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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在线观看免费播放WWW出城迎战,并打败乐从训,然后乘胜追击,将乐从训团团包围在内黄(今河南内黄)附近。乐从训只得向身在汴州的朱全忠求援,并告诉朱全忠,他派去魏博镇买粮的部将雷邺也是被牙兵们所杀。此时朱全忠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筹集粮草,准备攻打秦宗权,接到乐从训的求援信后,立即领兵前往滑州,并派部将朱珍前去援救。朱珍自白马渡河,接连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兵临内黄城下,并打败魏州牙军,解救了被包围的乐从训。但是乐从训当时不听朱珍劝告,一心想夺回魏州城,便移兵洹水。罗弘信派牙将程公信出兵袭击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牙兵们回城又处死了乐彦祯,将其父悬挂城门示众。而罗弘信不想与强大的朱全忠结仇,因此派使者带着重金厚礼慰劳汴州军队,并请求修好。朱全忠本不想主动插手魏博镇叛乱事宜,但此次出兵损失不大,而且由于罗弘信的主动修好,使得朱全忠得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补充,实力进一步增强,也为他接下来进攻秦宗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全忠从魏博镇退兵后,便发起了对秦宗权的进攻,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城南大败秦宗权,并攻克其北关门。针对秦宗权当时固守蔡州城中的现状,朱全忠将众将分为二十八个营寨,将蔡州城团团包围。八月三日,朱全忠攻克蔡州南城,次日因为粮草不济,蔡州城破在即,于是留下朱珍继续攻打蔡州,自己则领兵回到汴州。十二月,秦宗权的部将蔡申丛见秦宗权大势已去,于是囚禁秦宗权,向朱全忠投降,第二年秦宗权被押解长安处死。至此,曾经致使江淮地区陷入战火的秦宗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灭掉了秦宗权,朱全忠开始得以全力对付时溥。文德元年(888年)九月,朱全忠自蔡州退兵后,派朱珍领兵五千护送刘瓒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刺史。当朱珍等人行至时溥的辖地时,时溥派兵前来阻击,朱珍将其击溃,并乘势攻下了沛、滕二县,朱、时二人由此开始交兵。在看到汴州军接连攻取自己的两个县后,十一月,时溥亲率七万大军屯驻吴康县,试图对朱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不过,在还没有准备好时,朱珍先发制人,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时溥被迫从吴康县撤退,结果临近的宿州被朱珍攻克。龙纪元年(889年)六月,朱珍攻克萧县,在此和时溥形成对峙局面。本来这种对峙局面,是有利于军事实力强大的朱全忠一方的,但朱全忠此时却犯了和先前李克用一样的情绪冲动的毛病,导致大将朱珍被处死,并以部将庞师古代为指挥全军。不过,庞师古的能力和朱珍相比差了很多,时溥趁机进兵击败庞师古,收复了徐州周边的大部分失地。时溥虽然利用朱全忠的错误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双方力量相差有些悬殊。为了防止朱全忠大兵压境,时溥决定向李克用求援,可是李克用虽然和朱全忠是仇敌,但此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派了部将石君和带领五百名士兵增援。面对如此少得可怜的增员人马,时溥不敢和朱全忠进行正面交战,而是出兵攻取砀山。朱全忠得到消息后,派其子朱友裕领兵一万奔赴砀山,在那再一次打败徐州军队,并生擒石君和。后来即使在李克用、李匡威、赫连铎联手讨伐朱全忠时,朱全忠依旧没有停止对时溥的进攻。大顺二年(891年)十月,朱全忠攻陷宿州,一个月后又兵临徐州,迫使时溥的骁将刘知俊带领两千人马投降朱全忠。因此时溥的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其辖地的经济状况更为糟糕,由于连年征战,徐、泗、濠三州的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再加上水灾严重,境内十分之六七的农民因饥饿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时溥不得不向朱全忠求和,而朱全忠答应得十分干脆,并告诉时溥,如果想议和,就必须移驻其他地区才行。对于这个要求,时溥满口答应。于是,朱全忠向朝廷奏请将时溥转到其他藩镇,另派一名心腹将领驻守徐州。皇帝李晔当即下诏,让宰相刘崇望为感化节度使,让时溥担任太子太师。可是当刘崇望走到华阴时,时溥因为担心朱全忠反悔,害怕日后会加害自己,于是他又决定坚守徐州,刘崇望被迫只得返回长安。时溥决定继续对抗朱全忠,在看到李克用指望不上后,他开始向兖州的朱瑄、朱瑾求救。景福二年(893年)二月,朱瑾带领两万人马出兵援救徐州。朱全忠令其子朱友裕和大将霍存前去阻击,二人合力在石佛山下打败兖州军队。朱瑾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兖州,朱友裕担心朱瑾会有埋伏,所以并未追击。时溥在朱全忠的攻击下,据守徐州城不敢出战。汴州军队将徐州城团团包围,不过,因为时溥防守严密,汴州军队连续攻打了几个月毫无进展。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认为攻城之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出兵的日子不好。朱全忠认为有道理,于是便想撤兵回去,准备选个良辰吉日再来攻打。就在朱全忠准备撤兵时,谋士敬翔坚决反对,他认为连续攻城已有数月,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徐州城虽然还没破,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也许再坚持一下就可攻下,万万不可在如此关键时刻半途而废。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敬翔阻止撤兵,或许朱全忠和时溥的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敬翔的建议,并亲自到徐州城下督战,继续攻打徐州城。终于,又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攻城后,时溥走投无路,率领族人登上城内的燕子楼自焚而亡,徐州就此为朱全忠所有。徐州之战结束后,朱全忠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兖、郓二州。在刚刚攻打徐州城完毕后,朱全忠马不停蹄地全力对付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他让庞师古的人马稍事休息,就调转兵锋攻打兖州,屡次击败朱瑾。乾宁元年(894年)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郓州,朱瑄闻讯后,与朱瑾一起领兵直奔鱼山截击朱全忠,以求速战速决。朱全忠整军迎战,两军在荒草之中展开对决,时值西北风骤起,朱全忠让士兵们放火,浓烟立即向兖郓军队扑去,汴州军趁势攻击,朱氏兄弟大败而归,死亡万余人。朱瑄眼见对抗不过朱全忠,也立即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和先前援救时溥一样,也只是派出五百名士兵,由部将安福顺、安福庆率领前往增援。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朱全忠派朱友恭领兵攻打兖州的朱瑾,并将兖州团团包围。朱瑄得到弟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领兵赶来救援。朱友恭在高梧设下伏兵打败朱瑄,生擒安福顺、安福海。李克用眼见二将被擒,而且兖州形势极其危急,立即派出得力部将李承嗣带领万余名沙陀骑兵前往兖州救援。而朱友恭看到作战勇猛的沙陀骑兵到来后,急忙撤兵回到汴州,李克用见汴州军队撤兵,于是也撤回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双方暂时偃旗息鼓。八月,朱全忠卷土重来,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兖州,他让士兵埋伏在梁山,然后到郓州城下挑战。朱瑄出城迎战,结果进入朱全忠的埋伏圈,大败而归。十月,朱全忠又让葛从周进攻兖州,齐州刺史朱琼投降朱全忠,兖州的处境更加危险,为了迅速解除兖州的危机局势,朱瑄派大将贺环、柳存率领一万人马袭击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朱全忠得到消息后,自兖州率领骑兵连夜追赶,于次日拂晓时分,追上朱瑄的人马,将其杀戮殆尽,并生擒了贺环、柳存及其部下十多名将领。第二天,朱全忠又回到兖州城下,让士兵用绳子捆住贺环和柳存等人在城下绕行,并对城内高喊,说朱瑄已经失败,让城内的守军立即投降。朱瑾则利用这个机会,写信给朱全忠诈降,朱全忠信以为真,亲自到延寿门与朱瑾对话。朱瑾当时表示愿意献出印符,不过条件是让朱全忠的部将,也是朱瑾的堂兄朱琼到自己这边来取。朱全忠答应了朱瑾的要求,让朱琼前往对方阵营。朱瑾当时立在桥上,让其部将董怀进躲在桥下,等到朱琼一上桥,董怀进忽然从桥下跃出,将朱琼挟持进兖州城,然后士兵们升起吊桥,兖州城重新进入戒备之中。不一会儿,朱琼的人头被士兵从城墙下扔出,朱全忠见被骗,而且兖州城防备严密,一时间难以攻下,于是只留下葛从周继续包围兖州城,自己领兵返回汴州。朱全忠撤退后,朱瑾依旧闭城不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粮食开始出现短缺,并逐步到了财尽力竭的地步。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全忠企图一举吞并兖郓之地,命令庞师古、葛从周向郓州发起猛攻。朱瑄见汴州军队兵锋甚锐,躲在城内不敢出战,将护城河灌满水,试图凭此守住城池。正月十五日,庞师古带领大军在郓州城西南安营扎寨,命令士兵拆毁民房,用房木架设浮桥,五天后浮桥铺成,他利用夜色率军渡过浮桥攻城。朱瑄慌忙弃城逃奔中都,葛从周领兵在后追赶,将朱瑄一举擒获,押解其前往汴州,最终将其斩首。郓州城破后,朱全忠听说朱瑾在丰、沛一带寻找粮食,兖州城只有大将康怀贞据守,便派葛从周领兵攻打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而且汴州军队声势浩大,自料难以据守,便开城投降了葛从周。二月三日,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擒获朱瑾的家人,朱瑾回来后发现城头已经变换旗帜,只得被迫率众投奔杨行密,兖州就此也被朱全忠占有。至此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全都归朱全忠所有,而朱全忠也就此成为唐末的第一大藩镇。实力消长晋汴角逐之初,李克用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然而经过几年的征战,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全忠实力大增,相继吞并了滑、孟、兖、郓、徐等州,而李克用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实力明显不如朱全忠。在兼并地盘的过程中,双方都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李克用自剪羽翼,李存孝、康君立等大将相继死去,大大削弱了李克用的军事实力。朱全忠在实力增强后,想要与李克用一决雌雄,为此,他和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深相结交,共同对付李克用。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派部将李存信带领一万人马援救朱瑄、朱瑾,并向罗弘信借道通过。朱全忠派人告诉罗弘信,说李克用时刻想要吞并河朔,等到他撤兵时,会顺道灭掉罗弘信,于是罗弘信发兵三万将李存信打败,李存信被迫退守洺州。自此之后,罗弘信投向了朱全忠的阵营,与李克用彻底决裂。朱全忠与罗弘信结盟时,他正在与朱瑄、朱瑾兄弟打得难解难分。为了防止罗弘信抄其后路,每次罗弘信送来礼物时,朱全忠都当着使者的面大肆夸奖罗弘信智勇双全,并表示自己和罗弘信的关系,绝非其他藩镇可比,以显示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四月,李克用为了报复罗弘信,发兵攻打魏博镇,在洹水附近斩杀魏博军队万余人,乘势逼近魏州。朱全忠见状将葛从周从兖郓前线调回增援,于是晋汴军队展开激战。李克用在进攻葛从周的时候,汴州士兵在阵前挖了许多陷阱,激战的过程中,李克用之子连人带马掉进陷阱里,被汴州士兵生擒。李克用驰马相救,结果马被绊倒,也险些成为阵前俘虏。李克用救子心切,向朱全忠表示求和,而朱全忠为了加深李克用与罗弘信之间的矛盾,没有答应李克用的请求,而是将李克用之子交给了罗弘信,结果罗弘信将李克用之子杀掉。朱全忠用借刀杀人之计,不仅让李克用深受丧子之痛,更将罗弘信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与李克用势不两立之势。为了彻底孤立李克用,朱全忠又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结盟,让刘仁恭会和魏博军队共同攻打李克用。皇帝李晔见朱全忠日益强大,想调解一下晋汴之间的关系,于是派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劝二镇停止互相攻伐。李克用想趁机收兵,但是碍于首先屈服的面子,便让王镕去说服朱全忠一起停战。此时朱全忠的势力正盛,没有同意李克用的意见,并于九月份在青山口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激战,结果河东军队连连受挫,而李克用当时又是屋漏偏遭连雨天,就在青山口之战进行的过程中,李克用得到消息,大将李罕之发动叛乱。李罕之投靠李克用后,始终得不到信任。王行瑜被灭后,李罕之请求担任邠宁节度使,可是李克用却拒绝了李罕之的请求,奏请部将苏文建为邠宁节度使,李罕之因此很不高兴。后来他又请求李克用赐给他一个小镇以养老,李克用也是没有回应,而且每当藩镇出现空缺的职位,李克用从不让李罕之接任,李罕之一直闷闷不乐。乾宁三年(896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去世,郁闷之下的李罕之在没经过李克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兵进入潞州,然后才为李克用送信,告诉他自己担心潞州会发生叛乱,所以先行来到潞州镇守。李克用接到信件后勃然大怒,派人前去斥责李罕之,不过这种做法,反而将李罕之推向了朱全忠的阵营。面对李克用的斥责,李罕之毫不犹豫地投降了朱全忠,并将河东守将马溉和泌州刺史傅瑶押解到了汴州。虽然后来李克用动用大军平定了李罕之,但李罕之的叛变,使李克用的实力进一步下降。现在朱全忠俨然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对胆敢与之争锋者坚决予以武力征讨。光化二年(899年)正月,幽州的刘仁恭出动十万大军征讨河朔地区,攻占贝州后残忍地将城中百姓屠杀,然后又继续进攻魏州。当时魏州刺史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大将李思安、张存敬率兵前往营救,刘仁恭之子刘守文和部将单可及率领精兵五万对李思安发起进攻,李思安事先在清水河右岸布下伏兵,然后领兵迎战刘守文。双方刚一交兵,汴州军队在李思安的带领下,佯装败退逃走。刘守文不知是计,带领人马在后追赶,在追到内黄时,李思安突然掉头迎战,幽州军队猝不及防,单可及战死。此时葛从周带领八百骑兵赶来增援,大败幽州军队,接连攻克八寨,而后向刘仁恭中军大营发起了强劲的攻击,面对来势凶猛的汴州军队,刘仁恭父子烧营而逃,很多士兵来不及逃跑,只得跳入永济渠中求生。据史料记载,当时魏州至沧州的五百里间“僵尸相枕”。刘仁恭此次出兵河朔,倒是为朱全忠继续扩张地盘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欲乘大败刘仁恭之际,出兵征讨李克用,派部将葛从周和氏叔琮分兵进攻河东。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首先迎战自马岭进兵而来的氏叔琮,这一战氏叔琮打得并不顺利,手下部将陈章被斩杀,而且损失了三千人,氏叔琮弃营而逃,葛从周闻讯也急忙撤兵而走。这次征讨李克用失败,让朱全忠明白了虽然李克用实力已经下降,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征服的,他现在所要做的是继续扩大地盘,争取灭掉除李克用之外的所有藩镇,所以他将目光继续瞄向了幽州的刘仁恭。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全忠派葛从周率领兖、郓、滑、魏四镇联军十万人攻打幽州。刘仁恭被迫硬着头皮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痛恨刘仁恭的忘恩负义,拒绝出兵救援。不过其子李存勖却建议李克用利用这个机会重振军威,因为现在朱全忠已经是一家独大,如果再失去刘仁恭,朱全忠将会继续做大做强。李克用听从了李存勖的建议,派大将周德威领兵五千前去救援,六月间刘仁恭领兵五万抢攻沧州,葛从周在老鹀堤进行阻击,打败刘仁恭,斩杀三万人,刘仁恭被迫退守瓦桥。刘仁恭在汴州军队的两次重创下,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出兵中原。于是,朱全忠将兵锋指向了镇州的王镕,借口是镇州与河东素有往来。在朱全忠的指挥下,汴州军队很快攻克临城,并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当时朱全忠也亲临前线,驻扎在元氏,王镕自知抵挡不住汴军,便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那里请和。以前朱全忠多次向王镕示好,王镕全都置之不理,所以这一次朱全忠拒绝了王镕的请和。