出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一样。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兵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副官用刀一挡,才使他幸免于难。激战中关宁铁骑将阿济格骑的马射死,阿济格本人也被乱箭射中,差点被射死。阿巴泰中了袁军的伏击,进攻受挫。最终袁崇焕以九千人杀退后金军四万人进攻,莽古尔泰下令撤退,明军乘胜追击,直到通惠河边。八旗兵溃退,大约有一千左右的骑兵连人带马跌落到护城河里,连冻带淹,死伤惨重。此战后皇太极感叹道:“十余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觐见崇祯,与他一起觐见崇祯的还有祖大寿、黑云龙、满桂,这次觐见崇祯的地点正是一年前他夸下海口五年复辽的地点——平台。一年前还说能五年复辽,一年下来,一寸土地没收复,自己擅自杀了毛文龙,兵锋从来没有出过辽宁的后金铁骑,如今杀到了北京城下。今昔对比,崇祯不怒火中烧怕是有点困难。可袁崇焕居然还没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入城休整,遭到崇祯的断然拒绝。本来崇祯就很怀疑是袁崇焕暗通后金,阻截时故意多次避开后金主力,最终将后金引到北京城下,而袁崇焕在自己已严令他不得过蓟县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军队开到北京城下。现在他又要让自己的军队入城,说袁崇焕没有反心,怕是很难让人相信。正是袁崇焕想让自己部下进城的这句话,让崇祯彻底确定袁崇焕有问题。但崇祯毕竟心机极深,他在召见袁崇焕时脱下自己的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让袁崇焕感到自己春天般的温暖。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出城,继续统领自己的关宁铁骑,他军纪严明,下令:“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他的部下曾擅自拿百姓的大饼吃,他得知后当即斩首。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自率军与袁崇焕在与广渠门相邻的左安门交战,又被袁崇焕击败。左安门战败后,一个阴谋开始了。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作战屡战屡败,心腹大患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除掉,此时只要再杀袁崇焕,则后金可长驱直入矣。皇太极根据《三国志演义》蒋干盗书中的反间计,在生擒太监杨春、王成德后,派高鸿中、鲍承先看守他们,高鸿中与鲍承先按皇太极的安排在关押两个太监的屋子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鲍承先:“今天不痛快,正杀得兴起,鸣金收兵了!”高鸿中:“你懂什么?撤兵是大汗的大计,你没见刚才敌营过来两个人,他们与大汗密谈,说是袁督师有密约,此事可马上成功。”鲍承先:“原来这样,就要成功啦!”高鸿中:“嘘……隔墙有耳,别让那两个太监听见……”两个太监假装睡觉,侧耳窃听。随后高鸿中故意戒备不严,将二人放走,二人逃回后将此事报告崇祯。关于反间计的问题,部分网帖认为是清朝后来篡改历史时的虚构,实则不然,咱们把关于反间计的原始记载列一下就清楚了: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精品国产亚洲第一区二区三区将领往往要领受死刑。秦国的诸位大夫及秦穆公的左右亲信都主张追究孟明视的领导责任,自然也有人建议判处三个人死刑。但是秦穆公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反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说:“请各位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他们,完全是寡人的责任。”他还当着群臣的面吟了几句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隧,就是蹊径。这几句诗见于《诗经·大雅》的“桑柔”之篇,是当年周朝卿士芮良夫讽谏周厉王所作,大概意思是:人如果贪得无厌,必定带来祸患,有如大风之行,毁坏众物,所过之处如同蹊径。“所谓贪人败类,”秦穆公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啊!因为我贪心不足而获罪于天,孟明视有什么罪啊?”大家听他这么说,都不敢再发表任何意见。孟明视感动得一塌糊涂,和西乞术等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下大力气发展生产,重新整顿军备,很快使秦国恢复了元气。公元前625年春天,孟明视率领大军东渡黄河,讨伐晋国。此时距公元前627年夏天的殽之战,不过一年多时间。晋襄公得知秦军入侵,连忙召回进攻卫国的部队,全力以赴迎击秦军。先且居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赵衰为中军副帅,王官无地担任晋襄公的戎车驾驶员,续简伯为戎车护卫,双方在彭衙发生战斗,史称彭衙之战。战争之神仍然眷顾晋国人,秦军再一次被打得大败而归。一个名叫狼瞫(shěn)的小人物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晋军的胜利立下首功。据《左传》记载,殽之战中,晋襄公任命梁弘为戎车驾驶员,莱驹担任护卫。秦军战败,秦将褒蛮子被俘,晋襄公命莱驹挥戈斩杀褒蛮子。褒蛮子是当时有名的勇士,手脚被牢牢绑住,却余威犹存,他眼睛瞪着莱驹,大喝一声,莱驹吓得手脚发软,连戈都持不稳,掉到地上。堂堂御前三品带刀待卫,居然被一个俘虏吓得魂飞魄散,实在是太丢人了。当时狼瞫是一个护旗的小兵,见到此情此景,也没有考虑太多,立刻冲上前去,拾起莱驹的长戈,手起戈落,将褒蛮子的头颅干净利落地斩下来。因为这件事,狼瞫受到晋襄公的赏识,取代莱驹成为了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但是,同年晋国与狄人战于箕的时候,中军元帅先轸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弃狼瞫不用,任命续简伯为晋襄公的戎车护卫。也许在先轸看来,斩杀一名绑住手脚的俘虏,并不能体现武将的本事;而且狼瞫身为护旗兵,擅离职守去斩杀俘虏,分明就是投机取巧。狼瞫对这件事深感耻辱,恼怒异常。他的好友说:“你为何不以死来洗刷耻辱?”狼瞫说:“我还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死!”“如果你想杀先轸报仇,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荣誉就是“士”的生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士”的荣誉如果受到损害,应当果断地向带来这种损害的人报复,否则会被人视为懦弱。但是狼瞫有更好的考虑,他对朋友说:“我看书上说,以下犯上虽是勇气可嘉,却不是正义之举。因为这样而死,算不得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国牺牲而无所畏惧。你就等着瞧吧!”彭衙之战,秦军来势汹汹,晋军严阵以待。狼瞫带着一支小部队攻击秦军,奋勇冲杀,所向披靡。晋军受到他们的鼓舞,跟在他们身后扩大战果,最终将秦军击溃,但狼瞫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用生命实践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左传》对狼瞫的评价很高,用“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和“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意思是他怒而不乱,将怒火发泄到敌人身上,应该大大表扬。狼瞫原来只是一个小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这么高的境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晋文公“教其民”的政策,确实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彭衙之战让秦国人给晋国人留下了笑柄。回想起来,当年孟明视等人从晋国被释放回国,在黄河的船上对阳处父说过“三年将拜君赐”的话。结果这一次秦国又大败,晋国人借此奚落秦国人,称秦军为“拜赐之师”。孟明视再次以败军之将的身份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国。秦穆公见到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秦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奇怪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是消沉,也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憋足了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绪。孟明视显得愈发成熟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增修国政”的工作中,致力于为民众谋取福利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晋国的赵衰对同僚感慨说:“如果秦军再来寻仇,咱们最好避其锋芒。孟明视一再失败,回去之后却不急不躁,专注修整内政,其势必不可挡。”赵衰还念了一句诗来表扬孟明视:“毋念尔祖,聿(yù)修厥德。”这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一句,意思是:如果念其先祖,则应该述修其德以显之。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得晋国人霸气持续增长。彭衙之战后,晋襄公派使者前往鲁国,责备鲁文公说,你即位都这么久了,竟然不曾前来朝觐晋侯,究竟是有什么打算?鲁文公不敢怠慢,连忙启程前往晋国朝觐,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仅仅派了阳处父出面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人,在《春秋》上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将鲁文公前往晋国的事,给屏蔽掉了。同年夏天,由晋国司空士谷牵头,召集鲁、宋、陈、郑等国诸侯在垂陇会晤,讨论讨伐卫国之事。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亲自前往与会,鲁国则派了公孙敖为代表参加。晋国的司空,尚未列入“卿”的范围,只能算作中层贵族。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晋侯和卿都不出面,而是派司空为全权代表,实在是太轻视天下诸侯了。在垂陇会盟上,陈共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晋国人面前为卫国说情。他要卫成公将孔达抓起来,作为替罪羊送到晋国,对晋襄公说:“卫国不知天高地厚,胆敢入侵晋国,全是孔达自作主张所致,与卫侯无关。”晋襄公接受了这一理由,囚禁了孔达,收回了进攻卫国的命令。公元前625年冬天,晋国又纠集宋、陈、郑等国军队讨伐秦国,攻占了秦国的汪地之后才回师。公元前624年春天,晋国联合鲁、宋、陈、卫、郑等国讨伐楚国的附庸沈国。沈国被击溃。北破狄夷,西败强秦,东服鲁、卫,南灭沈国,晋襄公自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得他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个年代,晋军不可战胜似乎成为天下诸国公认的事实,晋国的霸业如同公元2007年的中国股市,一路飘红,连续涨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秦国人逆势而上,又一次向晋国发动了复仇攻势。这一次,秦穆公亲自出马了。秦军渡过黄河之后,他命令焚毁渡船,自断后路,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全体将士默默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没有人表示惊愕,也没有人表示反对。也许大家想的和他一样,这一次再打不赢晋国人,谁都没脸回到秦国抱老婆孩子啦。《孙子兵法》第一篇:“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也就是说,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是部下与君主同心同意,做到这一点,部下可以为主君出生入死,也不会心生不满。这一点秦穆公做到了。秦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占了晋国的王官(地名),打到了郊(地名)。晋国人采用赵衰的策略,坚壁清野,避其锋芒,据守不出。秦军在晋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了一个多月,晋国人则心平气和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甘做缩头乌龟,坚决不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自茅津渡过黄河,到殽山收拾了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时隔三年,殽山的秦军将士遗骸,都变成了苍苍白骨。秦穆公大哭了三天,接着又召集全体将士阅兵,发表了著名的“殽山讲话”。他说:“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翻译成现代文:“喂,全体将士听清楚了,你们不要吵,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勉,遇事谋划要像古人一样,听从长者的建议,才不会犯错误!”这还是在批评自己当年没有听从蹇叔之言,所以遭受失败。《左传》评价说,秦穆公是真正的领袖之才,用人考虑周全,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一个人,用人不疑,信任专一,所以,孟明视能尽其为臣之心力,始终不懈,心怀畏惧而思修德政。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公孙枝举荐百里奚于奴仆之中,后世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举而得贤二世”,所以《左传》将孟明视的成功归根于公孙枝。洗刷了两次战败的耻辱之后,秦军班师回朝。这一次秦晋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历史上被称为王官之役,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有限胜利,而晋国审时度势,及时避免了将冲突扩大化。所以,单纯地从军事上讲,此役乏善可陈,不够痛快;但从全局上看,它对秦晋两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官之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晋国人的傲气,他们开始反思这些年来过于盛气凌人的对外政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以此改善同中原诸国的关系。公元前624年冬天,秦国人撤走后不到半年,晋国主动向鲁国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问晋国。上一次鲁文公访晋遭受的屈辱,其记忆尚未完全消退。但是接到晋国的邀请后,鲁文公仍然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来到了晋国。这一次他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在欢迎宴会上,晋襄公雅兴大发,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首“菁菁者莪”的诗来助兴。“菁菁者莪”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襄公借此把鲁文公比作君子,大加赞赏。知书达礼的鲁国人被捧得飘飘然。在大夫叔孙得臣(叔牙之孙)的指点下,鲁文公神色凛然地走下台阶,向晋襄公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哪里敢不端庄慎重?有幸得到您如此大礼相待,哪里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小国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大国的恩惠啊!”晋国人的高帽子自然送得贴切,鲁国人的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晋襄公听了,连忙也走下台阶,诚挚邀请鲁文公一起登台,再互成拜礼。鲁文公有感于晋襄公的热情,礼尚往来,也念了一首“嘉乐”之诗来应景,赞扬晋襄公“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晋襄公好人做到底,第二年春天,向卫国归还了大夫孔达。当然,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晋国对外宣称,孔达乃是卫国的贤臣,晋国不忍心忠义之士因为尽忠国事而身陷囹圄,所以主动释放孔达。这一说辞既给了自己的面子,也给了卫国面子。夏天,卫成公亲自到晋国,致拜谢之意。没过多久,曹共公也主动跑到晋国来朝觐,表示愿意臣服于晋国的领导。《左传》将这些事一一记录在案,是想告诉读者,晋襄公通过仁德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得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得到延续,而且受到诸侯的尊重。这一年秋天,晋襄公派兵讨伐秦国,包围刓(wán)和新城,作为对去年的王官之役的报复。王官之役也给秦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根本的,不用说是恢复了秦国人的信心。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限,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秦国人能够在晋国的国土上,打得天下的霸主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本身就是对秦国实力的一种肯定。至于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则是西戎部落得知秦国打败了天下第一的晋国,深感不安,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人前往秦国出访,借此打探秦国的虚实。在秦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并不是本国人,他们来自中原各地,甚至来自于蛮荒之地。这些人到了秦国之后,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死心塌地地为秦国服务,甚至不惜帮助秦国攻打自己的祖国,为秦国的强大乃至统一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出公孙枝、百里奚、商鞅、吕不韦、张仪、范雎、李斯、蔡泽等一系列显赫的名字,而由余,也应该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因为犯了罪或得罪了权贵,被迫流亡到西戎聚居之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由余自幼会说中原地方的语言,熟读诗书,在西戎人中享有盛名。秦穆公听说过由余的名声。由余到达雍城之后,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招待,而且“示以公室、积聚”,也就是说,带他参观了雍城的宫殿,展示了秦国的财富。顺便提一下,秦国建都雍城,是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年代的事,距由余访秦,不过数十年。秦国偏安西陲,相较中原诸国而言,经济历来不甚发达。以秦国之国力,雍城的“公室、积聚”在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可夸耀的。然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雍城自然不能与绛都、新郑、临淄相提并论,但对于来自西戎蛮荒之地的人来说,雍城就是一座神气活现的大城啦。没想到,由余参观完秦国的奴隶主义建设成就展之后,只是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这些事情,如果由鬼来做,尚且费神;由人来做,老百姓受的苦可想而知。”这就好比咱们现在请老外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老外不但不五体投地,反而一个劲地问“Howmuch”一般令人扫兴。秦穆公也感到很无趣,因而问道:“华夏诸国,以诗、书、礼、乐、法作为政治的根本,尚且时有动乱;戎夷地区没有这些东西,靠什么来治国?”由余笑着回答说:“说起诗、书、礼、乐、法度,正是中国动乱之源。当年黄帝创制礼乐法度,以身作则,天下也仅仅算是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奢淫逸,越来越喜欢用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不堪重荷,又怨恨统治者不施德政。因此,上下互相抱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演变为动乱,甚至于亡国。而戎夷地区不同,统治者用朴实的道理来对待下民,下民也仅仅以忠、信侍奉主人,没有什么政治理论,顺其自然,所以是真正的圣人之治。”秦穆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回去之后,他问内史寥:“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本国之忧。现在由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担心他成为秦国的忧患,你有什么好办法?”“简单,杀了他。”“别扯淡,提点实际的建议——我要用他。”“这个嘛……戎人不是对我们的诗书礼乐不屑一顾吗?我有一个主意,咱们给西戎首领送一支‘女子乐队’过去,让他沉溺于其中,不理政事;然后派人去西戎,请求他将由余留在秦国,造成他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又故意将由余留下来,不放他回西戎,造成由余自己想留在秦国的假象,扩大他们君臣之间的不信任。通过这些手段,不愁由余不归顺于您。”“好主意!”秦穆公听了内史寥这番话之后,摸着脑袋喜不自禁。我很怀疑这个内史寥是不是穿过时光隧道去看过《水浒传》,尽得宋江、吴用之徒的真传。接下来一连几天,秦穆公天天都找由余见面,而且不顾尊卑,与其同席而坐,共桌而食。一边吃,一边问由余一些西戎地方的风俗、地理、人物甚至军力方面的事,由余有问必答,说得头头是道。聊得越多,就越发坚定了秦穆公要将此人收为己用的决心。与此同时,由内史寥亲自挑选十六位美少女,组成一支吹、拉、弹、唱、色、香、味俱全的女子乐队,送到了西戎首领的大帐。没人会拒绝这么一份厚礼。如内史寥所预想,西戎首领得到这支女子乐队后,果然从此不理政事,转而醉心于中原音乐研究和妇女研究,早把由余出使秦国的事丢到了爪哇国。等到由余从秦国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大帐内一片歌舞升平,春意盎然。很显然,首领并不想听他的出访见闻,只想听女子十六乐坊演奏秦宫秋月。由余劝了几次没有效果,而秦国那边不断派人暗中拉拢他,也引起了首领的怀疑。由余与西戎首领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没过多久,由余主动离开西戎地区,再一次来到了秦国的雍城。公元前623年,王官之役的第二年,秦国以孟明视为统帅,采用由余的计谋分化和讨伐西戎各部,一举征服十二支西戎部落,向西开辟了千里疆域,成为西戎的霸主,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捷报传到王城雒邑,周天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史人物丛谈》,第116—119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5—26页;《南明》,第73—75、86—88、116—119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孙可望囚禁永历皇帝,是原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南明主要抵抗力量的证据,尤其是在南明末期。顾诚指出:孙可望首先要求与南明联合抗清,而他封王的请求只是前述动机的一个附带事件,因此他提出,大西军并不是一支复明军,而是仍旧忠于张献忠事业的军队。孙可望及其部下仍以帝号称张献忠:太祖高皇帝。在与永历政权联合时期,大西军仍为大西政权修史,并编写“太祖本纪”。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3—154页。?贺王盛与眭本的供词,见两江总督马国柱奏章。据马国柱所奏,贺王盛为明朝进士,其父为明市政使。《南明史料》,第375—377页。?饶经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7页。?《南明史料》,第380页。?饶经供词,见《南明史料》,第377页。应注意这毕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份供词,故饶经可能企图使审讯者相信,他只是由于疏忽而被卷入的,平一统骗他参与了密谋。?董焕奎的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9—380页。如果密谋者得知了南明军队在1652年下半年的进展,最初可能会大受鼓舞。当时李定国重新攻占湖南南部,再次夺取贵州,在广西击败了清朝大军。与此同时,刘文秀挡住了吴三桂的南进之路,除川北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1653至1654年间,为控制广东、广西和湖南,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17页。?《大清一统志》第七十六卷;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张名振曾三次攻入长江口:1653年5月,1654年4月及5月。其部曾切断了大运河漕运,并在金沙岛誓师复明。斯特鲁弗:《南明》,第14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15页。?同上。?褚华:《沪城备考》第六卷。?饶经供词,见前引《南明史料》,第379页。?《南明史料》,第375—376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380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皇帝企图使郑成功投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郑成功(他曾是钱谦益的学生)拒绝了其父郑芝龙要他向清廷投降(像他自己一样)的请求,不过清政府与这位海盗之间的信使交往,已形成一项协议,同意由郑成功完全控制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四州。但顺治皇帝坚持郑成功必须剃发蓄辫,为郑成功所拒绝。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8—439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4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8—141页;《心理与历史上的郑成功》,第7页。据荷兰人说,郑成功的不少兵卒,因不堪忍受他严格的纪律而投降了清朝。见巴达维亚议会1653年5月26日给总督弗伯格的急件,录于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59—460页。?《南明史料》,第273—274页。这些关于江南受到威胁的奏报,恰巧与来自遥远南方广东的求援急报同时到达。1654年初春,李定国进攻广州与雷州;5、6月份,其部又攻罗定、阳春。稍后,此年10月,李定国包围了广州城,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他的省政府,同时切断了城内驻防的尚可喜军队的所有给养供应。李定国明确地希望郑成功能够前来参战,但未能如愿。相反,从南京开来了一支由朱玛喇统率的清朝援军,李定国4万士卒被击溃。1655年3月,他被逐出广西的高州。斯特鲁弗:《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明大事概要》,第26—27页。?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0—551页。不过吕元驄《翰林院》第99—100页对此事解释有误。?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下一代江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意愿(他们中有许多是复明分子的子弟)。陈确(1604—1677)的子弟也参加了科举,他记道:“甲申之后,吾辈出身求试者盖寡,然子裔皆渐就试焉”。戴名世(1653—1713)亦云:“自明室颠亡,东南旧作宦者多以节气,不愿出仕矣。然其家室子弟仍以学为业,求科举功名如旧,多不以为耻。”均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9页。彭之凤(1658年湖南进士)是另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这几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第五十卷,第33页。?吴伟业于是仍任祭酒,纂修《圣训》,并校订《孝经》。直至1657年,因母丧返回江南。实际上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年的科场案的牵连。