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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永久精品国产 发布时间:2024-01-28 1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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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人a成免费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暗杀时代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纯情陈璧君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笑了笑,希望这样婉拒不会造成误解。“随你的便吧。”康妮说着又戴上墨镜,在穿上那双又宽又扁的鞋向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玛维斯的肩头。剩下玛维斯独自一人,她原来担心厨房会失去舒适感,其实不然。她反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厨房里似乎挤满了孩子——在笑?在唱?——其中两个是莫尔和珀尔。她闭紧眼睛,想驱散这种想象,却反而更加强烈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康妮进了门,正在地板上拖着一只三十二夸脱的大篮子。“来,”她说,“帮把手。”玛维斯瞅着山核桃皱起了眉,对康妮正在安放的轧果钳、尖嘴凿和碗一个劲儿摇头。“算了,”她说,“想点别的我能帮忙的事吧。剥这些玩意儿的硬壳,我会发疯的。”“不会的。试试看。”“唔,唔,我不行。”玛维斯看着她整理那些工具,“你要不要垫些报纸?清理起来会容易些。”“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切消息全都靠人们面对面地拿嘴说。”“这倒也没什么,”玛维斯说道,“这些日子就没有好消息,没法再坏了。反正人们也无能为力。”“你话说得太快了。瞧瞧你的指甲,又结实,又弯得像是鸟爪子——地道的剥山核桃的手。这样的指甲每次都能把山核桃仁整个抠出来呢。多好看的手,可你却说你做不来,让你发疯。看着这么好的指甲白闲着,我才会发疯呢。”随后,玛维斯看着自己突然好看起来的手抠着山核桃仁,联想起六年级时的老师掀开书页:从封面一角抬起,顺着纸边碰到书签,轻抚着书页,用指尖沿着书上印的字行移动着。她在一旁看着有一种腿都软了的感觉。此时,她抠着山核桃仁,竭力少做姿态又不失优雅。康妮让她干起活来之后就走了,说是要去“照看母亲”。玛维斯坐在桌边,嗅着穿过门洞吹进来的风令人愉悦的气息,心里想着不知康妮的母亲多大岁数。从这个女儿的年龄来判断,老太太该有九十多岁了。她又想,还要多久顾客才来?有人找凯迪拉克的麻烦吗?在她要去的加油站那儿,地图上会显示如何回到亲切的七○号甚或二八七号路吗?她要向北,开到丹佛,然后再折向西。运气好的话,晚饭时候就能上路了。运气不好的话,她也打算第二天上午走。她要回到水泥公路上,听着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音乐曾帮她度过本妮走后的沉寂,一路不停行驶的几个小时—两个手指不耐烦地调着台,寻找更好听的歌曲、更美妙的歌喉。此刻广播在穿越田野,下到一条路上,然后是另一条路。断了。在一个地方乐声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段空白,没有了收音机带来的福音,她并不认为自己能适当地加以填补。从她就座的桌边欣赏着自己忙碌的双手,没有收音机的空白在扩散。无声的、神秘的火在喘着粗气,随着燃烧的加剧,声音却越发无力了:山核桃壳开裂的噼啪声,核桃肉落进碗里的叮当声,不停调整的灶具的哗啦声,昆虫的低鸣声,长长的杂草的争执声,远处玉米棒的咳嗽声。一派平静,但是她巴不得康妮快回来,以免又受到惊吓——幻听到婴儿在歌唱。那女人不在的时间似乎太长了,玛维斯听到一辆轿车碾过砾石路,然后刹车,门砰地关上。“嘿,老女士。”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松。玛维斯回头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她利落的腿脚快步走上台阶,由于没看到预期的人而停住了脚步。“噢,抱歉。”“没事,”玛维斯说,“她在楼上。康妮。”“知道了。”玛维斯觉得那女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衣服。“噢,真棒,”她说着走到桌边,“棒极了。”她把手指伸进碗里,拿了几颗山核桃。玛维斯以为她会吃一些,但她却松手把山核桃丢进了碗中的果仁堆里。“没有山核桃馅饼还叫什么感恩节?不成样子了。”她们俩谁也没听见光脚走路的声音,何况弹簧门也没发出声响,因此康妮过来时就像是幻影。“你来啦!”黑女人张开手臂。康妮投入她的怀里,两人摇晃着拥抱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丫头吓死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屋里有生人。”“我们的第一个,”康妮说,“玛维斯·阿尔布赖特,这位是索恩·摩根。”“嘿,很高兴认识你。”“摩根。摩根太太。”玛维斯脸上发烧了,但仍满脸堆笑,并且说:“对不起,摩根太太。”边说边端详那女人昂贵的牛津鞋、薄纱短袜、羊毛衫,以及裁剪合身的衣裙:浅蓝色轻质绉丝夏装,上面是白翻领。索恩打开一个编织钱包。“我又带来了一些。”她说着,拿出了一副飞行员式的墨镜。“好的。我只剩下一副了。”索恩瞥了玛维斯一眼。“她吃墨镜。”“不是我,是这栋房子吃墨镜。”康妮把镜腿插到耳后,在门口试着墨镜片。她转过脸正对着太阳,那一声“哈”的叫喊充满了反抗。“有人订了去壳的山核桃,还是你自己的主意?”“我的主意。”“做很多馅饼。”“不只做馅饼呢。”康妮在水池的龙头下冲洗着墨镜,并撕去标签。“我不想听,所以别告诉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康妮点点头。“你能给这丫头的汽车一些汽油吗?送她过去,再带她回来?”她说话的同时擦干净新墨镜,检查毛巾上的斑点和棉绒。“你的车在哪儿?”索恩问。她的声音里有些怀疑,似是不相信穿着皱巴巴的吊带便装裤和脏兮兮的童装式圆领长袖运动衫的人会有车。“一八号路,”玛维斯告诉她,“我走了好几小时才到这儿,可要是开车……”索恩点了下头。“很高兴去一趟。不过我得让别人开车把你送回来了。我倒是愿意亲自送你回来,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两个小子都要休假了。”她得意地看了眼康妮,“没等我注意,家里就满了。”随后她又问,“母亲怎么样?”“拖不长了。”“你肯定去丹比或者米德尔顿都不算好主意?”康妮把飞行员式的墨镜放到围裙兜里,向食品间走去。“她在医院里也就能喘上一口气,第二口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康妮在一篮山核桃上放了个小口袋,可能是颗手榴弹。那玩意儿放在奥兹莫比尔车里玛维斯和索恩·摩根之间的座位上,散发着紧张气息。索恩不时去碰它一下,仿佛在提醒自己那东西在那儿。厨房里的轻松谈话没有了。突然正经起来,索恩的话很少,在回答玛维斯的问题时说得极其简单,而且根本不问玛维斯任何事。“康妮人真好,是吧?”索恩看着她。“是啊,她是挺好的。”她们行驶了二十分钟,索恩在每一处上坡或转弯路上都很小心,哪怕坡度和弯度再小。她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她们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停下了车,向那个一瘸一拐走到窗前的男人要五加仑的油带走。他要玛维斯付钱,她说等她回来加满油箱时再付。他不信。最后谈妥先存上两美元。索恩和玛维斯驾车走了,转上另一条路,向东开了像是有一小时。索恩指着一个奇特的木制标牌,说:“我们到了。”标牌上端写着“鲁比·波普,三六○”,下端写着“小旅店,一六”。这小镇当时给玛维斯的印象是静极了,仿佛没人住似的。除去一家食品店、一家储蓄及信贷银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商业区。她们沿着一条宽街驶去,经过教堂前修剪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草坪和色彩柔和的住房。空气清香,树木幼小。索恩拐进一条侧街,那里的花园比房子还宽敞,花朵上罩满了蝴蝶。五加仑容量油桶的气味在索恩的车里十分刺鼻。但在那男孩的卡车里,夹在玛维斯的双脚间,油桶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气味。黏糊糊、油腻腻,再加上金属的气味,混在一起完全可能让她恶心,多亏那男孩主动做了玛维斯无法要求索恩·摩根做的事:打开了收音机。节目主持人宣布曲目时的语气听起来仿佛曲子是由他的家人或好友作的:所罗门王,奥蒂斯兄弟,黛娜宝贝,艾克和蒂娜姑娘,达科他姐妹,诱惑乐队。他们颠簸着前行,此刻高兴起来的玛维斯欣赏着音乐和那男孩头发剃掉的部分。尽管他比索恩令人愉快,但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已经从“鲁比·波普,三六○”开出了好几英里,听到《喷射》杂志音乐榜前二十首曲子的第七首了,这时玛维斯才意识到,除去加油站的小伙子,她还没见到一个白人呢。“你们镇上有白人吗?”“没白人住,他们不肯。有时来做生意。”当他们在驶向凯迪拉克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大宅时,他问道:“那里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厨房里待着。”玛维斯答道。“两个老妇人待在那么大的一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凯迪拉克没人碰过,但晒得发烫,那男孩在拧开油箱盖的前后都舔了手指。他还挺好心地为她发动了引擎,告诉她把车门敞开一会儿再上车。玛维斯没有费劲儿就让他把钱收下了——索恩则一直推让——他在车上收音机放着的歌曲《嘿,裘德》的伴随下开车走了。玛维斯坐到方向盘后面,在空调的冷气中凉快着,后悔没留意那男孩卡车仪表盘上的电台频率。她在驾着凯迪拉克返回康妮家的路上,徒劳地转了半天选台钮。她停下车,颜色像淤血一样深的凯迪拉克在那儿停了两年。那男孩发动引擎之时已经日落了。再说她也忘记问他路了。何况她记不起她存了两美元的加油站的方位,而且也不想摸黑去寻找了。还有,康妮已经填了作料,烤了一只鸡。但她作出过夜的决定主要还是因为那位母亲。中间的白色令人目眩。玛维斯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枕头和牙白色被子之间的那个轮廓,若不是一个颇具权威的声音说了句“别瞪着看,孩子”,可能她还发现不了什么呢。康妮向床脚俯身下去,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她用右手抬起母亲的两个脚跟,用左手抖松脚下的枕头,嘴里嗫嚅了一声“脚指甲跟刀片一样了”,又把那双脚轻柔地放好。玛维斯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和光线之后,才发现那张床的尺寸对一个生病的妇女来说太小了——简直是一张童床——床的四周,在光亮的边缘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康妮从其中一张桌子上拿起什么东西,趴到照亮病人的光亮中。玛维斯随着她的动作,看着她把凡士林涂到病人的嘴唇上,病人那张脸比围着头部的白布还要苍白。“应该有比这味道更好的东西。”母亲说着,用舌尖舔着涂了油的嘴唇。“吃的,”康妮说,“来点吃的好吗?”“不。”“一点鸡肉。”“不。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你干吗要带人进来?”“我跟你说过了,一个需要人帮忙倒腾车子的女人。”“那是昨天。”“不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告诉你的。”“唉,好几个小时以前了。那么,是谁请她进我私人房间的?谁请的?”“猜一猜。你,就是你请的。你不是想按摩头皮吗?”“不是这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玛维斯在她所处的暗处小声作了回答。“站近点。不到我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像是住在蛋壳里。”“别理她,”康妮对玛维斯说,“她看得见宇宙里的一切。”她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拿起老太太的一只手,逐个儿抚弄着弯曲的手指。玛维斯向前移了移,站进光圈里,一只手撑在床的铁架上。“你现在没事了吧?你的车能开了?”“是的,女士。我挺好。谢谢你。”“你的孩子们在哪儿?”玛维斯说不出口。“以前这儿有好多孩子。这地方有过学校,一所挺漂亮的学校。为女孩子办的。印第安女孩。”玛维斯看着康妮,但在康妮回眼看她时,马上垂下了目光。床上的老妇人轻声笑着。“日子难过啊,是吧?”她说,“看看那双眼睛。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绿得跟草一样。”“而你的眼睛当年是蓝的。”康妮说。“现在还是蓝的。”“随你说吧。”“那么说,是什么颜色?”“和我的一样——老妇人洗掉了色的颜色。”“递给我镜子,孩子。”“什么也别给她。”“在这儿我还是管事的。”“当然,当然。”三个人都看着褐色的手指抚摸着白色的手指。床上的老妇人叹了口气。“瞧我这样子。没法自己坐起来,没法傲慢到最后了。上帝该把脑袋笑掉了。”“上帝不笑也不玩儿。”“是啊,你对他无所不知,我敢说。下回你看到他,告诉他让那些姑娘进来。她们在门外聚成一堆,可是进不来。我在白天倒不在乎,可是夜里她们搅得我睡不好觉。你让她们吃得好吗?她们总是那么饿。吃得挺多的,是吧?不是她们爱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而是热乎乎的好东西,冬天这么糟,我们需要煤,烧草原上的树是犯罪,昨天的雪从门下面吹了进来,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罗伯塔修女在削葱头,保佑我们脱免罪责,你不能……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康妮把母亲的手在被子上放好,示意玛维斯跟她出来。她关上房门,她们俩来到过道上。“我还以为她是你母亲呢。我指的是你们谈话的方式,我原以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她们说着话,走下正中的宽大楼梯。“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的母亲?”玛维斯没有回答,部分原因是她不能说起这件事,也因为她正竭力回想:在这样一座没有电的房子里,母亲屋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吃过烤鸡晚餐后,康妮给玛维斯看了一间大卧室。她从四张帆布床中挑了离窗户最近的一张,跪在床上向外看。两个乳白的月亮,而不是一个,高悬在空中,简直就像康妮的一双眼睛。月光下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无法判断。小巧。充分。永恒。加利福尼亚,走哪条路?马里兰,走哪条路?莫尔?珀尔?那天夜里吃掉她的幼狮有一对蓝色而不是褐色的眼睛,这次它没有非把她按倒在地不可。当它用左爪钩住她的双肩时,她心甘情愿地把头向后仰去,把喉部露了出来。她也没有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咬的那一口满是汁水,但她一觉睡了过去,又做了其他的梦,直到歌声叫醒了她。玛维斯·阿尔布赖特离开了那座女修道院,但她经常回去,所以一九七六年她在那儿。在那个七月的早晨,对女修道院和镇子之间的龃龉,她已经留心了几个月,她本可以预料到整车男人穿云破雾的潜行。可她想到了其他事情:文身的水手们和在祖母绿的水中沐浴的孩子们。她被前一夜的欢乐搞得精疲力竭,便听凭自己在梦中漂进漂出。一小时之后,从教室射出了子弹,她嗅到了雪茄烟味,以及AquaVelva须后水的淡淡气味。格蕾丝要么是便道在燃烧,要么是她在鞋里藏着蓝宝石。K.D.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迈碎步或倒换两只脚,他相信是步行造成的这一切麻烦。在大炉灶边上懒散地闲待着的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看到她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但在汽车开走后,她却站在那里——在他们对面的街边,裤子那么紧,鞋跟那么高,耳环那么大,致使他们都忘记笑话她的头发了。她横穿中央大街朝他们走来,脚上穿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再没见过的粗高跟鞋,迈着小步。她走得很快,仿佛踩在火红的煤块上,要么就是鞋里有什么东西硌得脚趾生疼。K.D.心想,准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她早就该取出来扔了。他拿着装备盒穿过餐厅。窄窄的编好的带子从侧桌上的一个篮子里溢出来。索恩舅妈像囚犯似的编着线绳:每天都机械地无偿生产着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编织带。后院的园子向左面伸展开一片没有杂草的精耕土地。K.D.右转走向小屋,进去了。长毛牧羊犬见到他都兴奋起来。他只好骑到古德的身上,让这条母狗安静下来。古德的耳朵在他的手指间很柔软,他不停地捋着有樟脑味的细毛。壁虱像咖啡渣似的掉了下去。他把手掌放到狗的下巴上,狗则舔着他的下巴。另一条牧羊犬本把头放在前爪上,向上看着。斯图亚特·摩根家的牧场让这些狗忙得一团乱。在鲁比它们每年都要由K.D.照两次,每次几天。他从盒子里取出鬃刷,把刷子深深地插进古德的毛里,一边梳理一边唱着,用汽车城音乐(汽车城为底特律的别称,此处指那里的黑人音乐。)的假嗓轻声唱着在古德小时候为它编的歌。“嘿,好狗,做一条好狗;老好狗,我的好狗。谁都需要一条好、好、好的狗。谁都需要一条好的、一条好的、一条好的狗。”(“古德”一名原为Good,意为“好”,故有此歌。)古德舒坦地伸展着。只有那些相关的人要出席今晚的会议。所有的人,除

                      意见。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湖南巡抚(省委书记)端方、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徐世昌、商部右丞(商务部副部长)绍英带着大清国的希望走入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道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随从打扮的人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那人答道:泽公爷(载泽)府里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我是新进府的!说话间,此人已挤到了包厢前段之夹道中,背向卫兵的一转身间,他的手悄然摸进怀中,眼角余光飞快地捕捉到了五大臣的座位。正当此人欲掏出怀中的撞针式炸弹时,不料恰逢火车的机车与车厢挂接,车身被撞得猝然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此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抛掷已自动引爆,轰然一声巨响,弹片与血肉横飞,紧靠着他的三名仆役亦被炸死。五大臣因距之较远,仅绍英伤势较重,徐世昌受轻伤,其他人基本安然无恙。这个“随从”,当然就是北方暗杀团分舵主吴樾。吴樾刺杀五大臣的目的也很简单:当时国人都认为,清朝目前颇有起色,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改革,就还有强大起来的希望。而吴樾和陈独秀是坚决的推倒重来主义者,对,就是革命派。他们显然不想让清朝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决定阻止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后虽说少不了军警出动,全城鸡飞狗跳。但吴樾单枪匹马,又粉身碎骨,从何查起?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案。不过,吴樾的小算盘在把阴谋当盐吃的慈禧眼里根本就算不上计谋。慈禧很清楚这起刺杀案背后的玄机,她把受伤的绍英和徐世昌换了下来,又凑齐五大臣,按照原计划出发。别了,科举制袁世凯在忙着推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同时,也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1905年,袁世凯的对头王文韶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身体老化,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退休。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王文韶的滚蛋,是一个废除科举的好机会。没有恋栈科举的王文韶带头阻挠,一个连政体都舍得改造的慈禧还会畏惧废除科举吗?袁世凯深信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废除科举的人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作尘土!1905年9月2日,袁世凯把张之洞、端方等名气很高的封疆大吏拉上自己的战船,联合上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袁世凯领衔主演,张之洞、端方等黄金配角搭戏,一群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摆出一副不废科举就要亡国的架势,慈禧哪好意思不认真对待,哪好意思不给面子。同日,慈禧下诏,所有科举考试全部停止。至此,这一历史悠久、传承一千三百年、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几经周折,终归废弃。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日子吧!也记住袁世凯的努力!随后,袁大官人再接再厉,宣布在直隶省内,女子可以读书。从此,女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家门读书识字。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在袁大官人如春风般温暖的关怀下,于1906年正式成立。很可惜,学堂成立后没有什么生源,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儿或女人抛头露面,风言风语的多丢脸!袁大官人有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劝解,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终于答应入学读书,为天下人做一个表率!在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家眷的广告效应下,众多家庭纷纷丢下脸面包袱,把自己的女人和女儿从闺房中解放了出来,送入学校学习。一年多以后,学校的生源终于稳定了下来。像邓颖超、郭隆珍、刘清扬、许广平等著名人士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女学堂。成立我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说明袁世凯本人对女性还是十分尊重的,说他积极宣扬女权、是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也不为过,可算是我国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正面人物。但他自己的行为不太说得过去:一妻九妾。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三位是妓女。如此看来,袁世凯同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官僚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管理理念。不管如何,到现在为止,袁世凯依然是神勇与智慧并存,他有勇气,并且善于发现机会,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方向!第十三章孙中山“劫赌款”

