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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一级特级电影视频免费观看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都城。但是,曲沃桓叔这一支因实力强大最终夺权成功。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曲沃武公汲取了周天子两次出兵干预的教训,一方面杀死晋侯缗,一方面派人送给周釐(xǐ,喜)王大量“宝器”,公开对天子行贿。这一招还真灵,有钱能使鬼推磨。周釐主这次一反常态,不但不派兵征讨曲沃武公,反而封武公为晋国国君,使小宗的曲沃武公代替了大宗的晋侯缗成为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晋国国君。其实,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亦是无奈之举,并不仅仅是行贿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地位,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曲沃武公都已凭借实力掌控了晋国,而他的承认只能表明东周的宗法制社会正处于走向全面崩溃的窘境。但是,周天子的这种做派等于是把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秩序规则整个给废掉了。如果上帝死了,任何作为都可以被允许。如果维持秩序的权威失灵了,整个天下就会陷入一场大乱。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可以继承晋国君位,就突破了整个天下政治伦理秩序的底线。今后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了,只要你有实力。规则是人定的,实力才是硬道理。曲沃武公死后,他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文侯的弟弟,这一支属于普国公族的小宗,本没有资格继承国君宝座。但是,他们这支小宗凭借实力击败了作为国君的大宗,夺得了整个晋国,这叫做大宗财产来历不明罪。但是晋文侯的嫡系子孙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公子,在宗室和大臣中很有威望。由于晋献公这支小宗是靠武力夺得君位,所以他非常害怕晋文侯后世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八年,他的大臣就劝他诛杀群公子以保住君位(乃使尽杀诸公子)。晋献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乃大开杀戒,晋国的公族遭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从此,晋无公族。那么,晋无公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对异姓贵族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公族是最显赫的贵族,他们总是霸占着最有权势跟油水最丰厚的官职,他们的存在对异姓贵族的升迁跟势力壮大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晋无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就有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献公幸骊姬废嫡立庶子晋国的宗族内部发生了内乱,小宗灭掉了大宗,夺取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晋献公时期,又对大宗的公族进行了屠杀。这样,晋国大宗的公族势力开始衰落,但晋国小宗的公族势力还在。然而,晋献公又做了一件大损晋国公族的事情,使晋国小宗也开始衰落,最终导致了晋国整个公族势力的衰落。那么,晋献公到底做了什么呢?晋献公五年,晋国讨伐骊戎,骊戎战败,将一对姐妹花当作礼品奉献出来,用这种性贿赂奉迎晋献公。这对姐妹花是一对绝色美女,晋献公一见这对姐妹花,奋不顾身地就陷了进去(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关于晋献公与骊姬的宠昵关系,《国语·晋语一》中记录了一段非常精彩的细节。有一次,晋献公失眠没睡好觉,转天对一个大臣说了。大臣很奇怪,问:“您夜里没休息好吧,是不是骊姬没有陪着您?”(床第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公羊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见当时晋献公的确离不开骊姬。七年之后,即献公十二年,骊姬生了一个儿子奚齐。骊姬的妹妹也很争气,也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悼子(一作卓子,又作倬子)。晋献公在接受骊姬这对姐妹花之前已经有了太子申生,申生的母亲死得早;他还有两个非常贤能的兄弟:重耳和夷吾。献公十二年,晋献公最宠爱的骊姬生了儿子奚齐,晋献公太喜欢骊姬了,所以萌生了要废黜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但是,奚齐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母亲骊姬怀奚齐的时候,没有像钩弋夫人怀汉昭帝一样,怀了十四个月;也没有像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怀汉武帝一样,梦日入怀,引得汉景帝记住了这个儿子。骊姬、奚齐都没有过人之处,那要怎么名正言顺地把奚齐送上太子宝座呢?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没有机会,那就创造机会。如果只剩下奚齐一个公子,那太子还不稳稳当当就是他吗?既然如此,那就设法干掉晋献公的其他儿子。晋献公有八个儿子,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三位:太子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把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私下告诉骊姬,骊姬听后,流着眼泪说,这可使不得啊,立太子一事诸侯们都知道,而且,太子屡次带兵,百姓也都拥戴他。如果因为我而废嫡立庶,我马上就自杀(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太会表演了,她这一招欲擒故纵,让晋献公大喜,心中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他宠爱的骊姬不仅仅是貌若天仙、体贴入微,而且还如此“深明大义”。奚齐虽然平庸,可他有个不平庸的母亲。骊姬有她的一套,她虽然不直接走到前台,但她会找人帮忙,她会假他人之手成己之美,这是骊姬的高明之处。晋献公有两个宠幸的大夫,骊姬通过他俩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先君宗庙的所在地,蒲邑和屈邑都是边疆重镇,不能不派得力之人去镇守。一番话提醒了晋献公,晋献公非常高兴,立即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公子重耳派到蒲邑,夷吾派到屈邑。这样,晋献公身边只留下了骊姬和她的妹妹的两个儿子奚齐、悼子。把太子申生派往曲沃并不等于干掉申生,骊姬明白,要想搞定太子申生还得下狠招。于是,骊姬派人告诉申生,说昨天晚上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所以要申生赶快去祭奠他的母亲。申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夺命阴招,听了庶母的话,反而异常感动。于是,申生在曲沃祭奠母亲,并且按照规定把祭祀求福的福肉带回来送给父亲晋献公。送来的时候,适逢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就派人在福肉里下了毒药。两天以后,献公打猎回宫,厨师把福肉呈给献公,献公正想吃,骊姬劝他说:福肉从远方送来,还是尝尝再用。厨师把福肉倒在地上,地面立刻隆起来了;厨师把福肉扔给狗,狗吃后立即死了;厨师把福肉给一个宦臣吃,宦臣立即倒地死了。意料之中的骊姬一看,立即来了精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太子怎么这么狠呢!连自己的亲爹都要杀,这么急着抢班夺权。大王已经年迈了,还能活几天?太子竟然迫不及待地要杀您!太子这样做,都是因为我和奚齐。我们母子宁愿躲到其他国家,或者早早自杀,不要让我们母子被太子杀害。当初您想废他,我还反对;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全错了。骊姬这套欲擒故纵的忽悠把戏,确实练得炉火纯青,这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有水平有感情有智慧,把晋献公忽悠得肝肠欲断,晋献公能不勃然大怒?太子申生听到宫中发生的这件事情,吓得赴决逃到新城。晋献公非常生气,处死了太子的老师杜原款。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告诉太子:把毒药放到福肉里的是骊姬,太子为什么不亲自去跟你老爹说清楚呢?太子说:我爹老了,没有骊姬,他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假使我说明白了,我爹一定会非常生气,这太伤身,我就成了个不孝之子。有人劝太子:既然你没法说清楚,那你赶快逃吧。太子说:身负杀父的罪名,谁还敢收留我?我自杀算了。于是,太子申生就在新城自杀了。骊姬的阴谋取得了突破性的阶段成果,可是,太子申生是自杀了,他还有两个非常有实力的兄弟,他们完全有可能填补申生留下的位子,怎么办?恰逢重耳和夷吾来向晋献公汇报工作。有人给骊姬打小报告说,这两位公子对你杀死太子很是不满。骊姬听了非常害怕,立即行动起来,跑到晋献公那里调唆道:申生下毒的事,您那两个宝贝儿子事前也都知道。重耳、夷吾听说这个话,知道大事不好,不辞而别,分别匆忙返回自己的边城基地。晋献公闻讯,更觉得这两个儿子心里有鬼,出兵讨伐。重耳吓得跳墙逃跑,逃跑时袖子都被追杀者砍断了。从此,重耳开始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献公又派人讨伐屈,屈城人全力防守,城池未被攻下,夷吾得以幸免。骊姬反对晋献公赤裸裸地废嫡立庶,因为她不像后来的汉高祖刘邦身边的戚夫人,只会哭,结果事给办砸了,还搭上了自己和儿子两条命。骊姬主动在晋献公的面前说太子申一生的好话,把晋献公哄得蹓蹓转,简直找不着北了。其实,骊姬是个非常阴险毒辣的女人,她对太子申生采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招,而不是赤裸裸地迫害。晋献公并不笨,但是,他经不住骊姬的忽悠。一个再聪明的人,被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忽悠,也一定会晕头转向,不辨是非。正如后人诗云:“不知尤物能为祸,却为骊姬寝食安。”公元前651年,当了二十六年国君的晋献公去世,骊姬的儿子奚齐继位。但骊姬万万没想到的是,奚齐的王位还没有捂热,就被大臣里克给做掉了。接着又有人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悼子继位,又被里克杀死。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相继被晋国大臣所杀,证明了晋国正统的宗法势力并不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虽然晋国的宗法势力不能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但是,晋献公专宠骊姬,诛杀诸公子,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了严重打击。晋献公对晋国宗法制的破坏给了异姓卿族势力一个发展机遇。晋国异姓卿族势力大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曾经强大的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是战国后期的战国七雄之一,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王嬴政第一个灭掉的国家,就是韩国,韩国第一个被灭掉,说明了它的弱小。那么,韩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遭侮辱卻克记恨鞌之战韩厥升卿异姓贵族在晋国公族不断遭到重创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韩、赵、魏三家。我们先说韩氏。韩氏先祖本姓姬,是周天子的同姓。后来,因为事奉晋国有功,被封到韩原(今陕西韩城),于是,被封到韩原的韩武子开始用封地为姓,改姓韩。韩国立国的道路上第一位突出贡献者是韩厥。韩厥在韩国建国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参与了一场战争,并且因这次战争的战功被任命为晋国的六卿之一。晋国有上中下三军,每军有正副两个统帅,这样上中下三军就有了六位统帅,这六位统帅就是晋国的六卿。由于晋国六卿掌管着晋国的军队,所以,六卿的地位非常重要。那么,韩厥是怎么当上六卿之一的呢?韩厥的升迁缘于晋国和齐国之间的一场大战。韩厥之世,中原主要是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由于争霸,晋楚之间爆发过两次大战,第一次是晋国大败楚国,第二次是楚国大败晋国。此后,楚国势力进入中原,晋国处境艰难。中原霸主齐国在齐桓公以后就丧失了霸权,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齐国在晋、楚、秦三强之外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次晋楚大战晋国失败后,实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齐国此时萌发了和晋国一争高下的野心。周定王十五年(前592),晋景公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参加会盟。郤克虽然是晋国的大夫,但却是一个残疾人,是个瘸子,齐顷公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找了一个非常正点的瘸子为郤克带路。同时上殿的还有曹国使者曹公子首,说来也巧,曹公子首是个罗锅,驼背,为他领路的也是一个罗锅,两个罗锅一前一后,也上了大殿。再接下来,卫国大夫孙良夫来了,孙良夫有一只眼失明,齐顷公也专门安排了一位独眼龙为他领路。齐顷公在三国使者上殿之前,特意安排他的母后在大殿的后面观看,齐顷公的母亲看见两个瘸子一瘸一拐地走上台阶,已经是乐不可支;又看见两个罗锅、两个独眼龙依次上殿,她再也控制不住兴奋,狂笑不止。郤克刚开始并没有在意由一位瘸子引导他上殿,等他看到一对罗锅、一对独眼龙依次上殿,又听见殿后传来女人大笑不止的声音,这才意识到齐顷公是有意戏弄自己和另外两位使者,他非常恼火,发誓要报此仇。回国后郤克就要求晋国讨伐齐国,但是,晋国国君说:你一个人的恩怨,怎么能让国家卷入呢(子之怨,安足以烦国)?郤克无奈,只好把仇恨记在心里。齐顷公戏弄三国使者,特别是戏弄晋国使者,表明他已经不再把晋国看成中原的霸主,而晋国方面的不做回应,更刺激了齐国的野心。齐国跃跃欲试,准备进一步试探晋国的底线。周定王十八年(前589)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卫国救援鲁国,被齐军打败。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中军主帅郤克力主攻打齐国。晋景公为了防止楚、齐联盟,决定伐齐,由中军元帅都克统帅晋军,韩厥作为司马,率八百辆战车,救援鲁、卫。六月十六日,晋军追到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千佛山),和齐军对峙。普、齐两军在鞌(在今济南市西偏)开战。战斗一打响,野心膨胀而自负的齐顷公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先灭了这伙晋军再吃早饭(吾姑翦灭此而朝食)!说完,连马身上的铠甲都没有披就冲了上去。晋军主帅邵克一开战就受了伤,血流到鞋上,但是,郤克早就憋了一口怨气,想报出使齐国受到羞辱的仇恨。所以,尽管他受了伤,手中的鼓褪始终都没有停。最后,郤克实在坚持不住了,对他的副手说,我坚持不住了。他的副手说,将军的战鼓就是我们晋军的冲锋号,将军的战旗就是我军的标志,我们晋军的进退都服从将军的号令。主将的军车,只要有一个人在,就可以完成国君的重托。将军怎么能够因为受伤就坏了国君的大事呢?上了战场,就只能想到为国牺牲,只要还有一口气,将军就要坚持。于是,郤克的副手用一只手挽住两根车辔,一只手接过郤克的鼓褪,不停地击鼓。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主帅都克的战车一路领先,整个晋军一拥而上,齐国的军队抵挡不住,溃不成军。韩厥这次参战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明早赶车时,避开左右两边(旦辟左右)。所以,他站在车的中间驾车,紧紧追赶齐顷公。齐顷公的警卫对齐顷公说,射后面晋军车上那个驾车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君子。齐顷公说,称人家是君子还射不符合礼法。于是,齐顷公的警卫就瞄着韩厥的左边一箭,右边一箭,韩厥的左右全被射倒在车中。眼看韩厥穷追不舍就要追上,齐顷公焦急万分,但是,他的警卫逢丑父很镇静,他趁韩厥俯身去扶被射倒在战车上的警卫的时机,来了一个掉包计——自己和齐顷公换了一下位置。此时的战车上,只有三个人,一个人驾车,一个人警卫,另一位是主帅。主帅坐在车后,警卫站在车的右边。这一换位置,齐顷公站到右边,逢丑父坐到了齐顷公的位置上。跑着跑着,齐顷公的战车被树桩挂住,韩厥趁机赶了上来。在这危急关头,坐在车后边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让冒充警卫的齐顷公下车打水,韩厥不认识齐顷公,还以为他是个警卫,所以,对齐顷公下车打水也没管。这样,齐顷公利用下车打水的机会,上了另一辆齐军的战车,逃了出来。韩厥将抓捕的“齐顷公”作为俘虏交给主帅郤克,郤克弄明白真相后,勃然大怒,要杀逢丑父。逢丑父大喊:杀了我,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代替自己的国君承担责任了。我这么一个敢于拿自己生命拯救国君的人,还要被杀(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克听了逢丑父的一番话,大受感动,就把他放了。这一仗,虽然韩厥没有抓住齐顷公,但只是因为被齐顷公的警卫逢丑父临场掉包,真正的齐顷公才得以脱身;不过,这次的经历已经足够让齐顷公难以忘怀了。回国之后,韩厥就被晋升为六军的统帅之一。韩厥从此成为掌握晋国军权之人,这是韩氏建国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六军统帅,打仗是统帅,不打仗是卿,权力非常大。韩厥担任六卿之一,标志着韩氏卿族在晋国已经开始发展壮大,强大的韩氏卿族又是怎样建立起韩国的呢?韩国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16章三家分晋晋献公之后,晋国的公族势力遭到重创,卿族势,力恶性膨胀。同时,卿族势力之间也为争权夺利相互争斗,结果最有势力的卿族由六家变成了四家: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四家之中以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以当时,全体村民就像战争时期的东京那样,练了一个礼拜的救火接力[4]。当时您好像也参加了救火接力,不过大部分村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参加的。而且,小学的大部分老师也成天见不着人影。按他们的话说,救火接力这东西只能用在空袭的时候,只能在大家都收拾妥当,等着起火的时候派上点用场,平时没有那么多人能排起大队接力救火。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小学深夜着了火,也没法组织接力,因为附近一户人家都没有。等到人数凑够了,消防队应该也到了。如果消防队没到,需要老师们自己接力救火的话,那消防队就应该重整旗鼓回去玩命训练了。小学有负责值班的人,时常注意着用火安全的问题,所以如今没必要参加什么救火接力。根作再怎么坚持他们都不给防火安全周帮忙。因为大部分村民也是不甘不愿被拉来参加救火接力的,他们就说学校老师说得在理,根作的风评也就不好了。根作从此就记仇了。他跟小学校长争论来着,说要是小学着火,值班的肯定会给扑灭吗?校长则说,值班的不是消防员,灭火是灭不了,不过为了防止火灾,他们加强了巡逻,不用担心学校着火。当时我也在旁边,根作听到校长这么说,没法反驳,一直咬着嘴,很不甘心。因为太不甘心了,他就放火烧了小学。”“就没人看见吗?”“没人看见,不过肯定是他放的火。那天晚上值班老师从值班室溜了出去,在妓院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候在他隔壁包间里喝酒的就是根作。根作知道值班老师喝得神志不清才回的学校,就从妓院出来了。值班老师忘了巡逻校园,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大约三个小时后忽然转醒,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片火海。虽说他疏于巡逻,但火明显是从校舍那边着起来的,那边不应该有火源。这场怪火的原因至今不明,但肯定是根作放的火,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消防队队长,根本不可能放火,听说他当队长当得还特别用心呢。”“就是太用心了,背叛战争的都是军人呀。我多少也吃了些军粮,所以我深有体会,军人爱逞威风,妒忌心比普通人要强。他们最惦记的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成功和别人的失败。而且,不光军人这样,所有行业里最大的叛徒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我都快要以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纵火犯了。然而他不管是言行还是举止都有条有理,也很冷静,看上去并不可疑。接下来的星期日又出事了。据说羽生独自闯入学校,正在掀教室的地板。我接到消息赶往学校,这次完全看不见类似戒严的情景了。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羽生独自在教室里埋头掀着地板。“您真拼命呀。”我笑着走到他身边。“是在修整学校吗?”“说啥呢。这是我的东西,我要趁没弄坏赶紧拿回来呀。”“你是干这种事的人吗?”“咦,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奇怪吗?”“你不是自掏腰包为村子献身的人吗?还为了重建学校,一直在默默无闻孤军奋斗。为了重建学校,你不是已经掏了不少钱吗?单独把这地板拿回去多说不过去呀!”“我是自己掏了腰包。不过,人不会一直走老路。您这哄孩子的口气也太没礼貌了!还是说,因为我之前自己掏了腰包,您就要让我把所有财产捐给学校?您这么厉害,那您来呗!我已经受够了。您站这儿碍我事,请您让开。”我没有办法,只好走开了。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值班室,真理子和她母亲好像出去了,不见人影。得了骨疽的病人还躺在粗制滥造的睡床上,正在被窝里睡觉。虽说是睡床,也就是在泥地上放了几根木棍,在上面铺了块板子而已,离泥地只有两三寸高。实在不能说是睡床,倒像把路旁死于非命的人安置在了附近的小屋里似的。若是想象一下他母亲和他姐姐铺着稻草睡在他身旁的样子,就会感觉到他们比难民还要悲惨。想到这些人就是大佐的遗属,我感觉胸口都要撕裂了。我回到羽生那里说道:“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想自己出钱给值班室铺上地板,能麻烦您开个合适的价钱把地板让给我吗?”“我本来就打算自己拿走,价钱是便宜不了多少,如果您想要这些地板,我就让给您。”虽然很贵,我还是拿到了足够铺在值班室的地板。羽生干完活,开始把地板往车上堆,我就跟他借了木工工具,开始给值班室铺地板。这时真理子回来了。真理子没跟我打招呼,一直盯着我干活儿,脸色渐渐青了。“别铺了。都没事先跟我说一声。”真理子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抢走了工具。我一直以为真理子会感谢我,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抱歉,我以为我们很熟就擅自动工了。我打算傍晚之前把地板铺上呢。”“谁委托您干的?”“没人委托我这么干,我以为你会跟接香烟一样高兴地领情呢。”“跟接香烟一样?接香烟怎么了?”真理子太过凶猛可怖,令我说不出话来。真理子在泥地上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已经把榻榻米什么的都扔了。我恨榻榻米。如果我依赖榻榻米,我就没法在耻辱中活下去。如果要把这病人放在榻榻米上,还不如干脆掐死他给他个痛快算了!我肚子里怀了个丢脸丢到家的种,原来我打过孩子,但这次我不会再打了。我要大摇大摆把这个没爸的孩子生下来,在泥土跟稻草里把它生下来!”真理子的脸一下子泄了气,眼睛也凹了下去,十分狰狞。我放轻脚步,悄悄走开了。羽生一直在校舍后面偷听我们的对话。他看到我离开,拉着车跟了上来。羽生冲我念叨道:“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剥了表面那层皮,什么女人都一样。”我忍不住火了,冲他嚷道:“闭嘴!你这似人非人的玩意儿!放火烧学校的就是你吧!你就是这村子里所有不幸的元凶!”“您说是我放的火?”“你不是为了拿别人的不幸取乐,才提出要掀地板的吗?!除了你,还有谁能放火烧村里的学校?!”“您这话真有意思。”他放开车,右手拎着铁锤向我走来。“我呀,是诚心诚意打算为村子奉献一切的。虚己而问焉[5],为村里鞠躬尽瘁。我图的不是名声,甚至也没想过要当村长。我很自豪能一直当大家的垫脚石,默默为村里尽心尽力。我要的只有一点点的满足感,不为人知的满足感,而您却冤枉我是纵火犯!有意思!一直以来,我只对您还有几分信任,总之您这人真有意思呀,居然冤枉老子是纵火犯!”他突然扑上前来,在我全身上下一通乱打,最后给了我眉间一击,于是我倒在了地上。幸好我伤得很轻,然而世人对我的评价就不容乐观了。他们说我是个连给小学铺地板的才能都没有的无能村长,说我最后发了疯,拿助理当纵火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全村上下都拿我这事当笑柄取乐。我的无能,我的发疯,虽然两者皆有,不过多半这样才对吧。回望我这蹩脚的一生,也算有个善终了吧。我这样写下了我的墓志铭:“败于中庸。”[1]指妖魔聚集的地方,出自《水浒传》。——译者注[2]楠木正成,幼名多闻丸,明治时代起尊称大楠公,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译者注[3]日语中的汉字“马鹿”指笨蛋,白痴,蠢货。——译者注[4]人们排成一行拿着水桶传递水来灭火。——译者注[5]出自《汉书·五行志》。——译者注平常我们所看的历史总是我们熟悉,或者距离我们十分接近的年代,每当我们走进书店看书的时候,我们总发现重复的历史,一遍又一遍。