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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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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亚洲aⅴ一区二区三区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履平地。”简单解释之下,我全力控制起黄土,泥沼中出现了一道宽大的土堤。众人翻出主舱,沿着不断扩展的土堤走向石室的一角。“麻烦你保护下大家,注意碎石。”我冲莫炎道,他点头看了看四周,双手划动几下在头顶凭空燃起一片火焰。全神贯注之下,石舫头部被下部隆起的黄土缓缓抬升,不多会便直立了起来。喷射的酸液飞快地腐蚀着石室的顶部,很快便融出了一个硕大的凹坑。几只巨大的金属球出现在凹坑周围,快速摇摆数下之后接连撞向坑底。轰地巨响,顶层坍塌下,一片厚重的泥浆落入石室,大量的湖水疯狂灌入,笨重的石舫被冲得歪倒在一边。“大家靠拢!”我大喝一声,金属迅速地在身周聚拢,一个密闭的金属罐舱将众人包裹了起来。身下黄土暴涨,飞速推进下金属罐舱直射顶层洞口。水流大力冲来,金属罐舱被弹回石室,地下再度涌起黄土,迎着着激流将金属罐舱直直顶出洞口。强大的水压之下,罐舱厚实的四壁不断凹陷,一股湖底激流卷过,金属罐舱在湖水中翻滚数下碎裂了开来。晕眩在脑部散开,浑身脱力的我包被在一个巨大的水泡内随着水流漂浮开去,恍惚中眼前闪过一片银色……八、搬头怪尸身体和四肢不住地在软如棉絮的物质上翻滚,莫名的舒适引领着我进入了梦境般的空间,懒懒的不想动弹,如果不是口中那股辛涩的味道刺激着大脑,或许我会就此睡去。“睡醒了?”莫炎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突然出现在面前,着实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出来时累坏了。”晖儿递来一杯热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滇池小屋的沙发上。“我昏过去多久?”介于以往的经验,比较关切这个问题。“从你飘在水上打呼噜开始计算……”S在电脑前坏笑道,“大约不到半小时左右。”“跟林岳学什么不行,尽学他损人的调调。”“切,我学他?他那点功力还不及我一半!”莫炎摇了摇头,闪到一边研究起地图来,晖儿笑着劝着我和S,小屋的窗外透入一片灿烂的阳光。……下了火车,沿公路向北直上。曲靖通往沾益的道路并不长,但却因不久前暴雨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路面。莫炎到附近人家打探了下情况,便带着我们自山路步行前进。一路景色怡人,气温舒适,一直压抑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舒缓开来。“唱山歌勒~~”我兴致勃勃地拉开嗓子来了一句,可一时间却忘了歌词,后半段一下卡在了喉咙里。“王三姐,麻烦你轻点,我怕把狼招来。”S撇嘴道。“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合,那边合,山歌好比春江水也,不怕滩险弯又多喽弯又多~~”高亢的歌声传来,莫炎在前面且歌且行地唱起了这首传统山歌,嗓音虽不算动听,但略带沙哑的歌声别有一番韵味。众人听着歌声渐渐平静下来,一路行去脚下轻松无比,这感觉像是在经历一次假期旅行,早已忘却了那纷纷扰扰的古史谜团。日头西斜,山路虽不崎岖但始终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望着渐晚的天色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村落歇脚过夜。远处露出一个楼角,稍显疲劳的众人不由精神一振,但走到近前却发现是一座矗立山间的孤楼,外观格局看去似乎是云南常见的吊脚楼。楼前有一洼浅浅的水池,上面那小巧的竹棚似乎是为了遮挡阳光和落叶。掬起一捧清冽的池水,痛饮数口,沁人心脾的清爽带走了不少的疲惫。池边落着稍许树叶,微风拂过间,叶片飘动散开,青石铺就的地面光洁干净。“这楼里有人住着。”S望着楼上轻轻飘动的炊烟,用力吸了吸鼻子,“好香的味道。”莫炎点了点头,带着大家从一边的竹梯走上了楼。竹楼的门半掩着,门边放着一个粗瓷坛子。莫炎并没有叫门,而是随手揭开坛口封盖,摸出几张纸钞塞进坛内,在我们奇怪的眼光注视下,推开竹门自顾走了进去。跟进门内,三个装束各异的男子正围坐在中间的围炉边烧煮着食物。靠里是一张大的有些夸张的竹床,一名中年汉子正倚在上面吸着烟锅。见我们进来,这些人都抬起头来,或招手或点头地打着招呼。“这是什么地方?山间自助旅馆?”S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声问莫炎。“是远道来的汉族朋友哦。”围炉边离我们最近的老汉搭话道,“这是我们云南山里的竹楼子,寨子里的乡亲建的,干肉、盐巴、辣子都有哈。”旁边的两个男子一并点头,起身友好地递过几块烤好的肉来。喷香的肉食引得我们饥肠辘辘,当下也不客气,各自抓过大嚼起来,口中不住赞好。原来这竹楼是远处寨里的村民建造的,专给过路投宿不便的行人住宿。主人在屋内放一些干肉、油盐、柴米、辣子任行人食用。行人次日离开时,在屋外的坛子放下一些钱钞作为报酬,数量却是自己衡量的。纯朴的民风习俗让我们啧啧不已,相比自私自利的都市人而言,这里似乎还在路不拾遗的尧舜时代。屋里的四个人都懂汉语,交谈沟通却也不成问题。最先招呼我们的老汉叫老田,布依族的老猎手;一旁头上带着绣花白头巾的小伙子叫岩虎,傣族人,是村里的农户;腰里配着长刀古铜色皮肤的壮汉叫巴查,景颇族人,是去沾益走亲戚的;而倚在竹床上抽烟锅的中年人叫曼林,侗族人,是个贩卖卤肉的货郎。老田祖上是沾益一带的猎户,靠打猎为生,猎过豹子、人熊、山猪之类的猛兽,传到他这一代,却已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家传的本领。不过常年出没在深山老林中,老田的阅历倒是十分的丰富。茶饭之余,大家便坐在围炉边上,听他讲起各种趣闻经历,浓重的乡音中满是神秘怪诞。岩虎听得有些入神,不时地与S和晖儿争着提问,巴查则一直严肃地示意他们不要打断老田的故事。莫炎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对围炉边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搂着晖儿,静静地听着,也许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总觉得故事中的情节和之前的经历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林不爱多话,一直默默地抽着那根粗大的烟锅,只是在气氛高涨的时候才裂嘴笑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月牙子到山边上咯,大家都歇了吧。”老田看了下窗外,停住了话头。“老田,再说两段撒。”岩虎意犹未尽道,“那山上的女伢子是不是仙女唷。”“冒角的牛犊子胡想甚么?!”巴查在岩虎头上拍了一掌,“月牙子靠山边不睡瞌睡,日头上来爬不起,姑娘不会喜欢贪睡的老虎。”一片善意的笑声中,岩虎涨红着脸压灭了围炉的余烬。曼林磕了磕烟锅,顺手扫净了那张宽大的竹床。“啊呀”,晖儿低呼了一声,牛仔裤上蹭到了一片污渍,身边两个斜靠的袋子油腻不堪,透出一股腌卤的味道。曼林忙不迭地道歉着,原来那是他贩卖剩下的卤猪头,放置时收拾不当溢出了油腻。晖儿看了看我,苦笑了下,毫无私密处的屋内,这么多男子面前也不方便替换弄脏的裤子,但那油腻却又湿的厉害。“卤油不怕哈,把些炉灰抹在上头咯。”老田笑着让晖儿坐下,捧了些炉灰堆在油渍上,示意她抹开。晖儿将信将疑地抹着炉灰,又照老田的说法将灰拍去,裤子上只留下一块灰色的痕迹,那些湿油竟全干掉了。曼林支吾着拿着块布巾,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晖儿谅解地笑了笑,示意已经没有大碍。宽大的竹床足以容下十个人并排躺着,屋内的八人自然是宽松有余。S睡在靠墙的一侧,晖儿紧贴着她躺下,我、莫炎、老田、岩虎、曼林、巴查依次相邻睡卧。“哎,人老咯,脑壳像漏了水的瓢子。”老田叹了一声,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大伙睡前摸一哈身边人的脑壳,说几句话哦。”睡觉前摸头?这是什么民俗习惯?不仅我们,其余的三人也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似乎这并不是人所周知的传统。“这片寨子外头的山里经常会有搬头尸搬人头哦。”老田的语调变得古怪起来,“这东西会混在赶路的人里头哈,趁人睡瞌睡的时候搬了脑壳给自己用。”诡异的说法在老田的渲染下充满恐怖的意味,漆黑的屋内似乎阴冷了起来,竹床连着几下颤动,看来被吓着的不止我和晖儿两人。“老田,莫要吓人撒。”岩虎鼓足勇气问道,“搬头尸没的脑壳哦,大伙都有撒,摸个啥子唷。”“嘿嘿,你吃的盐巴少,就是不晓得这里头的道道哦。”老田继续营造着恐怖气氛,“搬头尸会障眼法,用其他东西装在脖子上当脑壳,围上头巾,没的光的时候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众人一阵无语,各自心中揣摩着老田方才的话,心里早已相信了大半。“老人的经验比户撒刀还珍贵。”巴查开口就是一句谚语,“大伙照着做咯,从汉族朋友那里开始吧。”“晖儿,你的头发摸起来真柔顺,最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S倒也听话,立刻照办,只不过这对话还真……“呵呵,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晖儿被逗乐了,小声道,“都三天没洗头了……”……“亦凡,休息好,别总想那么多事情。”“嗯,我会的。”……“莫炎,你鼻子不舒服?”“没什么,不习惯这卤汁的味道。”……“莫兄弟脑壳生的够方正哈,是个好人哦。”“我只知道自己不算坏人。”……“小哥儿的头巾不错,相好的妹伢子送的哈?”“老田,莫笑话我撒……”……“曼林阿哥,你头上咋也是卤猪头的味道撒?”“贩卤货咯,辛苦哦,一身都是这味道撒。”……“巴查兄弟嫌弃这味道不?”“上山的男人刀不离手,贩卤货的有卤肉味没啥关系。”此起彼伏的语声不断响起,直到巴查和曼林的对话结束,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当下安心了许多,各自招呼了几声便纷纷睡去。屋外的山风轻拂着树叶、竹林,缓慢而碎散的声响有些催人入眠,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奋力地鸣叫着,满脑的思绪在这亲近自然的环境下渐渐隐退,沉沉的睡意悄无声息地将我包裹了起来。滚动,停止,滚动,消失……梦中奇异的感觉牵引着心里有些不适。奇怪的压迫临近,抬手驱赶,手上触摸着金属的质感。力量传来,金属质感脱手而去…………阳光一丝丝地钻入眼皮,无论怎么变换姿势角度都无法躲避,屋内的语声有些遥远,却又十分清晰。大脑不住的胀痛,懊恼中我爬起身来,却正迎上一把锋利的砍刀。“恭喜你中了头奖。”莫炎坐在一边,冷冷地望着巴查手中的砍刀。我茫然地四下看了看,晖儿和S还在熟睡中,老田也是人事不省,曼林缩在巴查身后一脸惊恐,岩虎……脑中猛地一惊,岩虎那结实的身体依旧躺在竹床上,但粗壮的脖颈间已满是厚结的血痂,绣花头巾凌乱地丢在一边,他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了!“豺狼披上人皮却不能遮住它的尾巴。”巴查怒视着我,手里的砍刀往前伸近寸许。“我?你……觉得我是搬头尸?”虽然有些混乱,但他的举动已明显的表明了态度。“你手上有血。”莫炎似乎有些火上浇油。抬起手来,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上面竟满是血迹。“这么早就吵架,谁丢钱包了?”S揉着眼醒了过来,手却僵在了眼角边上,“搞……搞什么啊?!你们……啊!”她也发现了岩虎那无头的尸体。“把刀放下!有话慢慢说。”晖儿不知何时也已醒来,包中的短柄猎枪端在了手上。“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你们的朋友是搬头尸。”巴查的腮骨鼓动了两下,手中的砍刀仍然紧逼着我。“女伢子先放下枪哈。”老田的声音传来,他的身子蜷缩在竹床的内侧,一把铜炮子猎枪直直地指着晖儿头部。眼前的局势一触即发,照这个距离我无法在不使晖儿受伤的情况下对付两个威胁,何况莫炎的身体还正好夹在了我和老田之间。摇了下头,我示意晖儿放下枪,老田似乎并不放心,手中依旧端着铜炮子猎枪,只是枪口已指向了我和莫炎。“巴查兄弟,我手上有血迹并不能代表什么。”拖延时间趁机扭转局势,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你们单凭这点就判断我是搬头尸好像说不过去吧?”“他没必要舍近求远。”莫炎指了指巴查和老田,“你俩更方便下手。”“妖魔总是用狡猾来掩盖事实,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你!”巴查手中的砍刀指向莫炎。“莫要吵,岩虎这伢子身上奇怪的很。”老田正在探视着岩虎的尸体,铜炮子猎枪也已不再对着我们。“他身上还有岩虎的手印子唷。”曼林突然从巴查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和众人一齐看去,一个血手印赫然出现在我身侧的衣服上。“大小也对上了哈。”老田小心的比划了一下,点头道,“曼林的眼睛像天上的老鹰哦。”他说着手中的铜炮子猎枪又端了起来,身体巧妙地隐在了我的背后。晖儿和S见状正想帮忙,却被机警的巴查用刀拦住。所有不利的条件我几乎都占全了,再拖延解释也已于事无补,我暗暗向莫炎丢了个眼色,准备反控局势。莫炎同样在老田的射程之中,但他的手上已隐隐燃起了一团灵火,吞吐间似乎有个熟悉的脑袋冒了出来,是……尸獾?!轰地,铜炮子猎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身体脖项间被轰出一个血洞,头颅在无力的支撑下摇晃了几下落在地上,双眼间满是不信和怨毒。老田的确不亏是世代猎户,精准的枪法下死亡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但即便枪法再好,被轰掉脑袋的身体也不应该还能跑动。可眼前的事实却不由得不信,一具无头的尸体正迈开双腿向着屋外蹿去,只是还未接近竹门却已被莫炎挥出的尸獾咬住了腿脚,失去平衡之后倒落在了地上。老田填好火药冲了上去,对着尸体的胸口近距离地放了一枪,一滩乌黑的血液流淌开来,尸体的手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那尸体当然不是我,巴查惊讶之间用砍刀拨弄了一下地上的人头,厚重的头巾散开,油腻的伪装下那张面孔分明是岩虎!“岩虎的身上都是卤油哈。”老田走了过来,歉意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也不是和卤肉睡在一起咯。”“曼林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血手印。”莫炎悄悄收回尸獾,“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老田看了眼莫炎,点了下头,冲晖儿笑道:“对不住咯,怕惊动了被他逃掉哈,女伢子也莫怪哦。”巴查走过来,用力地拥抱了我,取下腰上的刀鞘,双手将砍刀和刀鞘递到我的面前,满脸的坚定:“景颇汉子不向朋友挥刀,砍刀送你!”这倒令我不知所措了,刚想推让却被巴查将刀硬生生塞入手中,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楼门。愣神间我立即追去,老田一把拉住了我。“景颇汉子的户撒刀比性命还重要哈。”他摇头道,“景颇人直爽的很,最恨冤枉好人,巴查是在赎罪,你就莫要追去咯。”听老田这么一说却也不好再追巴查,我只得收起砍刀,转身与莫炎收拾起地上的尸体来。门口的尸体被铜炮子猎枪轰烂了大半,我拉过曼林的袋子,倒出卤肉想去装盛尸体碎块,却发现一个裹着头巾的卤猪头滚了出来,猪头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削去,猛一看倒像是一个肿大的人头。“难怪岩虎说他头上有卤猪头的味道。”莫炎看了看猪头道。“顶着卤猪头卖卤肉,离谱……”这事情实在诡异的让我难以接受,想起昨晚曼林拿出分食的卤肉,胃里不禁有些翻滚。手下一滑,装入一半的尸体从袋中落出,着地间竟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响动。莫炎和我都是一愣,围拢着仔细探看。阳光下,碎乱的尸块间,一把黄铜色的古怪短剑正闪着怪异的光芒……九、猎首刑天黄铜色的短剑并没有佩戴在搬头尸的身侧,而是卡在了胸肋的主龙骨上。刚才的震动使剑身有些松落,较重的剑首部分敲击在地上发出了响动。讶异之下我完全忽略了尸块的肮脏,随手便拔下了短剑。沉重的感觉似乎有些熟悉,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片断,仔细拼凑间竟发现那是昨晚梦境中的触觉。“剑上有你的味道。”莫炎似乎嗅出了什么,向我低声说道,“好像前不久你碰过。”“应该是昨晚……”我下意识地说道,“压迫感让驭金的能力自动反应了。”莫炎瞥了眼我身上的血迹,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下头,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散落的卤肉,仔细嗅了嗅,脸部的肌肉微微有些抽动,随即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卤肉捆扎进同一个袋子内。“卤汁里有黑色曼陀罗。”莫炎拿起一旁盛水的竹筒灌了一口清水。“莫炎兄弟的鼻子赛过猎狗哦,真是黑曼陀罗哈。”老田走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精品亚洲aⅴ一区二区三区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八旗军的头颅在关宁铁骑脚下被踢得滚来滚去,血污和沙砾凝固在一起,糊得死人的五官难辨。八旗军惨败。只见明军骑兵在城下发威,炮兵在城上发威,袁崇焕令士兵红夷大炮、木龙虎炮、灭虏炮一块上。激战中两军尸横遍野,从早晨到中午,明军死战不退,后金伤亡很大,死几千人。满桂也身中数箭,坐骑受伤。后金军无法靠近城池,甚至无法打到城下,死伤惨重。袁崇焕率军杀出,其部下一箭射中阿济格右肩,阿济格险些落马。皇太极说:“这个袁蛮子是厉害,怪不得我爸败在他手里。”随后他下令停止进攻。当后金军在宁远城下激战时,锦州守军趁后金主力不在。势单力薄之际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大破后金,获胜后迅速退回城内。皇太极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于是他率军从宁远撤退,全力围攻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一声令下,数万后金军发起冲锋,明军用红夷大炮和滚木礌石来对付后金军,后金军经历惨痛的伤亡后才打到城下壕沟边,壕沟很深,必须将云梯架在壕沟上,晃晃悠悠踩着云梯才能过去。后金军密集地拥挤在壕沟边反倒成了城上明军的活靶子,在火炮轰击下纷纷倒毙,尸积如山。农历六月相当于公历七月,此时东北的天气虽不像现在这样炎热,但身穿铠甲的情况下冒着炮火发起进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最终皇太极只得下令撤军,此战结束,史称“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欣喜地奏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分崩虏骑如潮泻,鼓声雷动宁远下。长围虹亘百余里,靴尖踢处无宗罅。将军神武世莫伦,怒须张戟双目眦。剑锋扫虏秋箨卷,纷纷聚蚁无坚屯。尸沉马革亦何畏,流矢薄身惊集猬。大呼直欲尽敌止,风雷疑是军声沸。胡奴走尽壁垒开,一城士女欢如雷。十年积馁一时破,虏马应自忘南来。捷书飞入明光里,天子披之当色喜。安得将士皆如此,恢复两河须臾尔。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战前手忙脚乱,想搬救兵,等到敌人真的大军压境时,他却能坚决抵抗,并用正确的战术将敌人击退,可见有时候,人是需要压力的,只有把他的所有指望都堵死,才能激发出他的潜能,让他去拼。