吴伟业:《吴诗集览》辛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关于科闱案,见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20页。?谈迁:《北游录》,第372页。丁思孔之父丁文盛于1622年降清。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44—3745页。范承谟是范文程的次子。在清廷准许旗人参加科举之前,他任御前侍卫。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15—1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一二一卷,第3页。御前侍卫总共由570名满、蒙、汉军官组成,守卫紫禁城城门及大内的宫殿。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9页。清初,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被选来学习满文,以便为皇帝翻译文件。中选者一般年轻英俊,嗓音悦耳。所有这些特长有助于他们迅速学会满文,易于与皇帝及其他大臣相处。这班学生如此的仪表堂堂,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完成学业,常常会被选来在礼仪庆典中担任司仪。吕元驄:《翰林院》,第66—67页。?1655年秋,总共有18位官员被调出内院,升官一级。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46页。在这一时期,洪承畴之子洪士钦也于1655年中进士二甲,进入官场。因洪士钦已为旗人数年,谙熟满洲法规,顺治下令直接授以知县或主事。洪士钦后来便授官主事。《明清史料》第一册,第55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8页。?冈本跻:《过渡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和道德危机》,第5页。顺治特别倚重浙江籍的“新人”来主持科举。1657年,诸省25员提督学政官中,有10员是浙江人,都是于1649、1652及1655年中进士及第的。法式善:《清秘述闻》。1644至1795年间所任命的189名翰林院高级官员中,有148名(78%)是浙江或江南人氏。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两地书院林立,熟师众多,最具备培训学生科举考试本领的条件。吕元驄:《翰林院》,第15页。?这也不是说顺治皇帝不再倚重其满族的支持者了。与鳌拜摄政时的说法相反,当时顺治十分关心满人的地位。例如在1654至1655年间,许多人抱怨对窝藏逃人者的刑罚过重。1655年4月,皇帝为这些法律条文做辩护,认为必须维持这些条文,否则满人就会失去奴仆。“若然,谁将为我等之奴?我等将何以处?满人之艰辛谁人问之?”凯斯勒:《康熙与清统治的巩固》,第16—17页;参见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6—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五一卷,第6页。刘正宗之弟名叫刘正学,尽管曾经服事于郑成功,但由于刘正宗之故,他仍被委派在清军中供职。另一兄弟刘芳名,官至总兵。与陈名夏一样,因伪造顺治遗诏一事而特别受到谴责的刘正宗,反映了某些明朝后期宫廷的任人挟私的陋习。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5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8—269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朋党》,第18页。顺治去世的18个月前,都御史魏裔介上章弹劾刘正宗和张缙彦。1660年7月7日,魏裔介提醒皇帝注意张缙彦为刘正宗一部诗集所作序言中的一个辞语。其词曰“将明之才”,也可理解为“辅佐明朝之才”,故刘正宗被夺去大学士之职,籍没了一半家产,张缙彦终身流放宁古塔。汤姆·费席尔:《忠明态度与文字狱》,第6—7页;《贰臣传》第八卷。?1655年,闽浙总督以周亮工贪酷,对之加以弹劾。周亮工被遣送回福建受审。当郑成功进攻时,他正在福州狱中。值此危急之际,他被暂时释放出来,负责城防。然而此后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受审。1661年康熙登基大赦时,他仍在狱中。后继任江南江安粮道。1669年,他再次被劾贪贿,次年大赦时被释放。两年后他死了。《贰臣传》第二十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3—174页。与钱谦益一样,周亮工以其保护了前明遗民,特别是保护了成为清初南京诸大师的那几位艺术家,为自己的降清做辩护。由明朝遗民、诗人、画家龚贤于1669年所撰的一篇碑文暗示说,遗民们对周亮工保护了他以前在复社的朋友们十分赞赏。龚贤是周亮工的邻居。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和诗歌》,第564页。?魏裔介一直是他认为承明而来的颓废之风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1654年10月25日,他上奏道:“今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臣数年来在都门见隶卒倡优之徒,服色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5页。魏裔介为天主教徒,这当然是秘密的。他攻击佛寺的腐朽现象,力主恢复创立明朝的洪武皇帝的严法,禁止僧人外出,不许庶民舍子入寺,等等。他抨击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已变得四分五裂了,未能齐心一致。人们醉心于追求私利,传统的制度衰落了。例如乡约制:“乡约六谕之教为虚文,千百中无一人奉行者,欲民之不困于财而兴于礼让也得乎?”因此需要进行一次正规化的大改革,恢复这些礼仪,约束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重新组织社会,复归务农之本,以最终达到安邦治民的目的。“凡一以道同风,使民务于孝悌力田,而国家收富强之用。”同上书第一卷,第26页。?王士祯(1656年河南进士)是另一位“新人”,他既是康熙朝的一个主要大臣,又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659年,他任扬州巡检期间,结识了江苏许多重要的诗人,包括钱谦益与冒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1—832页。?1656年4月18日诏敕,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引。关于御史对陈之遴的弹章,见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页。从“京债”一事,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窥见降清的南方汉人地位之脆弱。稍后,思想家朱之瑜对“京债”做过描述。1657—1658年间,在复明分子将从海上发起一场进攻之前,朱之瑜曾到江南沿海去搜集情报。根据他的报告说,当一位降清者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时,他就竭力寻找一个重要的旗人大臣,付给他一笔钱财。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付款,而是每年都得支付一次,甚至那降清者离京去地方任职后,也是这样。朱之瑜指出:这意味着就像渔人用鸬鹚捕鱼一样,旗人大臣可以利用汉官来“渔民”。也就是说,高级满官通过这种方式,以降清官员为代理人,间接地从百姓头上征敛了一种附加税。朱之瑜:《朱舜水文选》,第57页。关于朱之瑜的南方之行,见欧内斯特·W·克莱门特:《17世纪日本水户的中国难民》。如果皇帝了解“京债”的话,他就又有了一个理由撇开降清的汉人,而任用“新人”了。?1648—1649年间,郑成功占领了大陆上毗邻澳门、金门的那片土地,1650年,占领潮州地区。1652年,他围攻漳州数月,并袭击了清军在福建的基地。他在表面上尽忠于永历政权,却又让鲁王居住于厦门、金门,从1652年直至1662年鲁王去世。1653年,鲁王封他为漳国公。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28页;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6—278页。?据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7页。他卒于1656年1月24日。?《南明史料》,第453—458页。?褚华:《沪城备考》,第1—6页。然而再往南一点,清朝水军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郑成功与清廷之间的谈判破裂后,满清于1655年命宗室济度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郑成功。是年10月,济度抵达福建。七个月后,即1656年5月9日,他率兵船袭击金门。一场风暴阻止了这场战斗,清军的舰船几乎全军覆没。斯特鲁弗:《南明》,第144—145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4页。?中央官员的子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试(举人),而不必回到家乡去。1657年,8名京官子弟的贡生贿赂了14名京城的主考官。其中有1名贡生是大学士王永吉的侄子。这一丑闻被揭发出来后,礼部与吏部的官员进而对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会试也产生了怀疑。调查结果表明,南京的会试并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但应试者一知道考试的结果要被仔细核查,就纷纷匆忙地离开了南京。就众人看来,这似乎正证明了他们做贼心虚。因此当他们的船只沿着大运河航行时,苏州、常熟的士人尾随着他们,叫喊辱骂。这样,在南京考得蛮不错的贡生们,就不得不再考了一次。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6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91—192页;孟森:《心史丛刊》,第33—35页。?杨雍建就是在1660年力主严禁党社的那位御史,故小野和子认为,这场朝议与早些时候的科场丑闻有直接联系。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343页。?同时,杨雍建坚持认为官员的德行比才干重要。他建议任命孝行卓著者为知县或县丞。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9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102页;《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94—9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793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6页。在对南方文人小团体及官员们对它们的庇护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竭力阻止士人与天主教传道士接触,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教徒,将天主教和佛教二者与缙绅阶级的堕落联系了起来。张履祥(1611—1674)在其《劝学》中写道:“近来士大夫多以僧侣为师。江南士人至今妻妾称徒于僧侣之门。自灾乱以来,钱粮甚乏,人虽不能堪,然僧侣聚以布道之处,日见寺观之建。”张履祥把佛教信仰描述成一种彻头彻尾的狂热,它已使江南人士中邪入迷了。对天主教的虔诚也是一样,它在杭州广为传播,外国传教士(他们起初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已使人们抛弃了对祖先的祭典与儒家的礼仪。对张履祥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叛逆行为。官员们既背叛了君主,也背叛了他们的道德职责。他们“为夷人所化”。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2页。清廷在阻止儒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把天主教徒从缙绅们的学友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正如杰内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族人统治下,基督教神父们就不再像利玛窦一样,有机会参加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马基雅维里大笑了起来。他从烤肉叉上取下一只云雀,他一边用他那结实的牙齿咀嚼着这只鸟,一边用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玛丽埃塔。她的确是个好女人。人很节俭,性情也很温和。每次他要踏上远行的旅途时,她都很难过,而当他回来时,她又总是十分欢喜。他有时也在想,她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那些事。如果她知道的话,她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一点她知情的迹象,如果是那样,就更加证明了她是一个理智和驯良的妇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太太,他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找老婆,而且也很有可能找上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玛丽埃塔的女人。他对他的这位太太非常满意。当他们吃完晚饭,女仆开始洗碗和收拾的时候,玛丽埃塔将孩子们送上床睡觉。马基雅维里上了楼,脱下了他穿了一整天,沾上了泥浆的脏外衣,换上了他平素自以为庄严和华美的袍子,因为在晚上,他习惯于阅读那些他热爱的作者的书籍。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到有人骑马而来,不一会儿,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问女仆他是否在家。这是比亚乔。马基雅维里心里在琢磨是什么事让他在这个时辰从城里赶过来。“尼科洛,”比亚乔在楼底下喊,“我有消息带给你。”“等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后马上下来。”因为是冬天,白天变短,夜晚到来得早,气温有些低,他在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锦缎长袍,然后开了门。比亚乔正在门口台阶上站着等呢。“瓦伦丁诺公爵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位信使今天从潘普洛纳来。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件事,所以就骑马赶过来了。”“到我的书房来。”他们于是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坐在他的书桌旁,比亚乔则是坐在了一张雕花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玛丽埃塔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的一部分。比亚乔原原本本地将他听到的情况告诉了马基雅维里。切萨雷·博尔贾将自己的总部设在了一个叫埃布罗的村庄里,计划向背叛自己的那些勋爵中最有力量的那个,勒林伯爵的城堡进攻。在三月十二日的清晨,他的部队和伯爵的部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当警报发出的时候,公爵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他披上盔甲,上了战马,朝混战中的人群杀了进去。叛军开始撤退,公爵在没有来得及看一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着他的情况下,就追着溃散逃跑中的敌军到了一个深谷。在那个深谷中,他在孤身一人,身陷重围,失去了坐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最后终于战死沙场。第二天国王和他的人马找到了公爵的遗体。公爵的遗体是赤裸着的,因为敌军将他的盔甲衣服都扒了下来拿走了。国王脱下自己的大氅,盖在了公爵赤裸着的身子上。马基雅维里专注地听着,当比亚乔说完了的时候,他却是静静地一言不发。“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过了半晌比亚乔开口说道。“他失去了他的城邦,他的金钱和他的军队。但是整个意大利还是非常害怕他。”“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行事诡秘,神秘莫测。他残忍,狡诈,做起事来无所顾忌。但是他很有能力,精力充沛。他为人稳健,很有自制力。他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的既定方针。他喜欢女人,但他只是从她们身上寻欢作乐,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为她们所左右。他建立了一支忠诚于他,并且信任他的军队。他律己甚严,行军时他无惧于寒冷和饥饿,他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不觉得疲劳。打起仗来他勇敢无畏,斗志昂扬。他与最下层的战士们一起冒险犯难。他娴熟于谋求和平的艺术,就如同他谋求战争的艺术。他根据他手下大臣的不同特点和能力有区别地任用他们,并且留意确保这些人还必须继续仰仗他的恩眷。在巩固他的权力这方面他已经做了一个谨慎和聪明的人所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他的办法没能为他带来成功的话,这并非由于他的过失,而是因为命运非同寻常,且非常恶毒的安排。像他那样一个具备昂扬的精神和崇高理念的人,假使他有机会将事情重新来过一遍,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的计划只是由于教皇亚历山大的死亡和他本人的疾病而遭挫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他作恶多端,遭受了上天恰如其分的惩罚。”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如果命运像以往那样垂青于他的话,他也许可以将入侵意大利的野蛮人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赶走,为她带来和平和昌盛。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罪行取得权力的,而他本人也就会作为一个伟人和好人流传于后世。现如今,谁还会在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残酷和忘恩负义的人,谁还会记得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背信弃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攫取权力和保持住权力,一旦做到了这两点,你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就将被认为是高尚的,并受到所有的人的敬佩和景仰,如果切萨雷·博尔贾被看成一个恶棍,只是由于他没有成功。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个人和我对于他所作所为的观察和思考。”“我亲爱的尼科洛,你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在你看来,谁会读你这本书?你不会因为写了这么一本书而流芳百世的。”“我也不奢望这个,”马基雅维里大笑着说道。比亚乔狐疑地看了一下他朋友案头的一叠手稿。“你那儿放的是什么?”马基雅维里给了一个旨在消除对方疑虑的微笑。“我在这里没有多少事可做,于是我想到我可以写上一部喜剧,以此打发时间。你想让我为你读上一段吗?”“一部喜剧?”比亚乔带着怀疑的神情说,“我估计这部剧作带有政治涵义吧。”“完全没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逗乐。”“嗨,尼科洛,你什么时候才会正经起来?你会招致别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会像一千块砖头那样砸在你的身上。”“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来批评我。阿普列乌斯创作《金驴》和佩特罗尼乌斯写出《萨蒂利孔》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那些作品是古典文学。所以那些是要另当别论的。”“按照你的说法,一些个旨在娱乐大众的作品,就像放荡的女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令人尊敬。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那些文学批评家只有等到幽默所能带来的乐趣已经完全随着时间而消失很久的时候才能领会到幽默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幽默的效果得紧紧依靠现实生活。”“你曾经说过,是色情,而不是简洁的语言,才是机智的灵魂。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完全没有,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比色情更实际和真实的呢?请相信我,亲爱的比亚乔,当人们不再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繁殖他们下一代的兴趣。这将是造物主这个最不幸的实验的最后终结。”“读你的剧本吧,尼科洛。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说这些。”带着一抹微笑,马基雅维里拿起了手稿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突然之间,由于是向一个朋友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作为作者的马基雅维里被一种特有的,淡淡的不安情绪所影响,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自己的作品。他于是打断了自己。“这只是第一稿,我敢说我再次披阅校对时还会做出许多修改呢。”他翻动着手稿,显得不是太有确信的样子。剧本的情节使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有乐趣,但是有那么两三件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他所塑造的人物都进入了角色,开始成为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和他们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拉开了距离。卢克莱齐娅就像生活中的奥莱莉娅一样显得朦胧,他还没能想出来如何才能使她变得更有实质内容。情节的需要让他不得不把她塑造成一个贤惠的女人,只是由于她母亲和她的忏悔神甫的诱使才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皮埃罗,在剧本中被称为利古利奥,却出乎马基雅维里原来的计划,担当了出场更多的吃重角色。正是他出主意欺骗那个愚蠢的丈夫,说服卢克莱齐娅的母亲和那个神甫,说到底也就是他策划了这个阴谋,并付偖实施,达成了最后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他是一个敏锐的,有创造力的,机智的人,毫无原则却又讨人喜欢的家伙。马基雅维里发现他很容易刻画这个流氓恶棍的角色,结果等到他写完剧本时发现,他在那个孜孜于策划阴谋的配角和他那害着相思病的主角身上倾注了相同分量的自我。想到他一个人要在一出戏里演上两个角色这件事该有多么特别,他抬起头来问比亚乔:“顺便问一下,近来你有你那外甥皮埃罗的消息吗?”“说起来我还真有他的消息。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但是因为瓦伦丁诺公爵去世这件事让我太激动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他就要结婚了。”“是吗?女方般配吗?”“很般配。他娶的是钱。你还记得伊莫拉的巴托罗缪·马泰利吗?他是我的一个远亲。”马基雅维里点了点头。“当伊莫拉发生暴动的时候,他认为先到外面躲一下,看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为上策。你知道,他是公爵的死党之一,他担心他要为了这个原因付出些代价。他于是去了土耳其,在那儿他有着自己的业务。伊莫拉城还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动乱,教皇的部队就进了城,巧的是,皮埃罗也在进城的部队里面。好像皮埃罗和一些高级军官关系不错,而这些高级军官又在教皇面前说得上话,于是他努力地保全了巴托罗缪的家业。但是巴托罗缪遭到了放逐,最近有消息说,他死在了士麦那,而皮埃罗则是要娶他的未亡人了。”“确实不错,也很合理呀。”马基雅维里评论道。“他们告诉我她还年轻,相貌也不错,很显然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她。而皮埃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只有一处白璧微瑕。巴托罗缪有一个小男孩,大概有三四岁那么大。这么一来,将来皮埃罗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后生的孩子继承遗产的希望就不大了。”“我想你尽可放心,皮埃罗会将这个孩子视同己出的。”马基雅维里不冷不热地说道。他又重新拿起了手稿。他带着一些自得的心情微笑了。他又想起了,他至少还是成功地对付了提莫提欧神甫。他刻画这个人物时笔触特别恶毒,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坏笑着。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倾注了他对于那些利用无知的人们的善良轻信而骗取钱财以自肥的僧侣们的全部憎恨和轻蔑。凭这个角色就能决定这部剧作的成败。他又从头开始朗读。“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他停住朗读,又抬起头来。“又怎么啦?”比亚乔问道。“你说切萨雷·博尔贾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了。他确实被摧毁了,但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条件。他的狡诈阴险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偶然因素,在这个充满罪孽和悲伤的世界上,如果贤良战胜了罪恶,那并不是因为贤良的一方有着高贵的品格,而是他们有着更大和更好的枪炮。如果诚实压倒了奸诈,那并不是因为诚实的一方有着诚实的品性,而是他们有着一支更加强大,更加领导有方的军队。如果正义战胜了邪恶,那并不是正义的一方是正义的,而是他们的财力更为雄厚。站在正义的一方固然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将一无所成。忘记这一点我们就是疯子。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热爱秉性善良的人们,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会将愚蠢的人们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叹了一口气,开始第三次朗读他的剧作。“一条佛罗伦萨的街道。”译后记第一次看到《过去和现在》这本书是二〇〇〇年的十二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家书店。我从大学时代以来就喜爱毛姆的小说,于是立刻买了下来。慢慢读完,我很欣赏和享受毛姆直白、简练,但又充满机锋和幽默的语言。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定很有意义。但是却迟迟没能动手。直到两三年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每天译一到两页,当作一种学习或者修行呢?也可以就此从工作中换换脑子。这样就开始了我这长达七八年的断断续续的译书历程。期间我被派到香港工作,由于忙着适应新的环境,工作节奏也比美国繁忙紧张不少,曾一度搁笔。直到三年后搬到香港新界的深井,一个远离喧嚣,面朝大海,背靠青山的公寓里,有了自己的书房,才又重新动笔。终于在2015年春天将全书译完。这本小说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一条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马基雅维里,和派驻国的首脑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之间的外交斗争。另外一条主线是作为一个风流不羁之士的马基雅维里,企图勾引一位当地豪绅年轻美貌的妻子的经过。两条主线并行不悖,穿插交织,在平缓有序的发展中却高潮迭起,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这部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创作的。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外有强邻入侵,内有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马基雅维里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共和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的政体。而瓦伦丁诺公爵所代表的教皇国,则代表着专制和独裁的政体。小说中包含了不少瓦伦丁诺公爵对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和议论,多数均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名著《君主论》。在小说中,瓦伦丁诺公爵是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君主。但是马基雅维里却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看待公爵,认为一个君主就应该这样,否则就无法成事。而一旦不能成事,则国家不能统一,战乱不得平息,人民则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对君主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为国家带来秩序、和平与繁荣,而不能以一般的宗教或世俗道德衡量。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历经五百年,却仍然富于强大的生命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一个政府要能够强有力地保障社会秩序,为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效(effective),果能如此就可以将这个政府归类于好的政府,不论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法如何。如果达不到这上述的目的,则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政体是什么样的,均可归类于低效能或无能的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失败的国家(failedstate,意思是政府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基本职能作用),那就是最最要不得的、极其糟糕的结果。上述的政治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冷酷的。但是却不幸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五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看到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内部起义和外部干涉,以及叙利亚内战。其结果是,独裁者被推翻了,或陷入困境,但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持续的动乱和战争之中。邪恶势力迅速膨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饱受残害和痛苦,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当然,因为毛姆是在写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将上述观点长篇大论地展现给读者。而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以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马基雅维里,也许也是毛姆本人的这种观点。毛姆的这部小说写得扣人心弦,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栩栩如生。书中也有着不少对当时意大利人民生活的详细描写。慢慢读来,仿佛是在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电影。我希望我这部译作也能够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童朝晖悲伤也好,痛苦也好,都是人生之花。致每一位曾在都市生活中迷失的你!与太宰治齐名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杰作全收录!=======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川端康成读坂口安吾的文字,总让我觉得像身处隧道之中,毫无多余之物,空阔而旷荡,干冷的风则吹透过来。显而易见地,这隧道是一条单行的简单通路,彼端浮现着一团幻梦般的光亮。这个人不怕未来,也不爱未来:因为这个人正是以他那宛若隧道