不过,周式为朱全忠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他认为镇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王镕主动请和,是为了百姓着想,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式的霸业,不可以一味地穷兵黩武,况且王镕家族在镇州已经经营了五代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人人愿意为其效命,如果朱全忠执意攻打镇州,恐怕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目前她有办法分辨的不同自我。她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这确实是她写的。卡伦用3张黄色横纹活页纸写下她对这些“他我”的描述,字迹干净整齐,很有条理。克莱尔(7岁,女孩)喜欢玩游戏。不会绑鞋带。喜欢巧克力牛奶。需要拥抱。怕黑。霍尔顿偶尔会安慰她。霍尔顿(34岁,男性)很懂得保护、安慰别人。帮忙藏匿“坏脾气”。负责决策。身材高壮,有男子气概。左撇子。会开车,偶尔打保龄球。凯瑟琳(34岁,女性)个性实际有效率,负责调解纷争。喜欢看书,热爱古典音乐、歌剧。吹竖笛。帮卡伦3安排邀约。卡伦博(21个月大,女婴)爱哭。不会说英文,但能说极有限的匈牙利语。非常痛苦,没精打采,悲伤,不能走路。朱莉(13岁,女孩)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腿。畏惧男人,害怕看见血。有人抽烟便无法呼吸。不能走路。坏脾气(年纪不详,男性?)坏脾气讨厌大家。身上总是有割伤、淤伤、刺伤。讨厌窝在女人的身体里。若卡伦3化妆、穿漂亮衣服,坏脾气就会伤害她。经常处罚、欺负别人。若卡伦3说出宗教虐待的事,坏脾气也会处罚她。西德尼(5岁,男孩)喜欢找乐子,偷东西,唬人、骗人。爱哭。常害卡伦2和卡伦3被丈夫找麻烦。受过虐待。桑迪(18岁,女孩)有暴食症的问题。常吃垃圾食物。视力不好,常盯着窗外,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有自杀倾向。爱花钱却无力偿付。常害卡伦3惹上麻烦。安静、忧伤。卡伦1(10岁,女孩)极为敏感,个性害羞。就读圣克里斯托弗天主学校。受虐儿。不想长大。经常剧烈头疼。讨厌父亲和母亲。孤单。害怕噪音。讨厌粗鲁或爱开玩笑的人,讨厌圆点花样,讨厌椰子。总是遮盖自己的胸部。卡伦2(21岁,女性)念过大学,兼职当秘书。嫁给乔希,育有两个小孩:詹姆斯和莎拉。没有痛苦,不会头痛。天生快乐,热爱人群。好妻子。卡伦3(30岁,女性)接受贝尔医生的心理治疗。沮丧,有自杀倾向。经常头痛。莎拉出生后才觉醒。所以来找我的是卡伦3!凭着这几张不起眼的小纸条,许多谜题都解开了。现在,我知道卡伦身上至少有11个可彼此区别的独立人格——有些人称其为“分身”。他们有名字,年纪不同,不仅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每个分身的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此外,由于克莱尔的信,卡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分裂的内在,也越来越熟悉其运作方式,所以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她讨论了。过去4年来——更确切地说,是卡伦这一辈子——这套内在系统一直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持续运作,因此连我也骗过去了。我知道她有“分离”的症状,也知道某些行为表现很可能起因于多重人格障碍,但我们不像现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当时缺乏细节的补充。现在,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内在了。我相当感兴趣,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这很重要,否则卡伦会起戒心,或者她会为了取悦我而继续配合演出。我得保持镇定。无论她如何表现,我都要敞开胸怀接纳她。这真是一趟心灵冒险旅程!1993年12月,卡伦告诉我,她越来越花心思观察其他部分的自我了。她开始转述内在发生的事件给我听。“你的意思是,你看得见他们?”我问。“勉勉强强,”卡伦指着眼前的空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听得见他们说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嗯,克莱尔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卡伦说,“一个叫霍尔顿的在照顾她。如果霍尔顿被克莱尔绊住,他就没法儿开车,只好换另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控制局面,弄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卡伦想了一会儿,眼睛往左上方看。“礼拜一我们一整天都在转换身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碰见一位妇人,我不认识她,但她却很自然地跟我说话,显然已经认识我好多年了。我只能假设她应该是我某个分身的朋友。我们来到一家店,西德尼偷了一件圣诞饰品,凯瑟琳帮他付钱。真是累死人了。”我注意到她常用“我们”而非“我”,似乎现在她比较倾向从“集合体”的角度看待自己。“我体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爱和关注——渴望有人摸摸他们,不带恶意地拥抱他们。”最后这一句听来像是对我的请求,要我“触碰她,拥抱她”,但我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从莎拉与詹姆斯身上体验这种接触与拥抱吗?”我问。“我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克莱尔什么也感觉不到,”卡伦说。她不打算轻易放过我,我想。“你跟你丈夫身体接触时,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丈夫娶的是另一个部分的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得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但我想鼓励她继续观察其他分身的活动。“假如你能多了解其他分身的生活,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我还不太了解他们,”她说,“但我感觉其中几个相当熟悉我身上的所有角色。也许你根本不应该找我谈。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生命里的过客。”尽管卡伦认为她身上有其他更适合跟我对谈的角色,我还是把卡伦3视为治疗对象。然而,我也没有任何依据足以判断卡伦3是不是最具主导性、最原始的人格,因为我只认识卡伦3。※※※※1993年最后一次诊疗时(适逢我休假前),卡伦给我一封霍尔顿写的信。这封信字迹圆润工整,但有些颤抖。我想起霍尔顿是左撇子,所以我猜信是卡伦用左手写的。亲爱的贝尔医生:麻烦你帮我应付这些孩子。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些孩子需要你的程度远大于他们需要我的程度。可能的话,是否能告诉他们你休假时打算做什么?里头真是一团乱。克莱尔哭个不停,西德尼老是偷一些小玩意儿,卡伦2一直在开空头支票,朱莉和卡伦1频频闹自杀,“坏脾气”不断企图说服卡伦3把我们通通给杀了。宝宝在睡觉。凯瑟琳和卡伦2尽可能置身事外、保持镇定。家里的圣诞装饰都是卡伦2弄的,她也把卡伦1和卡伦3买给大家的礼物都包好了。我出来只是为了做决定,开车,试着不让大家惹上麻烦。你能帮我吗?霍尔顿我不确定该怎么回复。我该怎么做?该怎么传达我的回答?我能帮上什么忙?目前我还找不到与卡伦内在人格沟通的直接通道,但照情况看来,我可能必须响应霍尔顿的要求。我把之前搜集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书籍拿出来复习,再度确认我应该直接跟卡伦的分裂人格进行接触,以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我了解理论,但理论不等于实际。目前已揭露的事实令我有些无力招架。但坚持下去似乎是继续挖掘真相、找到途径与霍尔顿沟通的唯一选择。※※※※1994年1月初,卡伦形容枯槁、满脸憔悴地出现了。她冷得发抖,快步走向座椅。她的外套单薄,无法拉拢前襟。我期待地望着她。她知道轮到她上场了。“我有好一大段时间完全空白,”她说,“我可以跟其中几个分身同时出现,尤其是凯瑟琳、桑迪和霍尔顿。亲戚来我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凯瑟琳忙着张罗、招待客人。到了晚上,我会做梦,梦中尽是发生在白天、我遗失时间时的事情。”这也许是进展,我想。但我指指她手臂上的伤口。“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卡伦告诉我,“‘坏脾气’下了最后通牒,叫大家除夕晚上都得死。我想也许跟这件事有关。”有一天,卡伦拿她父亲的病例报告给我看。我回想起她父亲虽已认罪(猥亵卡伦的侄女),但因生病而得到缓刑。报告记录她父亲治疗肝癌(不是结肠癌)的过程,不太乐观。医生认为癌症将夺走他的性命,而且就快了。卡伦仍希望她父亲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抱歉。马丁的健康状况使卡特里娜重新联络往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些曾参与虐待卡伦的暴行。卡伦开始接到怪电话。她很害怕这些人会找上她,因为她把秘密告诉我了。“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问起我娘家的姓,然后大笑挂断电话。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个了。他们吓坏我了。有人威胁我,假如我再继续找你谈,他们就要伤害我。我好害怕。我怕他们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卡伦不自在地移动身体。我怀疑那些曾虐待卡伦的人是否还活着,我猜他们大多都已过世。“你得去找弗莱厄蒂警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我建议道。“好。”卡伦离开办公室,我摇摇头。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将成为另一个让卡伦害怕来找我的理由。※※※※1994年4月20日,我正式担任医疗保险计划[3]医疗部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多年来,我一直想进入医学行政领域,想成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在我担任伊利诺伊州精神医学会主席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大约长我10岁、职场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在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他鼓励我争取这个职务,当他的工作伙伴。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再次回到学校一样;尽管工作本身不涉及精神治疗,却涵盖整个医疗领域。当他首次建议我申请时,我拒绝了。我讨厌医疗保险计划。我只知道,这个医疗保险计划不会付给医生足够的报酬。但他继续跟我沟通,感觉颇有触动。我彻夜思考,明白医疗部副主任应该是个比科主任更好的职位,于是我签字同意了。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后,我的工作并非处理病人个案,而是管理整个医疗系统。归我管辖的病人从100名变成230万人;我不曾见过这200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的工作不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制定提供医疗照顾的相关规定。这份工作带领我迈向职场生涯的下个里程碑。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每星期仅有一天半的就诊时间,只能留下几名病人——卡伦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转走病人确实令我不好受。有些人已跟我认识好些年,虽然我尽可能提早通知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关系确实有失公平。大家都很难过。我会想念我的病人。每天总有个一两次,我和病人会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刻,共同感受到一股强烈、深刻的联系与感动。在这一刻,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适应的感觉,洞悉他们长久以来被教导、被逼迫从事某些行为,进而协助他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相对的,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的好处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最新医疗技术,决定保险可涵盖或补助至何种程度,同时还得检阅各式各样的病例报告。我希望这份新工作能一直刺激我、砥砺我继续学习。※※※※卡伦仍经常毫无预兆地遗失时间。分身们的表现还算称职,大多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她的角色;但这种断断续续的人生令卡伦倍感困扰,因此我想设法跟隐藏在她体内的其他人格说话。教科书中的标准技术是催眠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尝试与病人的分裂人格沟通。我们很难说清楚催眠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催眠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相关医学研究也有上百年历史,但催眠仍无法测量,也没有诊断或测试方法可确认被催眠者正处于催眠状态。磁共振显像及正电子断层造影结果也显示,催眠和闭上眼睛运用想象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研究显示,被催眠者与未被催眠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英文单词“催眠”乃是某法国医生于1820年借希腊文单词“睡眠”创造出来的,但催眠不仅不同于睡眠,甚至跟睡眠完全扯不上关系。研究脑波图可发现,催眠中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指示上,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但也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某个更接近潜意识、平时不易触及的区域。催眠感受性可借心理学测量进行评估,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对催眠感受性更是出名的敏感;换言之,他们极易进入催眠状态。即便如此,为卡伦施行催眠仍令我焦虑;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害怕自己能力不足,不够专业。对病人而言,催眠是天赋;在治疗师眼里,催眠是艺术。催眠也将我长期维持的治疗方向完全倒转过来。从开始到现在,我总是尽可能让卡伦主导谈话内容,不影响也不干扰她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状态或反应。然而,一旦使用催眠,我必须反被动为主动,引领她度过催眠状态,并试图促使她专注于我的说话或暗示。虽然我会尽可能不给予暗示,但与以往的互动模式相比,这种改变仍颇具意义,值得注意。想到这里,我认为是尝试的时候了。我知道卡伦已准备好,我比较担心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提议先练习放松,让卡伦适应放松与回归——更深入内在,与潜意识里的自我接触。引导进入催眠状态较常用的技术是要求被催眠者想象一处安全、自在的环境,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卡伦根据童年记忆选中她的安全基地:位于前廊衣橱后方某块石膏嵌板下的管道间。有一次祖父修水管,从楼梯下打开这块小区域。卡伦说,只要躲在这里,绝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也常把宝贝娃娃、珍爱的玩具全塞进去。日后当我为她施行催眠时,此处就是我要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做得很好的。”1994年4月21日那天,我们开始了。“别担心,咱们可能得试好几次才会成功。”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我相信我能成功催眠卡伦。但我不确定的是:一旦我真的催眠她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在一点,找个舒服的姿势,”我说,“然后把眼睛闭上。”卡伦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放松。我不确定咱们俩谁比较紧张。我猜应该是我。“深呼吸……感觉你的手脚渐渐放松……再是腿和手臂……所有的压力都从你的手指脚趾流出去了……你的肩膀和脖子都放松了,你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观察卡伦的肢体语言,确认她正跟随我的指引,也确定我的指示并未超出她放松自己的能力。我缓慢轻柔地重复这些指令,看着她逐渐瘫软在椅子上。“你感觉自己深深坠入内心深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发现你在那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像是真的……你看得见颜色与纹理,一切都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这里很安全,没有人能伤害你。”我停顿了好一会儿。“你在吗?”卡伦缓缓点头。“我在,”她拖长音调含糊响应,好像在说梦话。“你看见什么了?”我问。“我看见我的两个洋娃娃,‘破烂安’和‘破烂安迪’……”“还有别的吗?”我问。“我的毯子和我的书。”我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以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开始为现在以及往后的催眠设定架构,“可是你的安全基地还有另一扇门。穿过这扇门,我们会见到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你看见门了吗?”“看见了,”卡伦缓缓说道。“你可以形容它的样子吗?”我问。“门很小,上了好多道锁,”她说。上了锁?这个有趣。“如果你愿意,你觉得你有办法把锁打开吗?”卡伦停下来,表情看起来不是很确定。“我想可以吧,”她终于说道。“等你觉得够自在了,尽管上前开锁,看看门外。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一边催眠一边编造情境,但是我得帮卡伦建构一套机制,让她能见到她的其他自我。我坐回椅子,等待卡伦完成这趟必要的任务——但也要她愿意才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我耐心等她把门打开,我的声音必须保持平静、有自信。我仿佛已等待好久好久了。“我往外看了,”卡伦说,然后又停下来。“你看见什么了吗?”“我看到几个人影。”“可以描述给我听吗?”“……不一样……身材不一样……有高有矮……小孩子?”“有几个人?”卡伦不语。她正在数吗?“11个,”她说。“还有呢?”“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男人,他很高,他说他叫霍尔顿。还有小克莱尔跟凯瑟琳。凯瑟琳很瘦,年纪比较大。有个男孩叫‘坏脾气’,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女娃。霍尔顿用手捂住‘坏脾气’的嘴。”我被发生在卡伦身上的事给迷住了。但我也注意到她有些局促不安,微微扭动,好像她越来越不舒服