                      广州大劫案

                      1905年是精彩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完了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再接着讲第三件大事,不过这第三件大事是由一场劫案引发的。时间回到十年前……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在广州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管制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头条新闻。这起“劫案”是横跨境内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干的,巡警逮捕了四十多名案犯。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解释一下,“闱姓”是一种彩票,清末盛行于两广,是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一种赌博活动。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打探到彩票发行当局已积攒票款数百万,所以就想打劫赌资,进攻彩票当局所在地——广州西关(今荔湾)。其中主犯杨衢云在香港招了五百人马,分批进入广州城。幕后主使孙文在广州找了三处地方安排他们居住……本定初九(重阳节当天)动手,但人手没有到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就被巡警捉拿破案。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案”,而是武装暴动,即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不过谭钟麟认为这是一起单纯的赌款劫案,他有两个理由:一来这帮人确实是冲着这几百万的赌款去的,目标明确;二来这帮人大都是绿林好汉,来自江湖,是有案底的,说他们这么快就转变成了革命党,有点不太让人信服。朝廷对这起劫案中涉案人员的看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劫案中又见到了久违的孙中山。说句实话,孙中山选择的暴动时机不可谓不妙。年初,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清国朝野震动,谁有心思注意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动静?所以,孙中山才决定“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为他的同志们形迹可疑,被巡警发现,因而彻底失败。这一次,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陆皓东被捕就义。但陆皓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日后成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标志。认真说起来,革命早期的起事失败一般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消息泄露。不知道是他们中间有叛徒,还是民众心向大清,又或是他们太高调了。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队伍不太好管理,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中人。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不守时,才给了谭钟麟一个机会。下面就来说一说在这起劫案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林好汉们。黑道风云200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此处要谈的江湖,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名字,或许看过《鹿鼎记》的人会有一些印象——“地振高冈,一脉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的暗语、武功高强的总舵主陈近南、混上了堂主位置的韦小宝……没错,它就是“天地会”,又称“洪门”。天地会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的起源,只知道它大概出现于清初,或许是因为要反清复明,又或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正就冒出了这么个强力的黑社会武装组织。还好,这一切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很强。虽说清朝统治者一向很心虚,总觉得自己是塞外小族,人少力量小,对于有反心的非法组织总是坚决取缔。可惜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中央集权还做得不到位,能力有限,手脚伸不到最基层的乡村去,而乡间的实际当权者——乡绅们又对这种破坏性不大的民间组织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天地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死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歼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在极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的挑唆下,一有机会,还真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越扛越红,比如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都有他们的影子。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曾国藩,作为晚清帝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居然也为天地会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前文说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懂得进退的谨慎之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很担心受慈禧猜忌,于是主动裁减自己的嫡系——湘军,除部分人员改编为长江水师外,大量湘军被遣散。但曾国藩没有料到,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因此大量湘军只好散落民间,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越发壮大了。家大业大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三合会”、“青帮(清帮)”、“哥老会”三足鼎立的局面,至于“致公堂”、“三点会”、“小刀会”、“匕首会”之类的小分支也是数不胜数。其实无论是三合会或是青帮、或是哥老会,乃至于那些小帮会,仍属于天地会这个大系统。只是各个地方的帮会再也没有了统属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是谁都不买谁的账,各做各的龙头大爷,只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力量太分散,打出去的力量就不够强。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天地会一系的帮会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成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强度永远战胜广度,就如同找到一个富矿来挖,远比在各个贫矿中这儿挖一块、那儿挖一点强得多。没想到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机会又来了。清末,随着一系列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仅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分摊下来的赔款也让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人们对清朝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这时,一些精英人士站了出来,四处倡言革命,不过这些精英人士的声势虽大,但都是赤手空拳的“三无”书生:无权、无钱、无兵。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团结各种反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便成了精英人士唯一的选择。自然,联合现成的反清力量——天地会系统,便摆上了他们的工作日程。毕竟帮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最重要的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力量很好、很强大。岳王会扛把子陈独秀曾经对青帮做过一次调查。他说:青帮是上海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团体,无孔不入,他们老头子(首领)的命令效力强过官府,上海的秩序安宁也操控在他们的手里……上海只有三百万的人口,青帮会众却在五十万以上。幸好,从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远交近攻开始,到后汉三国的诸葛亮联吴抗曹,政治家们的口才一向很好。以孙中山他们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搞定帮会还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公开加入了海外华侨组织的天地会分支致公堂,黄兴也做了哥老会的大龙头。至于蒋介石,虽然只是青帮的普通成员,但他有当龙头的兄弟陈其美、老师黄金荣罩着。自从革命与帮会产生了亲密关系,帮会就有了特别的称呼“会党”。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在武装起义时能冲锋破敌,真是尽其所能,不过会党也有它的劣根性——破坏强于建设。不知道孙中山他们能不能把会党打造成一支铁血之师?孙中山的小宇宙爆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亡了!逃亡是革命党人的必修课程,试问谁人不跑路,谁人不在路上跑?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家们就在路上奔跑。不过这一次,孙中山的逃亡历程应该会很艰辛。慈禧很重视孙中山的这次造反行动,老太太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我要活剐了他!因此,她派出了大批暗探跟踪追捕,并通报所有驻外使馆缉拿孙中山。因为害怕大伙出工不出力,据说老太太还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追缉的力度挺大,孙中山的逃亡之路自然很艰辛,基本上成了环球旅行。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孙中山,逃亡之路的第一站是日本,还好那时出国没有签证之类的麻烦,去日本甚至比回广东老家还方便。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竟是为了逃命。但他并未在日本多待,随即转往美国。1896年秋天又逃到了英国伦敦。这一逃就绕了地球大半圈。说到这里,就要谈一谈孙先生身上最伟大的特质——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在所不惜。孙先生实在是把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发挥到了极致。孙中山到达英国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歇一歇,考察一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找一找救国真理,顺便筹点活动经费。没想到,尽职尽责的朝廷密探早已经盯上了他。在他到达英国之后的第十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就被逮住了,关在清朝驻英大使馆。细节决定成败,孙中山的生命本该就此结束,可他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他:他信仰基督教,每天都要抽空做祷告。使馆里的两个仆人:一个叫科尔的男仆,一个叫贺维夫人的女仆,恰好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这二位偶然发现了孙中山的这个习惯。看在孙中山同是皈依上帝的分上,帮了孙中山一个忙:把孙中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孙中山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康德黎收到消息之后,不仅马上给英国政府写信,还把此事通知了伦敦新闻媒体。这个康德黎先生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利用舆论导向制造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出面解决此事。事情就像康德黎预料的那样,一时之间,伦敦报界大肆报道孙中山蒙难事件,用词触目惊心,比如“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革命者被诱拘于伦敦”……在媒体的刻意炒作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出面,迫使清朝驻英大使释放了孙中山。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又呼吸到了伦敦自由的空气。迎接他的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等待采访的记者一拥而上,而他则被簇拥于众人之中,有问即答,各记者随答随写,其疾如飞……当时,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名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他伦敦脱险的新闻。这还不算完,孙中山还出了一本英文书《伦敦蒙难记》(KidnappedinLondon)。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事件是孙中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转折。要说之前的孙先生,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乱臣贼子”,可是借此机会,他不仅争取到了国际友人、中国老百姓对革命的同情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正名了!从此,“孙文”这两个字传遍世界,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国际政治巨星孙中山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不过都不如名人效应光环的包装。1897年,惊心动魄的伦敦事件结束后,孙中山载誉来到了日本,因为好兄弟陈少白、郑仕良也在这里。与一年前来日的恓惶无助相比,他这一次的心情毫无疑问要轻松得多。孙中山预感到,这一次也许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日本安定后不久,有两个日本人带着1897年度世界畅销大作《伦敦蒙难记》找上门来。孙中山比较吃惊,心想:你们是哪一路英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还好这两个日本人迅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我们叫宫崎寅藏、平山周,在看过《伦敦蒙难记》之后,非常佩服您的人格魅力与革命情操,希望能追随您为革命效力。既然是革命友人,孙中山自然是非常欢迎,自此三人结为好友。随后在他们的介绍下,又有两个叫犬养毅、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加入

                      庚定向的话,只怕大家都会被这个隐密的设计迷惑。窨井的位置正是这幢楼宇的阴煞位,这里是整座井字楼的“冥井”!但这个冥井却不是直上直下的设计,从井口望下,黑漆漆的似乎非常宽大,空气流动的情况告诉我,这下面不亚于一个迷宫。“莫炎跟我去旁边的井字楼,那里应该也有这么一个窨井。”耿婆眼中一亮。“这么大个迷宫,分开走不好碰头啊!”林岳纳闷道,“再说,还有一座楼咋办?总不能叫嫂子和S单独去吧?”“臭小子,净惦记着丫头,你们四个从这里下去。”耿婆笑骂道,“这三座楼是按天盘三奇位造的,如果老婆子还没糊涂的话,这下头应该是地盘的八门九宫布局,我们就在第三座楼的窨井那里会合。”“没错,是八门九宫。”我扬起手中的一张白纸,那上面是我依据听风能力所获得的地下通道略图,虽不全面,但粗体构架已经能看出究竟了。只是,这下面的通道也太复杂了些……如果你在纸上画出一个规则的八边形,并用线条将不相邻的顶点互相连接,最后出现的线条数量应该会让你眼花上好一阵子。我没眼花,因为此刻我就走在这些线条里。“你那图看着头晕,这通道走得头晕。”林岳站在一个交叉口处叹道,“谁吃饱了撑的,在楼下面搞了这么个迷魂阵。”“换作你,吃饱了也不会做这种事吧?”我笑着问道。“呃,对啊,我刚才就觉着奇怪。”林岳眼珠一转,眉毛拧作了四条,“你说这迷魂阵里咋连只猫猫狗狗的都没见着呢?”事实上从一下这个井口开始,四周就凝结着一层奇怪的气息,方才的阴阳流动似乎完全静止了,空气像凝固的果冻一样,隐隐透着弹性。通道四壁干净得出奇,甚至连一丝灰尘都找不出来,更别说林岳提到的猫狗了。可这是个自由出入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人下来过吗?“亦凡,做好了,我用GPRS接收系统做了个简单的程序,配合S画出的图形,可以锁定我们几个人身上的手机信号。”晖儿递过笔记本电脑道。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八卦九宫连线图形,五个闪动的红点正显示着我们和莫炎所处的位置。“八门九宫一应俱全了,我们走过的是开门。”我对照图形看了看手上的罗庚,“莫炎他们走的是杜门。”“奇怪了,狴犴怎么一直在抖啊?”S抚摸着怀中的狴犴道,“它也会生病吗?”平日里严肃威武的狴犴此刻正浑身颤抖着,像只楚楚可怜的小猫般趴在S的怀中,圆亮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我不由得一惊,狴犴是龙脉地气滋生出的虚灵,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它的力量源泉,更何况在这种接近地气的地下通道中,除非……“老凡,不对劲,这是……”林岳突地严肃起来,指着周围的空气道。在我们四人附近浮动着一层淡淡的黄色雾气,可能是由于太过关注通道走向和环境细节的关系,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层雾气的存在。难道是狴犴……我转头仔细看去,只见狴犴额头那条龙形印记正发出微弱的光芒,一股细如发丝般的黄色气流自它头顶发出,飘入空中不到三尺的地方渐渐散化成一个雾气层,包围了我们。林岳皱了皱眉,手上捻出一支长满绿叶的枝条,小心地将它伸出黄色雾气外,只见一阵抖动,翠绿的叶片立即枯黄,紧接着连枝条也干枯断裂,落在地上渐渐化作一层浮灰随气流飘逝。“这里的反应怎么跟消化道似的!”林岳望着手中剩余的半截枝条,脸色凝重了起来。狴犴的神情愈发萎靡,那层黄色雾气开始渐渐淡去,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将会与那半根枝条一样下场,可离开这里就安全了吗?“中五宫?”无意间我瞥见手中电脑上的图形,代表我们的四个红点恰好进入了八门九宫的中五宫。中五宫,并于坤卦,五行属土,列八门之死门。死门,大凶之门,主阴气内入,生机停止、老化。如果从人体与九宫八门的对应来看,这里正是脾胃部分!方才还在乾位的开门附近,怎么一下就会步入死门?难道这个通道阵形能自动变化不成?脑中思索着,我测算了下方位,领着大家闪身进入拐角的一个通道。也就在进入通道的一刹那,黄色雾气已完全消失。坎一宫,五行属水,列八门之休门。休门,上吉之门,主轻松,愉快,宜研习、商议、演兵、点召、入营,消除压力。这里代表的是人体的肾脏。“肾者,北方水,万物之所藏。”肾主蜇,即是惊蜇,如小生物深入到土层最深处,蛰伏不动,但却隐藏着无限的生机。从格局来看,这里适合停留休息,养精蓄锐,现在的情况就如一个调皮的孩子站在一处别人够不着的地方大声叫嚷:“你打不着我!”狴犴的状态恢复了一些,但精神依旧萎靡不振,看来方才的那股死门胃气消耗了它不少精力。我们显然是低估了这个通道格局的危险程度,如果此刻狴犴倒下,接下来的行进只怕会更加困难。“老凡,记得下水道的耗子不?”林岳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手道。我猛然想起,当日在城市事件中,下水道的奚鼠曾因我的血液刺激而一度力量暴增,同是虚灵的狴犴应该也可以如法炮制。想定之下,我用小刀划破中指,溢出的鲜血接连滴在狴犴额头的龙纹之上。小家伙先是一震,而后眯起了眼睛,不多时便自S怀中跳下,弓身伸了个懒腰,精神立刻抖擞起来,而它的额头上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似乎我的血液已经完全进入了它的体内。“想不到你的血还有这种作用。”晖儿替我包扎着伤口,偷偷说道,“早知道我也咬你一口了。”我笑着抚了一下晖儿的头,转身探看周围的环境。这条通道与方才不同,空气中交替流动着阴阳两股气流。但这里的阳气明显弱势,虽然源源不断地自一处涌来,却被大量的阴气压制,集中涌向延伸的通道。我隐隐感到,聚集在那里的阳气不住地冲击着周围,与阻挡它的阴气形成了一股回旋的气流。阴阳互搏?八门九宫里本该阴阳通畅互为所用才对,这种现象实在是闻所未闻。