面对如此,我们十分期待新的感觉,本套丛书将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以往遥远的人与事,其实与我们如此接近。当历史揭开神秘,当古人拂去尘烟,剩下的就是血肉与亲切。《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明朝那些事儿》一出,举国上下皆说明朝,而铺天盖地的清宫戏更是让我们对清朝麻木。然而多少过往,就淹埋在历史的长河和喧嚣的今天。《明清卷》为你展示了朱元璋取天下的另类奥秘,而骚扰整个明朝的倭寇是怎么形成的,是谁为明王朝开拓了西域,而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是怎么回事,明朝的越南战争源从何来,而谁改为土木堡惨案买单,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如何经营天下,不败的戚家军是如何炼成的,谁毁灭了明王朝众说纷纭,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实情如何,而与康熙过招的葛尔丹何许人也,中国火器第一人谁是实际名归,一切,都在你的掌中。第一章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一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有,一句赞叹脱口而出:“千古名骂,万载相传!”刘基没有骂错,朱元璋更没笑错,所谓“九恶”论,虽条条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却是他从此打开帝王之门的钥匙。二“九恶”论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恶”点出了朱元璋军队自身的弱点,可谓振聋发聩;二者,“九恶”点出了与朱元璋同时代的诸多“豪杰”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预言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最后,“九恶”点出了两千年历次农民起义虽轰轰烈烈,却大多只能走向灭亡,徒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其结局也终不幸被“九恶”所言中。提出“九恶”的刘基,果不负他“渡江文士无双”的评语。刘基能够总结出“九恶”,实非偶然。面见朱元璋时的“九恶”论,其实早在4年前,就写在他致元顺帝的《平贼十策》中,那时他还是一个“深受国恩”的大元进士,并曾在浙东自募兵勇,尽心竭力围剿方国珍等“义军”,直到眼见元朝廷已腐败至不可救药,方才愤然离去。所谓“九恶”,是因他常年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铭心的悟语,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且让我们以“九恶”为线索,串一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景色。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内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万民夫治黄河,因官吏暴虐导致民怨沸腾,终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率领,在河南黄陵岗起事,推倒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多米诺骨牌。这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风云际会。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占领徐州。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蕲州起事,十月称帝,国号“天完”。郭子兴、孙德崖等人在安徽凤阳起事,这些都属“红巾军”派系,作为“红巾军”核心的刘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后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韩林为帝,国号“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复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国珍和江南张士诚,虽不是“红巾军”一脉,却也割据一方。大江南北,可谓沸反盈天。可“起”得快,“灭”得更快。身为“核心”的刘福通起势猛,一度攻克宋朝旧都汴梁,接着挥师三路北伐,气焰滔天,却犯了“九恶”中“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一条。三路北伐只知流窜攻城略地,毫无战略目的。接着又不幸“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西路军攻陕西凤翔失利,一路溃散。东路军受挫后起内讧,两位主将赵均用和毛贵窝里斗,先是赵均用杀了毛贵,接着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赫赫大军,群龙无首,顿成流寇。虽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占领高丽,却终在元朝镇压下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的刘福通连连败阵,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击破后,携“小明王”于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复宋”,昙花一现。其他诸路豪杰犯“九恶”更甚。郭子兴与孙德崖联合占领凤阳,接着“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几个主要领袖明争暗斗。郭子兴本人也“为将者心胸狭隘”,甚至几度听信谗言,欲治死彼时身为他部将的朱元璋。徐寿辉的“天完”政权更甚,建国后“攻伐无度”,很快因战线太长,遭元朝反扑。做“皇帝”的徐寿辉,被部将倪文俊篡权,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权另一悍将陈友谅干掉,连国号也改成了“汉”,这何止是“相互猜疑”,简直是“窝里反”。南方的张士诚以及方国珍,则是“时降时反”,割据了一块土地就不思进取。所谓“各路豪杰”,终不是成大事之人。有几恶,各路豪杰很有“共同语言”。如“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以刘福通的红巾军及方国珍为最。刘福通的红巾军三路北伐,导致主战场山东“赤地千里,乡民纷纷结团练以自保”。方国珍居浙东,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于“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更是通病。红巾军以“白莲教”为思想支柱,所过之处,甚至发生过焚烧学堂,拆毁宗庙等事。对所掠的读书人,也无不“极尽羞辱斯文之能事”。这里面例外的是张士诚,在占领苏州后“修儒尊孔,礼敬文士”不假,却很快沉溺于和文人们的饮宴诗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于“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元末农民军,多未受过正规训练,起事时遇到腐败元军,尚能战而胜之,后来元廷启用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名将,整顿了“正规军”的战斗力,便使多路义军连连败绩。最要命的恰是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亚洲一级特级电影视频免费观看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娘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我开始着急了;我们去找找,医生的妻子说,两个女人手拉着手走了。十来分钟以后她们回来了,原来是找到了一个诊室,里边有个附属的卫生间。偷车贼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不停地嚷着天气太冷,腿上的伤口疼。他们按来时的次序重新排好队,现在比原来省事多了,没有出什么事故就回到了宿舍。医生的妻子巧妙地帮助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床。还在宿舍外边的时候,她就像在谈一件大家都清楚的事一样提醒他们,找到各自床位最简便的方法是从入口开始数床。比如我们的床,她说,是右边最后两张,就是十九号和二十号。第一个走进夹道的人是偷车贼,他几乎光着身子,瑟瑟发抖,腿上还有伤,这理由足以使人们让他先进去。他从一张床前走到另一张床前,手在每张床下摸索着箱子,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行李,便大声喊道,我在这里,接着又补充一句,十四号。哪一边,医生的妻子问;左边,偷车贼回答,他再一次恍惚感到奇怪,好像医生的妻子没有问以前就知道了答案。第一个失明者接着进来了,他知道他的床在同一边,与偷车贼的床只隔一张。现在他已经不怕在离偷车贼很近的床上睡觉了,从对方的连连叫苦和叹气声中可以判断出他的腿伤势不轻,简直难以动弹。走到床边,他说,十六号,左边,说完就和衣躺下了。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低声请求说,帮帮我们,让我们离你们近一些,在另一边,你们对面,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四个人一起往前走,很快便安顿下来。几分钟以后,斜眼男孩说,我饿了;戴墨镜的姑娘小声说,明天,明天我们吃饭,现在你睡觉吧。说完,她打开箱子,找出在药店买的那小瓶药水,摘下眼镜,把头向后一扬,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开始点眼药水,并不是每滴药水都落到了眼里,但是,如此精心治疗,相信她的结膜炎很快就会痊愈。5我必须睁开眼睛,医生的妻子想。她在夜里曾几次醒来,透过合着的眼皮发现这宿舍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但现在似乎看到一点变化,是另一种光亮,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浸没了眼睛。她对自己说,数到十,数完后就睁开眼睛,这样说了两次,两次都数完了,可还是没有睁开。旁边床上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还有不知道谁在打鼾,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她心里问,但她明白,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想不必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她本人并没有下决心。窗户从墙半腰开始到离屋顶一拃的地方结束,天要亮了,泛蓝的模糊光线通过窗户钻进屋里,我没有失明,但说完她吃了一惊,从床上半直起身子,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可以听到她讲话。但姑娘还在睡觉。她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小男孩也在睡。她像我一样,医生的妻子想,把最安全的地方让给他,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甚至都不能指望让敌人绊一跤,敌人,什么敌人,这里任何人也不会进攻我们,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越货,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那个偷车贼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过不了多久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给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它们通过气味确认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通过吠叫和说话声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通通没有用,仿佛不存在,现在我还看得见,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光线有了点变化,不会是夜晚又回来,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推迟了白天的到来。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呻吟,莫非伤口发炎,医生的妻子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他治疗,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小小的事故都可能酿成悲剧,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完蛋,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伏到丈夫身边,想叫醒他,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拖出梦境,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失明。她赤着脚,踮着脚尖走到偷车贼的床前。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医生的妻子小声说。他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边说,不好,腿疼得厉害。她刚想说,让我来看看,但及时闭上了嘴,这太冒失了,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这里除了盲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仿佛有位医生在对他说让我看看这个地方,他不假思索便把毯子撩了起来。即使在昏暗中,眼睛稍稍能看到点东西的人也能发现毯子被血濡湿了,伤口像个黑洞,四周已经肿起来,绷带也松开了。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然后摸了摸那人的前额,动作又轻又快。他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光线又变了,是云彩飘走了。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但没有躺下。望着正在咕咕哝哝说梦话的丈夫,望着灰色毯子下面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望着肮脏的墙壁,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她心情平静,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深入其中,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突然,从宿舍外面,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传来激烈的吵嚷声,滚出去,滚出去,离开这里,滚,不能留在这里,必须服从命令。嘈杂声时高时低,一扇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泣,和有人因绊倒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不用看就知道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医生的妻子站起来,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并把他们领到床边,告诉他们,请记住,这是左侧七号,这是右侧四号,不要弄错,对,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昨天来的,对,我们是第一批,名字,名字有什么要紧,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另外一个,是被偷的,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不时往眼里点治结膜炎的眼药水,我都失明了,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你瞧,我丈夫是眼科医生,她到他的诊所去看过病,对,我丈夫也在这里,谁都逃不过,啊,对了,还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但实际上她没有动弹,只是对丈夫说,他们来了。医生下了床,妻子帮他穿上裤子,没有关系,谁也看不见,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医生提高嗓门说,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不要着急,大家都会有地方。他们不知道一共多少人,可以肯定,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互相摸到过,有的还碰撞过,但还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他们都没有带行李。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发现自己失明并因此而叹息的时候,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医生的妻子说,你们最好报报数,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过总得有人开头,这时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这种事经常发生,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第一个,他停了一下,似乎要报出名字,但嘴里说出的却是,我是警察。医生的妻子想,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第二个,他也照第一个的样子说,我是出租汽车司机。第三个男人说,第三个,我是药店伙计。接着是个女人,第四个,我是酒店佣人。最后一个也是女人,第五个,我是办公室雇员。她是我妻子,我妻子,第一个失明者喊起来,你在哪儿呢,告诉我你在哪儿;在这儿,我在这儿,她一边哭着回答,一边颤颤巍巍地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眼睛瞪得很大,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男人倒比较有把握,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你在哪儿,在哪儿,现在声音很低,像是在祈祷。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成了一个人,亲吻寻找亲吻,有时候吻空了,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眼睛或者嘴在哪里。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起来,仿佛她也刚刚和丈夫重逢一样,但嘴里却说着,我们多么不幸啊,真是灭顶之灾。这时候人们听见斜眼小男孩说话了,他问,我妈妈也来了吗。戴墨镜的姑娘坐在他的床上,赶紧小声说,她会来的,不用担心,一定会来的。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就是挑选床位。毫无疑问,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最合适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第十七号床,有第十八号床把她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同样,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这也不会令人吃惊,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着许多关系,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另外一些正要挑明,比如药店伙计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眼药水的那个人,自称是警察的人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当时他正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啼哭,至于酒店女佣,戴墨镜的姑娘大喊大叫的时候是她头一个进入房间的。但是,可以肯定,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大白于天下,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问题更简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和触觉。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关于药店伙计,人们知道,他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司机会发誓赌咒说,最近几天他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当然,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告诉妻子,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浑蛋,你想想,事情就这么巧,但他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伤势很重,便宽容大量地说,对他的惩罚足够了。而他的妻子呢,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一时间悲喜交加,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溶,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这是她的原话。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那么,在听见受伤的人痛苦地呻吟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医生让妻子拉着手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沿,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鞋后跟刺得太深,而鞋跟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腐水,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浑浊不堪。听到呻吟声,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向前探着身子,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脸上,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她沉痛地说,请原谅,全怪我,我本不该那样做;算了吧,那人回答说,生活中会有这种事,我也做了不该做的。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注意,注意,现在通知,饭以及卫生用品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盲人们先出去拿,受传染者等待通知,注意,注意,饭已放在门口,盲人先拿。受伤的男人发烧烧糊涂了,没有听清所有的话,以为囚禁已经结束,现在命令他们出去,于是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您要到哪里去呀;没有听见吗,他答道,说让我们盲人们出去,不错,是让我们出去,但是是去拿饭。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医生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我也去,他的妻子说。他们正要走出宿舍,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这个人是谁;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是位医生,治眼睛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出租车司机说,凑巧让我们碰上了唯一一个一点儿用都没有的医生;凑巧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戴墨镜的姑娘讥讽地回敬了一句。盛饭的盒子放在天井里。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干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个人伤口发炎,情况严重,而这里没有药;你不记得那通知吗;记得,不过,也许面对这具体情况;我怀疑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一样,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涨,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天上乌云滚滚,也许要下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不习惯光亮了,她想。