总之,此战袁崇焕不救锦州,有过,守住宁远,有大功。但是战后,魏忠贤将袁崇焕在宁锦大捷中的功劳排在第八十六位,且朝中东林党人都被魏忠贤诛杀殆尽,袁崇焕愤然辞职。说到这,我们该好好讲讲魏忠贤了,明宫三案中的移宫案跟魏忠贤有关,熊廷弼先是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得到启用,后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杀,孙承宗也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免去兵部尚书的职务。前文丁卯之役的时候,全国都在为魏忠贤建生祠,人死后才建祠庙,除非大家对于特别爱戴的人才在生前修建祠庙,像对一个人进行全国性建生祠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忠贤这一个例子,那么魏忠贤究竟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神通广大呢?第十二章“爱国贼”魏忠贤的兴衰1625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五个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胆气壮了不少,高声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霉!”其余四人一听这话,谁也没敢多说话,胆小的一位还劝他谨慎,没想到这个人却说:“魏忠贤虽然横,难道还能把我的皮剥了吗?我怕什么?”其他几个人没说话。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数十名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照诸位旅客的脸,然后把在一起喝酒的那五个人都捉走了。其中四个人被摁着跪在地上,只见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的那个客商手足四肢都被钉在一块门板上。魏忠贤对这四个人说:“这小子说我不能剥他的皮,现在姑且一试。”魏忠贤让手下的小太监用沥青把那个人的全身浇了一遍,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一时间,焦煳味、肉香味飘散于空气之中。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魏忠贤让人用锥子把人皮剥下来,整个人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见自己的皮立在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此刻,另外四个人被吓得都快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也会如此。这时,魏忠贤并没杀他们,而是给他们每人五两银子压惊,然后把他们放了。此事出自明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幸存录》的下卷,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这个算卦的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耳闻目睹。魏忠贤,1568年出生,河北肃宁人,农民出身,但精通射箭,能左右开弓,喜欢骑马。十七岁那年娶了媳妇,生了女儿。按理说男人自从当了爸爸,应该有责任感了吧,可是魏忠贤却从此开始天天赌博,几年下来就把家中财产输光了,一次债主逼上门来要债,魏忠贤环顾四周,发现家徒四壁的家中并非一无所有,因为还有两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被自己玩剩下的女人自然没人要,于是魏忠贤把女儿卖了,还清赌债。如果说到此为止,魏忠贤从此金盆洗手,老老实实种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事了。赌博这种事让人上瘾,只要有一次尝到甜头,就会赌下去,多次失败后,就会想着只要再赢一次就不干了,可是等到真赢了之后,就又欲罢不能了。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对赌博严厉打击,李斯制定的秦律规定,赌博的人轻者脸上刺字,重者“挞其股”,把你屁股打得皮开肉绽,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坐着赌博了。宋朝赵光义则规定只要赌博,一律处斩(《宋史·太宗纪》载:“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忽必烈规定赌博者轻者杖刑,重者流放,他对赌博的人说:“朕已用我的兵力征服你们,你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果你赌博,你就是拿朕的财产来做孤注一掷的输赢了。”《金陵锁志》记载朱元璋为了治赌博,把南京城所有赌徒聚在一起,让他们在秦淮河畔赌博,赌徒们都很高兴,有人赌赢了一大笔钱,要出去买吃的,此时却被朱元璋的士兵挡住,士兵说:“皇上有令,只许赌,不许吃饭。”最后所有赌徒都被饿死,从此南京城没赌博的了。明朝前期一直禁赌,到了魏忠贤所处的明末,辽东烽烟四起,中原流民遍地,压根儿不会有人禁赌了。赌博成了所有想不劳而获的人发家致富的捷径。继续赌博的魏忠贤终于有一次输光了所有,连裤子都卖了,他躲进街上的酒馆,被人揪出来当街痛打一顿,差点丢了性命,魏忠贤情急之下说:“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作为一个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挣扎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黯淡,参加科举吧,自己不识字,靠辛勤劳动致富吧,自己吃不了苦,靠其他方式往上爬吧,自己在上面又没人。此时,也许,“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这句话倒是唯一的出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还不如进宫当太监,把这也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但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阉了下边,第一,你不是爷们了,这辈子再也无法享受女人了,也不可能再有后代了,如此失去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第二,据说当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地方随便埋了,做永远的孤魂野鬼。但是,假如入宫当太监,魏忠贤有希望逐渐接近皇上,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依旧这样下去,则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命运与命根二者中,魏忠贤选择了命运。魏忠贤最后决定阉割当太监。许多人对这方面感兴趣,但又无法亲身经历,下面让我们根据清代笔记《宸垣杂识》来介绍一下当太监的过程。关于太监阉割过程,历朝历代都差不多,无论如何都是割去关键部位,所以清代记载的明朝太监阉割法照样靠谱。愿意当太监的要有地位的太监引荐,然后立下婚书,把自己当女人嫁到皇宫,交十两银子。在春末夏初做阉割手术,因为手术后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还不能感染,所以选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净身前要斋戒三天,做手术前操刀者问:“你是自愿净身吗?”“是。”“假如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绝不后悔。”“那么你断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关系吧?”“毫无关系。”随后被阉割人把《自愿阉割书》念一遍,然后被蒙上眼睛,手脚像“大”字一样被捆得结结实实,于是手术开始了。先给被阉割人喝臭大麻汤麻醉,之后用胡椒汤将被阉割部位清洗消毒,然后就把该割下的地方砍下来,再用麦秆插入尿道,手术就结束了。被阉割人醒来后一开始感觉自己全身跟没了一样,等麻醉劲逐渐下去后就发现自己其他地方都还在,只有下边跟没了一样,其实也的确没了,当麻醉劲完全消失后会感到剧烈疼痛,操刀者用猪苦胆敷在伤口上缓解疼痛,之后让被阉割人再喝臭大麻汤,让他泻肚,减轻小便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手术后三天内不许喝水,再往后被阉割人胡须脱落,声音变尖,就成了太监了。这是变成太监的急性方法,还有慢性方法,那就是在男孩还是婴儿时,揉搓男孩的睾丸,每天三次,每次用力到男孩痛哭为止,这样做就破坏了男孩的生殖机能,时间一长生殖器就萎缩了,也成了太监。太监的玩意儿被割下后用油炸透,包好,再放进器皿里,太监死后跟身体一起埋了。中国古代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这个东西跟自己一起下葬,也勉强算完整的人。做手术共需要五两银子,合人民币大约四千块钱,魏忠贤连裤子都输光了,还能做得起手术?所以他只能挥刀自宫。通过我的介绍,您会感到阉割手术是很复杂的事,然而魏忠贤却做成了,可见此人如生在现在,有进医科大学学外科的潜质。挥刀自宫后的魏忠贤入宫当了宦官,注意,不是太监,因为要想当太监可没那么容易,太监是宦官的最高级别,明朝宦官级别分为:太监、中监、少监、监丞、长随、当差、火者。宫内历来按资排辈,初来乍到的魏忠贤自然是当火者了,火者的工作当然不是救火也不是放火,火者的工作是扫地、打水、刷马桶、开大门等等。魏忠贤“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酌中志》)。这正是魏忠贤的优点,在宫中傻吃傻喝,看起来还傻实在,长相忠厚老实,比自己级别高的太监让他干吗他干吗,别人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乎。他的做法看起来傻,其实这是最精明的表现,宫中关系错综复杂,即便你反抗又能如何?只有看起来厚道,能被人信任,别人才有可能把机会给你,你才可能借机改变命运。果然宫中负责伙食的太监魏朝看中了魏忠贤,把魏忠贤拉到自己门下。魏朝负责伙食的人是王氏,也就是王才人,王才人后来生了个孩子,叫朱常洛。朱常洛二十三岁时有了儿子——朱由校,此后魏忠贤就天天陪着朱由校,和朱由校在一起玩耍。假如历史就这样平静地发展下去,那么估计现在就没有人听说过魏忠贤这个名字了,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立朱由校为太子。魏忠贤一下子成了太子身边的太监,顿由熊市变为牛市。二十九天后,朱常洛吃红药丸吃死了。他儿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三十天内换了三个皇帝,魏忠贤由皇孙身边的太监升级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三代人的辈分升迁只用了三十天,这其实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快的皇位更迭。战国时秦昭襄王死后其子继位,三天后秦昭襄王之子暴卒,秦始皇他爸异人就继位了,三天内换三个皇帝。对于这种速度的皇位更迭,想事先投机者压根儿不可能,受益者往往只能靠运气,魏忠贤就是如此。其实如果单单是陪明熹宗一起玩大,魏忠贤不可能日后代替皇帝批奏折,因为陪明熹宗长起来的太监多了,魏忠贤绝非跟自己关系最好的。关键时刻魏忠贤跟一个女人拉上了关系,这个女人叫客印月,史称客氏。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从小明熹宗就吃着她的奶长大,自然奶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明朝宫中有一种叫“对食”的传统,就是太监和宫女结为夫妇,您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就是这样。深宫寂寞难耐,宫女又不能出去,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跟太监做个伴。毕竟,身边没有男人的话女人一般是会寂寞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既然皇帝离自己太远,找个太监在一起生活也不错。当然,“对食”一段时间后就出事儿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氏、吕氏与太监“对食”,朱棣勃然大怒。贾氏、吕氏惧祸,上吊自杀。朱棣并不罢休,拘捕与贾氏、吕氏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最终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朱棣下令将这三千宫女凌迟处死,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的妙龄宫女被剥下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随后被刽子手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雪白的皮肤上鲜红的血格外刺目,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直到被砍得露出白骨和内脏朱棣才罢手。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有宫女临死前当着朱棣的面说:“你年老体衰,不能照顾我们(他照顾得过来吗?),宫女与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此时雷电打到宫殿檐角,宫女以为苍天有眼要阻止朱棣暴行。然而朱棣不为所动,继续屠杀。此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对食现象已基本不存在,再往后,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懒,管好自己床上能睡的女人就完了,剩下的宫女与太监“对食”的事就都充耳不闻了,到了魏忠贤时代更是如此。一开始与客氏对食的太监正是魏忠贤的老上级魏朝,魏忠贤把这些年在宫中挣的全部家当拿出来去搞定客氏,隔三岔五请她吃饭,“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每顿饭六十个菜,酒足饭饱之后,魏忠贤便与客氏翻云覆雨了。有人会问,魏忠贤一个太监,有何本事颠鸾倒凤,其实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魏忠贤同时代的人宋起凤在《稗说》一书中记载,“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换句话说,魏忠贤没有割干净,有时还是能干一票的,毕竟是他自己阉割的,不像宫中其他太监那样经过了严格手术,就靠这一点,魏忠贤就比魏朝有竞争力。很快魏忠贤拿下了客氏,与客氏一起将魏朝充军,并派人在半路干掉了魏朝。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搞定了客氏就彻底搞定明熹宗,自然,贪玩的明熹宗就让从小陪自己长大的魏忠贤代替自己处理朝政。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身为司礼监秉笔的魏忠贤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文,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明熹宗朱由校跟元顺帝一样,都喜欢干木匠活,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都精巧绝伦。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里工匠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一个人就能搬动,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表情各异,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明熹宗做完后还派太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明熹宗更加有成就感,此后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为了干木匠活而废寝忘食。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于是自己就亲自动手做傀儡戏的道具。他做的傀儡戏木像有男有女,约高二尺,均涂上五色油漆,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钉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