                      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我陪你去。”“随你的便。”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你得容忍我的助手。”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你哪里痛吗?”医生问。“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我们三个不看彼此。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一个家务女工的一天她也许是爱尔兰人,或者西印度群岛人,或者英格兰人——什么国籍都有可能,但是她没什么资质,又有什么人要照顾,或者有孩子,于是就得找一个不妨碍她照顾家庭的工作。她年轻,至少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做这种工作是要力气的。她总有一点什么病,不是腿疼,就是背痛,要么是长期消化不良,再或者是子宫有毛病。但是如今几乎每个女人都有子宫方面的病。(为什么呢?)她几乎肯定住在政府公租房里,是市政府的雇员,做家务女工。她六点半或者七点起床,和丈夫一起。他搞建筑,一大早就得出门。他们中的一个烧上水,给孩子们倒好玉米片,两人一起把他们哄起床,哄他们洗漱,换衣服。她还要留意大家的早饭、健康状况、猫粮、天气,她的声音和大儿子的录音机此起彼伏,她压低着嗓门,因为她在数落他。但与此同时,她还在安排着一天的计划。在下雨……孩子们得带雨衣……本尼要带踢足球的那套行头……她得去给丈夫取治皮肤感染的处方药,那是上周冒出来的病,还没有要好的迹象。她一边给牙医打电话为“宝宝”——现在五岁了——预约,一边催促老二——是个女儿——手脚麻利点,给五岁的那个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不然她们要迟到了。她的丈夫一边往嘴里塞玉米片、面包片和果酱,一边读《每日镜报》,心不在焉地挠着脖子,那儿一片鲜红,这样子让她很担心。他对儿子——十二岁——说,来吧,走吧,然后,经过妻子身边时,从她手里(没拿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接过一袋三明治,三明治是他在盥洗室里洗漱时她给他做的。晚上见,他口齿含糊,因为他在想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那皮疹。她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本尼,你踢球的装备,两个男人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孩。录音机关掉了,没了音乐。一片寂静。“宝宝”捡起一片面包,轻轻哼着,大点的姑娘坐在那里,飞快地往嘴里塞面包片和果酱。家务女工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拿着电话,她把话筒夹在腮下,给自己倒了茶,伸手把儿子没吃完的面包片和果酱拿过来,她可不能容忍浪费。她打了六个电话,都和丈夫以及孩子们有关,然后给家政办公室打电话,看有没有新活。他们让她今天去霍奇斯老先生家,给他做家务的女工刚打电话来说自己得带母亲上医院去,今天不能工作。办公室的人听上去有些抱歉,应该的,因为布丽奇特原本一天就要跑四家,而且他们都难伺候。她总是分配到难伺候的老人,因为她很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她坐在那儿,看着“宝宝”——哎呀呀,看看,看看,牛奶泼出来了吧,一团糟啊——琢磨着怎么把霍奇斯先生安排进日程里。然后她站起来,好了,该去上学了。她一一拿起手袋、购物袋、篮子,这些东西原本扔在厨房的各个角落。然后她从抽屉里拿钱,找一块塑料布顶在脑袋上,拿上给孩子们的两袋三明治,还有一堆她们上学需要的小物件:书本、练习簿、蜡笔。这些东西似乎在她四周跳舞,包里、抽屉里、钩子上,上蹿下跳。三个人终于准备就绪,都裹了塑料,以抵御外面的坏天气。她们出了门,发现外头的天气倒不是特别糟糕,潮湿,但是不冷。到学校走路就五分钟,这点很不错。至少她生活中,这方面很便利,布丽奇特对这一点一直非常庆幸。看到两个小姑娘跑着穿过了操场,她转身离开,心想,哦,她不再是小宝宝了,小玛丽不是小宝宝了——现在安排安排,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迟了?有些时候,她渴望有第四个孩子。她提起这事时,丈夫说她神经不正常,她也觉得他说的对……她脚步匆匆,经过另一个送孩子到校门口的母亲身旁时,朝童车里的一个小宝宝微笑,心里想道,丫头,打住!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她回家又待了几分钟,每天就这会儿她可以享受一下彻底的宁静。她坐在厨房桌边,看看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茶——有的,但是看起来太浓了,她懒得喝。她蜷成一团坐着,平稳地呼吸,从里到外,还是一个年轻女人呢,不到四十岁,你还能在她身上看到十二年前她和丈夫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影子,一个貌美如花的爱尔兰姑娘。矢车菊蓝的眼睛,粉嫩的皮肤,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不管怎么说吧,她现在很疲劳,也一脸倦容。疲劳——这就是她如今的状态。脑子里,她在列要买些什么,要给四个常规客户以及自己家买的东西——啊,是的,她差点忘了——要给霍奇斯老先生买的东西。他用电话吗?哦,不,圣母马利亚,帮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得多出一趟门,给他买食物和日用品?不,她先去他家处理他的事,然后再去购物。真麻烦。她一点都不想去霍奇斯先生家,她早就认得霍奇斯先生了。布丽奇特又望了望天,觉得脱掉塑料外罩没事,然后再次拿起包和篮子。走去霍奇斯先生家要十分钟。她没有钥匙,站在那里嘭嘭地敲门,终于,楼上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气鼓鼓的老头,他说:“你要干什么?走开走开。”“哦,霍奇斯先生,”布丽奇特欢快地喊道,“你认识我的,我是布丽奇特。你记得不?莫琳今天不能来,她得带她妈妈上医院去。”“谁?”“哦,行行好,让我进来吧。我可没法在这儿耗上一天的。”这个威胁成功地让他开了门,她飞快地以一名医生、护士、精神病医生——或者说家务女工——的专业眼光打量了他一番,心想——谢天谢地!——他今天不算太糟。霍奇斯先生八十五岁。霍奇斯太太身体太差,现在住在养老院里,这让霍奇斯先生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俩怄气,连杀了彼此的心都有了。霍奇斯先生是个干瘦的小个子老头,衣服挂在身上。最近他瘦得越发厉害。布丽奇特想,癌症?糖尿病?我得给办公室提一提这事。他走在她前头,艰难地爬上楼梯,一路嘟哝着,她没给我买糖,我奶酪也吃完了,没东西吃,谁都不做事……布丽奇特进了霍奇斯先生住的——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两个房间,一眼扫过,啥都审视了一遍,她大声说道:“霍奇斯先生,我看得出来你今天心情不好。来,我能帮你做什么?”“帮我做?你们都在帮我做,你们这帮家伙。”他没好气,浑身直哆嗦,一半是因为年纪大,另一半是因为火大。除了和家务女工,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因为无助,每天他都花好几个小时幻想出各种让自己发火的事。他原本(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是个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人,小心、温柔地照料着身体先他垮下去的妻子。可现在……布丽奇特看她今天不用打扫,房间里还算干净。而他的需要是讲话和训斥,因此虽然这不是她的工作,她还是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一边听老头子抱怨、责怪,一边审视厨房,看他缺什么。“要我给你买什么吗?”她问道,觉得让他唠叨够了,于是打断他。“我需要茶叶,你不会用眼睛吗?”他没提奶酪和糖,于是布丽奇特想,我要给他买那些,还有我觉得该买的东西,如果他不要的话,也许科尔斯太太要……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反复叮嘱他要记住她过会儿会带着他要的东西再来,得开门让她进来。现在她知道都要买些什么了,于是坐车去森茨伯里超市。她没有购物单,甚至没有在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下要些什么,但是她脑子里记得住十个人各需要什么,半个小时以后再出现在人行道上时,她拖着购物小车,还拎着四个沉重的篮子。她冷静地沿着街走,心里想着,布丽奇特·墨菲,看在老天的分上,当心你的背……你可别再犯一次那个。于是她走回去,不坐公共汽车,坐车意味着提上提下,各种麻烦。走到上班的地方要半个小时。对此她感到心虚,但是对自己说,这是明智的,不是吗?你要是躺倒在床上,还有什么用?她路过莫迪·福勒的家,不止一次她从那里被赶了出来,她心想,谢天谢地,他们没再安排她给我,那实在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真的。第一站,科尔斯太太那儿。她是个俄罗斯老太太,从前是个美人,房里贴满了的照片可以证明。皮草、俏皮小帽、光着双肩、薄纱——每天大部分时间,这个身躯庞然的女人都恹恹地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凝视着自己的过去。她很能抱怨,这把布丽奇特快折磨疯了。布丽奇特走进房子,把感官功能关闭,她总是这样做。任那黏糊糊的低沉声音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她自顾自地把面包、黄油、汤罐头、消毒剂各归各位——但是她突然意识到她应该好好听,因为科尔斯太太正在说:“它是鲜红的……”布丽奇特严厉地问:“什么是鲜红的?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我能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条水平线上。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话题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杀出个黎明第五章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

                      啦啦啦在线观看免费播放WWW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都不让跟一块儿玩。完全钝了,外界的事都不知道了。定:噢,就是把您护到身边,什么都不让您做。奎: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对父亲母亲都不知道亲,就都到这种程度了。定:那您父母后来还有别的孩子吧?奎:没有,就我一个。我父亲生气地说,说我不再要孩子了,再有了也养成糊涂孩子,这我是19岁以后才知道的。定:那您跟父母不是也住在一个院里吗?奎:就是一个院儿也……怎么说,一个院也不是照我们这个小四合房似的,不是头一道二一道,前边是客厅,正房,后罩房。那时候父母住后边,祖父祖母住前边。那时候有时有晌的啊,比如说早晨,我父母上我祖父祖母这儿请安来,请安站那儿说一会儿话,就回屋了。回来做点儿什么事情,待会儿12点以前又得去,吃饭过来吃,说几句话,晚上再上来请回安,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不是我们一家子,张寿崇家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满族大家庭都这样。反正是没那么多自由。这里我说一个小插曲,喝水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宫廷御医也住在秦老胡同,跟我祖父是好朋友。他说我这人湿气重,不能喝水,所以就不给我水喝,有一次我渴得厉害,就去喝花盆的水,还是我母亲看见了,把我领到她屋里偷着给我倒了两碗水喝。定:你们家那会儿有几个保姆啊?奎:这要说我也说不上来了,没算过。祖母那儿可能有俩仨,管梳头洗衣杂事,可能还有俩使唤丫头。我母亲屋有三个,看我的,还有做活的,做饭的,反正院里站着好些人。我是有一看妈,吃饭是看妈给弄,一人单吃,坐一小地桌。我都分不清是看妈跟我亲呢还是母亲跟我亲。那时候母亲不是都能带儿子回娘家么,我就不行,我母亲回娘家很少能带我去。定:您那时候也读书吗?奎:岂止是读书,整天都在学习,几乎占了所有时间。学5种,中文、英语、书法、武术、历史,后来又加上日文,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请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个英语老师,新知识都是他们传授给我的,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文化的窗口。定:不玩吗?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耍影戏人儿,我经常一个人玩那个。有时候也可以跟叔叔玩。定:那您祖母一天干吗呀?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一天抽水烟,有人点烟,有时候来客人,说正事的时候:“去去去玩儿去”,轰走了。所以家里什么正事我都不知道。定:唉!您这童年可够难受的。奎:不是童年,是从小到大一直难受。把我一辈子都害了嘛。我写过一首诗,第一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面三句是“……锦衣玉食困中央;壮士原非侯淑女,一样无计出高墙”。这里有个典故,知道吗?隋炀帝选进后宫的女子里有一个姓侯的,侯淑女,几年都看不见皇上,就上吊自尽了,死前写了一首长诗,很有名,里面有这样几句:“命薄何可量……此身无羽翼,无计出高墙”,隋炀帝也回了一首长诗……注268定:后来怎么又难受了呢?奎:后来我父亲不甘心哪。给孩子叫回家了,由这个没上过学堂,一跳,送外国留学去了。(众大笑)其实我祖父也愿意我去,祖父也觉得要让中国好还得学外国的技术,也同英语老师商量过,想托他把我带到英国去。后来因为英国路太远不方便,日本近,还有亲戚照顾,就改去日本了。又怕我娶一个日本媳妇不行,得结完婚才许走呢。这就先结完婚才上日本。20岁走的。定:您太太是……奎:那桐的二孙女、张寿崇的姐姐啊。娶完带去了啊。不是我带去的,也是一块儿送出去的,要不然怕我在那儿……嗨,是借溥杰、润麒的光啊,他们俩把我带出去的。定:润麒不是婉容的弟弟吗,我找过他,他90多岁了,现在还开着一个诊所。奎:对,比我大5岁呢。他那时是第三回去(日本)。定:这是怎么算的呢?奎垣之妻,那桐二孙女张寿英像(察世怡提供)奎:他第一次去日本哪,去的是一般的进修学校,比高中高,比大学低。第二回去是进士官学校。第三回去呢,是进的陆军大学。他是这么上的学。第四回去就是大使馆武官了。定:您呢?奎:他第三回的时候我第一回呀。定:您那时候在家里惯成那样,到那儿生活能自理吗?奎:这事儿也糟糕!我跟你说。我要是一般的一个留学生,许能够读好。这不有溥杰、润麒的关照吗,当然经济方面由自己负责,我跟他们并不住在一块儿,就是我要有特殊的事,找他们帮忙办,也不是经常的。再说,我在那儿期间他们也没老在那儿。不过后来就不行了,都不行了,冬天冷就给你一捆炭,就这点儿,你烧不了你就冻着。吃饭也是,赶紧买饭票,这儿吃完赶紧跑那边去,再买饭票,要不然吃不饱,也那样。定:没听懂,怎么买饭票还不吃饱,只吃一半儿?