就在此刻,大门那边一个士兵对他们喊道,站住,向后转,往回走,我得到命令,可以开枪,他马上用枪瞄准他们,用同样大的声音喊道,中士先生,这里有几个家伙想走出来;我们不是想出去,医生赶紧否认;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中士边说边走过来,出现在大门的铁栅后面,问道,出了什么事;一个人腿上受了伤,有明显的发炎症状,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出,任何人都不准出,进,只让食物进;如果炎症恶化,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与我无关;那么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听着,瞎子,现在是我通知你,你和那个女人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么挨枪子儿;我们回去吧,妻子说,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没有过错,害怕得要死,还要服从命令;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你还是相信为好,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怎么,你们还在那里,中士喊道,现在我数三下,如果数到三你们还没有从我眼前消失,可以肯定的是,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一,二,三,这就对了,我是出于好意,接着他对士兵们说,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但他没有说清指的是谁,是指来要药品的人呢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宿舍里,受伤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去要药品了;你怎么知道呢,医生问;我估计是,先生您是医生;非常遗憾;您是说他们不会送药来;对,啊,就是这样。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有瓶装牛奶和饼干,但计算份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也没有刀叉和勺子,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但他呕吐了。司机表示不满,说不喜欢喝牛奶,问是不是有咖啡。几个人吃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去了,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去各个地方走走,认认路,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药店伙计请医生先生和他谈谈,希望医生先生说出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我不认为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非常简单扼要地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隔着几张床,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等医生介绍完毕,他说,我敢打赌,这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真愚蠢,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说;谁知道呢,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透镜,或者说是摄像镜头,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和放映电影是一个道理,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就和汽化器一模一样,如果汽油到不了那里,发动机就不能工作,车就不能开走;您瞧,再简单不过了,医生对药店伙计说。医生先生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酒店女佣问道;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会是多长时间呢;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人知道;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女佣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想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什么姑娘,药店伙计问;酒店里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一丝不挂,站在房间中间,只戴着一副墨镜,大声喊着说她瞎了,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医生的妻子抬头一望,看见姑娘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一边问斜眼小男孩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自从来到这里后,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料想过她的存在,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既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遣使向李克用请降,可是李克用根本不理会,带领大军包围邠州。当时王行瑜登上城楼,向李克用哭诉说之所以会迫使皇帝流亡在外,并不是自己的过错,而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所为,请李克用讨伐凤翔,自己愿意到皇帝陛下那里负荆请罪。王行瑜哭得痛哭流涕,但李克用根本不为所动,反而讽刺王行瑜不用那么谦恭,说自己受诏讨贼,不是只有王行瑜一个人,还会有其他人做伴,王尚父(王行瑜)不会感到寂寞。李克用这种不阴不阳的态度,让王行瑜彻底绝望,在感觉招架不住李克用的进攻后,王行瑜携带家眷弃城逃跑。李克用率领大军进入邠州,王行瑜逃到庆州时,最终被部将所杀,并传首京城。李克用讨伐靖难大获全胜,在处理完邠州的各项事务后,便率领大军返回渭北。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李晔为了表彰李克用的救援之功,加封李克用为晋王,并为李罕之加上侍中的头衔,任命李克用的大将盖寓为容管观察使,李克用的其他将佐和子孙全都加官晋爵。面对皇帝陛下的恩赐,李克用派书记官李袭吉入朝谢恩,并趁机劝皇帝李晔诏令自己讨伐李茂贞,以绝朝廷后患。此时皇帝李晔的心情很是矛盾,他当然痛恨李茂贞、韩建的嚣张跋扈,恨不能立即将他们清除掉,然而他更担心一旦李克用灭掉李茂贞和韩建,其实力将会更加强大,接下来就会将目标对准自己。可是他又不愿放弃这次除掉李茂贞和韩建的机会,李晔左思右想,始终拿不定主意,便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大臣们对于出兵讨伐李茂贞和韩建这件事,态度也是不一,有人认为不能让李克用一家独大,那样朝廷会岌岌可危,而也有的人认为李克用忠心可嘉,不会为难朝廷,断然不可放弃这次的机会。大臣们的意见再一次让皇帝李晔犹豫不决,不过,考虑到李克用毕竟是朝廷无法节制的藩镇,为了避免日后的祸端,李晔下诏表彰李克用的救难之功,却不同意他出兵讨伐李茂贞的请求。李晔给出的理由是这次藩镇作乱,以王行瑜的表现最为显著,而李茂贞和韩建已经认识到错误,而且对朝廷的贡赋没有中断,所以朝廷应该罢兵休战以利民生。在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李克用立即明白皇帝陛下是在戒备自己,但李克用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只得取消了攻打李茂贞和韩建德计划,但心中对此却是愤愤不平。按照惯例,立有大功的河东军将们应该入朝觐见皇帝陛下,但皇帝李晔当时对沙陀军心存疑惧,竟然下诏让李克用可以不用入朝觐见。因此河东军的将领们心中颇为不满,很多人都劝李克用强行入宫,李克用对此犹豫不决,不过他的心腹大将盖寓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盖寓认为,先前王行瑜等人侵扰京城长安,以致皇帝陛下流亡在外,如今皇帝陛下虽然已经回京,但人心尚未安稳,如果现在强行入宫朝见皇帝,以李克用的实力来看,恐怕又会引起混乱。盖寓最后为李克用送上了两句话:“人臣想要尽忠,看他是否能够勤于王事,不在于是否入朝觐见,请三思而后行。”盖寓在很早的时候就追随李克用,由于机敏聪慧,善于揣摩人的心理,所以很受李克用的器重,并逐渐成为其心腹,在河东镇内盖寓的权力几乎和李克用相当,就连朝廷和邻近藩镇的使者对其也是恭敬有加。朱全忠曾经多次离间李克用和盖寓的关系,但盖寓始终深受李克用的信任。现在盖寓劝李克用不要入宫,让李克用顿时豁然开朗,于是他上疏朝廷,说自己因为统率大军,所以不敢入朝觐见,而且担心部下士卒会侵扰百姓,就此领军北归。不过,李克用刚刚回到河东镇,李茂贞就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之态,并立即兴兵扩张地盘,河西很多州县如凉州、瓜州、沙州、肃州等地先后被其攻占,可谓一时间搞得波浪滔天。李茂贞再次兴兵作乱,让皇帝李晔颇为惊惧,同时他也认识到只是依靠藩镇的力量来对抗藩镇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再次开始组织禁军,希望拥有一支时刻忠于自己的军队。流亡华州皇帝李晔饱受流亡之苦,尤其是漂泊莎城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禁军腐败虚弱的现实,使他渐渐丢掉了先前削藩的幻想,但是为了保持朝廷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他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因此,自石门镇回京后,李晔决定在左、右神策军之外,重新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于是便招募了数万人,设置了安圣、振宸、保宁、宣化等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朝廷军队的战斗力。不过,皇帝李晔的这个举动,使得李茂贞深感不安,在李克用没有撤兵之前,李茂贞对朝廷表现得极为恭顺,但是李克用一撤兵,他便恢复了骄横跋扈的本来面貌,在李茂贞看来,皇帝李晔招募军队,是为了讨伐自己,因此他对朝廷的怨恨不断增加,日夜操练兵马,并扬言要带兵进京申冤。李茂贞要进京的消息传到长安后,饱经战乱之害的长安军民惶恐不安,很多人选择逃进山中避难,京城一时间为之一空。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晔急令通王李滋、覃王李嗣周分别领兵驻守京城周围,又令延王李戒丕屯守三桥以阻挡凤翔军。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李茂贞趁机上疏,诬陷延王李戒丕无缘无故兴兵攻打自己,所以只能领兵入朝请罪。李茂贞强硬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很是害怕,于是他一方面命令三王做好迎战准备;另一面火速遣使向李克用求援。乾宁三年(896年)六月,李茂贞领兵向京畿地区发起进攻,覃王李嗣周领兵迎战,双方在兴平的娄馆相遇。由于朝廷禁军刚刚重新组建,还没来得及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刚一交锋禁军便全线溃败,凤翔军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李茂贞大兵压境,皇帝李晔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李克用尽快赶来救援,然而当时李克用正在和朱全忠打得难解难分,自顾不暇,无力出兵相救,形势危急之下,眼见禁军招架不住李茂贞的进攻,皇帝李晔决定再次出逃。当时蜀中地区已经成为王建的独立王国,关中地区的藩镇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对于李晔来讲往哪里逃是个头痛的问题。延王李戒丕建议到太原避难,而且为了避开华州的韩建和同州的李继塘,他又建议从鄜州渡河前往太原。李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认为也只能逃往太原,于是命令延王李戒丕先到太原告知李克用,然后启程前往太原。七月十二日,李晔君臣仓皇逃离京城长安,一路向鄜州奔去,于次日到达渭北。韩建闻讯后,派其子韩从允前去迎接皇帝陛下,想将皇帝李晔请到华州。不过,李晔因为韩建当初对朝廷贡赋不足,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因此婉拒了他的请求。李晔虽然不愿意到华州受韩建德钳制,可是又不敢公开得罪韩建,于是任命韩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韩建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接二连三地遣使奉表请求李晔临幸华州,而且言辞极为恳切。面对韩建的再三请求,皇帝李晔有些动心,韩建虽然曾经藐视过朝廷,但李晔内心还是不希望远离京城长安,所以当他到达富平后,就派宣徽使元公讯前往华州召韩建到自己的行宫,当面商议去留问题。韩建得旨后,第二天便赶到富平,见到皇帝李晔立即匍匐在地,哭着对李晔说,现在藩镇个个嚣张跋扈,又岂止李茂贞一人,如果皇帝陛下远离长安的宗庙园陵,到偏远地区避难,一旦渡过黄河,今后就再无回到长安的可能。如今华州虽然兵力微弱,但凭借地形优势,完全能够自守,自己在华州已经经营了十五年,可谓是兵强粮足,而且距离长安不远,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暂时留在华州,以作重新回京的打算。韩建诚恳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十分感动,于是他同意了韩建的请求,下令大队人马调转方向前往华州。七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到达华州,韩建将自己的镇国军府让给皇帝陛下作为行宫,自己则搬到龙兴寺处理政务。皇帝李晔留在华州暂时算是安定下来,接下来他开始着手建立流亡政府。虽然明知道朝廷虚弱,已经无力削藩,但他依然对帝国的前途抱有一丝希望,渴望得到一个贤明之臣辅佐自己渡过眼前的难关。李晔在即位之初所建立的宰相班子,其成员已经所剩无几。曾经备受器重的张浚和孔纬,在征讨河东失败后,迫于李克用的压力,已经被逐出朝廷。而杜让能、韦昭度虽然称得上是良相,但因为各种原因相继被害身亡,剩下的刘崇望已经年老体衰,不堪重任。大顺二年(891年)以后提拔起来的崔绍玮、徐彦若、李溪、崔胤等人,其中不是平庸之辈就是奸佞小人,唯有李溪还能得到李晔的信任,却又被李茂贞、王行瑜杀害。值得一提的是,首席宰相崔绍玮在朝廷内结党营私,勾结藩镇残害大臣,乾宁二年的时候已被皇帝李晔处斩;崔胤则善于耍弄阴谋,趋炎附势,是崔绍玮的死党。有鉴于此,皇帝李晔决定对中枢机构进行调整,清除奸佞小人,提拔忠实可靠者主持朝廷政务。七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下诏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武安节度使,就此将其逐出朝廷,次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为宰相。陆扆,字祥文,浙江吴郡人。光启二年(886年)考中进士,曾经随僖宗李儇流亡兴元,李晔即位后,担任过蓝田尉、左拾遗、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文思敏捷,词句优美,对时政的见解也很是中肯,深受皇帝李晔的器重,景福二年(893年),李晔一怒之下想要兴兵讨伐李茂贞,陆扆就劝阻说,现在时局动荡,不应该再和靠近京城长安较近的藩镇结怨,如果出兵讨伐凤翔,就会使其他藩镇产生觊觎朝廷之心。这次皇帝李晔提拔陆扆为宰相,显然是看中了其政治才能,而且他坚信有了陆扆的辅佐,朝廷的局势会一点点地好起来。然而让李晔想不到的是,虽然他依然信心很足,但在当时朝廷受制于藩镇的情况下,皇帝尚且受制于人,无论谁出任宰相都于事无补。事实证明,在不久的将来,李晔还会像从前一样,在藩镇的逼迫下,将宰相逐出朝廷。李晔初到华州的时候,韩建表面上还算客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把皇帝陛下放在眼里,而且宰相们因畏惧其权势而不敢处理政务,这其中也包括陆扆。李晔无奈之下,只得下诏让韩建主持朝政。不过,韩建因自己是一介武夫,文化较低,担心在朝堂上闹出笑话,于是上表推辞不受,李晔最终只得收回诏令。事实上在韩建看来,自己是否把持朝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在自己手中,自己可以利用这个皇帝号令全天下。当时韩建利用皇帝李晔的名义,向各地方发布文告,命令各地将贡赋运往华州。李克用接到文告后,十分气愤地将文告掷于地上,并怒骂韩建,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早晚有一天会被李茂贞等人灭掉。李克用当然也只是发发脾气,毕竟皇帝陛下在人家手中,李克用是不能乱来的,但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朱全忠则表现的和李克用完全不同,虽然接到文告的时候,他正在和朱瑄、朱瑾兄弟作战,无法分身插手其中,但他却利用当时朝廷人事的变动,为自己在朝廷内安插一个自己的代理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三年(896年)七月,宰相崔胤因为曾经依附崔绍玮,在韩建的建议下,被逐出朝廷。崔胤不愿意到地方任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向朱全忠求助,劝他在洛阳营建宫殿,将皇帝陛下迎至东都洛阳。朱全忠认为,虽然目前情况下夺取帝位不太现实,但他可以在朝廷内找个自己的代理人,一点点地将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他选中了崔胤。他和河南尹张全义一同上表,请求皇帝李晔迁都洛阳,并声称要用一万人马前去迎接。在表文的最后,朱全忠大肆夸奖崔胤,说崔胤是个大忠臣,皇帝陛下不应该听信谗言将其逐出朝廷。朱全忠的表文虽然是献给皇帝李晔的,但韩建明白这也是在给自己一个下马威。面对强大的朱全忠,韩建自叹不如,于是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上奏请求重新起用崔胤为宰相,同时让皇帝李晔派使臣前往汴州,劝朱全忠不要带兵迎驾。韩建心生恐惧,朱全忠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上奏皇帝李晔,表示同意韩建奏请继续留下崔胤的请求,继续为崔胤增加印象分。崔胤就这样得以继续在朝廷任职,九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再次任命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对朱全忠感恩戴德,自此之后两个人结交更深。崔胤复相后,十分痛恨陆扆先前取代自己,于是便在皇帝李晔面前诬陷陆扆是李茂贞的同党,同时让朱全忠也上奏请求罢免陆扆。就这样担任宰相仅仅两个月之久的陆扆,在朱全忠和崔胤的压力之下被罢相,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被贬为硖州刺史。李晔刚刚任用一个贤明之臣,就在藩镇和佞臣的运作下,被迫远离自己而去,这让流亡华州的李晔心情十分苦闷。他盼望自己能够早日回到京城长安,能够在那里按照自己意志重新整顿朝纲,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回去,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当时李晔为了排泄内心的烦恼,经常撰写诗歌来抒发郁闷依旧的心绪,其中有两首词最能反映他当时向往回到京城长安以及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二)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早晚是归期,苍穹知不知。从两首词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皇帝李晔对京城长安的无限向往,以及对自己身置窘境的无奈与辛酸。可是他一定想不到,流亡华州不仅仅让他犹如傀儡一般,更让他的诸王兄弟惨遭屠戮,其原因在于皇帝李晔制定的亲王典兵制度。诸王之死本来大唐帝国的宗室诸王自李隆基天宝年间起,就不再插手军务,基本上算是退出了政治舞台,只有代宗李豫在位时,宗室亲王曾经执掌过军队。由于李茂贞日益嚣张跋扈,皇帝李晔即位后时常想要兴兵讨伐,但因为朝廷中没有可用的武将,而且藩镇的武将很难节制,因此李晔便效仿先祖代宗李豫以宗室亲王典兵。不过,皇帝李晔实行亲王典兵的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景福二年(893年)五月,李晔以覃王李嗣周执掌禁军,负责征讨李茂贞,但最终征讨失利,李茂贞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亲王典兵就此宣告终结。乾宁二年(895年)随着时局的动荡以及帝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京城长安的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盗匪猖獗至极点,就连宫中的物品都是接连被盗,甚至还有盗墓贼偷掘皇室陵寝。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皇帝李晔再次想起起用宗室亲王执掌军队,一方面负责宫廷守卫;另一方面使其出使四方安抚藩镇。不过李晔的这个想法,遭到了宰相和宦官们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给予亲王们兵权会不利于皇帝李晔。由于反对的人众多,李晔只得打消这个念头。乾宁三年(896年),李晔重新组建禁军,设置了安圣、保宁、捧宸、宣化四军。宦官和藩镇都想拥有四军的指挥权,而李晔创建四军就是为了抑制藩镇和削弱宦官,当然不会将军权交给他们,虽然宰相是李晔可以依托的对象,但唐代又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在李晔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得再次建立亲王典兵制度。乾宁三年(896年)二月一日,李晔以通王李滋味开府仪同三司,统管诸道军事,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等亲王分别统率禁军。亲王典兵制度的建立,不可否认在当时条件下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可以掌握一支自己能指挥的军队。不过,皇帝李晔的这种做法,让藩镇们感到十分不安,尤其是李晔前往华州时,四军随之同行,让韩建尤为惊恐。从李晔到达华州的第一天起,韩建便处心积虑地想要解散李晔组建的四军,进而除掉掌兵的诸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韩建分步骤地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四军。乾宁四年(897年)正月,他命人上疏皇帝李晔,说城防将张思行等人联名告发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密谋杀害自己,并要将皇帝李晔劫持到河中。当时皇帝李晔和诸王的关系非常好,李晔明白这封奏疏背后的指使人就是韩建。虽然他当时没有想到韩建最终的目的是想破坏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增崇像(察世怡提供)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说你们家那房子是“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注255奎:这都是事实。这房子不是一块儿买的修好的,是一块儿一块儿后凑的,这就是那书上说的不成局势。比较有格局点儿的是我三祖父住的地儿,三祖父住的地儿现在大伙儿一个劲儿说索家花园索家花园,实际上不是花园。注256那院儿是三卷的连房,我三祖父住正房东头,我六叔住正房西侧,厢房是我那八叔,还有我堂兄弟姐妹们。现在愣(“一定要”之意)标明是索家花园。要如果说花园,是那边有一个大杂院,那也不是花园,要勉强说叫花园还说得过去,从前哪,那不是我祖父的时代了,可能还往上,曾祖高祖啊,那时候有一个大厅,有个石船,有个小河,从我一直就没瞧见河,那就是都填了。从现在拆平的那院到船屋,门都用砖砌死了,通通走18号,就这一个号,分家以后才有19、20、21、22号,这是大概。绮园现在是35号。定:绮园就是后来卖给包家的是吧?注257奎:卖给人我知道,卖前是给宫内修钟的和照相的西洋人暂住。后来卖给包家我不记得了。那不是一个太好的房子,就一个石船,有一点裙房,没什么的,包家如果是大角儿的话,不可能买我们这种不成格局的房啊。秦老胡同35号大门,注意左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面所写的就是“绮园花园”(定宜庄摄于2006年)定:他们家后来没落了以后买的。奎:那我就说不上来了。民国了,我六叔,就是我三祖父的儿子,在华比银行做事,注258也不知怎么就负责这账房,也是股东,结果做一笔买卖赔了,破产了。后来就抵债还账,就卖房,我祖父帮我六叔呢,就说我那房也给你们卖了还账得了,所以老哥儿四个的房子就全卖了抵债了。卖给谁我现在说不清,有一段说是卖给马连良了,是不是马连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破产就全完了。后来我祖父在东边又盖了两所房,一所就给了十一叔注259了。定:你们家除了您这一支儿,还有别的支儿吗?奎:那几支就完了。那几支房卖了,等于破产了,不在这儿住了。十一叔原来在这儿,做买卖也赔了,解放后搬走了,搬到朝阳门小街,后来又搬走了,搬到和平里去了。定:您祖父增崇赶上辛亥革命了是吧?那他怎么样了呢?奎:他没怎么样,就辞官不做了,就回家来了。定:那他都干什么呀?奎:就在家,在天津一闷儿,等于是隐居了。就这个大伙儿也有说好的也有骂的,说好的就说我祖父是为国,很早就辞官了,辞官的时候清朝还有皇上呢。骂的呢,骂的是三家儿,我们家、那桐家,还有庆王家,说国难当头这三家儿买了房子买了地到天津藏起来了(众笑)。听说原来天津地贱,后来涨的价。夏天到北京来,冬天搬到天津去。定:清朝亡了以后您祖父还活着吗?奎:我二十了结婚了我祖父还活着呢。我出生的年代虽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是旧习俗依然占上风,在大宅门中更是丝毫依旧,家中一切事也依然自然听我祖父的,父亲叔叔都无发言权。我父亲就悉听祖父指使。我祖父身体很好,一直自己办理家事,一直到后来80多岁依然。例如走亲戚,哪家有喜庆事,由祖父母决定谁去,是自己去还是叫我父亲母亲去。有堂客来往的,母亲走之前也得先到公婆前告别,回来时也得汇报。此外经常要请安,晚上婆婆让休息才可以回自己屋。所以有些人说满人规矩太严,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满人家。定:您祖父哪年去世的?奎:1944年。定:您祖母是谁家嫁过来的?存耆家人,从右至左:增崇、孙奎垣、孙媳张寿英、妻耿佳氏(察世怡提供)奎:我四个祖母呢。不是一块儿的,都是一个死了再续一个。头一个祖母我说不上来了,二一个祖母是喜塔腊氏,也是大家族了,所以我父亲的姥姥家跟张寿崇母亲的姥姥家是一家儿。注260第三个太太还是喜塔腊氏,是姐妹,先娶的是姐姐,后娶的是妹妹,生我一姑姑。第四个祖母是耿佳氏,有我的时候已经是耿佳氏了。耿佳氏无儿无女。定:您父亲是……奎:是第二个太太生的。我父亲是姐姐(生的),我那个姑姑是妹妹生的。一个二的一个三的。第四个没有生。