                          精品国产亚洲第一区二区三区和理解《24重人格》一书中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的描写。最近,应编辑要求,帮忙审阅一本新书——《17个分身》(SwitchingTime),不胜荣幸又深感不安。荣幸之处是能先于普通读者一睹为快,不安之处是如何写就读后感。因为在过去的数年里,国内相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介绍和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已做了很多工作,国内不乏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尝试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一些阅后感想,权作抛石引玉之荐。“人之初,性本善”,但成人之后的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人生百态呢?生物学家可能热衷于个体基因的变异,试图从微观的科学实验中找出答案;社会学家可能会探讨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诸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经历中找出潜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精神动力学理论更强调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日后成年的影响。本书则是以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历,来描写一名历经数十年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困扰与折磨的患者的血泪人生,以及如何找出导致患者多年精神异常、行为离奇的根源——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乱伦与被虐,帮助其逐步面对过去与现在,重新找回自我,更好地生活并且享受人生的幸福。“SwitchingTime”,中文直译是转换的时空,即对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事后不能回忆与认识,好像有某些时间段记忆的缺失,但的确又是患者所作,并非刻意否认与回避。这种时间、空间的快速转换往往与患者自己未意识到的角色或身份快速转换有关,在精神病理学中称为人格的解离或多重人格。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就像书本中所介绍的,大多与童年期受到性虐待创伤的体验有关,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一种不恰当的心理防卫机制使然——通过儿童的自我内心想象,用不同的替身来代替原有的自我去面对和压抑痛苦,如本书中的17个分身或分裂人格。民间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早就认识到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今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卡伦后来所呼吁的:“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见儿童是多么的脆弱与无辜,他们需要保护。虽然对于成年人而言,性是人的本能,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对儿童而言,乱伦以及性侵犯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与阴影,会严重影响其人格成长与完善,以及成人后的生活与社会适应。当然,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利用宗教仪式与信仰来虐待儿童,满足少部分成人的欲望与兽行。虽然人类对自然世界已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仍然相当肤浅,它仍然如浩瀚深邃的天空,对人类而言是无限的、未知的。就如同本书作者贝尔医生所言,他是花了近18年治疗时间,才逐步认识、理解并帮助患者卡伦重新恢复如常人般生活。这期间需要治疗师的耐心、信心与爱心,更需要有对专业的执著与毅力,以及对病人的尊重、宽容、理解与同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需要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心理学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病人的症状或行为表象来揭开其外衣,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赢得病人的信任,逐步揭示出病人潜在的内心冲突或记忆深处的心理创伤经历)。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长期相互信任的治疗性关系,病人才会逐步敞开心扉,治疗师才可能更真实地进入到病人内心世界之中,找出解决心理障碍的症结所在。倘若仅寄希望于“急功近利”、“手到擒来”、“立竿见影”式的心理帮助则无疑是徒劳的。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保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虐待。当然,对于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专业色彩,但又深入浅出的必读教材,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工作的意义与助人的价值,同时也体会到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同时,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病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多变的,更好地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得失与经验,并努力真正做到帮助有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人去面对过去、规划未来、重塑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学会呵护与关爱,为中国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序言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开始回想生产前的印象——他们推我穿过一条通往电梯的绿色走道。水管贴着天花板。还有悬在我上方、那一张张说个不停、上下颠倒的脸。我记得护士把我绑起来——先是腿,再是手臂。我好像想起来了……我不能动!拜托!不要伤害我!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我看不见藏在布幔后的医生。他的手悬在我腹部上方,我感觉到他手里的手术刀,接着,腹部感到一阵刺痛。我两脚乱踢,想尖叫,但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口气酸臭,令人作呕,喉咙里则堆满呕吐物。我用力喘气,吸气。医生看见我的脚在动,便朝护士咆哮了几句。有人拿面罩罩住我的脸。然后我消失了。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中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的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因为我在剖腹产时把呕吐物吸进肺里了。我得静脉注射抗生素,继续住院三个礼拜。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我想我可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如此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6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第一部苟且偷生第1章错误的开始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6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7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过去3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再次摇头。“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后来医生切开我的背,取出一部分肺。”她划了一道从右胸延伸到脊椎的长弧线。“我病了很久,没办法马上陪宝宝,”卡伦眼眶微湿,“没办法喂母奶。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两岁半的儿子竟然排斥我。”她说医生开给她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但止痛药反倒让她更沮丧。长期受疼痛之苦的病人常有情绪沮丧的问题,我想她这辈子大概也无法摆脱这种折磨了。“现在家里状况怎么样?”我问。她再次耸肩,愧疚又无助。她说话时,似乎必须用力挤出每个字,好像有某种内在力量阻止她把问题告诉我。她说得很慢,等得我差点走神。“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100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你亏欠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聆听过程中,我看见了一个无法帮助自己的女人。她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几近坚持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她很沮丧,她的症状也都能用药物协助控制,然而,我觉得她似乎压抑住某些导致她抑郁的人格倾向,使得治疗工作益发困难。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蔡京敬若亲爹。现在王老志突然杀了出来抢生意,经他算过,官员们心里都有底了,相应的,蔡京的威慑力极大地降低。蔡京写了份奏章,要赵佶下令士大夫严禁算命,要保持官员队伍的纪律性!王老志沉默了,他关起门来拒绝见客,平时就俭朴的生活更加清苦,每天只吃一餐,全部的饭菜只是汤饼四两,外加冬夏衣服各一套。真是惊人地节俭,但是他仍然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师父的痛骂,混账徒弟,汝太奢侈了。于是王老志自责,忧虑,生病,请假。赵佶准假放他回乡,王老志一路步行走回濮州,回到老屋后默默不语,没多久就病死了。以上三人知进退守本分,从没忘记自己是谁,哪怕是王老志,也得到了善终。其他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进取型的神仙,一生只想往前飞,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分别是修而优则反的张怀素、爱护领导的王仔昔、大成者林灵素。别的道士追求凡间富贵时半遮半掩,王仔昔不,他赤裸裸急吼吼地扑了过去,尽一切可能抓钱抓权,不放过一丁点能够得着的。他把赵佶爱妃的眼睛治好之后,成了整个后宫的“妇女之友”,赵佶的耳边时刻回响着王仔昔是最可爱、最体贴、最柔顺的温暖型道士的话,时间长了,赵佶由爱生敬,脑子一昏,以客卿之礼待他。客卿,是一个有尊严的词汇。它不同于大臣,大臣要向皇帝三跪九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同于家臣,家臣是奴仆,生杀予夺只在家主一念之间。客卿是一种接近于平等的雇佣关系,君有钱我有力,互相信托,以仁义礼仪对待。客卿,是有尊严、高待遇、视荣誉为生命的“士”。自从王仔昔有了这个身份后,他变成了一个超然动物,国家法令、等级尊卑,都不放在他的眼里。他在皇宫里闲逛,在大臣家出入,给权钱交易疏通关系,参加各种政要集会,彻底变成了国家的一分子,再不是隐世界里的幕后名人了。这样搞,后果怎样……请参考王老志的遭遇。连王老志给人测字算命都忍受不了的蔡京先生,会容忍这种现象吗?这是挑衅,抢班夺权。蔡京又写了一封奏章,写完想了想,王仔昔是个地道的反骨仔,不是王老志那样好对付的,要双管齐下才行。这时,正好一个消息传了进来。王仔昔雄心大发,要统一京城内的修道界。他在宝箓宫里像教主一样,对其他的道士颐指气使,把道友当奴隶。这太棒了,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先让他疯狂。蔡京悄悄地约见一个叫孙密觉的道士,等王仔昔被道士集团告发,后院起火之后,才递上自己的奏章。王仔昔当天夜里就进了开封府后院的大牢里,几乎在当夜就遭遇监狱风云,死在了黑房子里。对外的理由是,他心灵郁闷肉体疲乏受了点风寒少吃了几顿饭(瘐毙)。林灵素是集大成者,他的倒台不是具体哪个人能做到的。前面蔡京能打压二王,好像对一切都尽在掌握。可是他对林灵素不仅毫无办法,还得在林神仙炫耀的时候鼓掌微笑。那是一次修真界的盛会,众多大臣、道士在场,林灵素光彩夺目。他对赵佶说:“陛下是上帝长子神霄玉清王,主持南方,号长生大帝君;您的弟弟号青华帝君,主持东方(奇哉,东小南大了)。贫道林灵素是神霄府里的客卿,叫褚慧;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华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都是仙卿……连几个有名位的妃子都有天上的职称。”蔡京、童贯于此时能怎样,大声反驳吗,只能是顺水推舟,让皇帝在谎话里加倍沉醉。这就是林灵素高明的地方,他懂得花花轿子众人抬,在自己创收的时候,不挡别人的财路,甚至不管对方愿不愿意,都拉上自己的贼船。像这次神仙职称大派送,我风光你们也漂亮,为什么会不高兴找我麻烦呢?于是乎,林灵素的路越走越宽,在整个上层建筑里无往不胜。直到他遇上了下层建筑。宣和初年,公元1120年左右,开封城遇上了洪水。周边水系忽然间决堤,水势滔滔涌向了开封城墙。这时候人力没办法了,以前的例子证明,洪水来了只能让它来,想淹哪儿就淹哪儿。参照赵佶爷爷宋英宗时代,大水把皇宫里的侍卫都淹死了好几十人,这次怎么能例外呢?关键时刻,赵佶头脑冷静勇于幻想,他想到了城里囤积着大量的神仙。神仙能求雨,能退水,很好,传旨以林灵素为首,道士们登城作法退水。那一天,道士们各举法器盛装出行,登上了开封城头。他们正要排列队形摆出退水大阵,突然间敌人从身边杀了过来。几千名护城的役夫举着大棒子没头没脑地砸向了一班道士,打得人仰马翻,那叫一个残酷。在抱头鼠窜的队伍中,最显眼的还是林灵素。他是重点打击对象,想想他两万多门徒每天散布开封城各个角落无所不为,得有多少老百姓想把他生吞活剥了。事情闹大了,赵佶怎么也没想到可亲可爱的林道士有这样大的民愤。这时,蔡京等人借机发力,抖落出林灵素这些年的劣迹。林灵素被押解回乡,死在了老家附近的楚州路上。第九章永远的西军在宋朝的政和元年发生了一件事,在当时绚烂的灵异界神仙们的笼罩下,显得一点都不起眼,甚至没人注意到它。可是它的影响是北宋史上最深远、最具决定性的。没有它,就不会有北宋、南宋的划分。这一年,从年份上讲就让人发抖——公元1111年,这是一万年里才会出现一次的最纯正的光棍年。这一年的七月份,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发生了。朝廷要派人出使辽国。这实在是太传统太例行的事,与辽国建交一百多年,每年都要迎来送往四五次,事儿多时,比如两国的皇帝皇后们扎堆死亡,那么互相报丧慰问来回跑的次数要超过二十趟。这还不包括两国的公主王子结婚什么的,所以一百多年的亲戚跑下来,没有谁再对访问有兴趣。但这次不一样,宋朝派人出使,选出的人选让整个开封城郁闷。选出的人居然是个太监。整个官员队伍都黑了脸,从来不说太监坏话,和太监亲密接触像一家人似的蔡京都忍不住骂娘。他当着皇帝、满朝大臣的面,公开说:“派个太监当大使,难道中原没人了吗?这不是主动让辽国、西夏、吐蕃、大理看笑话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宋朝是两晋以下汉风最浓、最纯正的时代,以诗书礼仪夸示外邦,从来没在规矩上丢人现眼,可是现在居然让一个阴阳人代表全国,全国的男人能同意吗?不同意……可后来也同意了。说实话,不是男人不阳刚,实在是这个太监太威武,他的事迹就是宋朝当时所有威武事迹的代名词。为了让大家能直观地看清这个人,我们先做一个评选,选出赵佶时代里最神气的人是谁。是蔡京吗?很像。前面的事情里,他不仅独掌大权,震慑全国,并且连神仙们都别想在他面前装大。他小小地动一番手脚,神仙都得去吃牢饭。可遗憾的是,哪怕是穿越时空到北宋,当面问蔡相公,他都会苦笑着摇头,“最神气的人……唉,真的不是我啊。”蔡京这些年混得不错,可辛酸也斟满了几大杯。首先,他经历了浮沉。在公元1111年时,他正沉着,已经从首相的位置上摔下来两年了。那是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事,当时他正春风得意,帮着赵佶丰、亨、豫、大,连带着改善自己的生活。很美好,可是突然中招了。言官们暗中串联,突然围攻,把他的前尘往事都抖了出来,连太学生都加入了弹劾行列,列出了他知法犯法的十四件恶事。蔡京栽了,这时他道行还不深,毕竟是第一次当首相,难免啊难免,第一次时王安石都翻身落马,在午门外被太监们呵斥,何况是他。倒下之后,蔡京使尽了招数,包括跪在赵佶面前号啕痛哭,也没能留在京城,他被贬到了杭州。杭州……八年一个轮回,从哪里爬起,又在哪里倒下。这时,无论在官场中,还是在惯例里,蔡京已经完了。倒台的首相,从此过气。但是,蔡京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和赵佶相近的艺术修养、生活品位,让他既是赵佶的朝臣,更是赵佶的宠臣。离开蔡京,赵佶不知道怎么玩,不知道怎么继续丰、亨、豫、大。连带着朱冲、朱勔等人,也得由蔡京指导着,才知道往京城运哪种花哪些石。日子在集体思念蔡京中度过,离开得越久,大家越怀念蔡京的好。于是,在公元1111年左右,他就回到了京城,重新参与国家大事。时间再过半年左右,他就会重新飞黄腾达,强势回归。到那时,他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再不给敌人半点机会。是的,他之前还是放松了,以为痛打元祐党人,尽情表现凶残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可是没有,打击的真理是,要不停地打,越来越重地打。要让整个世界都认可了记住了甚至习惯了你的打击,一天不打都不舒服,才算到位。这一次,蔡京大修文治,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爵,抬高新党的地位;劝赵佶花费巨亿,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让皇帝体验更高层次的快乐;再新设四辅军镇,置兵八万人,每个兵的薪水是同级官兵的十倍以上,领军的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之后,他的地位是宋朝历代宰执之中从所未有的牢固,连王安石都比不了。可就算是这样,他面对真正神气的那个人时,也要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公元1112年达到这些时都不行,公元1111年时拿什么比呢?蔡京不成,梁师成怎样?大宋隐相是潜得最深最厚黑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最神气的那位呢?也不是。一个“隐”字决定了他的局限。他只是一片黑幕,衍生出再多的东西,决定再多的荣枯生死,也只能站得远远地默默观望。所有场面上的光环都与他无缘。那个最神气的人是站在国门之外,统率千军万马谈笑间灭国拓地数千里的军方强人。赵佶时代的异域风光,被他一个人占尽。这个人就是武装太监——童贯。此前童贯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唯一出彩的事,是修建延福宫时,他小参与了一把,挤进了五大承建太监的行列。此外艮岳、花石纲之类的举国盛事,他都消失了。他一直忙着在国内国外两地来回跑,在这个过程里,他造就了宋朝建国以来军事方面顶峰的成绩,让赵佶一边享受着空前的物质、精神、灵异等乐趣,一方面不断地攀登高峰。老实说,如果这些一直进行,没有后来的意外的话,赵佶是超越宋朝所有皇帝,包括开国之君赵匡胤在内的最伟大的皇帝。说他是千古一帝,也不为过。伟大的事迹是在赵佶登基第二年开始的,准确地说,是在向太后死后。这个女人死之前,赵佶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做向女人喜欢的事,说向女人爱听的话,包括冤杀立功异域的将领,包括善待抓来的俘虏,包括放弃千万将士用鲜血生命夺回来的土地。前面说过,哲宗在重病期间出兵河湟,由王瞻、王厚领军收复熙州,让大西北重新回到宋朝版图。那一战非常辉煌,把吐蕃贵族都抓回到京城,可以说一劳永逸干净彻底。可是把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给激怒了。神奇吧,丢失领土他们不怒,杀敌立功他们怒不可遏。当时的次相曾布、转运使李譓等人说了这样一个理由,把王瞻搞死了。——王瞻在熙州打仗时太凶狠了,杀了很多人。让青唐吐蕃各部落恨入骨髓,每时每刻都想着报复(青唐诸部怨瞻入髓,日图报复)。所以,王瞻有罪,他让宋朝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见鬼吧,把敌人打痛了也是罪过,敌人要痛恨的我们也得跟着痛恨,这是怎样疯狂的逻辑啊,但凡脑子里还有点脑浆,不像龙虾那样满脑壳是屎的话,谁能点头照做呢?可向太后能。这老女人认为曾布他们说得对极了,对外族就是要温柔,千万不能让他们生气了。于是赵佶只能给押回来的俘虏们加官晋爵,甚至把国姓“赵”赐给吐蕃首领陇拶,叫赵怀得(耳熟吧,不是赵怀德),给了他正式职称“河西军节度使”,派他回老家继续当大地主。另一方面,王瞻、王厚倒霉了。尤其是主帅王瞻,他被言官们告倒,贬到除了海南岛之外,宋朝最传统的流放地房州(今湖北房县)看押。那里是关过柴荣的儿子、赵光义的三弟等顶级政治犯的重罪牢房。这样了还不算完,经军方最高权力机构枢密院集体讨论,王瞻罪大恶极,不适合再活着,应该一刀砍掉了事,以戒后来。面对这种要求,赵佶沉默了,当时只有十九岁的他鼓足了勇气说了声“不”。王瞻再有罪,不应死于国内。他特别传旨,把王瞻发配到最远的海南岛去,相信在那里,没人会跨越千山万水去害他。这也算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低估了一颗将军的心。押解王瞻的队伍还没过黄河,刚走到河南,王瞻就自杀了……消息传来,亲者痛仇者快,曾布们终于放心了,青唐吐蕃人终于可以不仇恨了。他们开始闹独立了。换了谁,拥有宋朝这种敌人,怎么还会不快乐、不自信、不独立呢?当顶着“赵怀得”这个新名字的陇拶回到河湟后,他发现自己被取代了,他的弟弟小陇拶强硬地推翻了他,连带着对宋朝也采取了敌视。吐蕃人勇气百倍,广积粮深挖洞高筑墙,打定了主意闹独立。向太后一伙儿一看不好,立即加强怀柔,隔着几千里给小陇拶送上了更高的爵位——“敦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公爵,仅比王爵差一等,是宋朝能给出的最大好处了。可惜小陇拶不屑一顾,对软柿子就得狠捏,才能榨出更大的油水。这道理谁都懂,那么为什么不更狠些,不更强硬些呢?小陇拶第一时间造反,把改了名的哥哥打出青唐,把宋朝设在河湟地区的各级政府一个个驱逐。事情到了这一步,宋朝的各级牛人们一点没慌,各有各的对策。比如向太后潇洒一笑,迅速去死,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与她无关了;曾布掉转枪口瞄准韩忠彦,想方设法推倒首相,哪怕扶植起蔡京来,也要自己过过第一权臣的瘾。蔡京来了,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他对外一点不含糊,做的都是对国家负责,对宋神宗、王安石、宋哲宗、章惇负责的事。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六月,宋廷决定收复河湟。军队是现成的,西北军团仍然骁勇善战,是东亚首屈一指的劲旅。可是由谁来领军呢,宿将凋零,种家军最出色的智将种朴死在了西夏,一时间种家军心情低落;姚家军出身熙河兵团,本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可惜历次战阵,姚家的人冲锋陷阵有余,全盘指挥不足,独当一面,实在让人不放心。用王瞻……王瞻如果活着,是最佳人选,上次河湟大捷是最好的证明,他只需要再干一次就成。可惜自毁长城,逼得自家主将自杀了。算来算去,只能是王厚。他是名将王韶之子,王韶是首平河湟之人!加上上次他是熙河军的次帅,无论经验、名望,都众望所归。但是人人都知道,让王厚开工,很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赵佶先给军方出了口恶气,以弃河湟罪一次性把首相、次相都罢免,让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等统统走人。借此机会,他也把朝局重新洗牌。接着问王厚,还有什么要求吗?尽管提。王厚没客气,他提了个非常少见的要求——由他兼管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从就职日起,不管是什么阶层的大臣,只要是涉及河湟战事,都要由熙河经略司讨论。除他以外,没人有决定权。赵佶想了想,同意了。他明白王厚这是半心寒半怨恨,从前到境外玩命,还要提防着背后自己人的冷刀子,换谁都伤心。那么好,这回就让前方的将士彻底放心。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派新一代的武装太监童贯做监军。这是童贯第一次走上战场,说实话,这时他除了有一腔的热情外,什么都没有。如果说西北军对他还有一点点的亲和力的话,都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行军打仗不含糊,对大兵很厚道,是军队里的自家人。但是童贯嘛,还得再观察。就在这种气氛里,童贯从京城开封,轻骑简从跨越国境到达熙州(今甘肃临洮)。六月,大军出动,兵分两路。南路军由岷州将高永年率领,兰州姚家军主将姚师闵、王厚的弟弟王端为副手,率领汉蕃军两万出军玉关(今甘肃兰州西北);北路由主将王厚、监军童贯率领,出安乡关(今甘肃灵夏附近),渡黄河进逼巴金岭(今青海乐都县南)。北路军是主力。