回头间,林岳正蹲在地上,用三个手指捻着根细藤,口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那样子全神贯注,让我想起他给人看病时的模样。狴犴则一动不动地蹲在他的身边,眼睛凝视着伤门的方位,鼻子开始不住地抽动起来。“怎么会用这么好的涂料?”S忽然道,手中不住地摸索着通道的边壁,“防水隔热,密封一流,这种涂料贵得离谱呢。”“哦?你确定?”我也愣住了,这么残破的大楼下存在着如此复杂诡异的通道,设置布局的人不但精通风水堪舆和奇门遁甲,而且财力和势力也一定非常雄厚,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力量来。“没错,这涂料我原先在美国参加交流会时见过。”S确信地点点头,“一桶要好几百美金。”“那是为了闭气养脉。”林岳沉声道,此刻他的面容严肃无比,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小子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老凡,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条通道有脉搏。”林岳扬了扬手中的细藤道,“你会怎么想?”通道有脉搏?!我们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岳,他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可这条通道有脉搏的说法也太离谱了点。“你应该也注意到这里的阴阳气流产生互搏了吧?”林岳继续道,“你们不是中医,所以才会忽略,这种互搏是脉象中的‘少阴不至’,换句话说,这条通道得了‘尸厥’。”二十七、风水养生“少阴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而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中医的职业敏感提醒了林岳,在这条通道中激荡互搏的阴阳之气所形成的气脉走势正是人体脉象中的尸厥症的“少阴不至”。尸厥是古代的病名,主要是阴阳气血逆乱,少阴之阴阳之气互相格拒。这个病在古代医学诊断上很容易被判断为死,但实际上病患并没死。但这里是地下通道的一部分,人类的脉象病症怎么可能出现在毫无生气的奇门格局里?中医、风水、奇门遁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既然八门九宫和人体是一一对应的。”林岳脸上坏笑了起来,“那么出现人体脉象又有什么奇怪呢?”从电脑屏幕上看,莫炎和耿婆已经走过了生门,但却拐入了一个与我们相悖的通道。生门,上吉之门,主生命旺盛,成长迅速,源源不断,生气蓬勃,生门乃八门中最旺之门,用运生门打仗,宜背生向死。至少我们不必为他俩担心。转入身旁的通道,周围的气息渐渐平和起来,没有任何的冲撞和波动,眼前的岔口交错变幻,不知不觉中已绕进了一处最为复杂的环节。这里是通道交错点最多的地方,一圈岔口将我们包围在了当中,我突然发现,一路行来四周都涌动着阴阳之气,但唯独这里丝毫没有气流变化,全然一派死寂的样子。“这家伙病得不轻啊,左边人病脉不病,这叫内虚。”林岳不住地晃动着手中的细藤,口里嘟囔道,“右边的真脏脉都跑出来了,人倒是不病,等于又加一条——‘行尸’。”从中医脉理来讲,林岳的说法并不是无根据的,“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者,短命而死。人病脉不病,名日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若以这种理论依据来进行判断,这个八门九宫格局中隐藏着“行尸”病症。这个行尸,中医上也叫走肉。因为这个人没有生气了,却还活动,人的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脉象出现了真脏脉,人还不病,中医的理论来讲,五脏根本已经绝了,若有突然之变,马上就可以来病,马上就可以死,顿生不测。我心中隐隐有些疑惑,井字楼的布设格局原本是纳阴为主,但在午时却出现了阴阳并生的现象,那股阳气显然是来自井字楼中的住户,而这些阴阳之气又全部被“棺井”导入了地下。由此看来,这些阴阳之气应该是为下面的八门九宫格局通道服务的,可通道里怎么又会出现类似人体的病症脉象呢?“把阴阳之气从井字楼上引下来,会不会是用来抑制这里的病症脉象?”晖儿思索着自语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除非通道本身具有生命,或者是它关联着某些生命。”“嫂子,你只说对了后半句。”林岳摇摇头,“这里的病症脉象正好是那些阴阳之气引起的,说白了,这叫阴阳不调。”“那就奇怪了,谁吃饱了没事劳民伤财地造这么个格局,为的就是让这片通道得病?”S抱起狴犴,“不通,不通,你这话没依据。”“要依据应该不难,前面直走就是景门。”我脑中闪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肾虚人疲,心脏的脉象才是最终判定的关键。”离九宫,五行属火,列八门之景门。景门,中吉之门,主华显易动,颇受注意,行事凸出,声势张扬。这个动力十足的宫门位所代表的正是人体的心脏。刚一进入景门位,一股磅礴的阳炎之气便扑面而来,仿佛汹涌拍岸的海浪一般。林岳挥手在墙上猛地一拍,一片绿叶繁盛的绿藤立刻挡在了面前,不断生长的绿叶总算抵住了这股异常凶猛的阳气。“如果把这儿看成心脏,那刚才的阳气等于就是‘洪脉’。”林岳伸手搭住不住颤动的绿藤,“得,洪脉越搏越有劲,那就是死脉了。”照此看来,休门肾位的“尸厥”,汇集处的“行尸走肉”,再加上景门心位的“洪脉大涨”,整个地下格局完全是弥漫着一股阴阳不调的病症之气。“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撇过景门,众人走入一处安全的通道内稍事歇息,林岳不住低低自语着,似乎在琢磨什么问题。“如果这是个病人,尸厥、行尸、洪脉大涨,犯上任何一条,我基本就给他判死刑了。”林岳眨了眨眼,“不过从整体脉象综合来看,这家伙倒是还没死绝。”“没死绝?金刚不坏啊?”S瞪大丹凤眼道,“这里古怪得离谱,连你都古怪起来了。”“嘿嘿,我哪儿古怪啦?”见S生气,林岳立马涎着脸凑了过去,“电视上的女主角不是常说吗?男人在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扑哧,不单是S,连我和晖儿也不禁乐出声来,这小子说变就变,和刚才满脸严肃的样子大相径庭。“笑了就好。”林岳得意地点了点头,转而冲我正色道,“这三个地方的脉象虽然都是不利的死脉,但如果搁在一块儿,反而会互相牵制。”“就像奇门遁甲里的‘休景双生,水火并济’?”林岳的话正好提醒了我,从《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的精要部分来看,这种逆于常理的做法却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奇门遁甲没你那么熟悉,但中医药理咱还是有点自信的。”林岳乐呵呵地道,“照刚才说的,那人只会产生一种情况——不老。”“长生不老?!”众人面面相觑,如果这是一种生存之道的话,那就等于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的夙愿,这种有悖自然规律的现象恐怕只在神话里才会出现。“严格说来,应该是肌体新陈代谢停滞。”林岳挠着脑袋道,“要想找个适当的词儿还真不容易。”“以风水格局为引导,滋生自然阴霾之气,借助井字楼中居民产生的阳气,”晖儿一边自语一边在电脑上忙碌着,“遵循奇门遁甲的原理,并结合中医理论,以阴阳之气引发病症,造成肌体新陈代谢停滞,藉此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屏幕上一阵闪动,晖儿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我用思维导图分析这些线索,发现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晖儿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是有人精心安排的话,这些布局设置又是怎么作用到那人的身上呢?”“神盘接气。”耿婆笑吟吟地出现在通道的一头,莫炎尾随其后。原来耿婆和莫炎也觉察到通道中古怪的气流,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俩并没有循着气流的特质察查探,而是顺藤摸瓜地找起了八门九宫格局的局眼来。井字楼依据天盘三奇而定,八门九宫格局则是按照人盘八门和地盘九宫设定的,从奇门遁甲总盘合定来看,独缺了星盘的九星和神盘的八神。精于此道的耿婆在推算中找出了九星的对应位,那是九个分布在通道顶部隐蔽处的透光小孔。随着空中的星盘错动,这九星不断变幻着方位,引导星华之气进入格局,推动了整个格局中的局眼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莫名其妙地走入死门的原因。通过局眼变化的规律,耿婆开始寻找神盘的八神位置,但很奇怪,原本设定好的格局神位上根本感觉不到八神的特殊气息。就在耿婆惊疑的时候,莫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是虚灵,八只隐藏得极为巧妙的虚灵。“布局的人很熟悉虚灵。”莫炎眼中闪过一道寒光,“用灵火替它们伪造了八神神格。”“那八只虚灵都是异类,气息掩藏得相当之好,只有在阴遁和阳遁局交替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耿婆接道,“这八个小家伙好像都冲着一个地方去的,莫炎已给它们做了个记号。”虚灵伪作八神,处于格局中神盘的位置上,自然就受到“神盘接气”的作用影响,它们身上所负载的便是整个格局的气脉。换句话说,这些虚灵就是将格局气脉作用到布局人身上的关键,跟着它们追查下去,那幕后的家伙也就自然现形了。“不要急着打草惊蛇。”耿婆叩了叩通道的边壁道,“先得找出法子把这局给破了。”大厦内,一间装潢古朴的房间。宽大的书桌上整齐地排列着八只精致的小瓷罐,里面隐隐有着某种响动。那高大男子正赤裸着上身端坐在桌边的红木凳上,结实的后背肌肉上错落着八处红色的淤痕。金毛猴子自桌上拿起一只瓷罐,抬爪按向高大男子的背部,罐口准确地贴在了其中一处淤痕上。一震之下背部肌肉立即收紧,那瓷罐竟如生根一般吸在了上面。当八个瓷罐全数吸上后,那高大男子缓缓地坐直了身体,伸手抱过那只金毛猴子。“他们已经看破了井字楼的布局。”高大男子自语般地说道,“那就等于能破局了。”金毛猴子看着高大男子,嘴角咧了咧,仰起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如果把这神情放到人类的脸上,可能每个人都不会陌生,那通常被称为“期待”。“不行不行,这么一来等于把三座楼的居民全杀了。”我连连摇头道,“三阴会

                      “真爽”“色鬼”等词语,甚至潦草地写着“吉子”“厅立的安子”“静修的明子”等女孩和女校的名称。伸夫每次看到那些词语心中都会产生罪恶感,可眼睛却盯在那里无法挪开。但是,运动场旁边第二个厕所隔间里的涂鸦最为完整,也是用铅笔仔细地写在前边的板墙上,而且采用了问答的形式。“跟女人干时怎样插入呢?”“最初会比较干涩,所以最好用手指抹上唾液弄湿再插入。”“多大的阴茎合适呢?”“阴茎大小没有关系,没必要太长,有一定粗度就行。粗度比长度重要。”“女人也会感觉爽吗?”“做过多次以后,女人也会产生快感,那里会变得湿滑。”“光线暗时也能找到插入位置吗?”“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潮湿的裂缝就是。屁股眼还在后面,所以不会弄错。”“一干就会怀孕吗?”“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都不会。不必太担心。”看到这里伸夫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担心被别人看到还环顾四周,但隔间里不可能有别人。以前曾看到过很多涂鸦,但如此具体明快的解答还是初次见到,确实写得相当详细。既然了解得这么多,涂鸦者肯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听说在参军入伍的大龄前辈中有不少已是过来人,这些或许就是其中某个人写的。不管怎样,这些解答确实具体而令人茅塞顿开。“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是伸夫最想知道的答案,而看到“粗度比长度重要”后伸夫稍稍放了心。而且,女人那东西有些湿滑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说来,伸夫也曾听到有人形容女人的私处就像“谷地”“黏糊糊”,或许就是“裂缝”“湿滑”的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脑袋里一下子装进大量信息,伸夫感觉有些发晕。“真了不起啊……”伸夫感动不已,甚至忘了这是在厕所里。未知的将来令他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五“小学生与初中生区别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有人说,小学生还是幼童,而初中生是少年。也有人说,小学生是少年前期,初中生是少年后期。其中还有人说,初中生以后是幼童自我意识萌发并出现第二次反抗期特征的阶段。这是从心理特征进行区分的方法。另外,还有人从生理方面区分,认为此时是从小儿科对象转为内科对象的节点。几种答案看似明白却仍然不够清楚,其原因似乎就在于少年期这个词语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在日本的少年法和相关法律中规定,满十四岁以上到满二十岁的人为“少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划分,小学生就不能算作少年。但是,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将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而夸美纽斯则将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这些观点都不能用“少年”这个概念模糊的词语来区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即使只从心理和生理方面来看,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而相当难以明确分类。不过,如果说“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性意识”是否合理呢?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不过,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初中时期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不可否认也有提前或延迟的现象,但那属于少数例外,多半都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了性欲。而且,那并非是以异性为对象,例如向往女性的身体或被女性的温柔所吸引,而是切身感受到自己体内所翻腾奔涌的性欲,并且想凭借自身寻求宣泄口。其最具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自慰”。日本男性初识自慰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由于尚无正式统计不得而知,但设定为从初一到初三的初中时期应该不会有错。像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数据,与其做正式调查不如随意询问周围的人更为准确。即使根据伸夫所询问的结果,在初中时期学会自慰的人也占了压倒多数。事实上,伸夫初识自慰也是在初二的夏天。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行为会在某个时刻毫无先兆地因意外事件引发。那天,伸夫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矮桌前翻阅辞典,倒也不是用功学习,而是照例逐次阅读“性交”“妊娠”“生殖器”等条目,并独自兴奋得脸红心跳。虽然还是八月底,但黄昏将至房间微暗。伸夫没有开灯,继续阅读辞典上的小字。房间有六铺席大,矮桌就摆在窗边,伸夫跪坐在桌前。由于是在盛夏季节,所以只穿着内裤和短裤。他突然感到下半身发热,于是解开短裤的扣子,然后掀开内裤前面,却见阴茎一下子弹了出来。说实在话,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下意识动作,所以当他看到弹出来的那个物件时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物件似乎也吓了一跳,在裆间支着脑袋发愣,就像突然从树丛蹿到路边东张西望的小松鼠。伸夫慌忙回头看看,在确认房门紧闭之后,这才伸手摸了一下裆间那个物件。那个物件意外的坚硬、发烫,还有微微搏动传到指端。伸夫觉得自己正在做十恶不赦的坏事,就想把支出来的物件塞回裤裆,可一旦胀大的家伙却似乎不肯轻易回去。当他用指尖摁住前端反复压塞时,阴茎前端就被大腿夹紧。在刹那之间,下体涌起直蹿阴茎头的快感。伸夫一时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舒爽的感觉?是不是哪里藏有某种机窍?伸夫纳闷地望着坚挺的阴茎,想再次体验那种快感。用大腿夹紧那个物件感觉就爽——虽说是偶然发现的动作,但做起来却意外简单。伸夫再次确认屋里没有别人,就慢慢地把阴茎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并拢双膝夹紧。就在他稍稍放松的同时,阴茎再次猛地从裆间弹出,一阵酥痒的快感包裹住了阴茎。那种舒爽透顶的感觉令伸夫有些惊慌失措,却还是忍不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虽然重复了多次,阴茎仍像弹簧玩具娃娃般弹起,同时带来真切的快感。哪里还用得着辞典?煽情的词语和讲解已比不上现实的快乐。在暮色降临的房间里,伸夫像在摆弄稀奇玩具般将阴茎塞入弹出。大概反复了十几次,下身突然蹿起火花迸射般的感觉,昂奋的前端喷出了白色黏液。“啊……”伸夫禁不住喊出声来,接着就像被手枪击中般伏在了桌上。他一动不动地追逐快感的余韵,后来觉得裆间有些黏糊糊的就慢慢抬起头来。刚才昂首挺立的阴茎像是突然失去张力垂下头来,裆间和内裤都溅上了白色黏液。这是怎么回事儿?伸夫感到迷惑不解,过了片刻才用身旁的纸擦拭污渍。这就是书中写到的所谓精液吗?那么刚才那个瞬间就是射精吧?伸夫依然沉浸在快感的余韵当中,心情却像萎缩的阴茎般渐渐消沉。自己像是做了荒唐透顶的坏事,闯下了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的大祸。一阵懊悔随着轻微疲劳传遍全身,他突然心生恐惧。“怎么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如果被母亲和老师知道恐怕要受到严厉斥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自慰而感到几分自豪。以前朋友们暗示的“那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自己一直疑惑不解的其实就是这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紧接着,伸夫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人。原来如此,那些家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偷偷享受快乐,然后在众人面前摆出了不起的架势。“这有什么难的呀?”不过,男孩在刚刚学会自慰的阶段,其行为尚未与女性发生关系,仅限于男性私密之内的快感,仅仅初识自慰即已满足。但是,一旦尝到这种快感,就像初尝禁果般再也无法抛舍。从那时起,伸夫开始渐渐沉迷于私密的快乐之中。虽然当他文静地关在自己房间时最危险,不过当然母亲似乎尚未觉察到。例如在傍晚时分,当母亲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才会回过神来。“哦——”他虽然应声,却并不想立刻起身下楼。如果现在下楼会不会被发现刚才是在自慰?手脚是不是还留着那种腥臊味?在明亮的灯光下会不会被父母看出来?“伸夫——”母亲再次呼唤,伸夫慢慢地站起身来。倒也说不出哪里怎样,但身上还是有种倦怠感,脑袋依然发懵,血涌上头尚未退潮。伸夫打开电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孔。或许是心理作用,脸色稍显苍白,感觉有些疲惫,而眼圈像有热度似的发红。伸夫啪啪作响地拍拍脸颊,然后干咳一声走出房间。但是,他下楼后先去了厕所,撒完尿擦擦阴茎周围,又使劲擦了几下手才去了客厅。“你磨蹭什么呐?赶快吃饭!”餐桌旁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已坐下,伸夫像个罪人似的悄悄坐在父亲和弟弟之间。他平时总是边吃饭边聊天,可这回却一语不发只顾吃饭。“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听到母亲询问,伸夫摇了摇头,预感到自己再不会是以前那个开朗直率的少年了。六男孩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也许就是性意识萌发的证据。初识自慰之后,伸夫忽然对父母和家人的存在感到厌烦了。如果家里没有别人,自己独自一人该是多么爽啊!当他强烈地希望独处时,爱絮叨的母亲和姐姐就会令他不胜烦躁。归根结底,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单纯——周围有人就不能放心地自慰。特别是伸夫的房间虽然在二楼,但因为比自己大四岁的姐姐的房间也在二楼,所以不知何时她就会突然进门。而且,母亲也会常常为一些琐事不先敲门就闯进屋来。当然,即使要求她们敲门,但在以隔扇隔开的房间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于是,伸夫对所有妨碍自己独处的人都厌恶而烦躁。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伸夫的精神不安状态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在楼下因琐事吵吵嚷嚷,有时不先敲门就进来说这说那。“什么呀……”在这种时候,伸夫的语调就会变得更不耐烦。“怎么啦?你最近……”母亲的表情有些悲凉,可伸夫却无法讲明原因,只能用态度表示“别管我”。“阿伸近来有些奇怪呀……”母亲在跟姐姐悄悄议论。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异常,伸夫自己心里最清楚,可他也无法平息目前烦躁的心情。稍稍夸张些讲,学会自慰确实是件幸运的事情,他眼下已经无法从那种注射了兴奋剂般的快感中逃脱。不,他已经被那种兴奋剂绑架了。伸夫决定放学后直接回家,姐姐去了裁缝学校不会早归,所以傍晚之前无人打扰。他确认之后又打开那本辞典,再看看关于女人的书,手就悄悄伸向胯裆。阴茎照例又热又硬,于是伸夫把它慢慢地摁在大腿之间夹紧,酥麻的快感集中到了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反复同样动作,将快感推向高潮。在反复几次之后,伸夫忽然有了别的想法。像这样用大腿根夹紧,还不如干脆用手指摩擦效果更佳。既然阴茎从胯裆弹出时摩擦会带来快感,那用手指摩擦不也一样吗?想到这里,他就慢慢地捋动捏着阴茎的手指。果然如同想象的那样,酥痒的快感骤然强烈。伸夫更加自信,于是加快了捋动频率,快感一举达到巅峰,随即带来猛烈的射精。“原来如此……”伸夫在照例降临的轻微倦怠感中点点头。看来这就是最简易实用的自慰方式。其他人肯定都是这样。虽说如此,无论机缘如何偶然,男性或迟或早都会了解到这种行为。因为达到相应年龄的男性无人不知,这就是证据。即使偶然会有自制力强的人不搞自慰,也不会不知道这种方式。总而言之,虽说伸夫自己有了这些发现,不过大家上初中后在阴茎发育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无师自通。