                      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察世怡提供)奎:希贤的爱人就是我爱人的大姑。希贤的弟弟叫立贤,立贤的夫人是我大姨儿……七姑没了,我见过,没出嫁就死了。九姑是嫁给铁良的小儿子,他也行九,在天津。我父亲娶的是定王府的。我母亲是朗贝勒府的五格格,第五个女儿,立贤夫人是大女儿。现在盛传我们这儿是婉容的姥姥家,因为婉容的母亲跟我母亲也是亲姊妹,我的母亲是润麒的五姨。注266定:那么多女儿哪!您母亲是四的?奎:是五,没有四。有个四姨是本家的。定:我记得定王府是乾隆的儿子永璜的府第。奎:对对。我姥爷就是定王,我见过几回,印象不是太深。有学问,做过军机大臣。……定王家是败落了,那时候(王府)就已经不成了,多年失修了。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朝服像(察世怡提供)存耆之妻,定王府五格格爱新觉罗·恒馥着便服像(察世怡提供)定:您母亲呢?奎:反正英文也念过,中文也念过,学堂是没上过。一般这么说,我的印象和认识啊,我母亲脑筋非常好,特别清楚。我母亲就是文静。对别人要求不多,自己保守自己的规矩很严。定:那你们家得多少亲戚呀。奎:那时候那个社会,千丝万缕,都联系着。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奎:那是好的,还有咬斥的一面呢。溥仪一倒了,也就完了。定:一家子还咬斥?奎:没法说,那会儿家庭都那样,自古不都是如此么。