奎:他不卖,就给咱们这儿发什么一样,受限制呀。定:噢,这是日本统治中国的时期了。奎:对。定: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你们是不是跟对别的学生也不一样啊?奎:那倒也不是,那个学校留学生就我一个人儿,没别的人。其实我们是三个人,不知何故那两人没来。别的都是日本人。我先在进修学校,就是高中大学预科,出来以后进的东京帝国大学,选的是教育。在教育系里还是有三个留学生,一个高我一年,一个低我一年……咱们这是什么都说,我差一点大学没毕业,念了三年应当毕业啊,我念了四年还没毕业。定:为什么呢?奎:我受不了啦,太危险,我要死到那儿不是太冤了吗,跑回来啦。飞机炸弹美国都扔过来了,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了。我正写毕业论文呢,跑回来了。定:回来以后呢?奎:回来一趟又去了一回,又去了又跑回来了。其间行李托运船在下关到釜山的海域被炸沉了。那时候一天是两趟船,人乘的是白天那趟,行李是在夜行船。那船的名字我还记得呢,现在忘了。炸沉的不只这一条船。定:到了儿您也没念完?奎:念完了是念完了,实际说是念完了。定:拿着毕业证书了没有?奎:没有。定:反正您家里也不缺您工作。奎:不是缺不缺我工作,这说完就完啦,一炸弹下来就全完啦(众笑)。子:得先要命嘛,“咣”一下完了,这念书管什么用啊。定:您在日本的时候您父亲在哪儿?在长春吗?奎:前一段在长春,后一段时间在北京。他回来办点什么事,就回来了。定:您太太耿佳氏是哪年去世的?奎:日本投降以前。我在日本呢,死了以后我回来了。定(问子):你对你奶奶印象怎么样?子:我奶奶快去世的时候,知道自己快去世了,我们都不知道,老太太把自己的相片全撕了。定(问奎):您从日本跑回来之后,您都干什么呀?奎:天津有保险公司,就在那儿挂一名儿,也没真去。为什么挂一名儿呢?不挂名,北京就有抓兵这一说。挂一名儿就免去抓兵的危险。定:抓兵还抓你们这大宅门儿?奎:怎么不抓?敲竹杠啊。定:是啊,你们家那会儿还挺有钱的呢,到20世纪50年代你们秦老胡同旧门牌14号察家北房正厅(察世怡提供)家还好几百间房呢,我查的。奎:这不用查,外边人也都没查着,一百间太容易了,就我们这13号啊,这一个院就90多间。定:就是让石油部占了的那两个院?注269奎:对对。当初那两个院是典当给煤炭部,说的是十年。定:然后你们家就都住到南边来了。奎:就搬这儿来了。定:解放后您做什么工作来着?奎:后来加入民族学习班了。定:噢,东四那个,叫民族干部培训班。奎:对了,完了就介绍到石油学院去了。在石油学院干了几年,既不是老师也不是专业人员,图书馆。我是图书馆的开国元老。图书馆净是给老师找材料啊。定:石油学院的书都是理工科的书。奎:是呀,所以我待不下去嘛,没意思。后来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啊,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啊真正自己能够怎么发展,就觉得我再上别处换换也好,又赶上国家不是出了个文件么,五个部门缺人,干部里头有愿意去的,不可拦阻。我不是请调,也不敢请调,我要是请调不叫去也没办法,后来不是有这个嘛,我就说我愿意去北京市教育局。我就上中学了。子:五十四中,当语文老师,“关关雎鸠”,开始教古文了,哈哈。定:这不挺好吗。奎:是呀好是好,这不是挺好嘛,也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子:老头老自省(众笑)。奎:大伙儿把我捧得高得了不得。我确实在那儿教古文哪也镇了我那学校,结果我不知道学校怎么打算的,开学的时候没分我教哪一个班,我生气了,我又跑教育局去了,跟我一起的还有一个杨老师,杨老师扯着我,说走吧,说女十四中缺老师,实际是图书馆缺人,因为是多年老校,图书馆要大整理,结果呢又陷到图书馆里头去了。后来也还有叫我教书的,不是讲古文,讲白话,讲白话就不是我的长处了,讲白话就是说话嘛,是不是?这怎么教啊。子:说老头有学问,给他一个最乱的班,压不住堂啊。后来就在图书馆啊,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奎:幸亏上图书馆啦。定:没错,您要是当老师,“文革”就惨啦。奎:因祸得福(众笑)。定:说说您太太吧,您母亲对您太太不欺负吧?奎:不欺负,宠着。张寿崇这姐姐啊,也是一个特殊人物,比较直爽,像小孩儿,没有心眼儿,所以有时候就不按照旧的,我母亲都不说。这对人不严,不讲究,就是由我父亲母亲那儿(开始的),自从我祖父祖母过去了以后,(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管,随便。子:和谐大家庭。奎垣夫妇合影(察世怡提供)

                      5.社交圈

                      奎:跟那家结亲就是我这一辈,以前没结过亲。我爱人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把子(指拜把兄弟),因为我们住街坊。定:您说的街坊就是你们在天津的时候?奎:在天津的时候。在北京不行,他们住金鱼胡同,我们住秦老胡同。子:我老祖(指增崇)跟那桐是好哥们儿,我爷爷那辈儿跟我姥爷(指那桐之子绍曾)等于是换帖子的把兄弟,我爸爸跟张寿崇又是莫逆,好朋友。奎:我跟他们哥儿四个都好,特好,姑舅亲。定:你们家和张寿崇他们家,你们两家在民国的时候和以前,谁家的派头大呀?奎:他们家,他们是中堂。那桐早跳出内务府了,人家当了军机大臣了,不归内务府管了,他跳出去的时候我祖父增崇还没当那么大的官呢。我们家是内务府大臣,没做过中堂。定:你们是内务府总管大臣。奎:对,总管大臣,总管大臣并不是一个,好几个呢。后来我父亲当过正红旗汉军的都统,我那老丈人、寿崇的父亲是正都统,我父亲是副都统,俩人又在一块儿。定:他父亲?就是那桐的儿子绍曾,宝儿?奎:对。定:我听说北京那时候有八大宅门,特别有名的,你们家算一个,还有哪个您知道吗?今日秦老胡同之一(定宜庄摄于2006年)今日秦老胡同之二(定宜庄摄于2006年)奎:有八大宅门我知道,具体是哪八家我说不上来了。应当是我们家,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注270定:你们家就跟刘汝舟家熟。奎:提到刘汝舟我们得分开说。我们和刘槐庭、刘贡南父子注271是一面东伙关系,那时候还没刘汝舟,他岁数比我还小呢。我只看见过他一次,是他十岁左右,他还不一定看见过我,如此而已。所以和他也没有来往。他家与庆王府结亲,那更是大以后的事了。说那时候跟他们家熟,是指他们家当家的刘老头,那是爷爷辈的,叫刘石竹,刘槐庭是名,刘石竹是号。他的儿子是刘贡南,名字好像是刘桐吧,注272也不用,大伙都叫号。等于刘贡南与我父亲,时代一样,也算平辈。怎么着由上边说就是刘家的祖上,由这儿拿着钱去做买卖,做就全赔了,赔了他就跑了,这也许是庚子年吧,过了多少年后,回来了,他还欠着我们家钱呢,不因为欠钱不敢来,欠着钱就敢来,来就跟我家的账房说啊,那时是我对不起您,现在您再拿出点钱来,准保能赚回来。定:你们家就又给他钱?奎:就又给他钱,我祖父说这人还可靠,还敢来。说这人还有信用。定:这还叫有信用?(众笑)奎:您就当好玩听,我都是听来的。定:您家就是那时候用的刘槐庭他们?奎:用是用他,管房子的不是他,管房子的也姓刘,是另一个姓刘的。不是刘家的亲戚,起码也是刘家的朋友,是他介绍过来的。定:刘家不是就给你们开当铺吗?奎:是。不过后来钱都归他们了,现官不如现管。我这也是一件事两头说,有东西来了,他先挑,土产是他先进,赚钱是他的,我们是在他之后,给多少是多少(众笑)。当然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别人家的当铺也都如此,再说官家人也不可能做买卖。当时开当铺的,金鱼胡同那边有当铺孟,还有当铺娄,当铺娄和这个当铺刘是亲家。定:就是说到刘汝舟爷爷的时候他们刘家已经很有钱了?奎:很有钱,比我们家有钱。那时候他们一劲儿往上巴结,我们清朝的官不是算完了么,就一个劲儿往下就和他们,刘石竹都能跟我爷爷这么说:你们这个一品大员,现在可不如我们这个一品大商人了(众又笑)。定:刘家说是在这边修了一个戏台,在马大人胡同注273。您见过那个戏台吗?奎:有喜庆事儿时上那边听戏去,我们家有事都得借他们家地方。刘贡南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人。我知道刘汝舟写了好多稿子。我看了他的文章(指我为刘汝舟所做访谈的稿子——定宜庄按)以后,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他的想象,是他所希望的,怎么叫他所希望的?他们刘家不是买卖人么,就极力地往上爬,学些个官僚,尽量地把自己改成像官僚,所以他说话也把自己说成是官僚团体的一部分。他说的那些个关系啊,跟我们家里倒是比较深,可是跟庆王府、跟那(桐)家啊,几乎没听说过他们有任何联系,他说是都有。不过这又说回来了,也难免有人打着那家的旗号,跟刘家办事,庆王府管事的当时是高博海的父亲,那家那会儿主要的大管事姓王,叫王连五,他是大拿。婉容是长将军的后代,在东北,是达斡尔族,也算满族,那会儿据我所知,不仅达斡尔,锡伯、索伦都算满族。去新疆的原来就是一个满族,后来分成三支了,锡伯、索伦和老满营。注274

                      6.习俗及其他

                      定: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我看《那桐日记》就不明白,那里头记着说大年初一去拜年,一天就能拜上七十家八十家,第二天又去拜上四十家五十家,这可怎么拜的呢?注275奎:这么拜的:坐着车,管事的拿着名片,到门口来,叫这边的人来,把名片一递,说给您拜年,完了主人不下车,赶车就走了。话到是礼。定:怪不得呢,我说要不一家一家地拜,腿不都得走肿了。奎:下车的也可能有,一般是这么样。话到是礼嘛。要说拜,拜年的时候有好些人都是先拜我们家,第一家全上我们这儿来,不是说我们官儿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秦老胡同吉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图一个开门吉祥。定:您祖父那时候也像那桐他们家那样有这么多应酬,一天到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这么折腾吗?奎:这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可能也有,就不那么多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在天津的时候没这么拜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

                      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啦啦啦在线观看免费播放WWW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316年,公孙衍将田婴的儿子田文请到魏国,将合纵运动的大旗交给了田文。然而田文在这个位置上无所作为,到公元前313年,魏襄王为了与秦国亲近,任命公子魏政为相,田文便又回到了齐国。公元前310年,田婴去世,被谥为靖郭君(看清楚啊,不是郭靖君)。田文在家族的封邑薛县继承家业,号称薛公,也就是历史上的孟尝君。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齐宣王的相国。在所谓的“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他的时间最早有关,也与他的影响力最大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孟尝”二字,几乎成为了江湖义气的代名词。《说唐》中的秦叔宝,《水浒》中的柴进,乃至《书剑恩仇录》中的周仲英,都曾被冠以“小孟尝”的称号。这在江湖中是很高的荣誉,说明他们很讲义气,得到天下英雄的承认。不过,小孟尝毕竟是小孟尝,和孟尝君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以柴进为例,贵为皇室后裔,家藏誓书铁券,号称“门招天下客”,也不过“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而孟尝君呢?“食客数千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甚至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走访薛县,仍然发现那里的年轻人有很多是十分蛮横粗暴的,当地人解释:当年孟尝君把天下各路侠士豪杰招揽到薛县来,总数有六万余家。乖乖,六万余家,这厮的胆子可真够大。把这么多门客养起来,是要钱的。孟尝君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薛县的租税,二是放贷收利息,三是官俸。但是,这三部分收入全加起来,仍然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原来那种不问身价一视同仁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便开始给门客分等级:下等的,粗茶淡饭,无酒无肉,住“传舍”;中等的,有鱼有肉,有酒有菜,住“幸舍”,称之为“鱼客”(有鱼吃);上等的,山珍海味,出入有车,住“代舍”,称之为“车客”(有车坐)。这些门客饱食终日,对孟尝君究竟有何作用呢?他不是雷锋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总会要求一些回报吧!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天孟尝君在家里闲坐,对作陪的三位门客说:“今天想听听大家打算怎么对待我。”第一位门客马上说:“嗨!天下诸侯有谁敢得罪您,我就跟他拼命。”这是打手型的,层次比较低,但是不可或缺,而且需要的数量比较大。第二个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掩饰您的缺点,宣扬您的优点,让天下诸侯都知道您的美名,争着抢着要您去当官,唯恐不及。”这位八成是干过宣传部的,可以吃鱼吃肉。第三个说:“您用自己的钱财网罗天下贤士,他们就能为您出谋划策,消灾解难,就像魏文侯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友那样。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很显然,这位是车客。也有些人报答孟尝君的方式比较有创意。有位名叫夏侯章的门客,享受的是车客的待遇。每当他和别人谈起孟尝君的时候,却总是说孟尝君的坏话。有人看不过眼,把这事儿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赶紧说:“我把夏侯公当作朋友来对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久而久之,连夏侯章最好的朋友董繁菁也看不下去了,对夏侯章说:“薛公把你当朋友,让你住豪宅,坐马车,你却总是在人前人后说他的不是,做人不能这样吧?”夏侯章看看四下无人,咬着董繁菁的耳朵说:“我说他的坏话,就是为了报答他啊!”“啊?”“你想想看,他对我这么好,我又不能为他作任何贡献,怎么办呢?于是我就说他坏话,而他表示不在乎,因此获得了‘天下第一厚道人’的美名。我这是让自己身败名裂来报答他,你还说我……”原来如此。还有一位名叫冯谖(xuān)的,因为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托人请求投靠到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就问了:“您有什么爱好啊?”回答是“没有”。又问:“您有什么本事啊?”还是“没有”。孟尝君就笑了,说道:“那您就留下来吧!”管家按照平时的规矩,给冯谖最低一级的待遇。冯谖也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就靠在柱子上,弹着剑唱歌:“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说后,对管家说:“给他吃鱼,按照鱼客的待遇。”管家撇撇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冯谖又弹着剑唱道:“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孟尝君于是让人为他准备车马,享受车客的待遇,以为他这下应该满足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冯谖又唱:“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一个人过得好有什么意思,没有能力养家。”这一次,孟尝君身边的人都觉得冯谖有点太过分了,然而孟尝君还是派人为冯谖的老母送去了衣食,于是冯谖不再弹唱。冯谖在孟尝君家养尊处优,吃了一年闲饭。孟尝君都快把他忘记了。有一天,孟尝君拿出放贷的账本问门客:“列位,你们谁做过会计,能为我去薛县把本息收上来?”冯谖主动站出来说:“我。”孟尝君看了冯谖好久,才想起有这么个人,很高兴地说:“我早就料到先生不是寻常人。如果先生愿意跑一趟,我感激不尽。”命人为他准备好车马,整理好行装,便出发上路。临行的时候,冯谖问道:“收完债,您要买点什么土特产回来吗?”孟尝君说:“您看着办吧,我这缺什么你就买什么。”冯谖说:“我明白了。”到了薛县,冯谖把债务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核对债券。对完了,他就命人在院子里烧起一炉火,将债券扔到炉子里,统统烧掉。在场的人无不感恩戴德,高呼:“薛公万岁!”做完这些事,他马不停蹄地回到临淄,一大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这么快!债都收完了吗?”冯谖说:“当然收完了。”孟尝君说:“那钱呢?”冯谖说:“按照您的指示,都买东西了。”孟尝君说:“啊?这利息都有十万,你都买啥了?”冯谖说:“义。”孟尝君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冯谖却很平静地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金银财宝,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就缺个‘义’字。所以,我就跟您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说:“您说明白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冯谖说:“薛县的百姓,都视您为父母。