                      停当,立刻叫来四个小伙,“其他人点上明松枝,跟饿进去!”众人应声各自准备了起来,但却没人敢打头阵,杨葛根只是偷偷看着耿婆,脚下没有移动半步。“两个丫头跟着我走。”耿婆笑了笑,“林岳、王亦凡,你俩带着村民进去。”说罢随手拎起一个大酒坛,阔步走向洞内。那个大酒坛少说有三十来斤,耿婆却用一只手轻飘飘地就拎了起来,单手托着显得毫不费力。旁边的村民看得傻了眼,反应过来后便前仆后拥地跟了上来。踏进洞内没几步,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不少村民被呛得满脸的眼泪鼻涕。耿婆手臂一沉,双手托住酒坛两侧,手腕一较劲,酒坛旋转着呼地飞了出去,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与此同时,耿婆反手抓过一个村民手中燃着了的明松枝,抬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射而去,蓬然声响,凭空燎起一片火光,一股夹杂着酒气的清新气味顿时充满了洞内。耿婆干净漂亮的几下手法震慑了在场的村民,洞内的改观更是让他们信心倍增,明松火把晃动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当下大步向洞穴深处走去。洞壁和地下四处散落着不少残缺的骸骨,从骨骼的腐化干枯程度来看已经经历了不少时间,这些应该就是杨葛根所说的被侵华日军杀害抛尸的受害者遗体。不过,随着深入洞穴,骸骨间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肢体碎块,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粘在洞壁上。几个村民赶了进来,手中大大小小地拿来几个酒坛,耿婆笑着接过,如法炮制了一番,内洞的恶臭也消减了不少。这时我才发现,在挥出酒坛的瞬间,耿婆似乎在酒坛中抛入了什么东西。“前面拐弯就是大批的活尸了。”我止住众人道,“大伙在这里停一下,分派好人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被安排在了前面,我和林岳左右压阵,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后督战,其余人等打着数十个火把跟在后面,明松枝条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整个洞穴被火光照得四处通亮。拐过内洞的弯曲处,一片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自弯曲处到洞底大约有二十来米的长度,这里的洞宽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并排行走,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具不同腐化程度的活尸,地上满是四处横流的尸水,如果不是耿婆事先用烈酒处理过,只怕众人早就被尸臭活活熏死了。那些活尸早已查觉了洞内有生人进入,一个个摇摆着在那里蠢蠢欲动着,可却没有像那晚一般扑噬上来,看来应该是耿婆方才在烈酒中动了手脚,这才抑制住了活尸。看见活尸不敢上前,杨葛根心中顿时有了底,一声号令,四个小伙一字排开,手中的喷雾器对着活尸喷洒开来。活尸沾上这些烈酒后,身子变得迟钝了起来,有不少腐化厉害的干脆就倒在了地上。不多久,除去那些新鲜下葬的活尸外,大多数活尸全都僵在了那里,成了正宗的死尸。随着四个喷雾器中的烈酒耗尽,村民们的热情不住高涨,几个小伙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耿婆让人把剩下的几坛烈酒搬到跟前,全部打开泥封,让杨葛根指挥村民撤出山洞。“你留下点把火。”耿婆冲林岳道,“记得把这些尸体烧干净点。”“喷了那么多烈酒,地上还有老大几坛。”林岳苦着脸道,“点起来一准炸飞我,您老这不是要我命吗。”“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向耿婆道,“用金属撞击引出火花,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会用驭金太过招摇了。”耿婆摆摆手,冲林岳又道,“你小子命硬,阎王老子不会收你的,废话少说,我们走了你就动手。”林岳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到酒坛前蹲了下来,托着下巴似乎在考虑怎么下手。耿婆不再多话,带着我们快步向洞外走去,S悄悄地回头望了下林岳,眼神中满是担心。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洞里闪过一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闷响,灼人的热浪呼地自洞口喷出,带起一团弥漫的烟尘。杨葛根早就带着村民躲到了山坡的旁侧,耿婆和我们也站在了距离洞口十米开外的地方,在热浪冲出的那一瞬间,S的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烟尘散去,村民们慢慢围拢了过来,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些焦臭的味道,洞内一片死寂,林岳的身影并没有从中出现。“林岳~~”S站在洞口大声叫道,洞内不断回响着她的喊声,但没有任何的回答。“林岳……他会不会有事……”S有些无助地向耿婆问道,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哭腔。耿婆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洞内,笑了起来,刚要开口回答,却听“呼”地一声,S身旁的狴犴向山坡下的一处蹿了过去。“咳……咳……这死猫……”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影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狴犴正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前爪不住拍打着他的脑袋。“切,我还以为你炸死在里面了呢。”S红着眼眶笑骂道。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正是林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得,竟然会出现在山坡下面。“得,得,甭晦气了,咱还没娶媳妇呢。”林岳用力啐去口里的泥土,满脸无奈道,“哪位行行好,帮忙快把这只抽风的死猫给弄走啊。”狴犴敏捷地跃到他另一个肩头,不依不饶地继续用双爪拍打着他的脑袋,但看它那严肃而专注的样子却又不像在和林岳玩闹,难道林岳的头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快步来到林岳身边,扳住他连连躲闪的脑袋,发现他的头发间散落了许多昆虫的残缺肢体,狴犴拍打林岳的脑袋正是为了除去这些东西。“你别乱动。”我拿出一块手帕,暗地聚出一把金属细梳,从林岳的发间梳下了这些东西。狴犴继续拍打了一会,见他头上完全干净之后,张嘴满意地打了个哈欠,跃下了林岳的肩头。“靠,这都怎么了?”林岳拍着身上的灰尘道,“哦,对了,这洞下头直通山下,好像是有人故意挖出来的。”“你就从那里钻下来的?”S瞪大眼睛道。“嘿嘿,我弄了钻地藤,躲在藤荚里,丢了个烧着的火把过去。”林岳坏笑道,“然后就钻了下来,可没想到下面是空的,结果藤荚碰在了断层上把我给颠了出来。”“我说你怎么会从下面出来呢。”S瞟了林岳一眼,“对了,那条通道里有啥东西吗?”“空的,没啥东西,不过啊……”林岳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起来。晖儿帮着我将手帕上的虫尸拼凑了起来,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虫,有绿豆大小,但奇怪的是,它却没有长脚,背部那黑色甲壳上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花纹,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件长袍。“鬼衣蜮?!”耿婆看着虫尸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叩穴道’里混进了这些虫子。”鬼衣蜮,这东西的外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昆虫,但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生物。这些鬼衣蜮生长在阴暗晦湿的地下水源中,以地下水中的生物为食,每只成形的鬼衣蜮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外壳下是由三到四只“蜮节”组成的,这些“蜮节”连作一体,看来就像一只完整的虫子一般。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来看鬼衣蜮应该只是一种地下昆虫,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恐怖之处。不过,如果动物或人类在饮用汲取地下水时,鬼衣蜮便立刻分解成细小的“蜮节”,通过皮肤及消化系统伺机潜入体内,在内脏和肌体间生存繁殖,由于鬼衣蜮的每个“蜮节”都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所以它们会很快地侵入宿主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通过吸食宿主体内的血液营养而生存。当然,鬼衣蜮绝不是吃光算数的品种,它们合理有力地利用了宿主的身体。通过特殊的分泌物,鬼衣蜮可以控制和刺激宿主的神经系统,驱使宿主行动取食。不过,寄生之后的鬼衣蜮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为了保证自己迅速获得营养,它们会要求宿主直接取食各种血液,动物、人类一概不拘。林岳从“叩穴道”带出的虫尸只是鬼衣蜮的外壳残片,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蜮节”已潜入了人或动物的体内。我们四人听完耿婆的介绍后,都不禁有些茫然,活尸暂时是得到了控制,可却又凭空冒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为了不至引起村民的慌乱,我叫过杨葛根耳语了一通,他点着头回身散去了围观的村民,并安排人手清理山洞中的残局。……村内,姚建国的家中。“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山洞下面原本有条地下暗河。”我思索道,“布下转气叩穴法的那人设法排空了暗河,而这条暗河里却正好生长着这些鬼衣蜮。”“排空地下暗河需要不少人力,就算设计合理也绝对不可能一人完成。”S在电脑上构建了一幅山洞和孔道的三维立体图,“从林岳的描述来看,这个地下河并不小。”“就是,这些人就算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山洞,但离开的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吗?”林岳附和道,“再说了,他们肯定还带着不少的工具啥的,目标肯定不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出来……”晖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寒意,“排空地下河的过程中,他们会与鬼衣蜮有接触,被寄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在排空地下河的时候鬼衣蜮潜入了那些尸体身上。”S思索道。“呵呵,一个丫头对了,一个丫头错了。”耿婆踏进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大布袋子,“被鬼衣蜮寄生的是人,不是尸。”布袋里是一只颈部被撕开的小羊,从伤口来看是被什么东西大力撕扯的结果,但却没有溅出多少血迹,新鲜的尸身内竟然没有残留下一点血液。“鬼衣蜮从不寄生在尸体上,它们喜欢的是活的东西。”耿婆喝了口茶道,“而且,被它们寄生的人有一个特征。”“特征?是不是长着獠牙,皮肤雪白,头发黝黑,眼睛中像闪动着鬼火,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妩媚迷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喜欢养蝙蝠的?”林岳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他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起先都是一愣,细想之下不由哄堂大笑起来。“臭小子,你这张贫嘴不改改,小心讨不着媳妇!”耿婆笑骂道,“那是外国的吸血鬼,欺负老婆子年纪大了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晖儿好奇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被鬼衣蜮寄生的人内脏会退化缩小,不过那颗心却强壮有力。”耿婆轻轻地叩着桌子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听到一阵心跳声,你想都想不到的心跳声。”十二、地河血影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或安枕屋内,耳边突然传来十分清晰的心跳声,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随着心跳声的接近,你的心脏开始以同样的频率共振。惊慌、恐惧、绝望一时间涌上心头,直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这一切便成了尽头。这不是哪部恐怖小说情节,更不是什么恶梦片断,这村子里的失踪者,只怕有大半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耿婆详细地说明了鬼衣蜮及其宿主的特点后,忽然给我带来了一个提示。杨葛根曾说过,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集体失踪,之前养尸茔地事件让我误以为是活尸作祟,但就此看来只怕作案者是另有其“人”。活尸袭击落单行人的确常见,从养尸茔地的格局范围来看,活尸的行动范围仅在养尸茔地的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很难涉足更远处。否则,阴洞内那上百具活尸倾巢出动的话,村里人早就死伤殆尽了。于是,我们仔细勘察了村外出事的那几户人家,现场遗留的痕迹更是证明了我的担心。“活尸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行动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些痕迹。”林岳蹲在地上皱眉道,“咱们查了大半天,既没看到肌体残留物,也没发现尸水的痕迹。”“严肃起来还真像回事儿啊。”S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物件,一边打趣林岳。林岳没有理会她,眉毛一扬,伸手在墙角的一处弄下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会,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凡,瞧瞧这是啥。”林岳坏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道,“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那是一块乌黑的泥灰,整间屋子都是用这种泥灰砌起来的。只不过,这块泥灰的色泽偏黑,捏在手里微微偏软,并有些黏手,仔细看去似乎还夹杂着两根不易察觉的细条状物体。“动脉管?!”我眼睛一亮,“泥灰里渗入了人血。”“确切的说是人的颈部血管,用力撕扯的时候弄出来的。”林岳正色道,“这些东西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动作很灵敏,整个屋子里也只有这一处血迹。”“它们还是进化论的违背者。”刚进门的晖儿望着门框说道,“适应环境和基因突变的结合。”门框上嵌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灰白色,近似三角形,似乎是角质物质,坚硬而富有韧性。拔出后发现,前端呈锐利的尖钩状,放在鼻间可以闻出隐约的血腥味。“媲美猛兽利爪的指甲。”我点点头,“这帮血鬾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血鬾一词,来源于耿婆的叙述,古人在得知鬼衣蜮的存在后不但为它们作了命名,同时也给它们的宿主起了个诡异的名字“血鬾”。既然了解了血鬾的习性,也确定了它们曾经活动的范围,接下来……“杨葛根他们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向晖儿问道。“照你安排的,发动了全村的人,正在葬地那边忙着呢。”晖儿笑了笑。……远远地就能看到浓厚的黑烟从葬地处如柱般升起,一股油脂焚烧时所特有的恶臭顺风飘散,大批的飞鸟惊恐地飞向远处,田埂草丛中不住蹿出一些仓惶逃窜的小动物。“所以说啊,这人就是比动物牛。”林岳让过几只慌不择路的黄鼬,悠然道,“黄鼠狼连自己那么臭的屁都不在乎,可一闻到人的臭味就跟见了鬼似的。”“行了,你就省着点感慨吧。”我笑道,“不戴着这些特制口罩,你小子绝对比它们跑得快。”葬地前停着几台拖拉机,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罐,靠南边挖了个大坑,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黑烟和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几名壮实的汉子戴着大口罩,农用的塑胶手套一直套到了肘弯,他们正用成卷的粗草纸将尸体黏附的腐肉一块一块擦去,清理干净的骨骼被直接塞进粗瓷罐翁中,四个背着喷雾器的汉子则不住地喷洒着混有烈酒的气雾,驱除着空气中的恶臭。旁边放着十来具尚未处理的尸体,身后整块葬地已被掘得土层翻起,一台耕种犁地用的大型拖拉机正拖着一个滚犁架,锲而不舍地反复翻挖着地面。“咳……咳……几位来咧。”一个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从声音分辨出他是杨葛根。“这片地里的尸体全翻出来了,按耿老的吩咐,只留骨头,其余的都烧咧。”杨葛根把我们引到一边,“村里人都支持,么啥闹事地,这出力地出力,出机器地出机器,倒是很配合。”我听着笑了笑,那天耿婆提出要翻挖葬地,清理一切尸体时,大批村民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连声反对,说是惊扰先祖,对过世的人大大不敬。耿婆没有言语,一旁的杨葛根立刻识趣地站出来制止了村民的骚动,这位村长不亏是当地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村民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奏想看着自己地娃被老祖宗拖进坟头?”人类求生的本能是不可抗拒的,眼前那些正在不住忙碌的村民并不是在亵渎自己的先祖,他们只是在消除自己生存发展中的潜在威胁。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或信仰,都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阴洞中的活尸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洞底的旁侧露出一个不大的裂口,那是林岳用钻地藤逃生时留下的痕迹,这里也是曾为地下河的“叩穴道”入口。“我们就这么下去没事吧?”S小心地问道,“耿婆走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小心吗?”“嗐,你怕啥,不是还有我在吗?”林岳咧着嘴,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道,“甭管下面有啥,一律摆平它!”昨天夜里,耿婆悄然离开了村子,去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临走时,交待我务必要将血鬾全数消灭,照她的提示资料,我们决定去那个阴洞下的“叩穴道”探个究竟。叩穴道内并不狭窄,在电筒和火把的照耀下,一条幽深的地下通道蜿蜒钻入山下。从罗盘和S绘制的简图可以看出,它的走向是直通那块葬地的。通道内隐隐还有些湿漉,上半部较为干燥,石壁上残留着大量的藓类植物,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一般会有些生长在阴湿地域的昆虫,但一路行来却完全看不到。下半部应该就是原有的地下河床,一些沉积的泥砂在脚下深浅不一地阻碍着我们的行进,好在并不很深,加上事先问村民借来的长筒雨靴,却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走出不多远,通道的一侧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支道,林岳咧嘴一笑,指了