                      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察家三代,祖增崇(中),父存耆(左),子奎垣(右)(察世怡提供)我父亲被扫地出门,连火炉子都被抄走了,就那样,心里坦坦然然,说拿走,这都不是我的。后来发还的时候,我父亲没写一个东西,他说既然拿走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说没我的。政府发回那一点钱也够吃饭的了,那还都是我的孩子打着我母亲和我爱人的名义把很少的一部分认回来的。子:“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们轰到对门那院去了,1976年地震的时候后墙倒了,我爷爷的床正好在后墙那儿,我爷爷要起没起来,先把腿砸折了,那时候不是特乱么,没地方去呀,给搁到地坛那院子里头,7月28号砸的,8月9号就去世了。

                      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

                      亚洲一级特级电影视频免费观看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

                      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

                        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10月18日午前3点钟开始,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须藤五百三的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1.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2.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15根/天。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烟,可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37.6°C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呜,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46~52之间,脉软弱,110~114次/分钟。体温下降,为35°C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呜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1.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2.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3.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4.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5.鲁迅之死,纯属病死。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清朝的倒台,起于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的覆灭,显然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人们忽视了:在清朝倒台的过程中,其实“金钱”这玩意儿,也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发展的一股隐动力。今天,我来谈谈袁世凯和奕劻、那桐、小德张的金钱游戏。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在朝中卖力劝说隆裕太后退位的有许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这么几位:奕劻、那桐、小德张。而这三个人,事实上,都是袁世凯养肥的代理人。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呢?各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民国时代,奕劻的三个儿子分家,在分家的时候,由于财产分配不均,三兄弟吵架说气话,无意中将自己的父亲奕劻在辛亥革命前后收受袁世凯巨额钱财的历史,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清廷贵族溥佳的证言。溥佳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搏、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搏因嫌分给他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奕劻)和总管张兰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300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由此可见,接受贿赂,确实是那些权监的生财之道……”(资料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溥佳《清宫回忆》。)载搏上述这段气话,无意中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1.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给奕劻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2.同期,袁世凯也给大太监小德张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3.袁世凯送钱的动机,是委托奕劻、小德张帮忙劝说隆裕太后退位。怎么样?这段历史,是不是很有趣?可别以为溥佳记录下来的载搏的话是孤证,同一件事的证人证言,还多着呢。末代皇帝溥仪,在其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我的童年》第四节《毓庆宫读书》里面,记录了奕劻收受袁世凯的钱财、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并由此断送了大清江山的事情。溥仪的证言,原话是这样的:“……我(溥仪)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溥仪的这段话,说的是溥仪的父亲载沣主张给已经去世的奕劻一个追封的谥号,也就是所谓的“光荣称号”,溥仪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溥仪认为:正是这个奕劻,收受袁世凯的贿赂,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因此这个奕劻,不配拥有一个正面评价的谥号。不仅如此,溥仪在同一章节里面,还引用了晚清遗臣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的这样一段文字:“……宣统九年正月初七,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我们从转引的上述文字,可以读到作为晚清遗臣的梁鼎芬,有如下的看法:1.奕劻贪财,断送了大清江山;2.溥仪拒绝封给奕劻谥号,是英明的。我们继续来读更多的证人证言。接下来的这个证人,名叫恽宝惠,是晚清时期的陆军部主事。恽宝惠认为: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恽宝惠的原话,是这样的:“……奕劻的灵魂,早为袁世凯所收买……奕、那之贪污受贿,早已有名,外闻流传,叫他们是‘庆那公司’……一直到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禅让,亦是以巨数金钱买通内监张兰德(小德张)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而告成功……”恽宝惠的这篇证言,名叫《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5-67页。再看一个证人:晚清贵族载润。载润对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这样认为的: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最终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我们来读一下载润的原文:“……隆裕闻革命军起,唯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与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载润的这篇证言,名叫《隆裕与载沣之矛盾》,出自于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78页。还有一个证人:载涛。载涛是谁?载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亲叔叔。载涛对于此事的说法,和上述的证人证言也是相互印证的。载涛证言的原文如下:“……他(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得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小德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朝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涛的这篇证言,出自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83页,载涛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证人:溥铨。溥铨是谁?溥铨就是大贪官奕劻的孙子。溥铨作为奕劻的孙子,对其祖父贪污卖国(指出卖“大清国”祖业)的行为,毫不讳言。溥铨的说法是这样的:“……盖自庚子以来,奕劻即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与袁接近,虽意在相互利用,然因其昏庸无能,唯利禄是视,实时时为袁所乘……”溥铨的说法,可参考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5-276页,溥铨的文章《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搜集了关于此事的八个证人如下:溥佳、载搏、溥仪、梁鼎芬、恽宝惠、载润、载涛、溥铨。综合这八个人的说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1.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袁世凯给奕劻、那桐、小德张送了贿赂;2.奕劻、那桐、小德张收受贿赂之后,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得逞。也就是说:在清朝倒台的这个过程当中,“金钱”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一股隐动力。

                        晚清立宪

                        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事实上,1905-1906年前后的时间,孙文在海外流亡,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清政府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体制的胜利。于是,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动机是稳固皇位、消除外患、弭平内乱。换言之,清政府的立宪行动,是清政府自觉、自愿、主动的行为,既然是自愿、主动的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第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有实际行动,并非敷衍。1905年,清政府拨出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