可您却不把他们当作儿女来爱护,还像商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息。所以呢,我就假传您的命令,把那些债券通通烧掉了。百姓们因此高呼薛公万岁,这就是我跟您买回来的义啊!”孟尝君听到“烧掉”二字,已经是万念俱灰,挥着手道:“您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下去歇着罢!”发生这样的事,孟尝君也没跟冯谖翻脸,至少能够说明他有容人的雅量,并非浪得虚名。说到雅量,《战国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个人胆子贼大,居然和孟尝君的夫人发生了奸情。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没有跳起来,只是“唉”了一声,说道:“看到美女,产生爱慕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算了吧,别再说了,别再说了。”这就不是一般的雅量了。读史至此,难免产生怀疑:这孟尝君成天呼朋唤友,养着数千门客,连老婆被人偷了都不在意,该不会是性取向有点问题吧?咳咳,这可真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操心,就此打住。如果真正要替孟尝君操心,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管不好老婆,而在于名声太盛,风头远远盖过了齐宣王,以至于“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任何年代,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名声,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更危险的是,他还要继续举起合纵运动的大旗,去做那战国舞台上的弄潮儿。孟尝君领导合纵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会于黄棘。公元前303年,孟尝君就组织齐、魏、韩三国合纵,联合出兵讨伐楚国。据《战国策》记载,孟尝君还在酝酿合纵的时候,大夫公孙弘对他说:“您要做大事,必先了解对手的情况。您的主要对手是秦王,楚王只不过是他的帮凶。不如先派人到秦国去刺探一下,如果秦王英明神武,您就别费那力气了;如果秦王昏庸无能,您再举事不迟。”孟尝君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于是让公孙弘出使秦国。秦昭王见到公孙弘,知道他是孟尝君派来的,故意问道:“薛公的封地有多大呢?”公孙弘说:“方圆百里。”秦昭王笑了笑,说:“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还不敢与别人对抗;现在薛公的土地不过百里,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财主,就敢来打秦国的主意?”公孙弘不觉冒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秦王不简单,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来意。嘴上却还是很硬,回答道:“薛公自有过人之处。”秦昭王说:“哦?请说来听听。”公孙弘说:“有一种人,做事只求合乎正义,即使不做天子之臣,不为诸侯之友,他也愿意;得志的时候,即使做人君,也完全可以胜任;不得志的时候,也不会曲意奉承去做人臣。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三个。如果说到治理国家,能够使君王成就王霸之业,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五人。如果大王身为令人敬畏的万乘之君,却不顾身份侮辱外交使节,他就会拔剑自刎,以血喷溅上您的衣服,这样的人,算上我世上共有十个人。”秦昭王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哎哟哟,您何必这样呢?我只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罢了。请回去转告薛公,我对他十分钦佩,希望有机会能和他打交道。”公孙弘还是不亢不卑地说:“可以。”公孙弘回去把情况一说,孟尝君便认识到秦昭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合纵的念头。怕,那就不是孟尝君了。公元前303年秋天,齐、魏、韩三国大军一压境,楚怀王就派太子熊横到秦国当人质,请求秦国支援。秦国派“客卿通”(原文如此,姓氏不详)出兵来救,孟尝君权衡了一下利弊,果断决定撤军。经过这件事,秦、楚两国关系本应更上一层楼。但是没想到,熊横到了秦国之后,住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喝酒与人发生争执,杀死了一位秦国大夫,私自逃回了楚国。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连宣太后都对楚国产生了反感。孟尝君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前301年再度发动三国伐楚。楚怀王不得不又向秦国求援。为了说服秦昭王,他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轸。秦昭王见到陈轸,态度很亲热,说道:“您本来是秦国的老臣,跟先王的关系都很好。后来因为一些误会,您离开了秦国,去为楚王服务。现在齐国和楚国打仗,有人说救援有利,有人说救援不利。作为秦国的老朋友,您为何不在为楚王效忠之余,为寡人也出点主意呢?”陈轸听了,眼眶一热。当年他离开秦国,主要是因为和张仪尿不到一壶。他对秦国和秦惠王,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惠王和张仪都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年近古稀,对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早就看得淡了,反倒是生出一些念旧的情愫来。他对秦昭王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有吴国人到楚国做官的故事吗?楚王很喜欢那个吴国人。有一次那个吴国人病了,楚王派人去探问,关切地问道,‘他是真的病了,还是想家了呢?’左右大臣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家,如果真是想家,他肯定会发出吴地的乡音,以表思乡之情的。’现在,我也要为大王发出‘吴地的乡音’了。”秦昭王赶紧朝陈轸作揖,洗耳恭听。陈轸说:“大王想必听说过卞庄子这个人。他是鲁国的大夫,孔武有力,力能搏虎。有一次,两只老虎为了争夺一个人而相斗,卞庄子要去杀老虎,他的朋友管与劝阻说,两虎相斗,弱者必死,强者必伤,为什么不等到它们一死一伤再动手呢?现在齐、楚交战,双方必有伤亡,您何不再等等呢?”陈轸这番“吴地的乡音”,使得楚怀王望穿秋水,也没盼到秦国的救兵。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和孟尝君对抗了。三国联军在齐国名将匡章、魏将公孙喜和韩将暴鸢的率领下,与唐昧率领的楚军在沘(bǐ)水(今河南省境内)对峙。一开始,联军不知道沘水的深浅,不敢贸然进攻。而一旦派人去试探深浅,楚军就放箭驱赶,根本不让人靠近河边。双方相持不动达六个月之久。齐宣王失去耐心了,派人到前线,用极其苛刻的言辞责备匡章。匡章也不是好惹的,对使者说:“撤我的职,杀了我,甚至是杀我全家,这是大王能够做到的。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要求我出战,这是大王不能做到的。”使者回去之后,匡章便抓紧在当地花重金寻找向导,终于有一个樵夫对他说:“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水就浅;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水就深。”就那么简单。匡章喜出望外,马上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趁着夜色,从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渡河,向楚军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时候,楚将唐昧因为联军六个月没有动静,也放松了警惕,等到联军全部过河后才仓促应战,结果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省唐河)被打得大败。战斗的结果,楚军被斩首两万余人,唐昧本人也中箭身亡,楚国自宛城、叶城以北的土地,全部被联军占领。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秦昭王现在出手了。秦军剑锋直指楚国,斩首两万。第二年,秦国又增兵伐楚,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一举攻克新城(今河南省伊川)。楚怀王走投无路,只好向齐国求和,并且又将太子熊横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垂沙之战使得孟尝君声威大振,也使得秦昭王对这位齐国土财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前301年冬天,齐宣王去世,太子田遂即位,也就历史上的齐闵王。秦昭王派泾阳君嬴芾(fèi)出使齐国,致吊唁之意。同时向齐闵王提出,想邀请孟尝君访问秦国,如果齐国不放心的话,可以让泾阳君留在临淄当人质。嬴芾是秦昭王的胞弟,也是宣太后的爱子。如果将嬴芾作为人质的话,孟尝君去秦国的安全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孟尝君正好也想亲眼看看那位被公孙弘称为“气度不凡”的君王。这倒不是出于爱慕虚名,而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头,有一种热爱冒险的精神。他富可敌国,威震华夏,可他更把自己当作一名侠客——负剑行天涯,把酒会英雄,这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以当时的形势,如果孟尝君下定了决心,是没有人可以劝住他的,连齐闵王都不行。然而门客们出于对恩主的关心,都纷纷劝阻,孟尝君执意不听,直到一个真正的老江湖出现在孟尝君面前。他就是苏秦。别人的话可以不听,苏秦的话,他还是要考虑的,毕竟人家是最早拉起合纵大旗的,资格摆在那里了。苏秦说:“我今天早上在淄水河边看到一个木偶和一个泥偶在说话。木偶说,‘你本是河西岸的泥巴,如果天降大雨,淄水暴涨,你就要被冲坏了。’泥偶说,‘我本来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做的,化了还是回到泥里。可是你呢,本来是东方的桃梗做的,如果淄水猛涨,你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呢?’秦国乃虎狼之国,您还非要到那里去,只怕再也回不来了。”孟尝君这才打消去秦国的念头。接下来发生在楚怀王身上的事情,证明苏秦的话是有道理的。楚怀王之死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出兵伐楚,连下八城。其后秦昭王派人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秦楚两国结亲,又在黄棘会盟,您还派太子入质于秦,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后来太子因一时之怒,杀了寡人的重臣,不负责任地逃去,寡人实在是气不过,才派兵入侵大王的边境。现在听说大王又派太子入质于齐,以求和解,这真是令人唏嘘啊!秦、楚交界,又互为婚姻,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这种关系都处不好,何以号令天下诸侯?寡人诚挚邀请您到武关来会面,共叙前缘,重修旧好,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楚怀王收到这封信,感到很纠结。去吧,怕羊入虎口;不去吧,又怕秦昭王发怒。令尹昭雎劝他不要去,也不要怕,他认为只要楚国积极整兵备战,秦国是打不进来的。屈原也不同意楚怀王去:“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他去:“如果不去的话,秦、楚两国从此就只能刀兵相见了。”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建议,出发前往秦国。刚进武关,就被秦国人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至咸阳。秦昭王提出,要楚怀王把巫郡和黔中郡割让给秦国。楚怀王虽然糊涂,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是一点也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

                        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

                        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

                        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李亨在得知张巡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亲自下诏对睢阳保卫战中立下功劳的众将给予嘉奖: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灵州大都督,又优恤其子孙,免除睢阳三年的赋税徭役。同时封张巡之子张亚夫为金吾将军,许远之子许玫为婺州司马,并在睢阳修建祠庙,以不时凭吊张巡等众人英灵。事实上,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能够流传到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翰,时任监察御史。在张巡等人被害后,并不是所有人全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很多人认为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以求东山再起。有鉴于此,李翰专门为张巡撰写了传记呈献李亨,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睢阳的战略地位对于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所以胡乱发表议论。张巡坚守睢阳孤城,是为了保住江淮的物资供应基地,在城内杀人而食,实属于无奈,并非张巡的本意,希望皇帝陛下不要听信。李亨看完李翰为张巡撰写的传记后,下令将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写进国史中,以让千秋万代明晰张巡等人的功勋。千百年后,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早已经远去,但张巡等人表现出的那种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依然被人们称颂,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将千古流芳,永垂青史。有的人活着,但犹如死了一般。而有的人死了,却仍如活着一样,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光复两京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以唐军失败告终,但由于张巡等人的奋力抵抗,不仅粉碎了叛军南下江淮的计划,更让身在凤翔的李亨喘了一口大气。郭子仪在清渠之败,让安庆绪找到了进攻睢阳进军江淮的机会,但他在睢阳投入了过多的兵力,致使无暇再率兵西进顾及凤翔。事实上,睢阳之战进行得最为惨烈时,客观上也是李亨最为轻松的时候,虽然他无法替睢阳解围,但他却利用睢阳战事颇紧,叛军无暇西顾的时候,决定收复长安。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就在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时候,李亨命令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俶和副帅郭子仪率领各路人马出扶风直奔长安,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趁机收复长安。九月二十七日,唐军在长安城西四十里处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俶决定迅速开战。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在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南)以北、沣水以东摆开阵势,前后绵延三十里,宛如一条长龙。当时郭子仪吸取了此前清渠之败的教训,为了避免第二次遭到安守忠步骑兵夹击,郭子仪特意加大纵深部署,增强侧翼的掩护,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己坐镇中军形成首尾呼应。面对唐军布下的阵势,安庆绪派出部将李归仁率领十万人马出长安城迎战,在唐军北面布下阵势,一场事关双方胜败,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至此正式开打。及战,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前军在李嗣业的率领下急速冲杀过去应战。