换句话说,年轻的自然活力会使人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里并领悟到自慰的方式。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男性的自慰接近于自然行为。不过,还只是初中生的伸夫当然无暇考虑这些道理。他一方面在享受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无法从罪恶感中逃脱。自己是在做坏事,对父母都难以启齿。做出了这种事情,自己会很快变成散漫堕落的男人。照此下去脑筋会越来越差,学习成绩肯定也会下降。不过说实话,为什么自慰就是坏事,伸夫却并不明白。虽然他也听说过自慰行为不好,但其依据却仍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找人问清依据。对谁都羞于启齿却又不能询问究竟,看来这恰恰是坏事的证明。如果真是正当行为的话,就应该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任何人询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大家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那就肯定是坏事。想到这里,伸夫忆起儿时摆弄那个物件被母亲责骂的经历。“不许摆弄那个!”当时的伸夫慌忙收手,而现在却可以尽情抚弄,独自沉浸在愉悦感之中。既然抗逆母亲违反了训诫,这明摆着就是坏事。此外,他每次自慰时脑瓜都会发懵,难以静心学习。岂止如此,只要想起自慰就会血涌上头,一旦开始当然什么都顾不得考虑,而且结束之后总是感到有些疲劳犯困。除此之外,高潮后的虚脱感更令他感到做下了坏事中的坏事。不仅每次做完后必定身体疲倦,同时精神也会懒散,感到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正因为射精的瞬间快感强烈,随之而来的堕落感就更加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和世界全都骤然萎缩。而且在此之后仅仅留下某种反感——又干下了这种事情。只有空虚和懊悔像沉渣般积淀在内心角落里。随着频次增多,这些感受着实令伸夫心情低落沉郁。他很难受。但虽说如此,他并不想戒掉自慰。在享受愉悦感之后,虽然一时觉得做了坏事,但过几天欲望又逐渐强烈起来,就像河里的水位般切实而准确地逐渐涨满。少年的性欲或许类似于水库蓄水,上游河流与时俱进地充满水库,水位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在河水全面充满再不能承受的瞬间闸门开启,存水顿时溅起飞沫涌向下游。在宣泄了一定的水量之后,水库便会恢复原先平静的湖面。如此看来,对于初中生来说,自慰或许应该看作必要的行为。性欲在体内蓄积充溢以至再也无法容纳,于是通过自慰行为进行宣泄以保持正常心态。如果予以压制,性欲或许就会转化为暴力,使人滑入歧途,以致对周围造成破坏。不过,伸夫自慰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自慰只是受到体内奔涌的欲望驱动,之后却产生了罪恶意识而一时情绪低落。时隔数日欲望再次高涨,他又难以抗拒快感的诱惑而重复这种行为。伸夫初识自慰已过一月,沉湎于其中的方式也基本成型了。例如,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盘腿坐在桌前,并将左手放在桌面上。这种姿势的背影貌似正在用功学习,微微驼背俯视桌面就像在认真读书。如果说到略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右手伸进桌下前臂频频摆动。还有就是有时会忘记天色已暗,依然全神贯注似的面对书桌。伸夫以这种姿势做自慰动作,而听觉却毫不松懈地注意背后的隔扇门。所幸的是,因为房间在二楼,所以一旦有人上楼就会听到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近他就立刻遮掩前裆,合上正在偷看的杂志。为了应急,还可以事先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旁边,紧要关头就用它们盖住色情杂志。不过,有时由于自慰过于陶醉或对方脚步声极弱,可能有人来到门外都难以觉察。为防万一,伸夫就在膝头放上膝毯或毛巾,一旦有情况就用它盖住下半身。晚上进了被窝,他会在确认邻屋姐姐已经睡着之后再开始,有时也会在早上醒来后进行。最初阶段由于恐惧而四五天自慰一次,熟练之后就两三天一次,有时每天都会自慰。其他小伙伴怎么样呢?伸夫虽然很想知道却羞于询问。另外,他还特别担心弄脏内裤,所以每次自慰时都用毛巾垫在下身,尽量不把内裤弄脏。但尽管如此,内裤上还是会留下斑点。估计母亲在洗衣物时已经发现,但不知为何从未提起过。难道连母亲都难以启齿吗?还是母亲根本就没有发现?伸夫曾偷窥母亲清洗内裤时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伸夫,内衣要常换,必须保持清洁哦!”母亲放大嗓门提醒。伸夫觉得母亲太不照顾自己面子,顿时来气,而且越来越少言寡语了。七确实如此,学会自慰的少年渐渐变成了少言寡语、态度冷淡的男子。做下某种坏事的罪恶意识使他自动躲避父母,将自己关在贝壳当中。就在那个时期,一位著名女评论家撰写了《少年期》并成为畅销书。作者既是母亲又是教育家,她根据自己实际培养男孩的经历,分析了少年期的心理和感情变化,给那些不曾考虑过孩子心理的父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那本书是否描述了真实的少年心理呢?换句话说,母亲作为女性真能了解少年的心理吗?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如潮好评的煽动,伸夫也悄悄阅读过那本书。悄悄的说法未免怪异,

                      亚洲人a成免费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了一半,忽地看到杨葛根手中拿着一张印着照片的纸。那是我的照片,而那张纸应该就是传达各处的通缉告示。村中逗留期间,我并没有继续延用林岳给我定制的伪装,对这些淳朴的村民更是不作设防,过于专注养尸茔地和血鬾事件,却忽略了自己还是被通缉的在逃疑犯。……“热水烧好咧,洗下早点歇着。”姚建国拎来一篮子东西,“这些奏带着路上吃,都是土产,么啥好地。”“姚大哥,你别太客气了……”对着这个老实憨厚的陕西汉子,我变得不知如何应对,言语间也迟钝了起来。“饿读书不多,不懂啥大道理,但饿能看明白,啥是好人啥是坏人。”姚建国咧嘴笑道,“啥也别多说咧,快歇着吧,一早要赶路咧。”……“大,这些人奏是通缉犯?咋姨大还放了他们咧?”门外的姚远山悄声问道。“嘘!”姚建国狠狠瞪了儿子一眼,轻轻带上门,拽着姚远山的胳膊连拖带拉地来到了前屋。“哎~~大,你这到底啥意思么。”姚远山被父亲捏得胳膊生痛。“你知道人家犯地啥事儿?你知道窝叫冤枉?啥事儿给你说咧你也不懂!”姚建国唬着脸训斥道,“莫忘了,咱地命是谁救地,做人奏是要分得清好坏,么忘了别人的恩!”“贼七好坏,饿看奏是胡球整地,不奏是问两句嘛。”姚远山不满地嘀咕道。“滚你妈蛋起,人家救了饿们一村人地命,你奏让警察把人家抓近七?”姚建国抬手就是一个耳刮子,“瓜娃心肝奏让狗叼起咧?!看饿不打死你个瓜松!”“贼,又打饿,奏是问两句么……贼……”姚远山连蹦带跳地逃了开去。姚建国看着逃远了的儿子,无奈地摇摇头,抬眼看着天上的月色,口中低低叹了一声。……“老凡,你看着小潇没?”林岳鬼头鬼脑地在屋里张望着。“啊?没看见,不是和晖儿在一起吗?”我收拾着背包,头也不回地说道。“不对啊,嫂子去前屋问桂芬嫂借针线去了。”林岳不折不挠地继续道,“她们那屋没动静,不像有人的样子。”“靠,你小子还真过敏?!”我笑骂道,伸手指着趴在一边打呼的狴犴,“大猫还在边上,你要真不放心就自己去看看好了。”“这……合适吗?”林岳突然扭捏道。“合适,合适,关心一下嘛,绝对合适。”我忍着笑道,“快去快回,别让我独守空房就是。”“切~~”林岳对我翻个白眼,硬着头皮冲对门屋子走去。没多久,林岳挠着脑袋再次回到屋内,一脸纳闷:“小潇不在,这丫头能去哪儿呢?”地上的狴犴忽地翻身站了起来,两只眼睛瞪的溜圆,双耳转动几下,冲我们低低地叫了一声,身子一弓,蹿出门去。“糟了!小潇一准有事!”林岳嗷地一声,跟着跑了出去。……村外山道上,S正在月光下寻找着什么。“粗心,真粗心!”S敲着自己的脑袋自语道,“连自己的手链丢了都不知道。”S寻找的手链是她母亲送的生日礼物,也是她最喜欢的饰品,为此还特意找人打了一块银制小挂牌,刻上了自己的简称“S”。银色的月光洒满了山道,甚至不用打开手电便可看清地面上最细小的石子,但即便如此,要想在这么大范围找到一条小小的手链,却也是个大海捞针的活计。“应该是掉在这里的啊。”S焦急道,那晚她和晖儿正是在这里大灭活尸的,手链或许是那时被她挥落了。“扑嗵……扑嗵……”一阵清晰的心跳声在四周响起,那声响飘忽不定,完全分辨不出传来的方向。“血鬾?!”S浑身一颤,“不是都死光了吗?!”一双血红的眼睛自树丛中亮起,距离S不到三米的距离,正死死地瞪着她。这个景象立刻毁灭了S心中仅存的那一丝侥幸,但僵硬的双脚却不知该作出如何的反应。“呼”,伴随着一道残影,血鬾飞扑而出,S甚至可以看清它面部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那条即将吸食她鲜血的肉管长舌。一个闪着红光的物件射出,“吱”,空中的血鬾发出一声惨叫,身子陡然一震,直直摔在了S面前,继而迅速翻起,恶狠狠地窥视着周围。在它的左眼上,插着一支纸烟,深入眼窝的架势更像是一支锐利的飞镖。“王亦凡算漏了一只血鬾,差点要了你的命。”一个人影笑盈盈地出现在S的身边,“孙烈在村里找了个向导,所以他们应该有十六人。”“韩笑?!”S瞪大了眼睛,条件反射似地左右看了看道,“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我可是专门来救你的。”这个“救星”正是韩笑,他笑嘻嘻地从兜里拿出一条手链,“杀了这只血鬾,顺便把这串手链物归原主。”“我还以为找不到了呢!”S眼睛一亮,一时掩不住地欣喜道,“怎么会在……”话音未落,韩笑右手一翻,四支纸烟夹在了手中,数点红光闪过,血鬾再次翻倒在了一边,原来这只贪婪的家伙趁机喘息后便想偷袭S。“好心没好报哦~~”韩笑调皮地笑着,左手一扬,手链在空中划出一道晶亮的轨迹,稳稳地落入了S的手掌。“退后!”韩笑声音一沉,手中闪出一个怪色火球。S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还未站稳,只见韩笑双掌交错一拍,血鬾的全身顿时爆出一蓬火焰,怪色火光一闪而过,那家伙顷刻化作了一片灰烬。“任务完成。”韩笑扶了扶警帽,冲S笑道,“下次就未必那么幸运了,你自己保重。”说罢,他的身影奇异地抖动了起来,鬼魅般地悄然没入土中。“小潇~~”林岳的叫声远远传来,一阵山风拂过,地上的灰烬随风飘向山林。S并没有回应,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晶莹的手链在月光的照耀下跳动起灿烂的光芒……十四、神机惨灭“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起要云……”他提到的正是《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的一段评述,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为千古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资料和文化遗产,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奇门遁甲大家。诸葛亮深谙奇门之道,由此衍生发明了古代机械运输工具“木牛流马”,战术连发武器“诸葛连弩”,夜间高空信号用具“孔明灯”,而他主持改制的八阵图至今仍为人们称奇不已。“唔,好吃……”吟颂声嘎然而止,这小子竟馋相毕露地吃起水果来,肥美的果肉中不断溢出果汁,饶是他张大了嘴巴也接纳不暇,不住地滴在了身上。“哎,哎,你吃管吃,别弄那么恶心行不行?”S皱眉道,“跟个饿死鬼投胎似的。”“唔……怎么着……吃东西还要摆什么架势不成?”林岳翻着白眼道,“咱学不来那种大尾巴狼,谁爱学谁学去~~”S脸上一阵发白,恨恨地瞪了林岳一眼,索性靠在座椅上闭目不语起来。“臭小子,就你小心眼!”我一边开车一边低声恨道,“就算韩笑救她也是韩笑自愿的,你吃什么醋?!”“靠,吃醋,我还吃酱油呢。”林岳一脸不乐意道,“那笑面虎那会正好落单,只要拖住他……”“你还是吃你的猕猴桃吧,自己好好想想错在哪儿。”我打断了他的牢骚,“男人若是失去了胸怀,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魅力,就这你还追女孩子?”不管韩笑的行为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S可以在血鬾爪下逃过一劫,这已是足够了,至于之后的事情,我们总是会面对的。林岳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恋爱中的男女似乎都有些不可理喻。“专心开车吧,爱情专家先生。”晖儿靠近椅背笑道,“时间不早了,别让耿婆等急了。”之前的路上,耿婆已来过电话,通知我们在定军山附近会合,看来她已找到了要找的人。马达一阵轰响,车速加快了起来,路虎越野车像匹黑色的野马扬尘飞驰在山道上。隐约间,远处浮现出一片连绵蜿蜒的山脉。……陕西省勉县,定军山。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生前辅佐汉室宗亲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官拜丞相、武乡侯,死后谥“忠武侯”,因此也被后人尊称为“诸葛武侯”。诸葛亮的葬地武侯墓位于勉县城南五公里的定军山下,周围环抱着由青沟、罔子沟、井沟、斩地沟、田家沟、牛角沟、瓦洞沟、龙嘴沟八条小溪分割成的九条小山岗。自定军山上俯瞰武侯墓,只见九条山岗犹如翻滚的巨龙,从四面八方汇聚于墓地,拱卫者翠柏苍松之中的武侯息眠之所,故有“九龙捧圣”之称。墓前上岗三层,自定军山向西叠浪而来,约三里许至此成眠弓形,古称“三台书案”。从少祖山下六岗向东势若游龙,倏起忽落五六里,至墓后形成新月者半里许,传为墓之正脉。新月之下,眠弓之内,豁然开张平地三百余亩,左右前后九支环抱,又如佛手,其天造地设实为人工所不能者。近墓四山,名曰“前书案梁、后笔峰山,左土地岭、右武山岗”,将武侯墓紧密围护。四山翠柏苍松攒蔚川阜,一派遮天蔽日的架势,如果不明就里地闯入,只怕很难得见武侯墓。转过书案梁,前面豁然开朗,别有一番风光,盆地当中,武侯墓高冢巍然,古建筑成群,修竹异木,花香鸟语,一条小溪从墓前蜿蜒而过,更是为墓区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武侯墓千年来从没被盗掘。有人将原因归咎为二:一、世人仰慕武侯,不愿扰其安息;二,武侯一生清廉,临终时后主刘蝉上书中说,只有薄田数亩,以养家中老小。清廉的武侯实在没有什么厚葬品值得一盗。不过,其中的原因只怕并不如人们传说的那么美妙,诸葛武侯兵法精绝,通晓天机,历代以来都会有野心勃勃之人窥觑其兵书宝典,但都也知道他精于奇门机关之术,曹操、司马懿两代枭雄尚且惧之如虎狼,更何况后世那些匪类宵小之徒。也有民间野史称诸葛武侯有七十二座假墓,这些假墓里不仅埋藏着兵书,甚至还有木牛流马的模型。此外,诸葛武侯真正的安息之地在史书上也记载不一,有据可考的一种说法叫“两墓八祠”。两墓即,陕西勉县定军山武侯墓,四川成都武侯墓。八祠即,湖北襄樊古隆中武侯祠、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四川成都武侯祠、重庆奉节白帝城武侯祠、云南保山武侯祠、甘肃礼县祁山堡武侯祠、陕西岐山五丈原诸葛亮庙和勉县武侯祠。因诸葛亮生前曾有遗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葬汉中定军山下,以励后人,不忘北伐。”此外,《三国志》也述:“亮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因此陕西勉县的武侯墓是目前史学界承认的诸葛亮真墓的地方。莫曹、陈子浩以及他们背后的神秘势力所窥觑的究竟是什么?……绕过墓园管理处,一座不起眼的小屋隐在众多参天古树间,屋前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和耿婆坐在那里饮茶闲聊。见我们走来,耿婆笑着起身招手,老人则进屋拿出四个小竹凳放在了树下。“村里的事办得还算不错。”耿婆听完我们的简要介绍后点头笑道,“来,我给你们引见一下,这位是姜老。”姜老看来十分的矍铄,年龄似乎比耿婆要大些,眉目间透着慈祥,当下众人一阵寒暄,彼此倒茶聊了起来。据耿婆的介绍,姜老是武侯墓园的老管理员,极为精通机关术,对于古代机关和阵法了如指掌,譬如我们饮茶所用的茶壶便是姜老的杰作,只要握住壶把时,改变手指的位置便可从壶中倒出四种不同的茶水,其原理是来自于古代饮酒作假的“转心壶”。“呵呵,雕虫小技,不入法眼。”姜老爽朗地笑着,继续为我们斟茶。“姜老,请恕我冒昧。”听了耿婆的介绍,我心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您老祖上可是武侯手下的大将?”姜老端着茶壶的手不禁一抖,一些茶水洒落在了杯外,他低叹一声放下茶壶,手指轻轻地弹动着尚余半盏茶水的杯子,口中低声吟唱了起来:“姜家庄(哩嘛)灯笼哟,靠南山(哩嘛)灯笼哟,南山(嘛)背后有个水盆盆哟,南山顶上灯笼红。姜家庄(哩嘛)灯笼哟,靠南山(哩嘛)灯笼哟,一棵(嘛)松柏一盏灯哟,靴子坪的灯火万年红(魂),万年红(魂)。”充满西北风味的歌谣哀婉动听,如泣如诉,在姜老充满沧桑的声音诠释下,似乎正在呼唤一个远在他乡的英魂回归故里。这首歌谣正是甘肃有名的姜家庄《招魂曲》。当年诸葛武侯手下的大将姜维,为了完成蜀国复兴的心愿,明降司马懿,暗反魏军营,可惜棋差一着,以至功败垂成,被残忍地分尸曝于野外,家乡人便在其祭日,高照明灯,悲唱此歌招魂。“悲先人,歌古谣,人老了总是容易悲伤,让各位见笑了。”姜老平复了一下心情道,“姜维的确是我的先祖,祖辈以来未能完成诸葛武侯遗志,便隐居在此守墓谢罪。”“喝茶,喝茶,咱不谈古人的事情。”林岳打着哈哈道,“好山好水有好茶,聊聊现在该干嘛。”经过一番详谈,我们才知道,姜老祖辈在定军山武侯墓守墓,一则是为了守护武侯英灵,二则也是与武侯后人相邻而居,彼此照应。事实上,诸葛武侯的嫡传后人也隐居在武侯墓附近,隐居避世。耿婆从地图行进路线上得知定军山被划为目标时,便想到了姜老和武侯后人,陈子浩等人所图的很可能不是千年未遭盗掘的武侯古墓,而是诸葛武侯的后人。诸葛武侯是位绝世奇才,他从奇门遁甲中悟出了道理,结合前人的经验,创出了独具一格的机关术、阵法和推算法。他将其中的机关术、阵法秘密传授给了姜维,唯独留下一门推算法由其后人继承。这门推算法便是在后世民间广为流传的“诸葛神算”,也叫“诸葛灵签”。求卜时只凭问卜者说出的文字或数字便可得出卦语诗句,而这些玄妙深奥的词句却恰好能正中问卜者的痒处,因此便被认作是预测未来的灵验之术。一些江湖术士更是乐得照本宣科,凭着一本卦语诗句索引到处招摇撞骗,装神弄鬼不亦乐乎。可事实却并非如此,照姜老所说的,“诸葛神算”是根据奇门遁甲所创出的一种推算法,它的原理来自于奇门八卦的卦象演变规律,诸葛武侯通过整理,将人们的性格、心理、行为、后果与文字、数字、卦象相结合,撰写出一套对应的卦语。神算的卦语来源于卦,人们在写字报数的时候不自觉的透露了心中的信息,便把卦脱口而出,于是上卦,下卦和动爻就出来了,每组文字或数字自然就有了对应卦语,便得出了结论。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推算法,用以推算掌握事态的发展和可能的结果,这也正是诸葛武侯料事如神背后真正的秘密。民间所流传的“诸葛神算”则是某代不肖子孙偷偷转卖出去的,但却只有卦语索引而已,真正的精要口诀并没有泄漏。失去了口诀的引导,那本所谓的神算也只能是似是而非罢了。“那些人应该就是冲着这个口诀来的。”姜老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勉县城西,一家书店前。古色古香的装潢配合着现代建筑的风格十分别致,迎面而向,隐隐能够感受到一股浓重的书卷气息。整间书店分上下两层,置前后堂间,所陈书目颇为繁多,古今中外各色书籍巧妙地分门别类,由此可以看出书店主人的用心细致。只不过,这一切都只是透过书店那明亮的窗户所看到的,两扇店门牢牢紧闭,店内不见一个人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林岳摇头晃脑地吟起诗来,“梦觉书屋?这店主该不是知道我们要来,特意睡觉去了吧?”“切,人家可是诸葛亮的嫡系子孙,你祖上又不是刘备。”S不冷不热地说道,“三顾茅庐的典故也用不到你身上。”林岳被抢白得一阵语塞,摇头不已,两人当下冷战了起来。“有点不对劲。”书屋中那阴晦低沉的气息让我有些不安,“可能里面出事了!”书店的周围栽种着不少树木,茂盛的树冠在风中不住摇曳着,但若仔细看去,便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树枝都微微向着屋子相反的方向歪去,那情形就像是在竭力逃避什么似的。风水堪舆学说对阳宅格局曾有如是说法:“树向则吉,背则凶。”说的就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是这屋子本身包含着什么隐患,那就是屋内发生了什么凶险的事情,所以才使得这些对自然变化敏感的植物极力逃避。“前天我来过,并没有什么异常……”姜老闻言脸色一变,带着我们向书店后面走去。书店背后是一个院落,大门也紧闭着,S怀中的狴犴发出一声低低的叫声,纵身一跃蹿上了院墙,向里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加以笼络的。阿加皮托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将会立刻接见他。于是他们爬了一段楼梯,马基雅维里被带到了一间装饰华美的套间。套间四周镶嵌着浮雕,并且有着一座硕大的石砌壁炉。壁炉上方的雕塑是卡特琳娜·斯福查的手臂,这个无所畏惧,但不幸的女人如今做了公爵的俘虏,正被关押在罗马。壁炉炉膛里的木头正在熊熊燃烧,公爵背对着壁炉站着。房间里唯一的旁人是胡安·博尔贾,蒙里埃尔的主教,教皇亚历山大那个魁梧而狡猾的侄子。他坐在一张高背的木雕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脚尖正对着壁炉中的火光。马基雅维里朝公爵和主教弯腰行礼。公爵优雅地走向马基雅维里,握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椅子上。“书记官大人,你一路旅途劳顿,想必是又冷又乏,”他问道,“你吃过饭了吗?”“是的,阁下。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我以这样一副旅行者的装束来晋见您,实在是失礼了。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是我不想耽搁向您转达共和国方面的意见。”他于是呈上了国书。公爵略微地看了一眼之后就交给了他的首席秘书。切萨雷·博尔贾长得英俊不凡。他身高超出一般人,肩膀宽阔,胸脯结实,腰身细瘦。他一袭黑衣,更衬出他鲜艳的容貌。他右手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除此之外唯一的装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赐给他的圣·米歇尔项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经过仔细的梳理,披在肩膀上。他留着一排髭须,络腮胡子则是精心修剪为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直而精巧,浓眉之下有着一双俊秀而无畏的眼睛。他的嘴巴长得十分有形,显得十分性感。皮肤光洁,熠熠生辉。他步态庄重,但又十分优雅。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种帝王般的气息。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罗马城里普通的女人和一个肥胖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的,用无耻的贿赂手段爬上教皇宝座的西班牙神甫相结合的产物,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出众的王子才能够具备的仪表举止。