                      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史人物丛谈》,第116—119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5—26页;《南明》,第73—75、86—88、116—119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孙可望囚禁永历皇帝,是原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南明主要抵抗力量的证据,尤其是在南明末期。顾诚指出:孙可望首先要求与南明联合抗清,而他封王的请求只是前述动机的一个附带事件,因此他提出,大西军并不是一支复明军,而是仍旧忠于张献忠事业的军队。孙可望及其部下仍以帝号称张献忠:太祖高皇帝。在与永历政权联合时期,大西军仍为大西政权修史,并编写“太祖本纪”。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3—154页。?贺王盛与眭本的供词,见两江总督马国柱奏章。据马国柱所奏,贺王盛为明朝进士,其父为明市政使。《南明史料》,第375—377页。?饶经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7页。?《南明史料》,第380页。?饶经供词,见《南明史料》,第377页。应注意这毕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份供词,故饶经可能企图使审讯者相信,他只是由于疏忽而被卷入的,平一统骗他参与了密谋。?董焕奎的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9—380页。如果密谋者得知了南明军队在1652年下半年的进展,最初可能会大受鼓舞。当时李定国重新攻占湖南南部,再次夺取贵州,在广西击败了清朝大军。与此同时,刘文秀挡住了吴三桂的南进之路,除川北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1653至1654年间,为控制广东、广西和湖南,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17页。?《大清一统志》第七十六卷;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张名振曾三次攻入长江口:1653年5月,1654年4月及5月。其部曾切断了大运河漕运,并在金沙岛誓师复明。斯特鲁弗:《南明》,第14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15页。?同上。?褚华:《沪城备考》第六卷。?饶经供词,见前引《南明史料》,第379页。?《南明史料》,第375—376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380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皇帝企图使郑成功投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郑成功(他曾是钱谦益的学生)拒绝了其父郑芝龙要他向清廷投降(像他自己一样)的请求,不过清政府与这位海盗之间的信使交往,已形成一项协议,同意由郑成功完全控制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四州。但顺治皇帝坚持郑成功必须剃发蓄辫,为郑成功所拒绝。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8—439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4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8—141页;《心理与历史上的郑成功》,第7页。据荷兰人说,郑成功的不少兵卒,因不堪忍受他严格的纪律而投降了清朝。见巴达维亚议会1653年5月26日给总督弗伯格的急件,录于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59—460页。?《南明史料》,第273—274页。这些关于江南受到威胁的奏报,恰巧与来自遥远南方广东的求援急报同时到达。1654年初春,李定国进攻广州与雷州;5、6月份,其部又攻罗定、阳春。稍后,此年10月,李定国包围了广州城,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他的省政府,同时切断了城内驻防的尚可喜军队的所有给养供应。李定国明确地希望郑成功能够前来参战,但未能如愿。相反,从南京开来了一支由朱玛喇统率的清朝援军,李定国4万士卒被击溃。1655年3月,他被逐出广西的高州。斯特鲁弗:《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明大事概要》,第26—27页。?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0—551页。不过吕元驄《翰林院》第99—100页对此事解释有误。?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下一代江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意愿(他们中有许多是复明分子的子弟)。陈确(1604—1677)的子弟也参加了科举,他记道:“甲申之后,吾辈出身求试者盖寡,然子裔皆渐就试焉”。戴名世(1653—1713)亦云:“自明室颠亡,东南旧作宦者多以节气,不愿出仕矣。然其家室子弟仍以学为业,求科举功名如旧,多不以为耻。”均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9页。彭之凤(1658年湖南进士)是另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这几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第五十卷,第33页。?吴伟业于是仍任祭酒,纂修《圣训》,并校订《孝经》。直至1657年,因母丧返回江南。实际上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年的科场案的牵连。吴伟业:《吴诗集览》辛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关于科闱案,见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20页。?谈迁:《北游录》,第372页。丁思孔之父丁文盛于1622年降清。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44—3745页。范承谟是范文程的次子。在清廷准许旗人参加科举之前,他任御前侍卫。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15—1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一二一卷,第3页。御前侍卫总共由570名满、蒙、汉军官组成,守卫紫禁城城门及大内的宫殿。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9页。清初,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被选来学习满文,以便为皇帝翻译文件。中选者一般年轻英俊,嗓音悦耳。所有这些特长有助于他们迅速学会满文,易于与皇帝及其他大臣相处。这班学生如此的仪表堂堂,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完成学业,常常会被选来在礼仪庆典中担任司仪。吕元驄:《翰林院》,第66—67页。?1655年秋,总共有18位官员被调出内院,升官一级。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46页。在这一时期,洪承畴之子洪士钦也于1655年中进士二甲,进入官场。因洪士钦已为旗人数年,谙熟满洲法规,顺治下令直接授以知县或主事。洪士钦后来便授官主事。《明清史料》第一册,第55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8页。?冈本跻:《过渡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和道德危机》,第5页。顺治特别倚重浙江籍的“新人”来主持科举。1657年,诸省25员提督学政官中,有10员是浙江人,都是于1649、1652及1655年中进士及第的。法式善:《清秘述闻》。1644至1795年间所任命的189名翰林院高级官员中,有148名(78%)是浙江或江南人氏。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两地书院林立,熟师众多,最具备培训学生科举考试本领的条件。吕元驄:《翰林院》,第15页。?这也不是说顺治皇帝不再倚重其满族的支持者了。与鳌拜摄政时的说法相反,当时顺治十分关心满人的地位。例如在1654至1655年间,许多人抱怨对窝藏逃人者的刑罚过重。1655年4月,皇帝为这些法律条文做辩护,认为必须维持这些条文,否则满人就会失去奴仆。“若然,谁将为我等之奴?我等将何以处?满人之艰辛谁人问之?”凯斯勒:《康熙与清统治的巩固》,第16—17页;参见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6—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五一卷,第6页。刘正宗之弟名叫刘正学,尽管曾经服事于郑成功,但由于刘正宗之故,他仍被委派在清军中供职。另一兄弟刘芳名,官至总兵。与陈名夏一样,因伪造顺治遗诏一事而特别受到谴责的刘正宗,反映了某些明朝后期宫廷的任人挟私的陋习。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5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8—269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朋党》,第18页。顺治去世的18个月前,都御史魏裔介上章弹劾刘正宗和张缙彦。1660年7月7日,魏裔介提醒皇帝注意张缙彦为刘正宗一部诗集所作序言中的一个辞语。其词曰“将明之才”,也可理解为“辅佐明朝之才”,故刘正宗被夺去大学士之职,籍没了一半家产,张缙彦终身流放宁古塔。汤姆·费席尔:《忠明态度与文字狱》,第6—7页;《贰臣传》第八卷。?1655年,闽浙总督以周亮工贪酷,对之加以弹劾。周亮工被遣送回福建受审。当郑成功进攻时,他正在福州狱中。值此危急之际,他被暂时释放出来,负责城防。然而此后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受审。1661年康熙登基大赦时,他仍在狱中。后继任江南江安粮道。1669年,他再次被劾贪贿,次年大赦时被释放。两年后他死了。《贰臣传》第二十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3—174页。与钱谦益一样,周亮工以其保护了前明遗民,特别是保护了成为清初南京诸大师的那几位艺术家,为自己的降清做辩护。由明朝遗民、诗人、画家龚贤于1669年所撰的一篇碑文暗示说,遗民们对周亮工保护了他以前在复社的朋友们十分赞赏。龚贤是周亮工的邻居。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和诗歌》,第564页。?魏裔介一直是他认为承明而来的颓废之风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1654年10月25日,他上奏道:“今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臣数年来在都门见隶卒倡优之徒,服色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5页。魏裔介为天主教徒,这当然是秘密的。他攻击佛寺的腐朽现象,力主恢复创立明朝的洪武皇帝的严法,禁止僧人外出,不许庶民舍子入寺,等等。他抨击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已变得四分五裂了,未能齐心一致。人们醉心于追求私利,传统的制度衰落了。例如乡约制:“乡约六谕之教为虚文,千百中无一人奉行者,欲民之不困于财而兴于礼让也得乎?”因此需要进行一次正规化的大改革,恢复这些礼仪,约束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重新组织社会,复归务农之本,以最终达到安邦治民的目的。“凡一以道同风,使民务于孝悌力田,而国家收富强之用。”同上书第一卷,第26页。?王士祯(1656年河南进士)是另一位“新人”,他既是康熙朝的一个主要大臣,又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659年,他任扬州巡检期间,结识了江苏许多重要的诗人,包括钱谦益与冒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1—832页。?1656年4月18日诏敕,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引。关于御史对陈之遴的弹章,见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页。从“京债”一事,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窥见降清的南方汉人地位之脆弱。稍后,思想家朱之瑜对“京债”做过描述。1657—1658年间,在复明分子将从海上发起一场进攻之前,朱之瑜曾到江南沿海去搜集情报。根据他的报告说,当一位降清者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时,他就竭力寻找一个重要的旗人大臣,付给他一笔钱财。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付款,而是每年都得支付一次,甚至那降清者离京去地方任职后,也是这样。朱之瑜指出:这意味着就像渔人用鸬鹚捕鱼一样,旗人大臣可以利用汉官来“渔民”。也就是说,高级满官通过这种方式,以降清官员为代理人,间接地从百姓头上征敛了一种附加税。朱之瑜:《朱舜水文选》,第57页。关于朱之瑜的南方之行,见欧内斯特·W·克莱门特:《17世纪日本水户的中国难民》。如果皇帝了解“京债”的话,他就又有了一个理由撇开降清的汉人,而任用“新人”了。?1648—1649年间,郑成功占领了大陆上毗邻澳门、金门的那片土地,1650年,占领潮州地区。1652年,他围攻漳州数月,并袭击了清军在福建的基地。他在表面上尽忠于永历政权,却又让鲁王居住于厦门、金门,从1652年直至1662年鲁王去世。1653年,鲁王封他为漳国公。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28页;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6—278页。?据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7页。他卒于1656年1月24日。?《南明史料》,第453—458页。?褚华:《沪城备考》,第1—6页。然而再往南一点,清朝水军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郑成功与清廷之间的谈判破裂后,满清于1655年命宗室济度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郑成功。是年10月,济度抵达福建。七个月后,即1656年5月9日,他率兵船袭击金门。一场风暴阻止了这场战斗,清军的舰船几乎全军覆没。斯特鲁弗:《南明》,第144—145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4页。?中央官员的子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试(举人),而不必回到家乡去。1657年,8名京官子弟的贡生贿赂了14名京城的主考官。其中有1名贡生是大学士王永吉的侄子。这一丑闻被揭发出来后,礼部与吏部的官员进而对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会试也产生了怀疑。调查结果表明,南京的会试并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但应试者一知道考试的结果要被仔细核查,就纷纷匆忙地离开了南京。就众人看来,这似乎正证明了他们做贼心虚。因此当他们的船只沿着大运河航行时,苏州、常熟的士人尾随着他们,叫喊辱骂。这样,在南京考得蛮不错的贡生们,就不得不再考了一次。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6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91—192页;孟森:《心史丛刊》,第33—35页。?杨雍建就是在1660年力主严禁党社的那位御史,故小野和子认为,这场朝议与早些时候的科场丑闻有直接联系。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343页。?同时,杨雍建坚持认为官员的德行比才干重要。他建议任命孝行卓著者为知县或县丞。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9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102页;《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94—9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793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6页。在对南方文人小团体及官员们对它们的庇护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竭力阻止士人与天主教传道士接触,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教徒,将天主教和佛教二者与缙绅阶级的堕落联系了起来。张履祥(1611—1674)在其《劝学》中写道:“近来士大夫多以僧侣为师。江南士人至今妻妾称徒于僧侣之门。自灾乱以来,钱粮甚乏,人虽不能堪,然僧侣聚以布道之处,日见寺观之建。”张履祥把佛教信仰描述成一种彻头彻尾的狂热,它已使江南人士中邪入迷了。对天主教的虔诚也是一样,它在杭州广为传播,外国传教士(他们起初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已使人们抛弃了对祖先的祭典与儒家的礼仪。对张履祥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叛逆行为。官员们既背叛了君主,也背叛了他们的道德职责。他们“为夷人所化”。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2页。清廷在阻止儒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把天主教徒从缙绅们的学友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正如杰内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族人统治下,基督教神父们就不再像利玛窦一样,有机会参加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精品亚洲aⅴ一区二区三区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去,只见林岳将左手中指狠狠地咬破,如注的鲜血接连流入了手中的油灯。一时间局内原本泄弱的红光疯狂地涨开,暗红到几乎发黑的光流急速冲向火焰中的穷奇。“老凡,你他妈别愣着,赶紧操家伙灭了穷奇!”林岳喘息着叫道,“再下去我没多少血可以流了!”三重火攻下,地水之气的黑蓝色光芒已完全被吞噬殆尽,穷奇的身形渐渐被压制伏在了坑底。舜帝铜锥!摆手间舜帝铜锥凭空悬在了凹坑上,看准祝融天火最盛之际,我猛催意念,将舜帝铜锥直插入穷奇的胸背。倏然间,天火地水尽数消失,一股怨怒的气息向着四周扑散开去。穷奇微微颤动着起身向前走来,但只迈出几步,便跪伏在我面前数尺的地方。它缓缓抬起头,双目望着我,竟似感激般地颔首三次。随着穷奇口中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吼,它的身体渐渐地淡化消去。不多时,眼前只剩下那支舜帝铜锥在地上泛着幽幽的光芒。……家中,晖儿和S忙着帮我们包扎处理伤势,莫炎一言不发地望着沉思中的我,林岳则懒懒地歪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穷奇在你手上解脱了五千年的痛苦,对它来说是件好事,对你来说则是件功德。”莫炎淡淡道,双眼却一直盯着我手中的舜帝铜锥。“解脱了穷奇和少昊之子的痛苦……”脑中有些怅然,我无意识地摇头叹道,“这种所谓的功德还是少些吧~~”“这就未必能由得你了。”莫炎坐直身形,一字一顿地说道,“至少从丽江回来之前是这样。”“丽江?云南丽江?”正在为我涂抹药物的晖儿疑惑道,“亦凡去那里干什么?”“因为这是他答应我的条件。”莫炎似乎很珍惜说话的力气。我向晖儿点了点头,对莫炎道:“穷奇已经解决,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去干什么了。”