开拔之后,童贯做了两件事,被载入了史册,也深深地获得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牛虎搏斗扣饰牛虎博斗扣饰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王鲁湘:埋的很浅?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牛虎搏斗贮贝器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牛虎博斗贮贝器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五、追溯滇族之源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发现阖闾古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一、真山大墓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真山大墓玉甲衣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是王昆仑的女儿。有关方面介绍说,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次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了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见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周海婴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几点:1.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说:这是一起由电影胶片起火导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锁了其中一扇门(反锁原因不详)。可是,她又担心影响中苏关系,因而不敢深入追究。2.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问过(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沈醉否定了“国民党暗杀冯玉祥”的可能性。我们根据周海婴的说法,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女士以下这一句话,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这段话是否暗示着苏联人也有放火暗杀冯玉祥的嫌疑?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在这篇文章中,冯弗伐是这样说的:“……关于父亲(冯玉祥)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怨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冯弗伐的说法,总结如下:1.(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否认“国民党暗杀说”。2.李德全对火灾有疑问,但是没有提出过调查的要求。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说:苏联调查结果是烈性炸药引起的火灾(谁调查的?哪个报告?没有交代)。我们再来听听冯玉祥四女儿冯理达的说法。冯理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怜爱的小妹晓达,突然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没回来……我们从窗口逃出去,然后飞奔过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晓达也失踪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有余温,可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电影胶片起火,肯定是小范围的,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无线电、医务室和驾驶舱事先都遭到了破坏……”冯理达的证言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舱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这个空间似乎并非是封闭的。除此之外,冯理达在《文学报》总第1325期中提供的说法如下:“……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这是我党为迎接我父亲拨专款给苏联的。7月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9月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冯理达的说法,总结要点如下:1.冯玉祥是在烟火中窒息死亡的。2.轮船起火看似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但是冯理达存疑。3.冯理达认为有人蓄意放火暗杀冯玉祥,但是不知道谁是凶手。我们继续听冯玉祥其他子女的说法。冯玉祥的三子冯洪达,描述其父冯玉祥死亡一案是这样说的:“……(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起火,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大火吞噬了父亲(冯玉祥)和姐姐晓达的生命,亲爱的父亲,就这样骤然与世长辞了……”冯洪达采取了“中性说”,没有指控任何人。(冯洪达的说法,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69页。)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1948年9月8日,冯玉祥遇难的一个礼拜之后,(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公布了以下的死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今忽遭此意外,实在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同时,中共发布了冯玉祥的官方略历如下:“……8月31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上述的这些电报,也出自《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资料。我们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认为:冯玉祥是死于失火事故,并非死于谋杀。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是这样说的。这里请读者注意一点: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公共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势力暗杀,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借此攻击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心。假如中共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中共不应该放过这个攻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绝佳机会。这艘船是苏联的船,因此,我们来看看苏联的说法:冯玉祥逝世之后,苏联“塔斯社”于1948年9月4日发电称:“……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可见,当时苏联公开的说法也是“意外事故”一说。我们对冯玉祥之死一事的各种说法,作一个总结如下:1.遗孀李德全:怀疑有内幕,但害怕“影响中苏关系”,不敢追究。2.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高层人物沈醉:不可能是国民党所为。3.次女冯弗伐:一直在追问,但是不知道真相。4.秘书赖亚力:苏联调查说是爆炸物起火(调查报告出处未交代)。5.四女冯理达:怀疑“胶片起火说”,认为是暗杀,但凶手不明。6.三子冯洪达:没有明确指控任何人。7.中共:轮船“失火”,属于意外事故。8.苏联:“影片起火”,属于意外事故。至此,我们综合各方的说法,似乎可以大致确定以下两点关键事实:1.轮船起火,涌出浓烟。2.冯玉祥受浓烟窒息而死。显然,本案破案的关键在于是失火,还是蓄意放火?如果是蓄意放火,那么是谁放的火?我们不妨逐个分析:嫌疑人一:“中共”。但是,冯玉祥亲共,冯玉祥死亡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作案动机很难成立。嫌疑人二:美国人。但是,美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暗杀亲共人士的记录。嫌疑人三:苏联特工。但是,冯玉祥亲苏,冯玉祥死亡似乎也不太符合苏联的利益,作案动机似乎不明。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作案代价明显过高。嫌疑人四:国民党特工。但是,李德全说“国民党特工”已经在岸上被甩掉了。再者,国民党特工放一把火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是否玩得太大?当然,毋庸讳言,我依据现有的史料,不足以作出肯定的结论。冯玉祥的命案,是一起典型的“罗生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李德全“为了不影响中苏关系”,而不敢追问冯玉祥之死的具体内幕。我想,这一条信息,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可是毕竟目前的史料又不足。恐怕这个案件,要等到“克格勃”相关档案公开之时,才能进一步探讨了。

                          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

                          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在1946年坠机身亡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是,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到底是飞机失事?还是一场阴险的政治谋杀呢……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江苏省江宁县的一座小山上坠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场身亡。对于戴笠的死,民间传闻颇多,一般猜想是红色特工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比较不靠谱的猜想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我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最大。而戴笠所乘坐的第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除了天气恶劣的因素以外,还有国民党空军腐败的因素。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请各位跟我来听听戴笠生前的心腹沈醉,他是怎么说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戴笠乘坐的,是222号专机,是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他于1946年3月16日从北平飞往天津,当晚在天津住宿,第二天(3月17日),戴笠乘坐这架飞机从天津飞往上海,当天起飞之前,戴笠就接到了通知,说天气不好,不宜飞行,但戴笠仍然坚持飞上海,因为他要去上海接他的情妇胡蝶。戴笠叫人多备了汽油,说如果上海天气恶劣不能降落,则转飞南京,再不行,就去青岛或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抗命,便于当日(3月17日)上午从天津起飞,到达上海的时候,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飞机降落,于是依照预备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大雨,南京的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是,由于云层很低,而且又有雷雨,飞机和地面联络非常困难,在穿过云层下降时,飞机竟然越过机场飞到江宁县去了,到12点联络突然停止,飞机撞上了山……”这份证言所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作为戴笠的心腹,沈醉认为:戴笠死于意外失事,也就是说,戴笠不是死于暗杀。值得注意的是,沈醉说戴笠坚持当天要飞上海,是为了去接他的情妇——电影明星胡蝶。这叫什么?这叫“官场腐败”。一个高官,为了见情妇,置天气恶劣于不顾,说好听点是痴情,说难听点是腐败,腐败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真是“死了都要爱”。那么,蒋介石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可见,依据沈醉的回忆,蒋介石对于戴笠飞机的失事,不但感到很意外,而且是方寸大乱,十分着急。大家注意蒋介石在上面说的这句话:“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蒋称匪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蒋介石的这话说明: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走了。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蒋介石不会装蒜吗?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蒋介石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蒋介石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蒋介石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蒋介石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蒋介石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蒋介石同意了……”沈醉的这段话,仍然出自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戴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蒋介石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蒋介石事先根本就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多亏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临时接替戴笠的工作。鸡飞狗跳,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的迹象和“蒋介石暗杀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拘押方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拘押方,因此,哪怕蒋介石有那么一丁点儿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蒋介石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像本文这样,将蒋介石写成一个对于戴笠之死事先毫不知情的人。从这点而言,沈醉这份关于蒋介石没有谋杀戴笠的描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可信度。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因此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蒋介石“失势”,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精品国产亚洲第一区二区三区

                          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页。在这段时间里,范文程常说:“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7页。范文程此时专注于在扬州重建宋代著名哲学家范仲淹的祠堂。他称范仲淹为自己的祖先。姚文田编:《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6页。?凯斯勒:《康熙》,第123页。?谈迁:《北游录》,第349页。?同上书,第355页;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1页。?在明朝,百官从长安门到正午门都必须步行,年老体弱者则可乘轿。到清初,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可骑马入紫禁城,至景运门下马步行。昭梿:《啸亭续录》第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55页。?1644年,六部侍郎中满洲7人,汉军旗人9人,蒙古1人,汉官1人,出身不明者4人。两个职位空缺。所有这些人中有11个是从沈阳迁来的。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2页。?1644年后,多尔衮在京城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启视员。他们主要是满人。1649年这一系统扩展到各行省。多尔衮还派遣称作启心郎的满洲官员到各巡抚和总督衙门,他们有权将满文密奏直呈摄政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不能随意接近汉人,所以启视员和启心郎的调查活动是受到牵制的。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87页;《清初中国的腐败》,第5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8、899页。谭泰在多尔衮的亲信中居于首位,1652年4月顺治皇帝指出这群亲信是: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和冷僧机。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8—11页。?1598年,一个名叫索尔果的苏完部酋长率所部500户归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著名的费英东(1564—1620)。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杰出的将领,1618年他指挥攻打抚顺;跟从努尔哈赤夺金台石,破叶赫部。他的儿子图赖(1600—1646)从军多尔衮,战败李自成,后在南方多铎和博洛部下任职,以功超授三等公。但他死后,被指责密谋支持豪格,于1648年被追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7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刚林还任明天启朝实录总裁。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大顺军士卒破坏了大量明朝中央政府的档案,洗劫了诸王侯的藏书楼。据钱谦益说,尽管各大学士官衙及皇帝御书文件幸免于难,但内阁藏书全部被毁了。明朝实录中崇祯一朝事迹无可考求,1624年及1627年6月条亦缺。满清入京后,调吏员书手100人,分类整理幸免于难的文书档案。1651年3月26日,刚林力主下诏京师及行省诸官,寻访各朝实录、邸报。他还下令搜集野史。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斯特鲁弗:《康熙年间许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2—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多尔衮一次甚至谨慎地问过冯铨:“亦忆旧主否?”冯铨颇为老练地答道:如果多尔衮还记得崇祯皇帝的话,那么作为崇祯的一个旧臣也会想起他来的。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这些简要记载见于《多尔衮摄政日记》。此书收录了多尔衮与他的大学士们廷议的记录,起于1645年6月22日,迄于同年8月29日,极有史料价值。在廷议中,多尔衮总是先让大学士们向他大声朗读官员的奏文,接着询问详情,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话是以白话形式记录的,间注有文言的赞论。对话的内容从建造宫殿所用横梁的尺寸和费用,到明朝皇帝的婚姻习俗,无所不包。这份廷议记录在宣统时被发现,后由故宫博物院刊行。?《多尔衮摄政日记》,第4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同上。?黄毓琪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他于1648年5月18日在江苏通州一座寺院里被捕。在被捕时,发现他带有总督官印。钱谦益当时已致仕,有人认为他认识黄毓琪,一定是这次阴谋的同党。如前所述,钱谦益暗中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包括瞿式耜有接触。彭国栋:《清史文献志》,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0—105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9页;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页。?大约162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的时候,钱谦益正在北京。他是第一个研究唐朝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102页。钱谦益的文化成就也证明他与清廷的合作是有道理的。钱谦益认为文化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异族统治下是能够繁荣的,他甚至常常暗示异族入主之时,就是表达汉文化传统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在这些王朝统治下,政治相当松弛,“法网宽弛,人们不必身役为官”,因而,比如在元朝,我们可以发现有众多的诗社,而文化受到促进并发展了。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0页。?例如,顾炎武拒不与钱谦益有任何交往,从不与他交换名帖。当顾炎武因旧仆陆恩告发而入狱时,他的好友归庄去向钱谦益求情,而顾炎武并不知道此事。归庄请钱谦益开恩,告诉说顾炎武要来拜访他,认他为师。有鉴于此,钱谦益答应为顾炎武说情。在钱谦益插手之后,顾炎武被释放出狱了,但他立即在大街上写了一张揭帖,公然署名声明:“我不是钱谦益的门生。”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50页。当时,有人说钱谦益热衷于功名,颇多欲求,朝三暮四,没有原则。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1页。?钱谦益直到死时,才重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些许敬意。例如,1664年,黄宗羲及其兄弟黄宗炎前往钱谦益家。实际上,黄宗羲是前去料理他的丧事的。汤姆·费希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8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2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2—6页。?同上书,第7—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9页。?多尔衮的头衔是在1648年12月21日皇帝在天坛和社稷坛行冬至仪式的时候改动的。当时据宣布,多尔衮以及几位先祖将得到晋升。多尔衮这次晋级的表面理由如三天后所宣布的,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实际上,多尔衮做此变动是因为他想把自己与顺治皇帝真正的叔父区别开来,想更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高于其他像济尔哈朗那样的亲王。满文中Haniamawang(汗,伊,阿玛,昂)意为“汗(君)的父王”。在原始满文书籍中,Oiama(斡伊,阿玛)则为尊称。例如,当努尔哈赤与布占泰相遇时互称对方为“ama”(即汉文“父”)。郑天挺:《探微集》,第113—11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1页。?阿济格还反对破例由多铎次子多尼袭封王位。《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1645年7月26日,多尔衮问他的大学士们明朝皇帝的宫女选于何处。大学士等奏: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当多尔衮提议满洲皇亲现在也可以这么办时,大学士们坚决反对:“此时天下初定,民心惊恐,此事必不可行。”他们还警告说,清朝各王府应节俭,不要给予大量俸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众王侯成了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多尔衮同意了这个策略,他宣布他将等以后再渐次定制,颁赐宗禄。《多尔衮摄政日记》,第7页。后来,多尔衮还与其他满洲谋臣商量,告诉他们他在考虑向所有王侯授予封地,就像明太祖所做的那样。索尼和其他满洲贵族反对这个措施,也说明朝时王侯独占太多的土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1650年最后制订了授封田地条例。亲王授地1440亩,郡王900亩,贝勒720亩,贝子540亩。这一相对有限的封地制度,遂为一朝通制。比较起来,它远远少于明朝贵族的财产。郑天挺:《多尔衮》,第1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批评王大臣会议权势式微的人抱怨皇帝控制了议事日程,他们提议各部自己准备议事日程,有自己的代表讲话。他们还力主同僚更加大胆地发表意见。“近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世祖实录》第一三六卷,引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页。?陈名夏陈情请求终制,因而实际上被允许暂假归葬。?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八卷,第6页,列刘子壮为复社成员,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我们可以确知有150多名复社成员参加了科举考试,或已出仕满清。艾维四:《陈子龙》,第145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我们可以想象参与编史的汉人大学士是欢迎有机会来制造这种印象的,即满族人的王朝在亚洲东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样其本身就有了正统的地位。同时,它又与明王朝分享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王土。强调满人的王朝起源于从前的金朝,也可将它的正统地位上溯得更为久远,这样有助于证明他们自己臣事于征服者是正当的。这有点像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的情况。他是南哥特统治者西奥多的检察官,西奥多从488年至526年统治罗马。他写了一部哥特人历史,表明哥特人有过17代国王,其起源属于罗马历史。另一方面,满族人看来没有哥特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相反,他们像蒙古人入侵波斯时那样,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强大的优势。“如果合赞汗和合儿班答委托拉施都丁来为他们撰写历史,照理说他不应该在蒙古人和从前光荣的波斯人之间搭上什么联系,这就使蒙古人显得可敬。他们把自己的功绩看成自己的历史的恰当主题。”D.O.摩根:《蛮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波斯》,第309页。?1650年3月,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料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九卷,第11页。?同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122页。?喀喇城(黑城)即现在的滦平县,位于滦河边,靠近热河。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4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6—47页;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2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一卷,第11页。?吴伟业:《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第十二卷,第1页,见《太崑先哲遗书》。?