“我请求贵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来见我,是因为我想了解我与贵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他斟酌着用词。马基雅维里于是开始阐述他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套说辞。公爵虽然倾听着,马基雅维里还是明白地看出,公爵将他根据执政团的旨意而释放出的善意和保证看作是一堆没有用的空话。马基雅维里讲完之后,公爵没有作声,出现了一小会的冷场。公爵往后靠在椅背上,左手抚摸着胸前的绶带。他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冷漠的口吻。“我的领地和你们的领地之间有着一条很长的边界。我有责任尽我所能保护我的领地。我十分清楚,你们的城邦对我不怀好意。你们曾经试图挑拨我与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你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一个刽子手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你们必须决定,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与我为敌。”他的声音有如音乐,轻快而不低沉。声音中有一种特质,不是尖酸,而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言辞之间透出的傲慢不逊让人很难容忍。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卑贱的仆人。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十分了解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子。“我能够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除了您的友谊之外,别无他求。”马基雅维里不温不火地回答着,“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您允许维泰洛佐侵犯我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也怀疑您的友谊是否确实真诚。”“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维泰洛佐纯粹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从您那里领取军饷,也服从您的指挥。”“那次征战开始时,我毫不知情。进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我的支援。我不会假装我为这一事变感到遗憾。相反,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佛罗伦萨人对我失信,他们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是恰当的。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时,我下命令给我的将领们,叫他们撤军。为了这件事,我把他们给得罪了,他们现在正阴谋推翻我。”马基雅维里想,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醒公爵,他之所以下令撤退部队,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下达了一个不容耽搁,不许违抗的命令。“你们咎由自取。维泰洛佐入侵你们的领地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基雅维里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如果你们没有愚蠢到拷打和处决保罗·维泰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兄弟维泰洛佐向你们寻求报复,你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并且,由于我阻止了他一路蛮干下去,他现在跟我作对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爵所说的意味着什么。佛罗伦萨对比萨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围困。但是后来局势逆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执政团将失败归因于其将领的无能。于是他们召集了两支当时服务于法国国王路易的雇佣军,两支部队分别由维泰利两兄弟,保罗和维泰洛佐率领。执政团任命保罗为总指挥。雇佣军发动了一场战斗,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正当部队要蜂拥入城之际,保罗·维泰利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说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把握比萨城会有条件地投降。虽然他这么为自己辩护,执政团确信保罗是在对他们耍手段,于是派了两个官员,表面上是去送钱给两兄弟,但实际上是要去逮捕他们。保罗·维泰利当时驻扎在卡锡纳城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位专员要求保罗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以便商讨战况。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逮捕了他。然后,他被带到佛罗伦萨,被砍了脑袋。砍头之前,保罗被用了酷刑,但是他坚拒任何罪名。“保罗·维泰利是个叛徒,”马基雅维里说道,“他通过一场公正的审判,被认定有罪。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他是否清白或有罪并不重要。将他处决则是一件莽撞的事。”“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声誉,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有力的处置。我们有必要昭示天下,佛罗伦萨还是有勇气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让他的兄弟活着?”马基雅维里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这确实是一个痛脚。“我们派了人去请维泰洛佐,准备把他带到卡锡纳。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当时卧病在床。他要求我们的人给他一些时间穿衣服,然后就设法溜了。这件事搞砸了。许多事情你得让你手下的人去完成,这些人有时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换了是你,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公爵发出一串轻快和愉悦的笑声。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芒。“当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实施时,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变得不可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错误。当维泰洛佐从你们的手指缝隙间溜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将保罗带到佛罗伦萨,将他安置在维齐奥宫中最好的套间里,而不是将他投入大牢。然后你们就应该审问他,无论有什么证据,都宣布他无罪。然后,你们应该恢复他的部队指挥权,增加他的薪水,然后授予他共和国所能授予的最高的荣誉勋章。你们应该让他相信,你们对他仍然有着完全的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将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会小心行事,以证明你们对他的信任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雇佣军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你们完全可以给维泰洛佐一笔丰厚的赏赐或待遇,让他无法拒绝。他于是会重新和他的兄弟联合,当你们成功地稳住了这兄弟俩的时候,用一点小计谋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将他们迅速地,不加审判地结果掉。”马基雅维里脸红了。“这样的欺诈行为会对我们佛罗伦萨美好的声誉造成永久的损害。”马基雅维里大声抗辩。“对付叛徒必须要用相应的欺骗手段。治理国家依靠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美德加以身体力行,而是需要依靠胆大心细和果断无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官进了房间,在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耳边说了几句话。瓦伦丁诺公爵对这个打扰有些不满。他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阁下正忙着,”阿加皮托说道,“他们得等一会儿。”“什么事情?”公爵劈头问道。“两个加斯孔战士抢掠老百姓的财物,被逮了个正着。他们连同赃物一起被带到了这里,卫兵们正看管着他们。”“让法国国王的臣民等待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公爵说着,带着浅浅的笑容。“把他们带进来。”军官走了出去。公爵转过头来对马基雅维里亲切地说:“我必须处理一件小小的公务,还请你多多包涵。”“我的时间完全由阁下支配。”“我相信你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书记官大人。”马基雅维里从公爵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我很幸运地在斯卡佩里亚地方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饭。”“我一直期望人们可以在我统治的地区安全地旅行,就像安东尼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你在这里会有机会亲眼见到,我已经除掉了那些给意大利带来灾难的,各式各样的土皇帝,并且通过明智的管理,情况大有改善,老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人们喧嚷的声音。接着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头一个是那个先前已经进来过的人,在他身后是两个男人,穿戴考究,马基雅维里猜想他们是本城的显贵人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老,另外一个则是中年。她们身旁站着一个外貌体面的老年人。不一会一个士兵进来,手里拿着一对银制烛台,另一个士兵则手里拿着一只镀银的高脚玻璃杯和两只银制的餐盘。这两名士兵穿着公爵所领导的部队的红黄两色的军装。接着,半推半拉地进来了另外两个人,双手被捆绑在身后面。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怪异服装,站在公爵的一群士兵当中,活像一对恶棍。一个是皱着眉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额头上有条青黑色的伤疤。另外一个则是面容光滑的男孩,脸色病黄,带着惊恐游移的目光。“走近些。”公爵说道。两个人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什么罪名?”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两个妇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她们的房屋,盗走了一些银器。“你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你的财产?”两个显贵男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道:“布里吉达太太是我的表亲,我很熟悉这些器皿。这些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证实了前面那个人的证词。公爵转身对那个陪着两个妇人来的老年人说:“你是谁?”“乔克莫·法布罗尼奥,阁下。我是一个银匠。这两个被抓起来的人将这些银器卖给了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福力那个城市抢来的。”“你肯定是这两个人?”“肯定,阁下。”一个军官说:“我们把乔克莫带到了加斯孔兵营,他没费多少劲就把这两个士兵指认了出来。”公爵锐利的两眼盯着银匠。“是不是这样?”“当我听说布里吉达女士的房子遭到了盗窃,她的烛台和银盘被偷了,我就起了疑心。”银匠回答道,脸色灰白,声音颤抖。“我立刻找到了伯纳尔多先生,告诉他两个加斯孔战士卖了些银器给我。”“你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责任感?”银匠一时语塞,他吓得瑟瑟发抖。“伯纳尔多大人是位执法官员,我曾经为他做过不少事情。如果这些物品是偷来的,我不想拥有它们。”“他说的是实情,阁下。”执法官伯纳尔多说道。“我去检查那些银器,一下子就把它们给认出来了。”“它们是我的,阁下。”两个女人中那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急切地叫嚷着。“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它们是我的。”“安静些。”公爵转过去注视着两个加斯孔士兵,“你们承认你们偷了这些东西吗?”“没,没有。”男孩尖叫着。“这完全是搞错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做这件事。银匠完全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把他带走。拷打他几个回合,他就招了。”男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别,别那么做。我受不了的!”“把他带走。”“我招供!”男孩喘着粗气说道。男爵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把头转向另外那个士兵。“你呢?”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士兵将头扭在一边,显出不屈的态度。“我没有偷它们。我只是拿了它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攻占了这个城市。”“说谎。你们没有攻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根据当时意大利的战争规则,如果一座城市被攻陷,士兵们可以随意抢掠,并且可以拥有他们抢到手的财物。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话,投降城市的市民要付出一笔费用,来补偿使用这些雇佣军夺取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些相关费用。一旦市民们付了钱,他们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了。这条规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使得市民们愿意投降。为了对领主的忠诚而战死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公爵宣布了他的判决。“我的命令是部队露天宿营,不许占用民宅。而且若有侵犯民众的行为,将判死刑。”他转脸对那个军官说,“在黎明时分将他们吊死在广场上。让部队了解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且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让两个士兵看守尸体直到中午,让市里面的传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一下民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领主的公正处置。”“他在讲什么?”那个年轻士兵惊恐万状地问道。因为公爵对那两个加斯孔士兵说的是法语,对那个军官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个年长一些的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听到了这个年轻士兵的问题,于是用法语重述了一下他的判决。“你们将在黎明时分被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男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下子跪了下来。“请发发慈悲,”他尖叫着。“我太年轻了,不能去死啊。我不想去死,我害怕。”“把他带走。”公爵说道。男孩被拽着站了起来,他不连贯地嘶叫着,泪水从眼睛中流出。但是另外那个,面庞由于愤怒而扭曲着,聚集起嘴里所有的唾液,用力唾在了那个男孩的脸上。两个人被推搡着出了房间。公爵扭头朝着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说:“确保给他们提供一些宗教上的安慰。如果这两个人在去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没能够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的话,我的良心会很不安的。”一丝微笑浮上他的嘴唇。首席秘书出了房间。正在兴头上的公爵,开始对着他的表弟红衣主教说话。当然,这些话也是讲给马基雅维里听的。“这两个人既是恶棍,也是蠢货。把那些在城里偷来的东西在同一个城里卖掉是一件无法宽恕的愚蠢行为。他们应该把东西藏起来,等到了一个大城市,像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然后再卖掉。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了。”此时他注意到银匠还在门边上停留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可以还给我那笔钱,阁下?我可是一个穷人啊。”“你为了那些个物品付了相应的价钱吗?”瓦伦丁诺公爵温和地问道。“我付了这些物品能值的价钱。那两个流氓要的价钱是可笑的。我必须得挣个利润才行。”“让这件事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首先确认东西来路正当,然后再把它们买下来。”“阁下,我实在是无法承担损失这么多钱啊!”“滚。”公爵粗暴地吼了一声。声音是如此地野蛮,吓得那个银匠应了一声,就迅速地退出了房间,像个受惊的兔子。瓦伦丁诺公爵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放声大笑。接着他有礼貌地转向马基雅维里。“我必须请求您多多包涵刚才的打扰。我认为有必要给予老百姓一个迅速而公正的判决。我也想让生活在我所统治的地区里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有了冤屈,可以随时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执法无私的人。”红衣主教说:“对于一个刚刚征服了一些地区,而想保有对那些地区统治的君主来说,这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你不去触动人们私下里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公爵随意地评论着。“只要你不去糟蹋他们的女人,侵犯他们的财物,他们就会很好地安于他们的命运。”马基雅维里平静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甚至带着几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亚洲人a成免费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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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取代政府的人还相信使用一些工具或者手段可以控制白色眼疾,而这些工具或手段当年在对付黄热病或其他瘟疫上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这里连一场火灾也不需要。至于博物馆,真让人心痛,让人心如刀绞,所有那些人,人,我确实是这个意思,所有那些画像,所有那些雕塑,前面没有一个欣赏者。城里的盲人们在等待什么,不知道,也许那些还相信能治好的人等待着治疗,但现在他们也已失去了希望,尽人皆知,失明症没有放过任何人,没有留下一个有正常视力的人能用显微镜观察,化验室早已废弃,那里的细菌要想活下去就必须互相吞噬。开始的时候,还有许多盲人由家里有视力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陪着去医院,但他们在医院遇到的是失明的医生在为看不见的患者诊脉,用听诊器听听前面,听听后面,他也只能做这些,因为还听得见。后来,迫于饥饿,病人,那些还走得动的病人,开始逃离医院,来到街上,孤零零地死去,他们的家人,如果还有家人的话,也可能在那里经过,然后,有幸得到掩埋者不仅需要死在人们经过的地方,还要有人绊在他的尸体上,并且尸体还要开始发臭。难怪有那么多狗,其中有一些已经像鬣狗一样,身上的花纹像一块块霉斑,跑起来缩着臀部,仿佛害怕那些死者和被吞噬的人忽然还阳,向它们竟然啃咬毫无防卫能力的人这种无耻行径讨还血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戴黑眼罩的老人问;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外边和里边没有区别,这里和那里都一样,少数人和多数人也都一样,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区别;人们呢,人们怎么样,戴墨镜的姑娘问;像幽灵一样,成为幽灵大概就是这样,确信生命存在,因为四个感觉器官这样告诉他们,但他们看不见它;外面有很多汽车吗,第一个失明者问,他不会忘记他的汽车被盗;成了汽车坟墓。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没有提问题,既然所有的回答都与提问者的愿望相反,何必再问呢。对于斜眼小男孩来说,穿上这双曾经日思夜想的鞋子已经心满意足,眼睛看不见鞋也没有使他感到悲哀。因此,可能他不像一个幽灵。舔泪水的狗不该被称为鬣狗,它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不寻找死肉的气味,而是陪伴着那双眼睛,它知道那双眼睛还活着。