莫炎看了看我,脸上居然有了笑容,一种很柔和的笑容:“拔龙角。”(第一篇《困斗》完)第二篇藏穴题记葬者之事,贵乎得乘生气,行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世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乘生气,则遗体受荫,故谓其气泽及后世。阴阳之气者,动则为风,升则为云,降则为雨,潜行地中,而为生气。故曰:气者,乘风则散,水者,界风而止。常有伪道者,假乘其法,以形而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谓之风水。虽有称道,得益稍顷,然不知其于土穴间有异尔。土者,为气之体也,斯土则有气,气者为水之母,斯气则有水。土形气成,气腾水生,若外气横行,则内气顿止,故而丘垅之骨得其所因。气之聚凝所结为生者,行于世间,呼喝风声,饮水通体,复溺入土中,葬者欲行之,则反气纳骨,藏风于穴,得水于前,皆以土固之。藏风得水,穴之根本也,掠风直去则地气不保,固水不化则飞龙不腾。沉穴环套,纳骨之极也,得众士之气,引万世之水,以荫所生得为龙气自生。——《闻风拾水录·藏穴篇》一、哀牢土司山间凉风席席吹来,脚下的绿色应和着满山的树藤让人有种如入仙境般的感觉。一行人在山脊上缓慢地行进着,不时驻足观察交谈。飘动的山岚围着奇异的山石,将话语声渐渐散播开去。“丽江,哀牢山,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冲冲的女声道。“到了再解释。”冷漠的男声。“别心急,这里风景也不错,就当旅游吧。”柔和的女声道。“彩云之南,人间仙境。既然是帮忙,就跟着莫老兄走,反正也是他给我们公费旅游,哈哈……”低沉的男声纵声大笑。山谷间回应起层层笑声,绵绵不绝地伸展向了远方,不多时,山谷的某处传来了银铃般的歌声。这歌声极具感染力,疏解着浑身的疲劳,令人有种置身云端般的舒畅,脚下不禁有些飘扬,那崎岖的山路也变得格外的柔软起来。“哎呀”一声惊呼,一行人中有人滑倒,悉索的山石争先恐后地翻滚着落入山谷,在空旷的环境下逐渐化作隆隆的响动声。“别听歌声。”冷漠的男声响起,一只有力的胳膊拽起了滑倒的女子,众人奇怪地望着说话的男子,一副难解的表情。歌声嘎然而止,景色依旧如画,阳光温暖如初,可那男子的脸色却有如万年冰川,一言不发地示意其余三人迅速前行。那男子便是莫炎,刚才不是他及时出手,此刻S早就和碎石一起躺在山谷了。“刚才的歌声有什么蹊跷?”疑虑间,我还是问了一句。莫炎头也不回地往前继续走着,匪夷所思的名字随着山风飘入了耳中:“歌蛊。”……这是哀牢山腰的一幢奇异建筑,那风格有几分酷似北京四合院,但又有着云南民间建筑的错落特点,门口依稀斑驳的图画赫然是汉族传统的十二生肖,那青黑色的门匾上题着四个大字“安平土司”。莫炎左右望了一下,带着大家在府中七拐八弯了几次,来到了一间房前。叩开房门,出来的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见着莫炎嘀咕了几句便将我们引进屋内。屋内的墙面上分布着六道门,老人打开其中一道,光亮间隐约通向府内某处。一行人在沉默中走过不知多少门门槛槛,终于在院落的一侧停了下来。老人在院墙上敲了几下,墙体上无声地打开了一个暗门,门后竟是一个巧妙隐藏在假山石之内的房间。莫炎用不知什么民族的语言与老人交谈了几句,手上递过一个信封,那老人翻看了一下,便点头笑着冲众人挥了挥手关门出去了。“现在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些事情了吧?”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冲莫炎说道。S打量着屋内,不断地在内壁上探索着什么,听到晖儿的问话,也随声说道:“是啊,都不知道陪你干什么,我们总该有点知情权吧?”莫炎指了指屋子中间的桌椅,示意大家坐下,随手将一片布帛铺在了桌上:“公孙潇,你能看懂吗?”S愣了愣,端详了一下布帛上纵横曲折的线条,皱眉道:“这是房屋建筑平面图,照格局看是宋代的,没什么特别的。”“眼力不错,是宋代。”莫炎点点头,收起布帛。“先别打哑谜,到底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们三个还摸不清头绪,既然要帮忙,你就该把一切都说清楚。”他的神秘主义让我有些头痛。“别心急。”莫炎的左手在桌子上轻轻一拍,火光闪动中一只怪鸟出现在眼前,“它会告诉你们。”那鸟褐绿相间的羽毛酷似虎纹,头上的羽冠美丽妖娆,张口间发出柔和的语声,与莫炎的语气竟有几分神似:“‘彩云之南,哀牢山巅,安平土司,守龙戍边。’各位,此地非平常之所,其中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怪鸟的口气简直就是一个说书先生,我们三人顿时被它逗乐了,晖儿笑着问道:“土司府有什么秘密呢?”怪鸟清咳一声:“各位听表,此间的安平土司历代戍边,历史之久已无从可考。数千年来,中原帝王颇为重视,屡屡册封,频频赏赐,不为别的,就为他历代守护的一山和一水。”“一山一水?山就是哀牢山了,那水难不成是环抱之下的玉溪抚仙湖?”S插嘴道。“然也然也。”怪鸟摇动了一下羽冠,一付夫子状,“东汉县志上记载:‘仰观哀牢,其形如巨犼伏地;鸟瞰抚仙,其状若伏羲无身。’自上古以来,这一山一水便相依在此,如果只是风景观赏,确实山水奇妙如画如卷,可谁人能知,这山水之间原本杀机重重,满是凶险!”“凶险?”S完全被怪鸟的话语吸引了,一问一答间却也有趣。我接道:“从堪舆风水之说来看,哀牢代表的犼是一种捕食蛟龙的猛兽,抚仙代表的伏羲是我们的老祖宗,上古传说中他人首龙身,而碰上这只爱吃龙的巨犼,自然是凶险至极。如果不是隐去龙身,只怕巨犼早就扑上去饱餐一顿了。”怪鸟叹了一声:“这位先生所说极是,抚仙湖下便是龙身所在,龙脉传承绵延千里。天下君王为了稳固江山,自然对这龙脉趋之若鹜,但怎奈巨犼虎视眈眈,若开启龙脉则必定引发天地剧变。不过,天下之大,奇人辈出。战国时候,一个无名高人进谏秦始皇,率众于抚仙湖开挖筑底,将龙脉引到了别处。”“引龙局?”怪鸟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这是上古奇局之一,也是最为浩大的局势,稍有偏差就会制造出一个超大的无人区!“引龙奇局非同一般,历时数年方才成功。高人费尽心血将龙脉引致某处,并由秦国大将蒙恬亲自押送了一个物件在那里深埋。不久,秦始皇便统一了六国,那高人也不知去向。而哀牢山抚仙湖便划归安平土司管辖,世代沿袭封爵赏赐。”怪鸟说完,扑地化作一蓬火焰,消失在莫炎的手掌中。我自传说中回过神来:“你要拔的就是这个龙角?”“受人所托的小事。”莫炎淡然道。“文鳽神鸟,天下细作。如果只是一件小事,你大可不必用上这只间谍之王。”对他的淡然我有些恼火了,“说了这么多,却不谈重点,再这么下去,我可干脆走了。”莫炎看了看我,似乎在品味我话语中的意思,过了一会才叹了口气说道:“对我来说,为钱做事就是小事。”一句话不禁让我大跌眼镜,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莫炎,竟然只是为了钱而已。莫炎继续道,“这世道没钱不行,只要不伤天害理,赚钱我就做……”随着他的话语,我渐渐明白了,原来莫炎是受托于国内的一位富商,帮他找一处龙脉宝地安葬。云南邻近富商的家乡,恰好这里的龙脉也符合条件,于是莫炎便想用拔龙角的办法泄去龙脉中的帝王之气,仅保留富贵之相满足富商的要求。“果然不是什么大事……”我心中暗自汗了一下,刨根问底得到的原因居然就是这么一回事。“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我们路上遇到的歌蛊是怎么回事?如果龙脉已经迁移,那迁移的地点又在哪里呢?这都是疑问。”晖儿突然说道。莫炎扬了下眉毛:“歌蛊,是花腰傣族的一种蛊术。至于龙脉迁移地,可以从安平土司府里找到答案。”我们三人面面相觑,这家伙的回答等于没说,就在大家准备提出更多的疑问时,莫炎又拿出了刚才的地图:“安平土司世代看守着龙脉的秘密,这府里就安放着打开龙脉通道的钥匙。”我有些怀疑地看了看地图:“文鳽没有帮你找出方法吗?那可是只地里鬼,没什么是它探听不到的。”莫炎摇头道:“它一进来就抓瞎了,府里下了蚀灵蛊。这僳僳族的蛊术太古老,我没法破。”我一阵头晕:“还没办正事,就碰上了蛊术,你处理的小事怎么会那么大麻烦?”这下的回答更绝:“不知道。”“刚才我没看清楚,这图应该有另外一幅。”一旁端详着布帛图的S打断了我俩的对话。她的笔记本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包里拿了出来,对话间正快速地勾画着一张简图,那布帛图上的线条在S的诠释下变成了一条通道示意图,土司府西侧的一处通道口标了个下行的记号。“这个口下去还有一层?”莫炎没头没脑地来了句,也不知是在对谁发问。“图上是平面回旋通道,没有下沉的设计。古代这种通道是为了迷惑盗贼,所以下面肯定还有一层。”S权威地说道。莫炎一言不发地收起了布帛,在进来的石壁上敲了三下,石壁无声的移开了,刚才的老人走了进来。“下层图没有。”莫炎指了指老人,“老庚头的祖辈是这里的长工,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可以帮我们带路。”老庚头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满是烟渍的黄牙,用一种怪异的口音说道:“土司府哈,沟沟多过老汉的皱纹,走咯进去几袋子烟都找不到路哦。”莫炎向老庚头点了点头,转又对S道:“你现在能看出通道的入口在哪里吗?”S对着简图看了一下,指了指晖儿的脚下:“就在这些砖下面。”晖儿下意识地挪开脚步,我这才注意到,地面上巴掌大小的砖块上雕刻着一些花纹,仔细观看竟然是十二生肖的图案,只不过有些奇怪的是那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与汉族传统的不同,前后似乎有些颠倒。“老庚头,这里的十二生肖和汉族不同吗?”我随口问道。“十二神哈,花腰、僳僳都有的咯,老汉不知道汉人的有啥不一样咯。这哈石头块块上面,是我花腰的十二神嗄。”老庚头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地上的图案道。莫炎蹲下身摸了摸,那些砖块都松动的可以随手拔出,转头道:“老庚头,你按花腰十二神的排列顺序把这些砖块重新排一下。”老庚头的眼睛亮了一下,转又恢复了原本的暗淡,慢步走过来弯腰在地上排列起了砖块。“这老庚头是什么人?”我低声问莫炎。“花腰傣族,我救过他儿子。”莫炎的回答很有效地消除了我的顾虑。喀喇一声,老庚头将末尾一个石块放回原位后,一边的地上突起了两块地砖,砖块上光滑的钮孔正预示着它的作用。我望了莫炎一眼,两人立即上前握住地砖,四处用了用劲,地砖下是一块伪装过的薄石板,拉动地砖石板便应声而起,现出了一米见方的入口。“下面没什么东西,通风似乎很好。”我听了听空气的流动道。莫炎嗅了嗅入口的空气,点点头。呼地一阵火光,老庚头不知哪里拿来了几支火把,点着了递过一支:“沟沟里阴哈,湿气里电筒子不好使咯。”说罢,将手中的火把点着分给众人,当头一猫腰钻下了入口,莫炎紧跟着也钻了下去,余下人逐一鱼贯而入。通道里并没有想象的霉腐气味,空气在边壁的某些角落传来倒也清新,一股泥土的腥味回绕在鼻间,有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这让我想起了印第安纳琼斯里的片断。拐了几个弯道,眼前出现了一堆碎落的砖块,眼前赫然是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通道。S拿着电脑对老庚头比划了一下行进的路线,老庚头眯眼看了会,走到碎砖堆前摸了摸石壁,抬手指向右边的通道:“石块块塌开了哈,这条沟沟是正道,轻些走过咯,一哈松开石块块震掉咯会埋人的哦。”众人在他的指点下轻手轻脚地走向那条通道,大家下意识地屏住呼吸,生怕震落那些松散的砖块。又走了大约数十米,S看了看石壁周围道:“这里砖块的结构密实,应该没事了。”我不禁松了口气,也许是陌生的环境产生了影响,或者是老庚头那历代长工的身份带来的作用,似乎大家有些过于担忧了,即便石壁有些松动,以我和莫炎的能力与见识也不至如此胆战心惊,可那老庚头的话却让我们尊重专家似的相信,这不免有些可笑了。通道中的气流有些奇怪,驻足细听中竟是微弱之极,莫炎也不禁左右嗅了嗅,眉头微微跳动了一下。老庚头!我和莫炎几乎是同时转身,从刚才指点之后,一直走在最前面的老庚头便成了断后的队尾。可现在队尾变成了莫炎,那老庚头早已不见了踪影。“快退回去!”莫炎低喝一声拉上S,我与晖儿紧跟着快速返回来路。“轰”地一阵尘土飞扬,下意识中我筑起一片厚实的土壁挡住了乱飞的碎石,通道的来路已被塌陷的砖石堵住。“该杀的老狐狸!”我撤去土壁,眼前的砖石密不透风,极力听取间估算那坍陷的厚度足有一米,这段空间已经被封得严严实实!“亦凡,我们会死在这里的!”晖儿忽地哭喊起来,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不住摇晃。一旁的S则歇斯底里的狂叫着,手指地上,双脚不停地跳动。顺势看去,通道两旁的石壁和墙角线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数十个骷髅,伴着摇曳火光,骷髅的嘴部居然正在诡异地张合,漆黑的眼窝中已散出道道诡异的绿光!恐惧、无助、绝望突袭而来,我禁不住也抓狂了起来,大吼着冲上前去想将那些骷髅踏碎。突地,不知什么物件落入了口中,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脑间,紧接着感到头顶被人拍了一掌,那些令我发狂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喂药丸,拍顶门。”莫炎冷然的面孔出现在面前,一颗碧绿的药丸塞进了我的手中。我愣了一下,没有多想,抓过一旁哭喊着的晖儿将药丸塞入她口中,随后在她头顶拍了一掌。短短几秒,晖儿立刻变了个人似的安静了下来,如梦方醒般地左右看了看,继而望着我一脸的疑问,在一旁被莫炎如法炮制的S此刻也是相同的表情。“花腰蚀心蛊。”莫炎恨声道,随手拾起一块碎石砸向远处的骷髅。噗哧一声,那骷髅应声而碎,黄绿色的粘液溅落一地,立刻腾起刺鼻的白烟,地下坚实的青砖赫然烧出了几个拳大的凹坑!莫炎又拍了拍手掌,甩出三团火焰直击众人胸口,三人一阵翻涌张口吐出了三团绿色的物体,细看下竟是三只碧绿的螳螂,螳臂中死死地钳着三条血红的虫子。一声冷哼,螳臂猛一收紧,虫子断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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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续报道中,都提到一位“守坟人”,即弘晌后人毓珍的妻子——金秀珍女士。当时碑已被重新立起,周围渣土也都清理干净,看起来很像样子了。金女士的家,就在政法大学后面的居民楼中,显然是返迁后分给他们的房子。据《清史稿》:“固山贝子品级允禔,圣祖第一子。三十七年三月,封直郡王。三十九年四月,上巡视永定河堤,鸠工疏濬,命允禔总之。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子弘昉,袭镇国公。卒。子永扬,袭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允禔第12子弘晌封奉恩将军,世袭。”毓珍保存的家谱查爱新觉罗族谱,弘晌是康熙皇帝之子允禔的第12子,毓珍则是弘晌的第6世孙。弘晌历任库车办事大臣、盛京将军和绥远城将军,是不折不扣的封疆大吏,他的儿子永多曾任西安将军、盛京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地位与其父不相上下,但永多的后人便都默默无闻了。金女士未嫁前就生活在“穷西北套”,与毓珍成亲之后,于1950年前后出城到弘晌的墓地守坟,此后当农民的日子只能以艰难竭蹶形容。金女士在我为她做访谈之后一个半月就遽然溘逝。能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她的声音和照片,对她的子女和我自己,都是一个安慰。1.住西北套注116的时候金秀珍(以下简称金):我现在成天就坐着。我民国七年(1918年)生人,今年八十一。我们家八旗,正黄旗。我爷爷家是董鄂氏,像我们家这满族,一人一姓。我爷爷姓常,我父亲姓穆,我俩叔叔,就是俩爹,叫爹,不叫叔叔,也各有单姓,姓富的,姓花的。这都是由满洲名字来的,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满洲名字,我爸爸叫穆金泰,我二爹叫花金泰,我老爹叫富浑泰。后来就归一姓了,我爸爸叫董启朋。我就姓董。我出生在豁口里头,新街口那豁口,一去头一条胡同,叫大七条,小七条,中间顺北数第一条,那会儿叫张秃子胡同注117。我们祖辈都住在那儿,一改民国就各奔各的了。也没有什么宅院,就是小四合,独一家,没有街坊。爷爷、太太全在,还有我大姑姑、二姑姑,那会儿都没结婚呢。我老爹老妈也在那儿,老爹就是我小叔叔,老妈就是他爱人,也都在那儿住。那会儿还没我呢,我就听说,我爷爷那会儿说是上朝吧,是什么“卫”不是,我都说不上来了。我爷爷死的时候我也十好几了,他86岁死的。那会儿管妈都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我太太也是满族,娘家姓赵,也住在豁口里头,后坑,是那儿的娘家。我太太是八十五了吧,民国以后,日本动乱关城的时候死的,那时候我20多岁了吧。那会儿都穿旗袍,梳旗鬏,那旗鬏天天是我给鼓秋(北京话“拾掇”之义),我就爱给鼓秋,给我太太梳头,给我爷爷梳小辫。我爷爷是小辫儿,至死也是小辫,那小辫呀,细着呢,一箍节儿,还没有我这小拇哥粗呢,到死的时候还是那样。(头发)没有多少了,就不每天梳。我太太头发多点,得天天梳,也是我给梳,扎上那头板儿,一劈两半,这一半头里抿,往后盘,这一半也往后盘,两半,还立着,用扁方。我会梳,现在梳我也会。定:都到民国时候了还梳旗头吗?金:还梳旗头。那时候没人说,谁爱梳什么头就梳什么头。我爸爸早先也上朝,拉清笔字,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拉清笔字。佟:是不是写满语的?金:是吧。我爸爸说上朝啊,得退着出来,有一次一慌,差点把载涛注118撞一跟头。到我出生以后,家里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都不会做事也不会做买卖,就卖着过呗。像我爸爸,我小时候他上湖北去也不知干什么,从湖北回来就没有工作,在家多少年,最后又上东北的什么军,义勇军叫什么,去了几年。然后就回来待着。我老爹在前门那儿的警察局当职员,我太太我爷爷都归我老爹养活着。后头我老爹又给我爸找一事儿呀,在护国寺里头当了些日子警察,然后就又没有工作了,生活就困难了。就是我姑姑那儿好,在我姑姑那儿,这供点儿那供点儿,我母亲缝穷,就那么凑合着混。我爸爸1958年死的,80岁。我二爹死得早,不记得他干什么,我小的时候他就死了,我也没见着过我二婶。我老爹妨媳妇,死了仨(媳妇),都死在我老爹头里。第一个老妈也是旗人。第二个老妈是我太太娘家的人。第三个就到日本(占领)时期了,娶的不是满族了,是外姓的,在前门外头住,也死在我老爹头里,他就没再娶。他有一个孩子也死了。我们家就我父亲这一支有孩子,剩下那两支都没有。我大姑姑、二姑姑都是还没生我呢就结婚了。大姑给的那家姓关,瓜尔佳氏。我二姑给的也是姓关的,也是满族,瓜尔佳氏。都是当家子注119啊还是怎么回事。也都住西北套,就是这西北城。没有东南城的。我母亲属猪的,要活着有一百零几了。她娘家是蒙古族,姓白。都住西北套,西直门里头桦皮厂。反正我记事时候他们老房就没有了。我姥爷他们家怎么也比我们家强,先头差不离,最终也是比我们家好。定:您母亲是蒙古族,那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吗?金:没有。反正从我记事时,就都一样。我母亲从我记事时就不梳旗头了。我母亲那时候缝穷,缝穷就是有什么活就都做,什么补袜子啦就都干。以给人家做活为生。没有生活来源。收入比我父亲还强点。我母亲能干。不能干也不行啊,我和我弟弟又小。我母亲6年才生一个,我有个哥哥早死了,我都没见过。就剩我和我弟弟我俩了。我比我弟弟大6岁。我弟弟念过书,他后来也是自学,还不错。我小时候没上过学。我12岁就上挑花厂学挑花,挑花厂也是在西北套,新街口北大街的永泰寺注120,那是个庙,现在早没了吧。有人教,是个女教师,姓傅,挺好的,圆乎脸儿大高个,是蓝靛厂注121的人,蓝靛厂的一般都是旗人。(学的人)有70多人。中午管一顿饭,学会了给你整套的活儿,就能挣钱了。那好学,只要会那拐弯抹角,就全会了。定:你们在挑花厂都是旗人家的姑娘吗?金:不,什么都有。我后来就在家做。我母亲到蓝靛厂给取活儿去,出西直门顺长河。那会儿上哪儿都走着,没有坐车的,甭管多长时间也是走着去,走着回来。定:您母亲隔多少天给您取一趟活儿?金:我要是正经做,一件也得十天八天的,不正经做半个月也得不了,那会儿也贪玩儿。有样子,自己在布丝上挑十字,那会儿都是夏布,夏布的丝特别细,就这样,横着挑两丝,竖着挑三丝,这十字不就见方了么。就是费眼睛,反正老得瞪着眼睛。一套活儿,好比挑个大桌面,这下边不是两股结到一块吗,挑出十字,这边再挑出十字,这么样不是4面么。犄角挑斜活儿,斜活儿不好挑,周围是狗牙儿,3张小狗牙儿,狗牙儿好挑,任何人都会。挑桌面、手绢、枕巾,要是就光做,也挺快的。那会儿还是发大铜子儿呢,5个大铜子是一吊钱么,做一件活10来吊吧。定:您母亲干吗?金:不干,她不会,没学过。定:您愿意干吗?金:没事,干什么去呀?我干到十五六(岁)吧,那会儿就不兴挑花儿了。我们就搬到鼓楼去了,鼓楼东大街北锣鼓巷,那儿不是西北套了。在那儿又上的被服厂注122,在北新桥,是日本人开的,做西服的。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大姐,在鼓楼住,她在那儿学手艺,做西服裤子什么的。她领我去的,我给她打下手,锁扣眼,在那儿不到一年。我没闲着,反正我从12岁起就一直没闲着。到我结婚时我弟弟就接上了,就成啦,生活就缓点。