李归仁故技重演佯装败逃,将唐军诱至其阵前,然后叛军迅速合围,致使唐军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幸好在危急时刻李嗣业一声疾呼,稳住了阵脚,然后脱下战袍裸露上身,手执战刀一边高呼冲锋,一边杀入敌阵,长刀挥处叛军人马死伤无数。叛军见到李嗣业勇猛无敌,一时间有些心虚,所以包围圈开始逐渐散开,李嗣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唐军手执战刀排成横队,如一面墙一样,开始向叛军反攻。在怛罗斯之战中,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阵形,曾经让大食人尝尽了苦头。这一次面对叛军同样不例外,渐渐的唐军的反攻开始显露出威力,在这些陌刀手的进攻下,叛军开始向后撤退,但李归仁显然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唐军进攻的时候,他下令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后撤退,尽量不和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进行正面交锋,然后他又下令让埋伏在东侧的骑兵部队从唐军前军的侧面绕到背后,准备突然发动冲击。事实上,李归仁确实找到了破解陌刀手阵形的办法,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骑兵刚一开始移动时,就被唐军的探马发现。于是探马急报郭子仪,郭子仪果断下令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精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叛军骑兵的侧部迅速迂回到其后方突然杀出,结果叛军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仆固怀恩几乎全歼叛军的骑兵部队。在双方骑兵交战的过程中,李嗣业率领陌刀手依然冲击着叛军战线,当得知仆固怀恩的骑兵打败了叛军骑兵后,他下令让陌刀手阵形分成两段,其中一段继续冲击叛军的防线,达到吸引叛军注意力的目的,另一段从侧面迅速绕到叛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叛军。刹那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士兵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这场血战从晌午时分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最终以唐军大获全胜告终,共歼灭叛军将近三万人。这场战役对于唐军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歼灭了多少叛军,而是在叛军大败后的当天夜里,如惊弓之鸟的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田乾真各率本部人马仓皇逃出长安,退保陕郡。至此,长安又再次回到大唐的手中。九月二十八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各路大军高奏凯歌进入长安,京城百姓倾城而出,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唐军重新回到这座本应属于他们的城池。这一刻很多人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当他们看见唐军那迎风招展的旌旗时,很多人甚至喜极而泣,口中始终重复“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话语。九月二十九日,重创叛军与收复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凤翔,李亨知道后高兴得热泪盈眶,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前往蜀中向李隆基报捷,同时命令尚书左丞裴冕先入长安,告慰诸位先帝并代自己安抚百姓。唐军虽然收复了长安,但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并没有在长安过多停留,经过三天的休整后,他们留下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率领人马踏上征程,准备乘胜一举收复东都洛阳。从长安出来后,郭子仪率领前军人马首先攻打潼关,歼敌五千旗开得胜,继而又接连收复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弘农(今陕西灵宝)二郡。进入十月又攻下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上洛(今陕西商县)二郡,唐军挟带收复长安的勇猛,一路势如破竹地逼近到洛阳附近的陕郡。唐军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的确出乎安庆绪的意料,还在唐军攻打上洛的时候,安庆绪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丢了长安已经让他很是不爽,无论如何洛阳是必须要保住的。为此他急忙征调驻守洛阳的叛军,由严庄率领倾巢而出陕郡,与从长安败退过来的安守忠、李归仁等部会师,合力抵抗唐军。就当时的叛军实力来讲,虽然刚刚丢掉了长安,但防守陕郡的力量并不薄弱,安庆绪派出的人马加上安守忠、李归仁等部的人马,加起来将近有十五万人,所以说唐军这一仗并不轻松。十月十五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唐军进至曲沃城(今河南灵宝东北),安庆绪得知消息后,命令严庄带领人马主动应战,于是双方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新店地势险要,山高壁陡峰回路转,叛军依据这种地势依山布阵,准备和唐军决一死战。及战,叛军由于居高临下,在唐军刚刚进入山区时,叛军从山体两侧发起猛烈的冲击。和先前在长安沣水旁一样,唐军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尤其是前军士兵死伤无数,不得不且战且退。叛军乘胜下山追击,唐军前军基本上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在唐军中军侧翼的回纥军忽然绕道南山之下,在叛军的后方排成箭阵,这下让叛军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回纥部落由于士兵身强体壮,善于骑射,而且骑兵突袭的方式很特别,是唐军陌刀阵的“骑兵加强版”,所以中原的士兵和回纥骑兵交手时从内心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回纥至矣!”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就是这一声高喊,开始让叛军阵脚大乱,先前对唐军前军的冲击逐渐转变为叛军人马四散惊逃。而唐军这边的郭子仪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有利时机的,他重整唐军人马和回纥军前后夹击趁势大败叛军,严庄、安守忠等人只得率领人马放弃陕郡退守东都洛阳。对于安庆绪而言,洛阳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严庄逃回洛阳后,向安庆绪报告了前方的战况,应该说新店之战安庆绪几乎将自己的老本搭了进去,当得知自己彻底血本无归之后,他不禁开始慌乱起来,在他看来,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己很有可能被唐军围歼在洛阳城里,所以安庆绪决定撤出洛阳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安庆绪此时最现实的想法。十月十六日夜,安庆绪见大势已去,遂趁黑夜率领余部从洛阳南门奔逃而出,直往河北而去,在那里他将继续进行最后的殊死挣扎。十月十八日,唐军成功进占洛阳城,继成功收复长安后,沦陷叛军之手一年零十个月的东都洛阳也重归李唐王朝。唐军在新店之战中,能够成功反败为胜,回纥援军居功至伟,但天底下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在回纥援军尽力帮助李唐王朝收复两京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条件,他们的条件是两京收复后,大唐要允许回纥援军在两京之内大肆劫掠三天。先前收复长安后,回纥由于考虑到洛阳还没有收复,所以他们尚且能够收敛。但这一次成功收复了洛阳,他们不再有所顾忌,争先涌进洛阳城进行长达两昼夜的疯狂抢劫,最后在郭子仪的强烈要求下,李俶凑足了锦缎万匹送给回纥,方才止住回纥的抢掠行为。无论是李亨还是李俶或许都未曾想到,正所谓成也回纥败也回纥,回纥这个名字与藩镇和宦官一样,居然在未来会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不过当时在李唐上层决策者看来,即使让回纥兵抢掠一番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尤其对于时刻想证明自己的李亨来讲,毕竟成功收复了两京,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十月二十三日,李亨率领人马回到了京城长安,很多人本以为李亨会继续扩大战果,向依然占据河北的安庆绪发起最后的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长安城内搞起了封赏。先是大肆封赏有功之臣,而后便是对回纥的奖赏,全然忘记了身在河北的安庆绪依然具备较强的实力。事实证明,李亨的这种贻误战机做法,又给了安庆绪苟延残喘、重整旗鼓的机会,而唐军在不久后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功成身退唐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重创叛军,接连收复两京,除了前方将士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之外,叛军内部的混乱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当时身在凤翔的以李亨为核心的唐廷空前稳定。凤翔朝廷的稳定为收复两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它不仅避免了当时朝廷内部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内耗与纷争,而且也让后方朝野内外同心同德,竭尽所能地支持平叛。可以说,两京的迅速收复正是这种“合力”所产生的巨大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李亨固然当居首功,但我们依然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李泌。李泌一出山便利用自己的才智成功保障了广平王李俶的安全,为李俶后来能够继承太子之位奠定了基础。李泌不是那种权势欲很强的人,在他刚出山那会儿,就曾经告诉过李亨等到两京收复后有意重隐山林。只是那个时候由于平叛任务重,李亨没有将李泌的话放在心上,一直到收复长安后,李泌重提旧话,李亨方才重视起来。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当李亨听到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收复长安的消息后,他喜不自胜,在欣喜之余他一边让贴身宦官带着自己亲笔写的上表前往蜀中报告太上皇李隆基,恭请太上皇还京。一边急招行军长史李泌回到凤翔。李亨告诉李泌自己已经派出宦官准备迎回太上皇的消息,而且李亨有意在李隆基回来后,自己重新回到太子位置继续做一个臣子。但李亨的这种想法为李泌所反对。在李泌看来,如果太上皇李隆基看过李亨的上表后,一定是不敢回来的。因为李泌明白,李亨的这种态度虽然很是恭谦,但在太上皇李隆基看来,这明显带有一种讽刺。这等于是在说李隆基能够重新回来,完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是以皇帝名义写的上表,虽然他现在是皇帝,但面对太上皇的时候,皇帝这个身份还是收敛些比较好。虽然李亨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李泌作为旁观者看得却是十分清楚。于是,李泌让李亨急速召回已经派去前往蜀中的宦官,然后利用群臣的名义,重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贺表,然后重新入蜀恭迎太上皇李隆基回来。对于李泌的提醒,李亨心怀感激之情,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李亨当晚将李泌留在宫中宴饮并同榻而眠。当夜君臣二人畅谈甚欢,李泌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了重隐山林的请求,君臣二人由此展开了一番颇为生动且充满玄机的对话。“陛下!臣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臣想要重新归隐山林,恳请陛下恩准。”李泌趁着君臣二人氛围和谐的时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泌的请求让李亨有些始料不及,虽然此前李泌曾经提过这件事,但他始终没当回事,今天当李泌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时,李亨开始不解地问道:“朕与先生这些年来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现在已经到了同享荣华富贵之时,不知先生何故想要离开朕?”“臣有五条理由不能留下来,所以恳请陛下能体谅臣的苦衷,允许臣离去吧!”显然,李泌早已经考虑好能够说服皇帝陛下的理由。“哦?五条理由?朕愿闻其详!”“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发迹太奇,此五条理由所以臣不能留也。”李泌说完后,翻身下床跪倒在李亨面前。看到李泌态度如此坚决,李亨明白今夜如果针对这个话题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于是他伸手试图搀起李泌,然后笑着说道:“夜已经深了,先生先与朕安歇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谈好吗?”“陛下现在与臣同床而眠,臣的请求尚且不能答应,更不要说日后在朝堂之上了,臣还敢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如果现在不答应臣离去,这与杀死臣无异!”李泌没有理会李亨的搀扶,依然跪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下李亨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李泌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让他颇为惊诧,于是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道:“没想到先生对朕还有这样的疑心,朕怎么可能杀死先生呢?先生难道真将朕当成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越王勾践不成……”“陛下!您误会了!”李泌打断了李亨的话,然后抬起头来动情地说道,“臣正是知道您不能杀死臣,臣才斗胆要求离去归隐,如果陛下真要杀死臣,臣还敢如此直言吗?更何况杀死我的不是陛下,而是那五条理由啊!陛下过去待臣如此之好,臣遇事尚且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现在两京已经收复,臣还敢直言吗?”言罢,李泌重新叩头在地。李泌的话语让李亨忽然想起此前不久他没有听从李泌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这可能让李泌有些失落。“朕明白了,你是不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而耿耿于怀?”“不!臣不是因为这件事,其实臣是因为建宁王李倓的事!”“建宁王?先生你应该知道建宁王是朕的爱子,在艰难之际立下大功,朕心中有数,可惜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广平王李俶,图谋太子之位,朕从江山社稷出发,不得已忍痛除掉他,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啊。”李亨的语气似乎开始急促起来。“陛下!建宁王如果真的想要谋害太子殿下,按说太子殿下应该憎恨他才对,可是每次太子殿下与我谈起建宁王时,都失声痛哭,说建宁王冤枉,现在臣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才敢将此事向陛下说明。”李泌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建宁王曾经夜晚偷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的啊!”“陛下啊!这都是居心不良的奸佞之徒所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可能做如此不仁不义的愚蠢之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任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我请求陛下任用广平王的,如果建宁王真想谋害广平王,他应当对我恨之入骨才对。但他却认为我