                        慈禧的政治遗嘱

                        话说袁世凯在忙于“辛未党争”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干正事:推进地方自治。在民众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民主意识十分淡漠的国情下,想要推进宪政改革,就得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袁世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了一个招来推动干部现代化建设: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那时候的出国考察官员们还是要吃点苦头的,前期得在国内接受培训,夯实基础。出国期间白天要赶场子四处参观学习,都累得半死了,晚上还得上课,接受外国讲师培训。苦没有白受,袁世凯得到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同志领导有方,辅以周学熙、李士铭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天津议会,于1907年8月18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以后其他地方就可以比着天津议会的样子照猫画虎了!1907年8月,是属于袁世凯的幸福季节,政敌倒下了,宪政改革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袁世凯还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果实,慈禧就一纸调令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大佬升为极品中央干部,但实际上这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这一下袁世凯的地盘和军队都没有了。慈禧为了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断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调入军机处,目的是对袁世凯加以牵制。这一招还有一个妙处:不着痕迹地将张之洞这个汉人第二人的军政实权也给剥夺了。一箭双雕!慈禧果然老谋深算!不过袁世凯和张之洞也不是吃素的,慈禧的用意,他们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在许多政事上持不同看法,但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面前,二人甘愿捐弃前嫌,并就立宪一事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手策划下,预备立宪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出慈禧意料之外。1907年冬天在忙碌中匆匆地过去了。袁世凯来到帝都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工作勉强称得上顺利,但比起在直隶呼风唤雨、说干就干的爽快劲,袁世凯觉得,在帝都办事就一个感觉:阻力重重。就在袁世凯感叹在帝都做事太难的时候,一个人才进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杨度。杨度已经不在日本混了,他于去年年底回国,被推举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之后他便联络了一帮士绅,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呼吁政府速开民选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作为军机大臣,因近水楼台之便,有幸拜读了杨度的这份上书——《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人才啊,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读完之后,袁世凯不禁发出爱才的感叹。爱才的袁世凯当然不能放过杨度,接下来袁世凯保荐杨度进京出任候补四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欣然前往。杨度不肯接受孙中山的招揽,怎么袁世凯一召唤就来了?因为杨度有他的目的,看完他的人才档案也许你就明白了。杨度,字皙子,别名虎头陀,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毛爷爷的老乡。这个家伙小时候是个神童,声名都传到了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属于学问界的天王巨星。此人也算特立独行,居然放下偶像的包袱,亲自上门来请杨度做自己的学生。杨度的神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杨度的师弟齐白石应该很有压力,师兄如此天纵英姿,他这做师弟的得加把劲才行!如此不平凡之人,本事自然也是了不起的。杨度胸怀吞食天地之志,擅长改朝换代之谋,因为他跟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用今天的话说,此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位兄台之后的经历果然验证了这个道理。自从有了杨度这个能干的宪政人才,不仅立宪相关的文件不用自己动笔了,袁世凯还给杨度安排了一份特殊工作:客座教授,在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开设免费宪法讲座。袁世凯的目的很简单:提高这帮人的素质,让他们少给改革添乱子。有了杨度的帮助,袁世凯终于有了富余的时间。于是,他拉上跟自己一样热衷君主立宪的端方,带上胆子略小的张之洞,几人轮番找老太太谈心。1908年8月底,受不了这三人磨叽的慈禧老太太感觉自己也没几口气了,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终于给了满心期待的国人一个安慰。颁布的条令里说:咱们三步走,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也就是九年后正式开始立宪。只可惜,老天爷已经不愿意给这个腐朽的王朝时间了。死不瞑目的光绪1908年11月,对清朝而言是大不幸的时节。11月14日,“生得伟大、活得憋屈”的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龙驭归天,时年38岁。他在任内的三十四年间,经历了太多耻辱性的失败: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寄托了他太多理想和抱负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在他任上签订的。最为可悲的是,他的死还不是自然死亡。2008年11月2日,在用法医学的手法历时五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这一纠结了一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在人们的想象中,光绪一定是慈禧毒死的。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是慈禧干的。打个比方吧,光绪皇帝好比笼子里的老虎,慈禧就是那个铁笼子,平时你老是隔着笼子羞辱这老虎,老虎奈何你不得。如今你知道那铁笼子就要散架了,你会坐等老虎冲出铁笼咬死你吗?于是,那剂毒药早在多年前就为这老虎备好了,连时间都算得那么精确,在那铁笼子散架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能让老虎毙命,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表达,在光绪被软禁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太监和宫女都开始欺负失势的他。不给他好脸色看,冷言冷语刺激他,吃穿用度全是最差的,甚至他吃的食物里有一些都发霉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光绪,如果你有机会东山再起,你会如何对付这些欺负过你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至于光绪为何有复起的机会,是因为慈禧看起来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必须把光绪先行毒死,他如果不死,铁定继续当皇帝。当然,这也只是多种可能里面的一种。而现代科技只能证明光绪皇帝的倒霉,证明他是命中注定一辈子也走不出慈禧太后的阴影。可怜的光绪皇帝,死之前仍然对变法念念不忘。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的《列国政治异同考》、《孟德斯鸠法意》、《日本预备立宪》、《万国国力比较》等书目来看,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抱负。光绪实在是一个奋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壁。“蓬”,方才消失的火焰刀再次出现在莫曹周围,但此时的攻击方向却转向袭击而来的树叶。火焰刀的威力的确了得,掠过之处残叶片片,攻击距离较远的已经切断了附近的几棵大树。林岳坏笑了一下,揉揉鼻子,莫曹眉头不由得一皱,还未来得及动作,脚下水中迅速盘出大批藤蔓,几下就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只留下一个脑袋露在外面。金属丝急速变动,横隔成密集的切割网络,各自绷紧。脑中念头一转,我在金属丝上改动了一下,那边林岳却已发难了。藤蔓上伸出了无数小触角,毫不留情地狠狠扎入了莫曹的身体,绿色的藤瞬时变红,那是一种熟悉的红色,血红!林岳并没有作罢,搓了搓手,十指古怪地纠结在了一起,那些藤蔓立刻扭紧,莫曹的身体眼见就要被活活绞碎。噗,一声轻响传入耳中,藤蔓的一处冒出一点火星,紧接着噗噗声连响不断,血红的藤蔓自燃了起来,只几秒的时间便化作灰烬落入湖中。莫曹完好无损地站在水面上,只是皮肤已有些发红,那也是一种熟悉的红色,火红。在藤蔓烧毁的刹那,紧绷的金属丝已然攻了过去,横割竖切攻击角度各有不同,莫曹眼睛一亮,一股几乎无色到透明的火焰在身周涌动起来,那炙热的温度我在岸边也能感受到。但就在接近透明火焰之前,金属丝突地停住,几个扭转,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球形金属网,密结的网眼连蚊虫都无法飞出,网眼的形状配合金属丝上一些细小的痕迹,赫然组成了七道落雷印。“惊天雷动,迎神驱邪。”随着我心中高喝,莫曹的金属网内雷声顿起,耀眼的电蛇不住在网间扭动盘缠。滋地一声,电流猛然激发,伴着狂暴的雷声,巨大的落雷在金属网内爆了开来。“丫的命真硬~~”林岳嘟囔了一句,双脚交替着在地面上踢踏了起来,动作看来很轻松,但他的眉毛却不知为何又拧成了四条。金属网这时莫名的熔解了,如果不是落入水中时冒出了白烟,只怕会被认为那本就是糖条做成的。“叹为观止。”莫曹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慢慢地鼓掌道,“听风、布荫,两派绝技……”“呸”,林岳往地上啐了一口,打断了莫曹的话。他双脚已停了下来,地上出现了数量恐怖的奇怪的植物,那是一种像似小石子一般的东西,下面长着纤细的根茎,粗粗看去会以为是满地的石子。就在林岳啐下一口吐沫的同时,“石子”们原地弹起,铺天盖地的向这莫曹攻了过去,在接近他的时候猛地爆开,洒出一片黄色的粘液。很快,莫曹的身上,水面上,差不多整个扯雀魔塘都被这种粘液覆盖了起来,那颜色渐渐变作了黄绿色,隔着口罩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味——这小子化合出了盐酸?!老田带着晖儿她们退后了几步,口中开始咳嗽了起来,林岳眼睛一翻,随手在空中一招,那些被火焰刀切断的树木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灰白色的树木。“老凡,你攻他下盘。”林岳嚅动着嘴唇用耳语般的声音说道,四周的树木拔地而起,在空中交错排列,交碰间发出类似金属般的声响,挟着劲风向莫曹碾去。“不怕火的铁桦木都用上了。”我心底一阵大汗,难怪莫曹说林岳是狠角色,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他,动起手来接二连三章法不乱,的确不好对付。惊讶归惊讶,手下的动作并没有放慢,一批金属箭横扫莫曹的下半身,惯用的金属圆锯也配合着切了过去。蓬蓬连响,巨大的铁桦木撞在了一起,莫曹的身形突地拔高三丈,我和林岳的攻击立即落空。林岳嘴角一咧,莫曹上冲的身形被一片凭空出现的树枝阻住,那树枝上挂着柚子大小的黄色果实,赫然竟是炸弹树!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鸟类的鸣叫,我和林岳听得不禁一愣,这清越入云的叫声不是一般鸟类能够发出的,难道是……“退后!”莫炎从身后冲了过来,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双手火焰拉动中,白色的夫诸出现在面前。夫诸愣愣地看着空中,眼里竟然露出了一丝恐惧,我这才发现,方才的鸣叫声是来自临空飞起的莫曹!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已闪过一片炫目的红光,夫诸长鸣一声,高起的蓝色光芒将我们围作了一圈。圈外,红光所到之处一切植物、金属、粘液、果实全部消失,甚至连整个扯雀魔塘都不可思议地干涸了。空中哪里还看得到莫曹的身影,只有一只赤红色的美丽大鸟高声鸣叫着,那挥动着的翅膀间挟着熊熊的火焰。“靠,他能驱使朱雀?!”林岳扭过一张苦瓜脸道,“我们跟神兽可没得玩儿了。”朱雀在空中鸣叫几声后,便大力地向我们挥动起翅膀,灼热的高温不住侵蚀着夫诸布下的蓝色光圈。夫诸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再次长鸣一声,加强了蓝色光圈的力量。我注意到,夫诸此时的长鸣声已有些落败的意味,当即之下便在夫诸身后布下一个弱水印阵,堪堪抵御住朱雀挥出的烈焰。“先撑几分钟,我弄个东西出来公平对抗。”林岳说着蹲下身子,十指插入黄土中,一股隐隐的光流从他手臂间传入地下。空中的朱雀停止了鸣叫,拍动着宽大的双翅冲掠了过来,在光圈外盘绕飞行了几圈,一片滔天的火势立即燃起。朱雀满意地看了下我们,猛挥双翅,身子陡直冲天而起,飞翔到一定高度后,一个返身,飞箭般地直射而下。它的双翅已然收起,整个身躯绷直,看去就像一道巨大的火箭。我心中一惊,数块厚实的土层在空中不住拦截,但对于已是神兽的朱雀而言,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也只能尽量拖延时间,因为林岳面前的地上已经露出了星散的植物枝叶。朱雀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拼尽全力的阻挡已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林岳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枝叶一点点露出地面,莫炎则在一边不住地咳嗽,口中再次迸出鲜血。“难道就这么完了……”我心中一凉,林岳的速度跟不上朱雀,即便他弄出的植物可以对付朱雀,我们也会先一步死在火焰之中。夫诸看了看我,眼中突然露出一种坚决,它低低地冲莫炎叫了一声,整个身体通透了起来,蓝色的光芒剧烈地闪动着。莫炎脸上一阵痛苦,咳嗽剧烈起来,撑在地上的手掌紧紧地抠入了地面。夫诸那双温和的眼睛在面前出现,我看着一愣,身子被它用头顶了一下,撞到了一边。“呦~~”夫诸的长鸣声直入云霄,四足用力一蹬,身体带着炫丽的蓝光腾空而起,枝杈的长角直直向上,对着下冲的朱雀迎了上去。波地一震,两只神兽在空中相遇,红蓝光芒交替刺目,清凉与炽热化作两股气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中旋流。旋流中,红光渐渐占了上风,蓝光开始消褪,“呦~~”空中再次传来夫诸的长鸣,蓝光突然一涨,爆了开来,瞬间爆发的力量将朱雀弹开,高涨的红光也暗淡了不少。光亮散去,空中落下一片晶莹的水滴,夫诸的身影已无处找寻,山间还回荡着它最后的那声长鸣,隐隐约约地,仿佛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在依依道别。“吧嗒”,莫炎面前的地面上落下了几滴水珠,倏然隐入土中。夫诸消失了,它并不是朱雀的对手,之所以舍命相搏,只是想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妈的,有种现在放马过来!”林岳双手自土中抽出,隆隆声下一棵巨大的树木出现在面前,那奇异的树冠像是梧桐和泡桐的混合品种,枝叶厚密,树干上露着点点结疤,一付饱经沧桑的感觉。“上古恶树?”被弹开的朱雀停留在了空中,嘴里发出话语声,“能取巧不一定就能获胜。”那赫然是莫曹的语声,他竟然是与神兽朱雀化身一体!“你丫少废话,是男人就现在下来过过招~~”林岳撇嘴道,“别告诉我你跟那老耗子似的,喜欢当女人。”“呵呵,别急,想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朱雀一阵大笑,“不过,看在我弟弟的面上,我可以成全你们。”朱雀在空中盘旋了两圈,突然化作了两只,一只浑身赤红,而另一只却是羽色乌黑。红色朱雀落下地面缓步走来,双翅卷动的火焰在上古恶树前逼近;黑色朱雀则落在了上古恶树的树冠上,不住地啄咬着主干树叶。林岳顿足拍掌,树干上的结疤顿时飘出一阵青色烟雾,那烟雾间夹杂着奇臭的味道,红色朱雀立即退身,飞入空中,不住地用翅膀扇动着,避开烟雾带来的恶臭。树冠也在这时发生了变化,枝叶间长出了一些青色的果实,并不住地爆裂,溅出的果汁黏稠无比,那只黑色朱雀竟被果汁牢牢地黏在了树上,渐渐地化作一股黑色气流顺着树干流下。“上古恶树,灭凤之木,奇臭蚀骨,毒果化形。”红色朱雀在空中不住叹气,“你的确棘手,不过实在可惜,遇上的是我。”林岳眉头一挑,转身拉起莫炎,招呼我们赶快离开恶树周围,但还未跑出几步,就听到木头的嘎巴爆裂声,一股黑气从根部直冲树冠,巨大的上古恶树裂开无数道缝隙,漆黑的火焰开始不住燎烧起来。“鬼炎……”莫炎喘息道,“那混蛋用鬼炎化身。”“是鬼炎,我用恶类虚灵炼成的灵火,专门对付恶类的植物。”朱雀悠然道,“死得瞑目吗?这是我的风格。”讥笑的语调激怒了林岳和我,但却无法反击,因为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股黏稠感极强的火焰将我们团团包裹了起来。是的,我没有感觉错,那火焰是有形的,就像是浮动着的岩浆,炽热的感觉已开始侵蚀我们的身体。“那么……”莫曹出现在面前,“永别了,各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一阵歌声传来,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莫曹的脸色微微一变,包裹着我们的火焰渐渐消失。淡淡的人影在面前幽然出现,像是从空气中凝结出来似的,那是一个穿着灰色僧衣的老人,鹤发童颜,光亮的头顶上留着九个戒疤。“了然?!”一种特殊的表情出现在莫曹脸上,这种表情被称之为“恐惧”。二十六、龙子狴犴“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了然自顾吟唱着,似乎完全融入了这首词的意境。莫曹僵在那里,一付进退两难的样子,虽然脸上已恢复笑容,但无论怎样看去都能感觉到他此刻的紧张和恐惧。“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声音嘎然而止,了然用手大力拍着额头,好像是忘了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林岳识趣地接口吟道,不由流露出激动的神色。“老咯,不服输都不行了。”了然跌脚叹道,“早几年的话,我可背着顺溜。”莫炎的身子一抖,撑着看向了然,眼中满是不信和惊讶。也许是和了然的渊源不深,我并没有他俩那么激动,但也不免有些欣喜,毕竟他的到来对我们是一种福音,更何况莫曹的表现足以证明局势倾向性的变化。身边的火焰是自动退去的,我甚至感觉不到了然有任何的动作,那些可怕的鬼炎就销声匿迹了。隐约中,我能看到他身周包围着一片淡淡的雾气,而且紧贴着肌肤。“老爷子怎么有兴趣来这里?”莫曹的笑语声自空中传来,不知何时他已化成了朱雀飞翔在半空中。“真不懂规矩,好好的人非得变成个鸟来说话。”了然摇头道,“怪不得网上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那可能是鸟人。”“老爷子的逻辑未免自嘲了。”朱雀在空中干笑道,“如此说来,您老岂不是王八了?”暗色光芒一闪,一只黑色巨龟突然出现在朱雀的下方,伸长了脖颈对着朱雀就是一口。“神兽玄武?!”我一惊,难怪莫曹反唇相讥,了然居然掌控了四神兽的玄武。朱雀当即摆翅躲开,但动作稍嫌慢了一点,长长的后尾被巨龟扯下了几片火红的羽毛,落在地上冒起一阵白烟。“老爷子肝火太旺,注意身体。”朱雀在空中抖动了一下,口中悻悻地说着,转身挥翅化作一道红光瞬间消失在夜空之中。“没大没小。”了然冲着远去的朱雀哼了一声,衣袖一扫,黑色巨龟顿时化作一团黑气射入袖中。“了然……”林岳的口齿第一次含糊了起来,看得出,他小子不是一点点激动。了然却冲他一摆手,走到莫炎面前,查看起伤势来。“反噬脱力了,看着吓人而已。”了然放心地点了点头,“林岳,交你处理了。”林岳忙不迭地应着,手中搓出几株草药,三下了两下团成丸子塞进莫炎嘴里。“多谢您老出手帮忙。”一肚子的疑问和话语却只冒出了一句感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只是有种莫名的感觉让我无法和了然顺畅交流。“废话就免了,早来一步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狼狈。”了然看眼周围的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回你们的住处再谈。”……“原来是这样~~”S一阵惊叹。这句话其实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想说的,了然慢悠悠的解释了一切之后,我们不免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照了然的解释,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其实是饲虚一派的一名高手,他用引龙大局将龙脉迁至蒙化。照理,秦始皇必须将自己的亲生父亲下葬在龙脉中,但由于羞于承认与吕不韦的血脉关系,因此便派蒙恬秘密押运下葬,并责令蒙恬留守龙脉,于是蒙氏一族便在云南扎根,延续到南诏王朝。为了保证龙脉的安全,秦始皇私下与亡国的越人定下了约定,在灭除六国的时候将云南一带划给了越人,并许诺让他们自立为王,不加干涉。同时也给予了不少的军力和技术支持,这就是古滇国的青铜工艺为什么会那么近似秦代高级工艺的原因。但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饲虚那名高手暗中有着自己的打算,他将秦始皇扶上王座后,便勾结了越人中的兴国骨干份子,暗地转换龙脉的运势,企图用换命法将自己与秦氏王朝对调。可他并没有得逞,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的人觉察出了这巨大的风水格局变化,联合众人之力将龙脉封了起来。龙脉的效用极为复杂,四派人虽然只封住了龙脉的王者霸气,却直接影响了秦氏皇朝,因此秦二世胡亥登基不久立刻土崩瓦解。饲虚的那名高手被四派禁锢了起来,为了以防万一,四派逐一改变了引龙大局的分部局面,并安排毛龙看守首部的阴阳无界局。但蒙恬一族和越人却并不知情,一切便延续了下来,形成了之后的云南统治格局。“那幕后操纵郑买嗣的仙人又是谁呢?”我不禁怀疑道。了然的解释很简单,是四派中的负责看管龙脉的人,当初也许是出于对龙脉安全的考虑,所以才利用了郑买嗣,一方面除去了穷兵黩武的南诏王朝,另一方面将龙脉隐藏起来。因为那时的中原王朝已开始窥觑,而这条源自昆仑的龙脉力量过于庞大,一旦被发现利用,只怕后果远胜于当年。“定世三龙之一。”莫炎恍然道,“这条龙脉的确不简单。”风水堪舆自上古起就有一个十分玄妙的说法,天下龙脉大小无数,但有三条源于西北的昆仑山,向东南延伸而出,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条龙脉气势浩大能量惊人,有定世称霸的效用,故并称为“定世三龙”。但北龙为成吉思汗所用,耗尽龙气已是枯竭;中龙因地势转变,后代无知的破坏也失去了效用;南龙在风水典籍记载上是消失于一场浩劫,却想不到是如此缘由。“就这么说也对,不过那老爷子也忒小心了点。”林岳一脸惋惜道,“就这么把龙脉丢进无间轮回局里去了,还搭上了八百条人命,忒狠了点。”“秦始皇杀了多少人?”莫炎冷冷地问道,林岳一时语塞,白了他一眼,不再多话。莫炎并没有说错,秦始皇自得到龙脉力量之后横征暴敛,实施严苛的秦刑制度,并大量屠杀六国俘虏,也制造了“焚书坑儒”的人间惨剧。其原因不是他自身的脾性所致,而是来自龙脉的强大力量激发了暴戾的行为。事实上,元朝的开国三代君主也留下了同样的史证,可见当时那位前辈舍小我顾大我的处理方式并不过分。可是,了然接下来的话语却令莫炎有些难以接受了。当初那个妄图称霸天下的饲虚高手正是莫炎的先祖,禁锢期间他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一些技法写了下来。莫曹机缘巧合之下得知了这些,隐藏在血脉中的野心随着引发。于是便联合心怀不满的陈子浩,在隆庆关外设局害死了饲虚全派的精英,包括他的父母。因为,记载上教会了他一个方法,那就是从死人的脑子中获取对方的能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本来他最近的作品在根本上就脱离了自我本性和现实,是苦心推敲而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得有一个契机,才能一举突破极限,破壳而出,回归自己的本原,而干劲就是最佳契机,可是他却轻易就放过了这天赐的福音,现在还因为这福音而更加焦虑,更加沮丧,把心放空了。他在酒馆的屋子里徒然地盯着稿纸,表面上却装成大型报纸的连载大作家,接见乡里来拜访他的晚辈们,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后拼命耍威风,说什么我有的是钱,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原来的三枝先生了,我喝酒感觉会胃胀,喝不了酒,没有威士忌吗,我要喝老伯威[12]。然后烂醉如泥回到家。自家老婆柳眉倒竖,道:“你爬到哪儿去喝酒了?!买米买鱼的钱怎么办?!非得每次都找咱妈哭着要吗?!要找咱妈要的话,那你去要吧!不然我就离家出走了!”“胡说什么!你要有地方去的话,随便!”然而就心底而言,他的心已经瘦得像一根线了。小说怎么办?已经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房租怎么办,连日的酒钱怎么办?如果借此机会还写不出来,他的文学生命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要找地方来发泄这种苦闷。酒醒以后,自家老婆的车轱辘话也扎进了自己的胸口。连一丁点买鱼钱都得哭着找老妈要,自家老婆的苦闷本来是他自身的苦闷。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弄钱。于是庄吉写了几篇随笔去了东京,在各家杂志社来回三拜九叩软磨硬泡弄到了一点钱,跟朋友们喝杯茶,横竖连条鱼干都买不起,于是觉得这都怪自家老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白天还十分谦逊地品着茶水,一到傍晚时分,只觉得不喝几杯就这么坐火车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喝一点点吧,又想算了,现在火车都被下班回家的人挤满了,于是坐了末班车,深夜才到家。酩酊大醉,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一身泥泞,一分钱没有,领口边还沾着口红印。“这口红印是哪儿来的?!”“啊哈哈哈……被你发现啦!啊哈哈哈……这是疑雨庄的老板娘给我亲上的。啊哈哈……”其实这口红印是在新桥一家位于偏僻小巷的三流酒吧里,被长着一张食人族大嘴的女人啃上的。人穷则愚,剩下的只有欺凌弱者的施虐癖,大功告成就仿佛很高兴,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自家老婆气得跟烧着了一样,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自家死鬼和老板娘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十几年贫苦缠身的流浪生活,长年累月的怨恨,一次次的不尊重和轻蔑,这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日常用品打包好就去了火车站,每一步都像是在踢小田原冷清的街道。她去了东京,找到自家死鬼的徒弟——大学生浮田信之,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上次失踪她找的也是这位大学生,哭了一下就受到他诸般照料,回家还是他陪她一起回的,自家死鬼还跟他道歉来着。然而他还在上大学,不知道这社会最普遍的实情——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向来外人就不该掺和。他就把她说的话当了真,把庄吉失踪的老婆送回去的时候,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训斥庄吉,说他招惹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可太不应该了,把庄吉气个够呛。本来他就替她愤慨,这次她又去找他哭,他就非常同情她,说你没地方去的话就住下来吧。可是他还是个大学生,也得靠父母养活,也没办法把女人留在家里住。那就一起去旅馆住吧,本来她也有这心思,于是两人就手牵手失踪了。老婆过了一周也没回来。庄吉也完全慌了,跑到她老家去打听,没找到人,再一找发现老婆跟浮田信之一起失踪了。浮田的父亲大吃一惊,跪拜在庄吉面前:“万分抱歉,您要是找着了我家混小子,要杀要砍都随您!”“别别,我不能这么对待您儿子。”他当时虽然表现得很沉着,但从那天起,他就陷入懊恼狂乱,神经衰弱,连面容都急剧消瘦憔悴,病弱得像个废人一样。☆☆☆庄吉迅速给他的后辈栗栖按吉写了封信。这种时候他想起来的只有这个招人恨的家伙。在疑雨庄那会儿,他老婆失踪后,他也想过要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他打算到按吉的住处借间屋子一起学习,因为按吉那里没地方,他才不得不逃去小田原。然而逃去小田原的前一天,跟一阵风似的来访,帮他收拾屋子的也是这个招人恨的家伙。于是庄吉给按吉发了封快信,让他看到信以后马上赶来小田原,说自己只想看到他,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然而他这三年来最恨的就是按吉,因为按吉是个招人恨、招人咒的家伙。这家伙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自己找连夜逃跑的落脚处,还帮自己想办法借钱,考虑到每次连夜逃跑自家小子都得转校,他还帮自家小子进了私立小学,这种时候,按吉就是自己的亲人。但他身为后辈,却不懂得尊重前辈。每次见面,按吉都会批评他的前辈庄吉最近的作品。庄吉一喝多了就爱给自己加敬称,自称三枝先生,三枝老师。于是按吉都会叫他别自恋了。“你看看你最近写的东西,亏你还能一副老师样,全是一些耍小聪明的假货,你背上的龟壳都快压得你爬不起来了吧。首先就是你那行为,居然从早到晚朗读自己的小说,别干这么可悲的事儿了。”按吉每次都会说这种话,一定会说。三枝庄吉怒从心头起,他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写了封信,宣称那家伙是个自恋自傲的疯子,不知礼数,是文人中臭不可闻之辈。愤怒,憎恶,三年来,恨他入骨,然而无意间,每次苦恼都会想起他来。于是庄吉就忍不住写了封快信。那次挚友大门次郎跟庄吉绝交的时候,庄吉立刻给那家伙写了封快信,那家伙也赶来了,然而按吉来了以后,又马上招他生气。按吉看到快信立即赶了过来,却被庄吉皮包骨头的样子给吓坏了。庄吉两颊凹陷,脸小得过分,不比按吉的一只拳头大,其中只有眼口鼻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暗沉得跟木乃伊似的,说起话来只有嘴巴跟妖怪似的动来动去。除了眼鼻口以外,就剩下黄浊的皱纹,还有毛发了。“哟,你终于来了!我很想你,能见到你太好了。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房间安静吗?能学习吗?哎呀,今天我真幸福。总算见到你了。”按吉又愣住了。因为庄吉除了喝醉酒以外,平时一向是个阴郁沉默、说话极度谨慎的腼腆之人,感情一点儿都不外露。庄吉一直劝按吉住下,按吉推辞说手里有快截稿的活儿,硬是给推掉了。他会如此推辞,是因为跟病弱的庄吉说话令他痛苦不堪。虽然栗栖按吉是个完全不火的三流文士,没有什么稿子要赶,然而庄吉听了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这样啊”“你腾时间过来看我的呀”“请原谅我”,小脸看似原本就盈满了泪水似的。不过按吉还是费尽了口舌安慰庄吉。例如,庄吉老婆就算跟浮田一起失踪了,也不一定会发生肉体关系。要是被浮田迷住了才走的就另当别论了,但她是跟自家老公吵架以后走的,这种情况就不同了。按吉自己原来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一起旅行过十几天,可女孩子并没有把身体交给他。她这次离家出走也是这种情况,起码肯定不会同意肉体方面的事。对方还是个学生,又是乳臭未干的浮田,不可能硬来的,多半她正为这场极度感伤的旅行感到心力交瘁呢。更有可能失去了回来的机会,想回回不来正烦闷呢。林林总总的,两人或许就算殉情都不会发生肉体关系。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向来只有不惹人注意、不为老公所知的出轨才会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高调的情侣只是看起来风光,两人反而正在痛苦呢,等等。然后按吉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家了。按吉安慰自己的时候,庄吉感觉心里也很有底气,觉得一切都包在对方身上,于是非常放心,连连称是。然而按吉立即就回去了。盼着人来的这段时间还好,然而人已经来了,已经走了。按吉在的时候,这些话还有些说服力,按吉一走,剩下的这些安慰的言辞又算什么呢?不过是空虚的废话而已。自己老婆不在了,跟别的男人一起失踪了。自己又能拿这事实如何呢?庄吉更加急剧地消瘦衰弱了下去。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户波五郎,他自打庄吉小学起,就是庄吉的后辈。他的家刚好跟庄吉家面对面隔着一条街,只要庄吉在屋檐下喊一声喂,就能听到他在对面房子里的回应。庄吉在东京的时候,户波也住在东京,他在一家书店当掌柜,两人关系甚好,几乎天天一起出去玩乐,一起跟别人借钱去喝酒。户波回到小田原后,在车站前开了一家叫杂文堂的小书店,这一年来天天出门。他把店交给伙计管,自己偶尔也会跑跑客户,但经常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夜就把营业额喝到赤字。户波也快到连夜逃跑的地步了。忧心催得人憔悴。这时候最眷恋的就是朋友。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会莫名焦躁生气,但心里总感觉很满足,很安稳。户波是个酒鬼,非常明白宿醉的不安和痛苦,知道人在这种时候会极为眷恋朋友,这类经历对于他自己也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很同情庄吉对朋友的这份眷恋。只要庄吉在对面房子喂地喊一声,他就会过去,哪怕手头的事都不干也要陪着他。可是他自己除了宿醉和连夜逃跑以外,并没有其他烦恼,也没遇过这种事,不可能去凭空想象出来,所以没办法设身处地去同情庄吉。谁都是如此。当时庄吉话说到一半,突然心烦意乱,捏着和服腰带就往乒乓球桌的桌脚上绑,绑了一个圈,把头往圈里一面塞,一面用力拉扯,念叨着“这样死不了吗”,然后又烦躁地捏着腰带,又把头塞到圈里,使劲拿胳膊往头顶上方拉扯腰带。那眼神简直就像已经疯了似的,混浊发蓝,暗沉而犀利。即便如此,户波也未曾想过庄吉竟然会自杀。那是在那之后四五天后的事。庄吉在家里喂喂地喊了好几声,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庄吉蹬上木屐,来到了户波家门外。“户波不在家吗?”户波的妻子原来是做女招待的,是个非常没礼貌,一不如意就怄气睡觉的母老虎。只听房中传来含含糊糊,带着怒气的回话:“他不在!”“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庄吉就此沉默,回了自己家。户波当时要在家里的话,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庄吉来到屋檐下的走廊上坐着,一会儿又焦躁地站了起来,往屋子那边走,从客房走到放着乒乓球桌的房间,再走到内屋,毫无意义地快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走廊上,焦躁地坐下了。刚坐下不一会儿,又唰地站起来,走到了他孩子的房间里。过了十分钟,户波回来了。他听说三枝先生刚刚来找过自己,就没从玄关进去,而是从院子转到了走廊那边。户波总是习惯从院子里转过来找庄吉。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房间刚好很像个阁楼,没有顶棚,房梁裸露在外面,离地只有六尺高。也就是说,这屋子原本是间小仓库,在此基础上加盖了外面的走廊,地板上放着桌子椅子。虽然整体很像西式房间,但没有门,所以人在院子里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情况。户波感觉屋里有人。于是他从院子里往里瞧了瞧,一瞧之下却发现庄吉的母亲——那个曾是老师,威风凛凛又胖又壮实的老太太正用双手一动不动地摁着什么东西。她背对着他,所以他不知道她在摁着什么东西,但她好像一直在摁着什么会动的东西,让那东西保持不动。于是户波迈上走廊。“老太太,有什么事吗?”户波说着就走进屋里。于是她回过头来盯着他,眼里散发出诡异而锐利的光芒。“傻子死了。”然后她放开一直摁着的东西,走出屋子,说了句,“麻烦你叫医生过来。”户波往里一看,房梁上挂了条腰带,庄吉吊在腰带上。因为房梁离地面只有六尺高,小个子庄吉的脚几乎碰到地板,就像踮脚站着似的,微微摇晃着。只见庄吉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血红的眼睛大睁着,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就像是还活着,像是在发疯一样。庄吉的母亲多半是听到孩子房间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就马上起身去查看情况了。户波把庄吉从房梁上放下来,赶忙跑去找医生了。☆☆☆我接到电报赶去了小田原,我到那不久以后,庄吉老婆就回来了。她看到了当天的报纸,知道了自己老公自杀一事。她让我去一下,就把我带到另外的房间,一面换丧服(可能是从衣柜里拿出来的),一面说道:“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我才寻死的。”“没有的事。人会为了折磨别人干出很多事,但不会寻死。他是四十岁的文士,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小丫头。”“你骗人。那家伙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才寻死的。”“算了,你冷静一下。”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很奇怪她会提前准备好丧服。生活过得这么窘迫,什么衣服都偷偷卖掉,为什么她没有把丧服拿去当铺当掉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女人的丧服透着一种奇妙的性感气息,尤其是女人正在穿丧服的时候,令人神魂颠倒。这种莫名妩媚又性感的生物正扑簌簌地掉着悔恨的泪水,说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她才寻死的。我也因为中了这种性感的蛊惑,所以赶紧逃掉了。真是没脸见人。我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京都闲游了。一年半以后,我回到东京。一天晚上,庄吉夫人过来拜访我。她已经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她成了一名小妾。说是小妾,不如说是妓女,而且还是最放荡的站街拉客的那种。我都不忍直视了。之后我听说她其实是自愿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庄吉是一个始终在做梦的人。他的文学不光是他的梦,还是他实际的人生,同时也是他的梦。然而,梦能成为文学有一个前提:这个梦的根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在他站立的现实的地基上扎根才行。一开始是扎了根的,因此他的老婆才会模仿他在梦里描绘的那个她,不久便毫无二致,他们成功地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梦。他的人生、文学都像他制作的玩具箱一样,他跟他老婆身为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却有着