                      2.四品宗室之家

                      金:我结婚不算早。我25岁结的婚,虚岁。我老头名叫毓珍。定:怎么说的他们家呀?金:我呀,有个大姨,我叫姨大大,我们满族人管大姨叫姨大大。那会儿正是白面(指鸦片)兴隆的时候,满街都是倒卧,就是瘾大的那个再一冻就死在外头了。我们老头子(即金的丈夫)上他姑太太那儿去,正好我姨大大也到他姑太太那儿去,就瞅着他挺好的,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一点嗜好都没有,家里也清静,这么样给说的。他也是属马的,我25岁,他37岁,比我大12岁,可不是大太多了点么。定:您嫁给他的时候知道他们家是宗室吗?金:知道,都是西北套的么。他出生就四品呢,这谱上都有。不叫官,叫四品宗室,也叫闲散宗室。我听我姑说,吃那俸禄,待遇特别低。就相当于那政协委员吧。我还没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在宗人府写书,修谱注123。他们原来也住城里头,前牛犄角胡同,也是西北套。那时候爱新觉罗也困难了不是,把府也卖了,大房也卖了,后院也卖了。这边有公公、婆婆、小姑子。他那时候在沙滩理学院,一个月收入70多块钱,凑合了。还要养老头子,还有他妹妹,没结婚,在家呢。旗人反正就是规矩吧,这早晨起来,头一档子儿,得端出尿盆去,公公婆婆起来得给人家沏茶倒水,一下地,这咕嘟儿一按(指旗人女子的蹲安)。像我那时候,阿玛您起来啦?一按。管爸爸还叫阿玛,管婆婆也还叫奶奶,不叫妈。然后吃饭请安,睡觉请安,跟小姑子也请安,对小姑子不能说你,得说您,到现在也是那样,改不过来了。我婆婆也是旗人,姓李,也是西北套啊。过去满族不跟汉人结婚,汉人也别想进满族,就这么回事,到我这辈儿就为止了。我婆婆不在家,一说就说是跟府里头帮忙,也不知是哪府,最后一打听啊,是给人看小孩儿,给沙滩那个理学院的院长。住在和平门松树胡同。注124那儿有两层小楼。金恒德:我奶奶富态着呢,看过我。金:我婆婆脾气好着哪,也没什么规矩,她有时也回来,我也不搭地(时常之意)过去瞅瞅,回来就告诉我,晌午天要是困了可以睡会儿觉。公公和小姑子不成,规矩还不说,反正我老不合人家心思,老呱嗒脸子(北京话,形容脸色阴沉的样子),不理我,小姑子也如是。她比她哥哥小10岁,比我大两岁。结婚一个月,刚住对月注125回来,她就把这日子不管过了,告诉说,你过日子吧,我也该休息休息了。过日子是把钱搁到那儿,谁买东西谁就去拿。我就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我好到新街口买去呀。”不理你,她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还不能紧着问,再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拿眼睛翻你一眼,还不理你。再问第三声,说话了,慢条斯理儿地:“吃面吧。”得,命令下来了,我买东西去……反正老不高兴。定:是冲您不高兴还是在家里就是不高兴?金:那我就说不清了,我没进这门儿我也不知道哇。反正我进这门就没跟她说过话。那时就租房住了,3间南房,两暗一明,我住里间屋,我要拿着点活儿和小姑子一块做点活儿,多好哇,嘿,拿着活儿去了,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她干她的我干我的,后来就自个儿干自个儿的了。就这么一个脾气。定:她在家厉害吗?金:不言语呀。压根儿连理你都不理你。她用眼神挑你。金恒德:那老太太的眼睛那么大个儿,用眼睛看着你,眼目传神。金:用眼神挑你。一天就这样。我们那时候反正生活没问题。我嫁过来以后就没出去干活儿了,就天天伺候他们吃喝。我有病了也得照样伺候。吃混合面那时候(指日军占领北平时期),我有一次感冒了,发烧,也没吃饭。我老头子上班了,家里就剩公公、小姑子,我伺候他们吃完了,我也没吃饭,我就躺着去了,到了下午3点多钟4点钟,街坊老太太进屋去了,拍拍我:大奶奶大奶奶,那会儿都叫大奶奶,爷俩儿都走啦,你该起来做饭了。噌地,我就坐起来了,误了人家的饭哪儿成啊,慢慢起来做饭吧,夏天儿,你得把粥给熬出来,拿砂锅熬一锅绿豆粥,然后再说吃什么。你说这知道我有病,老爷子又走了,你(指小姑子)就别走了,一声不言语全走了,到吃饭时候又都回来了。定:走哪儿了?金:老爷子有时走有时不走,他没事,什么都不干,就在家。小姑子走,到她姑太太那儿去。她姑太太家在西直门里头开冥衣铺,糊烧活的。注126定:什么叫糊烧活?金:不太懂啊?这会儿也没有了,你是不懂。那会儿死人,接三,得拿纸糊4个箱子,一个棚车一个马,还有一赶车的,拿着鞭子。人死到35天不是烧伞吗,那会儿讲究烧伞注127,糊伞,就干这个。我家北边住的,是我一个舅母婆,是我婆婆的娘家嫂子。这舅母婆好,那老太太个儿不高,就剩一人了,给东家西家的做卖活。做卖活跟缝穷不一样,这就在家做,做好活,都是软缎哪,那会儿大宅门有的是呀。她就指着这做活自己生活,还攒钱。结果儿子快结婚了,东西都预备好了,儿子死了,这多坑人哪。我现在还有一个喜字的茶盘子,就是我舅母婆的,那老太太好,来这儿不挑这不挑那的。像我这个新媳妇吧,头一回回娘家,走前得给他们磕头,给公公磕完了给小姑子请安,然后给姨婆磕头,给舅母婆也得磕呀,我那舅母婆也在这儿呢,舅母婆站起来了,说话细声细气儿的,到现在我还想着她那声儿呢:我不能受你的头,你还是娇客呢,你是外甥媳妇,我不能受你的头。还有个姨婆,是我婆婆的妹妹,她们(指姨婆的婆家)也姓董。一年得在这儿不说住半年吧,起码也得住5个月。她是第一监狱的所长,挺大的脾气。本来我这小姑子就够瞧的了,她还挑唆。有一回那姨婆又到这儿挑唆事儿来,还一个姑婆,叫九姑姑,也不知是哪支儿的,吃完饭这几口,公公、小姑子、姨婆,就到我舅母婆那边讲究我去了,嘿哟,这么着那么着的,说给我听,我也急了,我连屋里都不待了,我就出去了。那天还下小雨呢,北屋那儿前沿深,有高台阶,我到那儿站着去了。我不敢搭茬儿,那我走出去会儿还不成吗。真欺负人。我也不敢一赌气回娘家,可不敢。回去我也不说,什么话都不敢说,我爸爸脾气不好,我要说得乱七八糟的,他跑到这儿闹来,我还过不过了?有时跟妈说说,深了也不说。今儿是初十,我今早儿还想起来呢,我公公是我结婚第2年,腊月初九死的,60岁。初八还指着点腊八粥呢。转过天儿初九死的,伤寒,几个礼拜就死了,老怕伤寒少怕痨啊。再转过年3月还是4月我们小姑子结的婚。也没办,就请请亲戚就完了。她出嫁时29岁,因为哥哥还没结婚呢,这妹妹要是结婚了,这家里就没人管家了。就不让她结婚,耽搁着。要不,这么样跟她哥哥也做点仇。她跟她哥哥不对付,一句话也没有。她哥哥后来死的时候,她来给穿上衣裳,哭没哭上两声,扭头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就这样。现在走得近乎,是他们俩(金恒德夫妇)净去,他们去她厚道着呢,这么着那么着的。金恒德:我姑姑还住在豁口,西北套。她也爱说着呢。定:您小姑子的丈夫是干什么的?金:什么也不干,他比我小姑子大12(岁)。她的婚姻遂心不遂心也就那么回事儿吧,都是我姨大大管的闲事儿。我这个妹夫他们家姓那(nā),他姑姑姓李,他姑姑是宫里头的宫女,没儿子,就把这侄儿过给她这儿了,跟他姑姑过。我这个妹夫就随他姑姑的姓,姓李了。公公死了,小姑子走了,就剩我一人了,舒服了。附图:“穷西北套”地图后来我们又搬到西海北河沿20号,不是离着德胜门晓市近么,他(丈夫)就天天上那儿摆摊去。先搜家里这用不着的东西,然后再在街上买点儿,摆到摊上卖去。反正连家里的带着上外头买的,也说不上是赚是不赚。涛贝勒也摆摊去,也是拿家里的(东西)。还有一个贝勒,管我还叫婶呢,一到我们家就让我给他烙芝麻糖饼吃,也上晓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把四象定为阵主,搞得阵法完全自主运行,根本就不管是不是虚灵!”“切,老凡,你该不是有了挫败感才那么歇斯底里吧?”林岳嬉笑道,“不过说真的,你身上还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啊?这聚金成形的力量还真牛逼啊!”“没你想得那么复杂,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这能力!”其实自己也觉得奇怪,这能力是何时获得的,又是从何而来呢?“管那么多干嘛?反正你……妈呀,又来咯~~”林岳大呼小叫地跳脚起来,我惊觉四周的十字形空间竟完全扭曲了起来,不多时便形成了一个四方空间。突起的巨木、飞掠的树枝、狰狞的“木兽”自四方慢慢逼近,看来阵法已经自行将剩余的树木凝成了新一轮的攻击。“好吧,那就只有放手一搏了!”我低喝道,一摆手中的战刀,半月刀轮再次疾转,银色的刀轮在身周不断扩张。那四象并未急于攻击,只是静静地守住各自的方位。黑暗中突然闪起一道青绿色的光芒,在刀轮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北斗阵形。光芒中,七根数人难以抱合的木柱平地而起,各自散放着耀眼的绿光。原本安静的四象此刻躁动起来,伴着光芒的剧盛直冲入北斗阵形中瞬间消失了。拉近林岳,两人背靠着站立在一起,刀轮在意识的控制下飞速扩张。北斗阵形中突地一阵爆裂,七根巨木均裂作四段飞入半空,断木在绿光中渐渐幻化开来,形成了二十八只形态各异的鸟兽,咆嚎呼啸着在四周聚起了球形的包围圈。“搞笑了,四只变出这么多来,我们来的不是动物园吧?”在刀轮的保护下,林岳还能谈笑风生,但他的声音也不由得有些打抖,“那些是什么东西?该不会全是阵里的虚灵吧?”亢金龙、角木獬、井木犴……几个熟悉的动物形态跃入眼帘,这些兽形曾在一些典籍资料上见过,想不到今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是它们到齐的话,那这个阵形岂不就是……“我收回刚才对布阵前辈的评价。”无故而出的话语把林岳说得一愣,“他老人家不是混蛋,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忿恨中杀心大盛,我猛挥双手,满地尘土一阵飞扬,地面浮起无数银色弹丸,面前的半月弯刀也在旋转中随即化散开来。意识的控制下弹丸在空中狂转不已,逐渐聚成了二十八个浑圆的盾牌,那盾牌的边上布满了尖锐的弯刀,宛如锋利的狼牙闪着寒光。“带刀的盾!老凡,你玩狠的啊?!”林岳见到这些盾牌失声道,“能不能先给我造个大个的盾牌,免得殃及无辜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这根本就不是围困虚灵的印阵!”愤怒和怨念烧红了我的眼睛,全然不顾林岳的问话,“既然是杀戮修道者的阵法,那就和我的狼牙刀盾阵一见高低吧!”十三、阵义四象、北斗、二十八宿,很难有人会把这三者之间关联起来考虑,当初看到与了然交流的资料时,我也纳闷了半天,后来在他的指点提醒下方才领悟。从风水的排布看,这是用以设局控制他人运势的“煞阵”。四象暗含两仪,定天地而控其根本;北斗主凶吉,祸福生死多以七数为界;二十八宿则循道五行,限制着每月每日的变化发展。如果将北斗阵形结合五行定作克制阵内人的五行命格,配合着四象的控制和二十八宿的变幻,那此人的命数一定被搅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直到被整得家破人亡为止。了然曾提到过,这阵法在玄学鼎盛的过去,是专门用以杀戮收服修道者的斗法阵形,由于阴毒险恶过甚,会折损道行,因此很少有人去运用。之后便随着玄学风水主流的消沉,这个阵法被一些心术不正的堪舆者引用篡改,逐渐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在面对的正是这种阵法,从发动的效果来看应该就是一脉正宗。林岳的炉铲和我的锐金印阵均属于金性,而木性为阵法的根本属性,因此金性的物体和行为自然就受到了这个庞大的阵形的反击。作为阵法的本身来说,其中的天罡参木印阵是守护封印原本处于此地的土性虚灵,四象与二十八宿则是预防一些修道者窥觑这里的防卫手段。阵法一旦发动是敌我不分的,且异常险恶,也正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作风激怒了我。狼牙刀盾飞旋着在空中布开了一个球形的防御,二十八宿的形态不断变化着角度发起攻击,坚实的爪牙、翅膀和尾巴轮番击打在金属盾体上,发出恍如洪钟般的巨大响声。频繁的攻击并没有对狼牙刀盾造成损伤,自地下提取的多种金属聚合体造就了它们坚不可摧的特性。轸水蚓、翼火蛇、壁水蝓等凭借着自身体形的特殊,意图从空隙攻击入内,却因木性的关系被飞转的刀刃斩得粉碎,化作一堆碎块掉落在地下。激战中,球形屏障忽地膨胀开来。离得较近的二十八宿见缝隙增大,顿时冲入。一阵喀嚓声响中,数只被绞落在地,缝隙中倏然飞出数十个巴掌大小的轮锯,飞速盘旋着在二十八宿阵中横割开来。狼牙刀盾原本光滑的盾面上枝丫地生出了许多带着倒钩的尖刺,疾转下有如露着利齿的狼群,紧跟轮锯扑入阵中。二十八宿一时间阵脚大乱,在夹杂攻击下已有半数被绞碎击落。狼牙刀盾一击得手,并不追赶,腾地缩紧阵形全速回防,只留下那数十个轮锯在二十八宿阵中左冲右突。“呼呼”几声,四段粗大得难以想象的木柱横空飞来,阵中旋起了四个硕大的“木轮”,在仅存的二十八宿前形成了一个防护盾。笃笃声响成一片,横扫阵中的轮锯深深地嵌在了木柱之上。木柱旋动得更快了,挟着风雷之势直冲狼牙刀盾的防护圈。“找死!”恼怒中我喝骂一声,催动轮锯继续攻击,但卡在木柱上的轮锯竟如生根一般纹丝不动。轰地大震传来,盾阵的防卫在撞击下一片松散,木柱趁着盾阵尚未聚拢,有意识地将分散的狼牙刀盾逼向四处。“老凡,它们用的是敲壳吃乌龟的战术!”林岳注视着战团,大声呼道,“那些木头野兽估计要趁火打劫了。”“战术分析不错,不过你要想当乌龟别拉上我。”林岳的分析的确有理,虽然用词实在是令人皱眉不已。狼牙刀盾在木柱的牵制下已渐渐无法保护我和林岳的安全,它们的旋转切割攻击对于这些巨无霸级的木柱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虎视眈眈的二十八宿已全数集结在盾阵最薄弱处,前锋位置上的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咆哮着跃跃欲试,只等缺口大开便一拥而上将我俩扑杀当场。“其势昭彰,汹涌而至,刚猛之处,阴柔化之。”了然曾如是说过,风水格局中,对于这个险恶凶猛的阵势可以用阴阳并济的两仪之法化解。脑中灵光闪过,风水阵形既然是遵照斗法阵形而来,那阵法的本质也就相同!木柱一顿,面前的刀盾全然消失,就连卡在柱身的轮锯也不知去向,阵法中心的两人已毫无防御地曝露在二十八宿的面前。林岳见状挥刀正欲格挡即将到来的攻击,我一把拉住他的身形,眼光直射空中那张牙舞爪的二十八宿。无数道微弱的光线在身边飞速闪动起来,嗤嗤的破空声回荡着整个空间,二十八宿已扑到了面前,那锋利的爪牙距离我俩的头顶已不足数寸。“喀嚓……哗啦……扑!”杂乱的声响不断响起,在身周的地面上散落下了大量的木块碎片。抬头望去,空中的二十八宿连带那四根巨大的木柱早已不知所踪。窸窣声中,黑暗中飞出大量的坚韧的金属细丝,噼啪地将地上散落的木块再度勒割成碎片。“金属丝?!老凡,有你的!”林岳看着眼前的景象喜形于色道,“这招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别给我戴高帽子,投机取巧罢了。”听辨多时,终于确定了阵中没有剩余的威胁。我方才发现,浑身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如果慢了半拍,估计变成这样的就是你我了。”“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看玄幻小说都没那么过瘾。”好像刚才大呼小叫的人不是他似的,林岳一付兴奋有余的样子,“不过,咱们怎么离开这里啊?”“出口是死门,刚才打斗的时候似乎已经移位了。不过,那边的坑似乎有点蹊跷。”面前的金属细丝化作数个螺旋叶片微微地扇动着,辨着空气的流动我俩来到阵中心不远的一个坑前。这是一个直径大约一米半的坑,深度不到两米。在坑壁的一侧有另外一个孔道斜斜通向地下的某处。从空气流动的感应判断,那孔道相当深远。会不会是土性虚灵逃遁的出路?思考片刻,我招呼着一旁东张西望的林岳,拉他进入孔道。入口处仅容一人匍匐爬过,但行进不远后空间便扩大到一人多高。又走出了十多米后,面前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球形土室。“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林岳惊讶道。“看来是有人或什么东西从外部挖掘了这个通道,将困在阵中的土性虚灵引入了这个土室,然后消灭了它。”我打量着四周说道。“怎么说?你怎么不认为是土性虚灵自己挖的通道?”林岳好奇道,“再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土性虚灵的葬身之地?”“泥土翻动的方向与我们过来的地方相反,这就证明了是从外挖进来的。”我捻了下壁上的泥土,“这个土室的泥土是新挖的,但表层上却有着一层绿色的不知名植物,明显是后期布上的。”“嗯?我看看。”林岳上前抹了一把,用电筒照射观察了一下,“是一种少见的蕨类植物,木克土,这里曾经布过木性的某种阵法?”“应该是这样,植物上凝结了少量的水珠,我碰到的时候可以觉察到杀气和一些模糊的场景,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感觉很像是一场激烈的争斗。”“拾水”的力量也并不是无所不知,水就像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如果载体太少,所能储存的信息就更少,“取阵形薄弱处挖掘,引虚灵到这里布阵收伏,看来是个高手!”走出土室,一路沿着地道前行,大约半小时后便看到了刺眼的光亮自头顶斜斜地射来。面前出现一个上升的坡道,两人终于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地面世界。“这什么地方?”潺潺的流水声自耳边传来,林岳眯着眼适应着地面的阳光。“是城北的植物园。”熟悉的环境不由让我想起和晖儿恋爱时的情景,在地下行走并没有多久,出口竟然已是远离美术馆数十公里的植物园。“老凡,你看看时间,我的表好像坏了。”林岳望着手上的卡西欧表奇怪道,“进壁炉的时候是十一点零五分,怎么现在才十一点四十分?!”“你的表没坏。”看着头顶的太阳,我指了指一旁巨大的花钟道,“现在就是十一点四十分,那阵法把时间凝固了。”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我俩对视着笑了起来,凶险过后的感觉格外地轻松,如果不是两人想泥猴一般的造型,此刻倒是可以找人帮忙合影留念一下。……“胡来!简直他妈的愚蠢!”林岳一反常态的暴躁道,“她以为她是谁?!神奇公主西瑞?!我和老凡都差点挂了,她就这么一个人去不是白给吗?!”“别急啊,S没你想的那么乱来的,她只是去探消息。”晖儿耐心地劝道。回家换下脏乱的衣服,林岳在客厅里眉飞色舞地和晖儿描述着适才的场面,在她惊疑的表情中我在手中凝出了一个狼牙刀盾,随即又让它消失在面前。惊喜之余晖儿却说出了一个让林岳暴跳如雷的消息——S半小时前来电,她正独自一人在城西冶金仓库探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电话中传来机械的回复声,林岳别有意味地望着我,眼神中似乎比平日多了些什么。“冶金仓库那里是手机盲区,我们这就赶去看看。”我拍了一下林岳,搭在他肩头的手掌用力捏了捏。低声交待了晖儿几句,我拉上林岳出门叫了辆出租直奔城西而去。……随着蜿蜒起伏的山脉映入眼帘,车子渐渐驶近了城西工业区。这是城市重工业的集中地,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脉,出于就近取材加工的考虑,本市的冶金厂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仓库。仓库延用了早期废弃的防空掩体,这个在山腹内部开凿而成的掩体大约有数十万平米的空间,里面堆放的都是半成品和成品的金属锭块。