                        未来,至少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多少能改善一点吧。不过我可不想融入她的身体。讨厌!”“或许你能让她变得更积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希望如此啰!”“那么就决定下星期了。”“好。”※※※※预定的时间到了,卡伦依约现身。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注明“给贝尔医生”的信封。卡伦2列出赞成与反对融合的理由,以下是这张单子的上半部:门儿都没有!我应该/不应该融合?应该不应该一半一半?赞成反对她需要我,让她变得更完整再也无法跟我的朋友理智让她更有幽默感对谈、交换想法她会学着找乐子、让自己开心失去尊严她能得到重要记忆我会变得很无趣卡伦2写了满满一整页,最后赞成的理由有20项,反对有14项。有趣的是,所有赞成的理由皆围绕着“卡伦将从她身上获得什么”打转——也就是卡伦2能对全体人格有何贡献;而反对的理由则完全集中于她的个人损失。这张便笺最后还有签名:独特的女人,卡伦2。“最近这几天,卡伦2一出来便到处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霍尔顿说,“大多是参加社交聚会,安排接下来的学校活动。她已经开始传送感觉和看法给卡伦了。昨天,卡伦去参加高中家长会;跟老师说话时,她感觉到一种新的自信。”“昨天她确实更能体会我的看法和感觉了,”卡伦2有些沾沾自喜。“有我加入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吧。”“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我问。我仍担心那些“反对理由”会重新占上风,改变她的决定。我不想逼她,但我也不要她犹疑不定。我希望她只会感觉到自己被这套机制轻轻带走,如此而已。“我生来就是要当个正常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我也不懂什么是坏事。大多数时候,我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唯有在遇到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健康的正常小孩时,我才会出来。上了高中,我想拥有自己的个性,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参加社团——辩论社、话剧社、乐队;毕业那年,我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艺术和戏剧上。”“总之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经常出来,跟其他人出去玩;我看比赛,参加学校活动、社交活动。”卡伦2骤然陷入沉默。我想她已经说完了。“请你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候片刻,我先跟她聊聊,然后再请你进来。”卡伦的表情放松,眼神也黯淡了下来。我把卡伦召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然后她打开门,邀请卡伦2进来。“我好紧张,”卡伦说,“她让我觉得很有威胁感。她跟别人不太一样。瘦瘦的,金色短发,很有精神,感觉很有劲儿。”我简短重述卡伦2的来历与存在目的,请卡伦描述过程给我听。“她坐在我旁边,面带微笑、拍拍我的手。她说:‘你为我准备好了吗?’她对这个遍体鳞伤的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这就是本次融合的课题,”我说。“她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的。她说我这次不会有受伤或尴尬的记忆。现在她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互相靠近、看着对方,然后拥抱,”我说,好像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似的。“感觉好怪,”她说,身体微微扭动,“我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存在。她要我转告你:‘多谢你做的一切,到时候再见了。’她问我准备好了没,待会儿她会拥抱我,直接与我融合。她说‘再见’。她拥住我,她的头慢慢靠过来……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听见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不舒服。”“做几次深呼吸,让她进入你的内心,”我催促着。卡伦痛苦扭动,表情狰狞;卡伦2抗拒的程度似乎比卡伦还严重。“她完全融入了。我看不见她了。”“你做得很好。”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抖得好厉害。光线好刺眼,声音……”卡伦微微缩起身体。我立刻关掉椅子旁边的台灯,让她整理一下情绪,重新振作起来。几分钟后,她坐正,挺直背脊。“我的头不痛了,”听她的语气,好像头痛前1秒才消失。“感觉好多了。”她瞪视前方某一点,专注于内心的活动。“怎么了?”我问。她摇摇头,回避我的问题。我又问了一次。“没事,真的,”她说,“我只是想起某天中午去多米尼克超市用餐区,拿餐盘取餐的情景。”“我非常好奇卡伦2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这次融合应该与过去截然不同。”卡伦对我虚弱微笑,但她从座椅起身的动作却颇为利落,脚步也有些轻快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与卡伦2融合1997年9月17日,礼拜三,卡伦2与我融合了。我能感觉到这次融合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似乎经常受到这个人格的威胁。我对她所知有限,但她却是我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开始融合时,我记得她拥抱着我,然后我仿佛进入隧道,我的耳朵有一阵阵胀痛;我再次对光线、对声音十分敏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想起的第一段记忆是在多米尼克超市拿开胃菜。多奇怪啊!这样的初次回忆。以下是我得到的部分记忆:●我想起高中生活,所有参加过的活动。我还看见一张张朋友的脸。●我想起我在婚前跟不同男人约会的经历。●我想起爱上我丈夫的过程。●我想起结婚的事。●我想起担任秘书,并且在莎拉出生前获得升迁的回忆。我工作表现良好,大家都喜欢我。●我想起怀孕、分娩的过程。我爱我的孩子,也想起买婴儿用品、装饰婴儿房的事。●我真的很喜欢与人相处。日子一天天继续,我慢慢想起我不喜欢卡伦2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发现她把我的财务状况弄得一团糟: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拿来做对全家有益的事。她花30美金去看电影,却不缴电费。她很聪明,很懂得文过饰非。现在我得去申请每一项账单的复印件,看看她到底捅了多大娄子。我以为所有会乱花钱的人都已经融合了,接着又想到凯瑟琳帮大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突然觉得好沮丧,自觉是个大笨蛋。我想,也许卡伦2并没有那么完美。今天我做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我打电话到女儿的学校,表示我待会儿要去接她赴约。我到学校去,她完全被我搞糊涂了,频频问我问题;出了学校,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看电影《老爸!我被绑架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说她好爱我。莎拉不敢相信我真的提早接她下课,带她去看电影。可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后来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我终于有了女儿——一个我从来不觉得她属于我的女儿——还有她爱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爱。※※※※自1997年仲夏至初秋——我们融合卡伦2之前的数星期间,先前融入的人格逐渐趋于稳固。原本分属于不同人格的记忆和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卡伦无意识的习惯。现在当她出门购物,她会一路上都很清醒,自己决定买什么,她不会遗失时间,购物袋里也不会突然蹦出一堆没买过的东西。她开始自己排定约会,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跟哪些朋友见面。起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全新且陌生的能力;她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并且觉得自己在骗人。然而,这些“别人的”习惯逐渐变成“她的”,不知不觉中,她成为分裂人格的混合体,真正地融合了。对我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空壳,她越来越像个完整的人——有深度、有厚度,复杂而有趣。我期盼她的自我融合能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且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不断继续下去。詹森仍找借口推延,不愿让我欣赏他的画作。他不但想延迟自己的融合,霍尔顿说他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卡尔曾对詹森说,他们的思想和感觉都很邪恶,也许这正是詹森内心的恐惧。我向詹森提起这件事,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他知道我上过学,我能看见事物隐藏的意义。他说他的画“不正常”,他会因此被“审判”,而且他们统统会被“关起来”。很久以前,他们住在精神病房的时候,他也画画,但他只画草地,画树木,不让他们看见他的内心。“还有其他原因吗?”我问他。“什么意思?”詹森问我。“你觉得,因为你画邪恶的东西……邪恶使你变坏?你觉得你像被关在卡伦身体里的罪犯?”詹森垂下视线,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鼓励詹森也画些好的事物。我说,他跟其他人一样,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似乎感觉舒坦了些。我请他再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我11岁,我是黑人,我喜欢画画,”他说。詹森像个青涩少年;他有孩子般的天真,但举止却很利落能干。“我生于肯尼迪总统遇刺那时候,”他继续说,“卡伦一直很想画画。她会临摹、速写,但卡伦并非真的在做这些事。她只是空壳子,都是其他人在帮她做事。”我点点头,鼓励詹森继续说下去。“我生来就有画画的天赋。在学校,我有时候会乱画一些怪东西——有天使翅膀的恶魔、血做的蜡烛,大概像这一类的。但是,这在天主教学校可不是好事。如果神父觉得我画的东西不正常,他们会把它烧掉。我很怕火。有一天,我在学校画了一幅耶稣流泪的画:耶稣怀里抱着死掉的婴儿,并为他哭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作品的人,或许你就能获得帮助。”“你觉得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詹森问我。“那孩子是卡伦的分身,耶稣正在为受伤的孩子哭泣。”“我就是想画这个!”詹森眼眶微湿,眼神左右来回移动,用力绞拧双手。“修女在那幅画上面洒圣水,然后用藤条打我的手。我的手痛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如果我严厉批判你的作品,你会担心我可能伤害你吗?”我必须找出隐藏在他心中、阻止他把作品带来的恐惧。“我不知道,”他说,“我会觉得有压力。我怕我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父亲烧掉我的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正受烈火焚烧。”“听起来,这些画就像你的一部分,”我说,尝试理解他的感觉。詹森再次点头,更放松了些。“你常常出来吗?”“不,不常出来。今年,自从卡伦开始融合后,我就很少出来了。我上一次出来是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超酷的!那天不只我出来。看见恐怖动物的时候是迈尔斯出来,之后换西德尼看恐龙,不过,我看了全部的绘画、木乃伊、工艺品和动物骨骸。我是唯一会注意细节的人,比方说桌子的雕刻、花瓶的形状等等。卡伦也出现过几小时,但她只记得一点点,所以她觉得很沮丧。假如你跟我们一起生活24小时,你一定会累到说不出话来。我们整天都在转换,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轮流出来。可是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出来。我常常希望我是迈尔斯或西德尼,他们就很常出来。我常常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灯,让我可以画画。”詹森研究我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有种古怪且持续存在的躁动。他没办法完全放松。跟我说话可能是极不寻常、不熟悉的经历;又或许,对他来说,走出卡伦的内心世界本身就很不寻常。“无论你带什么画来给我看,我都很期待,”我说。“上次你帮大家画的肖像就很棒呀!你可能是最能用画笔传达其他人情绪的人。现在卡伦2已经融合,你应该更有时间画画了吧!”我试着提升詹森的自信心,好降低他害怕别人严厉批评的恐惧,把作品带来给我看。“我好想画一大幅画,把我所有的记忆都画在上面,然后拿来给你。可是我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好的!”我对詹森点点头,然后请他先回去。“现在我和詹森一起住在客厅里,拥有各自的角落,”霍尔顿说,“屋里的其他房间都关闭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常看见彼此了。詹森以前的房间没有窗子,现在他常常把窗子打开,看见人生更多的面貌。我想,也许这是他不愿融合的部分原因。这间心灵之屋的改变真的很有趣。每完成一次融合,就有一个房间被关闭。他们先向大家告别,然后封闭自己的房间。”※※※※“我怕你会不喜欢,”詹森说。“这跟我脑子里的影像不太一样。”我翻看詹森带来的黄色画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如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现在我正在适应待在外面的感觉。”“也许你已经有点融入大家了。”“也许吧——但感觉不太对。”我拿起一张画着蓝色砖头圈圈的画。“这是我的房间,”他解释,“没有窗户。其他人会把手伸进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很少出去。房间里有几块石头,还有一张小书桌;我就坐在这里画画。房里没什么光线。我睡在泥地上。我好像住在井底:光线只能照到比较上面的部分,而我所在的井底却又黑又湿又冷。我有蜡烛。只是你看不见。天使帮我拿着它。”我拿起另一张画:眼睛前方有四个人影。“别人出来时,感觉就像这样。我们好像通过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一蹶不振,”我说。“因为我生气了,”詹森沉下脸来。我示意他,请他解释。“你在电话上说我想拖延融合。可是我真的想融合,我好孤单;一直到我开始跟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有多孤单。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画,因为我画得不够好。”“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和詹森的交情十分脆弱,而且我误解了他不愿把作品带来的原因,直到这一刻。现在我必须更小心才行。“我很高兴你终于决定带来给我看,”我用画夹掩饰我的不安,“融合之后,你再也不会孤单了。你能解释这张画给我听吗?”詹森稍稍振作起精神。讨论他的作品似乎令他颇感自豪,而我对画作的兴趣也相当程度安抚了他。“头上的头。我想表达拥有内在人格的感觉。”这些全是用炭笔画的。詹森说,在他把颜色带进来之前,卡伦的内在世界是灰色的。我拿起下一张。“这是殡仪馆的灰色房间。卡伦被绑起来。小桌子上摆着用来伤害她的东西:蜡烛,小刀,钉子和榔头。”“这张是迈尔斯,”詹森说,手指着旁边那张画。“他受伤的时候,我用‘邦迪’或化妆品遮盖他的伤。他很不快乐。”“这张好特别,很引人注目。”我拿起某人在大叫的那张。“那是卡尔。他在想办法阻挡魔鬼,不让他进来,但他挡不住。”“这一张似乎有好多故事在里面。”画中的耶稣呈坐像,伸出一只手;天使四周降下许多星星。詹森微笑,连忙说道:“耶稣将手伸向天堂,召唤天使。十七个天使飘下来,进入卡伦体内。我们是来保护卡伦的。每颗星星代表一个人格。”这是詹森版的创世论。毫无疑问,这张画充满了希望。耶稣召唤天使充满卡伦的心灵,照顾她,直到她再次完整。每颗星代表一个人。每个人给卡伦一份礼物,或替她承受一份痛苦。霍尔顿:常识凯瑟琳:组织条理桑迪:不正常家庭的完美女儿迈尔斯:力量与愤怒卡尔:承受痛苦克莱尔:温柔西娅:医学知识西德尼:幽默感爱丽丝:迅速掩护卡伦1:正常小孩卡伦2:正常成人,享受乐趣卡伦3:承受沮丧詹森:艺术鉴赏力安:宗教信仰朱莉安:写作能力卡伦博:婴儿朱莉:承受病痛下一张画,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拿给詹森看。这张画的细节处理和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魔鬼占据极大的篇幅,卡伦被放在背景,她举手伸向光明,却被拴在地狱。“我想把魔鬼放在一艘写着‘地狱烈火’[1]的火箭上,送他回他的地方去。我们并不邪恶,我再也不怕魔鬼了。以前迈尔斯和卡尔曾说他们自己是魔鬼。”“那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一再听别人那样说,”我告诉詹森,“应付施虐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他们赋予的角色。但那些全是谎言。”“对……坏透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跟詹森聊天,鼓励他继续画画,协助他做好融合的准备。另一方面,卡伦仍努力适应卡伦2及其他人格带来的影响。她描述自己各式各样的小变化:以前,她要同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能专心阅读;如果太安静,她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她很容易分心,但她却头一次能感受到真正的寂静。她说,以前她每晚顶多睡2到4个小时,现在是至少4小时,但她晚上还是会遗失时间。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啦啦啦在线观看免费播放WWW