离戴墨镜的姑娘家不远,但这几个饿了一星期的人现在刚刚恢复了体力,因此走得很慢,休息的时候别无他法,只能坐在地上,当初费尽心思挑选颜色和花纹实无必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所有人的衣服都肮脏不堪了。戴墨镜的姑娘所住的街道不仅很短,而且很窄,这解释了为什么街上没有汽车,汽车要过也过得去,单向行驶,不过因为没有空间,所以禁止停车。连人也没有,这用不着奇怪,在这样的街上,平常看不到人的时候也不鲜见。你那栋楼是多少号,医生的妻子问;七号,我住在二楼左边的单元。有一扇窗户开着,从前几乎可以据此肯定家中有人,现在一切都不可信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先不要都去,只我们两个人上楼吧,你们在这里等着。开向街道的楼门被强行打开过,可以清楚地看见弹子锁的外壳已经扭曲,长长的一块木片几乎完全从门上掉落。医生的妻子没有说这件事。她让姑娘走在前面,姑娘认识路,楼梯里暗与不暗对她来说没有关系。由于着急和紧张,戴墨镜的姑娘绊倒了两次,但她觉得最好还是自我解嘲,你想想,从前我能闭着眼睛上下这楼梯,这样一些陈腔滥调无视意义的无数细微区别,比如这一句吧,就忽略了闭着眼睛和失明的不同。来到第二层的楼道,她们寻找的房门关闭着。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顺着门框往上滑,找到了电铃按钮。没有电,医生的妻子提醒说,这三个字只不过是重复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姑娘听来却像宣布了一条不幸的消息。她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用拳头猛力地敲,一边敲一边叫,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没有人来开门,亲爱的三个字感动不了现实,没有人出来说,我亲爱的女儿,你终于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进来,进来吧,这位太太是你的朋友吧,请进,进来吧,屋里有点乱,请不要介意。门仍然关着。谁也不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她靠在门上,头伏在交叉着的前臂上哭起来,仿佛整个身体都在绝望地乞求怜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懂得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复杂,就会对她如此热爱父母感到诧异,对她表现出来的痛苦感到诧异,一个习惯于放荡不羁的姑娘,尽管不久前有人说过两者之间现在不存在,过去从来也不曾存在任何矛盾。医生的妻子想安慰她,但又没有多少话可说,谁都知道,现在长时间留在自己家里实际上早已不可能了。如果有邻居在,我们倒可以问问他们,医生的妻子建议;对,我们去问问,戴墨镜的姑娘说,但口气里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先敲这个楼道另一边那家的门,也没有人回答。上一层的两扇门都开着。这两家都遭到抢劫,衣柜空空如也,食品储藏柜里已经一无所有。有迹象表明不久前有人来过,当然是一伙流浪的人,差不多就像他们现在这样,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他们下到一楼,医生的妻子用手指关节敲敲最近的那扇门,一阵充满期待的寂静,过了一会儿,一个沙哑的声音满怀狐疑地问,谁呀;戴墨镜的姑娘赶紧走上去,是我,二层的邻居,正找我父母呢,您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出了什么事没有,她问。里边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开了,出来一个非常瘦的老太太,瘦得皮包骨头,邋里邋遢,一头又乱又长的白发。同时一阵难以分辨的酸腐霉烂的气味袭来,让人作呕,两个女人身不由己地后退了一步。老太太睁大眼睛,两只眼睛几乎全都白了,你父母亲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把你带走以后的第二天就把他们也接走了,那时候我还看得见呢;这栋楼里还有别人吗;有时候我听见上楼下楼的声音,但都是外边的人,只来睡觉;我的父母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么,您丈夫,您儿子和儿媳呢;也让他们带走了;没有把您带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藏起来了;藏在哪里;你想不到,我藏在你家里;您怎么能进得去呢;从后面,从防火梯爬上去的,把一扇窗玻璃打碎,从里面把门打开了,钥匙在锁上插着;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您怎么能一个人在家里活下来呢,医生的妻子问;这里还有别人吗,老太太吃了一惊,转过头来;她是我的朋友,我们一伙人在一起,戴墨镜的姑娘说;不仅仅是独身一人的问题,我说的是食物,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您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追问说;因为我不是傻子,我自己照顾自己;要是您不想说就别说,我不过出于好奇才问问;我说,我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栋楼各家各户去收集能吃的东西,把容易坏的立即吃掉,把其他的保存起来;您现在还有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了,已经全都吃完了,老太太回答的时候失明的眼睛里忽然露出怀疑的表情,这不过是一种在这类情况下常用的说法,但实际上毫不严谨,因为眼睛,眼睛本身,没有任何表情,即使把眼睛剜出来,也是两个没有生气的小球,眼皮眼睫毛和眼眉也同样,但它们却不得不担负起在视觉方面各种修辞的任务,眼睛确有这样的名声;那么您现在靠什么生活呢,医生的妻子问;死神在街上游荡,但后院生命没有灭绝,老太太神秘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后院有圆白菜,有兔子,有母鸡,还有花,不过花不能吃;您通常怎么吃呢;看情况,有时候拔几棵圆白菜,有时候杀一只兔子或者一只母鸡;生着吃吗;开始的时候点个火堆,后来我习惯吃生肉了,圆白菜的根是甜的,你们放心吧,我母亲的女儿饿不死。老太太后退了两步,几乎在黑暗的屋子里消失了,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她从里边说,要是你想到你家里去,就进来吧,我让你过去。戴墨镜的姑娘本来想说,不去了,非常感谢,去也是白去,既然我父母都不在那里,何苦呢,但她突然想看看她的房间,看看我的房间,多么愚蠢的想法,我失明了呀,不过,至少去用手摸一摸墙壁,摸一摸床垫,摸一摸我这个疯狂的脑袋躺在上面休息过的枕头,摸一摸家具,也许斗橱上的花瓶还在,如果老太婆没有因为它不能吃一气之下扔到地上的话。于是她说,如果您允许,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一下,您心眼太好了;进来吧,进来吧,不过你已经知道,在那里找不到食物,我现在的食物还不够我吃,再说,你也不会吃,大概你不会喜欢吃生肉吧;您不要担心,我们有食物;啊,你们有食物,这样的话,你就要报答报答我的好意,给我留下一点吧;放心吧,我们会留下的,医生的妻子说。他们已经穿过走廊,那里臭气熏天,难以忍受。厨房里,外边照进一点儿微弱的光线,地上扔着兔子皮,还有鸡毛鸡骨头,桌子上的一个盘子里沾着干了的血迹,里面放着几块肉,至于是什么肉已经难以分辨,仿佛被嚼过许多次;那么,兔子和鸡,它们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吃圆白菜,草,剩下的东西;剩下的东西,什么剩下的东西;什么都吃,甚至吃剩肉;鸡和兔子不会吃剩肉吧;兔子还不吃,但鸡高兴得发了疯似的吃,动物和人一样,最后能习惯吃一切东西。老太婆走得四平八稳,眼睛像看得见一样挪开路上的一把椅子,然后指着一扇开向防火梯的门说,从那里上去,小心,不要滑倒,扶手不太结实;门呢,戴墨镜的姑娘问;门一推就开,我有钥匙,在那里;那是我的钥匙呀,姑娘本来要这样说,但在这一时刻又想,这钥匙现在对她没有任何用处,父母或者某个什么人把其他钥匙带走了,也就是说把正门的钥匙带走了,她总不能每次想进来出去的时候都要请求这个邻居老太婆允许她从这里通过。戴墨镜的姑娘感到心头轻轻发紧,莫非因为要进自己的家门了,莫非因为知道父母不在,莫非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厨房干净,井井有条,家具上的尘土不太多,这是雨天的另一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圆白菜和野草在生长,确实,从上面望去,医生的妻子觉得后院像是微缩的原始森林,那些兔子能随便乱跑吗,她问自己,肯定不能,它们仍然在兔舍里生活,等待一只瞎子用手送去白菜叶,然后这只手又来揪住它们的耳朵,把它们提出来,就在它们四条腿乱蹬的时候,另一只手猛打下去,敲断脊椎骨与颅骨相连的地方。戴墨镜的姑娘凭记忆来到家里,像楼下的老太婆一样,既没有绊在什么东西上也没有犹豫,父母的床没有收拾,大概是清早被抓走的,她坐在床上哭起来,医生的妻子坐在她身边说,不要哭了,这时候还能说什么别的话呢,整个世界失去意义的时候眼泪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姑娘的房间里,斗橱上的花瓶还在,水蒸发了,花也干了,姑娘两只手都伸出来,用手指摸摸枯死的花瓣,生命一旦被抛弃就变得如此脆弱。医生的妻子打开窗户,朝街上望望,其他人还在那里,坐在地上耐心地等着,只有舔泪水的狗凭着敏锐的听觉发现了动静,抬起头来。天又阴了,开始暗下来,夜晚渐渐逼近。她想,今天夜里不用到处找住的地方了,就留在这里吧。老太婆不会喜欢让我们所有的人经过她的家,她嘟嘟嚷嚷地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他们没有把钥匙带走,在门锁上插着呢。这个困难,如果也算是困难的话,现在已经克服,他们无须忍受一楼老太婆那副没好气的样子了。我下去叫他们,天很快要黑了,太好了,起码今天可以在一个家里睡觉了,在家的屋檐下,医生的妻子说;你们在我父母的床上睡吧;这以后再说;现在在我家里,我说了算;说得有理,听你的安排,医生的妻子拥抱了姑娘,随后下楼去叫伙伴们。他们一边上楼一边兴奋地说着什么,好像是来做客一样,虽然医生的妻子说过,每层楼有十级阶梯,但他们还是不时绊在台阶上。舔泪水的狗不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头,仿佛它一生只会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站在楼道里望着下边,这是知道有人上来时的习惯,如果不是熟人就是想知道是谁来了,如果是朋友就想说句欢迎的话,而现在无须用眼睛就知道谁来了,请进,请进,不要客气。一层的老太婆听到脚步声,走到门边窥探,以为又是一伙人来睡觉,她没有想错,问了一声,谁来了;戴墨镜的姑娘从上边回答说,是我的那伙人;老人一下子糊涂了,姑娘怎么到了楼上的楼道里呢,但她立刻明白了,对自己气恼起来,当初竟然忘了找一找正门的钥匙,把它们收起来,仿佛失去了几个月来作为这栋楼唯一的居民而取得的对该楼的产权。她找不到别的办法抵偿这突如其来的失望,只好把门打开,说了一声,喂,你们必须给我食物,不要假装把这件事忘了。但是,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都在忙着,一个正领着伙伴们进屋,另一个正迎接他们,谁也没有回答,老太婆扯着嗓子喊道,你们听见了吗,这样做可不太好。因为这时舔泪水的狗恰恰在她面前经过,跳向她,疯了似的叫起来,狗吠声在楼梯间发出雷鸣般的回响,简直是神人相助,老太婆吓得大吼一声,跌跌撞撞地缩进屋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这个巫婆是谁呀,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我们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才说得出这种话,如果让他像老太婆那样生活下去,我们倒想看看他的文明举止能持续多久。食物只有他们用塑料袋带来的那一些,水必须一滴一滴地节省,他们在照明方面运气很好,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两支蜡烛,是放在那里供偶尔断电时急用的,但医生的妻子点上以后也只对她本人有用,其他人不需要,他们脑袋里有光亮,亮度强到把他们的眼睛都晃瞎了。伙伴们只有这点儿东西,但却成就了一次家庭式的聚会,成就了那种罕见的一个人的东西归大家所有的聚会。围着桌子坐下来之前,戴墨镜的姑娘和医生的妻子到楼下去履行诺言,更恰当的说是满足对方的要求,用食物交付经过她家的买路钱。老太婆接过食物,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说,那条可恶的狗差一点把她给吃了,你们养这么一头猛兽,大概有许多食物吧,她转弯抹角地暗示说,仿佛指望通过这番加罪于人的话让两个女使者产生我们称之为良心歉疚的东西,确实,她们两个中有人会说,在一只凶猛的动物吃得饱足的时候,让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饿死不够人道。两个女人没有再回去取食物,如果我们想到当前困难的生活环境,她们送去的那一份已经相当多了。但就在这时候,老太婆出人意料地明白过来,原来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凶恶,她走进屋,拿出后门的钥匙,对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是你的钥匙,拿去吧,仿佛这还不够,关门的时候还咕咕哝哝地说,非常感谢。两个女人心花怒放,原来女巫也有感情。她这个人原来并不坏,是因为长时间独自生活才变得疯疯癫癫了,戴墨镜的姑娘说,但似乎没有考虑,脱口而出。医生的妻子没有回答,决定留待以后再谈。其他人都躺下了,几个人已经睡着,她们两个像母亲和女儿一样坐在厨房里,准备休息一下后再收拾房间,这时候医生的妻子才说,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没有什么打算,留在这里,等着我父母亲回来;你独自一个人,并且失明了;失明我已经习惯了;那么孤独呢;我也必须习惯,下边的邻居老太婆也是一个人生活;你想变成她那样的人吗,吃圆白菜,吃生肉,这一带的楼房里好像没有其他人住,时间长了,你们两个会因为食物匮乏而互相仇恨,每撕一片圆白菜叶子另一个人都认为是从她嘴里抢的,你没有看见那个可怜的女人,只闻到了她屋里的气味,我告诉你,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没有那么让人恶心;迟早所有人都要像她那样,然后我们就完了,再也没有生命了;我们暂时还活着;你听我说,你懂得比我多得多,在你面前我是个无知的人,可是我认为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瞎是因为我们死了,如果你想让我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瞎了,其实是一回事;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亚洲人a成免费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责问抱怨的众人都不由一愣。“屋子的水缸里……”晖儿被问得有些莫名,伸手指了下屋角的那口大缸。我急步走到缸边,双手探入水里搅动了几下,之前闪现的景象再次出现,似乎比先前清晰了许多,但依旧是一些残缺的画面片断。那悉窣的耳语声已渐渐能够分辨,汉人、别动、小心……“缸里的水是从水池取来的。”莫炎明白了我的行为,“拾水的话你该去楼下。”楼前的水池边,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我将双手缓缓伸入水中,搅动中静心搜寻着那些画面和声音的信息……似曾相识的夕阳,楼前一片树林茂密,四个装束各异的男子在林中聚集。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不同的几个民族,但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同样的油腻痕迹,头上裹着各色宽大头巾,垂下的巾脚遮去了大半个面孔。曼林!其中一个侗族打扮的男子正是曼林,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正在向他说着什么,言语间曼林不住点头。我极力看去,却无法窥见瘦小男子的样貌,于是只得仔细分辨那细微的语声。渐渐地,一个沙哑的声音清晰了起来。“你盯好那四个汉人,弄点麻烦拖住他们。”沙哑的声音说道。“老大,四个汉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今晚我就弄了他们的脑袋。”曼林满是不适地摸了摸自己的头,“最近没弄到新鲜人头,只能顶着猪头混日子,神蚕开始不听话了。”“那两个汉人男子不是寻常人,凭你是动不得的,一切小心为上。”沙哑的声音继续道。“哦,属下明白。”曼林的声音有些不快。“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连我的话也敢阳奉阴违。”沙哑的声音有些怒意,“是不是想我灭了你的神蚕?!”曼林一时慌了神,声音变得卑下异常:“老大,属下不敢,属下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沙哑的声音似乎十分满意,语气缓和了不少:“你一向机灵,知道该怎么去做。竹楼上有三个人头可以选,就是别动那四个汉人。”曼林连声应承,那沙哑的声音又道:“务必将他们拖延到戌时,我们先回天……”话语突然中断,景物和语声一片晃动,完全模糊扭曲开来。一切再度平静时,眼前却是我掬水畅饮的画面,耳畔尽是S和晖儿的对话声。该死,看来是我自身的影响过于强大,干扰驱散了原本承载在水中的信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我抽回双手,原原本本地将所得到的信息向大家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众人各自沉思了起来。“那个沙哑声音的瘦小男子应该就是刑天营头目。”S挠头道,“它们藏身的地方肯定是天字打头的地方。”“说得很对。”莫炎点了下头,又摇了下头,“地球人都知道。”S被他抢白得一阵语塞,气鼓鼓地坐到一边和晖儿商议去了。“为什么会特别注意我们四个?”我心中最大的疑问便是这点。“也许它们害怕。”莫炎看了下手掌,“也许是想利用我们。”“两位兄弟,老汉有个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说咯。”老田在一旁说道。“老田,你说吧。”局外人的看法有时最清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应该是午时的样子咯,那些搬头尸戌时才会过来地。”老田眯缝着眼,满脸的皱纹挤作一团,“不如先做好准备哈,对付了搬头尸再找答案也不迟咯。”莫炎和我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一齐同意了老田的说法,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搬头尸,至于那些疑问也只能等到之后再说了。曼林和岩虎的尸体早已处理干净,竹楼上的血迹被清水冲刷清除,完成了一系列的扫尾工作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安排着下一步的行动。鬼丝蚕制造的越人鬼丝必须通过人的口鼻才能进行传染寄生,莫炎的灵火可以有效地融解鬼丝,因此它所造成的威胁并不很大。刑天营出身的搬头尸狡诈阴狠,而且身手间异常敏捷,又具备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小心戒备防范之下,我和莫炎再加上三把猎枪应该可以对付它们。可现在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1+1>2的理论在这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任凭怎么推敲思考,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我烦躁地走出楼门,点上了一支烟。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大脑不觉有些晕胀,我放眼望向四周的山石树木,分散着自己的意识,借此缓解压力和不适的感觉。竹楼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四面山丘环抱的平地,竹林树木错落有致地在周围成片生长。突兀群起的山石遍布整个地区,但在平地间却多出了许多土壤。这些土壤的质地松软得宜,行进时脚下的感觉很是舒适,云南少数民族居民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开垦田地,播种一些适宜的农作物。这里的条件照理应该符合,却似乎没有被利用起来。心中一时好奇,在竹楼上观望一阵后我来到了楼前的平地,阳光透过树梢竹楼缕缕投下光影,竹楼所处之外的地面在树荫的作用下阴凉舒适。我四处走动了一下,脚步惊动了树荫中的什么东西,悉窣声接连响起,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壳的长翅膀的,大大小小的昆虫四散逃窜,这里的虫子还真多。环视周围的植物,冷杉、红松、巨龙竹……居然是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疯长植物!“山石如龟甲,黄土嵌中生。丛荫似绿被,谷粟总无存。”原来是荫生虫豸局,这里犯了农垦风水的大忌,四周的植物遮阳蔽日滋生虫豸,加上山石困扰无法彻底清除这些植物,所以也就无法将此地作为农垦之处了。虫豸?我呆滞了一下,虫豸局是百虫会聚之局,百虫共存则彼此互相钳制,其中必有虫豸之首!欣喜间立刻叫来莫炎,将这里的局势理解和他解说了一下,莫炎听后没有言语,转身立即钻进了身边的林子。“庄稼稻谷最怕这山沟沟里的虫子咯。”老田看着地上爬动的昆虫道,“六八年的时候,就闹过几次虫灾,哈尼的追玛说是树妖作怪咯,砍了几片林子才搞好的哈。”看来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云南的一些地域肯定也与这里类似。枝叶晃动中,莫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似乎有了什么发现,伸至面前的手掌完全摊开着,指间夹着三只个头不小的蜘蛛。“好大的蜘蛛~~”S一脸恐怖的闪在了晖儿身后,后者的脸色也不好看。“虫豸局百虫共存,这就很容易造成某种昆虫的霸主地位。”我看了看他手中的蜘蛛,“这和原始的养蛊原理相同,所以虫豸之首或许可以作为蛊虫的克星。”“运气不错。”莫炎接道,“这里的虫豸之首是蜘蛛。”“怎么说?”他是虚灵和生物方面的大行家,这话里似乎另有深意。“这种狼蛛喜欢捕食软体虫。”莫炎在狼蛛的尾部拉了一下。“它可以对付鬼丝蚕?”虽然有些振奋,但我心中却也不住担忧。莫炎没有回答,而是转向了老田:“山上哪里蜘蛛网多?”老田眯眼想了会,伸手在蜘蛛的尾部摸了几下,两指夹着拉出一截蛛丝,细看了一会之后眉头一展,似乎想到了什么。“要这种蛛丝哈?有得好多咧。”老田咧嘴笑道,“老汉认识山边边的苦聪人咯。”“苦聪蛛衣?”莫炎语气间有些舒缓,“那更好,现在就去。”两人回屋收拾了一下行囊,在和我对过手表之后,莫炎便跟着老田向西侧的山边出发了。留守在竹楼的我们并没有闲着,我用驭金能力做出了一些锯齿钩链埋在了竹楼周围,又在竹楼的地板和墙壁缝隙间藏下了几十条金属丝,接着我和晖儿、S又做了些尖头的短木棍布在了四周。一般活尸性属土,以木克制它们是最好的方法,搬头尸或许会例外,但至少能够给它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威胁。就在我们将一切布置停当的时候,莫炎和老田已赶回了竹楼。老田笑呵呵地从背囊里拿出了两件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感觉让人很容易误认为是土纺的毛衣,做工虽然粗糙简陋,但却致密地看不出任何的缝隙。莫炎解开手中的一个小袋子,几十只狼蛛从袋子里冒了出来,纷纷爬上他的手臂。