“金似覆釜兼仄月,是武星”,山脉处于西金位,山形风水显示其五行亦属金,武星观照则必有凶猛之物,但山上从未出现过大于黄鼠狼的食肉动物。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篇的记载来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只凶猛异常的金性虚灵。一路上林岳还是啰哩啰嗦的东问西问,但与平日不同,这些问题都是关于金性虚灵的特性和我准备的计划。就在我被他烦得还剩半条命的时候,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王亦凡,你们在哪里,快到城西冶金仓库来!”S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急促的语调听不出是兴奋还是恐惧。“我们马上就到仓库了,你人在哪里?!”我生怕断线,急速说道。“快到了?那我……”电话突然挂断,林岳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迅速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要求司机加速到一百六十码。仓库入口前除了警卫和稀落进出的工人外,根本没有S的影子,我和林岳交替着拨打S的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下只能找人询问,试图打听S的下落,但偌大的地域范围使我俩一筹莫展。“喂~~我在这里~~”呼唤传来,声音发自仓库顶上的山坡,那是S的声音!林岳条件反射般地撒腿朝山坡上奔去。换作平日或许我会和林岳一样飞奔上去,但腿上的箭伤还没有愈合,只能拄着手杖慢慢地沿小路缓行。不过,这未必是件坏事,在路上借着拂来的山风,我早已将山坡上的状况探查清楚,看来我俩是虚惊了一场。“……手机没电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我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清楚吗?”两人的身影尚未出现,咄咄逼人的话语早已传了过来,看来林岳心急口快,又惹恼了S。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场景实在是有趣得紧,林岳一脸无辜地靠在树干上正被S滔滔不绝地轰炸着,在山风的撩动下,数片绯红的树叶在两人的身边飞舞。记得日剧爱情片经常有类似的场景,但这两位主角的表现却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剧目——《三娘教子》。“原来是手机没电,我们还以为你遇上危险了。”我笑着走上前给林岳解围道,“不过话说回来,S你怎么跑这个山坡上来了?”“我上来透透气,仓库里闷死了。”S环视着周围说道,“这里的视野不错,还有一片红枫林,感觉舒畅了很多。”“嗯?你去过冶金仓库里面了?!”我和林岳异口同声道,按之前市美术馆的状况,冶金仓库很可能也被神秘高手捷足先登了,S既然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冶金仓库,那就应该看到过什么。S并没有爽快地让我俩一解心头的疑问,而是从背包中拿出了她那台形影不离的小型笔记本电脑。在鼠标的轻点下,一个3D模拟地图出现在我俩面前。“冶金仓库是垂直山壁开凿的,直线进入山腹,在中心区域折转掉头平行向外开凿,从剖面图看是一个倒着的‘V’字形。”S一边演示变换着图形角度,一边仔细讲解道,“这座山的后部延续山脉是很多金属矿脉的集中点,但所有的矿脉到了仓库这部分便全部中断。”“西山座金开南口,火星头尖而足阔。”从S的地图方向标来看,山体的仓库出口在南,折弯处距离矿脉集中点足有近一公里。V字造型配合山南阳火位恰好组成了一个火克金的尖刀煞,而那大开的V字口则聚集了南方丙丁火,加上山中的金属矿脉被截断在身后,这只金性虚灵几乎是被死死地钉在了山腹中。“上个月这里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仓库的部分石壁轻微开裂。”S继续说道,“不过经过一番修补加固之后,没有什么危险,这边的主管部门也借机对仓库内部休整了一下。”“内部休整?什么意思?”林岳呆呆的问道,“补完再贴点石膏线,弄几个吊顶?”“您真内行!”S把林岳的口头禅丢还给他,“只是给内壁加固了水泥,并用垩土粉刷了。”“垩土?!”我心中一惊,“怎么不是用的特种防水涂料?”“哦,他们说附近垩土矿的矿渣再度提炼加工可以变废为宝,之后拿这里做试验了。”S撇了撇嘴道,“省下的工程款进腰包,还可以申请科研成果,政绩啊~~”“就是,他们一定串通了设计、施工的人,蛇鼠一窝。”林岳连忙点头称是,并不失时机的拍马道,“内幕都打听的这么清楚,你真厉害。”“我同学负责这里的一部分工程,而且我也参与了这次工程的部分设计。”S语音未落,林岳的脸上便露出了被马蹄踢到的表情。方才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是王昆仑的女儿。有关方面介绍说,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次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了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见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周海婴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几点:1.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说:这是一起由电影胶片起火导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锁了其中一扇门(反锁原因不详)。可是,她又担心影响中苏关系,因而不敢深入追究。2.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问过(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沈醉否定了“国民党暗杀冯玉祥”的可能性。我们根据周海婴的说法,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女士以下这一句话,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这段话是否暗示着苏联人也有放火暗杀冯玉祥的嫌疑?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在这篇文章中,冯弗伐是这样说的:“……关于父亲(冯玉祥)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怨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冯弗伐的说法,总结如下:1.(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否认“国民党暗杀说”。2.李德全对火灾有疑问,但是没有提出过调查的要求。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说:苏联调查结果是烈性炸药引起的火灾(谁调查的?哪个报告?没有交代)。我们再来听听冯玉祥四女儿冯理达的说法。冯理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怜爱的小妹晓达,突然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没回来……我们从窗口逃出去,然后飞奔过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晓达也失踪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有余温,可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电影胶片起火,肯定是小范围的,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无线电、医务室和驾驶舱事先都遭到了破坏……”冯理达的证言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舱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这个空间似乎并非是封闭的。除此之外,冯理达在《文学报》总第1325期中提供的说法如下:“……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这是我党为迎接我父亲拨专款给苏联的。7月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9月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冯理达的说法,总结要点如下:1.冯玉祥是在烟火中窒息死亡的。2.轮船起火看似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但是冯理达存疑。3.冯理达认为有人蓄意放火暗杀冯玉祥,但是不知道谁是凶手。我们继续听冯玉祥其他子女的说法。冯玉祥的三子冯洪达,描述其父冯玉祥死亡一案是这样说的:“……(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起火,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大火吞噬了父亲(冯玉祥)和姐姐晓达的生命,亲爱的父亲,就这样骤然与世长辞了……”冯洪达采取了“中性说”,没有指控任何人。(冯洪达的说法,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69页。)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1948年9月8日,冯玉祥遇难的一个礼拜之后,(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公布了以下的死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今忽遭此意外,实在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同时,中共发布了冯玉祥的官方略历如下:“……8月31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上述的这些电报,也出自《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资料。我们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认为:冯玉祥是死于失火事故,并非死于谋杀。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是这样说的。这里请读者注意一点: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公共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势力暗杀,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借此攻击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心。假如中共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中共不应该放过这个攻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绝佳机会。这艘船是苏联的船,因此,我们来看看苏联的说法:冯玉祥逝世之后,苏联“塔斯社”于1948年9月4日发电称:“……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可见,当时苏联公开的说法也是“意外事故”一说。我们对冯玉祥之死一事的各种说法,作一个总结如下:1.遗孀李德全:怀疑有内幕,但害怕“影响中苏关系”,不敢追究。2.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高层人物沈醉:不可能是国民党所为。3.次女冯弗伐:一直在追问,但是不知道真相。4.秘书赖亚力:苏联调查说是爆炸物起火(调查报告出处未交代)。5.四女冯理达:怀疑“胶片起火说”,认为是暗杀,但凶手不明。6.三子冯洪达:没有明确指控任何人。7.中共:轮船“失火”,属于意外事故。8.苏联:“影片起火”,属于意外事故。至此,我们综合各方的说法,似乎可以大致确定以下两点关键事实:1.轮船起火,涌出浓烟。2.冯玉祥受浓烟窒息而死。显然,本案破案的关键在于是失火,还是蓄意放火?如果是蓄意放火,那么是谁放的火?我们不妨逐个分析:嫌疑人一:“中共”。但是,冯玉祥亲共,冯玉祥死亡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作案动机很难成立。嫌疑人二:美国人。但是,美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暗杀亲共人士的记录。嫌疑人三:苏联特工。但是,冯玉祥亲苏,冯玉祥死亡似乎也不太符合苏联的利益,作案动机似乎不明。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作案代价明显过高。嫌疑人四:国民党特工。但是,李德全说“国民党特工”已经在岸上被甩掉了。再者,国民党特工放一把火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是否玩得太大?当然,毋庸讳言,我依据现有的史料,不足以作出肯定的结论。冯玉祥的命案,是一起典型的“罗生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李德全“为了不影响中苏关系”,而不敢追问冯玉祥之死的具体内幕。我想,这一条信息,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可是毕竟目前的史料又不足。恐怕这个案件,要等到“克格勃”相关档案公开之时,才能进一步探讨了。

                      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

                      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在1946年坠机身亡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是,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到底是飞机失事?还是一场阴险的政治谋杀呢……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江苏省江宁县的一座小山上坠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场身亡。对于戴笠的死,民间传闻颇多,一般猜想是红色特工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比较不靠谱的猜想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我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最大。而戴笠所乘坐的第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除了天气恶劣的因素以外,还有国民党空军腐败的因素。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请各位跟我来听听戴笠生前的心腹沈醉,他是怎么说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戴笠乘坐的,是222号专机,是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他于1946年3月16日从北平飞往天津,当晚在天津住宿,第二天(3月17日),戴笠乘坐这架飞机从天津飞往上海,当天起飞之前,戴笠就接到了通知,说天气不好,不宜飞行,但戴笠仍然坚持飞上海,因为他要去上海接他的情妇胡蝶。戴笠叫人多备了汽油,说如果上海天气恶劣不能降落,则转飞南京,再不行,就去青岛或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抗命,便于当日(3月17日)上午从天津起飞,到达上海的时候,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飞机降落,于是依照预备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大雨,南京的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是,由于云层很低,而且又有雷雨,飞机和地面联络非常困难,在穿过云层下降时,飞机竟然越过机场飞到江宁县去了,到12点联络突然停止,飞机撞上了山……”这份证言所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作为戴笠的心腹,沈醉认为:戴笠死于意外失事,也就是说,戴笠不是死于暗杀。值得注意的是,沈醉说戴笠坚持当天要飞上海,是为了去接他的情妇——电影明星胡蝶。这叫什么?这叫“官场腐败”。一个高官,为了见情妇,置天气恶劣于不顾,说好听点是痴情,说难听点是腐败,腐败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真是“死了都要爱”。那么,蒋介石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可见,依据沈醉的回忆,蒋介石对于戴笠飞机的失事,不但感到很意外,而且是方寸大乱,十分着急。大家注意蒋介石在上面说的这句话:“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蒋称匪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蒋介石的这话说明: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走了。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蒋介石不会装蒜吗?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蒋介石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蒋介石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蒋介石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蒋介石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蒋介石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蒋介石同意了……”沈醉的这段话,仍然出自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戴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蒋介石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蒋介石事先根本就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多亏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临时接替戴笠的工作。鸡飞狗跳,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的迹象和“蒋介石暗杀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拘押方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拘押方,因此,哪怕蒋介石有那么一丁点儿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蒋介石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像本文这样,将蒋介石写成一个对于戴笠之死事先毫不知情的人。从这点而言,沈醉这份关于蒋介石没有谋杀戴笠的描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可信度。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因此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蒋介石“失势”,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