                        履平地。”简单解释之下,我全力控制起黄土,泥沼中出现了一道宽大的土堤。众人翻出主舱,沿着不断扩展的土堤走向石室的一角。“麻烦你保护下大家,注意碎石。”我冲莫炎道,他点头看了看四周,双手划动几下在头顶凭空燃起一片火焰。全神贯注之下,石舫头部被下部隆起的黄土缓缓抬升,不多会便直立了起来。喷射的酸液飞快地腐蚀着石室的顶部,很快便融出了一个硕大的凹坑。几只巨大的金属球出现在凹坑周围,快速摇摆数下之后接连撞向坑底。轰地巨响,顶层坍塌下,一片厚重的泥浆落入石室,大量的湖水疯狂灌入,笨重的石舫被冲得歪倒在一边。“大家靠拢!”我大喝一声,金属迅速地在身周聚拢,一个密闭的金属罐舱将众人包裹了起来。身下黄土暴涨,飞速推进下金属罐舱直射顶层洞口。水流大力冲来,金属罐舱被弹回石室,地下再度涌起黄土,迎着着激流将金属罐舱直直顶出洞口。强大的水压之下,罐舱厚实的四壁不断凹陷,一股湖底激流卷过,金属罐舱在湖水中翻滚数下碎裂了开来。晕眩在脑部散开,浑身脱力的我包被在一个巨大的水泡内随着水流漂浮开去,恍惚中眼前闪过一片银色……八、搬头怪尸身体和四肢不住地在软如棉絮的物质上翻滚,莫名的舒适引领着我进入了梦境般的空间,懒懒的不想动弹,如果不是口中那股辛涩的味道刺激着大脑,或许我会就此睡去。“睡醒了?”莫炎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突然出现在面前,着实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出来时累坏了。”晖儿递来一杯热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滇池小屋的沙发上。“我昏过去多久?”介于以往的经验,比较关切这个问题。“从你飘在水上打呼噜开始计算……”S在电脑前坏笑道,“大约不到半小时左右。”“跟林岳学什么不行,尽学他损人的调调。”“切,我学他?他那点功力还不及我一半!”莫炎摇了摇头,闪到一边研究起地图来,晖儿笑着劝着我和S,小屋的窗外透入一片灿烂的阳光。……下了火车,沿公路向北直上。曲靖通往沾益的道路并不长,但却因不久前暴雨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路面。莫炎到附近人家打探了下情况,便带着我们自山路步行前进。一路景色怡人,气温舒适,一直压抑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舒缓开来。“唱山歌勒~~”我兴致勃勃地拉开嗓子来了一句,可一时间却忘了歌词,后半段一下卡在了喉咙里。“王三姐,麻烦你轻点,我怕把狼招来。”S撇嘴道。“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合,那边合,山歌好比春江水也,不怕滩险弯又多喽弯又多~~”高亢的歌声传来,莫炎在前面且歌且行地唱起了这首传统山歌,嗓音虽不算动听,但略带沙哑的歌声别有一番韵味。众人听着歌声渐渐平静下来,一路行去脚下轻松无比,这感觉像是在经历一次假期旅行,早已忘却了那纷纷扰扰的古史谜团。日头西斜,山路虽不崎岖但始终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望着渐晚的天色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村落歇脚过夜。远处露出一个楼角,稍显疲劳的众人不由精神一振,但走到近前却发现是一座矗立山间的孤楼,外观格局看去似乎是云南常见的吊脚楼。楼前有一洼浅浅的水池,上面那小巧的竹棚似乎是为了遮挡阳光和落叶。掬起一捧清冽的池水,痛饮数口,沁人心脾的清爽带走了不少的疲惫。池边落着稍许树叶,微风拂过间,叶片飘动散开,青石铺就的地面光洁干净。“这楼里有人住着。”S望着楼上轻轻飘动的炊烟,用力吸了吸鼻子,“好香的味道。”莫炎点了点头,带着大家从一边的竹梯走上了楼。竹楼的门半掩着,门边放着一个粗瓷坛子。莫炎并没有叫门,而是随手揭开坛口封盖,摸出几张纸钞塞进坛内,在我们奇怪的眼光注视下,推开竹门自顾走了进去。跟进门内,三个装束各异的男子正围坐在中间的围炉边烧煮着食物。靠里是一张大的有些夸张的竹床,一名中年汉子正倚在上面吸着烟锅。见我们进来,这些人都抬起头来,或招手或点头地打着招呼。“这是什么地方?山间自助旅馆?”S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声问莫炎。“是远道来的汉族朋友哦。”围炉边离我们最近的老汉搭话道,“这是我们云南山里的竹楼子,寨子里的乡亲建的,干肉、盐巴、辣子都有哈。”旁边的两个男子一并点头,起身友好地递过几块烤好的肉来。喷香的肉食引得我们饥肠辘辘,当下也不客气,各自抓过大嚼起来,口中不住赞好。原来这竹楼是远处寨里的村民建造的,专给过路投宿不便的行人住宿。主人在屋内放一些干肉、油盐、柴米、辣子任行人食用。行人次日离开时,在屋外的坛子放下一些钱钞作为报酬,数量却是自己衡量的。纯朴的民风习俗让我们啧啧不已,相比自私自利的都市人而言,这里似乎还在路不拾遗的尧舜时代。屋里的四个人都懂汉语,交谈沟通却也不成问题。最先招呼我们的老汉叫老田,布依族的老猎手;一旁头上带着绣花白头巾的小伙子叫岩虎,傣族人,是村里的农户;腰里配着长刀古铜色皮肤的壮汉叫巴查,景颇族人,是去沾益走亲戚的;而倚在竹床上抽烟锅的中年人叫曼林,侗族人,是个贩卖卤肉的货郎。老田祖上是沾益一带的猎户,靠打猎为生,猎过豹子、人熊、山猪之类的猛兽,传到他这一代,却已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家传的本领。不过常年出没在深山老林中,老田的阅历倒是十分的丰富。茶饭之余,大家便坐在围炉边上,听他讲起各种趣闻经历,浓重的乡音中满是神秘怪诞。岩虎听得有些入神,不时地与S和晖儿争着提问,巴查则一直严肃地示意他们不要打断老田的故事。莫炎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对围炉边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搂着晖儿,静静地听着,也许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总觉得故事中的情节和之前的经历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林不爱多话,一直默默地抽着那根粗大的烟锅,只是在气氛高涨的时候才裂嘴笑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月牙子到山边上咯,大家都歇了吧。”老田看了下窗外,停住了话头。“老田,再说两段撒。”岩虎意犹未尽道,“那山上的女伢子是不是仙女唷。”“冒角的牛犊子胡想甚么?!”巴查在岩虎头上拍了一掌,“月牙子靠山边不睡瞌睡,日头上来爬不起,姑娘不会喜欢贪睡的老虎。”一片善意的笑声中,岩虎涨红着脸压灭了围炉的余烬。曼林磕了磕烟锅,顺手扫净了那张宽大的竹床。“啊呀”,晖儿低呼了一声,牛仔裤上蹭到了一片污渍,身边两个斜靠的袋子油腻不堪,透出一股腌卤的味道。曼林忙不迭地道歉着,原来那是他贩卖剩下的卤猪头,放置时收拾不当溢出了油腻。晖儿看了看我,苦笑了下,毫无私密处的屋内,这么多男子面前也不方便替换弄脏的裤子,但那油腻却又湿的厉害。“卤油不怕哈,把些炉灰抹在上头咯。”老田笑着让晖儿坐下,捧了些炉灰堆在油渍上,示意她抹开。晖儿将信将疑地抹着炉灰,又照老田的说法将灰拍去,裤子上只留下一块灰色的痕迹,那些湿油竟全干掉了。曼林支吾着拿着块布巾,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晖儿谅解地笑了笑,示意已经没有大碍。宽大的竹床足以容下十个人并排躺着,屋内的八人自然是宽松有余。S睡在靠墙的一侧,晖儿紧贴着她躺下,我、莫炎、老田、岩虎、曼林、巴查依次相邻睡卧。“哎,人老咯,脑壳像漏了水的瓢子。”老田叹了一声,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大伙睡前摸一哈身边人的脑壳,说几句话哦。”睡觉前摸头?这是什么民俗习惯?不仅我们,其余的三人也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似乎这并不是人所周知的传统。“这片寨子外头的山里经常会有搬头尸搬人头哦。”老田的语调变得古怪起来,“这东西会混在赶路的人里头哈,趁人睡瞌睡的时候搬了脑壳给自己用。”诡异的说法在老田的渲染下充满恐怖的意味,漆黑的屋内似乎阴冷了起来,竹床连着几下颤动,看来被吓着的不止我和晖儿两人。“老田,莫要吓人撒。”岩虎鼓足勇气问道,“搬头尸没的脑壳哦,大伙都有撒,摸个啥子唷。”“嘿嘿,你吃的盐巴少,就是不晓得这里头的道道哦。”老田继续营造着恐怖气氛,“搬头尸会障眼法,用其他东西装在脖子上当脑壳,围上头巾,没的光的时候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众人一阵无语,各自心中揣摩着老田方才的话,心里早已相信了大半。“老人的经验比户撒刀还珍贵。”巴查开口就是一句谚语,“大伙照着做咯,从汉族朋友那里开始吧。”“晖儿,你的头发摸起来真柔顺,最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S倒也听话,立刻照办,只不过这对话还真……“呵呵,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晖儿被逗乐了,小声道,“都三天没洗头了……”……“亦凡,休息好,别总想那么多事情。”“嗯,我会的。”……“莫炎,你鼻子不舒服?”“没什么,不习惯这卤汁的味道。”……“莫兄弟脑壳生的够方正哈,是个好人哦。”“我只知道自己不算坏人。”……“小哥儿的头巾不错,相好的妹伢子送的哈?”“老田,莫笑话我撒……”……“曼林阿哥,你头上咋也是卤猪头的味道撒?”“贩卤货咯,辛苦哦,一身都是这味道撒。”……“巴查兄弟嫌弃这味道不?”“上山的男人刀不离手,贩卤货的有卤肉味没啥关系。”此起彼伏的语声不断响起,直到巴查和曼林的对话结束,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当下安心了许多,各自招呼了几声便纷纷睡去。屋外的山风轻拂着树叶、竹林,缓慢而碎散的声响有些催人入眠,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奋力地鸣叫着,满脑的思绪在这亲近自然的环境下渐渐隐退,沉沉的睡意悄无声息地将我包裹了起来。滚动,停止,滚动,消失……梦中奇异的感觉牵引着心里有些不适。奇怪的压迫临近,抬手驱赶,手上触摸着金属的质感。力量传来,金属质感脱手而去…………阳光一丝丝地钻入眼皮,无论怎么变换姿势角度都无法躲避,屋内的语声有些遥远,却又十分清晰。大脑不住的胀痛,懊恼中我爬起身来,却正迎上一把锋利的砍刀。“恭喜你中了头奖。”莫炎坐在一边,冷冷地望着巴查手中的砍刀。我茫然地四下看了看,晖儿和S还在熟睡中,老田也是人事不省,曼林缩在巴查身后一脸惊恐,岩虎……脑中猛地一惊,岩虎那结实的身体依旧躺在竹床上,但粗壮的脖颈间已满是厚结的血痂,绣花头巾凌乱地丢在一边,他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了!“豺狼披上人皮却不能遮住它的尾巴。”巴查怒视着我,手里的砍刀往前伸近寸许。“我?你……觉得我是搬头尸?”虽然有些混乱,但他的举动已明显的表明了态度。“你手上有血。”莫炎似乎有些火上浇油。抬起手来,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上面竟满是血迹。“这么早就吵架,谁丢钱包了?”S揉着眼醒了过来,手却僵在了眼角边上,“搞……搞什么啊?!你们……啊!”她也发现了岩虎那无头的尸体。“把刀放下!有话慢慢说。”晖儿不知何时也已醒来,包中的短柄猎枪端在了手上。“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你们的朋友是搬头尸。”巴查的腮骨鼓动了两下,手中的砍刀仍然紧逼着我。“女伢子先放下枪哈。”老田的声音传来,他的身子蜷缩在竹床的内侧,一把铜炮子猎枪直直地指着晖儿头部。眼前的局势一触即发,照这个距离我无法在不使晖儿受伤的情况下对付两个威胁,何况莫炎的身体还正好夹在了我和老田之间。摇了下头,我示意晖儿放下枪,老田似乎并不放心,手中依旧端着铜炮子猎枪,只是枪口已指向了我和莫炎。“巴查兄弟,我手上有血迹并不能代表什么。”拖延时间趁机扭转局势,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你们单凭这点就判断我是搬头尸好像说不过去吧?”“他没必要舍近求远。”莫炎指了指巴查和老田,“你俩更方便下手。”“妖魔总是用狡猾来掩盖事实,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你!”巴查手中的砍刀指向莫炎。“莫要吵,岩虎这伢子身上奇怪的很。”老田正在探视着岩虎的尸体,铜炮子猎枪也已不再对着我们。“他身上还有岩虎的手印子唷。”曼林突然从巴查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和众人一齐看去,一个血手印赫然出现在我身侧的衣服上。“大小也对上了哈。”老田小心的比划了一下,点头道,“曼林的眼睛像天上的老鹰哦。”他说着手中的铜炮子猎枪又端了起来,身体巧妙地隐在了我的背后。晖儿和S见状正想帮忙,却被机警的巴查用刀拦住。所有不利的条件我几乎都占全了,再拖延解释也已于事无补,我暗暗向莫炎丢了个眼色,准备反控局势。莫炎同样在老田的射程之中,但他的手上已隐隐燃起了一团灵火,吞吐间似乎有个熟悉的脑袋冒了出来,是……尸獾?!轰地,铜炮子猎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身体脖项间被轰出一个血洞,头颅在无力的支撑下摇晃了几下落在地上,双眼间满是不信和怨毒。老田的确不亏是世代猎户,精准的枪法下死亡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但即便枪法再好,被轰掉脑袋的身体也不应该还能跑动。可眼前的事实却不由得不信,一具无头的尸体正迈开双腿向着屋外蹿去,只是还未接近竹门却已被莫炎挥出的尸獾咬住了腿脚,失去平衡之后倒落在了地上。老田填好火药冲了上去,对着尸体的胸口近距离地放了一枪,一滩乌黑的血液流淌开来,尸体的手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那尸体当然不是我,巴查惊讶之间用砍刀拨弄了一下地上的人头,厚重的头巾散开,油腻的伪装下那张面孔分明是岩虎!“岩虎的身上都是卤油哈。”老田走了过来,歉意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也不是和卤肉睡在一起咯。”“曼林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血手印。”莫炎悄悄收回尸獾,“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老田看了眼莫炎,点了下头,冲晖儿笑道:“对不住咯,怕惊动了被他逃掉哈,女伢子也莫怪哦。”巴查走过来,用力地拥抱了我,取下腰上的刀鞘,双手将砍刀和刀鞘递到我的面前,满脸的坚定:“景颇汉子不向朋友挥刀,砍刀送你!”这倒令我不知所措了,刚想推让却被巴查将刀硬生生塞入手中,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楼门。愣神间我立即追去,老田一把拉住了我。“景颇汉子的户撒刀比性命还重要哈。”他摇头道,“景颇人直爽的很,最恨冤枉好人,巴查是在赎罪,你就莫要追去咯。”听老田这么一说却也不好再追巴查,我只得收起砍刀,转身与莫炎收拾起地上的尸体来。门口的尸体被铜炮子猎枪轰烂了大半,我拉过曼林的袋子,倒出卤肉想去装盛尸体碎块,却发现一个裹着头巾的卤猪头滚了出来,猪头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削去,猛一看倒像是一个肿大的人头。“难怪岩虎说他头上有卤猪头的味道。”莫炎看了看猪头道。“顶着卤猪头卖卤肉,离谱……”这事情实在诡异的让我难以接受,想起昨晚曼林拿出分食的卤肉,胃里不禁有些翻滚。手下一滑,装入一半的尸体从袋中落出,着地间竟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响动。莫炎和我都是一愣,围拢着仔细探看。阳光下,碎乱的尸块间,一把黄铜色的古怪短剑正闪着怪异的光芒……九、猎首刑天黄铜色的短剑并没有佩戴在搬头尸的身侧,而是卡在了胸肋的主龙骨上。刚才的震动使剑身有些松落,较重的剑首部分敲击在地上发出了响动。讶异之下我完全忽略了尸块的肮脏,随手便拔下了短剑。沉重的感觉似乎有些熟悉,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片断,仔细拼凑间竟发现那是昨晚梦境中的触觉。“剑上有你的味道。”莫炎似乎嗅出了什么,向我低声说道,“好像前不久你碰过。”“应该是昨晚……”我下意识地说道,“压迫感让驭金的能力自动反应了。”莫炎瞥了眼我身上的血迹,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下头,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散落的卤肉,仔细嗅了嗅,脸部的肌肉微微有些抽动,随即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卤肉捆扎进同一个袋子内。“卤汁里有黑色曼陀罗。”莫炎拿起一旁盛水的竹筒灌了一口清水。“莫炎兄弟的鼻子赛过猎狗哦,真是黑曼陀罗哈。”老田走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啦啦啦在线观看免费播放WWW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

                        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准死不准退,进攻!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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