                        需要的是用浇水管强大的水流冲走所有粪便,然后由一队管道工人修好供水装置,接着就是水,大量的水,把一切应当从下水道流走的东西冲进下水道里,再然后就是眼睛,请给我们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一只能拉着我们走的手,一个能告诉我们往哪里走的声音。如果没有人去帮助,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这不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的,不是那个谈论世界各地名人画作的人说的,而是医生的妻子用别的词说的,夜已经深了,她躺在丈夫身边,用一条毯子蒙住两个人的头,一定要想法改变这可怕的状况,我无法忍受下去了,不能继续假装看不见;考虑一下后果吧,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你变成奴隶,变成唯命是从的人,必须听所有人使唤,什么都干,他们会让你给他们送吃的,给他们洗澡,帮他们躺下,扶他们起床,把他们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给他们擦鼻涕擦眼泪,你正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喊你,你动作慢了他们还会骂你;你,你怎能让我继续看着这些惨状,眼前永远是这些惨状,而又不能动一个手指头去帮助他们呢;你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做了什么呢,我整天最关心的是不被别人发现我看得见;有些人会因为你能看见而恨你,不要以为失明症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也没有使我们变坏;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你只要看看分配食物时出现的情况就能明白;正因为如此,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主动为这里所有人分食物,分得平均,这样就不会有人抗议,不会再有那些让我发疯的争吵,你不知道看两个盲人争斗是什么感受;争斗差不多从来都是失明的一种形式;这里的情况不同;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人,是盲人,普普通通的盲人,既不能高谈阔论又不能怜悯他人的盲人,盲人们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已经结束,现在是一个严酷无情的盲人王国;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我相信,但不需要,我已经失明了;请原谅,亲爱的,要是你知道;知道,我知道,我一生都在张望人们的眼睛深处,那也许是人体还有灵魂的唯一所在,可是如果连眼睛也失去了;明天我要告诉他们我看得见;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明天就告诉他们,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没有终于也进入那个世界。她没有失明。早晨她照样很早就醒了,眼睛和从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宿舍里的盲人们还在睡觉。她想了想应当怎样告诉他们,是不是把他们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这桩新鲜事,也许最好悄悄地做,不事张扬,例如,仿佛对此事不大在意似的说,你们想想,有谁想得到在这么多失明的人当中我一直看得见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许这样更合适,佯装确实曾经失明,现在突然恢复了视力,这种方法甚至能给他们一线希望;既然她又看得见了,他们会交头接耳地说,也许我们同样也能再看得见;不过,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他们对她说,既然这样,您出去吧,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回答说,我不能走,不能离开我丈夫,由于军队不准任何失明者离开隔离检疫地点,他们除了让我留下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几个失明者在床上动了动,像每天早晨一样,释放出整整一夜在肠胃里积累的气体,不过屋里的空气并不因此变得更加令人作呕,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不仅从厕所飘来的阵阵臭气让人恶心,而且还有二百多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浸泡在自己的汗液里,既不能也不知道该怎样洗澡,穿着一天比一天肮脏的衣服,睡觉的床上沾着粪便也算不上稀罕事。而且既然许多淋浴喷头已经堵塞或已从管道上松动,既然下水道溢出的脏水流出了浴室,浸泡着地板,渗入外边石板路的缝隙,那么,被人们丢在一边的肥皂漂白剂和洗涤剂还有什么用处呢。我还想自找麻烦,这不是疯了吗,医生的妻子产生了怀疑,可以肯定,即使他们不要求我伺候他们,我自己也忍不住去洗,去擦,那么,我的力气能支撑多长时间呢,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活。到了把语言化为行动的时候,原来那么坚定的勇气开始消退,面对刺激鼻孔和眼睛的恶劣现实她开始崩溃。我是个胆小鬼,她气急败坏地嘟囔着,这样还不如失明呢,免得整天幻想当什么传教士。三个盲人起了床,其中一个是药店伙计,他们要到天井站好,准备取他们宿舍应得的食物。既然他们看不见,就不能说亲眼看着分,这个盒里多了一点,那个少了一点,恰恰相反,看到他们数错了不得不从头开始数,让人顿时觉得可怜,有的人生性多疑,想知道别人拿走的准确数目,这往往导致争吵,偶尔还推推搡搡,甚至打瞎眼女人的耳光,仿佛不得不这样。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准备接他们那份食物,他们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相当方便的分配方式,先把食物放到宿舍最里边,就是医生和医生的妻子还有戴墨镜的姑娘和喊妈妈的小男孩的床所在的地方,然后人们分组去取,每次两个人,从离门最近的床开始,右边一号和左边一号,右边二号和左边二号,这样按次序陆续去取,既不会惹起争吵又不会互相磕绊,当然,会耽搁一些时间,但是,等待换来的是安宁。最里边的,也就是那些离食物最近,伸手就能摸到的人,最后才能吃上,当然斜眼小男孩例外,他总是在戴墨镜的姑娘拿到她那份食物以前就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于是戴墨镜的姑娘那一份当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小男孩的胃里,天天如此。今天盲人们全都把头转向宿舍门那边,等着伙伴们回来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听上去犹豫不定,却清晰可辨,但人们突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更像是有人轻轻跑过来,既然这些人看不见,怎么能有这等壮举呢。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门口,人们顾不上问别的事,你们怎么这样跑着回来了呢,外边出了什么事;三个人同时想进来报告出人意料的消息,他们不让我们拿食物,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两个接着说,他们不让拿;谁不让,是士兵们吗,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声;不,是盲人们;什么盲人,我们这里都是盲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药店伙计说,但是我想是那些一起来的人,就是最后来的那批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怎能不让你们取食物呢,医生问,以前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他们说老规矩不算数了,从今天开始,谁想吃饭必须付钱。宿舍里发出一片抗议声,不能这样;抢我们的食物;一伙强盗;可耻,盲人欺侮盲人,我从来没想到这辈子会遇见这种事;向中士控告他们。有个人更坚决,建议大家一起去要回属于他们的食物。不容易,药店伙计说,他们人很多,我觉得是一大群,最可怕的是他们手里有武器;有武器,怎么会呢;至少他们拿着棍子,我这只胳膊挨了一下子,现在还疼呢,三个人当中的另一个说;我们去试试和平解决问题,医生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和那帮人谈谈,这里边大概有什么误会;好吧,医生先生,我和你一起去,药店伙计说,但是,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否说服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去一趟,不能这样就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医生的妻子说。这一小伙人走出了宿舍,那个说胳膊疼的人不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义务,留下来向其他人讲述刚才的冒险经历,食物离这里只有两步远,有一道人墙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他说。几个人紧紧相随,像个小分队,在其他宿舍的盲人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马上就明白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外交谈判,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天井中间,一伙盲人把食物团团围住,手中的棍棒和床上的铁条像刺刀或者长矛一样指向外面,正与四周焦急万分的盲人们对垒,那些人试图以笨拙的动作竭力潜入防卫圈之内,有些指望在人墙上找到一处对方不小心留下的缺口,举起的胳膊挨了打,另一些往里边爬,碰到敌人的腿上,不是背上被扎就是遭脚踢。人们常说瞎打,此时正是这样的场面。其中不乏有人愤怒地抗议,疯狂地吼叫,我们要属于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求吃饭的权利;一群恶棍;这算怎么回事呀,明目张胆地抢劫;这不可能,一个人说,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由于心不在焉,叫警察来,警察;也许他们中间有警察,人们知道,失明症不分行业和职业,不过,失明的警察是无法执行任务的,至于我们认识的那两个警察,他们都死了,掩埋他们还费了不少力气呢。一位失明的女人竟然荒唐地指望当局来恢复精神病院失去的安宁,主持正义,她尽其所能朝正门那边走去,向空中大声喊叫,来帮帮我们吧,他们想抢我们的食物。士兵们假装没有听见,中士从前来巡视的一位上尉那里得到的命令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如果他们自相残杀,那更好不过了,留在这里的人会更少。失明的女人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一样扯着嗓子喊叫,几乎也疯了,纯粹是急疯的。她终于发现这样呼唤毫无用处,就停住嘴,抽泣着转身往里边走,不料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脑袋冷不防挨了一棍,倒在地上。医生的妻子想跑过去把她扶起来,但场面混乱不堪,根本迈不开步子。来要食物的盲人们已经开始仓皇撤退,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你踩了我,我绊了你,摔倒了,又爬起来,接着又摔倒,有的筋疲力尽,甚至不再挣扎,干脆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疼得蜷缩着身子,脸贴着石板地面。医生的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候,她看见盲人匪徒中有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猛地举到空中。子弹打在屋顶上,一大块灰泥掉下来,砸在毫无防备的人们的头上,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拿枪的盲人大声喊,都给我老实点,不许说话,如果有人胆敢大声说话,我就立刻朝他开枪,想倒霉就尽管来,以后不要埋怨。盲人们都一动不动。拿手枪的人接着说,照我说的办,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食物由我们来管,谁也不要想出去取,我们要在门口安排人看守,任何违反命令的人必须承担后果,食物改为出售,想吃饭的人必须付钱。我们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问;我已经说过,不要任何人说话,拿手枪的人把武器在眼前晃了晃,吼道;总得有人说话,我们需要知道该怎样做,到什么地方去取食物,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还是一个一个地去;这个女人在耍花招,那伙人当中的一个说,干脆给她一枪,少一张吃饭的嘴,要是我看得见,子弹早打进她的肚子里去了。然后拿枪的人又对大家说,立刻回到你们的宿舍里去,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等我们把食物拿到里边去以后再告诉你们怎样做;那么,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又说,一杯牛奶咖啡加一包饼干要多少钱;这鬼女人想挨揍了吧,那个声音又说;让我来管她,另外那个人说,接着他改变了口气,每个宿舍任命两个负责人,负责收钱,收一切值钱的东西,不论什么,凡是值钱的都要收,钱,首饰,戒指,手镯,耳环,手表,你们有的都要收来,然后送到左边第三个宿舍,我们在那里住,如果你们想听朋友的劝告我就告诉你们,欺骗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会把一部分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可是,我告诉你们,那是个最坏不过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交来的东西不够,很简单,你们吃不上饭,那就去嚼你们的钱,啃你们的钻石吧。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一个盲人问,我们怎样付钱,是一次付清,还是每次根据吃多少现付呢;看来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拿手枪的盲人笑着说,先支付,后吃饭,至于其他的,根据吃多少付,这要求非常复杂的会计手续,最好把一切全都送来,我们看它值多少食物,但是,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不要企图藏任何东西,因为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不让你们说我们不够诚实,你们要记住,你们交出一切以后,我们要检查一次,看看在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东西,哪怕是一枚硬币,现在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快走。他举起胳膊,又开了一枪。又掉下一块灰泥。你,拿手枪的人说,我忘不了你的声音;我也忘不了你这张脸,医生的妻子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瞎眼女人话里的荒唐之处,她说不会忘记本应看不见的那张脸。盲人们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去找各自宿舍的门,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宿舍里的人已经开始向难友们讲述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服从,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武器;我们也可以武装起来,药店伙计说;不错,从树上折几根棍子,如果我们的胳膊够得着的高度还有一些树枝的话,还有,从床上卸下几根铁棍,虽然我们没有力气,举不动,而他们至少有一支枪;我不会把属于我的东西交给那些盲婊子养的,一个人说;我也不交,另一个附和;这件事,要么我们全都给,要么谁也不给,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医生的妻子说,另外,这里面的规矩必定会和外面强行让我们遵守的规矩一样,谁不愿意交就不要交,这是他的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吃饭,绝不能靠别人吃;我们都交吧,把一切都交出去,医生说;要是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交呢,药店伙计问;这样的话,好,他就吃别人给的吧,有人说得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了一会儿,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那么,我们指定谁当负责人呢;我选医生先生,戴墨镜的姑娘说。无须举行表决,全宿舍的人都同意了。必须有两个人,医生提醒说,还有人愿意当吗,他问;要是没有人报名,我来当,第一个失明者说;很好,那我们就开始收集吧,需要一个口袋,提包,小箱子,任何这类可以用的东西都行;我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医生的妻子说,之后马上就开始腾手提包,里边装着一些化妆品和其他小物件,当时把它们装进手提包的时候肯定想象不到会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瓶子盒子和软管当中有一把长长的剪刀,刀尖很锋利。她不记得曾经把它放进包里,不过它确实在。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来。盲人们正在等着,丈夫走到第一个失明的人床边,正和他谈话,戴墨镜的姑娘对斜眼小男孩说食物很快就会来,她已经把地上一块带血迹的纱布推到床头柜后面,仿佛还有些许无用的羞涩,想让床头柜挡住人们失明的眼睛的目光。医生的妻子望着那把剪刀,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望着它,这样,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望着,她想不出任何理由,真的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会望着摊开的手掌托着的这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两片镀镍刀片都闪闪发光,刀尖很锋利。你把提包腾出来了吗,丈夫从那边问;已经收拾好了,她回答说,一面把拿着空提包的胳膊伸出去,一面用另一只胳膊把剪刀藏到背后;出了什么事吗,医生问;没有,妻子回答说,当然,她也可以回答说,没有你看得见的东西,大概你觉得我的口气不对,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来到这边,用犹豫的双手接过提包,接着说,你们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开始收了。医生的妻子摘下手表,又摘下丈夫的手表,取下耳环,还有镶红宝石的小戒指,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自己的结婚戒指和丈夫的结婚戒指没费什么劲就摘下来了,我们的手指都变细了,她想,一件件放进手提包里,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钱,一些面值不等的钞票,一些硬币,都拿出来了,她说;你有把握吗,医生问,再好好找一找;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些。戴墨镜的姑娘已经把她的财产收集在一起,大同小异,多了一副手镯,少了一只结婚戒指。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转过身去,戴墨镜的姑娘伏下身子对斜眼小男孩说,当我是你妈妈吧,我为我们交出这些东西,这时医生的妻子后退几步,退到最里面的墙边,和别的墙上一样,那里钉着一排大钉子,大概是当年的疯子们挂他们什么宝贝东西用的。她选了够得着的最高处的那个钉子,把剪刀挂在上面,然后回到床上坐下来。她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慢慢朝门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时停下来收取两边每个人交来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嘟嘟嚷嚷地抗议,说遭到无耻的抢劫,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实话,另一些人则