                      装满食物的货架,不论什么食物,只要是现成的可以吃就行,无须烘烤,无须到厨房里去烹制,时间不允许她想入非非。她刚刚前进了几米远,恐惧又偷偷袭来,也许她产生了错觉,也许真有一条恶龙潜伏在那里,张着大口等着她,或者是一个幽灵把手伸过来,要把她带到死人的世界,那些死人永远死不了,因为总有人让他们再生。随后,她又回到凡人的世界,一阵无可奈何的巨大忧伤袭来,她觉得所在的地方不是什么食品仓库,而是一个停车场,而她仿佛真的闻到了汽油味,这时候精神可能产生幻觉,向自己造出的妖魔俯首称臣。就在这时候,她的手摸到了什么东西,不是幽灵黏黏的手指,不是恶龙滚烫的舌头和咽喉,而是冰冷的金属,垂直平滑的表面,她猜想,不知道怎么称呼,应该是货架的金属结构。估计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货架,按习惯应当一个个平行地摆放着,现在的问题是搞清食品在哪里,这里不会有,气味骗不了人,是洗涤剂。顾不上再想难以再找到楼梯,她开始沿着货架走,一个一个地摸,一个一个地闻,一个一个地晃动。有些硬纸板包装箱,玻璃瓶和塑料瓶,各种细口瓶,大号的中号的和小号的,还有罐头,各种各样的容器,管子,口袋,铅管。她随手装满了一个塑料袋。这些都是能吃的东西吗,她惴惴不安地问自己。她朝另一些货架走去,在第二个货架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手胡乱摸着,看不到摸到了什么地方,把一些小盒碰到了地上。小盒落到地板上时发出的声音几乎让医生的妻子心脏停止跳动,是火柴,她想。她激动得浑身颤抖,蹲下来,双手在地上来回摸索,找到了,它的气味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摇一摇,里边的小棍发出声响,盒盖可以滑动,两侧是涂着磷的粗糙的砂纸,火柴头在砂面上一蹭,终于一个小小的火苗亮起来,像浓雾中的一颗星星,在她周围照出一片半明不暗的球形空间,我的上帝,有了光亮,我的眼睛看得见了,赞美光明吧。从现在开始,收集东西就轻而易举。先从火柴开始,几乎装满整整一个塑料袋,没有必要带走这么多火柴,理智的声音对她说,但她不肯听理智的劝告,后来,火柴摇曳的火苗照到了一个个货架,这边,那边,在很短时间里所有塑料袋都装满了,必须把第一个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因为里边没装什么有用的,而其他口袋里的财富足以买下整座城市,对这种价值的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消回忆一下曾经有一位国王想用他的王国换一匹马的故事就会明白,如果他现在饿得要死,如果人们给他看这些塑料袋,他还有什么不肯奉送呢。楼梯就在那里,径直向前就能走到。但是在此之前,医生的妻子坐到地上,打开一包香肠,一包黑面包片,还有一瓶水,吃起来,心中毫无歉疚。如果现在不吃,就没有力气把这些东西带到需要的地方,她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员。吃完以后,她把口袋挂在胳膊上,每侧三个,举起手,一边划着火柴一边前行,到了楼梯处,然后开始艰难地往上爬,食物还没有通过胃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到达肌肉和神经,在这种情况中,最难受的要数脑袋了。门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响动,要是走廊里有人呢,医生的妻子刚刚想,那我该怎么办。一个人都没有,但她又问自己,现在我怎么办呢。到了超市门口,可以转过身来朝里边喊,走廊最里边有食物,有道楼梯通向地下室里的仓库,你们去吧,我没有把门关上。可以这样,但她没有这样做。依靠肩膀,她把推拉门关上了,并对自己说,最好不要声张,否则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盲人们像疯子似的朝那里涌过去,如同在精神病院宣布着火时那样,沿着楼梯往下滚,被后边的人踩伤压死,后边的人也会掉下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往下走和踩在滑动的身体上不是一回事。等食物吃完以后我还可以再回来取,她想。现在她改为用手提着塑料袋,深深吸了一口气,沿着走廊朝前走去。盲人们看不见她,但是,她吃过的东西的气味呢,香肠,我太笨了,香肠会成为活生生的足迹。她咬紧牙关,用力紧一紧塑料袋口,我非快跑不可,她说。这时她想起了那个膝盖被玻璃片扎伤的盲人,如果我遇上那种事,如果我不小心踩在玻璃上,也许我们早已经忘记,这个女人没有穿鞋子,也没有时间到鞋店去,城里的盲人则不同,他们虽然不幸失明,但可以凭触觉挑选合适的鞋穿。必须快跑,现在她跑起来了。开始的时候还在一群群盲人中左躲右避地穿行,尽量不碰到他们,但这样速度不得不放慢,有时还要停下来确认路径,这足以让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形成类似光环的东西,因为光环并不都是芳香缥缈的。没过多久就有一个盲人喊起来,谁在这里吃香肠呀,话音未落,医生的妻子便把谨慎抛在脑后,开始疯狂往前跑,绊在这个人身上,撞倒了那个,把另一个推到一边,这样做理应受到严厉指责,因为不该这样对待盲人,对他们来说失明已经够不幸的了。她来到街上,大雨倾盆,这反而更好,她喘着粗气,两条腿不停地哆嗦,心里想,这样人们就不容易闻到气味了。不知道什么人把她腰部以上难以遮体的破衣烂衫扯掉了,现在她赤裸着上身,用个文雅的字眼说,天堂之水顺着她的胸脯流下来,闪闪发光,但这并不是一幅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因为有幸装满的塑料袋太重了,她无法把它们像一面旗帜一样举起来。但这样也有不利之处,令人兴奋的香味正好在狗鼻子的高度前行,街上怎能少得了狗呢,现在它们没有主人照顾喂养,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的狗几乎成了群,但愿这些动物不要伸嘴用牙齿试一试塑料袋结不结实。这样的大雨差不多能酿成洪灾,也许人们会躲起来等待天晴,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处都有盲人仰起头张着嘴解渴,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贮存水,另外一些盲人有先见之明,也更为明智,拿出桶和锅,举向慷慨的天空,可以肯定,上帝根据人们干渴的程度行云布雨。医生的妻子还没有遇到过水龙头流不出一滴这种宝贵液体的情况,这是文明的缺陷,我们习惯于在家里用自来水,但往往会忘记,这需要有人打开和关上阀门,需要水塔和水泵,需要电力,需要计算机调节和管理贮水量,而做到这一切,眼睛都必不可少。同样,正因为没有眼睛,人们才看不到现在的场面,一个女人带着一堆塑料袋在积水的街上走着,到处是腐烂的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是弃置的小汽车和大卡车挡住公共交通道路,有些车轮四周还长出了青草,还有盲人们,盲人们张着嘴,也睁着眼,面向白色的天空,而这样的天空似乎不可能下雨。医生的妻子一边走一边查看街道标示牌,有一些她还记得,有一些忘记了,这时她觉得转了向,迷了路,无疑,真的迷了路。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既认不出街道的样子,也认不出街道的名字,她绝望了,坐在肮脏的地上,弄得满身黑泥,她没有力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放声大哭起来。那群狗围着她,嗅嗅塑料口袋,但一个个都显出没有多大兴趣的样子,也许是过了吃东西的时间,其中一条舔了舔她的脸,大概它从小就习惯于舔干主人的泪水。医生的妻子摸摸它的脑袋,伸出手搂住它湿漉漉的腰,后来的眼泪是抱着狗流出来的。最后,当抬起眼睛的时候,千遍万遍地赞美十字路口的神灵吧,她看见眼前有一幅巨大的地图,就是市政旅游部门在城市中心竖起的那类地图,主要供那些想知道已到过哪里和现在身处何地的旅游者使用,让他们放心。现在,所有人都失明了,似乎很容易说这笔钱使用不当,但我们应当有耐心,让时间说话,我们早就该学会并且永远记住,命运要到任何地方都必须走许多弯路,只有命运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才在这里竖起了这幅地图,告诉这个女人她现在位于什么地方。她离目的地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远,仅仅在一个地方走错了方向,只消沿这条街往前走,到一个广场,从广场向前,过两条街后左转,然后在遇见的第一条街右转,就是要找的那条街了,门牌号她没有忘记。狗一只一只地留在后面,要么是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吸引到了另一条路上,要么就是已经在这个街区住惯了,不想离开,只有那条舔泪水的狗跟着流泪的女人走了,可能上帝精心安排的这个女人与地图相会的场景中也包括一条狗。他们确实一起走进了商店,舔泪水的狗看到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人们并不奇怪,它已经习惯了这种景象,有时候还在他们当中睡觉,等到起床的时候,那些人几乎全都活着。醒醒吧,如果还在睡就醒醒吧,我带食物来了,医生的妻子说,但在说话以前已经把门关上了,防备从路上走过的人听见。第一个抬起头来的是斜眼小男孩,他只能抬起头来,他身体太虚弱了。其他人稍微迟了一会儿,他们正梦见自己变成了石头,没有人不知道石头们睡得多么沉,只要去田野走一遭就能看到,石头们在睡觉,半陷入泥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把它们唤醒。但是,食物二字有神奇的力量,尤其是受食欲折磨的时候,就连舔泪水的狗也一样,它不懂人语,但开始摇动尾巴,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使它想起来,有一件淋湿的狗必做不可的事还没有做,于是它用力抖抖身子,水滴落到周围人的身上,雨水对狗来说算不了什么,身上的皮毛就是大衣。最有效的圣水,直接从天堂落下的圣水,这水滴能让石头变成人,而医生的妻子把塑料袋一个个打开,也参与了这场变形记。里面东西的气味并不都像最初被生产出来时那样,但一块硬面包的香味就是生命的精髓,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大家都醒了,一个个双手颤抖,脸上露出焦急的表情,这时候医生,正如刚才那条舔泪水的狗那样,忽然想起自己是干什么的,他说,要小心,最好不要一下吃得太多,不然会有伤身体;饥饿才有伤身体呢,第一个失明者说;要听医生先生的话,妻子申斥了他一句,第一个失明者不再说话,心中却冒出一股火气,他想,那医生先生连眼睛都不会治,不用说别的了。这话说得有失公允,我们应当考虑到,医生和其他人一样瞎,有证据在此,他甚至没有发现妻子进来的时候从腰部以上全都赤裸着,还是妻子要过丈夫的外衣穿在身上遮羞的呢,其他盲人朝她的方向看了看,但为时已晚,要是早一点看又会怎么样呢。吃饭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讲述了她的冒险经历,讲述了遇到的一切以及她的应对方式,只是没有说她把仓库的门关上了,她对给自己找到的人道主义理由也不太相信,不过她讲了膝盖扎进玻璃的那个男人的笑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但并不是所有人,戴黑眼罩的老人只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而斜眼小男孩则只能听到自己咀嚼发出的声音。舔泪水的狗也得到一份食物,并且立刻报答了众人,正好此时外边有人过来用力摇晃商店的门,它怒气冲冲地叫起来。无论来的是什么人,他没有再坚持,说起来外边到处是东游西逛的疯狗,走在街上,让人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这已经足够把人逼疯了。商店里又恢复了安宁,当大家不再饥肠辘辘,医生的妻子才讲了她和从这个商店出去查看是不是还在下雨的男人进行的谈话。后来她说,如果那个人的话属实,那么,即使找到了我们的家,它也不一定仍然像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我是指那些出来的时候忘记带钥匙的人或者把钥匙丢了的人,比如我们,我们就没有,留在大火里了,现在不可能从瓦砾堆里找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仿佛看到火苗吞没了那把剪刀,正在烧干上面残留的血迹,接着又咬噬它的双刃和两个锋利的刀尖,剪刀渐渐钝了,软了,变了形,人们不会相信它曾刺穿一个人的喉咙,大火过后,不可能在一团熔化了的金属中分辨出哪是剪刀,哪是钥匙。钥匙嘛,医生说,钥匙在我这里,说完,他艰难地把三个手指伸进靠近腰带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裤袋里,取出小小的金属环,上面挂着三把钥匙。怎么会在你那里呢,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提箱里了,应该一直在那里呀;我拿出来了,怕丢掉,觉得一直带在身上更保险,也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到家里的一种方式;有钥匙就好了,不过我们可能看到门被撞开了;也可能没有人去撞呢。一时间,他们忘记了别人,现在该问问他们的钥匙在不在了,头一个说话的是戴墨镜的姑娘,救护车去接我的时候我父母在家里,不知道后来他们出了事没有;接着是戴黑眼罩的老人,我是在家里失明的,他们来敲门,女房东来告诉我说有些护士在那里等我,当时顾不上想钥匙的事;只剩下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了,但她说,我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她知道,也记得,只是不想明说,当突然看到自己失明了的时候,奇怪的表达,但却深深根植于语言之中,让我们无从回避,她喊叫着冲出家门,向还在楼里的女邻居们求救,但她们坚决不肯帮忙,不幸降临到丈夫头上的时候她表现得那么坚强,那么能干,此刻却心乱如麻,竟然让家门敞开着就离开了,没有想到请他们让她回去一下,只一分钟,我把门关上马上就回来。谁也没有问斜眼小男孩有没有家里的钥匙,可怜的孩子连住在什么地方都还想不起来呢。于是,医生的妻子轻轻拍了拍戴墨镜的姑娘的手,我们从你家开始,离这里最近,但我们必须先找到衣服和鞋子,不能这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回去。她动动身子,要站起来,但发现斜眼小男孩吃饱喝足以后又睡着了。她说,我们休息休息吧,稍稍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再看会遇到什么情况。说完,她脱下湿漉漉的裙子,贴近丈夫,暖暖身子,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也这样做了。是你呀,丈夫问,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家,很难过,不过没有说你安慰安慰我吧,好像只是在心里想了想。人们不明白,是什么感情促使戴墨镜的姑娘把一只胳膊搭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肩上,不过她确实这样做了,并且没有挪开,姑娘睡着了,老人却没有。那条狗横卧在门口,在不舔泪水的时候,它是只性情暴躁难以相处的动物。14他们穿上衣服,穿上鞋子,只是还没有办法洗脸,但已经与其他盲人大不相同,至于衣服的颜色,虽然可供选择的不多,像人们常说的,这水果被挑过多次了,但都能相互搭配,这得益于身边有人给他们提供建议,你穿这件,与这条裤子正好相配,条纹与斑点不谐调,如此等等的细微之处都想到了,至于男人们,他们不大在乎,能咚咚响的都是鼓,但是,不论戴墨镜的姑娘还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锲而不舍地追问,她们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这样,就能靠想象力看到自己。关于鞋子,他们一致同意,应当考虑舒适而不注重美观,绝对用不着饰带和高跟,也不要小牛皮或者磨砂之类,街道处于这种状况,讲究那一套实在是胡扯,橡胶靴子就很好,完全防水,半高筒,穿和脱都方便,在泥泞地上走路再实用不过了。可惜没有为所有人找到这种样式的靴子,例如斜眼小男孩,没有大小合适的,他穿上靴子就像双脚在里边游泳一样,所以只得穿双运动鞋,至于用于哪项运动就说不清楚了。多么巧呀,他的母亲,不论身在何处,要是听到有人告诉她这件事,一定会说,如果我儿子看得见,也正好会挑这一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脚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穿上了一双特大号的篮球鞋,身高两米的运动员们穿的那种。当然,他现在看上去有点可笑,好像穿着白色软底绣花拖鞋,但不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之内这双鞋就会脏得一塌糊涂,生活中的一切莫不如此,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雨停了,盲人们不再张着嘴。他们还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在街上游荡,但从来不走很长时间,对他们来说走路和停着是一样的,除了寻找食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音乐没有了,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寂静,电影院和剧院只对那些没有家也不想再寻找家的人有些用处,一些演出大厅,那些最大的,早已被用作检疫隔离场所,当时政府或者后来陆续精品亚洲aⅴ一区二区三区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王鲁湘:好像是水鸟。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青铜立人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金沙遗址青铜立人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金沙遗址四节玉琮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玉钺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从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

                        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精品亚洲aⅴ一区二区三区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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