一片柔和的火光在他身体上泛出,那些狼蛛都是一抖,转而安静地伏在了他的衣服上。莫炎轻嘘一声,狼蛛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各自迅速爬下地面,一部分隐藏在了屋子的四角,其余的则沿墙而上用蛛丝将自己吊在了屋顶的角落。“蛛衣你我各穿一件。”莫炎丢过一件蛛衣给我,“鬼丝射出时用身体去挡。”接过蛛衣我大致明白了他的用意:“那就是我们俩做诱饵抽取鬼丝。”“还要你转的快才行。”莫炎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公孙、晖儿和老田和尸獾坐在炉边。”五只灵巧的尸獾已完全现身在众人面前,乖巧机灵地在晖儿等人身边蹲伏了下来,看样子它们准备和这三人形影不离了。屋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时间已是傍晚时分,莫炎到围炉边上点起炉火,双手搓动几下直接伸入燃烧的火焰中。一股乌色的火焰隐约地在熊熊炉火中晃动了两下,渐渐隐入围炉的木炭里。莫炎又拿出了一些干粮和食水分给大家,估计是对屋里的食物有些不放心。老田不知从哪里弄了些草来,又从草叶的中心部分摘下了一些圆粒状的东西,逐一递给大家。“坐拿草的草心,这东西可是黑曼陀罗的克星咯。”老田笑着将一颗草心丢入口中。我试着也吃了一颗草心,那股苦涩酸麻的味道直冲大脑,整个脑部立刻处于兴奋状态,四肢间有些轻微的麻痹,但很快就觉得手脚灵活了许多。“这东西也有麻痹作用。”莫炎提醒道,“不要多吃,闻到花香后再吃一颗。”中药药性,我最头痛的东西,如果林岳在的话估计又能给解释上半天了。想起这小子,好像最近一直没有来电话骚扰我和S,难道他转性了?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我和莫炎不住地警惕着周围的变化;S和晖儿填好子弹,将短柄猎枪放在身旁隐蔽的位置;老田则向我讨去了巴查的砍刀,铜炮子猎枪也已掖在了屁股下面。一阵奇诡的闪动在眼前飘过,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仔细聆听,屋外的树丛中蹲伏着五个诡异的身影,彼此没有交谈,只是互相打着手势。一个瘦小的身影挥了下手臂,其中两个猿猴般地爬上了楼旁的大树,余下三个则悄悄地钻进了竹楼的下部。我一边聆听,一边轻声向众人说明了情况,S和晖儿小心地端起短柄猎枪注视着地板,老田则仰头观察屋顶的变化。猫腰起身,我正想发难,却被身旁的莫炎一把拉了回来。“屋顶那两个是新鲜脑袋。”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柔和的笑容。十一、饬金之灾自从在家里见过这种笑容之后,莫炎便一直没有笑过,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居然笑了出来,难道是有什么发现?“老田和王亦凡对付屋顶上的两个。”莫炎快速吩咐道,“记得要打烂头部。”接着他示意晖儿和S用枪瞄准地板上的两个位置,自己则盯住了第三个方位。“鬼丝蚕喜欢新鲜人脑。”莫炎用胳膊碰了我一下,低声道,“别发愣,先解决两个。”原来他嗅出了屋顶两具搬头尸的头颅是新鲜的,之前曼林刚换上岩虎的头颅时,那条鬼丝蚕就是在头颅里的。一股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味道十分地轻柔,但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睡意。众人立刻又吃了一颗坐拿草心,这帮搬头尸应该准备动手了。心念一转,屋顶的锯齿钩链突地飞出,蛇行盘绕下遍布倒刺的链条将两具搬头尸瞬间捆住,链条上锐利的勾尖死死嵌入它们的身体。钩链牵动猛拉,几下便将搬头尸勒切成了数块,两具没了双手的上半截尸身被拉下房顶掉在了地板上。轰地一声,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开了火,喷射的弹药将尸身头部轰成了血团。两块金属片悄无声息地包裹住了尸身,咯咯扭响中,将它们扭碎挤压成了肉沫。没有任何机会反抗的情况下,楼顶的两具搬头尸就这么被解决了。我心头涌上一阵喜悦,正想转身去帮晖儿,却看到竹楼的地下突突几声破开了三个大洞。三道人影从洞中飞射入竹楼,身形轻巧怪异,衣衫飘然有如鬼魅。这帮家伙还练过轻功?心下不及多想,锯齿钩链立刻缠绕了上去。“不对!”莫炎脱口叫道,“别打……”我一愣神,钩链却已飞速收缩绞动,接着砰砰几声枪响,晖儿和S也相继击中了人影。撕裂声下,衣服的碎片落了一地,许多黑褐色的碎块夹杂其中,耳边则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嗡嗡声。“是虎头毒蜂!”莫炎冲我吼道,“小心毒刺,蜇上就死!”这种毒蜂的大名早有耳闻,台湾曾经震惊一时的登山者毒蜂事件就是这群小煞星干的,中毒的人救治不及会因肾衰竭而迅速死亡。当时只是数百只便摆平了十多人,而现在屋内黑压压的足足聚集了上千只。竹楼间埋藏的金属细丝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我的控制下,众人身旁围起了一道交错的金属细网,凶猛而来的虎头毒蜂被挡在外面,黑压压地蒙了厚厚的一层。金属细网的网格虽然很小,但那些虎头毒蜂却拼足了劲儿地往里挤,那种疯狂的攻击欲不禁让人骇然。必须速战速决,心念一定金属细网闪电般地反向包裹了起来,密密麻麻的虎头毒蜂严严实实地被网了起来。我双手虚抓一拉一拧,金属细网顿时拉长扭动,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噗噗声,上千只毒蜂变成了无数的碎片掉落一地。毒蜂尽灭,我刚喘口气,耳边却传来两声枪响,子弹在脚下激起一片竹子碎屑。抬眼间,晖儿和S正忙不迭地填装弹药,脚下有古怪?身子向前一滚,我头也不回地闪到一边,与此同时脚下原本站立的地面喀嚓一声碎开了一个大洞。四周一阵死寂,除了围炉中细微的噼啪声和众人的呼吸,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我暗暗咬牙,这帮搬头尸简直就是偷袭的祖宗,什么阴损招数都能想得出来,而且一击不成便销声匿迹,让人防不胜防。莫炎一直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两脚跪伏,双臂下垂,食指中指支出,抵在地上。方才的攻击是他查觉叫破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冷冷的脸上已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窗棂一翻,两个紧身短打扮的男子自两侧掠入屋内,落地一滚,身躯有如弹簧一般反弹跃起,空中交错间彼此单手对抓,一个回旋将对方反抛出去。杂技般的高难度动作在几秒内完成,我来不及惊叹对方身手的敏捷,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他们手中牵拉着的绳索。两人落地时借力猛拽,楼顶一抖发出阵阵怪响,想拆楼顶混水摸鱼?我不由冷笑,嗖嗖几声,惯用的半月弯刀飞斩绳索。绳索应声而断,两人一个趔趄跌了出去,就地一滚翻出了窗外。铜炮子猎枪轰然开火,骨肉撞击声中一个人影飞撞在墙上,倒地呻吟间却是一旁看守地板洞口的老田。其余三人一下没了动静,回望间一个瘦小的男子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晖儿与S的中间,双手各持一支尖竹,环扣在两人的脖子上,尖端直直抵住她俩的咽喉。“两位聪明的就别动。”瘦小男子阴笑道,“我胆小,受了惊吓手会不听使唤。”晖儿和S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我,莫炎则一动不动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五只尸獾围在瘦小男子的身边,浑身毛发立起,却不敢近前半步。“挟持她们有意思吗?”我心中一震,脸上却显出不耐烦的神情,“别无聊了,有种放马过来较量一下。”“嘿嘿,阁下还不是很清楚形势嘛。”瘦小男子继续阴笑,手下用力,殷红的血痕顿时出现。“住手!”我立刻软了下来,这家伙的确不好缠,“听你的就是。”瘦小男子口中呼哨一声,方才两名男子狸猫般地窜入竹楼,一左一右地挟在了我的两侧。抽勒几下,一根坚韧富有弹性的绳索捆住了我的双手。看来是早有准备,连牛筋绳都用上了。“这位怎么一直跪着不动啊?”瘦小男子怪声道,“别想玩什么花样。”莫炎依旧不动,抬头望了望他:“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身边两名男子立即闪了过去,瘦小男子一副猥亵的样子:“你就不怕我杀了这俩小妞?”“杀就杀,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朋友。”莫炎居然悠然了起来,“和我有什么相干。”瘦小男子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嘴上阴笑不止,摆头示意两名男子制服莫炎。那两名男子似乎对莫炎有所顾忌,在身旁迟迟没有动作,只是不住发抖。我这才发现,围炉的火焰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紫色,几道火焰沿着地面蜿蜒地形成了一组奇怪的环状图形,而那两名男子的脚下正踏在环状火焰中。瘦小男子查觉有异,面色一寒,手中尖竹正要刺穿晖儿和S的咽喉,却不知为何手软了下来,晖儿和S趁机掰开他的手臂,快速逃离。惊讶中他发现了脚下盘绕的火环,怪叫着试图挣扎,但却丝毫不起作用。莫炎的渐渐直起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

                        膑没有再推辞,但是提出一个要求:“齐、魏之间必有一战。在那一战发生之前,请允许下臣仍旧秘密居住在田忌府中,不公开露面。而且,下臣在齐国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为了庞涓。”孙膑说着,轻轻地合上了眼睛,仿佛想起了他在大梁的痛苦岁月。围魏救赵上一章写到,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54年)冬天,赵国进攻卫国,攻占富丘及漆地。卫国向魏国求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八万大军伐赵救卫,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据《战国策》记载,大夫季梁本来外出办事,听到魏惠王要讨伐赵国,半路上又折了回来,顾不上整理衣服上的褶皱,拍掉头上的灰尘,就跑到宫里去见魏惠王,劈头盖脸地问道:“听说您已经下令庞涓讨伐赵国,有那么回事吗?”魏惠王说:“是,怎么啦?”“为,为什么?”“赵国无故侵略卫国,寡人重振先君的霸业,出面主持公道,有何不妥?寡人还想问你呢,派你去出使楚国,怎么现在就回来了?”魏惠王不满地看着季梁。“是这样的——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正驾着车往北走。我问他去哪,他说去楚国。我就奇怪了,楚国在南边,你往北走怎么可能到得了楚国呢?可他说没关系,他的马好。我说,马是好马,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他不差钱。我说那还是不行,两码事。他又说,他的车夫技术很好。我便不再说话了。您想想看,他把方向搞错了,马又好,钱又多,车夫技术也好,这不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嘛!您现在要重振先君的霸业,想取信于天下诸侯,却又仗着兵精粮足去攻打赵国,这和想去楚国却拼命往北走有什么区别?”成语“南辕北辙”,即出于此。可惜的是,季梁苦口婆心,却阻挡不住魏惠王炫耀武力的雄心壮志。即便是后来秦国乘虚而入,攻占了魏国的少梁,也没有动摇魏国攻占邯郸的决心,反倒是促使庞涓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353年春天,赵成侯的使者来到了临淄,请求齐威王派兵救援赵国。齐威王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相国邹忌反对救赵,他认为魏军势大,庞涓又善于用兵,齐军未可与之争锋。大夫段干朋等人则主张救赵,主要理由是魏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再攻克邯郸,将赵国置于控制之下,甚至吞灭赵国,将对齐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到了第二天,邹忌又突然改变主意,同意了段干朋的意见。个中原因,是邹忌的一位门客公孙阅当天晚上对他说了一番话。公孙阅说:“此番伐魏,田忌必定为将。如果战争获胜,则您也有功。如果战争失败,田忌不是战死就是逃亡,命运全掌握在您手上。这样的事情,您又何乐而不为呢?”邹忌不是圣人——世界上本来也不存在圣人,公孙阅的话很轻易便打动了他。是啊,何不让田忌这个傻瓜去冲锋陷阵呢?输赢只是国家的输赢,对他邹忌来说,却是旱涝保收。田忌很快被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支军队的人数和庞涓带领的军队一样,也是八万人。就当时而言,这已经是齐军可以出动的极限了。孙膑则以军师的身份,坐在轮椅上随军出征,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出现的军师的形象。很多人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着羽扇坐着小车的形象感到疑惑,会提出“他又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坐轮椅”之类的问题,答案已经写在这里——五百年前,军师的祖师爷孙膑就是这么出场的。田忌领受了命令之后,便立即整顿军马,准备开赴邯郸城下与庞涓决战。孙膑却给了田忌一个否定的意见。“恕我直言,魏国武卒横行天下数十年,所向披靡,胜多败少。如若正面交锋,八万齐军绝对不是八万魏军的对手。”“可是救兵如救火,咱们如果不去邯郸城下,还能去哪?”田忌对此表示不解,“而且,庞涓将军师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您不想早点将他的头砍下来,快意恩仇吗?”孙膑摇摇头:“个人恩怨总是要解决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不是找庞涓算账,而是如何打败魏军。我实话跟您说,庞涓虽然阴险,却不失为一代名将。我军如果不远千里赶去救火,他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击败我军不过是举手之劳。”“就算是军师也斗不过他吗?”“胜败条件一目了然,就算是家师鬼谷子到场也无济于事。”“那我们该怎么办?邯郸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如果我们再按兵不动的话,邯郸必破无疑。主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当不起。”田忌想到邹忌对自己的态度,不觉眉头紧皱。“当然不是按兵不动。”孙膑说,“我们是来解围的,不是来打架的。解围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便会身陷其中,反受其乱。我的建议是,避实就虚,不要去邯郸,改为直接进攻大梁。”“大梁?”田忌眼前一亮。“没错。庞涓围攻邯郸,带走了魏国的精锐,连秦军进攻河西都不回防,可见其志在必得。但是如果我们进攻大梁的话,他绝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赶回来救援。这样一来,邯郸的压力就小了。而我们以逸待劳,在魏国与庞涓决战,主动权操纵在我们手里,获胜绝非难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计。在一本名为《三十六计》的小册子中,“围魏救赵”被列为第二计,其原文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攻打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散再打;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待其士气低落再动手。应该说,这既是孙武用兵的原则,也是孙膑兵法的精髓。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从齐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孙膑就开始不断地使用各种手段迷惑庞涓。先是向南进攻魏国战略要地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平陵虽然城池不大,然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历代魏君都十分重视经营平陵,将城墙修得又高又坚固,留有重兵防守。从齐国出兵进攻平陵,途中还要经过宋、卫两国之间的市丘,辎重队伍很容易遭受攻击。因此,从表面上看,齐军一出国便进攻平陵,显然是不明智的。这就给庞涓造成了一种“齐军无人”的假象。部队接近平陵的时候,孙膑又命令主力停下,千里迢迢从临淄和高唐调来地方部队担任主攻。结果可想而知,齐军被打得铩羽而归。消息传到邯郸城下,庞涓不禁冷笑一声,认定齐军主将田忌不过是个草包。但是几天之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支齐军战车部队绕过平陵,轻装疾进,直接突入大梁城郊,烧掠了十几个村庄,而且放出风说,齐军主力部队即将到来,准备血洗大梁,一泄当年禀丘战败(公元前405年)之恨。大梁城内人心惶惶。魏惠王沉不住气了,派人给庞涓送去一封密信,令他火速回师救援大梁,稳定局势。庞涓收到密令,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信息作了一番分析,得出一个孙膑极想要他得出的判断:齐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无非是想趁火打劫,从魏国捞到一点好处罢了。那样的话,邯郸之围可以不解,只需他带领少量部队火速返回国内,便可一举击败齐军。他不知道,齐军所有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的昔日同窗孙膑正端坐在中军大帐中悄悄操纵着一切。这件事被列为最高机密,就连齐军中也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知道。庞涓决心快刀斩乱麻,命令魏军主力继续围攻邯郸,自己则带领两万部队偷偷离开了邯郸城下,日夜兼程赶回魏国。《孙子兵法》第七篇第二条记载:“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简而言之,以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急行军必定导致士兵大量掉队。急行一百里,掉队百分之九十;急行五十里,掉队一半;急行三十里,掉队三分之一。因此,急行军乃是兵家大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可轻易使用。但是庞涓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他只想快点赶回国内击溃齐军,好让魏惠王放心。当他带着一万余名疲惫不堪的魏军赶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八万名吃饱喝足、气定神闲的齐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军被击溃,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他被押解到齐国的中军大帐。在那里,他见到了田忌,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庞涓先是惊愕,接着大笑起来。“果然是你,果然是你!”他用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声音说,“从这场战斗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你在背后操纵这一切。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手段将我从邯郸城下骗到这里来?只有你,只有你有这个本事让我上当。我真后悔,当初在大梁为什么没有杀掉你,为什么要留你一条性命?杀掉你我就是天下第一了……不,你其实并不比我强,对吗?如果你比我强,又何必费尽心思将我骗到这里来,又何必躲躲藏藏不敢现身,何不在邯郸城下与我光明正大地决一死战?你还是怕我,怕我在战场上打败你。你害怕人家会说,鬼谷子最得意的弟子是庞涓,孙膑只是个废物,是个懦夫!”说罢又是一阵狂笑。孙膑只是怜悯地看着庞涓,静静地等他把话说完。他不想对庞涓的话进行任何反驳。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头使他明白人间的险恶,也明白人类的各种雕虫小技。庞涓歇斯底里也罢,装腔作势也罢,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他知道,自己只要轻轻一挥手,刀斧手便会将庞涓拖出去,转身拿进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不想那样做,他甚至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庞涓的双脚砍下来,再在庞涓脸上烙上一个硕大的印记。那样的话,他与庞涓又有什么区别?他命人将庞涓押下去,暂且关押起来。田忌忍不住问孙膑:“您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孙膑说:“邯郸局势未明,留着他还有用处。”果然,几天之后消息传来,邯郸陷落了!原来就在桂陵之战的同时,围攻邯郸的魏军发动一次总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城门。赵成侯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突围而出,逃往代地避难。魏军战斗力之强,委实不是吹的。此后,韩国出于害怕齐国势力西扩,也加入了魏国的阵营。公元前352年,魏、韩联军在襄陵(今河南省睢县)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可见孙膑也不是百战百胜的)。战争持续了两年。公元前351年,楚宣王派大将景舍调停各国争端。齐、魏、赵等国在漳水之滨缔结了和平条约,史称“漳水之盟”。作为交换条件,齐国将庞涓送回了魏国,魏国则将邯郸交还了赵国。楚国从中渔利,获得魏国在睢水流域的大片土地。对此,《吕氏春秋》评价道:(庞涓)围攻邯郸三年,士民疲惫,国家空虚,舆论批评,诸侯耻笑,魏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魏文侯建立的百年霸业,根基已经松动。第六章商鞅之死漳水之盟暂时解决了赵、魏、齐等国之间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是对于魏国来说,战争尚未结束。公元前351年,秦国再度出兵进攻河西,攻克上郡的战略要地固阳(今陕西省延安)。公元前350年,魏军在大将龙贾的带领下发动反攻,双方在定阳(亦在今陕西省延安境内)展开大战。几个回合下来,秦国人发现,虽然魏军在桂陵之战中遭到失败,实力却损失不大,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魏将龙贾也不是等闲之辈,曾经主持修建大梁以西的长城,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将才,在战场上挥洒自如,多次打得秦军丢盔弃甲。双方打了一年之后,秦国主动提出和谈。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举行会盟,缔结了和平条约。魏惠王终于跌跌撞撞地稳住了局势。