                        第十三章顺治朝江风吹倒前朝树。吴敬梓:《儒林外史》一回多尔衮对于由谁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并未做出安排。他由于自己没有子嗣,就不顾阿济格的反对,收养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不过多尔博还太小,不能在皇父摄政王猝死后发生的阴谋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起多大的作用。对多尔衮所曾占据的统揽摄政大权并统帅三旗满洲军队的显赫权位,马上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就是阿济格,另一个是多尔衮的部将武拜。武拜声称他得到过多尔衮的口谕,充当多尔博的保护人,不过这不是他参与竞争的唯一根据。他真正的基础在于他实际上控制着正白、镶白两旗军队,这是多尔衮交给他统率的。所以,阿济格如果想要接替多尔衮的位置,就绝对有必要从武拜手中接管那两旗军队,于是他准备在1651年1月8日多尔衮灵柩还京后的几天之内行动。要是由武拜独自对付阿济格,动员两白旗军队,坚持由多尔博继承摄政王位,那么就可能会从这一继位危机中产生一种满洲人的幕府。但历史事实却是武拜及其支持者转而求助于其他满洲亲王,尤其是济尔哈朗,来反对阿济格。前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在湖南击溃桂王军队、捕获了何腾蛟后,于1650年班师回京的。这个53岁的亲王不愿意坐视阿济格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主要的亲王密谋策划,在1月26日多尔衮的葬礼上派人逮捕了阿济格,控告他密谋作乱。以当时14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把阿济格投入监狱。阿济格后来就在狱中被迫自尽了。济尔哈朗与武拜的共同敌人被击败了,这两个同盟者互相之间现在开始为控制政权而争斗。在武拜一方,他让顺治任命自己及好几位他的追随者为各部尚书。而在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则开始培植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和高级军官效忠自己。这前两旗本来直属皇帝,自然是被多尔衮强占去的。济尔哈朗显然力图争取这些将领,他们因多尔衮夺去了自己的军权而颇为怨恨。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暗中瓦解正白旗,正白旗是武拜兵力的支柱。而当他最终真的设法在阿济格被捕后把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争取过来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就从武拜转向了济尔哈朗一边。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被赋予一个新名称:上三旗。2月1日,宣布摄政期正式结束,皇帝亲政的新时期开始。

                        皇帝亲政

                        如果济尔哈朗指望从幕后操纵顺治皇帝,就像多尔衮(2月8日,清廷追封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一样,而在幕前支配朝廷的话,那么他是大大低估了福临利用亲政来统揽朝政的能力了。顺治皇帝虽然才14岁——按西方人讲实岁算法只有12岁——但在多尔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其周围的护卫工作都是曹将军负责。史思明对史朝义的态度,史朝义是所察觉的,但很多问题由于并未挑明,作为既是儿子又是臣子的他,不能主动将矛盾激化,这反而会对自己非常不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史思明宠爱史朝清,都让史朝义心中十分不爽,这次向西进兵失败,史思明恼羞成怒,让史朝义有种不祥的预感。当骆悦和蔡文景痛哭流涕,大倒苦水时,史朝义内心是十分清楚两个人用意的,甚至他更明白召父皇的贴身护卫来商议,就是想要杀掉史思明,自己取而代之。只是这个事情史朝义是不能表现出自己很明白、很清楚的样子的,因为这么重大的事,甚至是违背人伦的事,史朝义内心不可能不矛盾。所以,史朝义沉默了,此刻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继续选择隐忍,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动史思明,还是就此撕破脸皮拯救自己和部下,这是个问题。“怀王如果不同意这么做,我们就只能投降大唐了。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保全自己。”两位部将见史朝义有些犹豫,遂逼宫式地说出了投降大唐的话。听到两个人如此说,史朝义几乎快要哭出声来,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他紧咬嘴唇,片刻之后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调说了一句话:“诸君好好去做,希望不要惊动了圣上!”这是句听起来极其漂亮的话,然而骆悦和蔡文景已经明白,史朝义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史朝义说完后,独自将脸转了过去,不再看两位部将,然后挥挥手示意他们迅速离开。“请怀王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好的!”……摸清了史朝义的底细,骆悦和蔡文景通过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将曹将军找来,然后婉转地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这个史思明的贴身护卫。骆悦和蔡文景之所以如此毫不避讳地找曹将军商议这件事,是因为曹将军这些年伴君如伴虎般地在史思明的身边,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在此期间他甚至也遭到过谩骂与责罚。他们知道,抛开职责不谈,曹将军同样对史思明有所不满。所以当听完骆悦和蔡文景所说的想法后,曹将军虽然不赞同这样做,但他同样对史思明怀有一种恐惧之感,生怕哪一天这个性情残暴的主子会让自己的脑袋搬家。“好吧!既然如此,我只能顺从了!”曹将军的这个态度意味着一场政变即将开始。……当夜,骆悦带领三百名亲兵,全副武装地来到史思明的大营。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史思明的值宿卫兵们感到十分蹊跷,但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曹将军对此好像早就知道一样,既然上司都无动于衷,那这些士兵们当然也是紧跟领导的步伐,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睁睁地看着骆悦带人进入了史思明的内帐中。当骆悦等人走到史思明的“龙床”前,掀开被子正要行事时,忽然发现被子下空无一人,当时所有人全都惊呆了,以为中了埋伏,只有骆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让手下人全部蹲在地上,然后静听外边的动静。忽然,一位侍从走了进来,骆悦急速上前揪住这个侍从的领口,然后将刀架在其脖子上小声问道:“圣上呢?快说!不然结果了你!”“啊……”就在那位侍从刚要回答时,另一位侍从从外边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屋内的场景时,吓得高喊一声,转身向帐外跑去。“噗!”骆悦的一名亲兵见状,立即上前结果了那个侍从,随着鲜血迸出,侍从倒地身亡,但就是那一声高喊,却惊动了正在方便的史思明。史思明敏锐地意识到有人要行刺,他当即匆匆忙忙连裤子都没提到位,就跳墙来到马厩,然后跨上自己的坐骑,准备逃跑。但刚刚跑出去没多远,一支冷箭径直射中他的手臂,史思明惨叫一声坠落马下,顷刻间被骆悦的亲兵一拥而上擒获。“是谁这么胆大妄为,胆敢造反?”史思明依旧不失威风地问道。“你自己不就是个造反者吗?”说话间,骆悦已经走到史思明的面前。史思明看见是史朝义的部下,恍然大悟道:“今天早晨我说话失言,得到如此下场,这是报应,但这样就把我杀掉,未免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看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业就将成为泡影了!”史思明黯然神伤地低下了头,此时此刻他倒没有丢掉英雄气概,依然想着抱憾大业未成。骆悦并没有因为史思明一番煽情的话语而被忽悠,他让手下人将史思明严加看管起来,然后回去向史朝义复命。当史朝义听说“大功告成”时,几乎差点从坐骑上蹦起来,但随后当他平静下来时,发现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接下来如何安抚史思明的亲信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当时驻扎在福昌的大将周挚。经过慎重的思考,史朝义决定带兵进驻福昌,然后以实情相告,这既是一种坦诚,也是一种威逼。周挚看到史朝义大军进至福昌,并听说史思明已经成了阶下囚,不禁惊倒在地,同时他明白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与史朝义对抗的,所以他选择了妥协,但骆悦劝史朝义不要养虎为患,有周挚在身旁,终究是心腹大患,不如先下手除掉周挚,防止生出祸乱。史朝义采纳了他的建议。周挚之死意味着他的人马不复存在,有的人选择了跟着史朝义,而有的人则选择了退隐。值得一提的是,周挚的人马是史思明整个军队最为精良的一支,现在随着周挚的死去,这支人马瞬间分崩离析,叛军的战斗力也随之削弱不少。没有史思明坐镇的叛军还有史朝义,在顺利夺取叛军的最高权力后,史朝义领兵进至柳泉,他始终不放心已经成为阶下囚的父亲史思明,会不会有一天利用自己的威望东山再起。最终,在骆悦的建议下,叛军内部再次上演弑父的场景,史朝义让骆悦勒杀史思明,然后用骆驼运回洛阳,史朝义遂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显圣。从这一刻起史朝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但他依然没有满足,在他那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一颗杀戮之心,他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前往范阳秘密杀掉史朝清及其母亲,进而在洛阳城内大开杀戒,凡是史思明的亲信以及史朝清的拥护者全都一个不留。当史朝义看着一个个政敌倒在血泊中时,他的征服欲得到了极大满足,殊不知在他的一系列动作下,叛军的战斗力急转直下,以至于从此时开始,再也无力向西进兵。长安!注定成为反叛者可望可盼,却永远再无法触碰到的地方。第六章二皇之死事实上,唐军平叛的每个日日夜夜里,最为寝食难安的当属李亨。每个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第一时间通报文武百官,而在得到失败的消息后,他都会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地寻找对策。对于李亨来讲,无论是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还是皆曰可杀的反叛者,都是巨大的负担,他需要驾驭群臣,这本身就耗费了他无数的精力。但他更需要平定叛乱者,这使他每天的工作严重超负荷。李亨曾经度过十八年心惊肉跳的日子,他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久而久之李亨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历史证明,在皇权微弱之时,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势力抢占先机,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李亨病重的时候,这点也不例外。细数李亨的经历,李亨当时最为倚重的势力,当属宦官集团。当时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马嵬驿兵变中,极力主张李亨北上灵武的李辅国。朝纲日蠹李亨在安史之乱中获得皇位继承权,使十八年的梦想成真,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身边功臣的拥护之外,李辅国是个关键的人物。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亨当时也是六神无主,关键时刻还是李辅国的极力建议,才让李亨下定决心,借口平叛北上灵武,摆脱父皇李隆基的控制,从而实现了帝王之梦。李辅国本名静忠,“辅国”这个名字是他跟随李亨到达凤翔后,被赐予的名字。据《新唐书?李辅国传》记载,(李辅国)以阉奴为闲厩小儿。貌佞陋,略通书计。从上述这段记载来看,李辅国是个相貌丑陋的人,进宫之后,以照看马槽起家,但却有一定的文化。四十岁之前,李辅国始终默默无闻,连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没都混上,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宫廷的马匹簿籍,后来受到王的推荐,成为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宦官。别看李辅国相貌丑陋,但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李辅国能够最终成为李亨身边最为信任的宦官,凭借的是灵活的头脑以及善于揣测领导意图的本事。这一点,从马嵬驿兵变后他力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到达灵武后劝李亨称帝就可以看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亨北上灵武的策略十分正确,这不仅成就了他的帝业,也让他成为众望所归的平叛领导者。李亨即位后,为了酬谢李辅国在“从官单寡,道路多虞”的情况下,所立下的拥立之功,立即擢升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百官奏事、御前印玺符契和军队的号令等重大职责,全都委任给他,甚至连指挥禁军的权力也交给了他。李亨返回长安后,加拜李辅国为殿中监,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李辅国以拥立李亨有功而颇受宠信,非但掌管禁军,甚至独揽了百官的监察权。他专门设置了察事数十人,用以监视百官的行动,官员稍有过失,他的党羽就会立即得到消息,然后立即逮捕进行惩治。如果要是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全都不敢承接,即使是关在御史台与大理寺内的重刑犯,有的还没审讯完毕,只要李辅国说一句“放人”,这人就得乖乖地放出来,胆敢有阻拦者,保准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因此,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审理的案子,都要事先报告李辅国,听候他的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帝陛下的制敕。当时朝中的大臣全都称他为“五郎”,就连出身崤山以东名门望族的宰相李揆,见了李辅国也要行弟子礼,称他为五父。史书记载,李辅国当时是“权倾四海,举无遗者”,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人,自然也少不了献媚者,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人。例如崔圆和元载,都是因为依附李辅国而厕身宰相班子的。崔圆这个名字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但元载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成了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最为难缠的权臣。李辅国的专权,最终导致“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唐代宦官专权用事的局面开始形成。这其中非但李辅国一人权倾朝野,就连其他宦官也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鱼朝恩曾经出任监军,虽然不懂军事,但至少见识过战争场面,在皇帝看来这已经是宦官中的战斗机了。当然,在以李辅国崛起为标志的宦官专权开始形成的最初阶段,宦官还仅仅是兼领宫廷的禁军,而不像德宗李适在位时,宦官直接拥有禁军的统领权,而且当时的宦官与宫廷禁军的关系也未到达像后来唐德宗时期那样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切都有赖于李亨对于宦官集团有力的控制。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在李辅国渐渐崛起后,甚至当他想要忘乎所以时,出现了一些反对他的势力,纵观当时整个朝廷,能够遏制李辅国的当属相权派。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京城长安盗匪为患,李辅国请求皇帝批准选调五百名羽林军骑兵巡视整个长安城。李辅国的这个请求未必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由于平常他过于专权,所以宰相们开始站出来上疏反对。当时宰相李揆认为李辅国请求选调禁军,是想控制南衙三省和整个京城的防务,为此他上疏李亨,举例说明西汉时以南北军相制,周勃得南军支持而入北军,所以保全了刘氏江山。现在朝廷分置南北衙,目的就是为了将文臣和武将区分开来,互相监督检查,现在李辅国却要以羽林军代替南衙守卫,一旦其出现变故,怎么制约他们?应该说李揆的上疏很尖锐,虽然他每次见到李辅国都要行弟子礼,但在关键时刻这个人还是很有骨气的,暂且不论他的出发点为何,单是面对强者敢于挺身而出,就足以让人佩服。事实证明,李揆的上疏的确引起了李亨的高度重视,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拒绝李辅国的请求。李辅国本来以为皇帝能够答应自己的请求,但当他看到皇帝陛下回绝的诏书后,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或许这仅仅是个意外,或许是自己的请求让皇帝陛下有些误解,此时李辅国还依然从自身寻找被皇帝陛下拒绝的原因。但一个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李辅国的想法开始有了一些转变,这件事就是他干预司法权受到宰相们的抵制。代表人物是宰相李岘。乾元二年(759年)四月,李岘鉴于李辅国身为内廷侍从,居然跑到外朝干预行政司法实务的现状,面见李亨详细陈说李辅国专权乱政的情形。他认为朝廷论述制书和敕命本应由中书省颁布,可是现在完全由李辅国操控,而且李辅国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极其危险的,他希望李亨能够制约李辅国,限制他的权力。李岘在李亨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时,颇有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不仅痛哭流涕,而且不断叩头,搞得李亨大为感动,针对李岘的这种正直态度下令给予奖赏,并立刻对李辅国的官职给予了很多变动,尤其是罢免了他所设立的察事,而且李辅国为了避免皇帝的猜忌,被迫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请求重返太子詹事的官职,但李亨并未答应。从结果来看,李岘的极力陈说对限制李辅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由于他说得实在过于诚恳,以至于李亨的反响十分强烈。在下令改换李辅国官职的三天后,李亨下达了另一封诏书,其内容是对司法权力的行使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李亨规定: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军中和国家的事务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头命令来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名目的索求及杖刑、刺配囚徒等诉讼一律停止。如果不是正宣(有存底在中书省可查),都不能施行。宫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各归主管官员管理。英武军的虞侯以及北门六军诸使、诸司近来因为主管官员争论不休,讼案悬而未决,所以就越权代为审判,从今以后必须一切经由御史台和京兆府审理。如果审判不公平,可以自行准备诉状奏报皇帝。各种法令除了十恶、杀人、奸淫和造伪之外,其他繁杂的条文一律删除,仍然委任中书省、门下省和法官详细审定后奏报皇帝。李亨这封长长的诏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针对先前李辅国对司法权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操控的制约,这说明李亨并不糊涂,他通过李岘那真诚的陈说,了解了朝廷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症结所在,所以他不失时机地强化了制度,使得李辅国暂时受到了制约。应该说李岘的这次陈说比先前李揆的奏疏更加生猛。对李辅国而言,这次比上次打击更大,因为他失去了比较看重的能够操纵司法的权力,而且丢掉了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这极大限制了他操控禁军的权力和对外朝的干预程度。虽然这不是致命的打击,但却足以让很长时间以来习惯呼风唤雨、舍我其谁的李辅国感受到了掣肘。此时的李辅国开始从先前寻找自身的原因,逐渐转变成寻找客观原因,在他看来皇帝陛下之所以会下决心重整朝纲,完全是李岘陈说的原因,所以李岘遭到了李辅国的嫉恨。仔细分析两个人较量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李亨当政时期相权与宦权第一次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个时候相权还是很有力量和宦权对抗的。但自此之后由于李亨的病情逐渐加重,相权的强力后盾皇权逐渐衰弱,相权也因之逐渐势弱,以至于最终被李辅国打击得体无完肤。由于李岘的挺身而出,使得李辅国被迫退出了外朝,拱手让出了干预司法的权力,而李辅国也开始从先前的找自身原因变成了认为是宰相在掣肘自己,李辅国的性格和人品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失败,所以他努力在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夺回对外朝的掌控权。但他明白,现在必须要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找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在他看来,只要侍奉好皇帝,不愁没有机会。或许是李辅国的收敛与倍加小心,渐渐让李亨放松了警惕,上元二年(761年)八月,李亨加封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关于李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个决定,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我认为,可能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身子,两指在地上画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口中发出一种来自地下般的声音:“灵火引魂诀。”地上的阴阳鱼图案飞速转动起来,环状火焰呼地飙升,三股暗色气流缓缓自被困的搬头尸脚下冒出,快速涌入图案中。搬头尸的抖动一波高过一波,靠近莫炎的那两个肌肉已经开始剥落,项上的头颅更是摇摇欲坠。瘦小男子的情况比他俩稍好些,但脸上的青筋也已发紫暴起。难怪方才莫炎一直不动,原来早已布下了引魂的灵火诀,但发动需要时间,因此才一再拖延。可明明知道引魂诀需要时间,却为何不早些发动呢?一声嘶叫,瘦小男子哇地呕出一滩淡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地后竟似有生命般地直冲火环,所到之处紫色火焰立即熄灭,愈发之势下,阴阳鱼图案也被这淡金色液体吞噬而尽。莫炎身子猛震,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几个倒翻向后闪去。噗地闷响,眼前顿时腾起一片淡金色的雾气,围炉堆砌的石块在雾气中如冰块般融化。“想不到世上还有比我阴狠的角色。”瘦小男子抹了抹嘴,两具体无完肤的搬头尸已闪在了他的身旁。“承蒙夸奖。”莫炎冷冷地回道,手下一放一招,数道黑色火焰飙射过去。瘦小男子喷出一口涎沫,堪堪抵住火焰的攻势,掌中一翻飞出几支黑色竹签,直射莫炎周身。手上的牛筋绳已被晖儿解开,我正要上前帮忙,两具搬头尸却鬼魅般地闪到面前,张开大口,喷出一片红丝。看来它们要拼命玩真格的了,脚下一块金属圆盘托起了身形,我避开面部腾身迎去,鬼丝全数打在了苦聪蛛衣上。说也奇怪,这鬼丝竟是牢牢地粘在苦聪蛛衣上,心下一喜,催动圆盘飞速转动,那些鬼丝便团团缠绕起来,只一会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偌大的红丝线轴。啪啪,红丝似乎已被绞尽,两具搬头尸摇晃着站立不稳。蛛衣里衬起了一层金属薄片,猛撑之下我自蛛衣丝团中脱身而出。挥手间数道钩链飞卷着将两具搬头尸绞碎,尸块中两条黑色蚕虫扭动着身体渐渐僵直。莫炎那边的战局似乎有些不利,瘦小男子口中的淡金涎液与灵火势均力敌,但他双手间不住放出竹签、短箭和暗镖,而且每件器物上都是沾染着灰暗的黑色,显然是沾有剧毒的。一块金属板立在莫炎面前,飞射的暗器撞落了一地,那淡金涎液不断喷在上面像是具有腐蚀性,很快就溶出了一个大洞,我忙不迭地补上一层黄土方才稳固了战局。一旁喘息的莫炎似乎有些体力透支,看来引魂诀被破令他大伤元气。瘦小男子发现同伴已被我分尸,攻势随即停了下来,双臂一振掷出两个火药球将横在面前的屏障轰倒。“两位果然高人。”瘦小男子笑得有些暧昧,“能这么快放倒我那些不成器的手下。”“现在说这些基本就是废话。”我冷然答道,暗中向晖儿和S示意架着老田躲开。“嘿嘿,说的也是。”瘦小男子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龙脉不是你们能碰的,识趣的话立刻回去,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哈哈……”我一阵狂笑,心下却对龙脉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们的厉害吧?”