                        ;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亚洲一级特级电影视频免费观看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一声丢进讲台旁的垃圾箱里。“那么,今天从读本的第二十页、第三课开始。”老师开始上课,同学们把视线转向课本。“我先读,大家一起跟我朗读!”老师开始领读,同学们齐声跟读。在读书声中,安岛君独自面向大家直立不动,表情既不悲哀也不愤怒,当然也不可能笑,与平时并无两样。以某种眼光来看,他的表情像是受到训斥反倒非常痛快。伸夫望着安岛君的面孔,忽然觉得他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他虽然喜欢亮子同学可是表达却不得法,把怪诞的玩具蛇放进对方的桌斗招致失败。他本来应该采用亲和而高雅的方式接近亮子同学,可那种方式又不适合他。而这样做才符合安岛君的性格,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想到别的方式。望着没说一句辩解话的安岛君,伸夫开始觉得他挺可怜,并感到还在用手帕擦眼泪的亮子同学太可气了。差不多就行啦!一条玩具蛇至于吓成那样吗?望着不停哭泣的亮子同学,伸夫觉得男人跟女人简直就是互不相容的两类东西。就像男人的道理无法跟女人说通一样,女人的道理跟男人也说不通。男女同校确实增添了某些乐趣,但同时令人厌烦的事情也有所增加。虽然具体说来显得幼稚可笑,但其根本原因应该就是男女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虽说如此,安岛君那天的表现着实令人称道。他面向全班同学站在讲台旁纹丝不动,而且笔直挺立,视线一直紧紧地盯着亮子同学。“我是因为喜欢你才搞的恶作剧,可你却一点儿都不明白,真傻!”安岛君的眼神看上去像在呐喊,又像是在倾诉“虽然我做得不对,但你应该懂我的心思”。可是,不知亮子本人是否理解安岛君的心意,她又大叫一声趴在了课桌上。“你怎么啦?头还晕吗?”老师慌忙走了过去,亮子同学依然趴着小声嘟囔:“安岛君……”“什么,安岛怎么啦?”“他瞪我。”老师回头一看,安岛君双眼依然盯着亮子同学毫不动摇。“哎,你还想欺负她吗?”“……”“好吧,那你站到后边去!”这回安岛君站在了教室后边放鞋袋、挂大衣的墙边。“听着,你就在这儿拿着课本学习吧!”老师像是突然想起,把安岛君课桌上的英语读本递了过去。“从前,有个叫二宫尊德的人就是站着学习的。”同学们听到这话都笑了起来,安岛君面不改色,依然从后边盯着亮子同学。“你小子真固执……”老师也苦笑一下继续上课,像是不想再管了。安岛君就那样站着,直到下课后才获得了解放。“你听好,以后再胡来就不许你上课了。”老师用名册又拍了安岛君一下。结果,在此次骚动中体现硬汉风貌的是安岛君本人。安岛君虽然遭到呵斥却毫不辩解,那他始终堂堂正正挺立不动的姿态确实令人佩服。这才是真正的硬派男子汉。不过,女生们的评价却并不那么理想。多数女孩都说“安岛君太粗野、太纠缠人了,真恶心”,还有人说“被那种人盯上,左右田同学太倒霉啦”。到头来,安岛君得到的只是在男生中的人气上升,而女生却唯恐避之不及,亮子本人也越来越讨厌他。因此,安岛君煞费苦心的表现也无果而终。“女人真是搞不懂啊!”同情安岛君的男生们嘟嘟囔囔,可最后也只能以叹息告终。伸夫对同班女生村井麻子产生兴趣,是在男女同校之后五个月的时候。此前麻子同学就坐在伸夫旁边那行前三的座位上,因为不太显眼,伸夫没跟她说过话。在午休和放学后,女生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聊天。但即使在这种时候,麻子同学也是既不会成为中心也不会尖声大笑。可能由于生性腼腆,她在课间也只是跟坐在后边座位的铃木圣子同学窃窃私语,不太加入团团伙伙。当然,她也不会在课堂上踊跃举手发言,更不会在课外活动上发表意见。她剪着娃娃头,水手服也穿得很正统,不像一部分女生那样为引人注目而降低胸扣的位置或改短裙摆。她长相平平,不算美女却也没什么缺点。伸夫第一次跟她说话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八月底。伸夫家在本市的山手区,离学校三公里路程,他总是步行上学。那天他跟也是住在西山边的松本君同行回家,但他半路要去一个地方,于是在电车大街分别。独自一人走老路回家有些无聊,于是他在半路朝北转弯。当他来到九条大街时,村井麻子突然从右方出现了。那个街角是一片空地,大波斯菊正在美丽绽放,使伸夫一时陷入错觉,感到村井麻子仿佛来自花丛之中。“啊——”伸夫含混不清地打了声招呼,村井麻子也停下脚步微微点头。“你家在这边?”“就在前边的儿童公园旁边。”“那挺近的嘛!”两人自然而然地并肩而行。“你每次都从这儿走吗?”“从电车大街过来。”以前上学和放学都没碰到过村井麻子,好像就是因为经由路线不同。“我家在圆山附近哦!”“知道。我从那边走过。”听村井麻子说她知道自己家的地点,伸夫心情骤然激动起来。“可是,我真不知道就这么近啊!”伸夫重新打量村井麻子,只见她身穿水手服,手提藏蓝色书包,脚穿白色运动鞋。路旁有棵高大的榆树,叶片在初秋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树叶亮光的映照下,村井麻子的脸色看似有些苍白。“你早上一般几点出门?”“七点半左右。”“你早上也走电车大街吗?”“因为我跟小泉同学一起走。”伸夫跟松本君相约同行,而村井麻子好像是跟姓小泉的女生一起去学校。要想跟村井麻子单独同行,伸夫就得跟松本君分开,而村井麻子也必须跟小泉同学各行其道。“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这条路安静,我喜欢。”伸夫点了点头,发现自己正在跟村井麻子单独走路。当然,因为男女同校,所以同学相伴上学实属正常。不过,男女同校刚开始不久,身穿黑色立领学生装的男生跟穿水手服的女生一起走路的身影还很稀罕。有些货车司机和路边的修路工都会揶揄说“小哥儿,亲密点儿嘛”,而周围的人也会用既像羡慕又像担心的目光盯着说“世道变啦”。“你星期天一般都做些什么?”伸夫边问边与村井麻子稍稍拉开距离,而村井麻子也稍稍错后些回答。“听听唱片啦,读读书啦,还有就是上街买东西。”“那,你也会来我家前面的市场吗?”“常常经过那里。”虽然只说了两三句话,但伸夫喜欢村井麻子那种文静态度。虽然以前她并不显眼,可在单独交谈时却意外地感到这女孩性格爽快。最可喜的是,她不会像邻桌的中井洋子那样哈哈大笑和高声说话。虽然因为刚刚开始接触而了解不多,不过看样子村井麻子是个能够控制情绪的女孩。“你暑假怎么过的?”“去妈妈的老家,然后随意闲逛。”“老家?”“在余市。”伸夫顿时感到自己错过了享受浪漫的大好时机。如果能早些接近村井麻子的话,暑假期间也许就去海水浴和登山了。“余市离海边很近吧?”“我不会游泳。”怪不得她皮肤那么白。伸夫对村井麻子皮肤白且不会游泳也感到很可喜。“女孩还是不会游泳好啊!”“不过,如果会游泳感觉一定很棒吧?”伸夫感到似乎嗅到了村井麻子的味道,既像发乳的清香又像透明秋风般的味道。“你不是一直住这儿吧?”“我家是三年前搬来的。”伸夫对儿童公园周围也大体熟悉,可从未见过村井麻子这样的女孩。“你跟谁比较亲近?”“我怕生,所以很难跟人亲近。”村井麻子提着书包和鞋袋,只见那鞋袋上绣着花朵,还用红丝线绣着“ASAKO。“你跟小泉同学挺亲近吧?”“因为以前在同一所学校。”前方有三棵高大的白杨树,再向前还能看到儿童公园的白漆木牌。走过那里就得跟村井麻子分别了,想到这里伸夫突然有些焦急起来。在分别之前,必须赶快说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话,例如希望再次见面、希望来我家附近时打声招呼等等,可结果还没说出来就分别了。三不过,自从认识了村井麻子之后,伸夫觉得自己突然像个大人了。当然,虽说是认识了,却并非与村井麻子有过书信往来或接过吻,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和教室里单独交谈过而已,内容也只是“昨晚几点睡觉”“下个星期天干什么”等简单的对话。但是,村井麻子已经占据了伸夫的大脑。虽然在跟同学玩耍和用功学习时会暂时忘记,可一旦解放出来就会立刻想起村井麻子。在课堂上老师提问时他担心她不会解答,考试时也担心她不会做题,课间休息时还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伸夫以前只需考虑自己的事情即可,而现在必须多考虑一个人的事情,并且不能在同学面前暴露自己的想法。在顾忌周围的同时挂念另外一个人,这是伸夫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状态,所以他感到有些累。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如此麻烦的境地?如果能做到的话真想逃出这种困境。但其实伸夫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愿意,他还会在对自己生气的同时欣然接受这种状态。爱一个人很难或许说的就是这种状态。伸夫发出一声叹息并忽然想到,大人们也许就总是在重复与此相似的状态。可能大人们就深陷于这种恋爱的问题当中,而且比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要复杂好几个级别。以前一直以为大人们只是早起上班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但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单纯。其中似乎不仅隐藏着个人好恶,还隐藏着爱憎等各种感情的波动。以前在知道大人们都有性行为时,感觉眼界似乎突然开阔起来。而当现在对一个女性心怀好感时,伸夫感到自己似乎窥见了前方的另一个世界。“自己是不是就这样渐渐地变成大人呢?”伸夫自言自语,并对正在向未知世界走去的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真的能行吗?”伸夫对自己和迫近的未来产生了不安,而且这种隐忧越来越强烈了。北海道的女生制服以六月中旬北海道神宫祭礼为分界换成夏季的白色水手服,并从十月初换回冬季的藏蓝色长袖服。秋意阑珊,一齐换上藏蓝色水手服的女生们忽然显得格外妩媚。当然,也许那并非只是因为换了服装,而是经过从春到秋的半年时间,女生们迅速具备了“女人味道”。她们正在长个子,仅仅一个月不见也会有明显的变化。而且,伸夫他们这些男生已经没有了男女同校初期的新奇感觉,开始能够平静地观察女同学了。在上课时老师提问,前排的女生举手发言,她们的短上衣下摆就会露出白色衬衣,不知是衬裙还是无袖衬衫,看上去似乎有种丝滑感。伸夫从后排看见了女生瞬间闪现的内衣,一时感到浑身发热。另外,在上课时斜前方的女生偶尔抬手拢发,便会露出脖颈和耳后雪白的肌肤。女生似乎漫不经心,却会使伸夫他们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还有,伸夫在走廊上有时会看到女生裙子侧面挂钩滑脱,闪现出里面的内衣。女生中还有人特意把水手服的领口改低,把裙摆改短。这一个个细节都会刺激伸夫,使他困窘不已。不过,男生们都假装没看见,也不会说出来。当然,在男生之间的交谈中,也几乎不会触及这些细节。大家都有所感觉却心照不宣,因为如果说出来恐怕会遭到轻蔑——你好色!虽然他们对性的感兴超人一倍,却羞于被视为“好色之徒”。男生们不会像露骨宣扬的中年人那样大胆而不知羞耻,不仅如此,在上学和回家路上看到下流男人对同班女生说“哎,小姐”时,他们还会勃然大怒。他们虽然心里想过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变成那样,但还是觉得言语轻浮的大人们太龌龊,甚至想啐他们一口。这种洁癖或许就是使男生不会轻易踏入性的世界的原因。再加上缺乏性体验的不安和不自信,也使他们远离现实中的性行为。不过,即使施行了男女同校,伸夫的自慰行为仍在持续。他仍在暗自寻购黄色书刊,看到精美的裸体插图就剪下收藏起来,而且在阅读和观赏之后总是沉湎于自慰行为。不过奇妙的是,在这种时候他大脑中并不会浮现出同班女生,当然更不会出现村井麻子。他在自慰时想象的是一般的裸体插图和模糊不清的女性形象,并非现实当中认识的女子。每天都与同班女生接触和交谈,可为什么在自慰时却不会在大脑中描画出她们的形象呢?虽然水手服后襟下露出的衬衣和拢起头发时露出的后颈肌肤都会带来刺激,可一到关键时刻却不见了踪影。当然,伸夫并非在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其实准确地讲,也许就是因为不那样想象也能完成自慰行为,所以根本没必要思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伸夫心中并不愿意在自慰时想象同班女生。这或许是由于他不愿让同学陪伴自己做不洁行为,此外他还可能觉得以熟悉的人为对象不够新鲜刺激。现实与梦境截然不同。他在夜晚沉湎于自慰,到了早上又精神饱满地去学校跟女生们玩耍。他的身影中没有丝毫暗自沉溺于自慰的男性腥臊味。四冬雪降临札幌的街道,圣诞节即将到来。繁华街上播放着《铃儿响叮当》的乐曲,被雪花遮蔽的橱窗里装饰着五光十色的照明。那时电视机、洗衣机尚未出现,生活还很艰难,但街道上总是洋溢着蓬勃的活力。街道在瑞雪中彻底改观,女生们也随之大变。此前她们只穿藏蓝色水手服,而现在又加上了一件深藏蓝色大衣,脚蹬黑色长靴。爱打扮的女孩还在大衣领口露出红格围脖,戴上白毛线五指手套提着藏蓝色书包。藏蓝色大衣与白雪十分相称,透出一种纯纯的小清新感觉。其中还有患感冒的女孩,戴着白色大口罩。戴着口罩稍显虚弱的女孩连连轻咳,那姿态有种妙不可言的娇媚感,令男人们不禁想伸手相助。或许就是由于这一点,有的女孩偶感风寒便戴上口罩,为的是故作柔弱无助之态。这种女孩一般都是大眼睛、长睫毛,戴口罩的样子相当有型。“因为那小丫是个‘口罩美女’嘛!”伸夫他们总是用揶揄的语调品头论足。不过,观赏口罩美女的感觉倒也不错。“蒜头鼻女孩都该戴口罩哦!”他们边调侃边等着看下一个戴口罩来的女孩是谁。可是,虽然天气转冷,村井麻子却从未戴过口罩。有的人会被寒风吹成红脸蛋,有的人会变得脸色苍白,而村井麻子则属于后者。当然,脸蛋红到像苹果的人顶多只到本州最北端的津轻一带为止,而在寒潮凶猛的北海道似乎后者居多。村井麻子梳着微微向内弯曲的搭肩发,身穿极为普通的藏蓝色大衣,脚蹬黑色长靴。虽然乍看并无奇特之处,但与她朴素的性格完全相符,伸夫反而特别喜欢。“圣诞节怎么过?”冬季天短,太阳已经沉向西山。伸夫跟村井麻子在西斜的阳光中并肩前行。“我会待在家里。高村君呢?”邻座的中井洋子家要召开圣诞晚会,伸夫接到了她的邀请。中井洋子是本市有数的著名菜馆家的女儿,家里房子很大,朋友中爱花哨的女孩也多。伸夫虽然对她并非特别关注,但因为座位较近,所以一有什么聚会总是跟两三个男孩同时受到邀约。“我有个聚会……”“是在中井同学家吧?”伸夫本以为村井麻子不知道,可她好像已经有所了解。也许因为中井洋子本来就爱讲排场,所以大家早已预料到她家要开圣诞晚会。“我本来不太想去……”“可是,到时候会有好吃的吧?你还是去吧!”傍晚路面的积雪已经冻冰,村井麻子的嗓音特别通透。“在那之前,能不能见一面?”平安夜那天是星期六,如此欢乐的日子村井麻子却要在家里跟母亲平淡地度过,实在太可怜了。“三点钟在四丁目的富贵堂前怎么样?”“要上街吗?”此前两人会面都是在九条大街的书店前,即使同时离开学校各自跟朋友走别的路线,来到九条大街时也会自然相遇。就算当时碰不到,只要稍稍走慢一些,或者进书店稍等也肯定能见面。可是,去热闹的繁华街会面却从未有过。“偶尔也去大街上看看吧!”总是说些无聊的闲话走老路回家实在没意思。“可以吧?”伸夫再次催促,村井麻子轻轻点头。虽然没有吭声,但看到她率真的肯定态度,伸夫越发感到她可爱了。平安夜那天,伸夫中午出门坐公共汽车前往市中心。北海道的学校寒假期间比暑假长,从三天前就已经进入假期了。伸夫在四丁目下车,冒着小雪步行片刻进了一家百货店。他想给村井麻子送个礼物。以前伸夫在父母生日时都没送过礼物,更别说圣诞节了。说到旅游也只是去抓野兔和挖红薯,连修学旅行都不曾有过。至少直到上高中的一九四九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当务之急是如何运用月眼来窥视这个风水全局。”长舒一口气,我喃喃自语道。“亦凡,你在说什么?”听到我的自语声,晖儿在一旁转过身来,“风水全局?难道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简要浅显地将我与了然之间的对话转述了一遍,晖儿的眉头也不禁锁了起来:“照这么说来,城市之中应该还有更大的危机?会是什么呢?既然月眼可以看到全局,那你可以找出方法来试一下。”“月眼之术,虽然我知道月眼的原理方法,但实行起来难如登天啊。”眼前闪动着书稿中的内容,那成片的文字纠集成了一个偌大的“难”字。月眼之术,即是于月圆之日的正时,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正五行位上,以面南背北的方向去观测北斗七星的排布,综合五处北斗星辰位绘出天罡五行图,依据五行图的指向找出地面的“月眼”,而后在“月眼”位置上建起一座三十丈的堪舆台观测五方,结合五方的角度不同分别风水格局,最终确定全局风水。“以农历计算,每月的十五、十六两天都是月圆之日。两天时间应该可以完成天罡五行图,但要在‘月眼’上建起三十丈的堪舆台那就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说明月眼之术的原理后,我郁郁地说道,“历史上只有汉代的东方朔和唐代的袁天罡做到过,可那是集结了汉唐盛世的力量才办到的。”“我找一下相关的天文资料,看看能不能结合天文数据用程序推算。”晖儿思考着答道,“如果天文数据的误差在万分之一的话,我就可以准确地查明‘月眼’的位置,提前思考堪舆台的替代方案。”看着晖儿全力地查询着数据,心中不由一阵暖意,虽然她没有明白,风水格局的变化玄妙不是单靠过往天文数据可以正确推测的,但那种理解和支持却是我此时最为需要的。走到阳台上,我点起一支烟,茫然地望着星点闪耀的夜空,试图从深邃的黑色中寻求那遥不可及的答案。一个橄榄型的发光体在天空中缓缓进入了眼帘,极目望去,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艇,艇身上赫然标注着“祥麟集团”。那是我执行下的创意,对祥麟集团的一个品牌深入。当然,也只有祥麟集团才有如此大的手笔可以吸纳执行,毕竟那飞艇的费用不是一般的贵。当飞艇自楼宇上空掠过时,我的脑中忽地闪现了一个念头。对,飞艇,罗志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飞艇只要不干扰正常空中航线,其余的我都可以解决。”罗志云颔首应道。“那就有劳罗总了。”借着罗志云之前的邀请,在祥麟集团本部和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末尾我提出了想在飞艇上观测的要求。“换作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的要求荒诞之极。”深吸一口烟,罗志云不无感叹地说道,“但那件事之后,我在能力范围内可以答应你任何的要求,哪怕听起来有多么的古怪离奇。”“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想象来理解的。”故弄玄虚中我的话语竟也带着几分感慨,“罗总可以理解,又肯伸手相帮,实在是感激不尽。”“呵呵,这不算什么。”罗志云大笑着挥了挥手,继而又低声说道,“自从那件事解决之后,我家里不但安宁平静,最近在生意上也是强势上扬。上周我被公司任命为集团总经理,我女儿也考进了重点大学,就连我那个无所事事的老婆居然也中了彩票大奖,这一切可都是拜你所赐啊。”“命数运势自有天理,并不是我一个凡人能够左右得了的。”罗志云似乎夸大了我的作用,他全家的运势其实只是得益于别墅的财星格局。“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罗志云会心地笑道,“那就按今天谈好的办吧。”……当日晚上,我便找来了林岳和S,聚在家中再次开起了小会。“什么?!还有个大个儿的没解决?!”在解释说明了全局情况之后,林岳大呼小叫地惊道,“我说老凡,这东西有完没完?折腾下去没个底,我可不是九条命的猫啊!”“就你命值钱!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索性了结个干净。”S横着丹凤眼瞪向林岳,“留在最后的往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货色,不灭了它,大家一起完蛋。”“我可是十代单传,家里还靠指望……”这家伙总喜欢拿这个借口出来,真不知道这位高等教育下的现代医生是怎么个思想逻辑。“十代单传?你再啰唆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你单个传不下去?!”S不耐烦地呲牙道。面对着“凶相毕露”的S,林岳只能乖乖地安静了下来,一脸委屈地坐在S的身边,有趣的是,他的双手竟已不自觉地放在了双腿之间。观星绘图方面由林岳、S和我负责,十五那天我和S一组,十六那天就由林岳和S一组,因为那时我必须留在飞艇上等待月眼的位置数据,而晖儿则负责接收五处观测点传回的数据,并排列组合出天罡五行图。我详细地向林岳和S解释了北斗星辰位的观测方法,并现场考证演示了一番,在确信两人完全理解之后,大家便分头准备了起来。十五这天不巧是个阴天,我和S今天必须完成三个正五行位的星象观测。车子停下后,S跳出车外,拿出望远镜对着天空观察了一会,一脸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云,在地面上几乎无法辨识出天空中的星辰位置。“按星空分布图来看,北斗的位置应该是在北天空的这个位置。”S指着笔记本的屏幕说道,“但现在完全看不到,今天还要观测三个点,这怎么来得及啊。”抬头望了望北天空的位置,云层并不十分厚密,但却足以阻挡住视线。难道就要功败垂成?一股夜风吹来,空中的云层似乎有些飘动,一抹月光透了下来,S在一旁不知做什么地呼呼喘着气。“你干嘛呢?”回头望见S正鼓着腮帮子大口的呼吸着,我不禁好奇倒。“鼓风,让风把云吹散掉,北斗星就出来了。”S眨眼道,“既然起风了,就意念想着风能吹走云,心诚则灵么,反正也没别的办法。”“鼓风?呵呵,你还真能想。”如果被林岳看到S此刻的样子,估计那小子会呆看上半天,平日豪爽英气的女孩也有着可爱动人的一面。不过,幸好我不是林岳,而且也没有呆掉,一片银光闪动,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螺旋桨。“王亦凡,你……你神了啊~~”S望着在我面前凭空聚成的螺旋桨,满脸的惊讶状。“呵呵,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鼓风的活就由我来做吧。”话语间,螺旋桨飞入了半空,在意念的催动下飞速转动起来,一股强大的气流在空中骤然而起,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开了一个缺口。“好像力量不足啊,能再加大力度吗?”S看着若隐若现的北斗星说道。催动如此巨大的金属螺旋桨升入高空并飞速转动,远比我想象要困难许多,在极限之下也只能达到现在的效果。思索片刻,空中的螺旋桨微颤了一下,在意识的控制中桨片上多出了七道长风印!“长风绵绵,云动九天。”在低吟声中,一股强大的旋动气流蓬然而生,霎时间空中的云层破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北斗星清晰地在眼前闪耀着。S用数码相机将星辰位图拍摄下来,立即输入了电脑进行处理。稍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发给了留守家中的晖儿。如法炮制之下,我和S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三个观测点的星辰图。在路上,S特意查询了明日的气象预报,很幸运,是晴天。十六日的夜晚,天空中万里无云,在罗志云的安排下,我踏上了飞艇。自空中鸟瞰整座城市,万千灯火的照耀显出一片繁荣,宁静祥和的感觉不由让我沉醉于夜景之中。信号声传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文件,一幅圆形的星空分布图呈现在了屏幕之上。我事先绘制了一张天罡五行图的图模,星空分布图的透明图层下衬着全市地图,而晖儿则已根据五处位置的标注将北斗星辰图一一对应地排列在了上面。全图的圆形框体上,按照十二地支分别标注了刻度,卯位定东方,在旋转了整个图层后一个精确的天罡五行月眼推算图阵便跃然眼前了。迅速地找出五个北斗星辰图的聚汇点,分别应对向十二地支的标尺,每个聚汇点与相关的地支点连线,交错纵横地在全图上遍布开来,当再次串连起连线交点的时候,一个汇总标点出现在了地图上。我立即将图形传回晖儿,不一会便收到了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那便是“月眼”的位置。飞艇依照着坐标的位置缓缓推进着,在估算的时间前到达了“月眼”,渐渐地降到了堪舆台所需的高度。这是城市靠近东南的位置,自所在的高度望去,各处地势尽收眼底。东面是城市靠江的一侧,蜿蜒而下的江水在内凹的江岸边凸现一道支流直入城市中心。“水龙探穴,生木聚旺”这本是个聚财生旺的水龙探穴局。但从现在的角度望去,注入的支流盘缠蛇形,在与江流交界处仿佛一个张开巨口的凶蛇。水龙探穴局里竟暗藏着盘蛇斗龙局,虽然盘蛇势弱,却根基甚稳,堪堪抵住了水龙的咽喉。南面是城市的开阔处,一路向外延伸,城市的边缘处如鸟翼般地分展突起延展开来。“青鸟展翼,催火脉兴”这应该是个人脉鼎盛的青鸟展翼局。不过,在青鸟的翅翼位置遍布着成片的多层建筑,参差杈丫地好似一片密集的荆棘。青鸟展翼局隐含着刺荆困凤局,纵然青鸟振翅千里,怎奈荆棘刺扰,竟是无法展翼挥动。西面便是山脉连绵的重工业区了,雄起的主峰一侧陡然直下,另一侧则桓展平伏围绕着城市的边缘。“猛虎伏户,守金固镇”把守着一脉重地的猛虎伏户局可御敌固本。可是当日塌陷的冶金仓库却不偏不倚地在山脉腹地形成了一个“V”形的豁口,宛如两支锋利的牛角。猛虎伏户局便毁在了这金牛伤虎局下,猛虎虽勇腹部却是最弱,两支牛角死死地顶入了腹部,早是败局已定。北面遍布公寓楼宇属于城市的住宅区,近郊农地边小山浑然圆起,山边盘延着一条河流。“玄武息卧,纳水安邦”城市水脉自此回入中心,玄武息卧局以龟阻水,以蛇引流,真正一个节流固阵的好局。只是在河流与小山之间铺就的近郊公路生生将龟蛇分开,而小山的周围遍布的谷仓则有如一群仓鼠将其团团围住。玄武本为龟蛇之相,龟蛇分隔,群鼠攻击着只能防守的龟,而可攻击的蛇却无法守望相助,龟蛇分破局尽数冲杀了原本的优势。望向城市中部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市美术馆。当日在地下被困苦战的情景历历在目,虽说在那里遭遇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但其间的风水局势却是五方中最好的。中部的地势平坦而缓和,几条主干道汇聚集中在其间形成了一个收拢双手的巨人形态。“盘古聚神,万世不息”传世兴旺的盘古聚神局布在了城市的中心。然而正是市美术馆那尖突的造型恰恰刺穿了巨人的咽喉部位,配合着中央绿地那隆起的造型,酷似一只自土下拱起的野猪正用獠牙狠狠地咬住了巨人的喉咙,这鬼使神差的封豨噬神局破除了如此奇妙的风水格局。“东方水蛇弱势且形如尾,南方鸟翼掠荆风从虎,西方凶牛势强爪角锐,北方群鼠怒激毛如猬,中地封豨卧噬彘身固。”我按照书稿风水格局篇的推算将眼前的局相罗列了出来,这便是城市大局风水的初描。这五项格局似乎拼凑起了一个奇异的整体,似曾相识却又有些不真,蛇、虎、牛、鼠、猪这五种动物的形态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在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到此月眼之术已经完成,飞艇即刻回航将我送回了地面。既然一时间无法看破整个格局的玄妙之处,倒不如回到家里和晖儿他们一同猜解。在听完了我的介绍讲解之后,四人不约而同地俯身细看着天罡五行图,地支标位与北斗星辰图的交集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奥妙,自交集形成的线状图形看去倒像是什么有意识的形状。“对了,我想起来了,这线状图像我的生日星座——人马座。”S突然兴奋地叫道。“嗯,人马座,我们城市下面卧着一只半人马的怪物。”林岳咂了咂嘴,怪声说道,“如果我们城市的名字叫雅典,那我一定相信你的判断。”“你找抽啊?!别在那里说怪话,有本事你找出答案来。”S愤愤道。“亦凡,之前的北斗星辰图是按什么方向观测的?”晖儿看着图轻轻地问道。“面南背北观测的,怎么了?”难道晖儿觉得应该是看图的方位?“我在想,观测是以南方为标尺,那这幅图是否也应以南为标尺呢?”晖儿轻轻地转动着图片道。以南为首?那么……我望着调整过的图形,对照了一下刚才的风水格局初描语句。假设南方是一个头部,就变成了虎头,“水蛇势弱形似尾”……“彘身”……“毛如猬”……“凶牛势强爪角锐”。虎头蛇尾,野猪的身体,刺猬似的毛发,牛腿而利爪……这东西简直是天下最恶心的怪物了!一个形象在我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是它!怎么会是它?!所谓的大局竟然会是这只上古怪物!十六、溯凶中华文化渊远流长,而神话传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璀璨明珠。在这些奇异而神妙的传说中,大多都已被人们所熟知,甚至考证和发掘。但也有许多的传说至今仍无法证实,除去一些臆断和推测的外更多的是无稽之谈。上古传说便是一个典型的特例,传说中出现的人物及鸟兽诡异而奇特,在这其中尤以上古四凶最是显著,近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颇为关注。根据我的描述,S在纸上快速地绘制起来,大约一支烟的功夫一幅颇具神韵的素描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只虎头猪身牛腿蛇尾的怪物,健壮的四肢上长着锐利的长爪,一对肉翅附合在身体的两侧。在灯光下看去几欲脱纸而出,扑噬众人。现在不知该觉得庆幸还是郁闷,因为眼前那张图所画出的正是上古四凶中最为神秘的一员——凶兽穷奇!“这东西好奇怪,怎么长得虎头蛇尾的?”S端详着自己的作品,不由哂然失笑,“难道这句成语是描述它的吗?”“近代解释‘虎头蛇尾’一词的出处是元·康进之《李逵负棘》第二折:‘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林岳似乎查觉了什么,满脸严肃的表情与平时判若两人,“但在古籍上还有另外一说:‘食人自首而始,所食嗟嗟,食之不尽。’说的就是这个家伙吃人的习惯,所以用它的形态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有始无终。”“切,切,牵强附会。”S不信地摇头道,“说的跟真的似的,你知道它是什么?”“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穷奇!”林岳的眉毛又成了四条,对于S的质疑他不以为忤,只是略有所思地望向我,“老凡,从大局看出的东西就是这只穷奇?”“是的,虽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事实。”我叹了一声,如果S和晖儿也知道其中的典故,恐怕就不会那么泰然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形形色色的东西很多,其中有四只上古的怪物被并称为‘上古四凶’。”对着迷惑的S和晖儿,我缓缓解释道,“这上古四凶分别是:饕餮、梼杌、穷奇、浑沌,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恶势力的霸者。”“那林岳为什么说穷奇是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呢?”晖儿直入主题地问道。“还有,上古四凶是不是一起出现的?会不会有其他三凶在附近呢?”S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他三只也在的话,我们就直接抹脖子算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废话?”林岳满是不快地说道,S并没有恶言相向,而是识趣地闭上了嘴。“上古四凶只是古人对它们的集合称呼,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四凶并不是出现在一个时代,而且彼此间没有联袂出现的。但穷奇比较特别,它是只集神、兽、人于一身的怪物。”我继续解释着,“《淮南子·地形训》中称之为北方天神,似老虎且骑着青龙;《山海经·西次四经》说它长得象牛,而《山海经·海内北经》却说它长得像虎,且有翅膀;《神异经》中描述它能听懂人说话,遇到争吵就吃掉有理的一方,经常咬掉忠诚之人的鼻子,却送给凶人礼物以资鼓励;而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着:‘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可以这么说,穷奇是凶兽,但同时也兼有神格,更具有人的智慧。”林岳接着说道,“要对付这么个家伙,能不棘手吗?”屋内一片寂静,四人都沉浸在苦思之中。晖儿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亚洲一级特级电影视频免费观看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

                        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

                        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

                        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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