公元前348年,刚刚即位一年多的赵肃侯来到阴晋与魏惠王相会,赵、魏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后数年,中原基本无战事,魏国抓紧时间休养生息,原本就富庶的三河地区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到了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感觉到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忍不住蠢蠢欲动,准备以朝觐周天子为名,召集鲁、宋、卫、邹等“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重图霸业。就在魏惠王紧锣密鼓地筹备会盟的时候,秦孝公突然派了一位使者来到大梁。这位使者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魏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现任秦国大良造卫鞅。自立为王的逢泽之会卫鞅的来访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魏惠王的部署。按照魏惠王的本意,召集诸侯会盟,一是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是“以西谋秦”,想发动大家都来与秦国为敌,共同挥兵西进,抢占秦国的土地,将秦国打回“老、少、边、穷”的原形,甚至从地图上抹去。卫鞅一来,便对魏惠王说:“寡君听说您要举行诸侯会盟,共同朝觐周天子,特派下臣前来表示祝贺。寡君特别交代下臣问一下,秦国虽然偏小,但也是周朝的诸侯,这种尊崇王室的大好事,为什么不知会他也来参加?”话说得委婉,实际上是在告诉魏惠王,你心里打什么主意,秦孝公全知道。魏惠王也是江湖老手了,马上说:“寡人不只是没邀请秦国,也没有邀请齐、楚、赵、燕、韩等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魏国是个小国,势单力薄,虽然有尊王之心,却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敢对大国发号施令。寡人这样回答,不知道秦伯是否满意?”周朝的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三晋虽然是后起之秀,却都被封为侯爵。而秦国虽然早就立国,却一直是伯爵,是以魏惠王称秦孝公为秦伯。卫鞅说:“您谦虚了。魏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带甲三十六万,北克邯郸,西围定阳,分明是天下第一强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卫鞅这样说,魏惠王不觉微微一笑,面露得意之色。“但是,令下臣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以魏国之强而召集诸侯会盟,为什么只请宋、卫、鲁、邹这样的小国?这些国家诚然便于驱使,却不足以支撑您的王图霸业。”卫鞅说到“王图霸业”四个字,偷偷地看了魏惠王一眼,只见他两眼放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显然已经被打动了。他赶紧趁热打铁,继续说道:“依下臣之见,您不如向北争取燕国,向东讨伐齐国,则赵国必然死心塌地跟从你;向西争取秦国,向南讨伐楚国,则韩国也会听从您的指挥。您以伐齐、楚之心来顺应天下之志,则王图霸业已现。您大可以穿上王服,登上王位,以王者之尊率领天下诸侯图谋齐、楚。”“王者之尊?”魏惠王打了一个激灵。谁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王”指的是周天子。虽然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群雄并起,早就没有人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但是诸侯再大,也只是诸侯,最多到周天子那里讨个方伯(霸主)的称号,用以号令天下,还没有人敢将这个“王”字加在自己身上。当然,楚国是个例外,它一开始就自认是化外之国,还在山旮旯里茹毛饮血的时候就自封为王,中原各国打心眼里是看不起的,也是不承认的。现在卫鞅提出魏惠王也可以称王,魏惠王激动之余,不禁又打了一个问号:这样做,行得通吗?卫鞅看出了魏惠王心里的犹豫,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下臣出访之前,寡君明确表示,您若称王,秦国愿意拥戴。寡君虽然不能亲自赴会,但是一定会派公子代表他参加,以示尊重。”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记得,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已成定局之际,孙权曾经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信,劝他称帝。曹操大笑,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意思是,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魏惠王却没有曹操的智慧,他完全被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乐滋滋地接受了卫鞅的建议。他就没想想,秦孝公能对他安什么好心吗?不久之后,由魏国召集的诸侯大会在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召开。宋、鲁、卫、邹等国诸侯参加了会盟。秦孝公没有食言,派公子少官前来祝贺。就在这次的会盟上,魏惠王“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牌,从七星之旖”,也就是扩建宫室,制作王服,竖立天子的仪仗,过足了当天子的瘾。同时他也犯下了即位以来第三个大错。第一个大错:不听公叔痤的建议,既不重用卫鞅,又没有杀掉卫鞅,以至于其为秦国所用,成为魏国最大的威胁。第二个大错:误以为孙膑里通齐国,判处其刖刑,结果孙膑果真为齐国所用,在桂陵大败庞涓。这第三个大错,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中了卫鞅的嫁祸之计,妄自尊大,自立为王,成为

                        中哪位神佛促使我默下了一本天书?心下疑惑,眼睛却不断地蚕食着纸张上的文字,在全数通看之后我和晖儿再度茫然对视了起来。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稿啊?!从开篇文字来看《闻风拾水录》的记载内容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前,行文意思之间似乎说明了它一直是延续相传的,有些篇章语句甚至可以看得出是经过不同朝代的人整理重排而成的,但究竟是怎样传承却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说明。书中大致说的是一些传说中的珍奇鸟兽、山魈灵怪的习性和彼此的关系,还有些是有关五行相生相克及关乎风水的原理解释,其间夹杂着几个写在方框里的篆字,像是图章之类的东西。通篇之乎者也的文字简洁间透露着某种神秘的寓意,若非自幼古文功底扎实,恐怕很难得知其间的奥妙,但即便如此却也令我看得头晕目眩。“这……这是什么书稿啊?”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语下意识迸出,对视间大脑还沉浸在方才的恍惚之中。“亦凡,这是你写的啊。”晖儿茫然而惊异地说道,“一小时不到的功夫,你足足写了几十页,难道这些文字你自己都不知道?”“几十页文字……”这疑问几乎在大脑中第一时间产生,可答案却不是我这个“作者”能够提供的,“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东西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亦凡,别急,先冷静一下。”晖儿一脸不忍地抱住了我,“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相信,都能接受。”说什么?现在能说什么呢?难道是……我深吸一口气,缓声地将在S家见到的恐怖情景和医院的诡异事件向晖儿讲述起来。看着她脸色间的变幻和微颤的身体,几番不忍中还是继续了下来,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自口中消失,两人又是一阵无语。“黑色的小蛇会不会就是首尾相连的一行行文字?”晖儿突地问道。“也许是的,至少现在看来可以这样理解。”思维渐渐被晖儿的话语带动了,“那方形的物体现在想来或许就是书本之类的东西。”“太诡异了,梦中所见的天书,内容全部都是强行灌输在你大脑中的。”晖儿难以置信间又有些感叹,“就像计算机加密储存的数据,输入导出完全没有任何的痕迹。”“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现在这会,脑子里的那些文字的记忆非常深刻,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似的,之前却一点都没有。”“这也太玄妙了……”晖儿身体忽然一震,脸色倏然苍白,“那你看到S身上的怪物也是……”“但愿那不是真的……”也许是太过注意自身状况的关系,我俩完全忽略了S身上那条诡异的怪物,“可这么诡异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镜子!那面镜子后来你放在哪里了?”晖儿望着我若有所思地问道,“送你去医院以后,S和我一直等到早上才放心离开。去她家拿包的时候,那面镜子没有了,我们还找过一阵。”“不记得了,好像在发病的时候那镜子就消失了似的。”回忆中的片断有些模糊,“记得之前是拿在手上的,掉落下来的话也只会在我们坐的地方。”“镜子和信……”晖儿像是想起了什么,“亦凡,那信和镜子会不会和这些事情有关系?”“不管是不是有关系,你我都无从着手求证。”轻叹间心情凝重了起来,“至少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值得担心的倒是S。”……“看样子还是活蹦乱跳的,害我们那天白担心。”S的语调还是那么冲人,不过声音却比往常低了十六度。“亦凡的同学医术很不错的,这回也亏得是他帮忙。”晖儿笑道,“S你的脸色比上次差了很多,身体不舒服可别硬撑啊。”脸色差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此刻的脸色绝对可以和S匹敌——因为那张狰狞得足以杀人的面孔正嘲弄地在我身侧晃动。自望见S第一眼,一种跌入冰窟般的寒冷便牢牢地裹住了身体,无论如何刻意回避,那只怪物却还是映在了眼底。如果不是事先潜在的心理准备,只怕当场便会惊呼出声。跟着晖儿走进屋子,我一直保持着散涣的眼神,以此逃避那个恐怖且令人作呕的影像,心中茫然的盘算着不知答案的疑问。除去以耳朵听力因病有些障碍来搪塞S的好奇之外,我几乎沉默到完全隐藏了自己的存在。S依旧像往常一般坐在我和晖儿之间,虽然显得有些精神不振却也和晖儿谈得起劲。那蛇身依然如当日那样盘附在她的身上,虽然不像镜后透出的影像那样清晰,但也足以令我完全分辨出它的存在。竭力地伪装下,一付视而不见的表情浮现在了脸上,可心中的颤栗却始终挥散不去,况且那只怪物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停地晃动着头部扭曲着身体对我一再探视,那诡异的眼神和恐怖的脸部形成了天下最为残酷的刑罚。“老婆,S的身体不好,还是让她多休息吧。”既然眼前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日所见非虚,留在这里也未必能找到解决之道,还是寻个借口早些离开这里,更何况我也无法继续忍耐那令人作呕的骇人怪物了。“切,你这家伙来了就一言不发,我和你老婆聊得起劲呢。”S不满道,话语间那怪物的头颅摆动了一下,一段身躯已盘上了S的脖颈,头晕的表情立即出现在她的脸上。“S,没事吧?你还是多休息休息,我们也不打搅了。”晖儿关切地说道,对方则无奈地点了点头。离开S家,颤栗阴寒的感觉渐渐退却,大脑中漫无目的地搜索着各种正统教育下的常识条目,苍白无力地想寻找出某个解决的方法,但这一切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答案。“应蚺,木旺金虚,人首蛇身,面如妇人,乌睛利齿,喜食人脑髓,夜半辄呼人名,应之,附于人身,当下无恙,七日后,子时现形,开脑吸髓,虽深室密椟,不能藏也。”伴着脑中闪现的文字,我轻声地诵读出来。“亦凡,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晖儿在一旁莫名道,“你一直不出声我都不敢问你怎么了。”“S身上的怪物,是应蚺。”我答非所问道。“什么?应蚺……”晖儿望了望我凝重的表情,回过神来,“你是说你看见了……上回那条蛇一样的怪物?!”记忆里刚才那段文字是《闻风拾水录》中的一段记载,这段对应蚺的描述正好印证了在S家的所见所闻。虽然不知大脑中是怎么跳出这个记忆残片的,但却有了一种溺水者抓到了绳索的感觉,或许就此真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是的,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确实看到之前的那个怪物。”将车驶进车库停下,我正色地说道,“而且刚才那段文字应该就是对这个怪物的描述,仔细翻阅一下那本书稿,也许可以找出对付它的办法。”……“呵呵,那明天给你带来。拜拜~~”晖儿挂上电话,一脸恐惧地冲我点了点头。刚才的电话是我让晖儿打给S的,假说家里有人送来些调制好的风味猪脑,问她要不要尝鲜。“从来不吃动物内脏的S听到电话后是不是口水直流似的?”我问晖儿。“嗯,她非常的感兴趣,像是最好马上送去似的。”晖儿担忧的说道。“那东西最喜欢吃脑髓,S估计就是受它的影响,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我看了看手中的书稿,“‘七日后,子时现形。’这么算来的话,明晚子时就是它袭击S的时候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S吗……”晖儿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办法?办法不是没有,可怎么去做就很成问题了,我暗暗叹了一口气。自进门后便翻阅了整篇书稿,很快找到了刚才所说的关于应蚺的文字描述,与先前的记忆完全吻合,而至于它的天敌则是——金翅天龙。“金翅天龙,金盛火败,有翅能飞,长三寸三分,遇蛇虫飞于颅上,吸其脑髓而食,故克之。”我连拍几下额头,烦躁道,“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揣摩这段说明了,但还是找不出方法。古代把蜈蚣叫作天龙,这金翅天龙应该是种有翅膀的金色大蜈蚣,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根本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呢?”“亦凡,你别急,我们再想想。”晖儿劝道。“算了,我去找找林岳,中医学上蜈蚣的药理名称也叫‘天龙’,这小子学医都学成精了,也许他会知道点什么。”我无奈的做了个手势,这下可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了。林岳已经睡的迷迷糊糊了,在电话里简短说明了两句之後,我便驱车前往他的宿舍,原本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哐哐哐……”在门被砸倒之前,林岳一脸睡意的应门出来了。“你老兄是不是用飞的啊?这么快?!”看来这小子接了电话之後又睡过去了。“得,别站这里,进屋说!”我连推带搡地把林岳“塞进”他的房间。“王亦凡,你最近是不是撞上什么了?上回莫名其妙的犯病,差点死过去,害得我鞍前马后的帮你抽液针灸,忙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回又大半夜的跑来和我说要找什么‘金翅天龙’?我说你没事儿吧你?”林岳听我说明来意后,眉毛立即又变成了四条。“去你的乌鸦嘴,谁有工夫和你瞎掰呢?”我根本没心情陪他耍贫,“反正告诉你,靠这东西救命呢,要是知道就快说,不知道的话我立马闪人。”“唉,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居然误交你这么个损友,害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啊~~”林岳一脸苦相的打开笔记本电脑,从包里拿出一个移动硬盘接上,灰头土脸的检索起来。我点上一支烟,拉过凳子坐在一边,作监工状。“金翅天龙……这东西有点玄乎,几百年都没人问津的东西。”林岳一边嘀咕一边在键盘上敲打着,“靠,这里上百G的资料与之相关的还不到千分之一。”“废话真多,你小子查出来没有?”心急的时候我就跟个包工头似的,这一点公司的下属估计比林岳更能体会。“这不正在查嘛?着什么急啊你。啊……有了,金翅天龙!”“怎么说?!”我一脑袋差点撞进液晶屏,“有没有说怎么找它?!”“小心点,这可是新买的电脑!”林岳一付守财奴的嘴脸,在确定电脑没有任何损伤后半死不活的说道,“别看了,都是梵文,你看了也白搭。”“啊?!”眼前呈现的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天城文,面对这印欧语系的老祖宗,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了,“你小子还真能搜集,找一堆看不懂的资料做摆设啊?!”“我说的是你看了白搭,可没说我看了也白搭啊。”林岳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招牌式的坏笑。三、灵灭如果现在就把拳头砸在这张满是坏笑的脸上的话,估计今晚的唯一希望也要破灭了,所以只能强压怒火,用温柔的可以杀人的语气和林岳打起商量来。“梵文这么复杂你也能懂,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啊。”这话连自己听着都言不由衷,“那能不能快点翻译一下,看看有没有方法找到金翅天龙?”“我看看,嗯,这段文字是天竺的一位高僧笔录的,很清楚的介绍了金翅天龙的习性、药理作用……”“先别理你的老本行,看看有没有说捕捉的方法。”看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我不由着急地打断了林岳的话,S的生命还有不到二十三个小时了!“怕了你了,这上面的确有说捕捉和使用的方法,不过翻译起来有些拗口。”林岳拿出纸笔,“我帮你誊在纸上自己看吧。”也不知道是方法的描述原本就很简单还是林岳的梵文功底确实了得,十分钟后林岳就交出了功课:“取活鸡一只,开膛,不放血。取盒子一个,盒子的材料需不入五行,左右各打九个孔。把鸡放进盒内,黎明前埋在极阴之处。鸡鸣之后取出,即可捕捉到金翅天龙。”我暗暗咬牙,这小子翻译的还真绝,药方不像药方,菜谱不像菜谱。算了,反正可以看懂,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就先告辞了,改天请你吃饭!”我揣好纸条,便要离开。“哎,等我穿件衣服。”林岳打开柜子拿出件防寒大衣,顺手又翻出一副手套。“干嘛?你也要出去?”我一时没回过神,这小子难道要跟着一起去?“靠,你老兄要抓的可是蜈蚣啊,大半夜的又要收集材料又要找地方的,多少也得有个人帮帮手。”林岳瞪着眼跟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你总不见得带着老婆去干这变态活儿吧?!”“你小子,关键时侯还挺够朋友的嘛。”我锤了林岳一下,心里仿佛轻松了许多。“没办法,交友不慎啊,上了贼船咯。”林岳感叹地摇摇头,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鞋盒大小的黑盒子,“那段文字末尾有句标注我没写上:‘有缘者得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几率大,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和这传说有缘还是没缘。”“管什么有缘没缘的,试试看吧。”我看见林岳又拿出一把电烙铁插在了插座上,“咦?你拿烙铁干嘛?要走就别磨蹭啊!”“急糊涂了了吧你。”林岳拿着发烫的烙铁在黑盒子上比划着说道,“盒子的材料要不入五行,这进口皮带的礼品盒正好管用,不过得先打好洞。”听到这话才恍然大悟,这小子果然细心,这黑盒子是有机玻璃制成的礼品盒,正好符合不入五行的要求,而且用电烙铁在盒子上烫洞的话也是又快又稳,我不由得对林岳暗暗佩服。“行了,咱们下楼吧。”不一会林岳便完成了任务,用报纸包好了盒子,顺手打开房门,两人一路小跑下楼。“去哪儿?”坐进车子,林岳劈头问道。“顺道先去城北我家附近的菜市场,现在三点左右,那里的鸡贩子应该是开始杀鸡的时候了。”我一边盘算一边说道,“然后从城北到城外九公里的地方有座小山,旁边有条河,应该可以找到所谓的极阴之地。”“嘿嘿,行啊你,这会儿条理倒是挺清晰的。”我苦笑了一下,林岳连夸人的话都显得那么损。我们从鸡贩子手里买下了一只个头不大的童子鸡,刚好可以放进那个原本不大的盒子里。三倍的价格使得鸡贩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话,麻利地将鸡活杀开膛,几乎没浪费什么血就丢进了盒子。飞速行驶下,很快到了目的地。车停在了小山北侧的一棵松树下,我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从后备箱拿出一把防陷铲,拉上林岳迅速地向山脚下的一处跑去。目标是山脚下的一处凹壁,前些年和晖儿在一次野炊时无意发现的。这是由于复杂的地壳运动造成的一处凹痕,仿佛两只人手一般的山壁形成了一个恰好容纳四五个成年人的空间。凹壁的上层有树木遮盖,周围被山岩隔离,阳光很难照射进来,可谓阴森之极。“前面还说你老兄条理清晰,怎么转眼就糊涂了?”刚要下铲挖土,却被林岳拉住了,“这个位置应该不是极阴位,我们去那边。”半信半疑地跟着走到凹壁的外侧,林岳看了看边上的河水,又拉起我的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指南针,走到两棵槐树之间,跺了跺脚说道:“就在这里挖。”山北,水南,槐树……该死,我立马在林岳所指的位置挖掘起来,心中一阵懊恼。“山之北为阴,水之南亦为阴,槐为阴木,三阴汇聚即为极阴之地。”《闻风拾水录》中的五行风水格局曾经提到过这类识别方法,可在忙乱间却没有回忆起这重要的片断,差点挑错地方。不过,林岳这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想到这里不禁望了望一旁正在收拾盒子的林岳。“别看我,我可不懂什么风水学说。”林岳笑嘻嘻地做了个怪样,“中医采药的时候必须熟悉药物的生长环境和地理位置,极阴之地的说法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看来当初没报考医科大学,损失的还不仅仅是一点点啊。我一阵无语,低头猛挖,不一会,一个足以容纳盒子的浅坑便挖好了。看了看时间,三点三十六分,马上就要到黎明了。我和林岳小心地将盒子放入坑里,盖上浮土。为了不惊动可能出现的金翅天龙,同时也为了御寒,两人躲进了停在附近的车上,焦急地等待着。在一阵极度的黑暗后,东方闪现出一丝曙光,我几乎是在听到鸡鸣的同时跳出了车子,冲向掩埋的地方,迅速地挖出了盒子。“我看看,我看看。”林岳一边轻声说着一边从我手中拿过了盒子,从两侧的孔洞中向盒内望去,但很快就失望的摇了摇头,“看来我是无缘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抓到。”一阵山风吹过,不由得心头一凉,但仅存的侥幸心理促使我不甘心地从林岳的手中拿过了盒子。就在并不抱什么希望的张望下,依稀自孔洞中看到几只浑身金色的多足昆虫在盒内缓缓爬行,那背部似乎还隐隐地贴着象蝉翼似的翅!一阵激动,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眼花后,便迅速地将盒子用报纸包好,起身走向汽车。“喂,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亚洲人a成免费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

                        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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