原本是我随口一诈,那瘦小男子却愣了一下,满面狐疑地对我们打量了起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像你这种炮灰根本不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我继续套词道,“让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家伙在这里拖延时间,你家主子早就溜之大吉了。”瘦小男子脸上一展,满面奸笑地冲我咧了咧嘴:“风头里说话也有闪到舌头的时候。”这下轮到我愣神了,难道刚才的话语中露出了破绽?莫炎暗暗碰了我一下,口中低声道:“你攻它头部。”话语未落,数道条形火焰灵蛇般窜向瘦小男子,火焰的颜色竟是混杂了绿、紫、黑、红四色。莫炎这次的攻击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眼前的这个瘦小男子需要如此严阵以待吗?心下虽有疑问,手中却是不停,几层金属细网空降到了瘦小男子的头上,锯齿钩链也蛇般盘向他的头颅。瘦小男子不躲不闪,张口又是一口淡金涎液喷出,这次喷出的涎液却不似之前那样集中,而是散射成了雾状,金属细网在雾状涎液中瞬间溶解,就连加粗的锯齿钩链也被烧灼出了无数凹痕。四色火焰在雾状涎液前忽地闪让开来,自两侧绕向瘦小男子的背部。一阵烟火似地闪动,眼前猛地炸开大片火光,瘦小男子的身躯在火焰中突然爆开!心中本是一松,但很快又迅速收紧,遍地焦黑的碎片中,那瘦小男子的头颅正完好无损地冲着我们咧嘴大笑。更为骇人的是,头颅下部竟伸出了六只粗大的节肢长足!节肢交错移动,尖锐的足趾摩擦在竹条铺就的地板上,响起一阵令人发怵的悉窣声,整个头颅就像是一只超大型的蜘蛛快速地向我们扑来。此行一路而来,虽然经历的诡异恐怖已令我们的神经几乎免疫,但眼前这只东西实在是叫人消受不起。我下意识地牵动锯齿钩链,脚下却不由得一阵酸软,小腿微微颤抖了起来。锯齿钩链迅速交叉,上下错动地企图将那头颅切碎。但长了六条节肢的头颅灵敏地超出了想象,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频频躲过攻击。跑动中,一支利剑般的尖刺自头颅后部笔直竖起,慢慢弯向正前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推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双手一合,突地一招“灵火灭神诀”,只是这次他却无法喝出口诀来了。鲜红的火焰骤然烧向头颅,那东西躲闪不及被火舌燎了个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臭迅速弥漫在空气中,头颅立刻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叫。刺鼻呛人的烟雾散去,那头颅在火舌的袭击下无法保持原有的灵敏,正撞上锯齿钩链的封锁,喀喇几声便碎裂开来。胜利在望的高峰我已不敢再攀爬,可即便有了心理准备,面对的事实还是将我重重地打击了一回。碎开的头颅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虫不断嘶叫着继续冲来。如果说之前的事件将我的知识领域完全拓展了,那现在的事件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彻底扭曲了。那只巴掌大小的怪虫有着一个乌龟般的外壳,六只节肢长足锐利如刺,尖锐分节的长尾弯曲向前,那样子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活化石生物——鲎,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节尾却像蝎子。“饬金人面蝎!”莫炎的声音竟然颤抖了起来,语声中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只饬金人面蝎已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尽快解决它,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锯齿钩链在饬金人面蝎的勾尾袭击下早已断成了残条,接着飞去的半月弯刀也迅速溶解在它喷出的淡金涎液中。黄土包裹、铁板围剿,我几乎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招数却被饬金人面蝎一一化解。慌乱间,我瞥了一眼莫炎,他竟呆滞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面前的饬金人面蝎吓傻了似的。晖儿和S大声呼喊间,饬金人面蝎已迫近面前,背壳上赫然是一张扭曲的鬼脸,脸部那黑洞似的嘴中不断涌动着淡金色的涎液。反正也是一死,我横下心来,抛出七张落雷印纸,心中默念落雷诀,数道金属细柱将我和饬金人面蝎围了起来。这是天罡七印中最狠绝也是最无奈的一招,施术者以落雷印法将雷电引入金属器物布局的阵中,以狂雷锐金之势把阵内的一切销毁干净,自然作为施术者的我也是在劫难逃。雷声隐隐正待发动,全神贯注在阵法上的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正抓向我的腰际……十二、疑云魅影腰下一紧,一双血手自身后箍了上来,急急回首却发现是莫炎!尚不及反应便被他拦腰抱起,一个仰腰后甩,生生将我抛出了阵外。落地生痛,我顾不得身上的摔伤,爬起身来想继续冲进阵内,却看见屋角的蜘蛛已悄然将饬金人面蝎围在了当中,屋顶上垂下十多道蛛丝,硕大的狼蛛在空中纠缠着迅速织起了一张大网。“王亦凡果然猜错了。”莫炎此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样的主子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饬金人面蝎嘶嘶作声,口中一阵翻涌,淡金涎液立刻喷出。空中狼蛛立刻抛下数层厚的蛛网,迎头遮住了它的大口,将淡金涎液一并盖了下去。莫炎口中嘘声急促,地下的狼蛛纷纷涌上,无数的蛛丝将饬金人面蝎裹了个密不透风。屋顶的狼蛛也逐个落下,蹲伏在丝团上张开口器,往里不住地吐注着什么。丝团急剧抖动,饬金人面蝎的节尾突然穿出,几只狼蛛猝不及防,被节尾蜇中,当场翻落毙命。莫炎的嘘声已尖锐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剩余的狼蛛继续裹起饬金人面蝎,蜂拥着上前吐注着。我这才看清,这些狼蛛所吐的是一种黄色的粘液,依稀记得那应该是狼蛛特有的消化液,其腐蚀程度堪比鲨鱼的胃液。噗地一声,丝团完全爆开,大量的淡金涎液四散开来,满地的狼蛛顷刻被烧得肢残体破。若不是急忙用黄土包裹保护,只怕我和莫炎也难逃此下场。饬金人面蝎气势汹汹伏在那里,身上的硬壳已残碎了多处,六条节肢也断去两条,那蝎子般倒竖的节尾早是摇摇欲坠。莫炎一阵猛咳,嘴里喷出大口的鲜血,但这次他已不是在施放什么灵火诀,而是内伤吐血了。我一手扶着莫炎,眼睛紧张地盯着饬金人面蝎,那家伙一付豁出去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走来,身上的裂口不住往外流淌着淡金涎液,喀喇声中坚硬的外壳开始逐渐贲裂。“它想爆体……”莫炎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下来,这只只能以怪物来称呼的饬金人面蝎竟然是想要同归于尽,但面对着它我却已是黔驴技穷了。“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凄柔的歌声,饬金人面蝎在歌声中行进突地一滞,竟向着歌声的来处转了过去。此刻唱歌的不是别人,而是正扶着老田的晖儿,这柔和却凄凉的音律似乎曾在哪里听过,却不复记忆。嗯?晖儿身边的S去那里了?!砰砰枪声响起,饬金人面蝎身中两枪,整个身体顿时裂出一道大缝,S躲在不远处的屋角,正端起第二把猎枪。饬金人面蝎中枪恼怒,身下动作反而快了许多,但毕竟身体残破,还未爬行几步便又中了两枪,这下它的身体完全断了开来,无力的足尾不停颤动着,身上的淡金涎液也开始渐渐褪色。S并未作罢,又端起了老田的铜炮子猎枪,轰地一片火光,那只令我和莫炎头痛不已的饬金人面蝎在这原始的火药武器下化作了一堆烂酱。小心地确定并无危险后,我将莫炎扶到竹床边靠好。晖儿和S也扶过刚刚苏醒的老田,两人的脸上早已是满头大汗,S的头发更是像水中漂过一般。莫炎挣扎着望了一眼地上的烂酱,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晖儿,口中微弱地问道:“刚才是什么歌?”晖儿拂了下额头的湿发,轻声说道:“越人歌。”莫炎低叹一声,对我说道:“你我拼尽全力,却比不上晖儿和公孙急中生智……”语声渐弱,脑袋歪斜地垂在了我的臂上。心中一惊,伸手摸了下他的颈部动脉,好在还有脉搏,看来只是受伤虚脱。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我取出一块老参片,塞进了他的口中,临出发前林岳死活要我带着的东西,这会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会功夫,莫炎便又恢复了意识,但已虚弱得无法开口。为防再有意外来袭,休整片刻后众人便收拾好东西,连夜离开了竹楼。离开时,老田放了一把火,说是要烧尽那些东西的残渣以防日后生变。心下赞同中我在竹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火土墙,一则阻挡火势不至被人查觉,二则防止引发山林大火。夜路难行,莫炎基本是靠着四人的轮流架扶才勉强得以行进,疲惫不堪的一行人翻过山坡后便已瘫软在地了。“王……王亦凡……”S喘的几乎断气,“你……能不能……变个车子什么的……”我一脸苦笑,要知道驭金操土虽然用的是精神力量,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就现在的体力而言,别说聚出成形的东西,就是放上一堆金属弹子和泥球我也无法让它们滚动起来。老田却是五人中显得最轻松的一个,虽然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但行动间的硬朗迅速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看了看疲惫的我们,他转身钻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不多会便捧回了一堆藤蔓,撸去杂叶熟练地编织起来。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看样子似乎有了办法,晖儿和S凑近帮忙打起了下手。“女伢子,刚才你唱的是越人歌哈?”老田向晖儿问道,手下不停地交织着,“那时候你咋想起来唱这个咯,有啥道道不?”“我只是想到了‘四面楚歌’的典故。”晖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亦凡拾水的时候,我和S讨论到一个疑点……”原来那时晖儿和S对刑天猎首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对付少昊之子时,我曾用到“遁神聚魂局”,其中对“三长两短”的解释让S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于是她便翻查了欧冶子的一些资料,并搜集了欧冶子所铸宝剑的图片。刑天猎首剑的发现让S有些似曾相识,和晖儿商议的时候她从电脑中找出鱼肠、胜邪的图片,两人惊讶的发现刑天猎首剑的造型竟与这两把越国传世名剑十分的相似。加上之前出现的越人鬼丝和我曾提及的庄蹻王滇,她们更是怀疑刑天营实质上是越人的精英部队。但这样的猜想毕竟太过突兀,单凭外形相似就加以断定未必有些武断,两人只是互相讨论了一下便内部消化了。激战时,两人一边照顾昏迷的老田,一边暗自着急,眼前的形势令她俩完全插不上手。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晖儿冒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之前的设想成立,饬金人面蝎的意识中必定残留着越人的思维。效法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用“越人歌”这首古朴的歌曲吸引饬金人面蝎的注意,再由S三枪轮换攻击,即便不能杀死饬金人面蝎,至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机会。没想到这大胆一试倒成了救命的良药,她俩发难之时正碰上我和莫炎落败,一举成功灭除了饬金人面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S脑袋上冒着问号道,“你怎么会唱‘越人歌’的呢?”“呵呵,这应该感谢冯导的那部电影。”晖儿冲我眨了眨眼,“喜剧导演难得拍场严肃戏,却教会了我这首救命歌。”闻言我不由一阵哂然,那部片子叫好叫骂的都有,但现在看来却是要感激一下了。“好聪明的女伢子哈。”老田手中一拉,一张宽大柔韧的藤架就此完工了,“不过那只鬼蝎子不怕两位兄弟的法术,却倒在咯你们枪下,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哈。”老田和我扶起地上的莫炎,小心地让他躺在了藤架上面,一人背起一角的藤条,莫炎便呈四十五度地斜靠在了藤架上。走动几步,拖动藤架,行动间竟是省力了许多,只要注意避开突起的山石,躺在上面的莫炎是不会有太大的颠簸的。“枪弹为金,弹药为火。”莫炎躺在藤架上幽幽道,“金、火相克却逆生。”“那只饬金人面蝎是土金混合的怪物?!”我闻言就是一惊。“鬼丝蚕为火、盾鞭蝎为土、金蚕蛊为金。”莫炎咳嗽了两下,“咳咳,火炼金入土……”“少阳冲金,中阴调停,是故水火不得侵,刀兵不能伤,聚散金汁液,摧坚于无形。”我接上话头。这饬金人面蝎居然是依照逆五行中的少阳中阴法培养成的怪物,不但继承了鬼丝蚕的柔韧、盾鞭蝎的阴毒、金蚕蛊的霸道,还能依靠三行的相冲相克自行制造无坚不摧的淡金涎液,那帮搬头尸身后的主子究竟是何方高人?“莫炎,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话间已接近山下村落,我和老田放下藤架稍事休息。“云南之行有蹊跷……”从受伤起莫炎就一直在叹气。“找你拔龙角找茔地的富商是什么人?”我满腹的疑问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你怎么又偏偏选上了这么个龙脉?”“咳咳,那人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资金直接打到我账上。”莫炎咳嗽着掏出一部手机。接过手机,我差点栽个跟斗,这么个出土文物似的莫炎居然用的是NokiaN93?!“你认识了然?!”在他指点下翻看邮件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这老狐狸是筑壤一派的高手。”莫炎的话令我更为吃惊,“这条龙脉就是他给我的资料。”“难道了然是在给你下套?!”我狐疑道。“不可能,他虽然是老狐狸,咳……”莫炎又是一阵猛咳,“但绝不会害我。”这下我彻底晕了,饲虚的莫炎,筑壤的了然,一团迷雾的龙脉,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可不管怎样,现在却必须走下去,一来S身上的山鬼巫时间有限,二来如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那桐官服照注208张寿蓉、张寿崇为姐弟,他们的父亲绍曾是那桐的儿子。对金鱼胡同那家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大宅门,我选择5人做了3份口述。这5人分别是那桐的孙子孙女、五服以内的堂孙女,以及这个堂孙女的亲戚蒋家姐妹注209。这就好像一颗石子入水泛起的涟漪,一波一波荡漾开去,观赏水纹的时候,如果能在看石子入水之余,也看看由它激起的整个水波动态,方才有趣。何况它的边缘,很有可能是另一波水纹的中心。注210张寿崇(1921—2002),生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其父绍曾(1892—?)一直未任过高职,与其祖父那桐共同在那家花园生活。张寿崇也在祖父家的这所花园里长大成人。在天津公学、天津新学书院读完小学、中学。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燕京大学停课后,1942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未谋职业。其间曾出资兴办福兴汽水厂,后因资金和管理问题停产,1951年转让。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这样的经历在北京市各区县政协中罕见。张先生在东城区政协工作的40年间,一直致力于保护文物、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和民族古籍等工作。1984年又积极筹办北京市第一个满文班,该班于1984年开课。张先生曾发表《那家花园话旧》《满族史料拾零》《有关满族的社团组织回顾》等文。编辑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晚年整理出版祖父那桐的日记并将日记捐赠给北京市档案馆。该日记在他去世后,是由他的子女完成捐赠仪式的。我与张先生相识于1985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上。因工作上的关系,又因我母亲与他是大学同学,于公于私都有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委拟编写民族志时,他指名令我加入,因此而往来频繁。我曾跟随他到北京香山的健锐营和大兴南苑的满族聚居区参观考察,可惜的是因各种原因,这些成果都未能发表。注211张寿蓉、张寿崇姐弟在清华园(图中牌坊上“清华园”三字为那桐所题)(张寿崇提供)张先生一直跟随祖父在那家花园长大,经历自非一般人可比。但我因为与他过于熟稔,因为总觉得会有很多与他长谈的机会而一次次地拖延,直至有一天听到他溘然长逝的消息,才意识到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也是在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了许多他生前从未与我讲过的、令我感叹唏嘘的坎坷隐忍的经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悼念,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这篇口述是本书诸篇口述中较早的一篇,本以采访张寿蓉为主,我是在张寿崇先生的陪伴下到张寿蓉女士家中做的,谈话间二人多有互相提醒互为补充之处,所以一并罗列于此。张寿蓉(以下简称蓉):我1919年出生,今年80了。我没有满族的名字,就有个小名叫“枣”,小枣。那桐是我祖父,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刚记点事儿吧,他就半身不遂了,我就记得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说话就“嘞嘞嘞”地说不清楚。我就是早起来请安去,下了学以后过去作个揖,看一眼,就出来了。张寿崇(以下简称崇):我家不算贵族,算官僚。我家的老姓是叶赫那拉,老家谱上说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我们说姓那,是因为我祖父的名字是那琴轩那桐,到我父亲就姓绍了。实际到我们这辈应该用“寿”,我家不论男女都按寿字排。姓张是民国以后改的,其实应该姓章,因为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边,叶赫那拉氏第一个出名的叫章嘉,注212我们家谱里是章嘉,后来民国时期排满,汉人里姓张的不是比姓章的普遍么,就用了这个张。蓉:我母亲家里的事就不太知道了,就知道姓奚,那阵儿最出名的,反正后来自杀的那个裕禄注213不是她大爷就是她叔叔,好像是差两辈儿,不是直系下来的。崇:好像满族有个姓是喜塔腊,所以她娘家就姓奚。其实按官位说,裕禄比我祖父高,他们哥儿仨都是大官。他们是真正的八旗,不是内务府。我们家多少是内务府后来抬旗,我祖父已经做到一品大员,当然就抬旗了。蓉: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了。我的姥爷我就没见过,他做什么官我也不知道,他庚子时候殉了,自杀了。姥姥也是我很小就病死了,那时候觉得这殉了不是什么好事,就都不提。我们也不上姥姥家去,我母亲也不常去,因为父母都没有了,就知道有一个婶儿,就是庆王的四格格,陪着慈禧的,相片里老有。她是我爷公的妹妹,从这边说是我姥姥,叫九姥姥,从那边又等于是我的姑太太。我上我母亲家去也就是去见这个九姥姥。崇:这说的就是三家儿了,四格格是我母亲娘家的婶儿,也是我三姐(指张寿蓉)结婚以后庆王府的姑太太,这三户都是一品大员。注214蓉:我祖父的前一位夫人姓赵,大概就是民人,汉人。生了四个女儿,没男孩。第二个太太就是续弦的这个,就是我祖母,姓邓,是汉军旗人,家里也是有名的,盖动物园的诚玉如那是我们的舅姥爷。注215她头一个生的是男孩,就是我父亲,跟着下边也生了四个女孩。两个都是正太太,我祖父没有姨太太。崇:我家没有姨太太,没有丫头,没有抽大烟的,所以才能延续到现在。要有就不行了,反正一抽大烟,再有姨太太,再有使唤丫头,就完了。我们家是从困境中起来的,经过一段波折,咸丰时候肃顺和柏葰相争引起的那个科场案,我曾祖父就被牵涉,所以我家就很困难,到我祖父才又起来。我祖父那时候上朝连靴子都不肯穿,先走路到那儿然后再穿靴子,生活困难到我家老姑太太在家里打带子。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家。蓉:我这八个姑姑,大姑我就没怎么见过,那时我很小。注216二姑嫁给蒙古八旗人,言菊朋他们家的。三姑嫁给皇族了。注217五姑爷是我公公,五姑就是我婆婆,那时候可以亲上加亲,姑做婆婆。六姑就是我婶,姐儿俩嫁给哥儿俩。崇:那时候庆王是总理大臣,我祖父是协理大臣,在外交上是这么一个关系,在朝里最后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一把手,一个二把手。注218我们七姑嫁给铁良家的,注219八姑嫁给杨儒,注220到俄国当钦差的,那是汉军旗。蓉:我父亲那阵儿在中国银行做个不要紧的事儿,接电话,好像接线生似的。崇:他主要是股东,董事,中国银行就是接着大清银行,一脉承下来的,我家是大股东。注221我曾祖父哥儿好几个,就都不在一块儿了,我们家三代同堂,也算大户了吧。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帝制以后变化很大。蓉:反正那些事也不让小孩儿知道,小孩儿也就是吃喝玩乐而已。那阵儿军阀打仗,是不是炸张作霖哪?我们就往外跑呗。崇:军阀混战嘛,跑过两三次。我们是天津有个家,注222北京有个家。我们家在(北京)苏州胡同也有房。苏州胡同也算是好地方,离东交民巷近,中国兵不能进,北洋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到苏州胡同就不能派兵进去了,外国兵放哨就放到苏州胡同。我们主要就这仨地儿,金鱼胡同假如说不安定了,就跑到苏州胡同,还不安定就奔天津,奔天津租界里住。我们是如此,北京这些个大户差不多也都是如此。上到溥仪,下到铁良,没有说天津没有家的,再往上肃王什么的就去大连、青岛了,摄政王也到天津去,都是这样。真正不进租界的那很少了,除非他没落了。蓉:我们小时候也跑过。乱了,没有客车了,就坐运兵的铁皮车,也钻过铁道。那时的房子也不算贵,家里有钱的主儿都买得起,就置一所,两边跑呗。解放以后就都卖了。我们家姐儿7个,4个男孩4个女孩,中间死了一个女孩,所以女孩是3个,都是一个妈生的。我大哥是属耗子的,比我大3岁。二哥现在还有,在天津,比我大一岁。一个弟弟属猪的,比我小4岁。大姐比大哥小两岁,大姐完了是二姐,我是女孩里最小的。没了的那个是我姐姐,两三岁时得传染病死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可能是虎列拉什么的。1920年那桐的全家照注223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家里就跟《春》了、《家》了那种书注224里头很像,大家庭。父母都忙自己那点事,我母亲要管理家里的事,还要出去应酬红白喜事,一天见不了两次面,早上请个安,晚上说个明儿见,一天就完了。孩子多,也管不了,生下来就雇奶妈子,吃奶妈的奶,不像现在跟父母这么近。奶妈抱走就归她了。所以奶妈是太要紧了,好像就是受她们的教育。我们管奶妈叫嬷儿,就比叫老妈子强多了,府门都叫嬷儿,谁是谁的嬷儿。长辈的用人叫“达”,是宫里的叫法。我奶妈是顺义县的,她二十几岁来的,比我母亲大一两岁吧,自己的孩子让人给看着,一年也就回去一趟,十几天。她从我小时候到我结婚,一直跟着我,那阵儿叫陪房。我结完婚以后她又给我哄了3个孩子。后来得心脏病死的。她一辈子,跟我的时候比跟她丈夫多。像我这样一直到结婚生孩子还跟着的太少了。崇:像我的奶妈就不行了,反正奶妈走了以后有看妈,老有一人跟着。蓉:我虚岁6岁就念书了。那阵儿我哥哥他们上学校,也让我去,我一听就害怕就哭,家里说那就甭去了,就在家里读私塾,请老师来。哥哥是在学校念完了还得在家里念。我那阵儿也糊里糊涂的。反正按老式规矩,9点钟上学,11点半才下课,下午一点半上学,5点下课。开蒙在北京,几年后上天津,老师也跟着。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儿念“四书”。我们头一个老师是山东人,简直就是哄小孩儿。后来的高老师学问好点儿,就教点诗什么的。还学过几天英文。我父亲三十几岁就半身不遂了,我就陪着他,也没上学也没出去,一直到结婚。崇:我们中学全在天津念的,只有暑假回北京玩儿来。蓉:我13岁就订了婚了,13岁就等于12岁,我生日又小。等了这么几年,到虚岁17岁就是现在的16岁就结婚了。我先生是庆王府毓字辈的,溥字辈完了不就是毓字辈嘛,他比我大两岁,结婚时虚岁是19岁。那阵儿都是19岁就结婚了。他1984年死的。他就是上学,完了高中毕业就工作,没上大学。先在外国公司做点事,然后就在保险公司,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照相机厂。我结婚时公公上头还有爷公呢,爷公就是庆王爷载振。崇:农工商部尚书,出使英国的那个。注225蓉:他们家那派头!原来好几个姨太太呢,死的死走的走,我结婚时就剩一个了。我公公哥儿仨,一个小的是姨太太生的,这哥儿俩是一个母亲的,就娶了我们家那俩姑姑。注226他二婶就是我六姑。那时候讲门当户对,没有悬殊太大的。我丈夫就哥儿一个,有俩妹妹,他们这支挺稀。那阵儿他们的王府还在北京,定阜大街,我结婚以后在那里住过一阵儿,还有宝座,就是皇上过去坐的那椅子,那时候就等于是一个摆设了。天津的那是住宅,老宅子很大,光地窨子就好几十间呢。注227我们在天津结的婚,他们的房和我娘家的房离得不远,就隔一条街,两处一说合就给了。他们家境那时候也挺好,清朝倒台了也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人家十分之七。还有渤海大厦。府门跟我们普通的门不一样,他们家规矩礼数特别多,丫头也特别多。咱们这儿随便磕头不是磕仨头么,他们得磕六个头。我那阵儿是个小姑娘,16岁,什么都不懂,结婚时规矩也不懂,就找懂这种事情的一个老太太,胖赵。今日的天津庆王府(定宜庄摄于2009年)崇:就好像伴娘,她就懂这个,对于两家的情况都熟,规矩礼数她全都知道,到时候就提醒新娘子: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行什么礼,儿媳妇过门早上应该什么时候请安去,晚上应该什么时候回屋,都得听那胖赵的,她都给你递话儿,等于听她导演。胖赵一肚子没有别的学问,就是这个。北京有名的府第她都去,溥仪结婚她就陪着皇后。蓉:她一递话儿呢,甭管对不对,人家也就都觉得对了。她像司仪似的,在旁边搀着你,该请安的请安,该磕头的磕头。各家她都去,你可以给她钱,找她,用一个月还是多少日子。府门的规矩,普通人家的规矩,民家的规矩,她都懂。我和我大嫂都请的她。崇:长得就像电影里的胖黑奴,嘻嘻哈哈,人非常聪明,见的也多。大家门儿,你找我也找,越来越熟,她肚子里就像有本经似的。北京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男的有女的,女的就这个胖赵是最厉害的。新娘子遇到谁捣乱,她也能给搪(搪塞)一气。她也待不了多长,也就待一个月,报酬也相当高。蓉:我结婚时还按老式规矩,坐轿子,他(指弟张寿崇)还扶着我那个轿杆儿。他和轿杆儿高矮差不了多少。注228崇:弟弟得送姐姐去,扶着轿杆儿。我就等于到我姑姑家。蓉:我婆婆就是我姑姑,多少也好点儿,怎么也有个原谅劲儿吧。不过那大家庭也够呛,磕头请安、抽烟倒茶的事特别多,还不能和他们一块儿坐,老得站着,出门也得说一声儿。虽然是姑姑也还得按规矩走。不过我那爷公对我特别好,老拿我当小孩似的,老说你下去吧,别跟这儿站着了。老头每天起得很晚,到下午三点多才起,吃饭还得递漱口水什么的。后来就好多了。第二年我就有小孩了。我4个孩子,17岁生我大女儿,我年龄太小还难产。3年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又3年以后生了第三个,俩男孩挨着。我一直也没工作,就这么样下去了。十年以后了,到1952年又有了这女儿。崇:大的变化是解放战争。天津解放和北京解放不一样,天津是战争解放,这些户在解放前已经很紧张了,国民党到处占房,这些人就都被由老宅子里撵出来,再租一间房住,我们也是这样。国民党就进驻,算是给赶出来了吧。跟着就解放了。我们家房就卖了。庆王府就没算卖,移交给共产党了。蓉:也说不清楚,房子都交了,那时候就兴这个,就像现在兴人人买,那阵儿就兴人人交。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文化大革命”。我大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十三公子袁守安,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他们离婚了。二姐夫是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后人。注229我大嫂是卓王的后裔,姐夫的哥哥叫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注230就住在什锦花园,已经没什么蒙古人样儿了。二嫂是杨儒的重孙女。我姑姑嫁的那个是庶出的,杨四老爷之子杨朗之。崇:我爱人是军机大臣世续的后人,就是保溥仪的那个世续,他家姓索勒豁金,注231属朝鲜。四弟媳是汉人,大银行家岳潜斋的女儿。注232蓉: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先要尽可能找满族,然后就是门第。那时候汉人不愿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跨越韩、魏攻打齐国。其实,他是想通过伐齐之战扩大自己的封地。这是魏冉走向自己人生对立面的第一步。范雏在秦国等待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关注着秦国政坛的一举一动,穰侯为谋取私利而攻打齐国的计划,给了范雎提出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的机会。范雎在秦国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范雎刚入秦时并没有形成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因为当时他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东西。但是,在遭受秦昭襄王冷遇的一年里,范雎认真研究了秦国的战略,终于从穰侯魏冉的行动中悟出了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思想。范雎的上书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关注,他下令立即召见范雎。范雎通过王稽举荐,等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而范雎这次一上书,秦昭襄王立即召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换句话说,范雎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让秦昭襄王如此动心呢?范雎在上书中先做了两层铺垫一:第一,识别宝物极其困难。范雎在上书中举天下闻名的和氏璧为例,说明像和氏璧这样的天下宝物,开始都不被世人所认知,可见,识别宝物极其困难。所以,君王不重视的东西未必不是宝物。这是以物喻人,暗示自己是人才。第二,如不用我,不必久留。范雎已经在秦国等了一年多,但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召见他。所以,他在上书中公开提出:大王要是认为我的话可行,那你就用我;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可行,长期留我也没有用(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这两层铺垫,为范雎面见秦昭襄王打下了基础。但是,范雎也是一位非常懂得读者心理的人,他只扼要地点出国君和列侯的关系,并不讲透;而且,还甩了一个包袱:我有一些非常重要而机密的话不能写在信上(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只能面见大王时讲。如果我讲的没有用,我愿意立即接受死刑(一语无效,请伏斧质)。这些话说得若明若暗、欲言又止、神龙见首不见尾,秦昭襄王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范雎说的是什么,但又不知道范雎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才立即召见了他。秦昭襄王先向推荐范雎的王稽道了歉,然后用专车迎接范雎(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范雎乘专车到了秦宫,他假装不知道这是内宫的通道,闷着头就往里走。恰巧秦昭襄王从里面出来,宦官发怒,驱赶范雎,呵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喊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秦昭襄王走过来,听到范雎和宦官吵架,便上前迎接范雎说:我早就应该向您请教了。正好遇上攻打义渠的事非常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总算把义渠的事处理完,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秦昭襄王呵退了左右的侍从,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等了一会,秦昭襄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又说:“嗯嗯。”连问三次,范雎每次都是只嗯嗯,不回答。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打算赐教我了吗?范雎说:我只是个寄居在异国他乡的臣子,和大王的交情很生疏。我要讲的又都是辅佐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和大王的亲人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想尽我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怎么想。这就是大王连问我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我并不是害怕,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被处死,但是我绝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我死也值得。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之后,天下人看见我尽忠而死,不敢再到秦国来(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说哪里话!秦国偏处一隅,我本人无能,先生光临此地,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是上天的恩赐啊。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范雎听了后举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地势险要,雄师百万。凭着秦国力量制伏诸侯,如同猎狗抓捕瘸腿的兔子那样容易。秦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穰侯不愿竭尽忠心为秦国出谋划策。大王也有失误之处。秦昭襄王接着问:我想听听我的失误在哪儿。范雎答道: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今属山东泰安),这绝不是个好计谋。出兵少对齐国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出兵多则又会损伤秦国的力量。大王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派兵协同秦国征伐。韩、魏两国是真的亲秦,您要越过他们的国家去进攻齐国,合适吗?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远交而近攻)。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弃近而攻远,显然太荒谬了。秦昭襄王说:我早就想拉拢魏国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请问怎么才能拉拢魏国?范雎回答:先说好话再送厚礼,不行就割让土地收买,再不行就发兵攻打。于是,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客卿,和他一起商议军国大事(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范雎在秦国熬了一年多、费尽心机才得到秦王的召见,秦王一见就采纳了范雎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穰侯魏冉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略。秦昭襄王是魏冉强行所立,魏冉又是秦昭襄主的舅舅,魏冉辅政三十多年,功勋卓著,因此,秦昭襄王和魏冉的关系始终不错。但是,魏冉的功劳也引发了秦昭襄王的猜忌,这是王权和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这才使秦昭襄王决定重用范雎。在获得秦昭襄王信任、重用之后,范雎又对秦昭襄王说:我过去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什么秦王。此时,穰侯做秦国的相国,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流率兵为将,他们都有自己的封邑,加上宣太后的宠爱,个个家中财富超过国库(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秦昭襄王听了范雎这番话,如梦方醒,于是废了太后,把攘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任命范雎为相国。秦昭襄主把应地(今河南宝丰南)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强公室,杜私门”,非常有名。秦昭襄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利用范雎,废了太后、穰侯魏冉等人,将大权全部收归己有,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范雎的贡献有两条:一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的战略路线,二是强化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特别是第一条,贡献极大。“远交而近攻”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是外交与军事的有机结合。范雎不但提出了这一总体战略,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是胁迫和秦国接壤又处于天下中枢的韩、魏两国执行亲秦政策,然后利用韩、魏两国的亲秦威逼楚国、赵国,迫使它们屈服。其次是恫吓齐国。各国都被征服之后,再放手进攻和秦国接壤的韩、魏两国。在韩、魏两国之中,应当先攻取韩国,因为韩国和秦国的国界是犬牙交错。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强,它是基于地缘关系之上的一个由近到远的具体战略,因此,它可以看做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具体规划;同时,它也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相互结合的战略方案。秦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韩、魏两国亲秦,再利用韩、魏胁迫赵、楚。这一战略使军事、外交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总之,“远交而近攻”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思想非常完备的阶段,接下来只剩具体的实施了。《史记》中还说,范雎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即顿饭的恩德也一定偿还,瞪瞪眼睛的仇怨也要报复。他分发家里的财产,以此报答所有因为他的事情遭受困苦的人。当年救范雎的郑安平,昭襄王让他作了将军,王稽则作了河东郡太守,并且昭襄王允许他三年内不必向上汇报施政情况。须贾因秦国要攻打魏国,至秦求见张禄,此时尚不知张禄就是范雎。范雎设计将其进行了一番羞辱,数落他的过错,并打发他回去,要魏国送魏齐的人头来,否则兵发大梁。魏齐被迫四处奔逃,最后无奈自杀。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他在穰侯、范雎的先后辅佐下,有力地打击了六国的有生力量,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明显。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他的太子来说,等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的长子没有等到继位就死去了。那么,他死后,秦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继位的新君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吗?第9章异人奇缘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次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太子宝座的?王孙落魄邯郸城上轻下慢无礼遇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主孙。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一: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他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而且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也正因为地位的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是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为了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是泄愤的最佳首选。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派往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待为上宾。但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秦国也是强国。这是因为赵国一向作为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又不停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是如何的不值一提。秦国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秦国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往异国或他国派往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满足。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异人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心目中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是没有受到礼遇。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份。如果说他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缘,那么落魄的异人恰在此时遇上了人生的第二个奇缘。召不韦贩贱卖贵秦王孙奇货可居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自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就是阳翟(dí,敌,今河南禹县一带)昌不韦。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象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能够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他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最大,N倍。当然,一项一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他要把他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就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有可能进入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和政治非常接近。《史记》里记载了两个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政治家下海经商能够成功吗?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反过来,一个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虽然经商与从政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的是什么?靠三个要素: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靠这三个要素。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个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作为一个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安国君

                        精品国产亚洲第一区二区三区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音继续道,沉稳的语气间包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莫炎和林岳的脸上也露出了诧异,但似乎都很信任这个声音,当下三人凝神聚力意想着“玉龙”二字和皑皑白雪。“师父……”韩笑觉察到了变化,但却无法撤身,“龙脉走向有变,我控制不住!”莫曹没有回答他,而是直直地望着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并非是我大意,实在是您老厉害。”莫曹恭敬地对那人道,“一路跟来,我竟然没有查觉您老的真实身份。”“呵呵,别乱客套,你肚子里早在骂我老乌龟了。”那人笑道,“龙脉已经转向别处了,我布了掩气诀,你暂时不用去找了。”“轰……”地上的石台突然爆裂,接着四周的九块无间轮回盘也一一毁坏,那股可怕的力量已完全消失,围在石台边的四人不由跌坐在了地上。“韩笑,你过来。”莫曹招手叫过韩笑,“见下筑壤一派的了然大师。”韩笑顺从地走了过去,脸上一贯的笑容已换作了无比的惊讶,其实不止是他,我和莫炎、林岳也是目瞪口呆。莫曹面前的那人正是一路陪着我们的老猎户——老田!“少点俗套比较好。”老田笑了笑,“带着你那乖徒弟赶快走,我现在还不想改主意。”“那就先告辞了,您老保重。”莫曹恭敬地欠了欠身,“改天再去拜访您老。”话一说完,莫曹拍了一下兀自发愣的韩笑,两人身影一晃有如火焰般抖动着没入了地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田看着他们消失于地面,叹了口气,转身走到洞壁边,伸手轻叩了两下,石壁嘎然一震,晖儿和S从中落了出来,老田双手一托,扶住她俩,原来两人均已昏迷。“别愣在那里,过来扶着她们。”老田回头招呼道。我和林岳立即上前扶过晖儿、S,莫炎冷冷地看着老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三十年前我救你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个狐狸面具。”老田对莫炎缓缓道,“打那以后,你一直叫我老狐狸,你父亲留给你的是一个象牙盒子,是我亲手交给你的。”莫炎的脸色一缓,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而你父亲留下的是一块木头,考进医学院那年我假扮邮差送到你寝室的。”老田对林岳道,“你父亲叫林若飞,最大的爱好是下象棋,还总喜欢赖棋。”林岳笑了笑,眨眼点头,对老田的话语完全认同。眼前的老田身板挺直,一口浓重的乡音换作了地道标准的普通话,那双一直眯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与之前的那个老猎户形象判若两人。“王亦凡,我知道你的疑问最多。不过,韩笑那天说的大多是真的,只是他稍许改编了一点。”老田对我道,“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并不是莫炎的先祖,他也不是想和秦始皇换命,那段历史各派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所以那人的身份是个迷。”老田接着又说出了一些隐含的事情,照他的调查,莫曹应已知晓了那人的真实身份,并由此得知了龙脉的秘密。而且,就当年莫曹的能力来说,即便他学会了一些高超的技艺,再加上陈子浩协助也不足以将整个饲虚一派灭除。莫炎的父亲在去茶马古道之前秘密与老田会过一次面,他隐约感到此行有所凶险,因此便将饲虚一派的典籍交与老田,万一自己出了事,便由老田将东西转交他的两个儿子。老田观星推算出莫念非和一派弟子将陷入大凶,便立即前往,但却晚了一步,只救下了莫炎。在安顿好莫炎之后,老田追查凶手时,却意外的发现莫曹的身后似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在作祟,只可惜,他用尽办法也无法找出真相。事隔几年后,林岳的父亲因罪入狱,老田发现事件的背后同样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但也无法查清,唯一的线索便是林若飞死亡时,手中紧攥着一枝风信子。老田感到事态的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各派的安危,于是便隐居了起来,隐去本名田然,一直以了然这个化名与外界沟通。至于我的父母,老田却始终没有联系到,事实上听风一派在四派中是最为低调的,和其他三派几乎没有联系。直到之前的城市事件中,林岳和莫炎相继将我的情况告知老田,他才通过网络找到了我,并在暗中调查和帮助。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那个幕后力量再次出现,当年的莫曹也成长到令人可怕的地步,老田发现自己与莫炎的联系被切入后,便装扮成布依族猎户,与我们同行查探,暗中保护。几番经历险境之后,老田始终隐忍不发,就是想找到那个幕后力量。但很可惜,直到被迫出手逼走莫曹的那一刻,他始终无法查探到任何的消息。“莫曹和那个幕后力量到底为什么要找龙脉呢?”醒来的晖儿在听完叙述后不由问道,“我想不仅仅是为了想把自己埋进去那么简单吧?”“说的对,没有那么简单,在风水上并不只是墓葬才能利用龙脉。”老田幽然道。“那会是什么呢?”S抱紧怀里的狴犴道,“龙脉难道不是用来埋葬先人的吗?”“用来改造人们的风水运势。”老田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只怕他们是想用那个上古的龙脉藏穴法。”二十八、龙脉藏穴自古以来,民间对风水和命理的关系十分看重,尤其是牵涉到观命改运的环节,很多人更是趋之若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十一择业与择偶,十二趋吉要避凶。”这段广为流传的歌谣就代表着民间多数人对风水命理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但大多人都错了,人的命是无法改变的,正如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在一定时期后会定型一样,很多现代科学都能表明,其实一个人的命格是取决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外界因素。中国的古人也早有说法:“命由心定,运自气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田所说的龙脉藏穴是一个上古风水格局,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墓葬风水格局,事实上很多江湖风水先生也会凭着一知半解拿这个名头去糊弄人,冒充作天下极盛的墓葬风水格局。其实不然,正如老田讲的,龙脉地气并非只能用在墓葬风水上,博大精深的风水堪舆文化中就有着多不胜数的利用方案。龙脉藏穴就是一个改运的大局,但究竟效用有多大,老田也不知道。龙脉藏穴中所说的穴,绝不是墓穴,穴在风水地理上是对地脉重要环节的一种统称,后世人们关注自身较多,因此便忽略了本意,常将它认作是墓葬用的坑穴。“凡是山,必会有穴窍,就像人有口鼻,是气脉出入的地方。”老田如是说道。那这个龙脉藏穴格局为什么会令得老田如此担心呢?《易经·需卦》六四中曾这样写道:“需于血,出自穴。”其实按古代风水堪舆学说的分析,山都具有灵气,它们的灵气是顺着山脉而来的,就像是人体会有血液,血液总是遵循血脉而流行。龙脉也是一个道理,它是风水堪舆学者们综合了多年的经验和验证,以人体的血脉为蓝本,比喻之下而产生的一个名词。龙脉地气蜿蜒盘曲,随着山脉流行而去,但到了山脉尽头,地气便会结成穴。这种穴,并不是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的石洞、土坑之类的地貌特征,而是山脉尽头所止之处,也就是龙脉地气所出之位。这里会生成一个像似微闭的口、鼻、嘴、乳、脐等形象不一的地质特征,有些类似脉眼,但吞吐的地气能量却远胜于脉眼。这些穴吞吐而出的地气能量会影响到周边的地理、生态甚至是人文环境。虽然穴的吞吐能泽被它周遭的环境,但对于整条龙脉而言,这是一种损失。不过在风水堪舆理论中,这样的损失被视作正常,就像人体一样,有消耗才会有摄入,循环不断,生生不息。而这个龙脉藏穴的原理便是将这些穴口人为地封住,使得地气毫无外泄,最大限度地保证龙脉地气的旺盛和充裕,从而获取其中最大的能量。不过这样的做法属于杀鸡取卵。宋朝时,著名的风水大家赖布衣就曾被迫使用过这种方法。那时还未拜相的秦桧野心勃勃,私下找到赖布衣,胁迫其寻觅一个风水宝地帮助他及第王侯。赖布衣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但他知道,一旦帮助这位奸臣获取龙脉,天下势必会拱手金人,因此便冒险用了龙脉藏穴的方法,将一处龙脉穴眼封死,点出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秦桧带着一干风水先生现场查看,那些风水先生大多是半吊子,只会溜须拍马,奉承之下更是添油加醋。秦桧听着顺耳,再加上地域内藏风得水,一派葱郁之气,便十分满意,当下打赏了赖布衣,并将自己的先祖山坟迁至此处。赖布衣回家后立即收拾,带着一家大小偷偷溜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他知道,这个布局很快便会报应到秦桧身上,但现在的龙脉生气会帮助秦桧不少,为免杀生之祸还是早走为妙。其实秦桧这会根本就不知情,受到高宗重用,一路爬升拜相封爵位极人臣,觉得自己已是王侯之命,便大举张罗着与外邦私通卖国,想着可以当上南国王侯。可就在一天夜里,那块风水宝地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之下,大地颤动,山岳移位。雨过天晴没多久,秦桧就被处死了。赖布衣闻讯赶到那块地方,只看了一眼,便不禁大叹道:“此地不发无地理,此地若发无天理。”……“那里的局势应该是变了。”莫炎沉吟道,“称王落败,就差一线。”“赖布衣看到的是一个满门抄斩,千刀万剐的死门局,之后便一直郁郁而终了。”老田缓缓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风水格局的变化本就很多,秦桧也是罪有应得。”我皱眉道,“但赖布衣为什么要自责呢?按理他的做法并不过分。”“观局看大,观人看小。赖布衣不是为了秦桧,而是为了整个龙脉地域的环境变化而自责。”老田摇头道,“就是这个龙脉藏穴的布局,刻意改变了整个龙脉地域,使得后来发生了剧变,不但是秦桧,其实整个地区内的一切都受到了牵连。”“牵连?难道附近的很多地方都被毁了吗?”S瞪大眼睛道,身旁的狴犴听懂了似的不住摇头,好像在反对她的说法。“呵呵,没那么厉害,不过之后的数百年时间内,那个地方一直很贫困。”老田看着狴犴的模样不禁笑了,“那里虽然出过皇帝,但却横征暴敛,闹得十年倒有九年荒。”“您的意思是,这个龙脉藏穴将地理环境中的能量大量使用,造成失衡。”晖儿思索着说道,“接下来很长时间区域内会因此而贫瘠,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全是这样,老田您所担心的应该是赖布衣所没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吧?”我试探地说道,“不用墓葬,改用动物或植物,布置得当可以将龙脉地气完全汲干。”动植物比人类要贴近自然,在感应自然的龙脉地气方面更为显著,这种方法很像日常生活中人们信奉的风水植物和风水鱼,因为它们在特殊地域吸收的地气能量可以缓慢释放,给予人类一些改变和帮助。“说的没错,但莫曹应该用的是虚兽。”老田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云南鱼米富庶,一旦被他们得手,可是千年贫瘠啊。”“怎么那么久?”林岳拧着四条眉毛道,“难道当年赖布衣用的龙脉是条杂龙?”“就是杂龙脉,换作定世三龙的任何一条,那还了得?”老田叹道,“何况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改的是什么运……”……抚仙湖畔,在高处眺望之下,老田和我们观看着整个地域的环境。晖儿和S不时地在电脑上记录着资料数据,演算绘图中一些组合排列渐渐整理了出来。“山上龙神不下山,水中龙神不上山。”老田完全否定了我当初所说的巨犼迫伏羲的局势,龙脉真龙部分有山水龙神之分,两龙互不相犯,山为阳卧龙,水为阴盘龙,这就是真正的龙形。抚仙湖一直流传着六大迷的说法“平湖跑骏马,湖底万尸划,龙州寻不见,大鱼赶竹筏,众鲭来朝拜,怪石界鱼家。”“湖底的那些尸体、古城和消失的龙池州其实是一回事。汉代县志记载中,龙池州设立于秦末,明里是座普通城池,暗地全城都是负责风水布设的司职人员。”老田指着湖水道,“抚仙湖地域的风水环境大多都由他们改造完成,传说沉于湖底的大小孤山就是他们凿空的,可惜全部葬身湖底了。”“龙脉藏穴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也会引发变化?”我不解道,“湖里那些巨鱼,湖面上出现的骏马和每年出现的大批鲭鱼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都与之有关?”“先别急,从莫炎的父母出事那天起,我在云南调查了三十年,这当中的关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老田摆手道。现在的抚仙湖地域就是当年的龙池州,城内的这些人员是当初那个神秘高手从秦始皇那里借助的,引龙大局就是由他们协助完成的。但之后那神秘高手又安排了他们新的任务。龙池州有大小两座孤山,山体中空。这些人将它们改造成土性形势之后,又通过云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向山体内引入水流,造成了“土包水”的风水格局。但他们不知道,这两座孤山便是龙脉的两个重要穴,而且是两个地炎穴。地炎穴是龙脉中最刚猛也是外泄最强的穴,“土包水”激发的双行对抗力量刚好封住了穴眼。与此同时,他们在山体内放入了大量的特种鲭鱼,这种鲭鱼别名“龙吐珠”,外形如刀,存活力大,在风水上被称为“冲煞鱼”,主偏运横财,聚集之下效力十分巨大。“冲煞鱼”和“土包水”的混合局势不但阻止了地炎穴外泄龙脉地气,更是将哀牢山的龙形气脉也吸附了过来。这一切都是在龙脉被引走后进行的,如果龙脉还在这里,封阻穴眼的做法只怕会引发大地剧变,导致崩落塌陷。“那人并不是想帮秦始皇,只是利用了嬴政想称霸天下的野心,为自己方便罢了。”了然叹道。在定世三龙的南龙上实施龙脉藏穴,这原本就是件火山上钻井的危险活,那个神秘高手的确高明,他预先转移了龙脉,而后进行藏穴,这样就毫无危险。而藏穴完毕后,他就会把龙脉再度引回此处。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四派瓦解了,龙脉也被封禁了起来。追斗之下,他恼羞成怒,一并毁了地炎穴上的封堵,结果土、火、水三行并交,引发了地下海眼,加上附近的湖泊泛滥之势,顷刻间将整座龙池州化作汪洋,抚仙湖便就此出现了。湖内的大群鲭鱼便来自大小孤山内,古城和尸体便是龙池州和一干司职人员。至于湖面的骏马,其实就是之前我曾见过的兵駮。这种火性虚兽十分喜欢地炎穴,穴眼封堵爆开后,地炎穴残余的能量经常会吸引兵駮来这里寻找,所以人们就会看到神奇的骏马在湖面或湖内出现。……“我约摸着莫曹和他那个主子肯定知道这事儿,悬啊~~”林岳走马灯似的在周围溜达着,嘴里大声道,“这儿不都废了吗?他们再引回来也不顶啥用啊。”他的声音大的有些出奇,直觉告诉我,林岳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但又不便说明。果然,林岳身边的矮树上停着一只鸟,那鸟很普通,像是常见的喜鹊。但它却并又不普通,林岳的嗓门已经提得很高了,那鸟却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田,丝毫没有被惊吓到的迹象。“呼”,一个影子闪过,狴犴不知何时蹿了上去,那只鸟竟来不及挣扎,一口被它吞了下去,接着满意地摆摆头,像只吃饱了的猫儿似的回到S身边卧下。“知信鸟。”莫炎收回手中的灵火道,“偷听了有一会。”看来莫炎也早就觉察到了这只“间谍”,还没出手便被狴犴抢在了前头。“我说这只大猫挺机灵的啊。”林岳走近狴犴道,“看家护院啥的比我老家的狗还强。”狴犴听懂了林岳的话,当即虎起脸,呜呜地冲他叫着,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们小瞧狴犴了,它只是被人动了手脚。狴犴所在的地方是龙脉的生穴,那块界鱼石是封堵生穴的陨石。”老田突地想起了什么,“陨石不入五行风雷,具有特殊的磁场力量,用以封杀生穴是上等选择,当然也就禁锢了狴犴。”说罢,老田走到狴犴身边,双手轻柔地在它额头位置连续揉搓,狴犴温顺地低下脑袋,显得十分享受。不一会,一些细小的颗粒落在了地上,乌黑发亮,看上去像玄武岩的碎粒。狴犴眯着的眼睛圆睁了起来,整个身躯一下暴涨,少时又缩了回去,整个身躯比先前小了许多,看上去更像一只家猫了。但它的额头上却亮起了一道盘曲的纹路,像是一条飞龙,身上的花纹更加亮丽,浑身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气。“好大的气势。”林岳惊讶之下不忘贫嘴,“个头小了点,不过浓缩的都是精华。”狴犴冲林岳翻了翻眼,一

                        答自己的问题。我想,卡尔说到重点了。若这些记忆终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可以任意减轻痛苦的程度?又或者,我们真的有办法减轻痛苦吗?这样才真的是改变她的过去。卡尔描述这些事件时,他仿佛身历其境,重新经历这段过程。但我依然认为卡伦不需要这些过分鲜明的现实与记忆。“我想,或许有两个办法能帮上忙,”我告诉卡尔。“首先,你能不能在融合之后慢慢释放你的记忆——不要在几天之内仓促完成,尽可能延长至两三个星期?”如此或许能帮助卡伦逐步接收卡尔的记忆,避免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我会试试看。”卡尔有些惊慌。“再来就是,在你传递痛苦给卡伦的时候,能不能也将你承受痛苦的力量一并传给她?”卡尔稍微多花了点时间思索我的话,好像他不曾想过“力量”也在融合范围之内。“这我也会努力的。”我请卡尔暂时回避,让我跟霍尔顿说话。霍尔顿早已知道卡伦可能即将面临一段难熬的日子,他保证会保持警觉,随时注意卡伦的状况。他还提醒我,卡伦体内已经有7个可以帮助她的人了;他说,现在的卡伦已经比较强壮,也承受得住卡尔的融合了。不过,霍尔顿希望我未来几天尽可能守在电话旁,好应付任何突发状况。他说,卡尔会等卡伦到家再开始传送记忆。我请卡尔回来,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候。卡伦打开门,“卡尔进来了,”她说。“你能形容他的模样吗?”我问。“他的表情好痛苦。”卡伦皱眉蹙额。“他有一头黑发,脖子上挂着项链。他跟我握手,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不会有事的。”希望他说对了,我默默想着。虽然卡伦早已意识到卡尔的角色,我想我仍必须简单介绍他。“卡尔负责承受他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守住痛苦的回忆,但他也拥有忍受痛苦的力量。”“他好像很难相处,”卡伦看着心中的他,说道,“他不是那种喜欢接触人的人。他浑身是伤,手臂、手掌上也有,他伤得好重。”卡伦在椅子上扭动,“他要开始了……但还没碰到我。他要谢谢你听他说话……他走向我。他走进来了。他在消失,像幽灵一样慢慢走进来……进来了。”卡伦皱眉。她再次抱怨光线刺眼,环境过于嘈杂;但这次她还抱怨她很冷。“他在里面。可是我还没得到他的任何想法,”她说。“可能要等你回到家,才会开始收到他的想法,”我说。我带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和她聊了一会儿,确定她已平静下来,可以回家了。我们俩都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这几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1997年2月12日与卡尔融合1997年2月11日,礼拜二,我与卡尔融合了。这次融合才发生不到24小时,我就已接收到太多记忆,逼得我不得不提早开始记录。首先,我想从在你办公室的记忆写起。虽然卡尔已连续好几个礼拜,一点一点把他的记忆传送给我了,但与他融合依旧令我极度紧张。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迈向完整的另一步,我也知道你一定会陪着我,但我也听其他人格提过,卡尔似乎是我们之中最糟的一个。我想,其实部分的我很钦羡他的力量与勇气。他何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撑过这些梦魇?希望我能得到他忍受痛苦的力量。我记得我们在小房间里。我打开锁,让卡尔进来。卡尔立刻走向我。他毫不畏惧,但好像很愤怒、也很痛苦。我看见他的手臂、脸上有好多淤青。他向你道别,跨进我的身体。他并未伸出手。我想,他不愿意在融合前跟我有任何接触。我知道他不曾有过善意的接触,我为他难过。直到卡尔跨进来,我才开始有了感觉。孤独,空虚的感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很困。一觉醒来,融合的力量一下朝我涌了过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冰冷,好像我身在某个湿冷晦暗的地方。我全身都痛,我好痛苦。我的手臂没办法弯,脚伸不直,我不曾感受过这种疼痛,不曾如此痛苦。两天之后,我猛然惊醒。我想动,却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我从头到脚都在痛。我甚至没办法关掉闹钟;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丈夫揍我,骂我懒猪。我努力尝试用尽全身的力量,却依旧动弹不得。我痛了一整天,也想起造成这些疼痛的所有事件。我想我大概没办法撑过去了。我觉得我快冻僵了,全身抖个不停,我想,这可能是我被锁在冰冷的啤酒窖或阁楼所留下的记忆。我的嘴仿佛变形了,讲话口齿不清。我把今天收到的记忆写在后面。虽然记忆本身并不愉快,但我已经能接受它们,继续向前迈进。我祈祷没有其他人也受到这群人相同的虐待。我还记得这些人是如何虐待我的。我能感觉到针尖、鱼钩刺穿我的身体。我听见笑声,此起彼落的嘲笑与奚落。我感觉恶魔就在我眼前。我记得我被绑在桌上。皮带一端扣住我的下巴,然后往头顶方向拉。下巴好痛。我知道我曾断过下巴,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时候弄断的。融合后第3天,我痛得醒来。主要是关节痛。我的下巴不痛了,说话也恢复正常;虽然针尖、鱼钩造成的疼痛已消失,但新的疼痛与记忆又开始涌入。第4天早上醒来,我的关节还在痛,但闷痛不见了。过度敏感的听觉与视觉也恢复正常。躺在丈夫身边,我想起他总是动不动辱骂我、羞辱我。卡尔代我承担他的言语暴力,以及他对我的拒绝。睡着时,我常常不小心碰到他,他会立刻踹我、揍我。我发现,他已有十年不曾小心、温柔地碰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跟他睡在同一张床上!感谢老天,我们有张特大号的床。那天早上,我看着他,顿时明白他延续了我童年的受虐生活。我想知道被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到卡尔的愤怒,一如我自己的愤怒。我已想起每一次的邪恶仪式,想起所有细节。这些记忆令我恶心想吐。我不想接受,也不想写下来。我感觉到卡尔的恐惧,他怕我们会因为透露秘密而遭遇不测。我听见他的想法:我们是恶魔,我们很邪恶,这些崇拜异教的成员是我们仅有的家人。卡尔只有10岁,我知道这些想法可能扭曲了他的价值观。我很清楚,这群异教崇拜成员只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所有愚蠢的崇拜仪式都是他们自创的,而我的祖父正是他们的领导人。回忆不断闪现,我一次又一次重新经历我的人生。我麻木,受到严重惊吓。我感觉卡尔憎恨节日,尤其是教会举办庆祝活动的日子。我一直看见发生在殡仪馆的恐怖虐待画面。我不断听见、感觉到卡尔为了保护我而承受的痛苦。我只有一个问题:我永远忘不掉这些回忆、这些画面。我相信我们活在人间炼狱。※※※※与卡尔融合一周后,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步履蹒跚,移动极为缓慢,脸上满是疲惫的纹路。我看着她,慰问地微笑致意。她来到座位坐下来,脸扭曲成一团。“大部分的疼痛都消失了,”她叹了口气,“可是我的关节又酸又僵硬。”“你对这些记忆有什么感觉?”我问。“感觉很糟,糟透了。我觉得别人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我觉得他们会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你自己吗?”“对,”她哭了起来。“我看见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了!我没办法写出来!我觉得我应该阻止他们,这都是我的错,甚至某种程度是我自己的选择……”卡伦没再说话,陷入沉思;一会儿之后,哀伤的表情逐渐退去,她继续陈述。“想起这些事使我明白,我的人生有大半辈子都没有我,其他人替我参与了。我到底是谁?等我全部融合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悲伤再度回到她脸上,“我好希望这些记忆都只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觉得那些仪式是那群人自创的,他们根本不是任何宗教或异教的成员。他们大概只有8个人。我不曾读过任何有关异教崇拜的资料,但我想异教崇拜的信徒应该没有这么少。”“你的祖父和父亲负责领导这个团体?”“对。他们大多都是我祖父或父亲的员工。”她想了一会儿,“他们把全部的东西都弄成灰色的,让我无法集中视线,记不住任何东西。我只记得我被锁在小房间里,记得那些针、刺伤、割伤,他们的笑声、辱骂,还有我丈夫拳打脚踢、天天数落我……好多痛苦。”她叹气,稍微放松下来。“现在封闭空间会令我感到极不舒服,所以我开车时一定得把窗户摇下来,现在可是2月呀!”“你受了好多苦,”我说,“但诚如你说的,这是最最糟糕的状况,而你已经撑过一大半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让我们看看其他人适应得怎么样吧?”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现身;他的手伸进卡伦的皮包,拿出一封信给我。拆信前,我问霍尔顿究竟是怎么撑过来的;他说,其实她调适得很不错,其他人甚至不需要出来帮助她。唯一的问题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些记忆,所以她必须经历痛苦、感受痛苦,让记忆变得真实。我读霍尔顿的信,与他一起讨论。他说这只是他的想法,我可以选择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1997年2月13日贝尔医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认为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朱莉安会是下一个应该融合的人选,不过你得尽快跟凯瑟琳谈谈。她的状况不太好,我不曾见过她如此沮丧、意志消沉。请你等卡尔更为融入卡伦的身体之后,再找她聊一聊。几个最麻烦的人物都已完成融合,剩下来的人(除了爱丽丝以外)都参与运作卡伦目前的日常生活。我可以冒昧建议接下来的融合顺序吗?1.朱莉安。她对未来的记录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她有好多心事可以写,我想其他人也会提供她更多题材。2.爱丽丝。她能完整补足邪教仪式的所有记忆。她居中穿梭协调,试着维持各人格正常生活。3.詹森。他能提供我们研究自我的崭新观点。4.卡伦2。她能帮助我们享受人生。5.卡伦1。她需要更妥善的商讨、开导,再进行融合。6.卡伦3。融合前,她得试着建立自信。7.凯瑟琳。她需要更多治疗,必须让她找回最初存在的目的。8.我,霍尔顿。我将是最后融合的对象,就当作是结束吧。霍尔顿我竟然能在霍尔顿的协助与引导之下,逐步建构重组卡伦的程序,这一切令我感到相当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蠢事。我很高兴我并非孤军奋战,不用一个人苦恼。我不曾在讨论人格融合治疗法的相关文献中,发现任何由内在人格主导融合的案例。卡伦为自己找到了治疗方法,而且看起来真的行得通。我决定继续采用霍尔顿建议的融合顺序,并且尝试解决各分身面临的问题,协助他们调整自我、迈向融合。引导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前,我请凯瑟琳跟我说话。没有了孩子们,她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因此十分沮丧。没有人听她说话,没有人需要她、尊敬她。我试着支持她,告诉她她的力量始终是我们最依赖、最重要的援助;我说,等她融入卡伦后,卡伦一定会再次需要她的。凯瑟琳觉得好多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2章爱丽丝与卡伦1由于我出外度假,再见到卡伦已是3周后的事了。她一如往常,稍微提早到了,但走进办公室的感觉却有些不一样——不是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步态、姿势不一样了。“最近好吗?”我问候她。“其他部分的我仍持续替我履行约定,维持生活。昨天我醒来时发现我正在做身体检查……我觉得我好像一年没见到你了。”“我知道。好一阵子没联络,真是难为你了。”“我头一次完整感受到其他人对你去度假有什么感觉。克莱尔的感觉……虽然他们已经融入我了,我仍然分得出来是谁的感觉。”她顿了顿,“我发现,原来我知道很多我以为我不知道的事,直到有人问起,我才发现我知道。我儿子问我,里格利球场(芝加哥小熊队主场球场)什么时候开放?芝加哥最高的3栋大楼是哪几座?而我竟然都知道!以前我根本不了解,原来我从融合中得到了这么多。”“你还有哪些地方改变了?”我问。“以前我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品位、兴趣或想法。我只是单纯存在而已。现在我得仔细思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我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我充满伤害与虐待的婚姻?”“你真的越来越完整了。以前的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嗯。比方说,我发现我懂得好多医学常识,尤其是幼儿疾病部分;我也喜欢看教育频道的医学节目,但以前的我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我对人、对事都感兴趣。现在我每次遗失时间都会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一定错过什么了。我已经不再想死,我只希望我不会死。”我看着卡伦,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我觉得我正注视着一个日渐完整的人。她开始能体会细微的差异,想法也越来越有深度,这些都是以前的她所不曾拥有的。我好吃惊,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慢慢上轨道了。这令我想起我的第一次接生经验。当时我还是医学院学生,而那名妇人相信我能帮她;事实上,她自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她本身就是奇迹,我只是碰巧抓住机会而已。※※※※“贝尔医生,我有话要告诉你,”凯瑟琳说,轻轻抚平裙摆。“他们的头痛是我造成的。”“哦?”“嗯。我越来越常出来了,我想我大概有些贪恋出来的时刻。现在孩子们都不在了,我无事可做。付清账单,家里也打扫干净以后,我觉得好茫然……”凯瑟琳望着我,仿佛我应该能体会她的处境。她的语气平稳、慎重,没有过多的情绪,坐姿拘谨。“听你这么说,你似乎也需要跟其他人融合了,”我说。“霍尔顿说我应该再等一等,”她挺直腰杆,“卡伦2想被融合。”“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嗯,她想做点改变。她想让我们的身材变好一点,她受不了卡伦的体重。”凯瑟琳动动身体,往椅子一侧靠过去,仿佛想让自己看起来更苗条、更轻盈。然后她倾身向前,轻声说道,“让男人感兴趣的也是她。”“你觉得呢?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这样。我吓坏了。”“你吓坏了?”“我害怕别人靠近我。”我知道她有上千个理由为此担惊受怕,所以这次我不打算追问。“你觉得谁可能已经准备好融合了?你有任何想法吗?”我问。“爱丽丝和卡伦1。”凯瑟琳终于找到能贡献一己之力的目标,渐渐恢复活力。“她俩一样大,都是10岁。爱丽丝负责从受虐模式转换到上学模式,设法维持正常表现。卡伦1的角色是和邻居小孩玩,和他们相处。等她们俩完成融合,接下来就可以轮到我了。”她望着我,寻求支持。我并未立即响应,我不确定该照谁的顺序进行。凯瑟琳看出我的犹豫,她继续解释。“卡伦2不怎么需要我,而我对詹森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爱丽丝已经准备好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会照你的建议尽量安排;不过,我有一事不解。霍尔顿提到要融合卡伦1、卡伦2和卡伦3,那以后换谁来就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直都是全体一起来,但卡伦3是最接近你‘看见’与‘认识’的典型。她也是其他人融入的对象。由于她一直在改变,也比以往更能享受生活,所以即使有人需要我,我也很难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也没什么地方用得上我了。这让我很嫉妒。”“所以现在还有3个卡伦、霍尔顿、凯瑟琳、爱丽丝、詹森和朱莉安等待融合?”我厘清目前的状况,但主要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清楚,而非为了她。“对,”她说。虽然我还是搞不懂该怎么让卡伦3融入自身,但我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个问题。※※※※“爱丽丝准备好了,”朱莉安说,“她不害怕。我也好了,我随时可以被融合。等我融入卡伦,我会马上再开始写日记。”“谢谢你,”我说。“可以请你回去,让爱丽丝跟我说话吗?”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然后她开始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把玩手指头。“我们上天主教学校时,”爱丽丝说,“如果做错事,修女会说我们身上有魔鬼。假如我不乖,弗朗西斯修女会拉我们的头发,拿圣水洒我们,可是我不哭,也不会把我的感觉表现出来,这让她很害怕。”爱丽丝继续描述一些学校的回忆,然后突然停下来;她垂下头,拉扯长裤上看不见的线头。“爱丽丝,你为什么会出现呢?”我问她,“你的工作是什么?”我知道她的故事绝不仅限于学校,一定还有别的。“嗯,”她开始,顿了顿,“我负责填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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